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众对苏联时代的陌生和冷漠[114]

    俄罗斯社会学家

    译者按：根据20多年民意调查结果，本文作者分析了俄罗斯居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态度的变化。作者指出，当今俄罗斯社会出现美化苏联时代、宽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等变化。这是缘于时间推移，民众对那一时代日益增强的陌生和冷漠取代了先前的极度不满与失望。

    1988年，当我们还是利用全苏舆情研究中心进行有关重组改革的民意调查时，首先，十分明显的是，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公开性方面的变化。其次，经济领域的变化、出现独立核算、新的经营方式、合作社等，这些都是显著变化。再次，精减官僚机构，大多数人期望同官僚主义展开真正的斗争。但很早以前，还在盖达尔发动改革之前，1991年“8 ·19”事件之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大约有一半或一半多的居民不相信改革会成功。

    那时的人，包括改革的领导人，和媒体上常出现的一些人士，都厌倦了无休止的等待和动荡不安。再加上1992年盖达尔的改革及其后果，人们的储蓄化为乌有，没有积蓄，缺少工作岗位，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又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当时的情况表明，大多数居民渴望获得另外的东西。

    就在那时，当局已经开始注意到百姓情绪的波动。人们提出要维护秩序与稳定。于是当局开始探索一种全民思想，并为此组织了一个班子，委托他们探寻这种思想。1993年伊始，在电视上出现了（后来才蔓延到社会更广的层面）一些更年轻和更有雄心的管理人才。某些人在这方面逐渐开始提出另一种论调和体制。一方面，这稍微抚平了一些关于苏联时代的回忆；另一方面，正面色彩愈发浓烈。

    也就是说，一些媒体精英和一些执政层感觉到了大多数人要求秩序和稳定甚至不惜为此停止改革的呼声。从这个意义上讲，1993年以后，叶利钦的政策已经非常不一致。事实上，他在领导层中越来越背离改革派本身，脱离民主改革的思想与实践。他更多的是依靠军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能明显看出这一点。人们认为改革[115]带来的主要是消极的东西，对改革领导者的评价也是负面的。这首先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改革的领导人没有改革方案，不了解也不能感觉改革的后果，不知道也不太关心普通老百姓如何生活，漠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群众的这些意见变得非常尖锐。而拥护改革的人，则批评改革领导人软弱，无能力使改革深入和持久。正是在1991～1994年间社会对改革的评价出现了分野。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对政权及掌权者的失望、本身的困境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困境、苏联的解体。

    顺便说一下，对苏联解体的负面态度也不是立刻就有的。根据我们在1992年的调查结果，苏联解体在人们眼里甚至不是1991年的主要事件。只是在一年半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当人们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才开始将这些联系在一起。

    然而1992年，在总体否定改革的背景下，人们仍然肯定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将其视为改革的巨大成就。当时，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实际上已经变了，变得更积极，西方不再害怕我们，开始平等交往，对俄罗斯产生了兴趣。俄罗斯人民感受到这一点，并异常珍惜。

    此后又过了5年，柜台上又摆满了货物和食品，又允许出国了，结束了阿富汗战争，这一切都被当成改革的功劳。

    1991～1992年形成了一种概念并延续至今，那就是认为在20世纪的国家历史中，改革同十月革命、伟大的卫国战争、尤里·加加宁进入太空等都是最重大的事件。至今仍是如此。但改革不仅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最大的失望之一。人们指的不仅是自身状况的恶化，还指的是希望与期待的破灭，并因此首先怪罪改革者。在这方面，尽管人们自己出自可以理解的考虑不愿道出，那就是认为自己过于消极、参与过少。

    1991年，在列瓦达中心的受访者中，有13%～14%的人承认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但即使是这种参与也常常是被动的、冷漠的，只限于听别人在讲些什么。而大约有1/4的居民读过自由报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以全体居民来换算，就有数千万人。但人们的积极性明显还是不够，主要因为这是一些重要的民众阶层，他们先前对改革充满预期，然后又感觉到失望和受骗。这就是从总体上否定改革的基础。这种意见认为，改革导致了社会的分裂与分离，降低了文化水平，经济生活变形和断裂，经济联系以及习惯了的日常生活方式被破坏。不过，时至今日，有42%的人认为在1985年之前更差，应当也必须改革，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几乎旗鼓相当：有45%的人认为1985年改革之前更好。

    以前，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持以上两种意见的人的比例相差很大。但从1992年起，不知在什么地方，由于我上面提到的原因，人们开始把1985年之前的情况理想化。于是开始制造“勃列日涅夫时代是黄金时代的”神话。25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对改革的期盼和失望都没有概念，人们曾遭受的直接侮辱和刺伤变得模糊，记忆不再清晰。尽管如此，2000年后的情况，尤其是2006～2007年，和2008年危机开始前，经济都相对繁荣。车臣战争仿佛也结束了，莫斯科也不再发生爆炸案。

    今天的人们也准备美化过去，但他们并不想真正搞清楚过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而且，由于媒体的大力宣传，90年代被认为是黑暗的年代，70～80年代是20世纪的最佳时期。于是造成这样的情况，对改革和具体的改革者的评价开始积极。比如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对叶利钦评价要更差）尽管还不积极，但原来坚决否定的评价已大幅度降低。如果在2000年有46%～48%的居民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那么今天只有25%～27%。此外，几乎有20%的人正面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但绝大多数受访者——而且是达到一半的人——都对第一任总统持中立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没有直接侮辱，也不是非常钦佩。盖达尔过世后，针对其改革的极度批判也没有了。这绝不是简单地因为人死了就不说死者的坏话。我认为，对于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形成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它不能被称为积极的观点，但认为自己在2000年后的状况得到改善与盖达尔当年搞改革有关联的群体开始多起来。这是涉及整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证明对那个时代的积极评价加强了，而是减少了消极的评价，增加了中立的评价。这就好像是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们不希望搞清楚过去，首先因为它仍然是痛苦的，其次，这种研究过去将引发自己对未做之事和失去之物的内疚感。好比个人或国家的这一段历史被包装起来，没有人愿意再打开。形象地说，这扇门被关上了，被钉死了，没有人有特别的愿望将其打开。

    尽管在1988～1990年我们的首批调查中，一些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更城市化了的、更积极的人们都明显感觉苏联的生活是无望的，是走进了死胡同。对于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苏联的经验可能对谁有用，苏联给予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什么，大多是这样的答案：我们的经验不可能对任何人有用，除了蟑螂，我们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人们说，苏联只有短缺、排队和半乞丐似的生存等。这些看法对社会刺激很大，自由派媒体当时积极地引用这些说法。我们当时将此称为“黑暗意识”的东西，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开始消退。但那时俄罗斯应走特殊道路，即我们与西方人有区别的思想也开始复兴，后来还由于车臣战争得以扩散。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的看法开始复苏，认为谁也不想和我们交好。于是，在2000年之后与自己的年代——苏联时代——和解成为了主流。在这方面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媒体，仿佛把人们原来的评价又还给了人们，但已是经过加工和过滤的。这些定义均适用于一个更加生动、一针见血、拟人化的故事形式，让人们认为这是现实。

    但今天，在回答“改革带来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这个问题时，那些认为坏处多的人仍占多数。约50%或多一点的人都这样认为。低于30%的人认为好处多。对另一个问题“应当保持1985年之前的状况，还是应当进行改革，哪怕以别的方式和由其他人进行”的意见几乎持平：几乎都是40%多一点。而15%～20%的人暂时未表态。后者多为年轻人，相比别的受访者，他们往往不回答有关改革的问题。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这对他们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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