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借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至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固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
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国大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外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
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常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销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
或曰：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所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中国大使陆征祥等人忍无可忍写下的这篇抗议书，比之前的文书还要激烈。但是在世界上，只以强弱说话，不以公平说话，你哪怕说得口干舌燥，也比不过恶邻的强势气焰，日本的大使对此还是不理睬，英、法、美等国家还只是袖手旁观。不像意大利的大使，为了阜姆的问题而退出和平大会，差点闹得决裂，后来还是由英、法、美的三国代表邀请意大利代表重新加入和平大会，再次调解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力量薄弱，样样比人落后，所以才处处受到欺凌。为什么那些军阀和政客，不想着齐心协力、发奋图强发展自己的国家，却只想着争权夺利而一直起内讧呢？就算是猛烈的钟声也叫不醒他们的权利梦，还能怎么办！
上海的南北和议大会，自从南方代表唐绍仪发表了宣言之后，中止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江苏督军李纯煞费苦心地调和，提出了五条议和办法请求双方批准同意，这事前面说过了。而唐绍仪因为没有得到陕西的确切消息，所以一直在拖延着，后来张瑞玑到陕西视察后发过来报告，说明确实已经停战了，于是李纯又邀请湖北、江西两省的领导发电报敦促会议的召开。上海的五十三团体也联合起来催促南北代表完成议和，这样才能一致对外。
于是，南方代表被形势所迫，马不停蹄地在四月四日的时候，在唐绍仪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召开议和会议，他们发电报给北方代表朱启钤等人，约好七天以后继续议和会议。朱启钤当然是同意了。四月七日，双方代表齐聚一堂，先是召开了谈话会，确定了会议的详细程序，谈到晚上也没全部谈完，第二天又继续谈，大致确定了会议程序。也有代表主张关起门开会，以免遭受外人干扰，北方代表大多数赞成这个主意，而南方代表却大多数持反对意见。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虽然不关门，但是除了会议代表以外，其他人不得进入。会议场外又委派警察严加巡逻，慎重把关。
四月九日正式开会以后，南北双方代表将所有的议题全部提了出来进行讨论。当时，双方各自保守秘密，没有把会议内容宣布。后来又每天审查，讨论了好几天，惹得上海社会上的各路人都想要打听会议的消息，但是和议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什么也打听不出来。但是根据通讯社的小道消息说，南方代表提出了十三条内容，另外还附议六条；北方代表提出两份大纲，详细八条内容，还有关于国会、军政、财政、政治、善后、未决等六项内容。至于详细内容，没有人知道，这些传言无非是捕风捉影罢了。
等到五月初的时候，还是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这公事就应该公开说，为什么要这么保守秘密呢？这时忽然又传出消息，很多学校的学生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激愤地抗议，最后演变成用一种极端手段去对付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件事应该好好地说一说。因为之前中日之间的各种合约，都是由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人签署的，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这三个人就是汉奸。就是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都非常反对章宗祥。
这次的巴黎会议，中国大使陆征祥等人远赴欧洲，日本人就问章宗祥关于陆征祥的立场和意思，章宗祥曾经夸口说：“陆征祥和我是莫逆之交，肯定不会有其他言论的。”日本人对此表示很满意。谁知道，陆征祥到了巴黎，中国政府又派了几个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人轮流出席会议。他们在巴黎会议中，对山东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反抗，而且，章宗祥和日本签订的关于山东的济顺和高徐这两条铁路的协约，也遭受到了中国代表的攻击。
章宗祥担心不能应对日本的诘问，所以在暗中和曹汝霖写信商量，打算游说中国政府叫回王正廷、顾维钧，由他俩代替去参加巴黎会议。曹汝霖收到信以后想了很多办法，还叫章宗祥回国一起商讨，于是章宗祥便打算启程回国。
这事偏偏被上海时事新报和东京时事新闻知道了，他们将调查得知的详细信息全部刊登在报纸上。这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引起了公愤，他们都想发电报攻击章宗祥。但是因为日本电报局不愿意发这些电报，所以，他们将信寄到上海的各个报馆、机关和团体，请他们代为宣布。主要内容为：
顷据上海时事新报，及东京时事新闻载，章宗祥此次回国，入长外交，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改善中日和会关系，同人闻之，不胜骇异。章宗祥自使日以来，种种卖国行为，罄竹难书。幸今日暴德已倒，强权屈服，正义人道，风靡全球，吾大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方期于欧洲和平大会，战胜恶魔，一雪国耻。苟两报所载不虚，则是我政府受日奴运动，倒行逆施，以卖国专家，充外交总长，兼欧洲和平会议代表，势非卖尽中国不止。同人一息尚存，极力反对，并将颈血溅之。贵报贵机关贵团体，素来仗义敢言，众所共仰，伏乞唤起舆论，一致反对，庶么魔小丑，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俾东方德意志，亦得受最后之裁判。中华民国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上海的报馆纷纷将电报的内容刊登了出来，曹、章两人的阴谋就此被揭穿。章宗祥遭受了这一阻拦后，就想在日本再待一阵避避风头，恰巧这时，中国政府发电报让他回来，委任他暂时代理参事官庄景珂的职位，于是章宗祥不得不回国，他心里想着等到了北京，总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等到了东京的中央新桥车站，章宗祥刚要带着妻子上车，突然十来个留学生跑过来假装给章宗祥送行，一开口就痛骂章宗祥在任期间经手了多少借款，签订了多少密令条约，并质问章宗祥这次是带了多少卖国钱回去？章宗祥连忙摇头抵赖，但是留学生们并不愿就此罢休，他们吵吵闹闹地纷纷攻击章宗祥，章宗祥的脸皮就算再厚，被揭穿以后也不禁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在日本警察的帮助下，章宗祥夫妇总算是顺利地上了车。然而，留学生们还跟在车后面大叫：“章大使！章宗祥！你这么想要卖国，为什么不把老婆卖了呢？”章宗祥的老婆听了，羞愧交加，差一点就哭了，但是碍于车上人多，没有发作。等到了神户改乘了轮船，官员的船舱是单独隔离的，章宗祥的老婆陈彦安才将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章宗祥身上，章宗祥沉默不语，陈彦安就哭着说：“我爸妈生了我，我本来清清白白的，没想到嫁给你以后还要受人辱骂，你想想应不应该？”章宗祥忍不住回嘴说：“别人跟我吵，我还能不介意，你是我老婆，你也要跟我吵？”陈彦安又问：“你到底有没有卖国？”章宗祥说：“你没有必要问我，就算我真的卖国，我所得到的好处你也跟着享受了不少，你又何必多说呢。”这等于是不打自招了吧。陈彦安又开始唠叨，搞得同船的很多客人都隐约听到了一些。等船靠岸以后，陈彦安的脸色还是不大好，闷闷不乐地坐上了车。
章宗祥到了北京以后，和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在私下商量了一番，想要收买王正廷和顾维钧，让他们一起来联合日本。曹汝霖制定了一个不错的计划，想要用美人计来勾引顾维钧。顾维钧的老婆就是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女儿，已经因病去世了，顾维钧一直没有再娶老婆。曹汝霖有一个妹妹还没嫁人，他就寻思着把妹妹嫁给顾维钧，用妹妹来笼络顾维钧。
正巧这时梁启超要出国，于是曹汝霖便托梁启超做媒和顾维钧说合这事。梁启超按照曹汝霖的嘱托，到了法国便急忙找到顾维钧，极力劝说他：“曹汝霖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又有才华，如果你们结婚，他们家会出五十万的嫁妆。”顾维钧本来和曹汝霖是不同道的，但是美人和金钱让他昏了头，于是他同意了这桩婚事。当时国内外一片哗然，说是顾维钧已经加入了亲日派，和曹汝霖的妹妹订婚了。后来顾维钧到底有没有娶曹汝霖的妹妹，这就不得而知了。在日本留学生中间，还有一篇声讨卖国贼的电报传到国内，电报的内容为：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以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
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豫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
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
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举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这封电报激起了很多北京学生的公愤，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讨论阻止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主权的计策。五月三日下午，北京大学召集自己学校的学生，召开了全体会议。北京各个学校已经商定好，把五月七日定为国耻纪念日，集合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后来又接到留学生的电报，听说青岛相关问题要让给日本，急得没办法再等待，于是就由北京大学作为带头人，一起集合在法科大礼堂，经过会议商讨定下了四条办法：（一）联合社会各界，一起争取权利。（二）和巴黎的大使通电，让他们坚持不在条约上签字。（三）和各省通电，在五月七日举行游街示威活动。（四）在星期天也就是五月四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世界大示威。
后来，又有几个比较有威信的学生上台进行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演讲。有一个法科学生叫谢绍敏的，在悲愤交加中跑上舞台，将中指咬破后在撕碎的衣襟上用血写了四个字：还我青岛。一时间礼堂内掌声四起，场面凄凉壮观。后来，他们又发传单告诉各个学校，约好第二天上午邀请各校的代表，借法政学校为会场集体商议解决办法。各个学校接到传单以后，对此纷纷表示赞成。
第二天，法政学校腾出临时场地，等候各个学校的代表到来。一共到场的学校有十几个，学校名单为：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
学校代表都到齐以后，就开会对如何演讲、如何散布旗帜、如何请求各大使馆、如何到曹汝霖家和他争辩等事宜做了讨论和安排，又说好了应当要遵守的纪律。接近中午的时候，事情已经讨论好了，于是大家就散会去制作小白旗，约好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所有人在天安门广场前会合。
过了不久，天安门的桥南竖起了一张大白旗，上面有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最后还有一行字：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大旗的下面还有十多面小旗子，旗子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款”“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字。谢绍敏写在布条上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挂在里面，此外还有一些小学生站在路边，手里举着大大小小的白旗，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纸做的，旗子上都写着“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等字。
各校的学生陆陆续续都到了，大概有三千多人，至于学生们的举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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