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最有价值的投资策略-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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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合适的生长点对企业来说十分重要,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古人云:“盛极则衰,月盈则方”。创新才能求发展,识时务者为俊杰。改革创新和战略转型是企业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李嘉诚,说他“闯劲不足后劲足”,向来不喜欢抢“头唆汤”,但是等他看准之后一出手,就如大江泄洪,任何一个投资家都不能与之抗衡。其实,李嘉诚的发家史,就是一场步步为营的战争史,他每打下一片江山都细心打理,将其变成自己稳固的大后方,然后再探出头去,寻找新的发财机遇。

    1.“一夜暴富”往往意味着“一朝破产”

    在几何学中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是,这个定理只能保证其理论上的正确性,而一旦运用到现实中,就不是那么地绝对或适用。比如这座山和那座山之间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是要想从这座山的顶峰到达那座山的顶峰,却不得不先下山再上山,如果有人一定要直线到达,那就难免有摔下山崖的危险。

    投资也是这样,有时候看似捷径的赚钱办法,实际上却过于冒险,甚至根本行不通。有人说“聪明人走捷径”,这话有些道理,但是应该加上一个注释:大聪明人视捷径为危途,只有那些爱耍小聪明的人,才喜欢走捷径。

    所以李嘉诚告诫广大同行:“我的主张从来都是稳中求进。我们事先都会制定出预算,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投资。”

    李嘉诚进入地产界时,已经有预售楼花,而李嘉诚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将楼宇作为出租物业,他所坚持的就是不走捷径走大路的投资原则。

    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之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做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他发现,卖楼花的确能够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但是,这样一来,地产商的利益就会与银行休戚相关,而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李嘉诚最欣赏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上。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所以,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李嘉诚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存户存款,几乎将其掏空殆尽,从而引发了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更深一步地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然而不幸的是,这次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然而,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心里清楚,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形象出现在地产界,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他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同时地产部已由初始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又源源不断涌来,所以没有银行贷款,他也有足够的资金发展自己的物业,只不过没有那些卖楼花的投机家快罢了。

    1965年1月,一家小银行——明德银号又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风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也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并未动摇其整个根基。相反,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破产或观望,而“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86年1月的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的147.27亿港元。到1990年6月底,长实市值升到281.28亿港元,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第二位是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市值为242.07亿港元;而一直在本港地产业坐大的置地公司以216.31亿港元,屈居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李嘉诚虽然以稳健的做法取得了成功,但并不是说,其他的经营方法就一无可取。李嘉诚不卖楼花,并不说明卖楼花就一定会失败。其实,卖楼花的做法,在今天的房地产界依然被广为推行。正所谓商无定法,条条大路通罗马。

    [投资金律]

    捷径总是充满了危机,一旦失手,就远不如走正常的途径了。因此,虽说聪明人喜欢走捷径,但是走捷径的极少是大聪明人。古人说:“欲速则不达”,主张“以迂为直”,甚至强调“明白四达,守之以愚”,是很值得借鉴的,而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商场上征战,尤其需要把捷径视为危途的智慧。

    2.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李嘉诚认为,经商一定不能缺少勇与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凡遇小利能沉着冷静者,必能在商战中谋取大利。李嘉诚跻入股市时,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心,追求稳健发展之路,终于在股市中扎住根基,平稳前航。

    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江实业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从而使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将公司上市,是壮大自身实力的一条快捷而有效的途径,立志赶超置地的李嘉诚,及时跻身股市,正是一种敢于开拓的勇气。但是,在股市中,一味的扩张是不行的,还必须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在稳中求胜。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在股市中比他办实业更具有天赋,他找到了发挥自己专长的最佳舞台。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海外上市,更使他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李嘉诚是个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我们回顾李嘉诚走过的历程,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与古人推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不得不折服于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而不少房地产商,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以及用物业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

    当时,炒风越刮越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状态。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但是,桑达士的警告,却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一片喧嚣之中。

    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飙升到1774.96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初入股市的李嘉诚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他深知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他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显示出了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果然,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的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的水平。当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又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才缓慢回升,到1975年年底,回升到350点。

    在这场大股灾中,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弃甲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

    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上市公司,都是个陌生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为盲目和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等的心理素质。

    显而易见,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免者”。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李嘉诚步步为营的作风又一次保证了长实平稳前航。

    [投资金律]

    李嘉诚的这一举动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确定发展的原则方略,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偏离轨道,也许会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没有自己的原则,终不是成大器之所为。

    3.无论发展得多好,都要稳扎稳打

    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香港各界对股票产生“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强烈投资狂热,掀起了一阵比一阵高涨的“上市狂潮”。在这股狂潮中,恒生指数竟升至1170点的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在随之而来的时间里,变幻无穷的世界经济袒露了它神秘莫测的一面,在1973年中期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香港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出口市场萎缩,股票市场大泻,整个香港的经济,特别是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房地产、金融业更是一片阴风惨惨、人心惶惶之景况。

    在这个大背景下,目光深远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的经营方面相继显示了他的独创才能后,又在股票经营方面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由于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看好,1972年10月,趁香港股市处于牛市挂牌上市的长江实业,充分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然后投放于大量物业的低价收购上。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购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将发行股票所吸纳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5年3月27日,长实通过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讨论,决定授权董事局发行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3.40港元的价格全部发行配予李嘉诚。该项新股的权益与现行发行的股份相同,但不能享有1975年和1976年所派发的任何股息。李嘉诚则从本人手上持有的长江实业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交与获多利有限公司,以私人配售方式,按每股3.40港元的价格全部包销。配售取得的资金,将用于购买此次发行两年无股息的全部新股,目的在于吸收6800万港元现金,这为集团准备了充足的资金,在即将复苏的香港经济中大显身手。同时,可使长江实业股票,得以更广泛分配给各大公司机构及社会人士持有。

    1973年年末至1975年李嘉诚曾两次发行新股集资1.8亿港元,趁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香港市场大幅度波动,地产处于低潮之际,成功地大批购入楼宇地皮10多处,其主要包括:

    (1)购入鱼涌太古一号地盘,面积约3.1万平方米,几个月后将所占一半股权出售,获利1450万港元,超过上年全部租金收入。

    (2)与亨隆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位于九龙亚皆老街地盘,面积约5908万平方米。

    (3)与新鸿基、永泰新世界联合组成“有得置业公司”,投得位于沙田小沥源的沙田市地段第一号土地一块。该地段面积为4000亩,计划兴建住宅楼宇约53万平方米及商业楼宇约3.4万平方米(长江实业占25%的权益)。

    (4)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透过直属联营机构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斥资8500万港元购入港岛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的赛西湖大地皮一块,占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地价不过1066港元。仅用约0.5万平方米地皮兴建10幢高级住宅大厦,每幢4层,全部大厦楼面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于1978年全部售出。由于大厦仅占全地盘面积的6%,余下约7.5万平方米即占地盘约94%均为空地,利用赛西湖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娱乐、运动和休息场所。

    1976年长实进一步发展,大量收购地皮及楼宇,其主要有:

    (1)与新鸿基、亨隆及周大福合资购入高士打道、港岛湾仔海旁的英美烟草公司原址,该地盘占地约0.6万平方米,计划兴建5幢30层高住宅/商业大厦,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大厦及洛克大厦。

    (2)与香港另一家地产公司合作购入薄扶林道RBL806-807号地段,该地段占地约逾1.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住宅大厦,约有楼面面积9.3万平方米。

    (3)购入占地约0.1万平方米的英皇道499号和占地约427万平方米的马宝道78号,计划兴建一座24层高工业大厦。

    (4)购入九龙尖沙咀汉口道2号现在商业大厦全座(美轮酒店现址),占地约0.1万平方米,楼高14层。

    (5)购入香港坚尼地道凤凰台地盘其余50%权益,占地约0.5万平方米,为5座兴建中的高级住宅大厦,每座楼高19层,楼面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住宅单位共360个。

    (6)购入九龙琼林街地段N.K.I.L15722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5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3层高新型工业大厦,全部楼面总面积约达5万平方米。

    (7)购入葵涌地段K.C.T.L322-325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2层高新型工业大厦,楼面总面积约达7.4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8)购入九龙金巴利道25号现成商业大厦全部楼盘,占地约585万平方米,楼高7层,计划改建为一座17层高新型商业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0.6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9)购入新界屯门农地(属政府蓝图内地农地),占地共约12.5万平方米(长实约占5.1万平方米),等等。

    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港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1倍以上。全年除税后之综合纯利达5887.9万港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港元。

    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又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说:“1977年香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的极好前景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的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的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以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港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港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到了1981年,长实集团总资产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港元大关。几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不同凡响。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上新台阶,与汇丰银行强强联手,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一步一步地做大起来。

    商海中的股市浪潮大起大落,让人捉摸不定。只有精心策划每一步投资战略,才能达到“步步为营步步赢”的境界。

    [投资金律]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知,求创新,加强能力,在稳健基础下力求发展,居安思危。无论发展得多好,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4.用心思考,抓住趋势

    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诚坚决不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他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居上。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回答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算成熟。”

    从李嘉诚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在投资方面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或许就是他成为华人首富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而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他虽然也参与了内地一些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在李嘉诚看来,那个时候内地的投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在内地,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持续了10年余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到内地投资,还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间嘘声四起,光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而是在等待内地的投资环境更加成熟。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做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事业,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也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臆断。事实上,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的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这一点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之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一时间,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但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李嘉诚虽然富于爱国心,但是投资毕竟不是行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成熟的投资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92年前后对内地投资炯然不同的态度了。

    [投资金律]

    在李嘉诚看来,真正的投资高手都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看一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才能不输给盲目的自己。在趁势挺起者的眼神里,随处都是财富,都可加以充分发挥,从中挖掘资源。李嘉诚的眼中到处是财富,因为他把趁势挺起的过程看作是积累财富。

    5.见好就收,见坏更要收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的理想,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规划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人生,因此他总是重拳出击,挑战一切有碍于自己发展的各种因素。李嘉诚也是这样,他用“活坚持”的办法操纵自己的投资目标,从不愿意浪费一个可行的目标和计划,但也从不盲目的出手,所以他的目标就成了其经营财富人生的指南针。

    当然,李嘉诚的投资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他常把能力作为自己的训练内容,反复锤炼,坚持提高,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构成了非常精彩的成大业者的人生轨迹。的确,如果没有“活坚持”式的操纵成功目标的投资能力,李嘉诚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如今的财富巨塔。

    在李嘉诚看来,经商要能围绕自己的中心点,不能放弃自我,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的问题,不能死坚持,要会活坚持,因为每个商人都是与时局相关的。大商人总要考虑到政局与商势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商势与时局相融。

    因经商环境不利,李嘉诚宣布搁置在香港的百亿投资。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各界众议纷纷,毁誉皆备,并引起香港特首乃至更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8年夏的中国大陆,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成为国人心中的“危河”,长期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母亲河在多日暴雨的冲击下,终于向她的儿女发难了。

    1998年夏的香港股市,长江实业这只以实力著称的“龙头”股,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下,股份下滑,一时间众议纷纷。机缘巧合?一向不信命的李嘉诚绝未想到,在同一时间,两条“长江”一同接受考验。

    岁末,长江的风浪已平静多时,在国人的爱心和顽强精神筑就的大堤前,又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李嘉诚的“长江”,在特区政府救市之后,也因企业实力雄厚,股价一路回升。然而,泥沙仍在,隐患犹存,作为世界级富豪,李嘉诚对香港、对中国、对亚洲经济发展是否仍有信心?

    1998年元旦前后,香港的商界领袖李嘉诚公开指责香港政治环境不和谐,“民主是建立在法律精神上的,并非可以随便骂人”。由于投资环境不好,他决定取消原已确立的与外资合作的100亿港元的投资计划,“情愿做少一些,以免树大招风”。

    李嘉诚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认为有“威吓政府”之嫌。政务司陈方安生连忙给李嘉诚打电话,得知不是针对政府才松了一口气。

    1999年,《南风窗》杂志发表秦朔的文章,探讨李嘉诚与董建华面对逆境的作为。

    到1999年,香港经济的冬天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年多,仍不见曙光。财政司曾荫权说,“香港过好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现在这个必要的调整过程“无疑是难熬的”,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和衷共济的态度去面对困难。更重要的是谨记:面对逆境,绝对、绝对不可以泄气”。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经济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远非哪个人说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正如特首董建华所说:“经济的进程不是好像电灯开掣,一开就有光,是要有过程的。”

    1998年,李嘉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金融风暴令他的财富大为“缩水”;政府力主开放市场,使他旗下的港灯、和记电讯的前景蒙上阴影;再加上民主党从年头缠到岁尾,抨击他低价投得某块地皮、向退订其物业的小业主追索差价等等,李嘉诚的心情绝对好不到哪里去。但以商界领袖之尊,他的信心能给很多人信心,他的言行能给很多人示范,如今却公开宣布环境不好取消投资,难免给人一种同舟而不共济、危难时刻抽身、自顾而舍大局的印象。有香港传媒就认为,李嘉诚大动肝火的“失态”,令他“失分”不少。

    然而,再想多一步,为李嘉诚想想呢?董建华是政坛首领,古话讲“政从正出”,所以,他要讲正义。李嘉诚是商界翘楚,信用高于一切,所以,他要讲信义。“正义”,是不计利害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信义”,有时却是很难计较或者无法计较善恶是非的。也就是说,李嘉诚言出必信,董建华言出必义;李嘉诚言必真,董建华言必善。

    由这个判断出发,作为企业家的李嘉诚当然要以企业为家。他造福香港社会的方法就是把企业做好。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资本家在为增加自己财富而做出的艰难努力中,也必定会增进社会的普遍利益。而要把企业搞好,又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所以,李嘉诚的投资意愿只能受一个东西的左右,那就是市场环境。

    董建华以服务社会为本,李嘉诚以经营企业为本。社会正义要靠政府廉明高效的工作,而经济繁荣则建基于企业的繁荣。李嘉诚说的话之所以引起政府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从深层看,他们的命运是连为一体的,而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倾听企业的声音,为企业投资创造好的环境。李嘉诚说出他想说的话,这本身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也就是“意见的价值”。倘若李嘉诚是按政治路线走,或简单地按民意路线走,顾左右而道中庸,言不由衷,100亿元“拍脑袋”拍掉了,他还是真正的企业家、商界领袖吗?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李嘉诚为什么要搁置百亿投资了。用他的话说“情愿做少一些,以免树大招风”,实际上这正是他一贯坚持的“稳中取利”的原则,当他发现投资风险太大,投资环境不好时,他宁可不赚钱,也不会冒然出手。这不是道义不道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投资家必须坚守的准则。

    [投资金律]

    市场风云多变,谁也没有“百战百胜”的绝对把握。当事情只有3分把握7分冒险的时候,就是你该收场的时候了,如果不当机立断,就会在幻想和迟颖中把事情弄得更糟,遭受的损失也更大。

    6.冒险不等于冒进

    李嘉诚希望香港稳定和繁荣,也率先垂范,尽其所能地去稳定香港。因为他知道,只有香港稳定了,商家才会有利可图。李嘉诚以他充满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行为,赢得了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这为他在过渡期以及“九七”之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嘉诚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时时关心着祖国大陆的发展与繁荣。只要他能够为大陆做事,总是不遗余力。这不仅是为了给自己开创一条生意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也就是说,即使他不赚钱,也乐于帮助大陆的同胞做生意。于是,李嘉诚立足于香港,开始全面的向大陆投资,与内地的商家合作。

    李嘉诚曾在集团周年晚宴致辞中表示,“香港在未来数年内,只要把握时机,加强与内地合作,迅速扩大在内地市场的占有率,香港就将会有无限的商机”。

    李嘉诚说,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给香港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商机。但是,面对迅速成长的内地企业和国际机构的竞争,港人如果不奋起直追,如果不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就有可能被同行所击倒,被无情的商业社会淘汰。

    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长和系带来了规模效应,但同时也使企业受到了经济风暴的影响。长和系在全球36个国家都有业务,主要业务还是长和系的两大支柱产业房地产与电信。主营地产物业的长实集团,2001年来自物业的收益为1896亿港元,与2001年同期相比下跌163%,而主营电讯业务的和黄公司,2001年的营业额为6146亿港元,但是由于2001年投资3G业务,其中312亿港元被作为有关投资的储备。

    虽然在各种场合下,李嘉诚一再强调香港经济会复苏,但是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复苏、前景怎样,李嘉诚在内部讨论会中也坦言至今仍不明朗,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一方面,李嘉诚的目光重点转移到环境良好的市场——欧美以及大陆内地,尤其是内地市场。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采取逢低跟进的手法,大量吸纳土地,建设物业,促进盈利。

    受全球经济低潮和香港经济金融风暴的影响,2002年,李嘉诚所掌控的香港上市公司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联营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被《亚洲周刊》评为“2001年国际华商500”的冠亚军。在年报的发布会上,李嘉诚说,我们要利用集团充足的现金流量及稳健的借贷水平,使其建立坚稳的财务实力,同时获得极高的长期信贷评级。这样有利于筹措资金,随时掌握投资机遇,为股东们争取最大的利益,共同度过难关。

    李嘉诚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近20年来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这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在一个公开场合,李嘉诚曾经明确表示,长江实业多年来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很多,而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的商机将会更多。有些业务领域过去没有涉及,往后可能会涉足。最关键的是认清方向,把握好机会。

    李嘉诚领导的长和系坐拥强大的资金,在内地从容规划,通过收购、合资等形式占领众多产业的制高点。

    李嘉诚最拿手的功夫之一就是对新兴产业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投资。进入房地产业,收购和黄,进军港口运输业,参与基建项目……长和系总是因为比别人快一步而拔得头筹,并获得长远的发展。

    在中国大陆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长和系这一次对大陆市场的新出击,却显得格外稳重。总的看来,拓展的方向始终没有偏离传统产业的基础业务,其目标主要锁定在五个方面:地产、通信、港口网络、媒体和生物科技。

    李嘉诚并不是保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长和系作为主角之一,也曾遭遇了2000--2001年间全球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所带来的灾难。长和系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内地投资了,到2002年在内地投资额累积已超过600亿港元,其中长江实业集团是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尽管庞大的投资造就了李嘉诚在内地的知名度,但在总体感觉不错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那些超过15%—20%的投资项目的失败,对于一向业绩稳健的长和系而言,这么高比例的投资失败率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冒进,是长和系对失败找到的原因。早期的TOM、电信盈科和数码港曾给企业带来了神话般的光环,造就了李泽楷这样的传奇人物,但是并没有真正给集团带来实际的商业利益。狂热之后,对于李嘉诚领导的长和系来说,TOM和电讯盈科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基于此,李嘉诚曾经多次在企业内部指出,在一个激进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判断能力,不能因为头脑发热而迷失了方向。

    早在2001年,在北京出席某会议时,李嘉诚就有所表示,有对于在内地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打算。

    虽然当时国家对外企在内地证券市场上市的问题还没有相关政策出台,但像长和系这样的企业,却是一直在等待和努力。作为国际企业,长和系必然会受全球经济萧条影响,但如果能在中国内地上市,至少可以减缓国外市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也可以增强企业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在那次会议上,李嘉诚还强调说,在中国内地股市上市的话,不仅可以使内地投资者获益,而且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长和系一直在为此准备和等待着。李嘉诚宣布长和系将大量持股中银(香港)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投资金律]

    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李嘉诚对投资更为谨慎了,虽然在投资内地时也遭遇了不少失败,但他仍然从中获取了大量利润。同时,他也从那些失利的投资中吸取经验,总结出“冒进”的教训。对于李嘉诚这样一个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人来说,教训是最珍贵的。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长和系会越走越远。

    7.多方位、分散性的投资

    对于投资的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最保险的方法就是“鸡蛋分篮”。有生活经验的人知道,装鸡蛋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也是如此,李嘉诚比较善长的,就是多方位、分散性的投资。

    如今,稳重的李嘉诚更看重“分散投资”概念牌。多年的内地经营经验,让李嘉诚对内地投资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愿涉足政治的李嘉诚,利用众多的慈善活动,建立起高大的社会形象和卓越的社会地位,在赢得了忠诚的合作伙伴的同时,也使企业的政府公关变得更有力。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长和系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

    继2001年投资100亿元开发的朝阳区东坝“CBD后花园”之后,长和系又花3.9亿元人民币获得上海古北新区1区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分析李嘉诚在大陆房地产业的投资路线,可以看出其从“中心”向“边缘”、从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向二线城市(成都、长春、武汉等)逐渐扩散的投资思路。

    2006年3月,长和系又完成了对首旅股份的收购,并且李嘉诚很有可能进一步收购首旅集团酒店资产,促进和黄介入内地庞大的酒店和商旅市场,迅速做大其内地酒店及旅游业务。和黄旗下嘉云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6.576亿元,收购北京首旅69.14%的股权,未来的首旅将以旅游景点资源及旅游地产作为新的主营业务。

    另外,就港口网络建设方面,李嘉诚把内地港口业务视为未来投资的重中之重,珠江三角洲是“和黄”内地港口业务的根据地,“和黄”通过扩建厦门海沧港,入股宁波北仑港等,明显把战线北移,形成中国沿海的港口网络。

    在通信业方面,电讯盈科宣布与中国电信共组合营公司,合营公司的总投资额约2亿元人民币,合营公司初期会集中拓展内地金融业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但不排除日后会进军其他行业。

    在传媒业方面,TOM旗下目前在大中国区拥有多项传媒业务,其中包括杂志、电台、网站、广告业等,在成功收购亚视股份后,李嘉诚的传媒王国更加庞大。

    在生物科学方面,李嘉诚在成立长江生命科技的时候就曾表示,生化科技会是集团未来重点发展的新环节。据悉,长江实业已投入长科的金额达4.2亿港元,目前长科已注册专利的项目达40个。而未来几年,预计该项目投入资金将达10亿港元,并且将增至数十亿甚至100亿港元,稍后还将以此为平台,在内地大行收购、投资。

    李嘉诚多方面的投资,为他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仅2005年,他就净赚了283亿港元。长实2005年物业销售营业额为129.04亿港元,同比虽下降了24%,但物业销售的利润仍达33.06亿港元,上升1.1倍。另外,在物业租赁业务上,长实也获得了9.01亿港元的利润,同比上升5.8%。而和黄2005年地产及酒店部门的收入总额为102.65亿港元,同比上升13%。

    2005年,仅是通过出售和记电讯国际19.3%的权益、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的权益以及中远国际货柜码头10%的权益,和黄就入账251.17亿港元。另外,港口及相关服务部门在2005年,也为和黄带来299.17亿港元的收入。

    在能源业务方面,和黄在2005年收入总额达102.45亿加元,同比上升21%,2006年石油等总产量持续增加。像在南海勘探到庞大天然气蕴藏量的消息,一下就刺激了中国海洋石油及李嘉诚旗下加拿大赫斯基能源两家公司的股价急升,李嘉诚的个人财富,在一日之间至少增加逾30亿港元。

    李嘉诚私人持有赫斯基能源约36%股权,他控制的上市旗舰之一和黄,亦拥有相当的赫斯基股权。发现新气田的消息公布后,赫斯基15日晚开市后一度急升逾8.4%,高达每股68.54加元,市值增至约2020亿港元。李嘉诚单是其私人持股,账面即升值近57亿港元。尽管升幅其后收窄至约5%,李嘉诚身家仍然多了逾30亿港元。

    另外,零售部门也实现收入887.8亿港元,同比上升30%。2005年,和黄零售部门的店铺数目同比增加了49%,目前在36个市场经营着7100多家零售店。

    不过,备受市场关注的3G业务还是没能让李嘉诚赚钱。和黄旗下的3G集团在2005年未计利息支出、融资成本及税项前的亏损为268.8亿港元,股东应占亏损达251.57亿港元。目前,3G客户总人数超过1190万名。李嘉诚的目标是在2007年3G业务实现盈利。

    对于众多内地银行即将赴港上市,李嘉诚则表示,有合适机会的话,会考虑投资内地金融机构。“因为我们目前的负债率维持在7.7%的低水平,现金及银行存款有83亿港元”。

    在投资策略上,李嘉诚充分运用了“鸡蛋分篮”的方法,虽然在某些领域并没有盈利,甚至亏损,但总起来却是收获颇丰。

    [投资金律]

    搞投资不能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如果是这样,赚钱固然可以大赚特赚,可一旦赔了却也要赔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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