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如影随形罗振玉
1898年的元宵节对王国维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年的元宵节之夜，他在上海那个冷如冰窖的《时务报》馆里与后来入职溥仪南书房、并出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的著名学人罗振玉相识，一生的命运得以完全改变，最后竟然与罗振玉结成儿女亲家，踏出了一条令后人惊叹的学术之路。他的一生，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罗振玉，命中注定他要和罗振玉如影随形、形影不离。
1998年春节之后，两度乡试失败的王国维结了婚，生活却没有着落。二十出头的他经同学许家惺的推荐来到上海，在著名的《时务报》馆当上了一名低微的书记员，后来他回忆说：
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譬之役。二月而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时往学焉。汪君许之。
汪康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政论家，是杭州著名藏书大家振绮堂汪氏后裔。早年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参加创办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但他的一生主要成就就在办报，一生创办报刊十余种，被称为“一代报王”。他与罗振玉交往密切，罗振玉经常去《时务报》馆与汪康年商谈即将开办的东文学社。元宵节那天晚上，他正是来找汪康年的。但是整个报馆楼上楼下空无一人，罗振玉转了一圈，发现一间很狭窄的厢房里坐着一个年轻人，桌上放了包花生，还摊着一本线装书，年轻人正在自斟自饮。罗振玉看到那本书是《文选》，心里动了一下，马上就坐下与他攀谈。一番交流后罗振玉蓦然发现，王国维尽管年纪不大，却饱读诗书、遍读典籍，他不禁刮目相看起来。问及他在报馆的收入，王国维的一番话让罗振玉暗暗吃惊。
王国维在《时务报》馆的工作接替的是他的前任许家惺。可是，同样的职位同样的工作量，许家惺的薪水是二十元，而王国维的薪水只是他的一半：十二元。王国维领第一个月薪水还以为算错了，跑到账房去核查，账房先生回答：“许家惺是这么多，你也是这么多，没错。”王国维没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写信告诉了许家惺，要许家惺帮他讨个公道。许家惺碍于同学的面子，写信给汪康年先生，希望他能以同等的条件对待他的老同学。但是事情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王国维的薪水非但没有增加，汪康年反而将王国维办事不妥、不会处人种种不当之处向许家惺数落一通。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得知后恳求王国维安心工作，“以家累身世为第一义”，学会待人处世，这让王国维进退两难，他就在这种情况下遇到恩人罗振玉。罗振玉得知他的艰难处境后决定帮他一把，说服汪康年将王国维聘到东文学社来。汪康年当时又创办了《时务日报》，每天要翻译大量日文，不但不放人，还给王国维增加了更多的工作，薪水却不见增加。王国维累得脚气病发作，罗振玉实在无法忍耐，到下半年东文学社第二学期开学时，他和汪康年打了个招呼，就让王国维离开《时务报》社，进入东文学社任职学社“庶务”一职，相当于老师，不但可以免费进入学社就读，每月还可以领到三十元的薪水。
知遇之恩，这是王国维与罗振玉交往的开始，他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罗振玉的无偿帮助，包括后来几度赴日留学，当然也包括进入通州师范任教和主编《世界教育》杂志。通州师范是罗振玉的朋友、清末状元张骞创办。而《世界教育》杂志正是罗振玉自己创办的，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教育专门杂志。这时候的罗振玉人在武昌，正在协助张之洞“厘定新政”。他在发刊辞中说：“人才组合而成世界，是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而人才者，又教育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所以他自费创办这份杂志，想要用“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来推动学制改革，倡导“人才兴邦、教育兴国”。这份杂志在王国维手中办得风生水起，这时候他来到苏州，任教于中国最早的官办师范、当时江苏最高的高等学府：江苏师范学堂。能得到这个职位还是因为罗振玉。
这时候的苏州是江苏巡抚衙门所在地，罗振玉是江苏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将王国维招到身边，让他在学堂兼课领一份薪水，主要的工作还是主编《世界教育》杂志。这是王国维难得的一段悠闲时光，生活安定、工作满意，大量的阅读让他心胸渐渐开阔。而小桥流水的苏州之美也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他在苏州期间大量的诗词：
青玉案
江南秋色垂垂暮。
算幽事，浑无数。
日日沧浪亭畔路，
西风林下，
夕阳水际，
独自寻诗去。
可怜愁与闲俱处，
待把尘劳截愁住。
灯影幢幢天欲曙。
闲中心事，忙中情味，
并入西楼雨。
少年游
垂杨门外，疏灯影里，
上马帽檐斜。
紫陌霜浓，青松月冷，
炬火散林鸦。
归来惊看西窗上，
翠竹影交加。
跌宕歌声，纵横书卷，
不与遣年华。
苏州安宁幽静的生活很快狂飙突起：罗振玉在人事纷争中被“江苏教育学会”逐客，他一怒之下愤而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王国维仿佛是他的影子，他的变故必定要引起王国维的变故，罗振玉在苏州待不下去，王国维自然也准备离开。罗振玉到清廷学部参事厅就任参事官，马上电召王国维进京，进入罗振玉供职的学部。
虽然是堂堂的学部，特地为废除科举而设的学部，却连一个像样的衙门也没有。罗振玉回忆说：“先赁民屋为办事处，奏调人员到部尚寡。”“相国令予人居之时，部章未定，司局未分，每日下午令部员上堂议事。”议何事？当时科举终结，正在推行新式教育，著名的“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是影响深远的一件，此举得益于老牌洋务大臣张之洞，正是他联手袁世凯奏请，叫停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光绪皇帝算得上一个开明的皇帝，收到奏请后立即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随后又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就明文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五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等，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三年毕业取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三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五年毕业取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还给予翰林升阶。”
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缩，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到了民国初年，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渐渐成为风气，这一批批小鸟出笼一样的年轻学子奔赴海外，催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是今天看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顺应时代发展的行为，当时在学部一帮老冬烘之间却争论不休。罗振玉任职参事厅行走，月薪七十元。王国维虽然名义上是总务司行走，但是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官，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虽然他终日默默无语，却看透了这个租赁民房设置的衙门内，官僚如此顽固不化，官府如此腐败透顶，他满腹哲学理念和教育主张，在此只能对牛弹琴，还不得不听从仅具有小学教员“资望”的那些他从前的学生发号施令，这让他生不如死。正在此时，他的老父与爱妻先后去世，料理完丧事之后，他再度回到北京，罗振玉引荐他结识了时为“学部尚书”的荣庆，荣庆被这位貌不惊人却学识过人的后生所打动，收他为“门生”。而王国维自此也完全融入了帝都的生活，最终在这里完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人间词话》。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巅峰之作，王国维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多半是因为这本《人间词话》。
王国维很早就开始写词，这源自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体验，他在少年时便无师自通地感同身受，当然与源远流长的家学紧密相关——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成年以后提笔写词赋诗便为他的一个习惯。初入上海时，繁华摩登的十里洋场让来自偏远小城他惊叹，他写道：
鹧鸪天·阁道风飘
阁道风飘五丈旗，
层楼突兀与云齐。
空余明月连钱列，
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
且攀跻。
千门万户是耶非。
人间总是堪疑处，
惟有兹疑不可疑。
爱妻亡故时，他悲伤过度，痛吟：
菩萨蛮
高楼直挽银河住，
当时曾笑牵牛处。
今夕渡河津，
牵牛应笑人。
桐梢垂露脚，
梢上惊鸟掠。
灯焰不成青，
绿窗纱半明。
客居北平时，目睹官场丑陋与人生黑暗，他痛感人生就是一场大梦，彻夜不眠，提笔写道：
蝶恋花
满地霜华浓似雪。
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
一曲《阳关》浑未彻，
车声渐共歌声咽。
换尽天涯芳草色。
陌上深深，
依旧年时辙。
自是浮生无可说，
人生第一耽离别。
后来王国维编定自己的词集《人间词乙稿》，他在“序”中直言不讳地自夸：“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两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
王国维的自我陶醉得到了罗振玉的赞美与认同，他建议说：“你的词集就叫‘人间’吧。”王国维欣然接受，将词集更名为《人间词》，后来他写了一本诗词专著，就取名为《人间词话》，这本不经意间写成的专论，后来就成了他一生学术的标高和扛鼎之作：以《诗经》中的国风篇作准则，王国维这样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虽然没有进一步挑明，洒落者通常有豁达作底，悲壮者可能为拘谨所囿，而仅仅是点到为止，但宋词与上古风人在境界上的有别，已经一目了然。
世人论说《人间词话》，通常聚焦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异同。这虽然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内容，但并非是《人间词话》的美学标高。《人间词话》的美学终极在于有关李后主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宋徽宗的《燕山亭》，初读之下，颇类于李后主的词作，尤其是后半阙：“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这与李后主的诸多感慨何其相似乃尔：“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两个同样的艺术家皇帝，同样的“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又同样的成为亡国之君，但王国维却能从他们的诗词间辨别出宋徽宗“不过自道生世之戚”，而李后主却“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为宋徽宗写不出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写不出李后主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虽然释迦基督的生命境界远非李后主可以望其项背，但王国维在这里着意指出的是，李后主有荷担人类罪恶之意。但这样评论既容易被人误读成李后主就是释迦基督，又可能被人误解为李后主为普天之下黎民百姓有所担当。事实上，准确的读解应该在于：相对于宋徽宗的拘泥于自身遭际，李后主的词作具有浩大的悲悯情怀，它超越了个人人生际遇，而上升到普罗天下、生命本质的悲剧意识。王国维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悲悯情怀，但其美学论述也罢，《人间词话》也罢，却处处浸透这样的大悲悯境界。他在阐说其美学观念时所提出的诸多说法，诸如游戏说、古雅说、天才说、境界说，都不过是其审美趣味的表达。唯有蕴含在王氏著述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才是其审美境界的标高。而又正是在悲悯的境界上，王国维的纯真与周作人的清淡不期而遇。抵达悲悯境界，在王国维是基于其审美的敏感，在周作人是基于“前世出家今在家”式的宗教本能。可见，审美的极致是与宗教并列的。而悲悯，既是审美境界又是宗教情怀，是它们的合二为一，此乃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境界一说的要义所在。这也是王国维被后人推崇备至的诗词三境界：分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句本来都是言私情话相思的绝句，却被王国维用以表现“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它巧妙地运用了三句中蕴含的哲理意趣，把诗句由爱情领域推到治学境界，并且赋予它们全新的深刻的内涵：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王国维的意思在这里明白无误：做学问成大业者，首先要有执著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那如果按原词解，这几句是情感堆积，是对下文“望尽天涯路”的铺垫，如果喝酒喝到这个境界，是寒暄之后数杯下肚，酒气略微上升阶段。此时，欢者更欢，愁者愈愁。不过，肚中纵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大多“和风细雨”。第二境界的这段诗句，出自宋代另一位词人柳永的《蝶恋花》。原词是：“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在这里超出了原诗相思怀人的情绪，他想说明，对事业、对理想要执著追求，忘我奋斗，为了达到成功的彼岸，一切都要在所不惜。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第三境界，王国维采用了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词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在此是指每个人经过多次周折、多年磨炼之后，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就能明察秋毫、豁然领悟。这就是最后的成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是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
深谙艺术真谛的王国维携着他的心血之作《人间词话》，一步步走进文化史，走进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成为坐标与经典，成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雕像。
北大的辫子和清华的辫子
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归功于个人天赋，也归功于罗振玉的慧眼识珠。第二次回到北京后，王国维依旧供职于学部，牢骚满腹地编译着学部的《官报》。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大量接触西方教育方面的专著，他的几部主要的经典性的译著，比如《心理学概论》、《逻辑的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就出版于他在学部“官书坐会”期间。这期间他还写了篇长文《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与帝都的另一条著名的辫子辜鸿铭展开一场论战。
王国维的辫子在北京相当出名，作为遗老遗少的象征，辫子表明的是辫子主人的一种人生态度。当时的辫子军头领张勋甚至要求部下全体保留发辫，辫子成为他们忠贞节烈的标志。溥仪退位已三载，张勋仍虔诚地来京谒见，因脑后悬挂的小辫子而遭路人嘲笑，他恼羞成怒，发誓至死留辫：“谁敢动我的辫子，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辫子成了他们精神上的武器，对武人张勋来说是这样，对文人王国维与辜鸿铭来说更是如此。《清史稿》这样记录辜鸿铭：“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辜鸿铭就这样以谩骂来斗争，虽然弱不禁风，却不甘示弱，宁愿拖着根灰白色长辫招摇过市，坚持不懈地做前清的“形象代言人”。这样的态度得到张之洞赏识，诚邀他到两广总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务部，由员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云直上。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他衣冠不改，依旧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并且公开声明效忠清室，宣扬复辟帝制。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学，既广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激进革命派，对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有实力的旧式学者也不摒弃——诚邀辜鸿铭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蔡元培却替辜鸿铭开脱：“我们尊重的不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是他的学问。”辜鸿铭对辫子的态度和王国维完全一致，他旁若无人地拖着一根小辫子特立独行于新潮青年云集的北大校园，一如后来王国维拖着一根辫子行走于清华园一样，两尊活着的老古董，都把新文化运动贬得一钱不值。连堪称“韧的战斗”之模范的鲁迅都被激怒了，痛骂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的笔像刀一样刀刀见血，但是王国维从来不曾回应，就如同王国维的谩骂他视而不见一样。这位深谙中庸之道的国学大师，也正是因为翻译出版《中庸》惹火了京城另一根辫子，王国维的长文《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对辜氏的抨击非常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求统一之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
古人所用之语，大多意义广漠，往往一字一词既指“天道”，又说“人事”，如“中”、“和”等关键字，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在翻译中如果希望准确传达出某个字眼在不同语境中的意思，就需要根据语境的不同，将中文的一个字和英文的几个词对应起来，如此自然会带来“不贯串、不统一”之病。为了避免此病，辜氏采用英语中语义更广的词来翻译，以求适应多种语境，保持翻译上的统一性。然而王国维认为，这样一来，辜氏又犯了“求统一之弊”，即苛求字面上的统一，致使语义空洞。比如“中”是《中庸》里最核心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中世代相传的思想，辜氏译为“our ture self or our centual self”则显得过于空洞单薄，削减了“中”的丰富涵义。
二：“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
辜氏在英译《中庸》中大量使用“形而上学上之语”，并不时引证外国名家（歌德、莎士比亚）的言论，王国维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因为它增加了原作中本来没有的意义，比如将“诚则形，形则著”译为“truth”、“substance”、“reality”等西方形而上学之语。
除了指出辜鸿铭译本的两条主要弊病之外，王国维还挑了十处辜鸿铭“以己意释经之小误”。此外，辜鸿铭没有在译文中指出《中庸》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地位，没有著明此书的作者为“子思”，这在王国维看来也是极不可取的。在文章最后，王国维将辜鸿铭译书的上述失误归因于“全无历史之见地”：“唯无历史上之见地，遂误视子思与孔子之思想全不相异；唯无历史上之见地，故在期古人之说之统一；唯无历史上之见地，故译子思之语以西洋哲学上不相干涉之语”。在王国维看来，辜鸿铭对《中庸》做了很好的解释，深得此书真意，但翻译不是解释：“辜氏此书，如为解释《中庸》之书，则吾间然，且必谓我国之能知《中庸》之真意者，殆未有过于辜氏者也。若视为翻译之书，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则未敢信为善本。”好的翻译应该能传“子思之言”，而不是借托古人之名抒心中郁气。当然，翻译上的失误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译者，根源还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不可兼容的差异性。王国维也指明了这一点：“中国语之不能译为外国语者，何可胜道！如《中庸》之第一句，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
对于王国维的强烈抨击，这位懂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地热衷帝制，视妇女缠足为国粹，把一夫多妻当做天理，保守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被人视为那个时代的怪物。胡适在北大有一天迎面遇上他：一个瘦小的老头，脑袋瓜上结着一根灰白色小辫子，瓜皮小帽下是一张瘦削的巴掌大的脸，一身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
辜鸿铭走近了，抬起一双三角眼打量他，开口便道：“你在干吗呢？”胡适笑着说：“我也在北大教书，和你一样。”辜鸿铭说：“哦，那这么说，我们是同事了。”胡适点点头：“是的，是同事。”辜鸿铭又问：“你教什么？”胡适说：“我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一听，点点头，也不打招呼，若有所思地与胡适擦身而过。胡适转身看着他，大家背后都在盛传他是北大一怪，果然很怪。他这里正看着，辜鸿铭脑袋后面仿佛长着眼睛，转身又冲胡适用拉丁文说了一番话。胡适一时就愣在那里，辜鸿铭又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胡适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辜鸿铭改用中国话说：“你连拉丁语都不会说，怎么敢教西洋哲学史？”撂下这句话就一甩辫子扬长而去。胡适从来没有受到别人如此奚落，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多年之后，胡适顶着秋风如约去访北京另一条辫子王国维。想象中，王国维应该是一个风流才子，一见到他的本人，才发现王国维是一个很难看的男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脑袋后面拖着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辫子，典型的一个遗老遗少的形象，这形象是胡适所深恶痛绝的，但因为他是王国维，胡适自然另当别论。一开口，一股气场很快就震住了见多识广的胡适，想象中的王国维终于在他心目中重新复活。但是王国维一边说话，一边摇晃着脑袋，脑袋后面的那条辫子像蛇一样盘来扭去，胡适看着实在不舒服，恨不得起身拿把剪刀咔嚓一下将它剪掉。可是他知道，王国维的辫子是一样宝，就像他桌案上那支狼豪笔一样是他的精神象征，也是任何人不能碰的。当时正值民国年间，民风开化，剪清朝辫子成风，清华北大学子更是剪辫子高手，许多人怀里揣着一把剪刀在街头窥探，发现男人头上拖一根大辫子，几个青年学生蜂拥而上，咔嚓咔嚓几下就将辫子剪下来，所谓“留头不留辫，留辫不留头”。可是，王国维就敢梳一根长辫子在清华园招摇，没人敢动他。据说也有几个学生拿着剪刀趁夜色偷偷摸摸跟在他后面伺机想下手，可是他听到响动一回头，不怒而威的目光把学生吓得掉头而逃。
“武死战，文死谏”——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还要根深蒂固。王国维拿笔的手虽然不能持枪打仗，但他却更为极端地发动了“一个人的战争”，不仅蓄辫子、穿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但是大清帝国还是于公元1912年土崩瓦解，只给那些愚忠的遗老遗少留下一根阴魂不散的辫子。他们就像捍卫最后的战旗一样保存着自己的辫子，以此为没落王朝的僵尸守灵。
从海上到上海
从第一次入京都寄居在罗振玉家，到几次往返暂居东京，王国维一生工作职业离不开罗振玉，饮食起居也完全依靠罗振玉。如果没有恩人罗振玉，王国维这一生真不敢想象会成为什么样子。
1908年平3月，安葬了原配莫夫人之后，王国维带着新婚的妻子潘丽正和莫氏给他留下的三个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来到北京，同行的还是老岳母莫老太和女佣钱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再不能寄居在罗振玉家，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在立业之后第一次开始成家，但是他还是不能离开罗振玉，在离罗家只有一步之遥的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租了个四合院安下了家。
自从二十二岁离开家乡之后，王国维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待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
故国春心折。
海门空阔月皑皑，
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
恩怨须臾误。
人间孤愤最难平，
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王国维第二任妻子潘丽正是前妻莫氏的表侄女，这位潘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丽正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由潘丽正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丽正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高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令人称奇。
有这样能干的夫人料理家务，王国维完全不问世事、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活动。但是北京宁静的生活很快被辛亥革命打断，王国维的后半生也在这惊天动地的历史大转折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动荡。事情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那一枪开始，在清室惶恐不安中，王国维惊呼“国变”，他与罗振玉商量的结果是：东渡日本。罗振玉同意了这样安排，当即请他的朋友、先期回国的藤田剑峰博士替他做好了准备。当时一起东渡的有三家，分别是罗振玉、王国维和罗振玉的长婿刘季英。三家人口一共有二十多人，乘坐日本“温州丸”号商船从天津大沽口启程抵达神户，然后转道东京吉田山下的田中村安家。王国维的一首诗《定居东京》，描写了他在田中村迎来送往的乡居生活：
海外雄都领百城，
周家洛邑宋西京。
龙门伊阙争奇秀，
昭德春明有典刑。
闾里尚存唐旧俗，
桥门仍习汉遗经。
故人不乏朝衡在，
四海相看竟弟兄。
虽然在京都的生活并不寂寞，但这一切却不是罗振玉想要的，他和王国维一样，一门心思想安安静静从事学术研究。当初避开国内战乱来到日本，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三个大家共同生活，那人多嘴杂的环境让罗振玉难以沉静下来，在藤田剑峰的帮助下，他在东京郊外的净土寺另外建造了单门独院的私宅“永慕园”，同时附建了面积巨大的藏书室，取名为“大云书库”。这是王国维天天需要来上班的地方：每日从家中出发，步行穿过一片乡野来到“永慕园”上班，整理罗振玉寄存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内的藏书书目。罗振玉每月给他发薪，“月致饩百元”，用于补贴家用。“永慕园”这个小小的中式庭园成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精神家园，而吉田山下的田中村就成了他梦中的桃花源。每次去罗振玉家上班对王国维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一路上他要经过一片空旷的稻田。秋后，一望无际的稻田散落在起伏不断的山冈之间。稻子收割之后，空旷的田野上密布着稻茬，稻茬之间站着些许麻雀。王国维穿一件上白下青两折围长衫，当然顶着那根不离不弃的小辫子，从家中出来，沿着稻田里的一条大路到了一个叫马厂桥的地方，前面一片竹林后面就是罗振玉的“永慕园”了。
在日本的这一段日子表面上看是王国维在帮助罗振玉整理古籍，实际上对王国维一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在“永慕园”，他大量研读了罗振玉收藏的有待研究与考释的古器物、古文字——三十万卷古籍，数千件古器物拓本以及古器物对王国维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他写信告诉友人：“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札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词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
就在王国维“温经”期间，罗振玉决定将停刊多年的《国学丛刊》恢复出版，由王国维任责任编辑。这一时期他新作迭出，硕果累累，可是家庭生活则陷入困境。一家九口人仅仅靠罗振玉的“月致饩百元”根本不能满足，零星的稿费也难以缓解，更何况几个孩子一个接一个长大，每一个人都要上学读书，庞大的开销让一介书生王国维束手无策。每当太太潘丽正向他诉说家中即将断炊时，他便充耳不闻埋首在书卷之中。潘丽正无奈，叹口气摇摇头便离开，和女佣钱妈坐在一起缝缝补补，一套衣服老大穿了老二老三接着再穿。但是即便这样节衣缩食，家里的日子仍然艰难，时时都有柴米之忧。潘丽正心中难受，晚上再次向王国维诉说，王国维手里仍然离不开书，耳朵似听非听。潘丽正问他听到没有，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嘴里直哼哼。潘丽正火了，一把夺过他的书就要扔进火炉，幸亏罗振玉正好来访，从潘丽正手中拿过书收好，一番劝说才解了王国维的围。
在日本生计艰难，夫人归乡心切，多种因素促使着王国维在1916年2月回到上海。在王国维日记中可以查到如下记载：“去冬十二月，同乡邹景叔大令移书，谓：英人哈同之地人罗氏，拟创一学问杂志《学术丛编》，属余任其事。其杂志体例分字学、礼学、文学、觉学、宗教诸门，并俟余到沪商酌。”这对入不敷出的王国维来说，实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偕夫人归国，又可以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何乐而不为？但是对于海上闻人哈同的为人，他所知不多。一到上海，马上就走访昔日旧友，包括“海上寓公”沈曾植，从外围了解哈同，尤其是有关“哈夫人罗氏”的传说种种。在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哈同是第一大冒险家，这位祖籍巴格达的男人漂洋过海来到上海滩，以地产起家成为海上的“地皮大王”之后，斥巨资为爱妻俪穗建造的“爱俪园”成为海上名园，“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曾下榻于此，国学大师章太炎与汤国梨的文明婚礼亦在此举行。作为不学无术的海上大亨，哈同夫妇的附庸风雅可谓花样百出：不但在“爱俪园”内创办杂志，而且还开办“仓圣明智大学”，甚至堂而皇之举办了只有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参加的“仓圣明智大学”开学典礼，诚恳邀请王国维参加。王国维对这群无知之徒感到啼笑皆非，他当日记下了“首拜仓颉”的无礼之礼：
是日，园主哈同君未到，园（院）长哈同夫人罗陆（罗）女士，校长姬君与诸教习等率诸生，首拜仓颉，行顾跑九叩之首，我辈外人，亦与于礼，次诸生拜院（园）长、校长、教习等，行一跪三叩首，我辈无法，亦随同受之。既而行团拜礼，均所谓无与礼者之礼也。礼毕，入大讲堂，姬君及陆（罗）夫人演说，稍久而散。
为了留下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大师装点门面，哈同夫人决定在“爱俪园”内“留三幢一所”，并亲自“导观新造之屋，极宽大而佳”，恳请王国维携带家眷入住。王国维则坚决不同意，他说：“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辛亥以前早可得意，壬子以后又何事不可处乎？”到是罗振玉从日本京都来信，劝他既要“守初志”，又勿与园主“决裂”。为了有时间与精力专心研究学术，劝他以忍为上：“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来之学术不绝如缕。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
王国维最后与哈同夫人达成三条原则：一、由他“包办”《学术丛编》杂志，刊载他本人的著述及选用其他文稿，园方不得插手干预。二、拒绝校方的“教务长”之职，专任杂志编辑之外，不兼教职，不参与“仓圣明智大学”的教务。三、不入住“哈园”，也不每天到园“上班”，辞谢了姬某邀其举家迁居园内新建的二幢豪华住宅。
1916年3月21日，王国维全家搬进了他刚刚购买的上海爱文义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在这幢他命名为“尚明轩”的新居里，他开始了他后半生学术辉煌的新起点。
书生：读书的一生
对于书生陈寅恪来说，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从十三岁出洋留学开始，他的一生就在各大学之间辗转往返、与书相伴。
1902年春天，十三岁的陈寅恪和兄长一起从上海出发赴日留学。当时出洋留学成为风潮，他们抵达日本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近万人。他们先与鲁迅一起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同年夏天，陈寅恪返回南京，与五兄隆恪一同考取了官费留日。陈隆恪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而陈寅恪仍在弘文学院学习，仍然与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年后他因为脚气不得不离开日本，回到国内疗养。静心调养对于以读书为业的陈寅恪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一年后他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与后来成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同桌。当时的复旦规定：学生要学习德文或法文两种外语中的任何一种，而校内开设课程除常规课程外，还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样一般新式学堂并不教的西方古典语言课。陈寅恪在复旦大学如鱼得水，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英、法、德等国语言，为他后来留学欧美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两年后他顺利毕业，却不找工作再度出国，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没想到一年后脚气再度复发，需要易地进行疗养，他害怕失去学习机会，决定不再回国，而是去了挪威旅游。二十多天后他的脚气渐渐好了，他离开柏林大学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他完全被瑞士美丽的风景所陶醉，认定在如此优美之地读书学习是人生一大快事，他特地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快乐心情：
大雪后乘火车登瑞士恩加丁山顶
造物作画真奇恢，下笔不假丹与煤。
粉白一色具深意，似为俗眼揩尘埃。
车行蜿蜒上绝壁，苍龙翘首登银台。
杉松夹道戴冰雪，风过撞击鸣琼瑰。
碧泉喷沫流涧底，恍若新泻葡萄醅。
直须酌取供渴饮，惜我未办玻璃杯。
我生东南山水窟，亦涉弱水游蓬莱。
每逢雪景辄探赏，何曾见此千玉堆。
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
在苏黎世大学期间，陈寅恪认真研读德文原版《资本论》，应该是中国人中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第一人。这时候他口袋里钱花光了，只好从瑞士回到上海。筹足学费之后再度前往欧洲，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为他后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1914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在国内工作和学习了近三年后，他再度出国。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学深造，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于是11月底的时候，他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
如此丰富的留学经历，让陈寅恪拥有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语言的能力。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就是为了一张文凭，好回国有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则专为学术而学术，对什么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青春时光都拿来留学的陈寅恪却是啥学位都没有。这是因为陈寅恪读书如天马行空，兴起而学、兴尽而歇，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就去旁听，以掌握知识为目的。在柏林苦读期间，他被时人称为“读书种子”。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这里所说的性格孤僻，其实是个别人的误解而已。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在交往当中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虽然当时能出国留学者肯定是家庭殷实的人家，但是不一定都是书香门第，大多为颇重家学渊源的陈寅恪所不屑。很多人不过是来镀金，尤其是纨绔子弟，就是来挣得一个留洋虚名罢了。陈寅恪对同窗好友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而吴宓在日记中则备述自己对陈寅恪的钦佩：“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同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合爽，志形高洁，深为倾倒。”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教授洪业，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提及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因事途经康桥，想去哈佛玩，在哈佛校园他看见一个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以示潇洒。这个中国人的举动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行为。但这个人对于异样的目光熟视无睹，仍在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过一会儿，这个人又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一旁的友人陈宏振告诉他：“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叫陈寅恪。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他只读书，不要学位。”
在各大学之间颠沛流离的求学中，陈寅恪的学问根基越发深厚，不仅仅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在同学中也获得广为认同。当时的留美学生非常关心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再造中华文化。另一派则以陈寅恪和白壁德的弟子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存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儒家学说，认为儒家文化思想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风气的重要武器。与主张西化的胡适等人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也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更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那么，怎样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和弱点呢？陈寅恪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则尤为重要，“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他的识见确实比当时一般学人深邃、高明，但这并非他的长项，他的优势在学识渊博，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绝非虚言，其用功之勤，学问之深，单从他懂得的文字就可略见一斑：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婆罗谜文、阗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他全都烂熟于心。所以留学海外的罗家伦说他“博学多能，泛滥无涯”。萧公权则说：“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陈寅恪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拿到一张文凭，但是他却得到了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时间挪到了1925年，一个对于陈寅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负笈求学二十余载的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执教于著名的清华国学院。
在西南联大
长住清华十二年，这是他一生生活最安宁、学术成就最丰澹的时期，海外漫长的求学之旅，智者岁月淘洗之后的人生沉淀，像农人一春一夏的辛勤劳作之后，陈寅恪终于迎来了丰收的秋天。但是好日子很快被“七七事变”打破，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和南开到湖南长沙合组一所临时大学。这所临时大学后来迁移到昆明，它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陈寅恪与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及女佣王妈仓皇逃离北京，一路上颠沛流离，历经天津、青岛、济南、长沙、衡阳、桂林、梧州、香港，最后取道越南抵达昆明的西南联大——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站。
西南联大由原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教授们大多曾留学海外，一个个特立独行又桀骜不驯，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穷。当然，他们的穷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涨到最后，教授的月薪折合到现在，只等于八元三角。就靠这八元三角要养活一家老小，那是难上加难。但是再困难日子总得过，穷教授们各尽其才，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变卖家中物品：家具、图书——实在没东西变卖，只要一开春，就把冬天的衣物全抱来换钱。要不就是夏天一过，那些泳衣、裤头、汗衫也悉数抛售换吃的，完全是过一天算一天。不久，西南联大食堂由一日三餐改成一日两餐，风闻接下来要改成一日一餐或者干脆停伙，教授们肚子饿得咕咕叫，人人开始恐慌。闻一多一连好几天没吃饱，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门刻章的手艺，从前纯粹是业余爱好，现在却成了赚钱的家伙。他不好意思在校门口丢人现眼，就跑到一个叫“鼻屎坡”的地方摆一个地摊帮人刻章，一连摆了三天，生意还不错，赚了一百多块钱，还顺带考证出这“鼻屎坡”其实是“逼死坡”。联大校方知道后，认为让闻一多摆地摊有辱斯文，劝他回来。闻一多不肯，说：我不刻章要饿死人的，你们谁负责？校方无奈，就在报上帮他打了广告，让他在家刻章，然后等人上门。费孝通见闻一多坐在家中赚钱，眼红得要死。可是他不会刻章，除了那些不能当饭吃的学问外，他百无一用。怎么办呢？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想做点小生意，又没有大本钱，在妻子的点拨下，就在离联大不远处的闹市口摆了一处茶摊。茶叶是家里现成的，学生送的，将吃饭碗一一拿出来，煮一锅茶，再带上几只方凳和小桌子，一个茶摊就摆在柳树下，因为便宜，生意奇好。但是再便宜也有钱赚，只要摆了茶摊，那一天全家的饭钱就有着落了。
当时的陈寅恪也很穷，他也不会像其他教授一样“生财有道”，他只是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青园学舍楼上默默挨饿。同学们经常可以看到陈寅恪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地走在昆华路上。之所以每次上课要带这么多的书，是因为他在上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有时候饿得没有力气，就在出门前喝下一大茶缸茶水。进入教室后，即打开所携带的包袱拿出书来，他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条条一字不落地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抄录。总是写满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开始讲解，声音不高，又往往闭目授课。如果不集中精神注意听他所讲的内容，自然感觉不出其中的精彩来。但是，若能够注意听解，领悟内容，就可以知道，闭目授课是正在凝神运思的方式或模范，对下面听讲的学生也有激发思想的作用。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给学生指导论文的时候，他总是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不愿意批阅类似的论文。为人师表，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后，他才会讲课，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书习惯。这些原则和授课方法对他的诸多弟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的半饥半饱让陈寅恪严重的营养不良，他的视力就在西南联大期间开始变坏了，以至于多年以后他眼睛全盲，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跑警报，他因为视力不好，一头撞在房梁柱上，额头上鼓起一个青桃子那么大的包，被另一位大学者刘文典看到。刘文典心生同情，他对别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我和唐兰算半个。”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刘文典在人流中跑着跑着忽然想起了陈寅恪，眼睛看不见，这警报怎么跑？别又撞到梁柱上。他怕陈教授有个三长两短，赶紧带着几个学生掉头而返，在人群中找到茫然不知所措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边跑边喊：“让开让开，保存国粹，保护国粹！”后来他看到了夹在人群中的沈从文跑得气喘吁吁十分狼狈，一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和沈从文跑到一起，傲慢地说：“我是替庄子跑，我要是死了，全中国就没有人研究庄子了，你跟在人后面瞎跑什么呢？”他的口气如此轻慢，让沈从文气涌上头却不吭一声。刘文典一向瞧不起小学毕业的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曾经给身边的教授估算薪水：“陈寅恪教授值四百大洋，我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有人问道：“那沈从文呢？”他马上回答：“沈从文只值四毛钱。”
刘文典所估算的薪水不过是穷教授做的白日梦，在西南联大时期，陈寅恪别说每月领到四百大洋，四块大洋都领不到，拖欠薪水是西南联大的常态。那时候教授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连乞丐都不屑一顾。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朱自清身上，朱先生看见穷教授们刻印章的刻印章、摆茶摊的摆茶摊，个个生财有道，也颇为着急，他在街头来回走，看看有什么行当可以赚点生活费。赚钱的行当没有找到，却被乞丐们纠缠得无法脱身。他走，乞丐也跟着他走；他停下，乞丐也随之停下。这其实是乞丐的惯用伎俩，被缠得无法脱身了，唯有破点小财。但问题是朱自清现在身无分文，被缠得实在无法，他突然说：“我没钱，我是联大穷教授啊！”没想到乞丐一听此话掉头就走，在乞丐眼里，没有比教授更穷的人了。没想到自己实话实说亮出教授身份竟然成功喝退乞丐，朱自清十分吃惊，回到学校当笑话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又告诉了吴宓。很快联大的教授们都知道了朱自清的“退乞绝招”，人人模仿，且都能成功逼退乞丐。甚至一个叫姚从吾的教授竟然用此招成功吓退小偷，在联大传播一时。
如此艰苦的条件：吃不饱、穿不暖，还住在通风漏雨的旧草房里，陈寅恪的女儿后来回忆：“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双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陈寅恪做学问执著艰苦，常常秉烛达旦，眼睛就这样坏了，最后全部失明。唐筼很着急，却没有一点办法，更没有钱。听说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视力下降，她就想方设法给陈寅恪增加营养。但是饭都吃不饱，营养什么的更谈不上，她实在愁死了。就这样一直苦撑到开春，学校发了一点薪水，唐筼拿了几块大洋到后面山坡上牧羊人那里订一点羊奶。牧羊人看到教授们的生活还不如他们这些牧羊人，心生同情，对她说：“你也不用订羊奶了，就这几块大洋我将这头母羊贱卖给你，你只需要割点草喂喂它，让它吃饱，你就每天都有羊奶喝了。”得到他的提醒，唐筼感激不尽，将几块大洋递给他，高高兴兴地牵着羊回家了。从此她多了一项任务：放羊，很快就成了牧羊、挤奶的高手。当然，陈寅恪也从此天天都可以喝上热腾腾的羊奶。
这些清贫的西南联大穷教授们，这些住在草棚里的、饿着肚子去上课的教授们，这些连小偷和乞丐都提不起兴趣的穷教授们，日后，他们的名字都一一载入史册：华罗庚、闻一多、杨振宁、李政道、吴宓、金岳霖、费孝通、刘文典、傅斯年、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吴晗、王力、卞之琳、沈从文、钱穆、梁思成、季羡林、钱钟书……如果将他们比作满天繁星，那么陈寅恪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流浪教授
从1939年夏天开始，陈寅恪就成了一个“流浪教授”，开始了拖家带口在西南几所大学之间的迁徙。动荡不安的生活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坏，而本来就很差的视力也每况愈下。事情得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1939年的春天，英国牛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同时决定由英国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陈寅恪的助手，这是该校建校七百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任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牛津大学虽然是西方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执英国大学之牛耳，但牛津当时的汉学研究很不景气。英国自十九世纪初年以降，便由于与中国通商、交战的关系，陆续有人开始从事中文的教学和中文典籍的翻译。聘请大师陈寅恪，就是要充实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实力。当时陈寅恪的薪水从“庚子赔款”中拨付，数目并不优厚，八百五十英镑的年薪。以此来维持陈家几口在英生活的开支，不算特别好的待遇。因此他曾向傅斯年、杭立武等申请包括旅费等其他资助。当然，给陈寅恪这一薪水，也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有所歧视。从牛津给汉学教学人员的“低薪”亦可看出，该大学对汉学并不重视。陈寅恪本人对牛津的聘请也不“欢欣鼓舞”，但民国学界则感到十分振奋。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也许是西南联大实在太苦，也许是为了治疗眼疾，犹豫中的陈寅恪最后还是决定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书，于1939年暑假离开昆明西南联大，经越南河内到达香港，准备全家乘坐轮船去英国，开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适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志结为轴心同盟，终于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陈寅恪最终没能去成英国。陈寅恪失望地回到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上课。唐筼的身体很差，就留在香港等候陈寅恪。陈寅恪在次年再次动身前往香港，准备在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但是刚到香港就接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复初来电，因为时局关系，赴牛津大学教书一事还得再缓一年。当时欧洲战争局势日烈，地中海已经完全不能通航，赴英愿望再次落空。时局混乱，陈寅恪一家只能滞留香港。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赴牛津任教一事彻底落空，陈寅恪进退两难，生活也没有着落。时任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的杭立武及时与香港大学联系，加上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力荐，陈寅恪得以谋职港大，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写“落花生”的许地山成为了陈寅恪的贵人，任职于香港大学，不但解决了陈寅恪的吃饭问题，还能使全家暂时能在香港落脚，同时更有利于陈寅恪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他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时留在香港讲学。
当时陈家住在九龙城的太子道，离位于市区的香港大学较远，陈寅恪到港大上课需要车船倒换，每天出门去学校上课对他来说都是很麻烦的舟车劳顿，但是陈寅恪还是不动声色地坚持下来。困境中的他难免心情败坏，在一首“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中，他写道：“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其实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名望，他完全可以不必吃这样的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着富足奢侈的好日子。香港沦陷不久，闻听陈寅恪闲居在港，日本当局马上找到他，出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予以拒绝。后来又有人奉日方之命，来到香港陋巷深处的陈家。这个人曾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得意门生，他提着贵重的礼品来看望陈寅恪。绕来绕去地说了一大堆空话之后，突然深不可测地笑了起来：“老师，我其实是从上海专程过来看望您。”陈寅恪听到他的话暗自吃惊，因为他知道，香港沦陷与外界隔绝，即便驶往上海的轮船也已停航。而外面炮火纷飞硝烟弥漫，要从陆路由上海来到香港，一路上舟车劳顿，该要吃多少苦头？如此看来，他应该是带着重要目的来港找他。弟子在笑过之后果然公开实情：请他赴沦陷区上海替日本人授课，薪水之高令人咋舌。他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头：“钱的事你别提了，再高我也不会去，不会去，也不可能去。”弟子仿佛稳操胜券，补充说：“外面兵荒马乱你完全不用害怕，只要你答应，马上就可以坐船，一路畅通地去往上海。”陈寅恪赶紧摆手：“免谈，免谈，我可以亮出底线：我不可能为日本人做任何事情，不要说了，你走吧。”师生俩面对面坐着再无别的话，陈寅恪也完全失去谈话的兴趣，弟子只好怏怏告辞。但是不知道是他不死心还是日本人威逼利诱，他在第二天晚上再度来到陈寅恪家，陈寅恪费了好一番口舌才劝他离去。这时候陈寅恪才发现，他在香港不可能平静地待下去，应该想办法尽快逃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几天后他得知有小木船可达湛江，陈寅恪马上通知全家带着简单的行李由香港取道广州湾。途中，遇到风浪，一叶扁舟，惊险万状，好不容易从广州湾到达湛江，住进了一个嘈杂拥挤的旅社。与内地取得联系后，又由旱路经过赤坎、廉江、贵县，一路颠簸到达柳州，最终平安抵达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亲朋好友都为他高兴，其兄陈隆恪有《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一诗：
蝉雀相乘劫，恢恢食报才。
穷愁羁我在，辛苦识君来。
正气吞狂贼，余生息祸胎。
危邦占剥复，未许后人哀。
小城桂林对于陈寅恪来说也并非久留之地，这时候身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一直关注着陈寅恪的行踪，多次去信劝其离桂迁川，速到李庄共襄大业。此时的陈寅恪收入微博贫病交加，难以成行，他致信傅斯年：“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奈何，奈何！”“若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金约月千七百元，不识（知）何以了之也。弟明知如此非了局，然身体关系，省则病或死，未知如正式薪水之外，有何收入可以补贴日用（弟今则卖衣物为生，可卖者将卖尽矣，因怕冷不能卖皮衣棉被，皮鞋则早卖矣）。”这封信写完不久，他为了生计被迫卖掉脚上穿的一双皮鞋。而此时在李庄的傅斯年也开始了卖书生涯，据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屈万里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等人回忆：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物价飞涨，到手的纸币一夜之后就贬值成废纸。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活，向来不可一世，“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政府饱暖终日的官僚交涉周旋，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
时间到了1943年夏，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陈寅恪不走也不行了，他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进发，三个月后到达重庆。此时身在李庄的傅斯年也陷入绝境，此地地处偏僻，不但缺医少药，常常一连数日粒米不见。陈寅恪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他们在岁暮时节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
车至内江城夜宿，陈寅恪向当地一位渔民打听，自内江到南溪李庄还有多远。老人说，共有一百多公里，这沱江直通泸州，泸州往西一拐就是南溪。两座城都在长江边上，走水路三四个小时可达。若走公路，只需两个多小时。陈寅恪听罢点点头，望着雾气缥缈的江水沉默了许久，最后自言自语地说：“李庄，一切都是缘分呵！”然后长叹一声，悄然返回下榻的旅舍。
几天之后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在学校的周会上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陈寅恪所开课目，兼任历史和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下半年陈寅恪又开《唐史》及《元白刘诗》。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借一女子中学的旧址上课，地小房少，灯光昏暗，物价飞涨，生活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有一天他到学校来上课，在半路上摔倒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在课堂上黯然神伤地对学生说：“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事过不久，有一天早上起床，他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仿佛掉进深不见底的深渊。
压卷之作《柳如是别传》
就在这个深不可测的黑暗深渊里，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柳如是风情万种地站在那里迎候他。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老人，从1954年起，用十年时间、八十五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他最后的泣血之作，这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对他前世今生的情人柳如是至死不渝的爱。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压卷之作，《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他灵机一动的偶然之作，更不是先生怒发冲冠的泄愤之作。事实上柳如是研究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即清亡民国之初最前沿的课题。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大学者都在关注着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他的同道好友王国维，也包括王国维一生的恩人罗振玉。似乎只要是有作为有抱负的大学者，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情不自禁将学术目光投向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王国维先生就曾在当时的《盛京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到了明清禁书中的柳如是，罗振玉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柳如是的研究，在这种学术潮流中陈寅恪先生参与其中也是必然。陈寅恪曾经的同事、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后来这样说：“我完全相信，晚年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事实上，‘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陈寅恪曾当面对蔡教授提起过《柳如是别传》的写作起因：“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正是先生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陈寅恪先生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作为自己的一部“心史”之作，《柳如是别传》其实是在“世变”中写“世变”，把身世感与历史感揉成一团，浓缩着他的人生哲学。世人提及陈寅恪，大都着迷其深奥的学问，或者羡慕其显赫的家世，鲜有阅读其痴迷本性者。殊不知，正因为是个痴人，陈寅恪才会读懂王国维的自沉，读懂王国维的文化意蕴。也正因为是个痴人，陈寅恪才具有一般学人很少具备的洞察和识见。事实上，陈寅恪的家世，与其说显赫不如说命运多舛、多灾多难，虽然及不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族那么大起大落，但也足以让陈寅恪刻骨铭心。祖父陈宝箴留下的刻有曾国藩印记的精神遗产深深影响到陈寅恪，以致其坦承：“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父亲陈三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造就出陈寅恪一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直人格。甚至在其《柳如是别传》的女主人公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派风骨的一脉相承。从根本上说，在这部煌煌近百万字的大著中，唯一的主题就是以气节为核心的生死观。如果你不用心，如果你不具备恰当的知识储备，你翻开《柳如是别传》可能会很失望，甚至是相当失望。就文学叙事而言，它肯定过于艰涩，乃至缺乏应有的可读性。就史学研究而言，虽然价值很高，却又不像陈寅恪自己的史学论著那样注重于社会制度、风俗、交通之类的研究，而是聚焦于人物的心绪和风貌。然而就凭着这不伦不类的叙事方式，陈寅恪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女子形象：柳如是。无论从精神气质还是从美学内涵上说，柳如是的形象都足以成为林黛玉的姐妹篇。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尤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陈寅恪的一番话有石破天惊之意，明末清初，巨变之秋，一向为史家所关注，为文人所驻足。且不说有关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研究是如何的汗牛充栋，一代代文人也不甘落后，有写李自成以取悦红朝太祖者，有赞多尔衮以感叹汉民族江河日下者。叙说袁崇焕或者吴三桂的文字，通常诉诸悲愤难当的爱国情怀。昔日最具美学价值的作品，当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秦淮河由于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而充满传奇色彩，更有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悲欢情事流芳后世。然而，谁也料想不到，一向专注于中古历史研究的陈寅恪，会选择柳如是这么一个“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由“窥见其孤怀遗恨”而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书写了相反的历史。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陈寅恪评说《再生缘》，怎么也评说不到《红楼梦》那样的审美境界。可是，轮到陈寅恪自己写一个《再生缘》式的故事，一写就写出了《红楼梦》式的境界。作为一个诗学家、文学评论家，陈寅恪并非出类拔萃。即便是作为一个文学家，陈寅恪也仅止于其高深的诗歌造诣，并不擅长叙事文学。陈寅恪能够写出与《红楼梦》相媲美的《柳如是别传》的秘密在于：审视历史，目光如炬；并且，经由考据求证史实从而达成对人物和细节作历史还原的能力。《柳如是别传》的成功不在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也不在于精彩纷呈的描绘，而在于有根有据、言之凿凿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还原。一个学者的大气并非由于学问的如何渊博，而是因为见识深邃和心胸恢宏。陈寅恪在评说文学作品时是相当笨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审美能力，毕竟他是能够洞见中国文化不重美学的文化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词人如是，学者亦如是。说陈寅恪是个痴人，乃是说他是个怀有赤子之心之人。审美能力的高低在于赤子之心的有无，用歌德的说法叫做“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女神者，纯洁也。由赤子之心生发的审美能力，在陈寅恪这里只是没有找到发挥之地而已。一旦找到可以尽情发挥的创作契机，陈寅恪的审美潜力就不知不觉地喷薄而出，从而籍柳如是形象蔚为大观。由此来说，陈寅恪的失明乃是天意，是老天要成全作为一代大师的陈寅恪，便让他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在黑暗无边的历史中他艳遇美少女柳如是，这更是天意，是老天安排了这个千古一遇的生命之约，陈寅恪借助柳如是完成了他学者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烟花少女柳如是也借助陈寅恪的如椽巨笔得以光辉灿烂、传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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