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相逢于水木清华
王国维与陈寅恪这对故友旧交再度相逢于“水木清华”的清华园，与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一起成为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导师。
事情起因于1925年年初，原由美国退还的“庚款”创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设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统称为清华学校。那时候留美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是胡适的同学，筹办国学研究院这样的大事曹云祥第一个就想到了因新文化运动而红透半边天的胡适先生，由他参照美国、英国的学院制度进行设计。胡适欣然同意，并向曹校长建议聘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大师来校任教。
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创立，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欧风美雨的汹涌东来，把中国传统文化扫荡得七零八落。有识之士坐不住了，他们振臂高呼“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办学程度，清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国学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学毕业生从事专门研究以实现学术独立，是清华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因为自从清华建校之后，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很多学者都在呼吁学校重视国学，校内外的强大舆论无不影响着学校“改大”的思考。从改变学校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视国学；从推进国家教育独立着眼，也要加强国学；从改进和发展国学的研究，更要加强国学。经过多次研讨，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这一点从胡适当年的日记中得到佐证：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下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太炎）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5年2月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吴宓为筹备处主任。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入选者必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根据如此苛刻条件，举目中国，入选者实在不多。曹云祥校长拟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后来在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同意移教清华。1925年2月13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十号，恭请王国维先生出山。确定选聘的五位导师分别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五人。五人中执牛耳者当属王国维无疑，胡适虽然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学术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无法望其项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准论，自两千多年前大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后，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又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十一世纪才冒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十二世纪产生了郑樵，六百年之后出现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吴宓说王国维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家不能匹敌的，所以才有后人“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他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从此，被后世广为称道的清华国学院由此拉开了序幕。王国维虽然到此时才与陈寅恪同室共事，但他们早在多年前就就已经相识。那还是十九世纪初期，陈寅恪在法国留学时曾经亲自拜访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当时手持的就是王国维写给伯希和的亲笔介绍信。后来王国维自沉，陈寅恪先生特别写了一首长长的挽诗，注解说：“余之得识伯希和于巴黎，由先生作书介绍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他也留下“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之句。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来进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致力于中国学研究。他利用流利的汉语和渊博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率领一支探险队对新疆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以及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在藏经洞里待了三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拿有眼光有标准地拿走藏经洞中的全部精华：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和古注，比如《论语》，现在只有一种版本，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版本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六千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十辆大车运往巴黎。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清晰，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1932年年底，伯希和为调查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时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并邀请他进行学术讲演。也就是这次在北平，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相识。他出示的几册敦煌珍本让罗振玉与王国维大吃一惊，他们与伯希和进行了交流。后来伯希和发表了“中国艺术和考古新视野”，向欧洲同行介绍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如此世界级的大家陈寅恪自然心生向往，他在法国求见伯希和时，王国维非常乐意为他介绍。他给伯希和写了一封介绍信，装在“北京清华学校”信封内，信封上写着：
请/陈寅恪先生面交/伯希和先生台启/王国维拜托
内容如下：
伯希和先生左右：
兹有恳者友人陈君寅恪向在美国后在英德二国研究东方各国古文字学而未得一见先生至以为憾故远道遗书嘱弟为之先容敬乞先生赐见陈君欲请益之处甚多又欲览巴黎图书馆中先生所得敦煌各处古籍祈先生为之介绍并予以便利至为感荷专肃敬候近祺不一
弟王国维敬启 阴历七月廿四日
王国维知道伯希和喜爱中国古物，随着信札附赠河南新郑出土的铜器拓本，有题识大字一行、小字三行，末署“乙丑七月捡寄／伯希和先生／王国维记”。陈寅恪就是此次在伯希和家，看到他渴望已久的韩本《元秘史》。
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在进入清华国学院之前，曾任溥仪宫中“上书房行走”。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王国维：“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取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溥仪虽然是末代皇帝，对身边人事却洞察秋毫，把王国维与罗振玉复杂的人生纠葛分析得一清二楚。王国维之所以能进入溥仪宫中任职“南书房行走”，罗振玉的引荐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件事发生在1923年清明之际，那时的王国维在上海无所事事，从海宁老家扫墓归来，突然接到溥仪“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罗振玉大喜过望，立马写信告诉了身在上海的王国维，是封疆大员升允荐举“面保”“月俸亦不薄”，不必为生计担心，催他早早准备入宫述职。
虽然不是罗振玉直接引荐，但是罗振玉确实将王国维引荐给封疆大员升允。此时北京大学想聘王国维为教授，并由考古研究室主任马衡寄出了聘书。王国维回信说“当请示罗先生再定”。不久便函谢并退回了聘书，仅与罗振玉一起接受了“函授导师”的名义，正是罗振玉劝阻王国维不要到北京大学去任职。王国维想了想，对罗振玉说：“一直这样下去无所事事，生活如何维持？”罗振玉说：“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你才华盖世，自然有你的活路，我带你去拜升大帅的门。”后来正是升允大帅的鼎力引荐，溥仪恩准，王国维得以进入宫中，随后全家也由上海搬到了北京，很快便在后门火药局安排了居处。
当时的溥仪才十七岁，刚刚大婚。按照宫中规矩，大婚之后皇帝就要开始亲政。可是当时的末代皇帝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无“政”可亲。溥仪当然不想如此碌碌无为，他的复辟之念始终不绝，宫中一切都是按照先皇的规矩来，其中一项就是要搜罗海内外硕儒充实他的南书房，这便给王国维这样的大儒客观上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与王国维差不多同时入朝的有前述撰《新元史》出名的柯劭忞、有清末诗坛颇负盛名、后来做了总理的郑孝胥，当然也少不了王国维的儿女亲家罗振玉。举荐王国维入职南书房的升允，被罗振玉吹捧为“器识果断，当推素功为第一”，奔走“复辟”还在张勋之前。1913年，升允前往日本，谋划恢复大清皇朝，与罗振玉“一见如故”，“畅谈凡三日夕而别”，铁哥们关系惠及了王国维，王国维就这样被罗振玉强拉着做了一心要帮扶宣统皇帝重新登基的素帅和门生，把自己的命运与升允、罗振玉一起绑到了溥仪小朝廷上。
得到了溥仪赏识之后，王国维的人生开始鲜花着锦，也很快卷下宫中内斗的旋涡。入职不久溥仪就颁旨，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很快又赏赐他“紫禁城内骑马”。所谓的骑马并非官职而是一种象征——就是给进出宫中禁地人颁发了特别通行证，可以任意出入紫禁城。面对浩荡皇恩，王国维诚惶诚恐，自谓“糜太官之厚禄，荷席前之殊荣”。吃了皇粮之恩现在又加了骑马之赐，皇上的知遇之恩让王国维恨不得肝脑涂地，给溥仪写了个“敬陈管见窥”：
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变蹙，国几不国。
王国维上书溥仪之时，小朝廷一方面“库藏支绌”，一方面争权夺利、内讧不已。溥仪命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掌印钥，赏头品顶戴，令其全权整顿内务府。然而，整顿工作未见成效，宫中积弊难除，身处宫外的罗振玉时时关注着宫中的动向。1924年9月2日，罗振玉奉溥仪诏入值南书房。觐见皇上时面荐王国维同任检查事，随即从宁寿宫始查验，继而检查养心殿的陈设品。罗振玉在宫中待的时间很短，仅仅两个月后，冯玉祥率革命军进逼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向溥仪逼宫，宣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 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冯玉祥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经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11月5日即派部将鹿钟麟将溥仪驱逐出宫。罗振玉、王国维两人“南书房行走”也随之结束。当时罗振玉人在天津，听到消息后“急诣司令部请司令官为介往见段祺瑞，将陈说大义，令发电止暴动”。至翌晨，“附车入都”，急驱车往见王国维，听其“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道：“因告予上谕已派贝勒载润及绍英、耆龄、宝熙及予为皇室善后委员。与国民军折冲时，鹿钟麟派兵一营围行朝，名为保卫阴实监视，群臣须投刺许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时夜深不能诣行朝。侵晨乃得展觐，上慰勉周挚，为之泣下。是日初，与鹿钟麟辈相见，先议定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须携出两事。会议散，鹿等乃封坤宁宫后藏御宝室，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抚膺长恸，神明顿失，时已中夜，忠悫急延医士沈玉桢君诊视，言心气暴伤为投安眠药，谓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药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复，盖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药不复御，盖以速死为幸也，乃卒亦无恙。”可见罗振玉、王国维两人愚忠的言行和心情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名望与利益全维系在溥仪身上，溥仪在位，则他们的一切都会有。溥仪出宫，他们的一切也随之化为乌有。但是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别说他们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换成任何人也无力回天，罗振玉与王国维最后能为皇帝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护驾出宫。
溥仪出宫那天，王国维侍行左右未敢稍离。事后他致函狩野直喜叙述那天的情形及当时的心情：“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祺瑞）、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后来据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工作的日本记者桥川时雄回忆：“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他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集了‘二马’（即冯）的左一个右一个的坏话，送来要登在报纸上，要是没登载的话，他还会写信来催促说：‘前天我要辻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事情就是这样！'”
王国维悲痛欲绝，罗振玉也认为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是奇耻大辱，和王国维相约投护城河自尽，因家人监视而未果。但是令罗振玉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最后还是投了昆明湖。
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由地安门织染局胡同十号搬到清华园西院，开始了他安安静静的教授生涯。后来他的女儿王东明回忆说：“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了肾脏的缘故。”王东明的回忆给我们勾勒出一个穷文人的典型形象：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遗老形象。当年与王国维相识的鲁迅曾贬损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放眼全中国，难有与其匹敌者。也可以这么说，他是全中国独一无二者，就如同他脑后那根独一无二的小辫子。
在清华园，王国维的一天正是从这根独一无二的小辫子开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低矮的凳子上由夫人给他梳辫子。这根辫子很长，要梳好并不容易。偏偏王国维把辫子视作自己的标志物，是与众不同之处，对辫子特别讲究。夫人每日要准备好几把梳子，先将昨天的发辫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桃花赛璐珞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编织成三股辫子，搽上从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再刷上一点刨花水，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每天晨起如此耗时费工，夫人有时不免埋怨：“别人的辫子都剪了，偏偏就见你顶着一根辫子进进出出，走到哪儿都让人看稀罕，为何不剪了它？也好让我早上省得心，多睡一会儿。”王国维不假思索地说：“辫子既然留了，为何要剪掉它？”王国维的回答有点强词夺理，夫人当天不知因为何事心烦意乱，将辫子编好后狠狠往王国维背后一扔，然后一走了之。
有关王国维辫子的故事并非出自我的杜撰，而是来自王国维女儿的童年回忆。当时王国维先在北大后入清华，而无论北大或清华，剪辫子风潮一日胜过一日。走在大街上，常常看到青年学生按着一个留辫子的遗老遗少，将他的辫子剪了。可是王国维竟然拖着一根小辫子从北大出来，又进入清华，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后来分析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仰慕他，爱戴他。”这样的说法也值得可信，当时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主讲《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九月间新学年开学，王国维负责指导的学科有：经学（含《诗》、《书》、《礼记》）、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都是清华的热门学科。
当时在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其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只是浴盆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后，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个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为佣仆准备。那个时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数也未见识过这么新式的卫生设备。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好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二十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坊间盛传王国维本不愿任教于清华大学，是吴宓第一次上门的三鞠躬感动了他。吴宓后来在《自传》中也佐证了这一说法：“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上向上行了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应聘到职后，也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应聘。”
清华决定聘用王国维的消息早就传出来，王国维先去天津请示逊帝溥仪，得到了溥仪的同意，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来清华就职他是有着切身利益上的考量，他在致友人蒋汝藻信中说：“数月以来，优徨忙追，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在复信中说：“顷知己毅然决定，为之额手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人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书来信往间让我们看到，王国维来清华园其实也有多重原因：经济上的，不满于溥仪身边一些人的“排挤倾轧”，当然更主要的在于从事学术研究，“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
一入清华园，外界的喧嚣与扰攘就与王国维彻底绝缘。他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头扎进了霉味扑鼻的线装书堆里。现实的污浊和理想的失落使得王国维的入世之心大大降温，书中的清凉世界成了他苦闷心灵的唯一寄托。他的装扮仍如从前，长袍马褂，面色像线装书页一样枯黄憔悴，脑后拖着那根醒目的小辫子，看上去朴素而寒酸，乍看还以为是个乡巴佬。清华大学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大都是西装革履、洋腔洋调的新式青年。王国维脑后那个前朝的遗迹与长袍马褂加瓜皮小帽的经典搭配，马上成为清华园一景。但是清华学生对此没有大惊小怪，他们很快习惯了王国维、适应了王国维——也是王国维以他的国学修养和人格魅力打动了他们。王国维生性温良，讲起课来踏踏实实，不抄袭不掠美，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学生提问，必定倾囊相授。碰上自己不懂的问题，直接就说“弗晓得（海宁土话，意为不知道）”，决不绕着圈子避开。他除了上课，平时说话极少，常常一连好几天从不开口，让学生心生敬畏，包括他的孩子。据说王国维五十岁寿辰时，同为清华导师的赵元任偕夫人扬步伟女士来祝寿，生性开朗活泼的杨步伟女士反复避让不肯入席，因为在王国维面前她感到拘束，无所适从。
但是你真正接触了王国维才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在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放满线装书。书房在十六号西屋，家眷住十八号，他在这里写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许多论文，校批不少书籍。在他的卧室里，醒目的正面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如同小型糖果店。每个月夫人必须由清华园坐车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物品。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孩子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她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大都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两片松脆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丁，大家都喜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反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王国维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他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夫人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有吃鱼的事。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喜欢吃饺子，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用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王国维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孩子们吃。清华园的岁月就这样平淡地开始，也平淡地结束。
王国维自沉后，王家在清华园又住了一年多才开始南迁。
大师们纷至沓来
清华国学研究院声名远播，名重一时的大师们纷至沓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后来的著名油画《国学大师》再现了这一中国文化的盛事。
第一位来到清华园报道的是王国维，梁启超紧随其后。这位清末民初极有影响的近代学者，跟随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倡言“变法维新”，一时在国内文化界受到追捧，被人称为“康梁”。变法失败后他流亡于日本，创办《清议报》力推改良，一度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后，他先劝阻，后又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的活动，张勋失败后他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1917年之后全力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其《饮冰室文集》开一代文风。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吴宓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
吴宓对梁启超客观公正的评价，正是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最彻底坦诚的认同，由他出面聘请梁启超出山，梁启超爽快地同意了。要说起来，梁启超与清华园最有历史渊源，与清华大学关系自然也最为亲密，他的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梁启超本人于1914前后多次来清华园演讲，或在清华园小住，著书、立说，他的很多人生履历都发生在这里。他说：“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在后来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一书撰写序文时说：“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
当时一位学生去天津拜访梁启超，这位学生对他说：“清华学生对于国学虽欲刻苦研究，而苦无人指导。国内学者，对于国学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者，依先生所见，大概有哪几位？”梁启超回答他：“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学问。依我看来，又有学问，又能教人的先生，现在在中国恐怕一个都寻不着。”他接着说：“现在在北京，东南两大学里的教授有深博学问的确实有几位，但是我不敢说他们教授都得法。我近来在天津筹备一个文化学院，借给这种人才也是我的目的之一，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国学界里能多产几位人才。”那位学者又问：“那国学常识是什么？”梁启超回答说：“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融会贯通，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表一面做宣传者。”这番对话反映了梁启超先生对中国文化与东西文化的双向思考，他后来接受清华国学院邀请做导师，正是想将多年来的思考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他履职后的头条建议就是要国学研究院聘请身在国外的陈寅恪任导师。
当时的陈寅恪还在国外，自1909年中国公学毕业后，他远赴欧洲求学，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这是一个读书上瘾的年轻人，把读书当成自己的光荣使命。为了求得知识，他的足迹遍布欧美两大洲，许多全球著名学府，都留下了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身影。他的全部目的就是读书本身，文凭与学位在他眼里反而不重要，所以从一个名校转到另一个名校，他读了一年又一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张文凭和一个学位。得到清华大学聘书时，他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印度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他通晓全世界二、三十种语言，甚至连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暹罗文、匈牙利文等小语种冷门文字他也十分精通，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实际主持人，吴宓与陈寅恪相识于哈佛大学，后来他说：“宓始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治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军官人’。今时阅十五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语言。”对于梁启超推荐他的老友陈寅恪他当然满心欢喜，但是陈寅恪接到他的聘书后，以“一多购书，二家务”两条拒绝吴宓的好意。吴宓虽然心有不悦，但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去信给陈寅恪死缠烂打，一定要将陈寅恪揽至麾下，因为这份聘书是他为陈寅恪费尽心机争来的。当初他和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提起陈寅恪时，曹校长一脸茫然：“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校长又问：“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那他有什么著作让我看看？”梁启超说：“他也没有著作。”曹校长为难了，两手朝他们一摊：“他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却生起气来：“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语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曹云祥校长很不一般，当他了解到陈寅恪的真才实学后，马上向他发出了聘书，同时将另一位大学者、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杰出的古人类学家李济一同聘入清华。
陈寅恪姗姗来迟，他一直到1925年6月才给吴宓来信，表示接受清华大学聘书，并说“明春到校”。得知陈寅恪在欧洲经济拮据，吴宓马上给他汇去了预支的薪水二千元，另支付了二千元购书款，为他回国提供了方便。在这一点上，清华大学确实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唯才是举”，注重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所谓的虚名。在他们聘请的几位导师中，除了赵元任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外，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虽然学气贯中西、博大精深，但是他们均无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学士也不是。梁启超有一个“文学博士”称号，是他到清华任教后耶鲁大学给他的。这样的“博士”称号真正的大家不感兴趣，真正的大学也不感兴趣。在真正的知识、学识面前，一切的虚伪名誉不值一提，真正的大家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梁启超如此，陈寅恪更是这样，否则凭他的聪慧与学识，又遍读欧洲名校，弄个文凭还不是小菜一碟？他真的不在乎，也认为不需要，没必要。他之所以一拖再拖从“明春”又拖到夏天，是因为许多知识点还没有弄通。他一直拖到第二学年开学之际才来到清华大学，吴宓看到他心花怒放，陪同他走访了赵元任、曹云祥、梅贻琦和王国维，安排好他的教学工作。此后的两年时间，王国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友谊深厚。对于木讷的不善言辞的王国维来说，遇见饱读诗书、同样沉默寡言的陈寅恪，如见遇到了另一个自己，他们很容易就找到共同的话题，一如他们共同的遗老遗少遗民的身份与情结，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让王国维与陈寅恪走到一起，亲如手足。陈寅恪相当幽默，在清华园聘任的四大导师中，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陈寅恪第一次上课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称他为“教授中的教授”，这个时年三十六岁的饱学之士，他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读了大半辈子书，他的学术生涯又从清华大学开始——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古人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深厚的传统之所以能在清华园发扬光大，是国学研究院诸位导师言传身教的结果。在清华国学院，由于诸位导师坚持“治学和做人并重”，清华园很快形成了“尊师重道”、师爱生、生尊师的良好传统，这种传统让多年以后的中国学子对清华园与老北大仍然心怀虔诚，抬头仰望。
国学院毕业生蓝文徵后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始末》一文中回忆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个学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治学和做人并重”是清华国学院导师的做人准则，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两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人。梁启超劝导学生说：诸位“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鄙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他们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诲，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师们的“人格熏陶”，清华国学研究院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全院师生齐集一堂，有说有唱，或讨论治学方法，或叙述个人处世之经验，以收“观摩砥砺之益”。平时有弟子请业问难，导师亦着重于“治学和做人”方面进行指导。1926年新年之际，国学研究院师生举行第五次茶话会，“纯年终俱乐，学生多唱歌，奏乐，说笑话，讲故事。王国维先生背诵八股文一篇，宓亦诵辛词一首，以同助兴。欢欣而散”，这是吴宓日记中记录的一个有关国学院的细节。王国维平时沉默寡言，离开溥仪进入清华园之后，他似乎被清华园年轻学子蓬勃向上的朝气所感染，经常很开心地与学生欢聚一堂。国学院学生姚名达在“哀余断记”记录，王国维在年底曾主动邀请学子在研究院的工字厅举行茶话会：“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方归未久，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请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营，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
这样的茶话会后来成为王国维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常常于星期六晚上举行师生同乐会，会上有讲故事的，有引吭高歌的，有说笑话的，也有背书的。国学院毕业生姜亮夫回忆：“任公（梁启超）和静安（王国维）先生上课时很严肃，但一到同乐会这天，他们即兴表演的能力也使人吃惊。记得有一次同乐会，大家要求任公先生也表演，任公先生说他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都背出。《桃花扇》在正统学术上不算什么，但能全背出，很了不起。静安先生当即也背诵《两京赋》，这也是难能可贵，因为静安先生在同乐会上多数时间都较沉默，话很少，但感情很深沉，对我们学生像自己的子弟一样。赵元任先生的表演更是绝妙无比，记得有一次把我们每人的茶杯收去十多只，然后敲打调音，七音调出后，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真是四座皆惊。又有一次他给大家表演“全国旅行”，每到一地均用当地方言来表达，从北京出发，然后到西安、到兰州、到成都、到重庆、到昆明、到广州，再回到上海，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大家在捧腹大笑中深感到赵先生语言学得扎实，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寅恪先生的知识很博雅，在这种场合下，不肯为大家说说笑笑，但是私下谈话中，笑话极多，尤以做对子为长。”
各位导师不但关心弟子的学业，而且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包括生活、就业等诸问题。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这也是其得到弟子们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学院毕业生周传儒在他的“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中回忆说：“在追随梁王二师若干年中，有几件事，铭刻在心，至今不忘者，撮录之，以昭明前辈，重交情，讲义气，关心师友，门生如何做人，所谓身教。”“其一，奖掖后进。刘节入学不久，于《东方杂志》发表‘洪范疏证’，新会召之，大加奖励。余永梁作了几篇关于契文考释，新会以其所藏《殷墟书契前篇、后篇、菁华》全套赐之，勖其继续努力。姚名达著《章实斋年谱》、《邵念鲁年谱》，为之介绍商务印书馆刊行。同学中有生活困难者，为之承揽松坡图书馆写卡片索引，给予补助。介绍王庸、刘节、谢刚主入北京图书馆，管理海氏纪念室、历史舆图室。介绍方壮猷做丁文江的秘书，介绍周传儒入暨南大学做教授。无论在校、毕业，皆为之安插工作。”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的情谊便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怀基础上的，是真诚的、严正的。他们的情谊不受外界的影响，不因个人眼前的利害而变初衷，却又是讲原则的。
审美：真正的文艺复兴
清华国学院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孤峰耸立异军突起，绝不仅仅在于它国学的博大精深与大师的山头林立，而在于它的学术思想的不拘流俗和文化审美的深刻洞察。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清国学院独到贡献，不如说是王国维与陈寅恪的生命本能。胡适先生回忆当年新文化运动时，自说自话地将他以及当年《新青年》诸君的努力归结为文艺复兴。他在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协会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第一次将他在中国发起并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命名为“文艺复兴”：“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诸君的努力不过是一场狂飙突进式的“文化大革命”，在民国那样的文化与历史的交接处，真正算得上抵达文艺复兴境界的，恰好是不愿与白话文诸君为伍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发自生命本能的诗学情怀与审美趣味，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艺复兴。
从历史幽幽景深之中来洞察文化脉络，你可以发现，不管文化的成分可以细分出政治、伦理、艺术、哲学、道德、历史等，它的最深层底蕴就是审美，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格、品格和品质。这是一个种群最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群人与另一群人最本质的差异。国学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为何江河日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全体国人在审美上的疲乏，审美的缺场使这个民族整体水平大幅下降，人的素质在这里就是种族的品质。王国维与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就是先知先觉般对这种审美缺位的洞察，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并由此感慨：“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他最为感慨的当然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同样的感慨在陈寅恪那里作了如此表述：“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陈寅恪甚至认为：“而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王国维、陈寅恪两位这种直觉式的判断力批判，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远胜于《新青年》诸君之于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努力。新文化旗手的努力虽然也是划时代的，但是划时代在这里就是断代，“文化革命”的断代导致文学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仅止步于生存的筹划，世俗的功用，从而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而脱胎于说书、评话的小说，则要么聚焦于庙堂纷争和宫廷政变之类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要么忘情于江湖造反和盗贼作乱之类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诸多演义小说。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阴戾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这个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情结：权力崇拜，帝王崇拜。而《红楼梦》式的作品问世，引发的是一场美学革命，《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推崇的暴力与革命，在《红楼梦》中变得丑陋不堪。《红楼梦》的颠覆性在于，它以一种审美标志着中国人的文化品质，而审美品位的高低优劣最能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质地。一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民族，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民族，但丁之于意大利人，歌德之于日耳曼民族，曹雪芹的《红楼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美学标高。
王国维作为第一个读懂《红楼梦》之人，借助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从而“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他将《红楼梦》直接与歌德的《浮士德》作比较，与《圣经·旧约》里的《创世纪》作比较。这种比较虽然仅止于“苦痛的解脱”和“人类犯罪之历史”，但无意之中却给《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作了一个相当准确的定位：一如歌德《浮士德》之于德意志民族，《旧约·创世纪》之于希伯来民族，《红楼梦》是中华民族《圣经》般的经典。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截然不同，王国维的审美品位在于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且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在《人间词话》中也如此体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理解王国维美学的这种宇宙视角，是解读其审美方式的关键所在。
与王国维痴头痴脑的书痴相比，同样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是个十足的痴人，留学欧美十多年，回来时却双手空空，不曾拿回任何文凭，但是却带回了一肚子真才实学。俯瞰当时的民国天下，像他这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才子可以说无人可及。但他既不骄矜，也不油滑，和纯洁如婴的王国维一样，他也像个初涉人世的清纯少年。世人提及陈寅恪，大都夸赞其深奥的学问，或者羡慕其显赫的家世，鲜有阅读其痴迷本性者。殊不知，正因为是个痴人，陈寅恪才会读懂王国维的自沉，读懂王国维的文化意蕴。也正因为是个痴人，陈寅恪才具有一般学人很少具备的洞察和识见。事实上，陈寅恪的家世与其说显赫，不如说命运多舛：祖父因为执著于改良而被革职，父亲由于家国外侮益重、痛恨自己老迈无力御敌而自绝身亡。如此多灾多难，虽然及不上《红楼梦》作者曹氏家族那样大起大落，但也足以让陈寅恪刻骨铭心。祖父陈宝箴留下的刻有曾国藩印记的精神遗产，深深影响到陈寅恪，以致其坦承：“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父亲陈三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造就出陈寅恪一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直人格。甚至在其《柳如是别传》的女主人公柳如是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派风骨的隐隐折射。这种遗世独立不像王国维那般的懵懵懂懂，它有着超越凡人、超脱凡尘的清醒与智慧。这是陈寅恪与王国维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们的差异所在。
在文化与历史的断裂处
毕业于清华园的学生许瑛后来在《敬悼陈寅恪师》中说：“寅恪师并非是一位语言学专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论文，确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论著，我每次讲《四声》的时候，一定向同学介绍寅恪师这篇大著。同时还向同学谈谈寅恪师的为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太老师陈寅恪先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权威学者，他的治学方法与态度是科学的、逻辑的、公正的、缜密的、谨严的。他的论述新而不怪，奇而不邪，只要读过他的论述的人无不唯唯称是，欣然接受他的论断。所以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以他老人家为法，千万不可因为在学问上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像寅恪师这样伟大的学人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我从不珍视我写的论文’。其实他写的论文才是真正值得世人珍视呢。这样谦和不骄的胸怀，是我们后生小子应该牢记不忘而确实尊行的。”
陈寅恪的品行与清华学子对王国维的记忆如出一辙。王国维逝世两周年后，清华国学院决定停办，尚在校中的师生集资在校园南侧建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为永久纪念。陈寅恪撰写碑文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此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样的评论代表了学界对王国维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在治学方法上，王国维与陈寅恪所持相同，都是沿袭前清考据学风，又称朴学。朴学是这两位清华导师恪守的一个阵地，并且在此各有建树。但他们研究的领域和所取得成就又各有不同，王国维的成就主要在考古学、文字学上，而陈寅恪主要在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他对朴学恪守最严格，终生坚持，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陈寅恪曾说：“读书须先识字”，恐怕拿到现在，会被人笑话这是一句废话，实因无法了解其深意之故。识字，顾名思义，就是必须首先弄懂语言的意义，此为基础。
维特根斯坦有言：“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即无资格讨论哲学。”何新也有言论说注重语言的重要意义，“不仅关系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消息，事实上主要结晶或沉淀在语言上——文化系统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可归结为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据何新考案《三国志·方技转》裴松之注文：“臣松之案——华佗，字元化，其名原为敷也。”裴松根据以字释文的方法推出陈寿有误，陈寿写《汉书》把华佗取为真名，但是具体错在哪里，裴无法解释，后来陈寅恪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通晓梵文，在梵文中agado是“神医”、“神药”的对音。“华佗”一谓是当时人们受佛教影响给他传诵的美称。真名根据释义法应为“华敷”，字元化。为何陈寅恪能对此解释得如此透彻？因为他在语言的精义和联系上有透彻的把握。他的头脑就是一个语言宝库，他多次到西欧、美国留学，通晓十四种语言，语言之博之广之深无人能及，所以他能够在释义文化学时，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他还根据汉简中怯卢文的cinstat（秦斯坦）一词，指出这正是印度和西方语言中称中国为震旦（cinistha-na）、支那（china）、秦斯（chinese）的语源。
陈寅恪鲜为人知的重大成就就是治史，他一生厌恶玄学而注重从历史中得出经验，以史为鉴，考当今之得失，考当今之兴衰，他在纷繁芜杂的史料中找出一条治世之道，他的晚年一直被批为“反动历史学术权威”。是的，他的确是权威，但并不反动，他不仅原来是，现在也是，有谁能够夸口说他掌握的史料能超过陈寅恪？很多人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好像他什么都行，横竖看别人不顺眼，通过损人来扬己，这样的事在当今并不少见。但一提起陈寅恪，有知者无知者都罢，那种敬畏感始终存在，它不受历史与年代的局限。郭沫若曾有一段话批陈寅恪，恰可反证陈寅恪在占有史料上的无人能及：“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在实际上我们要超过他。就像我们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史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郭沫若的“大跃进”思想现在成了一个笑话，在史料上要超过陈寅恪也是一个笑话。
陈寅恪治史，已远远超越了政治、思想、文学史或其他单一史的范围，开辟了广义文化史的研究境界，这是史学界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是个人天赋的呈现，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深厚博大的民族传统，像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流淌了千万年，必定要孕育出文化巨鲸。晚清与民国时期是这条丰沛河流接近干涸时期，在文化与历史的断裂处，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出现尤显突出，敬仰与钦佩，崇敬与赞叹一直相伴着两位大师在清华国学院的短暂岁月。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中说：
鲁连黄鹞绩溪胡，
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
园林差喜适幽居。
陈寅恪称王国维为“神州大儒”，称他的学问为“绝业”，我们可以想见王国维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分量。王国维逝世后，其学生赵万里辑录他的著作编成《王静安先生遗书》，由陈寅恪作序，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域”，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其学问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对王国维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互信互赏源自于双方共同的学术主张，王国维一向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希望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十分赞同这种主张，研究院为王国维立碑时，陈寅恪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这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字里行间道出的是近代学者一种全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证；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的开创。从这近百年的学术史看，陈寅恪此语绝非虚美之词。人生之路上有了这样的精神伴侣，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他们绝不会感到孤独，也不可能感到孤独。
乾嘉学派与沈曾植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一代学人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出现，离不开在后世影响深远的乾嘉学派，更离不开被称为“中国大儒”的曾国藩的老师沈曾植。沈曾植能成为“中国大儒”，就是乾嘉学派中的考据学成就了他——当然也成就了他的弟子王国维与陈寅恪。
乾嘉学派是清代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汉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侧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鼎盛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这里有一个背景：清代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会招致杀身灭族惨祸，他们转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个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之路，这样的治学方法虽然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作为乾嘉学派一个代表人物，沈曾植被后世称为“中国大儒”，弟子王国维对他有过客观的评价：“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正如同王国维所说的一样，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对西北史地与元蒙史也有研究，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王国维经过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同住在上海时，两人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交往，这对王国维的学问产生很大影响。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这样记录沈王交情：“丙辰春，复来上海，所居距沈先生寓所颇近，暇辄诣先生谈。一日先生语维曰：‘棲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卷，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盍为部居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盖难言之。即以尔雅权舆二字方释诂之权舆为始也。释草之其萌？萮，虫之蠸舆父守瓜三实一名，又释草之权黄华释木之权黄英，亦与此相关，故谓权舆为？萮之引申可也，谓？萮蠸舆用权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于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欲得本义，非综合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国维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
在这里，王森然省略了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一场纠纷：1918年12月某一天，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国维阅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邹安了解到全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王国维只好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曾植，怎么对他说让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以。直言其伪，对方肯定不高兴。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曾植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沈曾植一听果真不高兴，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曾植便话中带刺地影射：“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王国维不好再说什么，他在日记中记载：“仅敷衍，少时而去。”后来他写信告诉罗振玉，今后，沈曾植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可是，就在两人闹别扭之后三个多月，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评论沈曾植“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深有研究的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出：“王氏的这个概括，虽然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对沈氏的整个评价却有过分推崇之处。”其实在王国维心目，沈曾植依然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山峰，人际交往间的一点瑕疵，无法遮蔽他作为一代大师的思想光辉，他对王国维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学术之路。王国维与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就是直接受沈曾植的启迪而作。他晚年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都是沈曾植直接影响的结果。王国维对沈曾植非常钦佩，将他与顾炎武等并列：“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
与王国维惊人相似的是，陈寅恪也深受沈曾植的影响，他的父亲陈三立与沈曾植交往密切。作为宋诗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词界德高望重。所谓“同光体”，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的一个诗派。这一诗派诗宗“三元”，即学开元时的杜甫，元和时的韩愈，元祐时的黄庭坚和苏轼。“同光体”在晚清与民国期间按其地域不同分为三派，一派为赣派，以陈三立为代表。一派为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一派是闽派，以郑孝胥为代表。陈寅恪是晚辈，父亲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沈曾植自然而然地产生仰慕之情。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都是沈曾植影响的结果。
同样的祖师爷，同样的遗民身份，同样的饱读诗书，同样供职于清华国学院，诸多的共同点让王国维与陈寅恪从学识到思想、从个人情感到治学态度都高度契合，两人结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同样作为沈曾植的弟子，在陈寅恪和王国维之间，倘若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成为沈曾植那样的思想家的话，那么非陈寅恪莫属。陈寅恪不仅具有天生的理性禀赋，而且确实擅长诸如思想特征和思想渊源之类的探究，比如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之于陶潜的研究。但陈寅恪却恪守一个史家的本分，从不作天马行空之想。这在陈寅恪固然无可厚非，但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却是一大遗憾。有关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不仅需要学问根底，更需要思想深度。王国维所擅长的不是思想而是审美，一如他精于学问、疏于人际。就学问的角度而言，王国维乃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开山宗师。饶有意味的是，王国维的实证方式，然承自乾嘉学派，却与陈寅恪的“神游冥想”一样，有意无意地被诉诸心的印证。作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王国维持其二重证据法在金文考古等领域的贡献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王国维之于历史文化的独特见解，亦即《殷周制度论》，此作之于中国历史的正本清源、之于中国文化的重新读解，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他和陈寅恪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个人人生中的偶然际遇，在这里成为文明承传的先决和继承传统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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