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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五年，我在酗酒之余又有了药隐。但我和许多依赖药物和酒精的人一样，能勉强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特别怕做不到这点；我那时根本想象不出，我除此之外还能怎么生活。我尽量藏好药丸，我这么做既是出于恐惧——我没了药会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不依赖毒品该如何生活——但这也是出于羞耻心。我又在用毒藤叶子擦屁股，还天天如此，不能自已，可我不能开口求救。我们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不允许。在我们家，你遇到麻烦就猛抽烟，打翻了果冻就在果冻上跳舞，自力更生不求人。

    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早在一九七五年就知道我酗酒，我那时写了《闪灵》。作为作家的我不肯接受这一点。而知道我在酗酒那一部分的我决不甘心沉默。它用自己唯一了解的方法，借小说和角色之口大声求救。在一九八五年后半年到一九八六年初，我写了《米泽丽》

    （这题目很恰当地描述了我当时的心态），小说中有位作家受到一个精神病护士的囚禁与折磨。一九八六年春夏，我写《林中异形》

    ，经常工作到半夜，心脏狂跳到每分钟一百三十次。我在鼻子里塞着棉球，堵住因为吸食可卡因流出来的血。

    《林中异形》是一部四十年代风格的科幻小说，女主角是个作家，发现了埋在土中的一架外星飞行器，飞行器里面的异形还没死，只是在休眠。这些外星生物会进入你的大脑，在里面敲敲打打，四处动作。你会因此变得充满力量，得到某种肤浅的智慧（女主角作家鲍碧·安德森发明了心电感应打字机原子能热水器，还有若干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你用以交换的是你的灵魂。这是我那筋疲力尽、压力过大的脑袋能够想出的对毒品和酒精的最好比喻。

    在那之后不久，我太太终于认识到，我单凭一己之力无法从这丑陋的堕落之路上退步抽身，决定加以干涉。阻止我并不容易——我那时候已经走得太远，喊话声传不到我大脑理智的部分——但她做到了。她组织了一个干预小组，这个小组由朋友和家人组成，给我来了一场“看看你生不如死的生活”大展示。塔碧莎一开场就把从我的书房里搜罗出来的一堆东西倒在地毯上：啤酒罐，瓶装可卡因，塑料袋装可卡因，安定药片，安宁神

    ，惠菲宁止咳露，奈奎尔感冒药，还有整瓶漱口水。大约一年前，塔碧莎发现浴室里大瓶的李施德林漱口水不见了，问我是不是喝了那玩意。我很愤慨且骄傲地说绝对没有。我确实不喝那玩意，我喝的是绿爽牌

    。那东西味道好，有薄荷气。

    这场干预让我太太、孩子和朋友们跟我一样不愉快。但它的目的是要让我看到：我眼看就要死在他们面前了。塔碧莎说我可以自己选择：要么去康复中心请人家帮我戒毒，要么就滚出家门。她说她和孩子们都爱我，他们正是出于爱，才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寻死路。

    我跟她讨价还价——所有的瘾君子都这副德行。我施展魅力，哄她，所有的瘾君子也都擅长这种勾当。最后她答应给我两个星期想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结果完全可以概括我当时疯狂的状态。这家伙站在起火的大楼顶上，直升机来了，在他头顶悬浮，扔下一条绳梯。站在燃烧着的大楼顶上的那家伙却回答说，

    给我两个星期想清楚

    。

    我确实想了——尽我当时的混沌脑袋之所能——使我最终下定决心的是安妮·威尔克斯，《米泽丽》里那个神经病护士。安妮就是可卡因和酒精，我认定自己已经厌倦被安妮奴役，为她写作。我担心自己戒酒戒毒以后无法再写作，但我决定（我在筋疲力尽、极端抑郁的状态下，只能做出这么点决定），我如果别无选择，宁肯放弃写作，也要保住婚姻与家庭，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认为创作活动跟精神药物、酒精必然有关的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知识分子圈里最大的怪谈之一。在二十世纪，有四位作家的作品对这种观念的形成负有最大责任，这四位作家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以及诗人迪伦·托马斯。是他们使我们大致形成了这种看法：英语世界是一片废墟，人们彼此孤绝，生活在精神隔离和绝望的氛围中。大多数的酗酒者都非常熟悉这些观念。对这套说辞最正常的反应是一笑了之。酗酒和滥用药物的作家只是瘾君子——换句话说，他们跟其他的瘾君子毫无二致。药物和酒精是舒缓作家过分敏感内心的必需品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普通伎俩。我也曾听开铲雪车的司机说过，他们喝酒是为了让魔鬼安静下来。你不管是詹姆斯·琼斯，约翰·契弗，还是纽约宾州车站打盹的随便什么酒鬼也罢，你只要是个瘾君子，就会不惜代价保住嗑药酗酒的权利。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酗酒，并非因为他们从事创作、隔绝世外，或者是道德感不够坚强，他们酗酒是因为酗酒者停不下来。从事创作的人比起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许确实面临更大风险，容易沉沦于酒精或者药物。但是那又如何呢？我们对着水槽呕吐时，丑态无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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