努尔哈赤之死

    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二十五岁时，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五十八岁时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号称十四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据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缓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据韩称：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终。

    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匾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衣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迪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衷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中间有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正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还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无“重伤”之人之病象。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而对于努尔哈赤死因，明朝方面是有记载见于文字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慑患疽死”。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同时朝鲜方面亦有类似的记载：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朝鲜《丙子录》也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

    李鸿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整日心情郁忿，加上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死去。

    皇太极死因

    对于皇太极的死因，《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单：“是夕，亥时，无疾崩”。真正引起皇太极暴卒的原因，史书甚少涉及，但如果对史料进行精心的梳理，可以发现，皇太极实际死于情殇，他一生惟独钟情宸妃，最终因哀恸宸妃而死。

    皇太极皇太极，清朝的开国皇帝，满洲酋长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继后金汗位，继承其父遗志，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继承了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版图，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后金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祟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像平常一样，忙碌了一整天。在一天中的活动中，并未显现出任何不祥之兆。晚上亥时，皇太极却“暴逝”于沈阳清宁宫御榻之上。

    对于皇太极的死因，《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单：“八月丙寅，贝子罗有罪论辟，免死，幽之。戊辰，以宗室巩阿岱为吏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星讷为工部承政。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从史料记载观之，皇太极当晚还在崇政殿办公，两个小时以后就无缘无故死在清宁宫，因为事出突然，就给了后人想象发挥的余地，在野史中多有猜测为多尔衮谋杀，这和之后庄妃下嫁多尔衮之谜联系起来，被描画的绘声绘色。而真正引起皇太极暴卒的原因，史书甚少涉及。但如果对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皇太极实际死于情殇，他一生惟独钟情宸妃，最终因哀恸宸妃而死。

    皇太极先后纳一后五妃，其中蒙古科尔沁赠福亲王莽古思家中就有三人。莽古思之女，名哲哲，十五岁时（明万历四十二年）嫁与皇太极，封孝端文皇后。天命十年（1625）后金迁都沈阳不久，莽古思之孙女，寨桑之女本布泰，也嫁给了皇太极，年仅十三，封孝庄文皇后，即福临（顺治）之母。而后，塞桑之子吴克善又把其妹，即孝庄之姐海兰珠送给皇太极为妃，《清实录》记载：“上偕诸福金迎至，设大宴纳之”。天聪八年（1634）十月封宸妃居关雎宫。宸妃进宫时已二十六岁，小于皇太极十七岁，比妹妹庄妃晚进宫九年，据说由于其知书、文静、美丽、睿智而深受皇太极的宠爱。

    崇德元年（1636），太宗即位时，宸妃的地位正式得到法律的确认，册封为“东宫大福晋”，位居四妃之首，仅次于中宫皇后，太宗赐其所为“关雎宫”，原自《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句。这本是爱情诗，取其义，则包含着太宗对她的爱怜至深。崇德二年（1637）七月，宸妃诞下一子，排行第八。皇太极破例召集群臣聚于大政殿，举行盛大庆典活动，旨次颁发大赦令。由他签署的告国中文告称：“今蒙上天的特别关怀，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特发此大赦令，使国人都得到应有的恩惠。他把这个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称为“皇嗣”，即等于宣布：他就是皇太子，朕的皇位继承人。朝鲜国王李综很敏感，马上给太宗上贺表，直称此婴为皇太子，并送上丰厚的贺礼。

    不幸的是，这个未来的嗣皇帝还不足一岁就染上了可怕的“天花”，于崇德三年（1638）正月夭折。宸妃无法承受精神的创伤，精神抑郁，情志不舒，体质明显衰弱。

    此时，皇太极屡屡向内地进攻，几经失败后认识到要得山海关必先得关外四城。于是在崇德六年（1641）命多尔衮、豪格分兵还守盛京，亲自督军围攻锦州。在明洪承畴率十三万援军奔驰而来的九月，紧张的松山战役之中，骤闻宸妃得疾，皇太极五内俱焚，留杜度、阿巴泰等围锦州；多铎、阿达礼等围松山；自己于九月十二日带着护从佯作军兵移动，急匆匆奔回盛京（今沈阳）。

    十日从锦州前线出发，十三日遭遇大风雪，但是泥泞的道路，阻不住皇太极似箭的归心。十六日右真王率百余骑来迎，皇太极详细讯问宸妃病情，听说稍愈，这才稍放宽心。十七日傍晚东渡辽河，距沈只九十里。王先谦在《东华录》记载这时情形写道：是夜一鼓，盛京来的使臣到，详细奏承宸妃病重。皇太极立即起营拔寨，先遣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询问病势。希福等在五更到达盛京时，宸妃已经薨逝，年仅三十三岁。冷僧机、索尼驰行途遇皇太极将此事奏报。皇太极恸哭。卯时抵达盛京，入关雎宫，至宸纪柩前恸哭之。此处二次连用“恸哭”可见其心急情哀。宸妃之死对皇太极在感情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自此以后，皇太极便完全沉浸在伤恸之中了。据《东华录》载：“上居御幄，不饮食者六日，朝夕悲痛。是日午时，忽昏迷，言语无绪（序）”。诸王公大臣惊问：“上何故？”皇太极答：“朕不知也”。事实上，皇太极自知是由于哀恸过度才造成的暂时昏迷。虽然皇太极自知“伤悼太过”，但仍不能自已，自十八日午前四时到盛京，六时入关雎宫哭宸妃，至二十三日正午已是六日不进饮食，哀伤过度而昏迷。皇太极宫中福晋众多，惟宸妃使他哀恸于衷。其时中宫孝端文皇后四十三岁，永福宫庄妃（孝庄文皇后）只二十九岁，此外尚有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等许多年轻的嫔妃，无论宸妃生前或死后，都没有转移皇太极对宸妃的钟情。

    由于皇太极追思怀念宸妃，忧伤不已，诸王、大臣深恐其愁坏身体。九月二十九日为初祭，皇太极又率原送葬人员前去宸妃灵前行礼祭祀，宣读祭文，赞颂宸妃的美德；又命喇嘛僧道做道场，为宸妃超度灵魂。皇太极表示要节哀，实际上他又做不到，仍然日夜追悼不已。据《东华录》记载，诸王贝勒奏请皇太极出外行猎，消解郁闷的心情，然而行猎回来，路经宸妃殡所，他又到灵前痛哭一场。皇太极十月二十七日冒雪吊祭宸妃墓前，追封宸妃为“敏惠恭和元妃”，对宸妃予以很高的封赠、赞誉。更可见皇太极忆念之深。此后常常去宸妃墓前哭祭。

    经过松山大战，洪承畴被擒，清军进占锦州这些重大胜利，皇太极仍旧思念宸妃。长期哀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及至崇德八年（1643）八月八日“夜坐清宁宫南榻，无疾而卒”。享年五十二岁，葬于昭陵，谥号文皇帝。

    皇太极此前据说患有“风眩”之症，自宸妃死后身体日衰，直至“无疾而卒”，可见致死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此前所有的“风眩”小症，而是“哀伤过度”。皇太极死后葬于昭陵，昭陵恰恰建于宸妃墓侧。如果在宸妃死前就已选定昭陵筑地，那么葬宸妃于昭陵西侧，乃出于常情。然而事实上昭陵建于宸妃死后二年，其地既不靠山也不傍水，不大符合帝王选择陵寝的要求。如果确在宸妃死后皇太极选定的，宁肯冒宿命的风水之禁忌，移山开河也要与宸妃相伴左右，这不能不说与皇太极对宸妃的爱恋之情大有关系了。

    顺治皇帝的死因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而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可以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的分析，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二百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十一个字，除时间，地点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死于天花。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年谱》。王熙是顺治时期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碉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王戎笙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张氏医通》中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天花的病症推断，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授遗诏。那么，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载的，顺治临死前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谁来即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1992年，厦门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偶然发现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该书中有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是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廷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事，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已经没有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从常识上讲，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的神秘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雍正暴毙

    一代枭雄雍正的突然死亡，死因至今是未解之谜，但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其一是官书记载因病而亡，但对暴毙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二为剑客所刺，未经证实；三为死于丹药中毒，也只是推论。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毙在圆明园离宫中。当时官方宣称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即位”。但这并没有明确说明雍正的病情及死因。

    与“官书不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却流传着雍正之死的种种离奇曲折的故事，虽多为民间趣闻、甚至是以讹传讹，但其中也有不少颇具合理性、有说服力的因素，让严谨的史学家也不能贸然否决。其中遇刺而亡和中毒而亡即是流传很广的故事。

    关于雍正死因，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雍正为吕四娘所杀。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一些书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都记载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四娘何人？何故要刺杀雍正？说法又有二，或说吕四娘为侠女。雍正年少时酷爱击剑，爱结交天下剑客，与其为刎颈之交者就有十三人。登基伊始，就控制了海内武林高手，而惟独某僧不听其使唤，隐藏到山野之中，行踪飘忽，难以缉获。一日，雍正终于得知该僧藏身处，于是命其结义兄弟三人，改扮伪装前去缉拿，同时布精兵包围。该僧见到来的三个人，只是笑了笑说你们是受主子的命令来捕获我的，我命该绝。你们的主子气数还尚旺，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强争。但是，你们主子多行不义，屡屡以私恨杀人，今天我虽然要死了，你们和你们的主子也必然不能幸免。一个月后，必然有人为我报仇，你们等着吧。说完这些话，该僧即伏剑自杀了。三个人携带着该僧的首级回去复命，并将他们听到的也报告了雍正。雍正非常害怕，寝食不宁，加强了防卫。但一个月后，却还是让吕四娘用飞剑削去了脑袋。吕四娘就是该僧的徒弟。又一说是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孙女。吕留良系清前期有名的文人，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因曾静案被牵涉，被雍正从墓中挖出戮尸。十年（1732）十二月，吕留良子葆中、毅中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孙辈发配边疆为奴。传说吕四娘逃脱，潜藏深山，拜师习剑，练得飞檐走壁、飞剑杀人的本领，后潜入宫内，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雍正十三年（1735）某夜，潜入圆明园斩掉了雍正脑袋，报了她的灭家之仇。还有人传说除吕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雍正之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不值得相信。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其次，吕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被收入官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奋等，其妻妾子女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都在宁古塔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可能混入宫中。另外，紫禁城内明令整肃，在雍正即位的第二年起，在本已经是戒备森严、连飞鸟都难进入的宫廷护卫下，又设护军营，专职保护皇帝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一个女子，即使她是一个武艺高超的人，能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进入深宫刺杀皇帝。其实，在满清时期，因满汉民族矛盾等，试图刺杀皇帝的人大有人在，并且一直都在积极行动，寻找机会，但都没成功。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一直是受到质疑的。

    还有人认为雍正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长期服丹药中巨毒而亡。雍正在皇子时代就直接或间接地与道士有交往，突出的一件事是他相信武夷山道士给他算的命。那时，诸皇子明争暗斗，纷纷图谋储位。雍正迷信天命，在政治厮杀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基本修炼方法，历史上炼丹家往往就是道家，故此人们也把道教称作丹道。历代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多迷恋仙丹之药。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心烧炼服丹致死的皇帝。

    据说，雍正晚年由于纵欲，染上沉疴，长期食用丹药。他曾密诏地方督抚大员为他推荐名医方士，寻长生不老之药。雍正还罗织了一帮道士为他炼丹药，晚年便靠食丹药养生，结果中毒而死。从一些史料记载看，雍正确实嗜仙道而服食丹药。在历史上，嗜食丹药而求治病或求长寿的皇帝不为少数，死在其上的皇帝也不乏其人。从已经解密的清朝宫中的档案等资料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雍正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所谓的僧道异能之士，为雍正炼丹制药，雍正对这些僧道异能之士礼遇有加。在他驾崩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即突然下令驱逐所有的炼丹道士出宫，新君刚登基，又因为雍正是突然驾崩，乾隆一定有很多重大而紧急的事要做处理，而在这时却紧急驱逐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异之处，不能不让人生疑。尽管乾隆在驱逐道士中说其父对僧道虽优待，但却未听其一言，未服其一药，这显然是在为其父辩解，不能令人信服。否则又怎会突然下逐客令？他虽又辩解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雍正能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彻底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的称自己是“崇敬佛法……朕为第一”。他还善待超盛和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做官。驱逐道士的当日，乾隆另将了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等，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要“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雍正横死有关，否则，为何太后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咸丰客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贵为天子的皇帝客死他乡的实属少见，而被英法殖民者赶出京城的咸丰却客死他乡。有说是与随行的肃顺等人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谋权有关；有的却说是咸丰对英法侵略者的仇恨和怀疑而不愿回京，致使他客死承德。

    英法联军的刺刀把咸丰一步步逼向回天无力的苦难深渊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反清烈火也越烧越旺。太平军的三河大捷，使湘军元气大伤，所谓“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咸丰闻讯，面如死灰。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旋转，感到自己极力支撑的“天”，真是要摇摇欲坠了。他不禁多次征询身边的谋士、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说：“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天下大局，宜如何处理？”

    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半壁江山，咸丰的意志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急转直下，迅速崩溃。他自知回天无力，早年英姿勃发，扭转乾坤的锐气已无影无踪。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大堤又一次崩溃了。面对着洪水猛兽般的西方列强，也曾愤恨，也曾抗争过的咸丰皇帝终于失败了。他成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被西方人赶出皇宫的中国帝王。而所谓咸丰的“秋弥木兰”，是被英、法联军的大炮从圆明园给轰出来的，其间狼狈、惶恐之状，与列祖列宗的秋弥大典不可同日而语。

    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咸丰一行仓皇出逃后，如惊弓之鸟，日夜兼行，因御膳及行李帐篷等俱未齐备，当天，咸丰皇帝仅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仅和后妃宫眷们分食几碗小米粥。往日如花似玉的后妃宫眷们，如今落难荒郊，一个个惶恐忧愁，容颜憔悴。咸丰看着这支逃难的队伍，回头南望京城，不禁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营建了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式与风景式交融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她既有北国之古风，江南之秀韵，更兼备中西庭园合璧的风采。其中，不仅有无数的殿阁楼台，桥廊水榭，而且珍藏着数不尽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铁古玩等中华至宝。她曾是历朝清帝避暄听政，颐享天年的场所，也是咸丰皇帝诞生的摇篮，还有“九州清曼”的“同道堂”更是道光皇帝书名定位，托付社稷江山的地方。联军焚掠圆明园的噩耗传到热河后，一种无以言状的愤恨使咸丰帝几乎站立不住，他似乎觉得自己竭力支撑的这个“天”已然塌下来了，亡国一样的奇耻大辱吞噬着他的心灵，虚弱已极的年轻皇帝经不住这突然的打击，立时口吐鲜血，旧病复发。

    有些文书中往往把咸丰拒不回京的原因，归咎于肃顺等人阻挠，以便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娱情声色来诱惑年轻的皇帝乐不思蜀。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

    自幼熟读历代典籍的咸丰并不是不知道，圣驾久离京城的危险性，也不是一心贪恋山庄的风景和女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何尝不想及早回銮，以定人心。但咸丰对洋人的猜忌实在是太深了，尤其是对英、法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尽管在战场上他失败了，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但他始终不愿意放下万乘之尊的架子，与外使同居一城，更无法接受一个远方蛮夷的所谓“国书”。在这种心理障碍之下，当留京王大臣等合词恳请他早日还宫，以定人心时，咸丰直言相告：虽然英、法退兵，但各国夷蛮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京，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假使率意回鉴，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于事体诸多不协，但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最后咸丰决定，本年暂缓回京，候夷务大定，再将回。最后又特意加一句，本年回京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奏请。干脆把留京王大臣们的嘴给堵住了。咸丰的决定，不仅得到随行王大臣肃顺等人的积极支持，也为他们左右皇帝，排除异己创造了条件。

    热河避暑山庄原有离宫二百余所，完好无损者尚有七十余所，又多藏梨园行头，其精致华美甚至胜于京师南府。和约签订以后，肃顺等人为宽慰病弱烦闷的咸丰皇帝，知他酷爱京剧，便召升平署（宫廷戏班）人员分批到热河承差。几乎隔两三天即演一次戏，每次戏目、角色均由朱笔决定，有时上午已花唱，仍“传旨今日晌午，还要清唱”。除观剧外，避暑山庄距围场不远，咸丰又时常游猎打围。然而，深秋塞外，水冷风寒，已病入膏肓的咸丰皇帝，怎能与当年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康熙大帝相比。所以，娱情不久，第二年初春，咸丰的病情再一次反复。原来，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二，咸丰即诏定二月十三日回銮。其后又规定了回銮后详细的行程安排。这边京城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翘首以盼，他们希望皇帝尽快还宫，一来人心大定，二来可以使咸丰早日摆脱肃顺等人的左右。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届时皇帝并没有动静。二月中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英国公使普鲁斯相继进驻北京。接着，二月二十二日传来上渝：朕躬尚未大安，诸王大臣请暂缓回銮，不得已勉从所请，秋间再降谕旨。

    咸丰一再推迟回銮的举措，激起了留京王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具折痛弹劾瑞华、肃顺等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而肃顺等人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师的士大臣一再吁请回銮，是挟制朝廷，并中伤恭亲王奕訢借助洋人势力，欲图谋反。京师与热河，以奕訢和肃顺为首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

    此时咸丰剧咳不止，红痰时见，他的痨病已到晚期，但英、法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项仍未议妥，所以咸丰执意不肯回京。这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咸丰以与外使同居一城为耻，他是“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沾，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是一个至死不渝的封建卫道士。所以当与洋人关系日趋密切的恭亲王欲赴行在看望他的时候，咸丰十分反感，立时提笔拒绝，连辅佐奕訢办理洋务的文祥亦特谕不必前来。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1861年8月22日凌晨），清朝第七代皇帝咸丰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卒年三十一岁。成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封建帝王中惟一一位客死异地的君主。

    同治死因

    同治帝六岁登极，十八岁才亲政，然而，仅仅“亲政”两年，就患病而死，终年十九岁，成为清朝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个。因此，他的死因也就成为了晚清宫廷中的又一悬案。

    同治帝载淳，咸丰六年（1856）生于紫禁城的储秀宫，生母为懿嫔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天津，直逼京师。五岁的载淳随皇父咸丰、皇母懿贵妃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内外交困的咸丰帝，怀着无限遗恨溘然早逝。咸丰临终前，作出一个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精心安排，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肃顺等八大臣辅佐太子执政，定年号“祺祥”。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发动了“辛酉政变”，废除了“祺祥”年号，六岁的载淳即位，改元“同治”，意寓两宫太后同时治理天下之意，慈禧与慈安两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其实真正执掌国政的是慈禧太后。同治六岁登极，十八岁才亲政，只“亲政”两年，就患病死去，终年只有十九岁，成为清朝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界和一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同治帝是因微服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因为，从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良药，但即使是一般的百姓，患天花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的呢？另外，在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老百姓眼里，天花和梅毒的病症有点类似，因此怀疑同治得的是梅毒而不是天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同时，从同治帝平常的行为习惯上怀疑他有可能染上梅毒。据《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选皇后的时候，同生母西太后发生了意见分歧。西太后喜欢美貌艳丽但举止轻佻的侍郎凤秀的女儿，但同治帝和东太后慈安却都看中了清朝惟一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该女虽然相貌平常，但举止端庄，一见就知道是有德量者。同治帝不顾母后的反对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只被封了个慧妃。对此慈禧太后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没有给予崇绮家“皇亲国戚”的特殊待遇。婚后，同治同治皇帝与皇后“伉俪綦笃”，这就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快。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亲近慧妃。同治帝当时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殉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在乾清宫的同治帝独眠难熬，就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微行出宫。据传，有好几个人在肆井中亲眼看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就从宫中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这样，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也许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因而染上了梅毒。现在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文学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同治帝是死于天花而非梅毒。设在故宫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曾经根据从堆积如山的清官档案中找出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以下简称药底簿）进行分析，认为同治帝所患之病是天花而绝非梅毒。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在患病之初，患天花者发病很急，一般都要伴随着发烧、脉搏跳动加快的反映，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而药底簿则记载同治发病之初连续发了七天的高烧，“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之症。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而至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从皮疹形态的转化规律上看，一般天花患者在患病的头两天就会出现斑疹，数小时后斑疹迅速变为圆形的丘疹。病人出疹后，全身中毒症状反而明显减轻，胸堵烦呕现象减退，大便通畅，胃口渐开。又过了二三日，丘疹开始灌浆，成为疤疹，这种疹的中间凹陷成脐形，周围有红晕。到了天花起病的第八九日，疱疹转为脓疽。又过两三天，脓疱逐渐干缩成痂。大约在发病后的二至四周，痂开始脱落，天花发病的过程基本结束。药底簿的记载正好与上述的症状以及皮疹的转化过程相一致。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那么，为什么患天花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研究者认为，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另外，有学者根据父辈传下来的口碑等材料认定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同时强调，后来发生了一个变故，直接造成了同治帝的猝死：“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看见皇后愁眉锁目，泪痕满面，乃细问缘由。这时早有监视太监走报西太后，说皇帝和皇后阁内私语。慈禧急来东暖阁，脱去花盆底高跟鞋，悄悄立在帷幔之后窃听，并示意左右禁声，切勿声张。此时皇后毫无察觉，哭诉备受母后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研究者对同治帝的死因各执一词，同治的死因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解不开的谜。

    光绪猝死

    为什么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要比七十四岁高龄的慈禧太后早死了近一天？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光绪皇帝之死因由此成了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

    历史车轮不断滚滚向前，总是留下清晰可鉴而又曲折的轨迹，然而历史人物的言行及其归宿却常常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甚至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形成长期不解的历史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临终无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及至被人发现，早已死去多时，可以说，生前死后，备受冷落，孤苦凄凉至极。而恰恰又在十五日未刻，时隔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他的母后及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要比七十四岁高龄的慈禧太后早死了一天？于是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多种猜测，疑团横生，由此便成了晚清历史上又一大疑案。有关光绪的死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时，深怕自己死后，被她废黜的光绪重新主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以绝后患。如《清室外记》中曾记载：“皇帝殡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据此认为光绪帝很可能是被李莲英谋害致死的。以上的记载是市井传闻，不足为信，但当时尚有一些接近宫禁、颇知内情之人，甚至有自称亲见亲闻者，后来亦撰文著书，认为光绪帝之死，值得怀疑。例如曾任十九年御史及起居注官、较为接近光绪帝的恽毓鼎，在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时太后病泄泻数日来，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光绪遂死。徐珂所编著的《清稗类钞》等书也认为，慈禧在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既定朝政及平反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晚清曾在宫中担任过两年女官的德龄女士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一书中，更十分肯定地指出，“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据德龄的记载，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依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深恐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以前犯下的种种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谋毙。更有一位曾给光绪皇帝治过病的名医叫屈桂庭的，撰定了《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载《逸经》第二十九期），文中写道，当他在光绪帝死去的前三天再次去医病时，发现光绪帝突然腹部剧痛，他认为“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这些记载均言辞凿凿，坚持认为。光绪是死于慈禧指使的谋杀。

    第二种说法，则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奕勖进药毒死的。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首先认定戊戌政变是源于袁世凯的告密，这一逻辑推演出，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镇压了维新运动。光绪帝因此被囚，险些被废。这样，慈禧病危之时，袁世凯就担心慈禧死后光绪帝会重新执政，遂先与庆亲王奕勖勾结，准备废光绪立奕勖之子，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成功，这样，别无他途，于是进药毒死了光绪帝。据《国闻备乘》记载：“迨奕勖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腹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谈到这一点，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持光绪自然病死之说。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等所谓正史或官修史籍内，均载光绪系正常死亡；再如《苌楚斋三笔》卷六则称：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光绪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踢翻电灯，情势日及。又光绪临终前一段时间，一直为其治病的六位名医之一杜钟骏所著《崇德请脉记》一书，对光绪之病情、诊病经过以及光绪临终前的病状，叙述非常详尽，证明光绪帝确是正常死亡。

    光绪皇帝第四种说法，一些学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脉案中考证出，光绪是由于长期多系统的慢性消耗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并非他人所毒死。其主要依据是：（一）从光绪早年的脉案及其自述之“病原”得知，他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极差。如光绪二十三年载湉自称之“病原”中称“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几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捐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年方弱冠即患遗精，且在大婚之前。（二）戊戌变法，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变故，其病情也开始加重，出现多种病症，气血双亏，每况愈下。当然，载湉病势转重，决非偶然，乃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三）临终前半年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其病状表明，光绪帝的心、肝、脾、肺、肾皆有亏损，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两虚，阴阳俱衰。（四）从其死前三四日内及其临终前病情看，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受其他伤害的现象。同时，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清廷对于筹办光绪帝丧事的措施，早在西太后患病之前就有所准备，并非因西太后自知不起，必欲先制光绪于死命而临时仓猝之所为。（五）认为造成光绪帝壮年夭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之所以立光绪继承皇位，一方面是因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十九岁时早亡，没有子嗣继其位，另一方面是慈禧权欲熏心，想立一幼君，以便再次垂帘听政，因此她一人作主，使自己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载湉得以入宫为帝，而光绪幼年入宫后即在孤独中成长，加之宫中礼仪繁琐，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束缚住幼年的光绪，致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因而他从小心情抑郁、精神不振，造成体质孱弱。成年以后虽有缓和，但至二十八岁以后又急转直下，这主要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光绪帝被幽禁、康梁流亡日本、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光绪帝成了笼中之鸟，任由西太后摆布，时刻处在惊恐忧虑之中，因而曾哀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在这种日夜不安、诚恐诚惶的环境中，光绪的精神全面崩溃，旧病复发，后果只有一个，非死不可。

    由于上述种种传闻，使光绪帝的死因成为晚清历史上又一大疑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