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正在工作。我穿着睡衣坐在那儿，魂游天外，思绪飞到了阳光明媚的布列塔尼海滩和清新的大海。我身旁放着一个空碗，刚才盛着看门人替我买来的奶香咖啡，现在已经被我喝光；还有一小块羊角面包，不过我没胃口，也就没吃。我听到看门人正在隔壁放走我的浴盆里的水。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我就让她去开门。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施特罗夫问我是否在家。我坐在原地，大喊着叫他进来。他飞快地走进房间，来到我坐的桌边。
“她自杀死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我叫道，被他的话吓了一跳。
他动动嘴唇，像是在说话，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我的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莫名其妙地，我发起了脾气。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镇定一点，老兄。”我说，“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挥舞着手，做出绝望的手势，却依然连一个字都说不清。他八成是吓傻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我抓住他的肩膀，开始摇晃他。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气自己表现得这么愚蠢，估摸是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有点神经过敏。
“让我先坐下吧。”终于，他倒抽一口气。
我倒了杯圣加尔米耶酒给他喝。我把杯子举到他的嘴边，仿佛他是个小孩子。他咕咚喝了一口，还溅到了衣服前襟上。
“是谁自杀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问，毕竟我很清楚他在说谁。他很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们昨天吵架了，他走了。”
“她死了？”
“那倒没有，他们送她去了医院。”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不耐烦地喊道，“那你为什么要说她自杀死了？”
“别对我发火，要是你这么对我说话，我可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紧握双手，努力压抑心中的怒火，挤出一个笑容。
“对不起。慢慢来，别着急，我保准不再发火。”
他眼镜后面那双圆圆的蓝眼睛充满了惊恐。透过他所戴的放大镜片看过去，他的眼睛都扭曲了。
“今天一早，看门人上楼送信，她按了门铃，却没人开门。她听到里面有人在呻吟。大门没上锁，布兰奇躺在床上，显得很痛苦。桌上有一瓶草酸。”
施特罗夫用手捂着脸，来回摇晃，还不住地叹息着。
“她的神志还清醒吗？”
“是的。要是你知道她受了多大的苦，该有多好啊！我受不了了。我真受不了了。”
他的声音变得十分尖厉。
“见鬼，你有什么可受不了的？”我不耐烦地吼道，“这都是她自找的。”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
“你都做过什么？”
“他们找了医生，还给我送了信，而且报了警。我以前给过那个看门人二十法郎，如果有事发生，让她通知我。”
他停顿了片刻，我看得出来，他下面要告诉我的话很难以启齿。
“我赶到了，可她不理我。她让那些人把我赶走。我发誓我会原谅她，不会追究，可她不听。她还用脑袋撞墙。医生不让我留下。她一直嚷嚷着‘叫他走！’我只好走开，在画室里等着。后来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上担架。他们叫我躲进厨房，以免她知道我还在。”
施特罗夫希望我陪他去一趟医院，于是我去换衣服。在这个当儿，他告诉我，他已经给他的妻子安排了私人病房，这样她至少不用忍受又脏又乱的普通病房。在路上，他解释了希望我在场的原因：就算她拒绝见他，却可能愿意见见我。他求我转告她，他依旧深爱着她，他不会对她有一句责备，但求能帮帮她。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等她恢复了健康，他决不会央求她回到他身边，她是个自由人。
我们来到医院，医院大楼显得那么荒凉阴郁，光是看一眼，就足以让人打从心眼儿里发怵，我们被从一个科室支到另一个科室，爬上一道道绵绵无尽的楼梯，穿过一条条长而空荡的走廊，终于找到了布兰奇的主治医生，却被告知，病人的情况很不好，今天谁也见不了。医生穿着白大褂，留着胡子，个子不高，举止十分随意。显而易见，他对待病人绝不会和蔼可亲，还会把忧心忡忡的家属当成讨厌的人，绝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此外，对他来说，整件事再普通不过了，就是一个疯女人在和情夫吵架后服毒自尽，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一开始，他以为施特罗夫是罪魁祸首，因此一直对他疾言厉色。后来，我告诉他，施特罗夫是她的丈夫，一心盼着妻子迷途知返，那个医生就突然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起他。我好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嘲弄——施特罗夫一看就是那种会被戴绿帽子的丈夫，这倒是事实。医生微微地耸耸肩膀。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他说，算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药，也许她会安然无恙。女人总是为了爱情自杀，可一般来说，她们都很小心，以免真的死了。通常，自杀就是一个姿态，不是为了博得情人的可怜，就是为了吓吓他们。”
他的语气中有种冷漠的蔑视。显然，对他来说，布兰奇不过是今年巴黎自杀未遂名单里的又一个成员。他很忙，不能继续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他告诉我们，我们最好明天再来，届时布兰奇兴许会好一点，她丈夫就能去探望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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