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车站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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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锟自从吴佩孚击败奉军,拥黎元洪复位以后,事实上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太上皇,北方和长江一带的武人,除了少数属于其他系外,几乎尽归他部下,中央的政令,只要他说一句,政府就不敢不办。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位,总可以志得意满了。怎奈这曹锟欲望无穷,觉得自己有可以做大总统的实力和机会,应该尝试一下,爬上最高的位置,也好替爹娘挣口气,就是写在家谱中、讣告上,也着实风光。

    曹锟门下一帮狗苟蝇营、傍大腿的小人,没有不想攀龙附凤做大官、发大财的,所以也竭力拍他的马屁,尽力撺掇,想把他捧上最高的位置,好从中谋取利益。他们把这个曹锟捧得神志不清,做总统的想法更加热烈了。曹锟以为这帮人都是自己的忠实心腹,一切事情都托他们去办。也不想想他们做你的忠实心腹图你什么?

    按说黎元洪的任期快满了,不过再捱几个月的工夫,让他自己退职,再好好地办理大选也未尝不可。怎奈曹锟的门下,如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吴景濂、熊炳琦、王毓芝等人,好功心急,巴不得曹锟立刻做了皇帝,好裂土分封,尽量搜刮,图个下半世的快活,哪里还忍得了几个月?小人没有不急功近利的,这些人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人没有一天不哄骗曹锟,叫他早点下手,赶走了黎元洪,早日上台。

    曹锟受他们的蛊惑,一点自主能力也没有,这也证明了曹锟的无能。曹锟本来就是个粗人,没有知识,也没有作恶的能力,造成他犯罪的是手下一批希望攀龙附凤的走狗!这些人怎么说曹锟都满口答应,让他们斟酌着去做。只有吴佩孚一个人,对于这种急进的做法不满意,但他怕触怒了恩主老帅,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吩咐自己门下的政客不要参加。

    吴景濂等看洛方已经不敢开口,也就没有什么讳忌的了,也顾不上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谴责、国民的反对、外人的诽笑。他定了个计策,先叫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拆黎元洪的台,让黎元洪不得不知难而退。没想到黎元洪看透了他们的计策,看到张绍曾辞职,他强力邀颜惠庆出来组阁,以遏止张绍曾的野心。

    熊炳琦等看第一个计划不灵,于是改用第二个计划,指使北京城内的步军警察总罢岗,涌到黎元洪的公馆里索饷,并且把黎宅的电话阻断了六小时。到这个时候,黎元洪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每个机关先给十万元,其余的再尽量筹拨,这些人才散去。

    这件事发生之后,受外国人嘲笑自不必说,还因为影响治安,引起了外交团的反对。这批人虽然不怕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责备、国民的反对、旁观者的诽笑,但对于洋大人的命令却是很敬畏。外交团照会一到,他们立刻命令全体军警复岗。

    这个计划仍然不能把黎菩萨逼出北京,因此他们又学段祺瑞的老办法,拿出钱来,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叫他们组织公民团,包围公府,请黎元洪退位。黎元洪被缠得颠颠倒倒,毫无主意,只能分别致电曹、吴,声明已经向国会提出辞职,依法而来,自当依法而去,对于公民团的事件,也要求他们说句公道话。这个时候的总统,仿佛曹、吴的寄生物。

    曹锟得到了这个电报,询问王毓芝怎么办,王毓芝说:“老帅不要理睬他的话!这明明就是捉弄老帅呢。”曹锟说:“我看这电报中的话,也怪可怜的,怎么说是捉弄我呢?”曹锟还不失忠厚。

    王毓芝说:“老帅不用看他别的,只说已经向国会辞职和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几句话,多么的滑头。他向国会辞职,不是还要等国会通过,才能依法而去吗?谁知道现在的国会什么时候才能开得成,要是国会一辈子开不成,他不是也一辈子不退位吗?”

    曹锟说:“既然这样,怎样回复他呢?”王毓芝说:“还理睬他干嘛?他要想老帅说话,老帅偏不要理睬他,看他怎样干下去?”曹锟觉得他说的有理,便听了他的话,对黎元洪的电报置之不理。

    包围公府的公民团连日不散,冯玉祥、王怀庆也在这个时候递呈辞职,情势越来越险恶。黎元洪只能设法召集名流会议,讨论办法。试想中华民国所称为名流的,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军阀既然要驱黎元洪,他们怎么敢出来帮忙?就是肯帮忙,又有能怎么帮呢?因此商议了半天,依旧毫无结果。

    到了第二天,索性连水电的供给也断了,黎元洪知道已经非走不可了,于是决定出京。他先预备了几百张空白命令,把总统印拿出来,大大小小一共十五个,五个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十个留在公府;又发了五道命令,一道是免张绍曾职的;一道是令李根源代理国务总理;一道是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一道是遵照复位宣言,裁撤巡阅使、副巡阅使、检阅使、按检阅使者,陆军检阅使,这些职位也只有冯玉祥一人在职;一道是申明事变情形,及个人委曲求全的微意。这种命令,不过一种报复政策,就是黎自己也知道不能生效。

    五道命令下发后,黎元洪马上坐了一点十五分的特别快车去天津。刚到天津车站,想要回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没想到王承斌已经在那里恭候。黎元洪看见了王承斌,吃了一惊。

    王承斌也不客气,立刻就向黎元洪要印。黎元洪生气地说:“我是大总统,你是谁?敢向我要印。”王承斌说:“你既然是总统,为何不在公府办公,却到这里来?”黎元洪说:“我是中国的大总统,在中国的境内,有谁可以干涉?”王承斌说:“我没工夫和你讲理,你只要把印交给我,就安全无恙,不然,休想……”黎元洪生气地说:“休想什么?休想活命吗?你敢枪毙我?”王承斌笑着说:“这种事,我也犯不着做。你把印交出便好了,不然,休想出得了天津车站。要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也是一万个休想。”说着,眼睛向身边的马弁示意。马弁们会意,退去了,没多久就拥进几十个士兵来,都拿着枪,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黎元洪面前,怒目而视。黎元洪和随从都变了脸色。

    王承斌突然变脸,站起来逼近几步,说:“印在哪里?你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语气咄咄逼人。黎元洪不说话,左右随从忙劝他说:“既然这样了,总统就把印交给他吧!”左右随从先被吓软了。黎元洪依然不做声。王承斌厉声说:“快缴出来!谁有这些闲工夫来等你?”左右随从连忙说:“别生气!印现在不在这里。”王承斌说:“放在哪里?”左右们回说:“在公府里没带来。”这一下吓出了印的下落。

    王承斌说:“这话没有说谎吧?”黎元洪的随从都说:“没有说谎,不信可以到公府里去搜。”王承斌说:“好!这样就请暂时住在这里,等在北京搜出了印,再来送行。”说着,又叫过一个下级军官来,厉声吩咐说:“你带着一连人,替黎总统守卫。要是有半点差错,军法严惩!”那下级军官诺诺地应了几声“是”。王承斌又向黎元洪说了一声失陪,匆匆走了。

    黎元洪不能走动,只能怀着愤怒地坐在车站里,过了一小时,才看见王承斌匆匆进来,把一通电报向黎元洪面前一丢,说:“公府里只有十个印,还有五个呢?”黎元洪冷笑着不回答。王承斌又说:“聪明点儿吧!你不交出这五个印,怎么离得了车站?”黎元洪气愤地说:“好!你拿纸笔来!”王承斌命人拿来纸笔,黎元洪立刻拿起笔,奋然写了几行字,把笔一丢说:“你还是不准我走吗?”

    王承斌把那几行字读了一遍,不禁笑了,说:“好!你原来把印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了,也用不着拿这条子去要。要是把这条子送去,一来一往的,不是要到明天吗?就算我们不怕烦,谅你也等不住,还是发电报通知她吧。”黎元洪说:“怎样去拿我不管,这样做难道还不准我回去?”王承斌说:“不能,我哪儿知道你的话是真是假?既然到了这里,就请你多坐一会儿,让北京取了印,复电到天津,再送你回公馆吧。”说完又匆匆走了,一点都不肯通融。

    等到复电转来,已经是深夜。黎元洪说:“印已经完全交出,还不让我走吗?”王承斌笑着说:“还有一个电报,请你签字拍发,就可以回公馆休息了。”黎元洪冷笑一声说:“你还用得着我签字发电吗?”话里带着不满。他拿过那电稿来看,上面写着寥寥几行字说:

    北京国务院鉴:本大总统因故离京,此一故字,耐人深思。已向国会辞职,此却是事实。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按:《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时无副总统,故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大总统黎寒印。按黎氏离京为十三日,(十二年六月)被迫补发此电时,已在十四日后半夜,故用寒字。

    黎元洪看完电报,想到自己如果不签字肯定不能脱身,于是冷笑了一声,拿起笔来签了字,把笔一丢,就大踏步走了。王承斌笑着说:“怠慢了,后会有期,恕不远送。”一边说,一边吩咐放行,这个时候已经无异于绑匪了。

    那份电报到京后,高凌霨等便据以通电各省,不过就在这一个通电上,引起了许多纠纷。因为这份电报署名是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绍曾、孙多钰等七个人,当这份电报发出后,就有拥护张绍曾的一派人提出反对,说国务院是以全体阁员组成的,现在张绍曾还在天津,并没有加入,这份电报当然无效。

    高凌霨正想独掌大权,怎么肯允许?自然免不了唆使出一批人来,拒绝张绍曾回京。其余各派,也都伺机而动,各有所图。黎元洪没走以前,各派方合力以驱黎,黎元洪走了,各派各有所图,发生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一片混乱。虽然有人主张欢迎曹锟入京,曹锟却不敢冒昧动身。外交团一方,也很不认同直、津、保各派所为,他们表示不承认摄政国务院的电报。

    津、保派不融洽到了这个地步,军人议员又不肯体谅,索军饷,要税费,比讨债的来得还凶。高凌霨等无可奈何,只能抵借些零星的借款,敷衍各方。除此之外,所谓摄政内阁简直是不办事的。中华民国何其有幸才能有这样的政府?在议员这一方面,属于国民党的当然不肯留京,就是政学系和超然派的议员,也都别有所图,纷纷离开北京,有去广东、汉口、洛阳等处,也有转赴上海的,同时东三省方面也撤回满籍议员,不允许干涉选政。在京的议员不但没有达到大选的五百八十人,就连制宪会议都不能进行。

    黎元洪在天津,又通电否认之前让国务院发的电报,甚至把向国会辞职的文章也撤回了,并通告外交团,说明离开北京的情形,又在天津继续行使职权,指望法律解决问题。一方面又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没有到任之前,要农商总长李根源管理。国会议员褚辅成、焦易堂等又率领二百议员,在上海宣言不承认北京国会和政府。上海各团体也宣言否认。奉天、浙江和西南各省也都反对。

    高凌霨等人却不在意,有人劝他们稍微注意,高凌霨就说:“黎菩萨十三日以后的命令已经被国会否认,还注意他干什么?国会原来是一个猪窝,议员就是一群猪,人数够不够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六月十六日参众两院联合会,认定黎元洪十三日的命令没有效果。第二天,又有议员丁佛言、郭同等人在天津宣言。十六日两院联合会,人数还没有三分之二,以半数来表决,都属于违法。至于东三省和浙江等各实力派,就算要反对,也都打不过吴大帅,怕他什么?”

    其余的人,当然也是一起的,除了争地位权利外,就是努力拥护大选。可是在北京的一批猪一样的议员,只知道要钱,不知道其他。有些议员竟然说,我们只要有钱,有了钱,叫我选谁就选谁。开始边守靖主张每票五百,议员怎么肯答应,最后由吴景濂向各方疏通,加到每票三千,一些议员才答应。

    这样的猪,在我国人民来看一文钱都不值得,竟然有人出三千块钱收买。北京方面在讨价还价收买议员的时候,保定的候补总统曹锟眼看着大选将要成功了,心里很开心。他认识了一个女伶,叫金牡丹,手下一班人为了讨好他,花三万元将金牡丹买来送他。

    曹老帅有钱讨女伶,怎么没钱办选举?于是北京的议员们不干了,说我们当个议员不容易,也是花了本钱来的。曹老帅能够用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奢望十万八万的,但三万块一张票是不能少的。所以把这大选的事情又搁了起来。

    这个时候又有一件事,让高凌霨等人很为难。浙江方面反直最急,卢永祥竟然在天津组织国会议员招待处,要议员南下,到上海开会。议员到天津报到南下开会的非常多,在北京的议员越来越少。高凌霨、吴景濂等人非常着急,派军警监视,不准议员离开北京,所以议员想南下的,必须乔装打扮。这些卑鄙的手段真是让人作呕。

    高凌霨等人虽然说什么五百一票,三千一票,说得倒是很好,但这五百三千的经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曹锟既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各省答应承担的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所以有人向曹锟建议,说老帅做总统是理所应当的,这大选费用应当列入国家正式开支。曹锟听了这话,更加得意,弄得各位筹办大选的政客更不敢向他开口要钱,只能四处张罗,张罗不成,就商量说去借外债。外债被拒绝,方法也没有了。于是有聪明人出主意,想出一个不花本钱的办法,不经过选举,改为拥戴。

    势力最大的吴佩孚因为拥护过黎元洪,不好反复,于是对于这次政变始终不肯领衔。吴佩孚还是有良心的,比王承斌强多了。最后还是由边守靖等人努力张罗费用,决定先实行制宪,中秋大选,但从事实上说来,议员南下的越来越多,在上海的已经有四百多人,在北京的反而比较少,不能继续集会。

    温世霖等人又主张和广东孙中山先生合作,一正一副,希望可以吸引南下的议员,由孙洪伊征求孙中山的同意。孙中山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除了拥护《约法》之外,怎么愿意参加这种卑鄙的勾当?马上就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高凌霨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没想到将要成为僵局的时候,忽然齐燮元授意吴大头,说自己可以出资百万,办理大选,但有三个条件:一、选自己为副总统,二、自己兼任苏、皖、赣巡阅使,三、以陈调元为山东督军,但是必须先行发表,才能交钱。可是,如果曹锟没有进京,大选没有举办,怎么能够先发表任命呢?所以这笔钱,最后还是没能收到。

    这个时候,最着急的是吴景濂,跟着东奔西走,一直忙到九月底,才由边守靖筹到了大批现金,一方面又跟国会议员讲好,每票五千元。南下的议员因为在南方没有什么利益,听说北京有五千元可以拿,又纷纷回到北京。十月五日,勉强凑够人数,曹锟被选为大总统。

    到十月八日,制成了一百四十一条宪法,从此所有的国会议员,都被骂做猪仔,得到的不过是五千元的代价,想起来真是让人觉得又可怜又可笑,又可叹又可恨。

    不知道曹锟何日就职,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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