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参议院和众议院因为草订民国宪法连续几天开会，大家意见不统一，难免又有争议。议员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宪法研究会，一派叫作益友社。有几个喜新厌旧的人想加入主权、教育、省制、陆海军等议题，但会议审议了好几次，都因为党派政见不同没有通过。
十二月八号，两院再次开议，大家为了省制大纲吵了起来。直隶议员籍忠寅主张按照老样子，湖北议员刘成禺主张改革制度，双方争执不下，竟然在会场上打起来了，刘成禺一方人多势众，开始只是抛墨盒、扔笔杆子，后来骂起劲来了，大家竟然扭成一团拳打脚踢，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籍忠寅、刘崇佑、陈光焘、张金鉴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愤怒地离开了会场，后来写了一篇长文章，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希望政府查明真相，依法严办。司法部长答应了，命令总检察厅彻查，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当时已经是阳历十二月二十五号，又是云南起义纪念日，两院商议照例放假。大家既要庆祝，又要贺年，根本没有心思管这种事，自然把这事耽误了。
转眼间已经是民国六年了，各省督军、省长和特别区长官在阴历腊月，由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带头，联名致电政府，希望政府军政、财政、外交等大事早做计划。然而国会中的议员此时吵得不可开交，怎么肯一起参议呢？段祺瑞总理一向妄自尊大，对下属偏袒，早就让很多人不满了。
民国六年一月一号，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被免去职位，特调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道命令虽然是黎总统下达，其实是段祺瑞的主意。杨善德是段祺瑞的心腹，段祺瑞极力推荐他担任淞沪镇守使，后来他又被提拔为松江护军使。浙江新任警察厅长傅其永上任，没想到警察多部分反对，引起骚乱，吕公望没法镇住，只好请愿辞职。
于是段祺瑞推荐杨善德为浙江督军，打破了“浙人治浙”的传统。而淞沪护军使由副使卢永祥升任，卢永祥也是段祺瑞的部下。浙江人正在考虑要不要反抗杨善德，不想他竟然是带着北洋军第四师过来的，所有的骚乱无奈平息下来。
徐树铮指责孙洪伊泄露机密，也不是空穴来风。自从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停止兑现后，商人和百姓怨声载道，呼吁筹款维持。孙洪伊支持立即筹款兑现，但段祺瑞的意思是，现在国库空虚，筹款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的。国家没有钱，只好向外人借了。段祺瑞于是委托财政部长陈锦涛向各国贷款。正好美国愿意贷款美金五百万元，期限三年，月利息六厘，三年大概多出一百一十万美元，用烟酒的纳税作为抵押。一面中国代表和驻美大使签订合同。一面陈锦涛将协议递交两议院开秘密会议，要求通过。
没想到北京报馆将事情的经过全部抖了出来。段祺瑞和陈锦涛怀疑是孙洪伊泄露出去的。民国二年，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借款给中国，闹得非常不愉快，这次政府向美国借钱，害怕其他四国银行说闲话，所以才不敢公开。果然事情一经公开，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四国银行的抗议书，政府费了好大功夫才平息他们的不满，这更让他们对孙洪伊看不顺眼，到后来孙洪伊被免职，才算出口恶气。随后段总理将所借的美款划存在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
中借美款，四国银行联合抗议，带头牵动的却是日本。日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非常想趁机扩张势力，做亚洲的霸主，每次跟中国交涉时都会非常重视。所以中美借款合同刚刚签订，他便邀请英、法、俄三国共同抗议质问。中国政府也知道日本的来意，特意命令交通银行出面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日元五百万元，说是要用作兑现。当即两国签下合同，约定利息七厘五分，期限为三年。后来接连发生的吉林至长春铁路案、兴亚实业借款案、厦门设立警察案、郑家屯交涉案，都闹得沸沸扬扬，最后都是日本人占了便宜，我们吃亏。
一、吉长铁路案，是由吉林至长春的铁路，前清末年，曾与日人订立借款自筑的约章，至是日人独要求改订，将该路归他代办。交通部没法拒绝，只好与他订约，即以本路财产及收入，担保借款限期四十年偿清，路权已一半让去了。
二、五年九月间，财政、农商两部，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五百万元，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为担保，约三个月内交款。嗣经国会反对，原约担保一层，不生效力，当由财政部另提担保品，与日商开议。日商不肯照允，经财政部承认赔偿，另给兴亚公司洋三十万元，方得改约。无端耗去三十万元，可谓慷慨。且仍订明两山开矿时，如需借外款，该公司得有优先权。但此约的丧失，也不算少了。
三、厦门系福建商埠，日人居然设立警察派出所，夺我行政权，叠经福建交涉员，向他交涉，终未撤退。及外交部照会日使，他却答称厦门设警，无非行使领事裁判权，与行政无涉，不得目为违约。外交部接到复文，以商埠居民，原归外国领事裁判，无从辩驳，没奈何延宕了事。
四、至郑家屯一案，龃龉多日，事缘中日军警，互生冲突，日商吉本，受伤殒命，日本即自由增兵，要挟多端。外交部费尽心力，才得商定五类：
（一）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
（二）军官依法处罚；
（三）出示告谕军人，礼遇日本侨民；
（四）由奉天督军表示歉忱；
（五）给与日商恤金五百元。
五条全部实行后，日本才肯撤兵郑家屯。这件案子从民国五年八月开始，到民国六年一月，终于和平解决。中日交涉这些案子刚有了些头绪，驻华德国大使辛慈忽然发出通牒，称德国政府将在二月一号后，实行海上封锁，所有中国轮船，不得在划定的禁止区域内自由航行，否则一切后果概不负责。外交部得到消息后，连忙告诉总统、总理。为了这个事，两院又掀起了一场冲突。
中国宣布中立已经三年了，以前是袁世凯企图复辟当皇帝，没有精力对付他们，所以才采取旁观的态度。到了黎元洪继任，他为了内政的事忙了大半年，也没功夫搭理。但是寄住在外国的华人员工，不是受到了外国人的雇佣充当士兵，就是在商轮办事。划定禁止区后，外国商轮常常被德国潜艇击沉，因此死了不少华人。这一次德国要进行海上封锁，到处都是潜艇，根据《万国公约》，德国这样做是违约的。美国曾经向德国抗议好几次，段祺瑞也想效仿，可黎总统性格优柔，不想和德国发生冲突，经过段总理的再三怂恿，黎总统才命令外交部向德国发出照会抗议：
查贵国从前依潜航艇战策，敝国人民生命，损害甚非浅鲜。兹复更行滥用，欲实行采用新潜艇战策，危及敝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实属蹂躏国际公法之本义。若承认此项通牒，其结果将使中立诸国间，及中立诸国与交战诸国间之正当通商，悉被侵犯，而导专横无道之主义于国际公法上。故敝国政府，关于二月一日宣言之新策，特对贵国政府提及严重之抗议。且为尊重中立国之权利，维持两国之亲善关系，期望贵国政府，勿实行此新战策。若事出望外，此抗议竟归无效，使敝国不得已而断绝两国现存之外交关系，实属可悲。然敝国政府之执此态度，全为增进世界之和平，保持国际公法之权威起见，幸贵国熟审之！
照会发去后，德国竟然置之不理。中国政府只好决定和德国绝交，先由国务院设立外交委员会，除了国务院全体和各部门所派的中立办事员到场外，还邀请了陆征祥、曹汝霖、汪大燮、夏诒霆等人一同开会。正好梁启超赶到京城，他也主张和德国绝交，并写了一封意见书，于是段祺瑞也邀请他来参加会议。梁启超的口才很好，三言两语把和德国绝交与不绝交的利弊说得淋漓尽致，各议员听后多半赞成。散会后，段祺瑞报告给黎元洪，黎总统却始终不肯同意。段祺瑞劝说道：“上次抗议无效，我们已经撂下话说要和他绝交，如果我们违背誓言，这不是让他看不起吗？”黎元洪迟疑了半天才说：“等我们和副总统商量一下后再决定，怎么样？”段总理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立即发电，邀请国璋来京城面谈。”
这时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听说中国要和德国绝交，都过来支持说：“中国曾经加入过协约国，只要和德国绝交，将来改正关税、收回临时裁判权、缓付赔款这些问题都好商量。”段祺瑞看到外国公使这么支持，更加坚信了与德国绝交的意念。各个政党也组织外交商榷会、国际协会、外交后盾会等讨论此事，两院议员设立外交后援会，研究与德国绝交的问题。冯国璋副总统从南京赶到北京，和黎、段协商后，同意和德国绝交。黎总统本来已经同意了，偏偏这时总统府中的秘书长饶汉祥跑过来劝黎维持中立，不能和德国绝交。
饶汉祥是黎元洪的心腹，深受黎元洪的信任，于是黎元洪又改变主意，不想和德国绝交了。三月四号，段祺瑞请求通电各个协约国的公使，向各国政府磋商和德国绝交的条件。黎总统支吾着说：“这……这件事必须经由国会通过才能施行。”段祺瑞说：“现在并非正式绝交，不过是探明各国的意思，何必要得到国会的同意？”黎元洪沉默不说话，气得段祺瑞不辞而别。随后段祺瑞负气前往天津，并递交了辞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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