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小凤仙从北京寄来书信，说要履行约定，愿意去四川找他。他心中不免增加了一些惆怅，心想我一身疾病，不能耽误她倾国倾城的美貌。过了几天，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感觉支撑不住。于是他致电政府要求请假看医生，事务由罗佩金代理。政府批准后，他立即收拾行李坐船来到上海。上海军商学界听说他要来，一同举行欢迎晚会，但他因为喉咙疼痛婉言拒绝了。他平时要么在公寓里休养，要么去虹口医院医治，所有的访客一概不见。
当时梁启超正好从广东来到上海，听说蔡锷也在上海，于是前往拜会。相见的时候，蔡锷非常有礼貌。
梁启超说：“这里不是学校，就不要拘泥了。”
蔡锷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从古到今的惯例，没有梁老师，我蔡锷哪有今天的成绩？”
梁启超说：“你在这儿养病要小心安全，主张帝制的余孽对我们恨之入骨，千万不要遭到毒手。”
蔡锷说：“这个学生知道。自从来到上海，除了到医院治疗之外，我基本上不会出门，所有的拜访也都回绝了，饮食也都是经过检查的，我想不会出什么事。学生先在上海看看，万一没有效果，就去趟日本，东京的医院比较靠得住。”
梁启超安慰道：“你现在正值当年，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千万要爱惜身体啊。”
蔡锷叹息道：“学生已经过了壮年了，所有的功勋也是先生给的，眼下我重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恐怕日子不多了，不但有负国家，更有负于先生。”
梁启超听后不禁伤心了起来，半天才劝慰说：“松坡（蔡锷字松坡）你怎么能这么想呢？生病是人生常有的事，你安心治疗，一定会好的，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蔡锷喝了口清茶才说道：“学生来上海已经一个月了，开始医生说这病可以医治，不出两个月就能痊愈。可最近我总感觉喉咙里有个东西，吃饭的时候咽不下去，就是说话也越来越难了，到了夜里也睡不着觉。这估计是绝症，怎么可能好得了？”
梁任公又劝了几句才起身告别。
第二天，任公正准备再去探望蔡锷，却正好接到他电话，电话里说：“学生准备去日本，今晚就动身。”梁启超便立即前去送行，两人叙谈了好久，到了傍晚梁启超才送他上船，再三叮嘱。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是生离死别。过了五六天，梁启超接到蔡锷书信，说是在福岗医院病情有所好转，可谁想十一月八号，他又收到福岗医院来电，蔡锷于日本时间下午四点去世，梁启超顿时大惊失色，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官商学界都深感惋惜。
后来大家才得知情况，十月三十号是日本的国庆天长节，日本举国上下欢腾庆祝。蔡锷晚上的时候，接到上海急电，才知道黄兴逝世，不由得仰天痛哭说：“我中国又少了一个栋梁了。”他惆怅不已，病情突然加剧，到了十一月八号上午，已经病入膏肓，日本医生也没办法。他听说医院外面在检阅飞机，勉强起床观看。正好飞机从空中飞过，像几只苍鹰翱翔蓝天，非常壮观。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眼花缭乱，头痛愈烈，于是回到了房里，休息了会儿说：“中华祖国，蔡锷今天怕是要永远地离开你了，即使是坐上飞机，恐怕也不能回去了。”到了下午四点便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七岁。
黎元洪致电全国，沉重哀悼蔡锷。小凤仙收到噩耗后悲恸不已，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久也殉情跟随蔡锷去了。根据《国葬法》第一条：为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去世后经过大总统和国会同意准许举行国葬典礼。黄兴创造民国，蔡锷再造民国，都符合要求。当即由国会表决，同意举行国葬典礼。十二月五号，蔡锷灵柩回国，路过上海，各界人士都过来祭奠，比黄兴的葬礼更加拥挤，从这点相比，蔡锷好像胜过黄兴一筹。说实话他有这样的功绩，能够名垂千古，也不枉来世上走一趟。
段祺瑞掌控国家大权，拥护黎元洪，两人表面上很和谐，其实暗地里却闹得很不愉快。内务部长孙洪伊是天津人，又是北洋军官，也是同盟会的核心人员，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志同道合，非常主张共和。
民国刚成立，孙洪伊因亲友推选成了众议院的议员，之后组织进步党员反对帝制。袁世凯恢复帝制欲望最强的时候，他好几次上书驳斥，并写了一篇《泣告北方同乡父老书》，说得淋漓尽致，慷慨激扬，并且到处奔走，劝黎元洪和冯国璋不要承认帝制。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孙洪伊成为内阁成员。从此以后，他整天在总统府参与政事，每当黎总统会见客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坐在旁边。黎元洪为人宽厚，即使有什么难听的话，他也能忍让过去。然而孙洪伊偏偏狂妄自大，信口雌黄，因此官员们都很讨厌他。有时候在国务院开会，孙洪伊口无遮拦，也惹得段祺瑞很不高兴。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学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年轻气盛，自称文武双全。段祺瑞看他是做大事的人，便收他做了学生。袁世凯在任期间，他已经到了段祺瑞的帐下，但是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袁世凯称帝，就是他劝说段祺瑞辞职的。云南、贵州爆发起义，徐树铮成了段祺瑞的军师，为他出谋划策，他秘密嘱咐曹锟、张敬尧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陕西的独立也是他的主意。他和陆建章一直有矛盾，所以假公济私，找个理由把陆建章枪毙了。
袁世凯病逝，黎、段上台，徐树铮一下子升到了国务院秘书长。这时，他的才华才慢慢地展现出来。他多次向国务院提交意见，都是有利于段祺瑞的。段祺瑞把他当作左膀右臂，连对内对外的政策也经常询问他，国务院中有人称他为“第二总理”。偏偏孙洪伊也是个眼高的人物，他听说徐树铮势倾全院，心中愤愤不平。每次国务院的公文送到总统府盖章，孙洪伊就鸡蛋里挑骨头，只要有一点不满的地方，他就立即驳还，或者私自篡改颁发出去。自命不凡的徐秘书能受得了这种气？双方的积怨越来越深。
一天，国务院开会，孙洪伊正说得高兴，突然有人打断他说：“孙部长，你不要目中无人啊，要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难道没有你，这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洪伊一看，说话的正是徐秘书长，于是冷笑着说：“你的才能我很佩服，但是现在是内阁会议，等你入了内阁，再来参加好吗？”徐树铮被他这么一嘲讽，生气地说：“树铮不才，国务院秘书长也是国家官员，并不是没有言论权，况且现在是共和体制，无论是谁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孙部长平日里提倡共和，怎么还搞专制，禁止别人参议呢？”
双方有来有往，不分上下。孙洪伊哼了一声说：“阁下既然有好的建议，不如先向总理说去，由总理提出讨论，如果真的有利国家的，我绝对支持。这样既不会埋没阁下的才华，又不会越权，不是一举两得吗？”徐树铮愤愤地说：“孙部长！你说我越权？那你自己呢？你勾结报馆，泄露院中的秘密，又怎么说？”孙洪伊拍案而起说：“你有什么证据？”徐树铮冷笑着说：“证据不证据，你不用问我，你就说这事你干过没有？”孙洪伊顿时火冒三丈，扭头对段祺瑞说：“总理怎么能任用这么狂妄的人？如果你还这么纵容下去，恐怕大家会对总理失望了。”
段总理本来就信任徐树铮，听到这句话顿时变了脸色。内阁成员看到这种情形，连忙出来劝解。两人还是喋喋不休，相互攻击。段总理终于忍不住了，沉着脸说：“这是会议场，不是戏院，孙部长也未免太有失体统了吧？”责备孙却不责备徐，段祺瑞明显是偏袒，说完便生气地离开了。阁员们劝了好久孙洪伊，这场争论才算罢休。
第二天，黎、段一起商讨政事。段总理为了昨天的事心里很不舒服，跟黎总统交谈了几句后，就谈到昨天孙洪伊、徐树铮冲突的事。黎总统淡淡地说：“孙部长是个急性子，但是徐秘书也有点欺负人。”段总理一看话不投机，更加郁闷，生气地说：“孙部长是您府中的要人，树铮不过是一位院内委员，总统要是觉得树铮欺负人，不但树铮可以辞职，祺瑞也可以离开。”
黎总统听到这话连忙说：“国家不幸，全仰仗总理主持大局，怎么能为了他们两个离开我呢？”段祺瑞回答：“祺瑞本来就不想再当官，不过是被形势所逼，才勉强担任。现在南北统一，局势缓和了很多，内阁中也不缺少人才，总统可以另请贤明，何必非要我呢，正好我也可以休息休息。”黎总统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什么总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希望总理不要多心了。”段祺瑞也没心情说什么，敷衍了几句就走了。
黎总统经过这件事后，心里忐忑不安，立即召集国务委员前来商议。交通部长许世英认为，此事必须有人调解，只有徐世昌才能担当此任，黎总统也非常赞同。那时徐世昌已经返回辉县，黎总统当即写了一封诚恳的书信，派人送了过去，敦促徐世昌来北京。
凑巧，段祺瑞也是这么想的，也派人去请了，和黎元洪不谋而合。这位三朝元老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不忍心坐视不理，于是当天夜里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北京。车到正阳门，老远就看到大家站在车站两旁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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