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十三岁，春，随长兄陈师曾（陈衡恪）从上海吴淞口出发东渡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与鲁迅成为同窗。
1905年，十五岁，因脚气病辍学，不得不离开日本，回国疗养。
1907年，十七岁，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系高中文化程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著名的气象科学家竺可桢和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史学博士的徐子明。
1909年，十九岁，从复旦公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
1910年，二十岁，考入了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
1911年，二十一岁，春，因脚气病复发需要易地疗养，去挪威旅游了二十多天。秋，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
1912年，二十二岁，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一方面挂念着家人，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的经费不足，陈寅恪不得不返抵上海。
1913年，二十三岁，春，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结识了二十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1914年，二十四岁，秋，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
1915年，二十五岁，春，出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为湖南人，早年受其父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那时鲁迅和陈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职，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日记中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同年秋天，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
1918年，二十八岁，冬，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
1919年，二十九岁，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三十一岁，九月，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留学期间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多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三十五岁，回国。此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因为其父生病，请假一年，到杭州侍奉。
1926年，三十六岁，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
1928年，三十八岁，在上海结婚，夫人唐筼，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1930年，四十岁，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出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定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同时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四十八岁，小女儿出生，卢沟桥事变引爆抗日战争。9月15日，其父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11月3日清晨，与夫人唐筼一同携三个女儿及女仆王妈等仓皇逃离北京，踏上了辗转南渡的艰难历程。冬，到香港，暂时住在罗便臣道一百零四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
1938年，四十九岁，春，唐筼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支留在香港。陈寅恪只身取道越南，到达云南的蒙自，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设在此地，陈寅恪在文学院授课。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五十岁，春，英国牛津大学意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并决定由英国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陈寅恪的助手，这是该校建校七百年来第一次聘中国学者任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夏，学期结束陈寅恪离开昆明经河内到达香港，准备全家乘坐轮船到英国，开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适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以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志结为轴心同盟，终于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九月，陈寅恪先生重返昆明。
1940年，五十一岁，春节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无限伤感。暑假再次回到香港省亲，等待时机赴英国，以应牛津汉学教授之聘。但是接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复初来电，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事须再缓一年，无奈之下生疾困顿，只得向西南联大请假，寄籍香港大学。
1941年，五十二岁，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学校停课，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取消。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予以拒绝。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后来印行时改名字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42年，五十三岁，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上海授课，再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出任广西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1943年，五十四岁，在燕京大学开讲“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等课程。下半年又开讲“唐史”及“元白刘诗”。
1944年，五十五岁，仍然执教燕京大学，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春天的一个早上，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东西了，随后住进成都燕大对面的存仁医院治疗眼疾。
1945年，五十六岁，除夕，从存仁医院回家，眼疾加重，悲恨交集。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九月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陈寅恪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陪同，因病改请刘适护送，九月十四日离家远行。因眼睛没能复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牛津大学的聘约。
1946年，五十七岁，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十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为教授。此时陈寅恪虽然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开设隋唐史、元白诗证史等课程。兼燕京大学导师，且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
1948年，五十九岁，解放军即将进攻北平城。国民党败局已定，已经开始组织人员撤退台湾，出台了一个“学人抢救计划”，陈寅恪名列其中。胡适接到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三月十六日胡适与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
1949年，六十岁，一月，携全家乘招商局“秋瑾号”客轮离开上海南下广州。三天后抵达，陈序经派一位与陈寅恪夫妇熟识的得力秘书在广州鱼珠码头专候他们的到来，聘其为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
1953年，六十四岁，春，在助手黄萱女士的帮助下开始《柳如是别传》的写作。
1954年，六十五岁，一月，婉拒了郭沫若的赴京邀请，坚持思想独立与学术自由。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对北上的恐惧让陈寅恪最终仍然留在了岭南，为了学术自由他远远地离开了政治中心。
1956年，六十七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二月陶铸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生活得到多方照顾。
1963年，七十四岁，完成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
1966年，七十七岁，“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开始从免费吃药上对陈寅恪发起进攻。机敏的陈寅恪马上决定所有用药全部自费，免得麻烦。从十一月开始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不停地交代。唐筼连续代陈寅恪作了六次交代，仍然不够，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
1967年，七十八岁，春，唐筼继续代陈寅恪问题。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革命群众开始更加频繁地拷问陈寅恪，甚至出手殴打他和唐筼，多次抄家。
1969年，八十岁，春节后，陈寅恪和唐筼在垂暮之年被勒令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陈寅恪腿有残疾，双目失明，孩子不在身边，生活艰难，仍需接受无休无止的批斗，最终双双卧病在床。十月七日清晨五时半，一代大师陈寅恪逝世。四十天以后，多症并发的唐筼也随夫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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