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意志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一个普遍性的思想运动，主要任务是要使人摆脱中世纪神学和宗教教条的羁绊，破除过去的迷信和偏见，教育人运用批判的理智，勇敢地独立思考，因而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在1784年对“启蒙”作了如是的解释：启蒙是使人从负有原罪的未成年中走将出来；未成年表示在无人引导下缺少决心和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智。“鼓起你的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这种解释的根本之点，就在于鼓起人的勇气独立运用理智，对世俗的和宗教的“客观事物”进行理性的评判。但是这种“理性”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并未在这位哲的解答范围之内。
从欧洲历史的现实发展来看，启蒙思想的核心是所谓“理性主义”，它首先是由自然科学家们创立的，17世纪末以来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同宗教思想发生势不两立的冲突，“理性”显然就是代表了科学。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加上了法国百科全书派首创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家维护人之尊严的思想，才具备了真实的社会意义。“理性主义”是人类进步思想（或曰“进步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恰恰符合当时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启蒙运动也就具有人类进步观念和资产阶级进步运动相合一的性质，也就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斗争的表现。17世纪的英国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出现一些非常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英国的约翰·洛克曾阐述自由、平等和人所享受的权利；法国的笛卡儿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取得了理性认识，并为平等理论作出贡献；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卓越代表，宣传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信仰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更是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他们对长期处于小邦诸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意志思想界影响巨大。处在德意志兰鄙陋状态中的市民资产阶级渐渐觉醒过来。由于本身状态的微弱、可怜和所受影响是经英、法等国“折光”的，德意志的启蒙思想、言论、作品和态度也就显得微弱、曲折、隐晦和拖泥带水。市民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只能通过一种曲折的思辨来表达。虽然如此，德意志启蒙的微弱火光，还是代表一种希望，一种憧憬，一种新生。
不应把德意志启蒙思想看成是英法启蒙思想的“传人”和“翻版”，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有其独立的创造和特点。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莱布尼茨、沃尔夫和诗人戈特舍德等，虽然都对宗教迷信和专制主义从思想上予以排斥和鞭笞，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理性王国”，人在其中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这些思想家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德意志的性质，也就是说以整个德意志兰为活动舞台，针对德意志的政治分裂状况和落后、鄙陋、愚昧状况寄于更多的不满和关注。在这种意义上，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也就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克里斯提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出生在萨克森邦的莱比锡，24岁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思想是激进的，强调“悟性”，强调用精神武器对旧事物作“强硬的论战”。1692年后他成了新成立的哈勒大学的“启动机”，形成了著名的“哈勒学派”，使哈勒成为18世纪德意志新文化思想的中心。
托马西乌斯通过讲授逻辑学和伦理学传播他的进步思想。他用他的理性批判，动摇了视古罗马帝国为绝对完美无缺的信念，提出他的国家理想：通过非强制的自然法，对国家构成一种习惯的、不具法律性的道德力量，通过国家的道德行为，使人的幸福和个人利益得以实现。他提倡个人信仰宽容，同时主张国家根据领土原则对教会有无条件的统治权；他提倡理性，反对偏执思维；他提倡数学和自然科学，指出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他成了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
托马西乌斯的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表现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在哲学领域，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要求一种健康的人类理智和适应实际生活的科学概念；在法学领域，他拥护天赋人权论，否定封建特权；在国家学说方面，他反对君权神授说，指出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但却认为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符合理性原则的）；他还反对迷信、刑讯和巫术。
托马西乌斯是第一个在德意志大学中用德语讲课的德意志人，主张出版德语科学杂志，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后来弗里德里希大王曾作如此评论：“在所有那些使德意志兰出了名的人中，托马西乌斯和莱布尼茨给予人的精神以最大的贡献。”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是早期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位出身于莱比锡新教法学家家庭的全能天才学者，21岁取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大规模的学术创造和科学活动。他先受聘于汉诺威宫廷当图书管理员和顾问，17世纪末受普鲁士选侯妃、稍后的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夏洛苔的延聘，在柏林从事启蒙文化和科学活动，成为普鲁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莱布尼茨和英国的洛克、牛顿，荷兰的斯宾诺莎，意大利的维柯是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德意志兰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对古代哲学和中世纪神学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在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诗学、语言学以至政治学等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他虽以创立微积分（与牛顿同时）和创办柏林科学研究院而闻名于世，但他的活动主要是以整个德意志兰为舞台的。他决非是诸侯小朝廷利益的辩护者，相反他主张实现帝国的统一。他的影响是全德性的。当他七十高龄卒于汉诺威时，全德各界均为之悲悼。
莱布尼茨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更多奠基在他的数学研究基础之上。在他创立微分学和积分学理论后的十年，即1685年确立了他的单子论哲学，成为他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单子论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同物质运动的辩证推测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相信进步和乐观的启蒙哲学之基础。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原则，使自然科学不仅阐明状态，而且能阐明过程——运动。1687年他开始同法国启蒙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皮埃尔·培尔（PierreBayle）通信，谈及他同笛卡儿主义者的差异：后者主张机械论，将物质和运动分割开来。这些信收在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巨著《神正论》（Theodicée，1710）中。1714年他写作《单子论》（Monadologia）一书，综述了他在《神正论》中的哲学观点。《单子论》的优点是为未来哲学上解释自然现象规律开辟了道路，但却不能把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综合统一考察，而是孤立地对单个事物加以认识。由于在莱布尼茨那里不存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所有这些单一事物虽然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和谐一致、协调一致地存在。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为神预先确定的灵肉一致的和谐哲学，内中包含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精神。
单子论包含的物质与精神、物质与运动的一致性，遭到笃信宗教者的反对。甚至连英国的大科学家克拉克和牛顿，都把莱布尼茨斥为“无神论者”。其实莱布尼茨是承认有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的。他仅仅认为，神所创造的世界应与世俗界的事物相融合，即精神与物质的融合，两者和谐相存。因此他主张旧教与新教联合，合二而一，这在当时实际上是破坏了对神的绝对信念。
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生于布勒斯劳的新教制革工家庭，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和科学家，他以提倡理性主义（唯理论）的哲学运动而闻名全德。
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深受莱布尼茨影响。由于他在学术上提倡进步思想——理性，1706年被逐出萨克森，翌年受聘于哈勒大学为教授。他也突破了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而用德语讲授哲学和自然科学，显示他的民族意识。他扩展了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形成一种与神学教义保持距离、使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含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并且通俗化了的形而上学哲学。他超越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把它发展为一种逻辑学、形而上学、社会学和国家学说，将其划分成非神学的本体论，宇宙起源学说，理性生理学和自然神学，成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导。在1712—1725年十三年间，他连续就逻辑学、数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神学等写了七部论著，每部论著都以“理性的思想”作开端，显示他是市民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学术代表。他的著作清新理性，加上德语概念语言的清晰性，使他赢得大批读者和支持者，为他带来很高的声望和科学荣誉。他是普鲁士科学研究院院士，巴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协会会员，俄国彼得大帝的科学顾问。
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的精神与物质并行不悖的观点，形成一种“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在大学讲课时，他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论）和实践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实践哲学部分则较莱布尼茨远为激进。他认为，伦理哲学应依据道德概念独立于宗教信仰，只要人畏惧伦理道德，伦理学便无需依赖上帝。他跟他的老师莱布尼茨一样非常推崇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认为孔子的伦理学并非建立在超自然的启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1722年他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的演说，把孔子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这种推崇理性和非神学的哲学观，遭到新教神学家们的反对。“士兵王”勒令沃尔夫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处以绞刑。但是马尔堡大学立即接受沃尔夫并恭请前往讲学，马尔堡大学师生把他视为理性的使徒和理性的殉道者，马尔堡大学也因此门庭若市，成为进步学派的据点。弗里德里希大王即位后，才下诏请沃尔夫回普鲁士并尊为上宾。1745年沃尔夫被德意志帝国皇帝封为男爵，承认他为德意志帝国的著名学者。
作为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对他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国家图象深深地影响19世纪的欧洲。在他的世界图象中，理性是人的唯一尺度。在他看来，按理性的自然观和幸福观建立起来的人类生活，和从社会契约中发展起来、统治者按理性原则统治的开明专制国家本身，这就是“神的意志”。沃尔夫和他的67大卷著作本身标志着理性的胜利。
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Johann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是早期文学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位18世纪前半期的文学界权威出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贝格，在当地大学攻读神学、哲学和文学。
1724年因逃避兵役来到莱比锡，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授文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当时德意志兰受英国影响，到处出版《道德周刊》一类刊物，传播启蒙精神。戈特舍德也是从创办这类刊物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他和周围的一批文学家，要求诗歌应抒发感情，具有突出理性的热情。1730年戈特舍德发表名著《献给德意志人的批判诗艺试论》，建立了他的文艺理论，开始他的文学和戏剧改革活动。戈特舍德也因此名声大噪。
《批判诗艺试论》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原理中提出文学的两大原则：模仿和教育，认为一切都要符合理性，因而对寓言特别推崇。第二部分论文学的种类，主要谈史诗和戏剧，系一种“文学入门”，戈特舍德为此订出许多规则。他推崇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的戏剧，把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当成是德意志文学的典范和努力方向。
戈特舍德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在德意志兰的代言人。布瓦洛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要求诗的创作服从抽象的“理性规则”，主张文学形式、体裁、语言等的严格规范化。戈特舍德则更强调理性，他草拟的《诗的规则大系》就是奠定在沃尔夫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他就忽视了诗人的创造性，给文学加上呆板条规，限制了创作的自由，文学中应有的丰富想象和形象化的美也遭到排斥。他的舞台剧《濒死的卡托》是按其规则创作的德意志第一部样板悲剧，其中反抗暴力受到赞美，热爱自由受到歌颂，从选材和思想内容方面在当时都有意义，但在剧情和表现手法方面显得相当枯燥呆板，没有任何“奇妙想象”。戈特舍德忽视德意志文学的民族传统和排斥“奇妙想象”的创作教条，受到新起的文学家如莱辛等的尖锐批判，因为事实上戈特舍德的干枯理性的创作教条，在4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成为德意志文学发展的障碍。他本人的声誉急速低落，甚至被人嘲笑。
但是戈特舍德所发动的文学启蒙运动，在40年代前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首先他是为创造一个全德意志文学而努力的。他力图克服诸侯割据时代德意志文学和戏剧的极度混乱状态，他以推崇理性、发扬启蒙精神来克服当时德意志文坛和普遍思想中掺杂着的众多迷信和神秘。他主张戏剧应该坚持“三一律”，影响颇大。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德意志戏剧的改革和戏剧理论的建设。可惜这位学者和教师，没有认识到社会条件改变了，文学也需要新的东西。他越来越顽固地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新理论，他拒绝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作品，甚至拒绝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他对文学中的“奇妙想象”的看法越来越狭隘。德意志青年诗人克洛卜斯托克在弥尔顿的影响下，于1748年写出了著名史诗《救世主》，用他的创作实践战胜了戈特舍德。
弗里德里希哥特里布·克洛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和哥特荷德埃夫赖姆·莱辛（Gotthold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意志盛期启蒙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盛期，通常系指18世纪60—70年代，是时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开始从三十年战争创伤中渐渐恢复过来，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一种新的自由的民族感情，反对诸侯的背弃祖国和鄙陋的分裂状态。启蒙运动已脱离了戈特舍德那种只是崇尚干枯的理智、脱离实际生活、不接触政治现实的状况，有了较多的社会反抗精神。克洛卜斯托克和莱辛因此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克洛卜斯托克生于普鲁士魁德林堡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45年后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创立民族史诗。他几乎以毕生精力写就的自由诗《救世主》，以热烈虔诚的气氛和美妙动人的节奏，赞颂造物主把全人类从罪恶的暴政和魔鬼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伟大功绩。他对自由的热烈追求使他成为讴歌自由的伟大歌手。起始时他大半从德意志宗教、神话和古代历史中寻找歌颂的对象，如以古代日耳曼人英雄赫尔曼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为题材，在德意志兰掀起崇拜自由英雄的高潮。这些具有充沛感情、打破干枯理智的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囿于宗教感情和无明确的社会抗议。两个世纪来宗教在德意志兰只是诸侯斗争的工具，不可能是市民资产阶级胜利的晨歌。70年代中叶起克洛卜斯托克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他的自由颂歌完全抛弃了宗教及神话外衣，几乎全是政治性的。这些政治诗谴责诸侯的擅权和帮闲文人的奴颜婢膝，进而抨击普鲁士王家的专制统治。他在《厄运》诗里，指责国王的愚蠢残暴，哲学家的不切合实际，牧师的不道德。他特别指出，德意志人的沉默，不应该是痛苦的忍耐，而应是暴风雨前的郁闷，暴风雨过后，就会出现一个和平美满的世界。他明确地对法国大革命和共和思想表示热烈的拥护。1792年，克洛卜斯托克和华盛顿、席勒、佩斯特洛齐等人一起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
除了政治诗，克洛卜斯托克的诗歌主题是赞美和歌颂大自然，这众多的颂歌也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他歌颂人文主义的主题，歌颂友谊和爱情的永恒，歌颂自由、祖国、自然的伟大和美妙。他的《春祭颂歌》就是代表作之一。克洛卜斯托克不仅突破了以往沿用古罗马的呆板诗式，转换成为自由韵律，而且使德语的生命力在这些诗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莱辛则比克洛卜斯托克远为重要。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18世纪德意志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民主文学的坚定战士。他在文学、美学、戏剧理论及文艺批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
莱辛出身于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牧师家庭，一生处于经济贫困中。17岁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医学，在那里受到戈特舍德领导的戏剧改革运动的影响，迷上了戏剧创作。1748年莱辛来到柏林，开始发表评论和文学作品，表达出莱辛渴望自由和真实生活，揭露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专横统治。1760年起莱辛在布勒斯劳任某将军的秘书，开始研究美学与哲学，发表系列评论美学和文艺的文章。1767年莱辛去汉堡担任民族剧院的戏剧评论人，两年后发表著名的《汉堡剧评》。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莱辛不得不为不伦瑞克公爵效劳，当一名宫廷图书管理员，饱尝寄人篱下之辛酸，郁郁不欢而死，终年52岁。
莱辛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堪称多面手。他长于美学论著、戏剧评论和文艺批评，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在神学和哲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创作多因文艺斗争的需要而作，因此作品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莱辛认为要实现民族的统一，首要的是实现民族意识的统一，为此必须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学。作为文学家，他的创作主要表现在寓言和戏剧两个方面。1759年发表的三卷本寓言集，成为反对当时社会、政治及文学生活中各种弊端的有力武器。1755年莱辛发表他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萨拉·萨姆森小姐》，第一次把普通市民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搬上舞台，大胆反映市民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软弱性和道德的脆弱性，首创了德意志市民悲剧。另一部市民悲剧是1771年完成的《爱米丽娅·迦洛蒂》，是莱辛最出色的反小邦封建专制主义的剧作，故事发生地借用“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封建公国，公国的亲王施用诡计，抢得市民之女爱米丽娅，并杀死其未婚夫。当爱米丽娅知道自己将被亲王强占时，请求赶来的父亲杀死自己。父亲为使女儿免遭亲王的强暴，毅然答应这一请求，“在暴风雨摧残之前，一朵玫瑰折下来了”。莱辛此剧明显影射德意志兰的分裂和小邦的专制统治，揭露封建君主的丑恶嘴脸，反映市民阶级反抗道德的软弱性。可以说这是德意志史上第一部具有强烈反封建色彩的剧本，影响了包括赫尔德尔、歌德和席勒在内的广大德意志作家。1779年莱辛完成的最后剧本是诗体剧《智者纳旦》，内中宣扬一种人性的、宗教宽容和平等的精神。全剧告终时，代表不同宗教、教派的亲骨肉得以团圆。莱辛作为热诚的自然神论者，继承并超越了路德和莱布尼茨。他否定了天主教的正统地位，提倡一种博爱和人道思想。
莱辛最先从理论上提出建立市民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张。《汉堡剧评》是他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进行评论和理论探讨的成果，内中提出民族戏剧发展的科学原则和革新方向，首创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莱辛认为，法国古典主义蔑视市民阶级，具有较强的贵族性；在语言及表演风格上，显得矫揉造作，雍容空洞，违反自然；“三一律”束缚了戏剧创作，必须废除。莱辛要求运用自然朴素的日常用语，建立德意志市民戏剧和民族戏剧。这无疑为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民族统一提出了必要的前提。莱辛还提出应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榜样，通过戏剧行动的强度和语言的力量，以实际形象达到感情的净化，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汉堡剧评》对德意志文学界产生空前深刻的影响。
康德则是德意志盛期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他还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奠基者，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他在哲学、自然科学及美学等学科中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康德生于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贝格，父亲是位马鞍匠，全家都是保守的虔敬派信徒。康德在家乡的神学院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16岁入柯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担任过家庭教师、哲学院院长、柯尼斯贝格大学教授、校长，并荣膺柏林科学研究院、彼得堡科学院及意大利托斯坎纳科学院院士等职。康德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他除了在东普鲁士庄园里当过几年家庭教师外，终生沉浸于哲学的思考中而从未走出柯尼斯贝格这个城市。
以康德1770年提出的《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这一教授就职论文为界，他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果可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两个阶段。“前批判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康德用物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释自然现象，提出了“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设”及“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设”，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第一个出口，从而使其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因素。康德主要是在“批判时期”提出了人类智慧之光的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哲学，是指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自由、客观和冷静的剖析、探究的哲学，康德在他的三大力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中，对人类的认识能力都采取这样一种“批判的研究”，认为在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的自然王国和人类自由意志居主导地位的自由王国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艺术王国。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人作为研究的主题、主体及目的，着重解决了存在于真、善、美三大领域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康德的自然哲学特别是批判哲学，首先推翻了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及灵魂不灭的旧形而上学体系，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需要建立辩证逻辑学说，“要给自然立法”。康德所持的关于哲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及功能的新观点，在哲学界掀起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后来海涅曾评说：“如同在法国推翻旧社会制度基础的王权一样，康德哲学在德意志兰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其次，康德哲学宣告了人的哲学的真正诞生。它讨论了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以及思维对客观的作用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这使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使之成为研究人的主体功能、价值及人类文化的哲学。第三，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了以“二律背反”为核心的理性辩证思想，探讨了无限与有限、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物自身与现象等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人在认识过程中是有能动作用的。批判哲学冲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创立了辩证逻辑学说，提出了以“综合统一”为根据的三分法思想，并批判了数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成为德意志古典哲学辩证法产生和发展之基础。
显然，18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要求哲学重新考察科学、道德、宗教、知识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提供正确的方法论。然而当时的西方哲学由于受沃尔夫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以及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的影响，被引进了死胡同，康德哲学的创立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走上了科学的坦途。与此同时，批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调和性，在诸如先验性、批判性、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及人本主义等特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各种互相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例如康德既在理论上坚持决定论，否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又在实践中坚持自由论，认为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是道德的必然要求；既承认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又反对所有知识都以经验为唯一源泉；既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亦即所谓“物自体”世界，但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是人的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彼岸世界”。总之康德的哲学既坚持科学，又维护自由，还为宗教留下一席之地，陷入一种充满矛盾而又相互妥协的境地。
康德的这种哲学观点也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方面他反对贵族专制，主张法治和共和，另一方面又认为贵族等级还可以存在，法治和共和只是一种人们永远企盼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康德赞成在现存政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今天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康德哲学和康德社会政治观的这种调和性和妥协性，是反映当时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调和性和妥协性；康德哲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思想、艺术、宗教乃至政治的自由，正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向往改革的意识增强的反映。这种讲法似是而非，有些本末倒置。康德哲学是当时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进步产物，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当代最高总结，因此它总会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局限。但正是它对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产生深刻的启蒙影响，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愿望作了深远的启蒙准备。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发展的不成熟和软弱，是德意志兰当时经济落后的反映。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可视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准备阶段。
二、“狂飙突进”运动
发生在1770—1785年间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但比启蒙运动要激进。它认为启蒙运动虽然取得某些成就，却未能把反对德意志小邦封建专制主义任务贯彻到底；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所服膺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启蒙学者的有节制的理性所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应由“狂飙突进时代”的“无限制的热情”帮助实现。
“狂飙突进”运动其实只是一场文学运动，是由新一代进步的热血青年所发动和担纲的。它从那种冷静的对于自然的观察发展到与自然的密切结合，从一般的理论宣传发展到与人民接近和使用人民语言，从温和的社会改革要求发展到公开的反抗。但它只是在文学范围内，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样不能改变社会现状。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内部第一次带有全德性质的民族文学运动。
运动之所以有如此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名字，乃是运动的精神之父赫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取自年轻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Klinger，1752—1831）的新民族文学剧作Sturmund Drang一书的书名。该剧突出表现争取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呵责德意志人失却民族性的反抗精神。在“狂飙突进”的旗帜下，汇聚了一大批德意志进步青年文学家和诗人，比较著名的有格尔斯滕贝格（Heinrichvon Gerstenberg），亨利希·瓦格纳尔（Heinrich Leopold Wagner），棱茨（Jakob MichaelReinholdLenz），穆勒（Friedrich Müller）和上面提及的克林格尔。有一段时期格廷根的林苑派诗人也积极加盟，代表人物是约翰亨利希·弗斯（Johann Heinrich Voβ，1751—1826）。个别浪漫派作家如威采尔（Johann Karl Wezel）的文学作品也具有狂飙突进风格。这些人物不属于统一的集团，其中有出身贵族的斯托尔贝格兄弟（林苑派诗人同盟），也有是农奴的后代如弗斯，但基本上具有共同的观点。“狂飙突进”的诗人热情主张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消除割据的邦国。1783年《柏林月刊》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实行共和制和驱逐诸侯；也有斥责“开明君主专制”拥护者的观点，强调以激进平民派精神进一步发展启蒙思想。弗斯和棱茨的诗歌，更多关心的是平民和贫民的痛苦，而不是市民的忧虑。不少林苑派诗人则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控诉暴君的恶行。
“狂飙突进”运动的真正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这两位德意志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的青年时期，给“狂飙突进”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虽然他们后来都把“狂飙突进”运动视作他们发展过程中已被克服的阶段，实际上却是他们从青年时期走向古典文学这一成熟时期的过渡阶段。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Goethe，1749—1832）出身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一个显贵望族家庭，自小生活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喜爱文学。1756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770—1771年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获博士学位。在这里他结识了赫尔德尔，赫尔德尔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见解，使歌德大开眼界，步入文学领域的新天地，而赫尔德尔激进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意识，把歌德从一度陷入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卷入。
“狂飙突进”运动。歌德具有许多天才源泉：充盈的活力，多才多艺和易变的性情，他已经强烈感受到德意志兰存在的分裂混乱状况和对自由感情的压抑窒息，因此心中充满着“情感奔放的骚动”。歌德认为他的内心世界是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他把诗当作一种自然力和高尚的生存方式悉心加以体验。但是与自然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渴望却屡屡遭受阻遏，歌德因此内心痛苦达到顶点，甚至发展到自杀的冲动。但他最终把这种痛苦和苦恼通过他的诗和剧作迸发出来。“我的心灵将会找到通向欢乐和苦难的真正道路，找到那被授予人类最基本的福佑。”
1770—1775年歌德发表了一些优美抒情而又富有反抗性的诗歌，如《普罗米修斯》，否定神的存在和权威，呼喊着自由和解放。他还连续发表了著名剧作《铁手骑士哥茨·冯·贝利欣根》（1773）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这就使青年歌德名震文坛，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歌德把16世纪参加农民战争后又背弃农民战争的骑士贵族贝利欣根理想化，把他写成一位正直、热爱自由、奋力与诸侯抗争、反抗封建专制制度、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而献身的悲剧英雄。
《少年维特之烦恼》则让歌德大名传播全德和欧洲。作品既反映了小邦专制制度下青年人的忧愁和苦闷，通过刻画青年人的恋爱悲剧，也反映了青年人的愤怒与憎恨，这种苦恼与愤怒化成主人公维特以自杀相抗的叛逆精神。因此，“维特式的反抗”竟然打动和震撼了一代德意志青年和欧洲青年。
歌德本人在1775年前后仍陷入深深的精神苦闷，充沛的天才活力找不到解脱的出路。他应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之邀，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他想在这个著名的“开明之邦”通过具体政务和科学研究寻求出路。
如此一呆十年。这时期他创作的《伊菲基尼亚》是人道主义的赞歌。他性格中的双重倾向：同现实小朝廷相妥协和要求自由解放的进步意图，开始形成并激烈冲突。1786年他不辞而别，偷偷跑到意大利，过隐姓埋名的“自然生活”。1788年回来后完成了颂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戏剧《哀格蒙特》，这可看成是他“狂飙突进”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
与歌德齐名并与歌德交谊甚笃的席勒（FriedrichSchiller，1759—1805），性情与经历同歌德迥然不同。席勒生于符腾姆贝格邦马尔巴赫的一个贫寒家庭，13岁时被迫进入卡尔军官学校学习法学和医学。这所由公爵直接治下的军官学校有着“奴隶制造场”的美喻，对学员的专横统治和精神折磨到何种程度也就可见一斑。爱好文学的席勒在这一等级森严的学校中受了八年的折磨，1780年通过医学考试，成为一名下级军医。青年时期的不幸，激发了这位体弱多病的下级军医对现实不满与反抗之本性。他渴望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理想社会制度，正像他的诗《欢乐颂》中所表达的那样。
青年席勒是一位诗人，同样也是哲学家，在他的诗歌中，更多显示他的哲理学的天赋。他受康德主张的理性主义和方法的强烈影响，在自然和理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均衡。青年席勒属于哲理学家型，有一种自觉确定的目标和理想，而青年歌德则首先是一位感情丰富、富于激情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能把感觉的材料作精美绝伦之升华。席勒的激进意识促使他在军校学生时期就开始创作剧本《强盗》，该剧描绘青年侠士卡尔报复封建专制社会以及报复贵族家庭对他的猜忌、侮辱和迫害，要求用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代替封建专制主义。1782年《强盗》在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时，取得了空前的效果，把“狂飙突进”运动的戏剧推到顶点。据一位目击者所记，“剧院几乎成了疯人院。他们圆睁双眼，攥紧拳头，双脚把地板跺得震天响，喉咙都吼哑了！互不相识的人相互拥抱，泣不成声。妇女们踉跄地走向出口处，几乎近于昏厥。那气氛犹如驱散了笼罩在混乱之上的阴霾，露出了一线崭新天地的曙光。”当席勒同曼海姆民族剧院商谈上演他的第二部剧本《菲埃斯科》时，却被符腾姆贝格公爵禁闭起来，写作也被禁止。席勒在禁闭期间构思另一著名悲剧《阴谋与爱情》，两年后上演时取得更大成功。该剧通过宰相之子与平民之女的忠贞爱情未能结合，最终双双死于宰相（青年之父）的强权压力和阴谋陷害，动人心弦地描述了市民资产者同贵族之间的冲突，深刻揭露了小邦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体现了市民资产者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向往。可以说席勒这部充满反抗小邦专制主义统治叛逆精神的作品，堪称德意志兰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种倾向在他1787年创作的诗剧《唐·卡洛斯》中再度表现出来：反对封建小邦专制制度，要求一个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理想共和国！
“狂飙突进”运动的光辉，到80年代中期开始消退。深刻的原因恐怕要到德意志兰经济的复苏和许多邦国出现开明专制改革中去找。除弗斯、毕格尔等少数人还坚持其激进文学立场而外，大部分人都开始转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都渐渐与现实妥协。席勒转向历史研究，而歌德则走上创立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文学古典主义之路。歌德的时代是文学天才人物辈出的时代，但只有歌德才使世界主义的进步理念，同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和谐地结合起来，使德意志古典主义臻于完美。
三、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还纯粹属于文化领域，尚未转入民族主义的范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震动，才加速这种趋势的发展。首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关心政治，有了政治觉悟，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如果说启蒙运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如今便把民族和国家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世俗对象，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恰恰造成了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法国革命给德意志兰以政治“启蒙”，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正是诞生于欢呼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斗争最先使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开明政治领袖痛感到必须有某种统一。
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开始时几乎一致欢呼法国大革命。所有德意志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歌德，赫尔德尔，贺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欢呼封建专制大厦的垮台。歌德在其诗作《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回忆当时的欢庆情景：“谁能否认，当朝阳放射出第一道光芒时，当人们听到人人权利平等、鼓舞人心的自由和令人赞美的平等时，他们是如此的情绪高涨、心花怒放和精神振奋。”年迈的克洛卜斯托克赞美说：“我要用一百个声音来欢呼高卢的自由。”年轻的哲学家、当时还在杜宾根神学寄宿学校当学生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谢林（Friedrich WilhelmJosephvonSchelling，1775—1854）以及耶拿大学神学院的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特别热情地祝贺法国大革命。黑格尔在十年后还把法国革命比作“旭日东升”。法国革命的理想也反映在天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827）的作品中。贝多芬的伟大音乐创作渗透着法国革命的精神。
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精英人物，无疑是当时德意志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激动地为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欢呼，他们用语言和作品从根本上促使分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还只限于理论和精神范畴，他们在提出革命理论之后并未继之以革命行动。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就对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和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取敌视态度。对应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德意志古典主义，正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理性过渡。德意志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是歌德，哲学方面是黑格尔，音乐方面是贝多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德意志式的自由、平等和“和谐”的社会。
歌德是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方法的。他所期望的人类未来是顺序渐进式的变化，一切似应顺乎自然。他既不赞同专制主义统治，也不赞同法国的暴力专政。这种“骑墙”立场反映出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同贵族社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歌德虽然坚持文学的“世界主义”和“自然主义”，但却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德意志古典文学实际上力求在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创造一种保有贵族痕迹的市民资产阶级和谐的生活理想。这也正是歌德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功绩。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塔索》（1790）、《列那狐》（1794）、《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亲和力》（1809）和《威廉·迈斯特》（1794—1796，1821—1829）等，都热情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怀。而歌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浮士德》（1806—1831），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涉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但我以为他主要表现的还是古典主义的精神主张。《浮士德》这部伟大作品，交错着现实与虚无，前进与倒退，勇于创造与阻碍创造，追求真理者与谬理者魔鬼相争相合的矛盾，突显浮士德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步精神，反映德意志民族的追求和非暴力的道路。
歌德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德意志民族才得以享有世界近代文明民族的荣誉。歌德逝世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哲学家尼采还这样说：“歌德，不仅是一个善良和伟大的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意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
古典主义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是黑格尔。他把由康德开创的德意志古典哲学发展到了顶峰。他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的形式。黑格尔生于符腾姆贝格邦斯图加特城的一个绅士家庭，1788年入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耶拿大学的讲师及教授，纽伦堡中学的哲学教师和校长，以及海得贝格大学教授。直到1818年受普鲁士政府重金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后任校长）止，他的青壮年时代都处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直接影响之下，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兰和德意志各族人民应当走向何方，就成为黑格尔哲学创造中的主要课题，而且是放在“世界图象”中予以考察。黑格尔的哲学政治观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青年时期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博爱，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欢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同歌德一样，他对法国雅各宾派所采取的革命恐怖行动持批判态度。拿破仑战争时期，黑格尔明显地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提出“国家至上”，“人民与贵族阶级相联合”的口号，认为君主立宪制是现代国家的典范。这些观点和主张在1815年欧洲封建复辟时代就演变成保守的普鲁士国家官方哲学。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如《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都曲折地表达或反映他的这种主张的变化。
黑格尔哲学总体可分三大部分，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与其哲学的核心——“绝对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在逻辑阶段表现为“纯粹的观念或范畴的发展”，研究的对象便是纯粹观念的运动，观念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自然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中诸观念的科学。按照自然内在本质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把自然科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及有机学三大块，提出了：物质与运动、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割，光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电和磁可以互相转化，生命是辩证法在自然界的充分体现，生命的活动在于加速自己的死亡等一系列合理思想；作为绝对精神发展最后阶段的精神哲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观念的科学。黑格尔按“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展开阐述。“主观精神”是指尚体现于道德风俗和社会制度中的精神，而“客观精神”则是指主观精神的外部发现，是黑格尔整个精神哲学的中心环节。这种客观精神表现在人类历史中就是世界精神，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民族精神。世界精神的文明发展到普鲁士国家就达到了高峰。黑格尔声称，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好体现。这里所谓的绝对精神乃是指主客观精神的统一，被黑格尔看成是世界的本质，并被认为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出现之前，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和处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
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的立场上对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元论，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对形而上学，站在可知论的立场上对不可知论，进行深入的批判。黑格尔汲取了德意志古典哲学先辈们（康德、谢林、费希特等）哲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构成了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发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思辨哲学就是展示辩证法的哲学。
但是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却“是倒立着的”（马克思语）。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绝对精神”的矛盾进展及其规律性的展现，辩证运动的历程正是“绝对精神”的自身设定、分裂而又自身复归的历程。它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欲调和世上的各种矛盾。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陷入本末倒置、矛盾妥协的境地，多半是反映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思想上向往革命而行动上安于现状的特性，以及反映德意志民族文化主义的特性。黑格尔哲学虽然提倡和颂扬世界主义，发展为当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但却完全是德意志的，是以德意志兰为舞台的文化民族主义。
贝多芬则把德意志古典音乐推向世界的顶峰。贝多芬生于莱茵河畔波恩的一个清贫的音乐之家，童年几乎没有受过系统正规教育，11岁就开始在剧院乐队演奏，13岁已成为风琴师并发表了三首奏鸣曲。17岁时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见到了音乐大师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Mozart，1756—1791），莫扎特惊异于他的钢琴演奏，准备给予更多的指导，但恰逢贝多芬母亲去世，便终止学习返乡。
法国大革命前夕，贝多芬入波恩大学旁听文学课，受激进的“启蒙文学”的影响甚深，而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使他一生的音乐创作，都贯穿对自由、平等、博爱、欢乐和人道主义的歌颂。1792年底，当奥、普联军对革命法国进行干涉战争，战火殃及波恩，贝多芬再次被送到维也纳，这时莫扎特已去世，贝多芬就师从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和阿尔布雷希特斯贝格（JohannGeorgAlbrechtsberger）等，1795年贝多芬开始以卓越的钢琴演奏家和音乐家活跃在维也纳的音乐舞台上。莫扎特和海顿都应被看成是德意志古典音乐的开创性人物，但贝多芬这一时期创作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第一交响曲等作品，除形式上尚存有海顿和莫扎特等先辈的痕迹，作品的取材上已别具新意，他的音乐创作不久就完全突破前人的模式，超越了他的先辈，并使德意志古典音乐享有更大的世界声誉。
贝多芬音乐创造的鲜明特点是具有时代精神。他的作品旋律既热情奔放、铿锵有力，又富有自然色彩和田园韵味，内中渗透着反对诸侯专制主义和拥护共和主义的战斗精神。他的思想是进步的，他的曲目合着时代的节拍前进。1803年贝多芬写了《第二交响曲》，表明他已从耳聋病魔的可怕打击下恢复过来，振作起来。他以新的姿态和激情投入创作。
1804年他创作了雄伟壮丽的《第三交响曲》，这部又名《英雄交响曲》最初是贝多芬题献给拿破仑的，他把拿破仑当成实现人类幸福的英雄来崇拜。但当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时，贝多芬就撕毁了原来的献词，改题为“为纪念一位伟大人物的英雄交响曲”，愤然把拿破仑叫做“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该交响曲完全冲破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创作框框。作品通过大胆的构思、超人的手法和独特的结构设计，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感情水乳交融。1805年写了歌剧《菲德里奥》，充分体现了贝多芬对自由、正义及英雄主义的赞美。1806年创作了充满诗情画意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充满火样激情的《热情奏鸣曲》。1808年写成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称《命运交响曲》，是在法国和德意志兰上演得最多的一部交响曲。乐曲起始就出现了著名的主题：与命运作斗争，最后一个乐章则给以一曲巨大的胜利之歌。《命运交响曲》简洁、强烈、富有特色，因而最受听众欢迎。同年创作的《第六交响曲》又叫《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献给大自然的佳作，也许还寓藏着贝多芬积极的自然本性追求。这类充满浓郁的感情、生活气息和田园诗般秀丽景色的佳作，尚有《月光奏鸣曲》和《第四交响曲》以及《献给远方亲爱的人》（作品98号）等。1815年前后，他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谱写过进行曲。大概从这个时期开始，贝多芬的创作重心已从音乐结构移至对情感的追求上，或者说开始突破古典音乐的那种严谨性，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他对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和德意志兰的封建复辟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终身未娶的他本人也经常处在贫病交加的痛苦之中，但他要大声呐喊，要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兄弟友爱之情，要给人类世界以幸福和欢乐，1823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就是代表作，他把席勒的颂诗《欢乐颂》引入乐章，并用人声大合唱的形式作为交响曲的结尾和高潮。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写道：“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及，在法国大革命启蒙下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中，也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在提出革命理论之后也继之以革命行动的。格奥尔格·福斯特尔（GeorgForster，1754—1794）就是杰出的代表。出生在但泽喀尔文教牧师家庭的福斯特尔，很早就成为德意志有名的旅行学家和自然研究者，著述中已表达了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对德意志封建诸侯专制的深深不满。法国革命爆发前夕，福斯特尔来到民主思想活跃的美茵茨，任选侯图书馆管理员，1790年随同著名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到下莱茵、尼德兰和英国作考察旅行，所撰《下莱茵考察记》中明确表露他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联系到此后不久他在美茵茨所写的哲学和美学文章包括《国家艺术与人类幸福相联》（1794），他已从一个“启蒙运动”的批判拥护者转变为革命的古典人文主义的代表。1792年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采取了革命的行动。
他首先反对奥普组成的反法军事同盟及其发动的干涉战争，欢呼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继之而来的法国革命军的胜利。接着福斯特尔按照雅各宾俱乐部的榜样，在美茵茨秘密组织了“德意志自由和平等之友社”，成员约有450名。法国革命军占领了美茵茨后，福斯特尔于1792年10月召开了“莱茵德意志国民代表大会”，这是德意志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机构，福斯特尔任副议长，实际上的精神领袖，宣布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和依附关系。1793年3月，莱茵德意志国民代表大会宣布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地区为共和国，废除所有贵族和教士的封建特权，并宣布脱离德意志帝国。通常我们把这个共和国称为美茵茨共和国，它是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是福斯特尔的杰作。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大地主，所有的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都被赶跑了，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在共和国宪法基础上按市民资产阶级的意愿加以改造。美茵茨共和国原本可以成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基石和起点，但当福斯特尔等使共和国日益雅各宾化，特别是宣布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后，实际上就失去了德意志民族广大阶层的支持。德意志的封建势力就用武力于1793年7月摧毁了美茵茨共和国。福斯特尔流亡巴黎，不久去世。
总起来说，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四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在邻国英国和法国的现代运动强烈影响和推动下的一种回应，主要局限于文化领域；第二，主张精神和物质相分离，因而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第三，主张政治和文化相分裂，只从思想和文化上提出反封建专制的要求，而其政治理想多数还是一种民主的王权和开明的专制；第四，存在着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的推动，德意志兰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
四、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
拿破仑战争，严格意义上应从1799年算起，那年拿破仑当上法国的第一执政。但革命法国同封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在1792年就开始了。1793年2月有奥普参加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普鲁士在1795年4月同法国秘密会谈后单独缔结巴塞尔和约，退出联盟，“保持中立”。普鲁士在和约中同意法国占领德意志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国则“保证”在莱茵河右岸地区给普鲁士以“补偿”。同年普鲁士伙同俄奥第三次瓜分波兰，吞并了包括华沙在内的大片波兰领土。普鲁士虽然退出战争，但革命法国同封建欧洲的战争仍在继续。1796年起法军青年将领拿破仑·波拿巴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他在打败奥军的一系列光辉胜利后，迫使奥地利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10），规定奥地利放弃所属的尼德兰和伦巴底，并像两年前的普鲁士那样，在一项秘密附带条款中奥地利同意把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法国，只要它能得到补偿。第一次反法联盟就此告终。
拿破仑从法国传统的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及当时的形势出发，把奥地利视作集中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他努力扶持由德意志其他中小邦组成的所谓“第三德意志兰”，对抗奥普两大邦。对普鲁士则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略，让普鲁士在北德暂时中立着。德意志领土的剧变发生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终结之后。1801年2月奥地利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吕内微尔和约，德意志帝国皇帝最终放弃了莱茵河左岸地区，放弃了比利时和列日，成为法国统治区。和约中规定的对从莱茵河左岸地区赶出的德意志世俗诸侯的补偿问题，导致帝国领土的重新分配和改变帝国宪法。为了澄清这些问题，在累根斯堡召开了一个全帝国代表团会议。会议在法国的影响下，决定帝国的命运。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黑森卡塞尔和德意志骑士团代表诸侯邦，美茵茨、波希米亚、勃兰登堡、萨克森代表选侯会议参加会议，并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了《全帝国代表团会议主决议》。
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112个邦，并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使德意志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绝大部分教会诸侯邦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及1500个帝国骑士领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被置于世俗邦君之下；汉堡、不来梅等6个城市获得独立。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巴登等中等世俗邦获益最多。奥地利的情况很不尽如人意。普鲁士虽然吐出汉诺威，却获得巨大补偿。它在西北德的地位大为加强。这种领土补偿和归并使德意志帝国政治分裂、小邦割据局面大为改善，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科隆选侯和特利尔选侯被废黜，符腾姆贝格、巴登、黑森卡塞尔和萨尔茨堡上升为选侯，帝国议会中出现四个天主教选侯对六个新教选侯的新局面。教产还俗无疑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受到重大打击。这些事件都大为削弱德意志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生在1806年。有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终结，其一是《普莱斯堡和约》的签订。1805年10月作为第三次反法联盟主力的奥军在乌尔姆败北，首府维也纳失陷，皇帝落荒而逃。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获得辉煌胜利后迫使奥地利签署了该和约。和约把奥地利势力完全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兰，奥地利急剧衰落。其二是“莱茵联邦”的建立。1806年7月，西、南德16个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议定书，宣布成立“莱茵联邦”，承认拿破仑为其保护人，有任命联邦盟主、首席大主教之权，并可支配联邦军队。8月份“莱茵联邦”向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声明脱离德意志帝国，这就意味着存在了近850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还在1804年就为自己增添了“奥地利皇帝”新头衔的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Ⅱ，1792—1806在位），在8月6日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这只是完成了一个仪式而已。
下一个就轮到了普鲁士。十年中立后普鲁士想当德意志兰霸主的意图日益明显；而随着奥地利的军事失败，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政策也发生转变。拿破仑力图迫使普鲁士参加反英联盟，反对普鲁士建立北德联邦的霸权意图，导致普鲁士倒向反法联盟。1806年9月，普鲁士参加了英俄普组成的第四次反法联盟，10月战争爆发。
普鲁士的政策得不到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流传下来的线式战术早已过时。10月10日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萨尔费尔德被击溃。10月14日的耶拿会战，几小时内普鲁士军即被彻底击溃。与此同时普军主力一部在奥埃尔施塔特同法军展开激战，普军总司令重伤殒命，普军溃不成军，在营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97—1840在位）随同败军仓皇东逃。一些重要要塞接二连三向法军投降。法军占领了柏林。10月28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勃兰登堡门—普鲁士的凯旋门—进入柏林，受到柏林市民的沿途欢迎。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普鲁士军事惨败已成定局。
1807年6月俄普联军在弗里德兰战役中被法国打败。7月7日拿破仑同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承认拿破仑的所有占领，实际上是双方达成一种欧洲势力范围的瓜分：以易北河为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一世。两天后被拿破仑打垮又被俄国同盟者背弃的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在提尔西特和约上签字。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即失去了一半以上国土，其中大部分被划入新成立的由拿破仑幼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普鲁士在第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获的绝大部分地区组成华沙大公国，由拿破仑的附庸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但泽成为受法国保护的共和国。普鲁士剩下的领土变得支离破碎，难以防守，人口从1000万骤减到493万，军队被裁减到4万。另外和约还责成普鲁士承担反英义务，参加大陆封锁体系。7月12日在柯尼斯贝格签署的补充协定规定普鲁士必须支付法国1.5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在赔款未付清前领土由法军驻扎。这样，普鲁士失去了独立和强国地位，沦落为受异族占领的无权小国，陷入全面崩溃境地。直到这时，被赶到德俄边境的普王和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在此民族存亡关头，普鲁士的一些自由主义贵族，寻求社会改革之路，以求复兴和独立。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促成了德意志民族反对异族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
显然，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启蒙”下形成和出现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贵族，像施泰茵、哈登贝格、洪堡兄弟、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博于恩、克劳塞维茨等，他们从德意志兰的四面八方来到了普鲁士，把普鲁士当成是民族复兴和民族统一的唯一基地，力主通过改革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他们虽然贵族出身，却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新时代政治经济观念。他们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汲取造成英国或法国团结和强大的革命思想，以加强自己的国家。另一部分来自德意志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以及一些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像费希特、雅恩神甫、施莱埃尔马赫尔、诺瓦利斯、格雷斯等，他们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激发德意志人的爱国心，促使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大多追求的理想是恢复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始终敌视民主共和的思想感情。他们大多代表保守的政治民族主义。
施泰茵（HeinrichFriedrichvonundzuStein，1757—1831）男爵出身西部拿骚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帝国骑士家庭，自幼受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16岁进入汉诺威邦的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思想深感兴趣。1780年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任职，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去英国考察，仰慕英国宪政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1796年起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柏林手工工场部部长、威悉河以西普鲁士领地军事兼产业大臣，1804年出任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大臣。施泰茵广泛了解到普鲁士诸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也作了许多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并同市民资产阶级人士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往，认识到限制贵族特权、吸收市民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施泰茵并不赞同法国暴烈的革命精神，总是用英国的传统主义和渐进主义与之对抗，但他希望德意志兰取得法国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德意志各族人民的道德和物质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新生。他提出了他的德意志式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与宗教和人道相联系的、为财产和教育所保证的、包含在国家法律之中的自由；所有市民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全社会所有等级对普鲁士革新负有同等义务的平等；打破各邦割据的分裂状态，凝聚普鲁士及全德人的道德、知识和才干，团结一致反抗异族统治的博爱。这样，施泰茵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民族统一及社会改革的内容和时代意义。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推进和普鲁士的溃败，施泰茵深感改革的迫切性。当1807年初普王要任命他为外交大臣时，在施泰茵周围已形成一个改革集团或改革班子，团结了大批改革派精英。
在他的改革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中，他反对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专制，赞成启蒙主义者的自由要求，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富裕的城市有产者，富裕的农村有产者，有机会有能力的人均应致力于国家事务。他特别指出，是法国革命激发出了创造力，我们只有靠普遍发扬这种同样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仑。
作为施泰茵改革继承人的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Augustvon Hardenberg，1750—1812），其政治思想基本植根于开明专制的观念，较施泰茵为保守，但在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态度上，又较施泰茵为宽容。这位出身于汉诺威贵族家庭的改革家很早就步入政界，以追求名利和圆滑世故著称。1793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官员，1795年作为普鲁士代表在巴塞尔和约上签字。1804年起担任外交大臣，1807年1月担任政府首席大臣，直到提尔西特和约签订，被拿破仑所免职。他虽痛恨法国的占领，但对法国革命思想促成法国的团结和强大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鼓吹将“法国革命思想运用到普鲁士”，同时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度。1807年9月，他写下《里加备忘录》，也属普鲁士改革的施政纲领，涉及一切国事活动的主要领域。哈登贝格很想在现存的普鲁士社会和新兴的法兰西国家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于普鲁士的专制王权中，对现有社会不是着眼于自下而上的摧毁，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改革，创立自己非暴力的革命原则，摆脱过时的封建桎梏，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旗帜。
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1767—1835）出身于波茨坦的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1802—1808年担任普鲁士驻教皇国使节。洪堡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接受而且传播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却强烈反对拿破仑的占领。他希望用教育来拯救国民的灵魂，通过学校教育改革来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素质和爱国觉悟。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全面的知识，而且要按每个学生的个性开发其各方面的潜能；学校教育必须不受政治的干预，但却需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为国家带来强盛和繁荣。1809年3月，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开始推行教育改革。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辩证唯心主义知识学的创立者。这位出身于萨克森乡村纺织工家庭的穷学生，18岁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翌年转学至莱比锡，毕业后做过家庭教师。青年费希特十分迷恋康德哲学并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1794年费希特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后又任爱尔朗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1810年任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是一种行动哲学，它从绝对自我的创造功能中演绎出了精神的力量。他反复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公开抨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要求人们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他虽然同康德一样把自由看成是最高的原则，但他并不认为道德仅仅在于美好的愿望，而认为美好的愿望必须表现在行动之中：“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费希特把行动当作人类生存的目的，这就使他的哲学在德意志现实政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180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柏林期间，费希特在柏林科学研究院星期日讲座上对德意志人民连续发表了十多次演讲，演讲的主旨就是要用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费希特要求德意志民族奋起摆脱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状态，把捍卫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号召德意志人民不分贵贱贫富，团结一致，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铸炼，反抗拿破仑入侵，恢复国家独立。费希特的演讲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他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号召，深深地激励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当时的德意志社会来说是急需的，也是进步的，它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色彩或性质。当然，费希特的国家观是强权国家观，这种国家观为日后普鲁士及德意志统治者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
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埃尔马赫尔（Friedrich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政论家约瑟夫·冯·哥雷斯（Josephvon Grres，1776—1848）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哲学的早期代表。施莱埃尔马赫尔出身于布勒斯劳的虔敬派家庭，中学在教会的兄弟会学校受教育，1787—1790年在哈勒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古代语言，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6年成为柏林三一教堂的布道士，在这里同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和法国大革命精神发生激烈冲突，发展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感性原则。在他稍后任哈勒大学神学教授和大学布道士期间（1804—1806），以及任柏林大学第一位神学系主任期间（1810起），致力于在自己同胞中树立起抗拒外国人的民族意识，因而被喻为“路德时代以来德意志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布道士”。他像军队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在布道坛上作战：他对开拔前的军队作了布道史上最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布道。施莱埃尔马赫尔还创造了一种国民教育理论，目的是要把已成为德意志民族遗产一部分的价值标准和精神传给后代，将共和的精神灌输到国民中去。在这方面他同威廉·冯·洪堡一样，认为首先必须依靠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显然施莱埃尔马赫尔的浪漫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具有一种狭隘性和保守性（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革命精神），对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前途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哥雷斯则是由青年时代的雅各宾主义的信徒转变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这位生在中南德科布伦茨的学者，1806—1808年跑到海得贝格大学当预备教授，并合作创办浪漫主义的《移民报》和撰写论文集《德意志国民图书》，作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激情宣传。他不仅从文学和历史角度揭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且还发表了题为《论德意志兰的衰落及其新生的条件》的政治论文，提出了德意志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权利问题。他在《莱茵商业之神》报上大力传播民族精神和德意志统一精神，对德意志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评曰：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到启蒙运动的展开，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临盆。在这一伟大的转折时期，欧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在推动时代的发展和引导社会进步方面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我这里讲的是思想家（包括启蒙思想家），就是以思想为其天职并以播扬进步思想为其使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思考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设计解决时代课题的方案，无论是科学的还是空想的，理性的还是感知的，超前的还是局限的，“阳春血雪”的还是“下里巴人”的，他们始终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播种机。他们不应是某个阶级的思想家，不应是某个民族的思想家，而是属于人类的思想家，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思索道路和指明方向的。他们不是阶级框子里的“囚徒”，而是人类天地中的雄鹰。新时代出现的“启蒙思想”，其核心是所谓“理性主义”，理性首先指的就是科学，当理性主义加入了批判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思想，才具备了真实的社会意义。“理性主义”是人类进步思想（或曰“进步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具有姓封姓资姓社的性质，只是它恰恰符合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启蒙运动才具有人类进步观念和资产阶级进步运动合一的性质，才成为欧洲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斗争的表现。那种把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进步思想家，都纳入到某种阶级属性的框子里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贬低了这些思想家的历史作用。
同样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某个具体国度和某个具体时代，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当然带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他的时代局限，以及某种超前的空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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