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法国的君主政体是欧洲各君主专制政体中最为成功的。它受到一些竞争的小宫廷的仿效和羡慕。但是它的繁荣是建立在不正义之上的，这最终导致它戏剧性的瓦解。尽管它绚烂辉煌，敢作敢为，但是它对平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浪费。牧师和贵族通过免税政策可以避免交税，这就将国家的全部负担都压在了中、下层阶级的肩上。农民们承受着税负的折磨；中等阶级受到贵族阶级的支配和羞辱。
1787年，法国国王发现自己已经破产，被迫召开各阶级的代表大会，来商议解决由于收入不足和支出过度所造成的混乱。1789年，由贵族、教士和平民组成的，大致相当于英国议会的早期形式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种会议自1610年以来从未召开过。因为这段时间，法国一直是彻底的君主专制制度。现在，人民发现了表达自己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方式。三个等级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论，原因在于第三等级，即平民决心控制三级会议。平民等级在这些辩论中获得胜利，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明确表示限制国王权力，就像英国议会限制英国王权。国王路易十六准备反抗，他从各省召集了军队。于是，革命在巴黎、在法国爆发了。
法国专制的君主政体的瓦解非常迅速，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狱被巴黎人民攻陷，起义迅速扩展到整个法国。在法国东部和西北部各省，许多贵族的城堡被农民烧毁，地契也被仔细的销毁，所有者被杀掉或被驱逐出来。仅仅一个月，古老而腐朽的贵族制度就瓦解了。许多领导的王侯和王后阵营的党羽都逃亡国外。巴黎和其他大多数大的城市都成立了临时政府，新的武装力量，即国民军，一支专门抵抗国王的军队由这些自治的团体建立起来。人民要求国民议会建立一个适合新时代的新的政治社会制度。(李军版241左上)
这是一次任务将群众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它大大扫清了专制政府的不正义；废除了免税权、农奴制，贵族称号和贵族的特权，并寻求在巴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国王放弃了凡尔赛宫和它的辉煌，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中维持一个缩小了的国家。
在两年的时间里，似乎国民会议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化的政府。它的工作很多是是有效的，并得以保留；而有些是实验性质的，不得不废除；也有一些是无效的。国民会议修改了刑法典，拷打、任意的监禁、迫害异端都被废止。法国一些古老的省，如诺曼底、勃艮第等被划为八十个郡。擢升到军队里最高官阶的机会，开放式的呈现在每一阶级的每一个人面前。一种完美而简单的法庭制度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人民选出的法官任期太短，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受到很大损害。这使得民众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起诉的最高法庭，法官们就像议会中的成员一样，被迫在舞台上表演。教会的全部巨大财产都被国家没收，由国家管理；凡是不从事教育或慈善性质的宗教机构都被取缔；神职人员的薪金一律由国家支付。这件事对于下等的神职人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与高级神职人员相比，他们的薪水确实太低。此外，还规定神父和主教通过选举产生，这一规定打击了罗马教会的根本思想，教会中的一切事情都集中于教皇，所有的权威都是至上而下的。实际上，国民会议是要一举把法国教会变成新教教会，即使不是从教义至少在组织上实现这一点。无论何处，都有国民会议指定的牧师与忠于罗马的顽固的牧师之间的争论与冲突。
1791年，法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实验突然结束，因为国王、王后同逃往国外的贵族和君主主义者合作，想采取某些行动。外国的军队也集合到法国东部边境。6月的某个晚上，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偷偷地从杜伊勒里宫中逃了出来，准备投奔外国人和被放逐的贵族。但是，他们在瓦雷内被捕，并被遣送回巴黎。整个法国都爆发出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激情。共和政府宣告成立，接着便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国王受到审判，并像英国曾发生过的那样，以叛国罪被处死（1793年1月）。
紧接着，法国人民进入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时期。人们都热切地保卫法国，保卫共和制；对内对外都停止了妥协；在国内，一切的贵族和反叛势力都被摧毁；对国外，法国成为一切革命运动的保护者和支持者。他们想使全欧洲、全世界都变为共和国。法国青年纷纷加入共和国军队，一首奇妙的新歌传遍了整个大陆：那歌至今还能像酒一样使人热血沸腾，那就是法国的《马赛曲》。唱着这支神圣的歌曲，法国的步兵纵队在猛烈的枪炮的掩护下奋勇前进，将所有的外国军队赶了出去。1792年年底前，法国军队已经远远超过了路易十四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在各处占领了外国的领土。他们在布鲁塞尔驻军，侵占了萨瓦，袭击了美因兹，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斯凯尔特河。后来法国政府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他们处死了路易，激怒了英国，驱逐了他的代表，它对英宣战。这是很不明智的。虽然革命使得法国拥有一支摆脱了贵族官员统治的热情的步兵和辉煌的炮兵，但很多特别的状况使得他们的海军纪律遭到破坏，而英国在海上始终是处于优势的。在英国最初还有人很同情法国革命的自由运动的，但这一次的挑战，却使英国人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法国了。
对以后几年中法国对欧洲联盟作战的情况，我们不能在此详细说明。法国把奥地利人永远赶出了比利时，使荷兰成了一个共和国。荷兰舰队被冰冻结在特塞尔岛，没有放一枪一炮，就向小小的法国骑兵队投降了。法国侵入意大利的行动曾一度中断，直到1796年，新上任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又重新率领那些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共和国军队，胜利的穿过皮埃蒙特，抵达了曼图亚和维罗纳。阿特金森曾作过如下的叙述：“最令盟军惊讶的是共和军的人数与速度。事实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支临时的军队。由于没有钱，买不到帐篷；由于缺乏大量必需的武器，无法也不必要运输。这种会造成职业军队大量逃跑的不舒适，却被1793年到1794年的法国军队欣然忍受着。在这空前规模的军队中，补给不可能靠运输维持，所以法国军队很快就习惯了‘生活在乡下’。这样，到了1793年，现代化的作战方式——行动迅速，国民力量的充分发展，野营露宿，反对谨慎行动，小型职业军队，营帐、粮食充足，诈骗等的旧式战争方式。前者代表了果断的战斗精神，而后者代表了小风险获得小利益的精神，。”
当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热情的唱着《马赛曲》为法国作战的时候，显然他们的思想中并不清楚，自己侵入他国，到底是为了掠夺还是为了解放那个国家。在巴黎，革命的热情以更加不光彩的方式被消耗着。革命运动此时掌握在一个狂热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手中。这个人很难做评价；他是一个身体虚弱，天性懦弱，且自命清高的人。但他有一种取得权势的最重要的天赋——信心。他下定决心要挽救他心中理想的共和国，而且他认为除了他自己没人能救得了它。因此保持自己的权力就是拯救共和国。共和国现存的精神，似乎只有对保皇党人的屠杀和对国王执行死刑才能活跃起来。当时有两股叛乱势力：一股在西部的旺代郡，那里的人民在主教和贵族的领导下，反对强行征兵，反对剥夺传统教派的财产；另外一股在南方，由里昂人和马赛人发起，土伦的保皇党人允许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在那里驻军。那时，除了继续杀戮保皇党人之外，似乎已没有更有效的回应方式了。
于是，革命的法庭开始运行，持续的屠杀开始了。断头台发明的恰好适合这种氛围。王后被推上断头台，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也都被推上断头台，连不信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也被推上断头台。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魔鬼似的新机器砍下的人头也越来越多。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似乎是靠鲜血为生的；而这种需要越来越多，就像吸鸦片的人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鸦片一样。（李军版244左下）
1794年夏天，罗伯斯庇尔终于被推翻，他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接替他的是由五位成员组成的督政府，他们继续对外进行自卫战争，对内使法国维持了五年的统一。这五年的统治，构成了激烈变动的历史中一段奇特的插曲。他们很善于随机应变。宣传者的革命热情又把法国军队带到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他们所到之处，国王都被废除，共和政体被建立起来。但是，这种鼓舞了督政府的宣传热情，并没有阻止法国军队通过劫掠被解放民族的财产来减轻法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他们的战争越来越不像为了自由的圣战，而越来越像旧制度下的侵略战争。法国所愿意放弃的君主专制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它对外政策的传统。人们发现，事实上，督政府的对外政策与革命前一样，毫无改变。
此时法国出现了一位令法国和世界都遭遇不幸的人物，他继承了法国传统的“个人主义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他给法国带来了十年的荣誉，也给法国带来了最后的失败的耻辱。这个人就是曾经为督政府率领军队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拿破仑。
在督政府执政的五年间，拿破仑为自己的升迁计划和努力。渐渐地，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理解力极为有限，但却有着近乎冷酷的直觉和过人的精力。他以罗伯斯庇尔派中的一个激进分子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他依靠这方面获得了他的第一次升迁；但当时他并没有抓住在欧洲发生作用的新力量。他的最大的政治想象力使他拥有一个不合时宜的愿望，就是恢复伟大的西方帝国。他想方设法破坏旧神圣罗马帝国的残余，试图用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帝国来代替它。这样，维也纳的皇帝就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只是奥地利的皇帝了。为了与一位奥地利的公主结婚，他和自己的法国妻子离婚了。
1799年，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实际上成为法国的君主。到1804年，他效仿查理曼尼的做法，使自己成为了法国的皇帝。教皇在巴黎为他举行了加冕典礼，但他按查理曼尼当年教导的那样，从教皇手中夺下皇冠，亲手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他的儿子则成了罗马的国王。
在起初的数年中，拿破仑统治是成功的。他征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又打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了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但是，他始终未能从英国人手中夺取海上的支配权。他的军舰曾在特拉法尔加曾被英国将军纳尔逊彻底击败（1805年）。西班牙也在1808年起来反抗拿破仑，而威灵顿所统率的英国军队又渐渐地迫使法国向北退出半岛。1811年，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生冲突，他于1812年率领60万大军侵入俄国，结果被俄国人及其寒冷的冬天所击败和极大的破坏。德国起来反抗他，瑞典也起兵反抗他。法军被击退后，拿破仑在枫丹白露退位（1814年）。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他回到法国做最后的努力，但被英国、比利时、普鲁士的联军在滑铁卢打败。1821年，作为英国俘虏，他在圣赫勒拿岛死去。
由法国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各种能量，被消耗殆尽了。获得胜利的同盟国在维也纳召开大会，希望尽可能地恢复欧洲因这场革命大风暴而造成的支离破碎的政治局面。从此以后，欧洲维持了近40年的和平，这是整个欧洲都筋疲力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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