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走到克里希大街，但斯特里克兰并不在咖啡馆。坐在外面又太冷，我们只得进屋坐在皮椅上等。屋子里头又闷又热，空气里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斯特里克兰没有来，但不久我们就看到了那位偶尔跟他下棋的法国画家。我跟他也算是点头之交，他在我们的桌旁坐定后，施特罗夫便问他是否见过斯特里克兰。
“他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吗？”
“严重吗？”
“据我所知非常严重。”
施特罗夫的脸都白了。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我真不该跟他吵架。我们必须马上去看他，他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对了，他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法国人说。
结果我们发现谁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施特罗夫越发感到难过。
“他可能死了，而且谁都不知道。这太可怕了，一想到这事我就受不了，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则试着跟施特罗夫解释，要在巴黎找一个人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我们必须从长计议。
“话是没错，但等我们从长计议之后，说不定他都快死了，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也许就来不及了。”
“你先安安静静地坐着，让我们先想想办法。”我不耐烦地说。
我唯一知道的地址是比利时旅馆，但斯特里克兰早就搬走了。旅馆里的人应该也不记得他了。他这人本来就古怪得很，断不会透露行踪，不大可能在离开时告知人家他要去哪儿。而且这都是五年前的事了。不过，我敢肯定他没有搬到很远的地方。既然他住在比利时旅馆的时候会时常来这个咖啡馆，后来也还来同一个地方，十有八九是因为这里很方便。我突然记得他曾经从一个卖面包的女人那里接过一个替人画画的活儿，没准能在那里找到他的地址。我叫人拿来电话簿，寻找附近的面包店，很快找到五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去问。施特罗夫不情愿地跟着我。他的计划是把克里希街上上下下找个遍，挨家挨户地打听斯特里克兰是不是住在里面。我的办法虽然老套，效果却不错，因为我们向第二家面包店打听时，柜台后面的女人就说认识他。不过她也不确定他住在哪儿，但她能确定他是住在对面三幢房子中的一幢中。我们的运气不错，第一幢楼的门房告诉我们在顶楼可以找到他。
“他好像病了。”施特罗夫说。
“可能吧，”门房冷冷地说，“事实上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施特罗夫冲在我前头跑上楼梯，等我上到顶楼，发现他已经敲开一个房间的门，正跟一个穿衬衫的工匠说话。这会儿，他正指着另外一个门。他相信住在里面的人是个画家，说是一个礼拜没见到他了。施特罗夫正准备敲门，却又转身看着我，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我发现他害怕极了。
“他不会是死了吧？”
“他才不会死呢。”我说。
我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我试了试门把手，发现门没锁。我走了进去，施特罗夫跟在我后头。房间里黑漆漆的，我只能隐约看出这是个有着斜面屋顶的阁楼，天窗射下一道微弱的光，无力地照在黑漆漆的房间里。
“斯特里克兰。”我喊道。
仍旧没有回应，气氛很诡异，我感觉站在我身后的施特罗夫正瑟瑟发抖。我犹豫了一会儿，想着是不是要划根火柴。这时，隐隐约约看到墙角有一张床，不知道火柴的光亮会不会让我看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
“你没带火柴吗？笨蛋。”
黑暗中传来了斯特里克兰刺耳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施特罗夫惊叫起来。
“噢，天哪，我还以为你翘辫子了。”
我划了一根火柴，四下寻找蜡烛。匆匆一瞥中，我发现这个房间很小，一半是房间，一半是画室，里面只有一张床，墙对面是画布，还有一个画架、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也没有壁炉，桌子上堆满了颜料、调色刀，我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找到一小截蜡烛，点燃了它。斯特里克兰躺在床上，看起来很不合适，因为床对他来说太小了，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取暖，一眼便能看出他正发着高烧。施特罗夫走到他跟前，激动得嗓子都哑了。
“噢，老伙计，你怎么啦？我不知道你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要知道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你不会还在因为我说的话耿耿于怀吧？我不是有心的，我错了，我肯定是哪根筋搭错了才会跟你置气。”
“去死吧。”斯特里克兰骂道。
“好了，你得讲讲道理。我帮你挪个舒服点的位置。就没人来照料你吗？”
他心情沮丧地往脏兮兮的阁楼里张望着，然后想把斯特里克兰的被子整理一下。斯特里克兰费劲地呼吸着，忍着怒气一句话也没说。他愠怒地看了我一眼。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看着他。
“如果你真想为我做点事，就去给我买点牛奶，”他终于开口道，“我已经两天没办法出门了。”床边有个装牛奶的空瓶子，一张报纸上有些碎面包屑。
“你都吃了什么？”我问。
“什么都没吃。”
“多长时间了？”施特罗夫喊了出来，“你是说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吗？这也太可怕了。”
“我喝了水。”
他的目光落在一个他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大罐子上。
“我马上去。”施特罗夫说，“还要别的吗？”
我建议应该给他找个温度计，再买点葡萄和面包回来。
施特罗夫终于有事做了，他噌噌地下了楼。
“该死的蠢货。”斯特里克兰咕哝道。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跳得很快，却很虚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回答，我逼问两句后，他生气地扭头对着墙壁。这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等着。十分钟后，施特罗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交代要买的东西外，他还买了蜡烛、肉汁和一盏酒精灯。他倒是个能干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开始张罗起了牛奶和面包。我给斯特里克兰量了体温，高烧四十度。他显然病得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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