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王禀：“靖康之难”中的忠烈
沿袭王国维家族血脉上溯，像捋一根苍老的古藤蔓，一直捋到它的老根：“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太子晋，直谏废为庶人，赐姓王氏。”自始祖太子晋传至八世孙讳宗敬，宗敬子错，错子贲，贲子渝，渝子息，息子恢，恢子亢，亢子颐，颐子翦。王翦以始皇旧友任将帅，与子贲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不朽功勋。贲子离，离子元，元避秦乱，始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在这里，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的“勋绩忠烈”王禀，是王国维一族中最为忠烈者，这也是王国维“遗民”情结的出处。要说到王氏先祖王禀，必得先说清楚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发生在宋徽宗“任内”，和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一样，无非是朝廷黑暗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此时先后爆发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和瓦解，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兴起却给了北宋王朝致命一击。当时的宋徽宗听从太师蔡京之议，与金国联手攻击日渐末路的辽国，此事发生在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之盟，协议金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宋朝需将本来献给辽国的岁币转献金，而辽的其余国土亦归金。宋朝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而归。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事成之后金国却公开反悔，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宋朝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四十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了宋朝。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宋徽宗却自称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吹嘘成“凯旋还师”。百官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纪功。北宋王朝亡国在即，宋徽宗君臣却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报应很快就接踵而至。
公元1125年8月，金国出兵攻宋，势如破竹，占领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此地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宋徽宗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主张任用有威望的官员坚持固守，吴敏荐用太常少卿李纲。李纲奏上“御戎”五策。又说：“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要徽宗宣布退位，“收将士心”。徽宗任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金兵越来越逼近东京，宋徽宗惊慌不已：“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徽宗苏醒后，索要纸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同年十二月，太子赵桓（钦宗）即位，（1126年）年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此时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宋徽宋决定连夜南逃。以“烧香”为名逃出东京来到亳州，又从亳州逃到镇江去避祸，乞求议和。几经战乱，金兵几度围剿东京。北宋危难关头，王国维的先祖王禀就在这时候出场了。
作为北宋名将、王抟七世孙，王禀官至婺州观察使、步军都虞候，屡立战功，著名农民起义头领方腊就是被王禀率部活捉。其时是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王禀、刘镇等分别领兵向杭州和歙州（治今安徽歙县）进发，企图在睦州（治今浙江淳安）会合。此时方腊部将方七佛围秀州（今浙江嘉兴），并分兵进入湖州（今属浙江）境内。王禀率领东路宋军从北方而来，与方七佛义军激战，双方死伤无数，义军退守杭州。王禀率部包围杭州，义军经过苦战终因粮尽援绝放弃杭州。一个月后义军再次进军杭州，久攻不下。王禀开始反击，攻陷睦州，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洞。宋军东路王禀部、西路刘镇部会合，层层包围帮源洞并发起总攻。义军腹背受敌，奋起抵抗，七万多人悉数被灭。方腊及其妻邵氏、二太子子方亳、丞相方肥等三十多人被俘，押往开封，后被处决。王禀因为立功，在宣和四年（1122年）被提拔为宣抚司都统制。金兵攻打北宋时，完颜宗翰率兵围剿太原，宦官童贯见势不妙，有心弃城而逃，与知府张孝纯、副总管王禀商议。张孝纯斥曰：“身为国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难，一旦弃城而逃，将以何面目见天下乎？”童贯当晚出逃，而并州很快被金兵重重包围，并州城内居民不足两万余人，在张孝纯、王禀率领下筑起重城，百姓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皆发给武器，分派地段，昼夜守城。张孝纯坐镇府中，王禀每日在城墙上督率守城。金兵轮番攻城，云梯、偏桥、抛石车等武器被金兵悉数用遍，并州仍然坚如铁桶。此时的宋钦宗却贪生怕死，应允金人要求割让并州、中山、河间三镇与金人，和金兵议和，并派大臣路允迪到并州宣谕。路允迪到太原城后，金兵让出一条通道送其到城下。王禀派人用吊篮将路允迪吊入城中，听到圣旨立即仗剑而起：“国君应保国爱民，臣民应忠君守义，现并州军民以大宋国为重，宁死而不作金鬼，朝廷竟如此弃子民于不顾，何颜见天下臣民，并州军民坚不受命，以死固守。”城上军民皆手握兵器，振臂高呼：“愿随王总管坚守并州，与城共存，决不退却！”路允迪羞愧满面，缒城而下，王总管一时却名震天下。艰难困苦中，王禀率兵击退金兵九次围攻，却始终不见朝廷援兵，也不见粮食接济。城中存粮断绝，守军饥饿得握不住兵器。一日，王禀命部下属宰杀自己战马为守城军民充饥，卫士们劝阻说：“大人每日驰驱，无坐骑，如何迎敌？”王禀仰天长叹：“守不住并州城，我纵有万贯家产，又复何用。”
差不多一年之后，并州最终弹尽粮绝，城中军民已伤亡十之八九，城墙终被金兵攻破。张孝纯被俘，王禀率百人赶来援救，与金兵展开巷战，身上破旧的衣袍被鲜血染红。有兵士掉了一只胳臂，有的断了一条腿仍用兵器撑着，随王禀在街巷里与金兵肉搏。金兵大将完颜宗翰派通事（翻译）向王禀喊话，劝其投降。王禀看看身边数十名血肉模糊的军民，摇摇头说：“我为国已尽忠，为民已尽义，大丈夫一生复有何求？”随后把宝剑横于项上，猛力一抹。身旁的数十名太原军民有的自刎，有的互刺，全部自尽于战场，无一人偷生。
历史上对王禀的死还有一种说法：他率领饥饿的士兵进行巷战，身中数十枪，最后背负着供奉于太原祠庙中的宋太宗赵光义的画像和他的儿子王荀投汾河而死。当夜，王禀尸身被太原军民盗出城外，金兵发觉后追来，太原军民忙将王禀尸身藏匿于城南一小村中，数日后将其就地安葬。藏匿王禀尸身的小村，后人称为王村。时为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十三日，王禀终年五十九岁；王荀时年仅三十五岁。此时王禀之孙王沆尚年幼，幸赖王府忠厚老仆从山东青州铜川抚孤乞讨南下，栖居于临安盐官县长平乡，结草为庐（今海宁市伊桥“草舍里”），苦耕勤读，刻苦自励。高宗赵构迁都临安（今杭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嘉其忠节，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子王荀勅赠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召其孙王沆袭封安化郡王，赐第盐官（今海宁市盐官镇安化坊）。王沆袭封安化郡王后，由伊桥草所移居盐官，为海宁安化王氏始祖。传至南迁十四世王信于明代成化年间自三官墩迁硖石，而王国维正是王沆的第二十九世孙。
《水浒传》中另一个王禀
这个让王氏子弟成为贵族的王禀，在著名小说《水浒传》里也留下了一笔。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八回这样记载：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胆智取清溪洞
诗曰：
手握貔貅号令新，
睦州谈笑定妖尘。
全师大胜势无敌，
背水调兵真有神。
殄灭渠魁如拉朽，
解令伪国便称臣。
班班青史分明看，
忠义公明志已伸。
话说当下关胜等四将，飞马引军，杀到乌龙岭上，正接着石宝军马。关胜在马上大喝：“贼将安敢杀吾弟兄！”石宝见是关胜，无心恋战，便退上岭去。指挥白钦，却来战关胜。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个斗不到十合，乌龙岭上，急又鸣锣收军。关胜不赶。岭上军兵，自乱起来。原来石宝只顾在岭东厮杀，却不提防岭西已被童枢密大驱人马，杀上岭来。宋军中大将王禀，便和南兵指挥景德厮杀。两个斗了十合之上，王禀将景德斩于马下。自此吕方、郭盛，首先奔上山来夺岭。未及到岭边，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将郭盛和人连马打死在岭边。这面岭东关胜，望见岭上大乱，情知岭西有宋兵上岭了。急招众将，一齐都杀上去。两面夹攻，岭上混战。吕方却好迎着白钦。两个交手厮杀。斗不到三合，白钦一枪搠来。吕方闪个过。白钦那条枪，从吕方肋下戳个空。吕方这枝戟，却被白钦拨个倒横。两将在马上，各施展不得，都弃了手中军器，在马上你我厮相揪住。原来正遇着山岭险峻处，那马如何立得脚牢。二将使得力猛，不想连人和马都滚下岭去。这两将做一处颠死在那岭下。这边关胜等众将，步行都杀上岭来。两面尽是宋兵，已杀到岭上。石宝看见两边全无去路，恐吃捉了受辱，便用劈风刀自刎而死。宋江众将夺了乌龙岭关隘。关胜急令人报知宋先锋。睦州上溜头，又有军马杀来，上下夹攻。江里水寨中四个水军总管，见乌龙岭已失，睦州俱陷，都弃了船只，逃过对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贵、谢福，解送献入睦州。走了翟源、乔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队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枢密、刘都督入城屯驻。安营已了，出榜招抚军民复业。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数。宋江尽将仓廒粮米，给散于民，各归本业，复为良民。将水军总管成贵、谢福，剖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并在乌龙岭亡过一应将佐，前后死魂，俱皆享受。再叫李俊等水军将佐，管领了许多船只，把获到贼首伪官，解送张招讨军前去了。宋江又见折了吕方、郭盛，惆怅不已，按兵不动。等候卢先锋兵马，同取清溪。有诗为证：
古睦封疆悉已平，
行宫滚滚火烟生。
几多贼将俱诛戮，
准拟清溪大进兵。
第一百一十九次：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且说宋江当日传令，分付诸将：“今日厮杀，非比他时，正在要紧之际。汝等军将，个个用心，擒获贼首方腊，休得杀害。你众军士，只看南军阵上柴进回马引领，就便杀人洞中，并力追捉方腊，不可违误！”三军诸将得令，各自摩拳擦掌，掣剑拔□，都要掳掠洞中金帛，尽要活捉方腊，建功请赏。当时宋江诸将，都到洞前，把军马摆开，列成阵势。只见南兵阵上，柯驸马立在门旗之下，正待要出战，只见皇侄方杰立马横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骑，看方某先斩宋兵一将，然后都尉出马，用兵对敌。”宋兵望见燕青跟在柴进后头，众将皆喜道：“今日计必成矣！”各人自行准备。且说皇侄方杰，争先纵马搦战；宋江阵上，关胜出马，舞起青龙刀，来与方杰对敌。两将交马，一往一来，一翻一复，战不过十数合，宋江又遣花荣出阵，共战方杰。方杰见二将来夹攻，全无惧怯，力敌二将。又战数合，虽然难见输赢，也只办得遮拦躲避。宋江队里，再差李应，朱仝骤马出阵，并力追杀。方杰见四将来夹攻，方才拨回马头，望本阵中便走。柯驸马却在门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将关胜、花荣、朱仝，李应四将赶过来。柯驸马便挺起手中铁□奔来，直取方杰。方杰见头势不好，急下马逃命时，措手不及，早被柴进一□戳着。背后云奉尉燕青赶上一刀，杀了方杰。南军众将惊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驸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进──宋先锋部下正将‘小旋风’的便是。随行云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内外备细。若有人活捉得方腊的，高官任做，细马拣骑。三军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斩首！”回身引领四将，招起大军，杀入洞中。方腊领着内侍近臣，在帮源洞顶上，看见杀了方杰，三军溃乱，情知事急，一脚踢翻了金交椅，便往深山中奔走。宋江领起大队军马，分开五路，杀入洞来，争捉方腊，不想已被方腊逃去，止拿得侍从人员。燕青抢入洞中，叫了数个心腹伴当去那库里，掳了两担金珠细软出来，就内宫禁苑，放起火来。柴进杀入东宫时，那金芝公主自缢身死。柴进见了，就连宫苑烧化，以下细人，放其各自逃生。众军将都人正宫，杀尽嫔妃彩女，亲军侍御，皇亲国戚，都掳掠了方腊内宫金帛。宋江大纵军将，入宫搜寻方腊。
却说阮小七杀入内苑深宫里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腊伪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珪、无忧履。阮小七看见上面都是珍珠异宝，龙凤锦文，心里想道：“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便把衮龙袍穿了，紧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插放怀里，跳上马，手执鞭，跑出宫前。三军众将只道是方腊，一齐闹动，抢将拢来看时，却是阮小七。众皆大笑。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骑着马东走西走，看那众将多军抢掳。正在那里闹动，早有童枢密带来的大将王禀、赵谭，入洞助战。听得三军闹嚷，只说拿得方腊，迳来争功。却见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笑。王禀、赵谭骂道：“你这厮莫非要学方腊，做这等样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禀、赵谭道：“你这两个直得甚鸟！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时，你这两个驴马头，早被方腊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众将弟兄，成了功劳，你们颠倒来欺负！朝廷不知备细，只道是两员大将来协助成功。”王禀、赵谭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并。当时阮小七夺了小校枪，便奔上来戳王禀。呼延灼看见，急飞马来隔开。已自有军校报知宋江，飞马到来。见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吴用喝下马来，剥下违禁衣服，丢去一边。宋江陪话解劝。王禀、赵谭二人，虽被宋江并众将劝和了，只是记恨于心。
后来，王禀和赵谭报复、排挤阮小七：又有阮小七受了诰命，辞别宋江，已往盖天军做都统制职事。未及数月，被大将王禀、赵谭怀挟帮源洞辱骂旧恨，累累于童枢密前诉说阮小七的过失：“曾穿着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虽是一时戏耍，终久怀心造意。”待要杀他。“亦且盖天军地僻人蛮，必致造反。”童贯把此事达知蔡京，奏过天子，请降了圣旨，行移公文到彼处，追夺阮小七本身的官诰，复为庶民。
从《水浒传》中的描写可以看出，王禀是宋军中一员大将，孔武有力、骁勇善战，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施耐庵写进了著名小说《水浒传》中，这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当然官方也没有漠视王禀的辉煌战绩，不但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子王荀勅赠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其孙王沆袭封安化郡王，赐第盐官，王氏也由此为成海宁巨族。让王国维遗憾的是，王禀如此建功立业，却未能列入《宋史列传》，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为彰显“靖康之局之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的王禀之“勋绩忠烈”，特查考名志，为之补传。这篇“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后来收入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
“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
正应上了一句老话：穷不出五服，富不过三世。海宁大家王国维家族到了南宋之后，开始家道中落。王国维说：“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
“府君”就是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就是说从父亲这一辈开始，王家开始为农为商，过起了最普通的平凡日子。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影响最深，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后来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应该说，不只是性情，王国维一生中的不少学术兴趣都在早年打下基础，这和他父亲的影响分不开。王乃誉对西学和致用之学的开放心态，也指明了王国维此后钻研西方哲学以及治学的方向。王乃誉对金石书画的喜好与王国维后来杰出的甲骨、敦煌、石鼓研究也不无关系。王国维居乡的最后几年，由于国家危机日益深重，父子两人对时事和经世之法都非常关注。他最后虽然以学术成名，但木讷少言的他与熟悉的朋友最愿意讨论的还是时政话题，这其中也有着其父早年的影子。虽然王国维畏缩的性格和后来科场的失利让父亲对儿子满腹牢骚，但是这也是那个时代父子关系最平常的表现。王乃誉对儿子也算了解，他曾说儿子“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可以说王国维以后的成就就在于他能够通达中西，这全是王乃誉因材施教的结果。王乃誉和天下的父亲一样望子成龙，但他绝没想到儿子会以学术博得如此大名。在儿子又一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失望地说：“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其父为尤难。”在这一点上王乃誉确实是看走了眼，王国维实在是大大地给王家光宗耀祖。在今天的海宁王国维纪念馆中，王乃誉的生平事迹被很郑重地介绍出来，但他明显是沾了儿子的光。要不是王国维，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谁知道这个王乃誉是何许人也？如同当年为远祖王禀补传一样，王国维也为其父补作一篇小传：
先太学君行状
曾祖，国学生，□封朝议大夫建臣；祖，国学生溶；本生祖，国学生瀚；父，国学生嗣铎；本生父，国学生嗣旦。
君姓王氏，讳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晚字承宰，号娱庐，浙江海宁州人。远祖禀，宋靖康中，以总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赠安化郡王。孙沆，随高宗南渡，赐第盐官，遂为海宁人焉。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府君少贫甚，又遭“粤匪”之乱，年十三，随先本生曾祖父、先大父避兵于上海。既而先曾祖父先大父相继物故，君号咷呼吁，丐于亲故敛。后益转徙，无聊，遂习贾于茶漆肆。“粤匪”既平，其肆自上海迁于宁之硖石镇，君始得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会戚属有令江苏溧阳县者，延府君往佐之，前后凡十余年。由是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益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唯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君自三十以后，始作日记，至易篑前一日止，盖三十年如一日焉。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娄东为近。又尝渭自冯墨香《国朝画识》、蒋霞竹《墨林今话》后，近世画人亦颇有足传者，故就平生所见近人书画，考其姓氏爵里，且评隙（骘）其所诣，为《游目录》十卷，又有诗集二卷，文若干篇，稿藏于家。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
呜呼！君于孤贫之中，阈阌之内，克自树立，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而年不跻于中寿，名不出于乡里，是亦可哀也已！
君娶凌氏，生子国维；继娶叶氏，生国华；女一，适同里陈汝聪；孙，三人，潜明、高明、贞明。君生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卒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得年六十岁。将以其年十月葬于海宁城北黎步桥之东原。伏冀海内贤哲锡以志传，以光诸泉壤，岂惟藐孤，世世孙孙亦感且不朽！
孤国维泣血敬状。
在这份短短的《先太学君行状》中，王国维为乃父勾勒出一个淡淡的轮廓：擅长书画金石，诗文亦颇有素养。据《王国维日记》记载：其父还会“唱曲、吹洞箫”，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多面手，所有的这一切全是自学而成，就显得更加可贵。王乃誉对王国维从小到大都有许多意见，日记中也不乏这样的记录，在致“藕塘族叔”的信中云：“大儿（王国维）馆于同城沈都戎许，教授。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对不起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他从减轻“一家十口”经济负担着眼，总希望静安尽早就业，这在他的日记中表现得最鲜明：“是日静安有致在日教习汤顿书，内述时事，而又自陈委曲所志。余殊（以）为非，三四止之……当思今天下乱亡未已，即外洋内变，亦非十年不靖。现只第一求度衣食，不必妄攀援登进。第二要乘此时专一学问十年，平后，出而用世，未晚也……每见身败无补者也矣，当警余言。”在这里，王乃誉提到的“攀援登进”是否意味着其时王国维已有赴日留学之类的筹谋？乃誉从“第一求度衣食”角度考虑进行劝阻，由此看来，父子间的矛盾当时明显存在。
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王国维自少年时就致力于考据之学，这也为其父所不喜，王乃誉曾在日记中特别记了一笔：“见丽南亲家，因说各事。子佛赞儿不去口，余不以为然。髫年须文学（或字）光昌，不应走入考据。”随后又有一记：“见静条驳俞（俞樾）《群经平议》，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光集忌。故（须）痛戒此习。”一个“髫年”学童竟与皤皤耆宿一论高低，才学暂且不论，天才异秉在这里透露的胆识实在令人钦佩。可其父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样的父亲竟然时时得意于自己的耕读传家，不知道王乃誉是出自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心理。但在另一方面，他确实又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人，爱竹成痴，一再宣称：“竹为我中国独产之植物，宜乎画，将后或可冠绝地球。”除竹之外他又独爱水仙，曾录明画家陆治“水仙”诗一首：
暖吹罗袖玉生春，
绰恋临风浴露新。
若非洛水云中见，
疑是襄王梦里人。
王乃誉将自己在诗书画上的艺术感悟手把手地传授给王国维，这一点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如某日日记如此记载：“初为静（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鞴，一纵不可复收。少年宜自惩戒也。”随后又有一记：“上楼，见静儿作书，竟无是处。稍示之，犹不见其工整，况腴润端厚何可得耶？”当面讲，当面改，多方诱掖，宛若一位启蒙老师，其实他正是王国维的启蒙老师，他督促少年王国维每日作书作画，并为他讲解《画征录》与《题画诗》之类艺术启蒙读物，通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等名诗绝句谈诗书画境界。家中也常常高朋满座，谈书画技艺，论为文之道，一种浓浓的艺术氛围让王国维从小置身其中深受启发，后来他写出《人间词话》这样的巨著，与童年的经历紧密相关。
有虞氏的三十三世孙
贵族品格只能来自于贵族祖先，陈寅恪始祖胡公满为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封诸陈，后代子孙以封地为姓。到了汉代，满公四十二世孙陈仲弓实，曾为汉太邱长，封颖川郡，众孙们都以贤德著称，成为当地望族，所谓“由是以颖川为族望”。又经过三十二世的承传，旺公一代迁至江州义门，这时候历史已进入唐玄宗年代，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福州刺史陈檀之子旺自江西庐山再迁至时江州浔阳县太平乡永清村常乐里艾草坪。陈氏真正的兴旺正是在这片长满了青青艾草的土地上。据信旺公是得了高人的指点，这一点成了陈家笃信不移的家族传说，一代一代口口相传：
旺公八岁那年，有一次随祖父伯宣到庐山去打猎。那天秋风呼啸落叶萧萧，一行人在庐山上收获不小。到了天色晦暗的时候，伯宣招呼众族人一同抬着猎物回家。转过一个古木参天的山口，突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一个鹤发童颜、白须飘飘的长者似乎从天而降把众人吓了一跳。大家屏住呼吸，将目光投向祖父伯宣。伯宣并不慌张，而是让身后的族人安静下来，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拱手施礼。长者也还之以礼，然后坦然相告：庐山并非久居之地，不远处的“常乐里”才是宜居之地。伯宣谢过长者，回家后与族人相商，众人当即骑马前往“常乐里”：四面青山仿佛一道屏障庇护着这一大片肥沃而安静的土地，大地上野花缤纷艾草清凉，确实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伯宣当机立断对族人说：“马上迁居此地，否则要不了多久此地肯定将被他族占有。”众人立马回家取来材料圈地造屋——不久，这片土地便成了人欢马叫、炊烟袅袅的人间乐土，后世便称此地“义门陈”，“义门陈”的辉煌便从此开始：据统计，截至咸平四年（1001年），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了四百三十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义门陈”就有四百零三人应举，其中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有十八人，另至各地担任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二十九人。历唐宋两代之后，艾草坪的“义门陈”聚族三千九百余口，十九世同居，成为当地望族，一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在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海的建议下，宋仁宗出于抑制“义门陈”和教化天下的双重考虑，下旨“分庄天下”。同年七月初三，在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等人的监护和督促下，前后经半年多时间，义门陈氏的十二行派拆解为二百九十一个小庄，而后挨派抓阄分迁各地。就这样，曾经名震天下的义门陈氏被拆分到了全国各地。宋仁宗赋《敕赐义门分庄诗》一首，曰：
江州久著义门庄，庄上分庄岁月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珠辉玉朗孰同行？
谩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赛谢王。
子姓各知遵义范，永于舜后有重光。
“义门陈”就这样成了历史名词，成为各地陈氏后裔的家族记忆。其中，迁闽始祖魁公一支便是陈寅恪家族的由出宗系。几经辗转，初祖文光辞世后，腾远来到了江西义宁谋生。同行的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姓何，一个姓邱。三人结拜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提携互助，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直到三十多年后，三兄弟才像普通人家一样分成数户居住。分家时还立有分家契约，据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户何姓人家还保存有他们家族的那份契约。
生活安定、子孙满堂，陈腾远心中一个久远的读书梦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位因为父亲早逝而不得不放弃学业的陈门子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把参加科考、封官晋爵、光宗耀祖视为人生正途。当初他来到义宁时，将父亲陈文光留下的书籍全部背来，而生活用品却带得很少。线装书分外沉重，一路上他不停地歇息，惹得两位同乡发笑，嘲笑他去外乡吃苦谋生，带着如此沉重的书卷有何用？又不是赴京赶考。但是腾远却不为所动，也不让他们帮忙，一路上再苦再累也不舍得丢掉一本书。早年间父亲传给他的耕读之梦早已融进了他的血脉之中，在他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也是陈氏一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品格，在陈腾远身上得到加倍凸显。不管白天垦荒如何辛苦，每到夜幕降临、月光如水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陈腾远就会在同乡的鼾声中打开书卷，伴着摇摇孤灯与秋虫唧唧一直读到雄鸡高唱，这种半耕半读的习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义门陈氏宗谱》这样记载他：“陈腾远年七十始循例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虽然他最终并没有留名青史，但是他的耕读之梦却在子孙身上得到延续，特别是那个老来得到的儿子：陈克绳。
克绳是陈腾远的长子，为人忠厚老实，在读书上极有天分。但是参加科考却屡试不中，痛苦无奈之际，他遵父嘱修建了凤竹堂——《义门陈氏宗谱》这样记载：“鲲池（陈腾远）公壮岁迁宁，始择居于护仙源，虽川源秀丽，系在崇山峻岭之间，且基址狭隘，其屋仅堪容膝。时公年已八十有三，尝语诸子曰：吾少壮来宁，历数十年之辛勤，虽精神不衰，今苍然为八十余之老翁矣，惜未建一堂屋，上以妥先灵，下以聚儿孙，尔曹识之”。这是陈腾远的心愿，也是克绳的心愿。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风水先生帮助下，他们终于找到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现在的竹塅。
竹塅这个地方山环水抱，一丛丛凤尾竹在溪边、在山脚下摇曳。当年九月确定了地基之后立马开工，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凤竹堂”断水落成，年愈八旬的陈腾远感叹道：“人云安居乐业，今日我家堂屋落成，祖宗得有凭依矣！儿孙得有栖息矣！吾亦得以优游杖履矣！虽少壮勤劳，暮年创此一屋，愿亦慰矣！”腾远去世后，克绳继承家业家风，“建仙源书屋，拨田租为膏火”，“倡修祠宇，修考棚，立义渡，起浮桥，辟桐树岭路，主修陈氏谱牒”，在陈氏家族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临终时特别嘱咐家人将他安葬在陈家大屋背后山林中，他要看着他子孙走向显达、显贵和显赫。他的梦想最终在儿子陈规□身上得以实现，这也是他三个儿子中唯一成活的独子。这个陈寅恪家族晚清崛起、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与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完全不同，他从小就在克绳的关心下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虽无意出仕却天资聪颖。陈克绳从自己及祖辈学业上的失败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倾尽所有的精力与财力培养这个好学上进的儿子，这也是他尽心尽力修筑“凤竹堂”的意义所在。时间已经到了1793年，中国人仍在孔儒的梦魇中昏睡。而在这时候，起源于“希腊城邦”的欧洲文明开始滥觞。这种文明从萌芽初发就与中国农耕文明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它的核心是公民与权利，这也是民主政治的胚胎。印刷术与纸质书的普及最终导致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又彻底解放了人的精神桎梏，信奉科学真理成为潮流，工业革命的到来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随后蒸汽机与电力的发明、发现，轮船的海上航行与火车的铁路运输，殖民胃口空前暴涨。傍海民族向来青睐大海，是海上弄潮儿，水的灵动与开阔一如他们的思想与心胸，挟工业文明的豪气与霸气，让他们对仍在昏睡中的东方古国涌起觊觎之心。远东辽阔无边的市场令人眼红，鸦片作为在中国最畅销的商品即将成为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从精神到肉体被大工业文明武装的大英帝国，根本不把梳辫子的中国男人与裹小脚的中国娘们放在眼里，一场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将到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必须记住的名人在这片凤尾竹摇曳的山溪边诞生了。这个人物就是改变了陈氏家族命运的关键人物，他就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那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农历正月十八的晚上，下竹塅人见到上竹塅陈家大屋上空红彤彤一片，还以为是失火了，全都赶去救火，到陈家以后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失火。可巧人们赶上了陈宝箴的出生，说是在其呱呱坠地大声啼哭的那一刻，那片红色也就消隐不见了。民间传说给陈宝箴的出生蒙上一层诡异的色彩，他的真实性你其实不必去考证，你只需明白，这个男孩子肯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否则民间不可能编造出与他有关的离奇传说。
传说后面是传奇
陈宝箴从小天资聪颖，不负长辈厚望，二十岁时赴南昌参加乡试，金榜题名中得举人。也就在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附近的永宁县，陈宝箴的父亲陈伟林仿效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管理这支团练队伍，他将书中学得的知识灵活巧妙地运用到军事对阵之中，在团练队伍中获得极高的声望。陈伟林病故后，陈宝箴理所当然地接手了团练，在与石达开对战中，虽然他损失惨重，并且丢失了义宁县城，但是他英勇善战的军事智慧与指挥能力让曾国藩剐目相看。1862年秋，在好友郭嵩焘的举荐下，陈宝箴以举人身份前往安徽安庆拜见曾国藩，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不久，陈宝箴入曾国藩幕府，后经曾国藩举荐，步步高升，最终官至湖南巡抚。让陈宝箴青史留名的大事件，正是发生在湖南巡抚任上，它就是后来有目共睹的“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实施让陈宝箴在晚清政坛红极一时，最终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陈宝箴的“湖南新政”是清政府“清末新政”影响下实施的全面变革，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西逃。这份惨痛经历对慈禧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她的精神来说是一次重创，对岌岌可危的清政权也是一次重创，慈禧本能的反应就是改革。不改革再没有出路，这几乎是朝廷上下的共识，连一向保守的守旧派也不得不参与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被动地被迫地向欧洲文明妥协，从体制上来一次最彻底的革新。这一次妥协不能仅仅从经济上着手，而是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上多重齐下，这是慈禧痛定思痛后做出的决定——这实际上就是对当初镇压戊戌变法的彻底否定。改革政体，第一次被清廷提高到议事日程。这一番改革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清末新政”——它的“新”是从洋务运动中派生出来：不但要改革经济，更要改变制度，甚至是政治制度。中国历史就这样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推进着，向前趔趔趄趄走了几步。时间到了1901年1月，慈禧太后开始行动了，她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令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三个月后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命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参与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清政府一系列“新政”上谕连续颁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上海租界在欧洲人的经营下开始一片繁荣，中国前所未有的报纸杂志也遍地开花进入鼎盛时代，著名的报纸《申报》报道说：
本馆接奉电音：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奏议以闻——”
舆论督促，民心所向，呼之欲出的“清末新政”很快付诸行动，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二步就是教育，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科举考试，这是科举设立一千多年来第一次遭到执政者的棒喝。所有的原因只有一条：这种陈腐的选拔人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只能将它彻底淘汰。第三步是振兴商业，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在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是影响深远的一件，此举得益于老牌洋务大臣张之洞。正是他联手袁世凯奏请，叫停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光绪皇帝算得上一个开明的皇帝，收到奏请后立即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随后又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的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
陈宝箴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出任湖南巡抚，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湖南一夜之间成为“清末新政”的模范地区，陈宝箴在经济上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硒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委任宁乡秀才廖树蘅督办水口山矿，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这是湖南近代工业的开始，陈宝箴并不满足，对他来说，一系列的筹谋正在付诸行动。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商议，成立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该公司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技工，并开设发电厂，为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架设了电线，输送电力照明。工矿企业以外，发展电讯、改进交通是陈宝箴新政的又一大宗。他的步伐越来越快：架设湘省电线，创办小轮公司。新式航运是近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轮船业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两年后又成立“鄂湘善后轮船局”，倡议粤汉铁路道经湖南。修筑铁路在陈宝箴抚湘以前的晚清社会已经倒腾了几十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样的铁路迟迟未见动工。后来，张之洞力奏请修，清政府终于同意开工修筑北起京郊卢沟桥南至湖北汉口的芦汉铁路。陈宝箴很早就对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有其认识，所以面对芦汉铁路的修筑，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对于一省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派熊希龄与张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铁路的盛宣怀交涉，要求铁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辩的熊希龄还真的说服了张盛二人。1898年年初，清廷终于批准铁路取道湘乡。除此以外，陈宝箴的新政措施还包括设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养蚕，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等等。
轰轰烈烈的包括“湖南新政”在内的“清末新政”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全面中止，陈宝箴的辉煌一生到此画上了一个休止符。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有为、梁启超，杀“六君子”于帝都菜市口。“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又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驱，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滥保匪人、招引奸邪”，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他们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归途中陈三立大病，险些病死。年底，陈宝箴胞弟之女德龄又离奇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几，陈宝箴长孙陈师曾之妻范孝嫦亦逝。一连串的打击让陈宝箴生不如死，这位久经沙场的老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春夏间一场小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在这里陈三立其实是隐瞒了实情，真实的情况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二十六日，闳炯率兵卒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陈宝箴死后，陈氏家族再也没有人涉足过宦海和官场。临死之际，心寒如冰的陈宝箴曾留下这样的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
“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
陈三立和其父陈宝箴一样才高八斗、博古通今，因为其父德高望重，他从小就备受各方瞩目。赴京赶考时因为书法不合规矩，所谓“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于是不得不“退而习书”，三年后再补殿成进士。这一年陈三立三十六岁，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这时候陈宝箴仕途顺畅，一路高歌猛进。陈三立也离京南下协助父亲建功立业。尤其是在陈宝箴抚湘期间，陈三立对湖南新政的帮助尤大。梁启超曾赞曰：“陈伯严史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这时候创办的时务学堂，陈宝箴本拟请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但陈三立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早已超过乃师康有为，认为请师莫如邀徒，陈宝箴遂放弃了原先计划，改聘后者。此外，陈三立还举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俊杰之士为陈宝箴的湖南新政献智献力，为轰轰烈烈的湘乡自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因为才学能力突出，兼之为官宦子弟，陈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层人士的广泛关注，时有“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之称，陈三立均列其中。前者，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后者，指陈三立、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寿、世家子弟陶菊存。
陈宝箴一死，陈三立的日子就不好过，但他死死牢记家父“不治产，不问政”的遗嘱，先居南京，再居上海，最后定居杭州。虽不问政，为社会兴利仍极热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堂。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的先例。三十一年（1905年）初，曾与李有芬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并拟倡修南浔铁路，因事未果。三十二年夏，义宁州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并说“宁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殴，杀死双坑饥民五十七人。双坑人控诉不得上达，求助陈三立。陈三立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及当地知县，冤案大白。
政治上的失意，却给三立带来诗歌上的丰收。清末的中国诗坛，主要有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歌革命”派、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派”和以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等流派。“同光体”实际是清代“宋诗派”的余绪，他们作诗师法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喜用僻典冷字、险韵拗句，风格枯涩瘦硬。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好用僻字拗句，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是同光体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体成就最高的诗人，有人称誉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
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这位晚清的遗老诗人。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两个人还并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三立仿佛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有一天，陈三立出门回家，雇了一辆人力车代步，事先也没有讲论价钱，等到家门口付车费时，他从口袋中摸索到两个铜子儿，便拿出来给了人家。这不合常价，车夫自然嫌少，牵住他的衣角不让他走。陈老先生又在口袋里翻，结果找出一枚银元，加付给了车夫。可车夫还是不肯放过他。陈老先生生气了：“给铜元你争，给你银元还是争，怎么这样讨厌？”说罢便昂然走进家门，不再搭理人家。听见他们争吵声家人赶快出来，问车夫怎么回事。车夫说：“开始你家主人给我区区两个铜子儿，怎能偿我的劳力？后又付给一块银元，可我哪能找得开？所以和他理论。”家人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主人是根本不知道大致的车价，加付一银元也不要人家找。而这个车夫又是憨厚耿直之人，以为收一块银元太多了，也是常例所未有的事情，所以为找不开钱同样着急。家人于是问车夫：“你想要多少钱？”车夫回答：“至少四毛钱。”家人如数支付，取回了那块大银币。车夫满意离去，一家人相视大笑，唯独陈老先生不知有什么好笑，自己手不释卷，埋头苦读起来。
当时的陈三立在上海深居简出，与他来往颇多是一位前清遗老梅翁——梅翁因为画得一手好梅花被人称为梅翁，他在患疮疾僵卧不能行动的困境下，仍然拒绝民国政府的资助，只靠卖字鬻画维持生活。因为一贯洁身自好，故有“清道人”之称。当时在上海，以“遗老”自命的人还有不少，但他们中很多是口是心非的主儿，虽标榜“持节不染”，而“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竟还以“不拘小节”自解。此辈对于梅翁的做法相当嫉恨，意思当然是：你老儿真这么清高，岂不反衬得吾侪鄙污失节？于是乎，就想方设法报复他。正好当时梅翁的寡嫂想攘夺其出卖字画之资而未能如愿，便对小叔子秽言蜚语。想报复梅翁的遗老们抓住这个细节大做文章，逢人就传是梅翁对寡嫂有非分之想。如此造谣中伤让陈三立相当气愤，其中一个绰号叫“大善人”的变本加厉地造谣，竟然将无中生有的事情付诸文字刊发到报章上，实在卑劣。陈三立说：“若辈心术如此，尚可自鸣高洁耶？若不敛迹，我必当大庭广众，痛揭其钩心斗角之诡术！”机会很快来了，这天，一帮遗老遗少在宴会上聚合，陈三立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对“大善人”大声呵斥：“你相信不相信，我要代清道人打你的耳光？”坐在他身旁的沈曾植马上助威，“大善人”与传谣诬人者看到大家真的动了怒，惊羞交加，一个个借口离席而去。
晚年的陈三立还乡心切，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
夜舟泊吴城
夜气冥冥白，柳丝窈窈青。
孤篷寒上月，微浪隐移星。
灯火喧渔港，沧桑换独腥。
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
晓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临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颠。
在庐山，他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最后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
科举出身的陈宝箴父子，在国学方面有着扎实过硬的功底与修养，让我们看到了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源头与国学起步，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陈寅恪本人的卓异天资。但毫无疑问，同陈宝箴、陈三立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紧密关联。正是在这样一个书香弥漫的诗礼人家，少年陈寅恪伴着书卷一日日长大，这位饱读诗书的贵公子最终脚踏书卷的阶梯步步登高一步登天，最后在群星灿烂的民国文化长河中闪闪发光，给耀眼的民国文化光谱，增添了绚烂的一道光芒。
陈氏三兄弟
1902年春天，陈氏三兄弟从上海出发，赴日留学。陈三立老先生一直送到吴淞口码头，并作诗云：
游队分明离两儿，
扶桑初日照临之。
送行余亦自厓返，
海水浇胸吐与谁。
有趣的是陈氏三兄弟一到日本，遇上了周氏三兄弟，陈隆恪初入日本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而陈衡恪、陈寅恪一直在弘文学院学习，与鲁迅同住在一起。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久，却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陈三立定居南京后就创办私塾，南京头条巷私塾的琅琅读书声一直让陈寅恪难忘。陈三立相当开明，私塾中不仅仅读《四书》、《五经》，同时开设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长兄陈衡恪能成为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书画大家，与陈三立的家学熏陶紧密相连。后来成为著名桥梁专家的茅以升、茅以南兄弟也来陈家私塾就读。少年茅以升活泼可爱，一到下课时就和陈寅恪嬉戏。陈氏三兄弟能留学海外，完全得益于陈三立的老友谭嗣同。当时谭嗣同写信到上海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陈寅恪这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开放观念一脉相承。谭嗣同一提议，陈三立立马同意。陈氏兄弟到达日本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七八千人。鲁迅也在这一年3月24日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即今之校长）俞明震（陈寅恪的舅父）的带领下，同二十二名陆师学堂毕业生和其他六名矿路学堂毕业生一同来到日本留学。鲁迅和陈氏兄弟同时进入了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时间，取得了毕业文凭，后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弘文学院同学期间，陈氏兄弟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同住一室朝夕相处。1904年8月鲁迅还与陈衡恪等六人联名给已回国的弘文学院同学沈瓞民写信，介绍弘文学院及同学们的近况。据沈瓞民回忆：“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其父散原（陈三立）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
后来在1915年春，陈寅恪曾出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那时鲁迅和陈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职。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同班同宿舍，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个中原因还是出于陈寅恪的耿介性格。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极少提及，对于曾经的同窗周恩来也是如此。
1921年，陈寅恪去德国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而这个时候，周恩来也在德国柏林勤工俭学。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等几人相遇，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是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他们误以为陈寅恪与周恩来是一个观点的，顺便也在陈寅恪身上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拉起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周恩来与陈寅恪二人急忙把门关上，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谷冰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后很多年，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已经成为共和国总理，陈寅恪从来没有提起自己有过与周恩来一起落难的故事。倒是周恩来几次向人提起过，“文革”期间还专门指示广东省，要特别照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这位老同学。
陈衡恪一生最爱结交朋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鲁迅的关系更进一层，他们早在金陵矿务铁路学堂就成为同窗，之后同在日本留学。鲁迅在东京筹办《新生》杂志，陈衡恪是积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多篇文字。回国后又一起共事，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追求是他们一生友谊的基础。他们一起逛市场，收购古籍和金石拓片。陈衡恪向鲁迅赠画多幅，为之刻印多枚，并请鲁迅鉴赏他的书画作品。而鲁迅收藏的中国现代国画家的作品也以陈衡恪的为最多，鲁迅日记中有十处提到陈衡恪赠画。他与后来皈依佛门后称弘一大师的李叔同也结识于日本。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彼此探讨对诗词、绘画、书法、篆刻的认识与见解，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回国后仍经常联系。1911年李叔同曾为陈衡恪作小传，陈衡恪也为李叔同刻印数方。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前，曾将十多种民间工艺品赠给知交陈衡恪留作纪念。陈衡恪于次年又将这些赠物画成一条幅，题为“息斋玩具图”（李叔同曾用过“息翁”的署名），挂于自己的室内，以示不忘旧友。在陈衡恪一生的交往中，与大画家齐白石的渊源最为人称道，齐白石的功成名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衡恪的帮助与提携。齐白石从湖南初到北京，以卖画刻印为生，但画风不为时人所喜，生意落寞。陈衡恪在琉璃厂南纸店偶然见到齐白石的刻印，大为惊喜，特意找到齐白石的住处寻访，彻夜与其探讨艺术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同时鼓励齐白石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于世俗。一番言语使逆境中的齐白石得到鼓舞，在齐白石看来，得交陈衡恪为友是自己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大事。齐白石衰年变法，创红花墨叶画法，都是受陈衡恪的影响与启发。对二人的交往，齐白石称“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陈衡恪的坦荡诚恳与齐白石的虚怀若谷为艺坛留下一段佳话。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之邀赴日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中，由他携去参展的齐白石的画作深受好评，轰动中外，齐白石从此一举成名。
陈衡恪后来成为近代著名大画家，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他的画作追求创新，努力恢复中国画“师造化”的优秀传统，笔法生辣有力，在日本留学八年后于宣统二年（1910年）三十五岁时归国，先后就职于江西省教育厅、南通师范学校。仅半年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同时兼任北京多所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1923年夏，继母病危，他哀伤过度加之连日劳累竟致染病逝于南京，享年四十八岁。梁启超在悼词中称：“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吴昌硕的题字是“朽者不朽”，这是对陈衡恪艺术人生的最高评价。
在陈氏三兄弟中，陈寅恪的二哥陈隆恪不太为人所知，陈隆恪与陈寅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1927年后，四十岁的陈隆恪出任南浔铁路局局长，后任汉口电讯局主任、江西财政厅科长、上海邮汇总局秘书等职。1951年由齐燕铭介绍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于1956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在沪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这时候他的大哥陈衡恪去世已有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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