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句出自德意志著名抒情诗人和日耳曼学家奥古斯特亨利希·霍夫曼（或叫霍夫曼·冯·法勒斯列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1841年在赫尔戈兰岛创作的《德意志兰之歌》第一段，开首句正是争取德意志统一的号角，而以下诗句，则表达了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向往，抒发进步主旋律，以对抗封建复辟和国家分裂。1848年革命开场时期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奏唱。《德意志兰之歌》刚出版时，配上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上帝保佑皇帝弗朗茨”的乐曲，开始广为流传。
一、沙俄的欧洲霸权政策和梅特涅的反动
拿破仑垮台后的时期在德意志兰叫做复辟时期，这和欧洲其他地方相同。从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首先是以封建欧洲的政治复辟为标志的，同时又采纳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作为重新分割欧洲的基础。自诩是“欧洲宰相”的梅特涅，在华美词藻掩饰下，卖力地贯彻政治复辟和领土分赃政策。就确切意义说，维也纳会议造成了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彼蒙特撒丁、汉诺威、黑森卡塞尔等诸王朝的复辟；在分赃方面，战胜国四强俄英奥普所获最丰。英国大大扩展和巩固了海上霸权和殖民统治。俄国保持了以前占领的波兰的一部分，以及比萨拉比亚和芬兰，同时又分得往日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土地，新建立所谓“波兰王国”，以共戴一君的方式进行统治，波兰王国名存实亡。奥地利虽然放弃了比利时以及以前的西、南德的部分属地，但获得萨尔茨堡侯国，部分因河流域，伦巴底和威尼西亚，的里雅斯特为中心的伊里利亚，达尔马提亚和加里西里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并重新获得奥地利大公国的直属省福拉尔贝格、南北提罗尔，还保有以前奥属波兰的占领地，这样一来，维也纳虽然仍作为德意志兰的政治和文化首都，但它的重心更往东移，即移至非德意志地区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北意大利。与此同时，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德意志兰最富庶、最先进的西部地区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俄国和英国特别希望由普鲁士在西方建立一道屏障，以防止法国可能重新向东方扩张。这样一来，普鲁士的重心向西移动，日益成为德意志兰境内最重要的经济强邦。普鲁士要求全部兼并萨克森领土，遭到奥地利和英国的坚决反对，只得到萨克森邦2／5的土地，即后来普鲁士王国属下八省中的萨克森省，并保有但泽、托伦等占有地。维也纳会议还确认了俄奥普三国瓜分波兰，克拉科夫城被宣布为共和国。比利时被并入荷兰，成立尼德兰王国，卢森堡公国也由尼德兰国王兼治。挪威被并入瑞典。瑞士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
最悲惨的也许是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德意志各族人民19世纪初反拿破仑统治的斗争，是为了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德国。拿破仑被打败后，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就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却被沙俄一巴掌给打了下去，又被梅特涅踩上一只脚。沙皇用刺刀支持德意志各邦诸侯反对上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到处恢复各邦君主的封建统治。沙皇还以确保德意志的分裂为己任。梅特涅则出自他的保守信念和“均势政策”的需要，镇压德意志兰的一切进步与自由的民族运动。这也许就是复辟时期德意志兰依然处于政治分裂状况的主要原因。
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在沙俄的操纵下，通过德意志联邦条例，建立了所谓德意志联邦。它代替了旧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仍是中世纪封建传统的最后表现形式。德意志联邦是由38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帝国骑士团国家已完全消失，教会邦亦然，过去骄傲的帝国自由市只剩下四个：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和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改称自由市。34个邦包括一个帝国：奥地利；五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和符腾姆贝格；一个选侯国：库尔黑森；七个大公国；九个公国；十个侯国和一个伯爵领。联邦条例第1条规定：联邦是德意志各主权邦、自由市之间一个“持久的、不可分离的”联合体，各邦不能自由退出，也不能被排除在外。但奥地利帝国只有德语区、波希米亚和摩尔多瓦属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的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也没有加入联邦。第2条规定，联邦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即保证各邦君主的正统主义统治权，各邦具有不受约束的独立主权。对外联邦不能行使外交权力，无权缔结国际条约，对内没有中央政府，唯有设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似乎是中央机构的某种象征。联邦议会由各主权邦的代表组成，主席由奥地利担任。议会分为两级形式，一是由十一个主要邦组成的“小议会”，相当于决策委员会，由奥地利和一定程度上的普鲁士所控制，另一是所谓全体会议，纯粹是表决机器。德意志联邦没有国家元首，没有中央政权，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统一的货币与度量衡，也没有统一的邮政。只在联邦条例第13条作了许诺：“在所有各邦中将制定一部邦议会宪法”，这仅仅是在战后民族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所作的一种姿态。歌德讽刺地写道：“谢天谢地，我们真幸运，暴君被送到赫伦纳！可是一个暴君被赶走，一百个暴君来称霸。”
为什么沙俄竭力要保持德意志兰的分裂状态呢？这要从沙俄争霸欧洲这一高度进行考察。1815年9月下旬，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成立俄奥普三国君主的“神圣同盟”，同盟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其政治目的却是十分清晰的：三君主彼此视为“兄弟”，随时随地互相支持、互相协调、互相救助，保卫“宗教、和平和正义”，也就是说三君主互相协作，确保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政治体制。但就俄国而言，更深的考虑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进而控制奥普“兄弟”，实现其欧洲霸权。“神圣同盟”于1818年秋在神圣罗马帝国故都、查理大帝的诞生地和墓葬地亚琛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被认为是“神圣同盟”的最终形成。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德意志欧洲政策，是历代沙皇扩张政策的继续。他们把瓜分和吞并波兰进而分裂德意志兰作为政策的重要支点。当俄国根据1815年条约侵占绝大部分波兰领土后，它就向德意志兰挺进，它的领土不仅揳入奥、普之间，而且揳入东部和西里西亚之间，这种控制和分割德意志兰的边界关系，甚至引起奥、普统治阶级的惊慌：德意志兰也面临着波兰的命运。沙俄对德的这种进攻态势，在1831年筑成莫德林华沙伊万城堡垒群之后，就变成了现实的威胁。俄国楔子的侵略意图明显暴露：它要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瓦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而它在维斯瓦河上设防阵地，对德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总和还要大。1819年以来，奥地利对俄国侵略维斯瓦河和多瑙河计划，曾在外交上作过顽强反对，由于联邦条例的约束未获任何结果，后来普鲁士在1841—1842年也曾企图摆脱这一条约的约束，立即招来沙皇的呵责，被迫恢复原状。沙皇总是支持奥普对立，同时又支持其他中小邦联合去反对奥、普，使他们互相牵制，从中渔利。沙皇们都明白，一旦德意志兰成为统一的国家，他的争霸欧洲的政策就会失去基础。可以说，从1815年到1848年，德意志兰是处在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为什么作为德意志人的梅特涅也反对德意志统一呢？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Lotharvon Metternich，1773—1859）生于德意志莱茵兰的科不伦茨，一个世代封建小诸侯的家庭，法国大革命爆发，梅特涅就丢开了学业，反对革命。1792年避往英国，1794年成了逃亡贵族，举家来到维也纳，后同名门显宦考尼茨家族联姻，使自己同奥地利封建君主国紧紧联结在一起。先后出任驻萨克森邦公使，驻巴黎大使，外交大臣，首席大臣等职（1821年才获奥地利首相的正式称号），自1809—1848年共39年之久领导着奥地利的政治和外交，并对欧洲事务起重大作用，成为奥地利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外交家。
梅特涅一心想使旧世界复活。自维也纳会议伊始，他打起建立战后“欧洲持久和平”的旗号，追求两大目的：一是按照“正统主义”原则，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王朝，镇压任何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为此他支持神圣同盟在这方面的使命；另一个目的是恢复奥地利在中欧的大国地位，为奥地利取得尽可能有利的领土瓜分。为此他力求在法国周围建立一些缓冲国；阻遏俄国增长起来的扩张实力；确保奥地利在德意志兰和意大利的领导权；以及保持奥斯曼帝国“不可侵犯”等。他不想过分削弱战败国法国的力量，更不愿使战胜国俄国的势力和领土过分膨胀。就在1815年他同英、法两国缔结秘密条约，反对沙俄独占华沙大公国以及普鲁士合并萨克森。他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力图建立起一种大国之间相互牵扯的“欧洲均势”。镇压革命和维护欧洲均势就是梅特涅“持久和平”体系的实际内容。
梅特涅反对德意志统一，按他的保守主义概念，“德意志兰”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政治统一只是一种“妄想”。他了解到，奥地利的力量主要在家族领地，重心在东部，它在德意志兰的“统治”，只有靠封建性的传统维系才能保持，一场民族意义上的真正统一，一种市民资产阶级性的民族统一，无异是一场革命，他是坚决反对的。另外，必须使德意志内部分裂，相互牵扯和抗衡，才能使奥地利成为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邦，才能同经济力量迅猛上升的普鲁士相抗衡。
欧洲战后复辟时期是在梅特涅名字下度过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均势政策”客观上尚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欧洲保持三十到四十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阻遏沙俄向西方的扩张。而他的镇压革命和自由运动的政策，则具有完全的反动性质。在德意志兰首先举起民族统一旗帜的是全德的大学生运动。1815—1818年的德意志大学生运动不仅构成复辟时期民族民主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同时也是国际上冲击神圣同盟体系的一系列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第一环，因而被梅特涅视为心腹大患。爱国的德意志大学生运动首先在耶拿和基森兴起。1815年6月12日首先在耶拿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大学生协会，只承认一个祖国——德意志兰，并采用红黑两色中间缀以金色橡树枝的旗帜。这个运动迅速扩展到其他大学。绝大部分大学生协会会员都曾志愿当兵参加过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并深受德意志古典文化特别是洪堡教育改革和费希特、阿恩特思想的影响，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作为主要目标。1817年10月18日在耶拿大学生协会发起下，十五所大学的约500名大学生协会会员，以纪念宗教改革300周年和莱比锡大会战四周年为名，在瓦特堡开会。耶拿大学神学系学生亨利希·里曼致词说：“莱比锡大会战过去已四个年头，德意志人民曾表达过的美好希望一一破灭，现时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所期待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他号召大学生们筑成一道铁壁铜墙，反对一切危害祖国的内外敌人！一些进步的教授也参加进来。当晚举行了大规模的火炬游行，并仿路德公开烧毁教皇的教谕和法规，学生们把保守的、“非德意志的”和反民族主义的书籍以及反动统治的各种象征物如发辫、军棍等等统统付之一炬。
然而这种爱国的大学生运动对统一德意志兰的想法非常模糊而且浪漫。大学生协会会员的世界观没有明确的哲学基础，还沾染上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例如宣传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大学生的呐喊在德意志人民群众中没有得到反响（只在大学中得到传播，柏林大学特别活跃），却引起宫廷党及反动文人的憎恨，甚至俄国沙皇和法国王朝政府也向魏玛大公的政府提出抗议：为什么容许大会在他的领地召开。普鲁士政府派出高级官员就地调查事件经过。梅特涅则决心把这场爱国自由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大学生协会的报刊被禁止了。在沙皇的策动下，一份关于德意志大学生中存在危险革命情绪的备忘录写成。沙皇的顾问兼作家奥古斯特·科采比（Augustvon Kotzebue，1761—1819）主谋其事。这个科采比在1819年3月23日被大学生卡尔·桑德（KarlSand，1795—1820）当作民族之敌暗杀了。7月份另一名大学生行刺拿骚长官未遂。这两件事正好给梅特涅以期望的口实，他不仅压制爱国的大学生运动，而且完全压制一切自由气氛，把进步人士定罪为“煽动者”加以迫害（此后对德意志一切自由运动的残酷迫害都以“查究煽动者”为名载入史册）。梅特涅在与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以及其他有关邦的君主会谈之后，于1819年8月6—31日在西北水乡小城卡尔斯巴德，召开德意志邦的代表会议，拟订出各种镇压条例。9月2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这个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据此梅特涅就能在所有德意志邦进行直接干预。
卡尔斯巴德决议取缔了大学生协会、大学自由和新闻自由，并作了如下的规定：把所有大学都置于政府全权代表的监督之下；解除有民主思想的大学教授和教师的公职；严格检查一切印刷品；设立中央调查会，可不受法律限制，下逮捕令和住宅搜查令。卡尔斯巴德决议变成了德意志联邦镇压人民的基本法。在以后的年代中，有好几百名教授、教师、大学生和编辑，还有牧师和医生都被逮捕和监禁起来。普鲁士也不甘落后，积极推行卡尔斯巴德决议，不仅摧毁了大学生的民族统一运动，而且排斥改革时代的重臣。宪法大臣威廉·洪堡（他把卡尔斯巴德决议叫做“寡廉鲜耻”）、陆军大臣博于恩都因反对卡尔斯巴德决议而去职，“体操之父”雅恩不仅受到监禁，而且还被带上锁链，身为教授的阿恩特也不得不放弃教职，哈登贝格的外交政策同梅特涅的方针不很一致，他本人的地位也因此大为削弱。普鲁士复辟派终于取得上风。
梅特涅在德意志兰反动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伙同普鲁士压制德意志的立宪运动。1815年联邦条例曾许诺在各邦颁布一部等级议会制的宪法，各邦的自由派紧紧抓住这一诺言，论证在德意志立宪的必要。自由派人士、历史学家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写道：“与会诸侯曾大声宣告，他们愿意立宪，他们曾对德意志兰响亮宣称，如果没有这个上帝的赠品，德意志兰艰苦争得的自由不久必将失去”，因此他认为，立宪对于欧洲来说确乎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对德意志兰更是如此。一些邦的宪法是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颁布的。南德四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姆贝格和黑森达姆斯塔特于1818—1820年相继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成为德意志宪政制度的实验场。至20年代中，德意志联邦中已有29个邦实施宪法，但一半邦的宪法仅仅是等级法规的变种。15个邦实行的宪法属于或接近早期立宪主义性质，如南德诸邦，拿骚公国等。萨克森魏玛大公国的宪法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宪法。30年代以后中德和北德才逐渐过渡到君主立宪。而这时，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没有宪法。
1815—1830年代德意志的宪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使改革时代所接受的最主要的法国革命成果，如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纳税、服兵役以及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人人都有机会担任国家公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集会和新闻自由，移居国外自由，大臣负责制，两院制议会等等，得以部分地保留下来。一般来说，议会有批准征税权（尚未有批准预算全权），有较大的参与立法权（立法的制定权仍在君主和政府手中）。由于议会权限的不确定状态，1830—1848年多次发生议会同政府之间的冲突。
梅特涅害怕一个全奥帝国议会或各民族议会会出乱子，并为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创造条件，后来只允许几个省召开没有什么影响的等级会议。在德意志联邦，梅特涅大力支持各邦诸侯将宪法解释为是恢复中世纪封建等级制的法规，阉割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进步性质。梅特涅的代言人根茨（FriedrichGentz，1764—1832）抛出“指导性”文章《论等级议会制宪法与代议制宪法的区别》，对联邦条例第13条作了专门解释，认为两者在原则上是尖锐对立的，驳斥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宽法。根茨说，联邦条例第13条只允许成立等级议会，它的成员是现有各等级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人民代表与王权相对立。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不履行立宪的诺言，他在立宪问题上也是唯沙皇和梅特涅马首是瞻。负责宪法计划的大臣威廉·洪堡去职后，由哈登贝格草拟了一部普鲁士宪法，1821年被国王拒绝。普鲁士的复辟派统治仅在1823年建立了各省的等级议会。
梅特涅在德意志兰反动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目标，乃是对抗30—40年代出现的“统一与自由”运动。“统一与自由”运动乃是德意志兰走上现代化—工业化道路时期凝成的一场进步的民族运动。
二、现代化的开端
现代化是指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向西欧扩展的工业化过程，正好同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大西洋革命”同步展开，由此而开创了一个全球性变革的新时代。
一般而言，现代化的基本起点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革命，另一个是工业革命。从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和大工业的建立，在各国都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政治上分裂的和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兰，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形成或出现这两个基本起点，它们是改变德意志社会性质的划时代的进步事件。
首先是“土地革命”中普鲁士道路的形成。施泰茵—哈登贝格改革的农业立法，实际上开辟了德意志现代化之路。普鲁士的农业现代化在德意志联邦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819年以后，农业立法逐渐扩展到普鲁士新得到的和重新得到的省份，如波森、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从1821年到1848年，普鲁士有关调整和赎买的局步性问题，共颁布了310项法令，2项公告，5项内阁命令，2项条例和2项规定。在1848年革命的压力下，又着手一项新的调整法，即汉塞曼的法令草案。整个改革的实施，包括1.土地的割让，或转化为现金和每年的租息；2.将容克的土地同农民的土地分开，并进行调整；3.公地分配事宜，均由1817年建立的特别官厅总委员会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处理长达数十年之久，其中打了数不清的官司。
普鲁士各省的调整和赎买事宜，进展速度并不相同。总的说来，到1823年已有2／3私人田庄农民得到调整；1836年，约有94.6％的农民调整结束：到1848年，得以解除封建义务的“赎免农民”（指有较好财产权的世袭农户，一般很少割地，而是付现金或租息以赎买义务）已有289651户；得以解除封建义务的“调整农民”（指有较差财产权的农民，一般均需割地以赎买义务）已有70582户。富裕农民得以赎买义务者较不富裕农民数量大得多，他们赎买了600万天牛马劳役，1700万天人工劳役，折合现金为1850万塔勒。从生产关系来看，40年代，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多数已变为资产阶级化的容克。不仅庄园的产品早已成为攫取利润的商品，更主要的是，以前以政治的、法律的特权保障的对强迫劳役的剥削，已转化为对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剥削。一种扩大了的现代的容克庄园农场，成为德意志工业化时期农业现代化的主载体。
普鲁士的农业立法改革，成为普鲁士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一，农业立法改革废除了普鲁士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逐渐成为自由人。获得解放的农民能够自由地择居或择业，为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化提供自由买卖的劳动力；第二，农业立法改革的“赎免”方式成为普鲁士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到1848年，容克共获赎金3520万塔勒。到1860年，又获赎金3940万塔勒。容克用所获的资金购置机器、农具和化肥，改良土壤。他们还投资建设庄园工厂，30年代开始投资重工业，特别是铁路建造；第三，容克贵族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乘机大力扩充庄园地产。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共得地2000万莫尔根以上。他们在这样广大的土地上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庄园产品商品化，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容克地产制；第四，农业立法中的田亩归并措施，集中并扩大了土地的经营，为农业的机械化提供了条件。容克投资重工业，而获得解放的农民往往兼营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成为普鲁士工业革命起步阶段的一大特征。
普鲁士“解放农民”的方式和过程，虽然显得曲折和残酷，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封建领地制和封建庄园制——毕竟由于这场改革而瓦解，并向资本主义容克地产制过渡。这种土地和政权把持在容克贵族手中，通过立法改革，逐步地、漫长地、和平地改造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封建国家，使其向工业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条道路可称为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奥地利还有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是多少沿着普鲁士式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的。
其次，几乎与此同时，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启动。19世纪初德意志各邦的资本主义变革，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或变革了旧的生产方式，农业立法，工业立法，商业立法和税收法等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因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和战后的复辟环境而逆转。在拿破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的德意志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从20年代起就大力推动德意志现代工业的发展。德意志兰的工业开始活跃与繁荣。有四个特点：第一，大量输入机器，绝大多数从英国进口，一些新成立的“企业联合会”提出的口号是：“机器，到处是机器，这就是努力的方向”；第二，开始发展机器制造业，为工业革命作好准备。德意志机器制造业的奠基者之一，鲁尔的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致力于制造矿山机械，1820年就已能生产汽船。“机械制造之父”，机械师卡尔·豪波尔德设计了梳理羊毛机，1826年开始制造纺纱机，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因此成为纺织业中心；第三，德意志的现代工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蒸汽动力的基础之上。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调查，1830年普鲁士共有245台蒸汽机，总马力为4485匹，主要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和柏林。1829年，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工厂主雅各比、汉尼尔和胡森制造了第一批轮船。维也纳也于同年建立了第一家“多瑙河轮船公司”；第四，作为资本积累手段的储蓄银号和股份公司也开始出现。到19世纪30年代中，德意志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大体具备。
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在工业革命初期主要来自非农业部门，如城市短工，贫苦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的工人，仆婢，城市贫民的过剩人口以及童工等。从农村过剩人口中大量征募劳动力，是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的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有几方面：商业资产阶级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供应军输物资，取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或投资于工业或自己创办企业；在农业改革的赎买过程中，庄园主、地主从中得到大量赎金，其中一部分转到工业、交通等领域；德意志工业革命的最主要集资形式是股份公司，工商业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加上社会零星资本都参与其事。这种集资形式的明显优点在于迅速、量大，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集资形式。同时，30年代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促使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广阔的空间。
从30年代中起，德意志兰的手工生产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机器生产机器和工厂生产是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工厂和较大企业日益吞并和排挤手工业、包买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生产和投资最快的部门是纺织工业、矿业、冶金业、铁路、轮船以及获利甚丰的机械制造业。工业先进地区是萨克森（王国），普鲁士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巴登和符腾姆贝格的一些地区，以及奥地利的波希米亚、下奥地利及维也纳。德意志工业革命开始于纺织业。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部门的工业革命几乎同时跟进。重工业革命同轻纺工业革命并驾齐驱是德意志工业革命的特点之一。重工业逐渐集中在煤铁产地。冶铁业的最主要进步是使用焦炭高炉和搅拌法。轧钢工业40年代才开始迅速发展。机械制造业也随着繁荣。1837年奥古斯特·博尔席希（AugustBorsig）在柏林建立了机器厂，四年后生产出第一台火车头。
铁路建设是促进德意志工业革命快速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德意志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30—40年代的铁路建造，多带有各邦分裂的烙印，并从政治、军事的需要考虑入手。1835年德意志的第一条铁路——纽伦堡至富尔特的6.1公里铁路建成。3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铁路热”蔓延到全国。铁路建造的兴旺发达为欧洲大陆之冠。1839年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竣工，全长133公里，有力地推动全德的铁路建造。铁路股份公司纷纷建立起来。从1837至1847年的十年间，全德铁路投资增长二十倍，从2100万马克增至4.54亿马克，至1850年，包括奥地利铁路在内的全德铁路长度已达5822公里。还在1839年时，德意志铁路长度已超过法国。
总起来说，1848年以前德意志工业革命尚带有早期工业化的性质。工业区和工厂区还只是一些孤岛；机械化水平尚低；资本仍需从英国筹措；柏林证券交易所很少；境内交通和外部交通基本上是“原始”的。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德意志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是50—60年代特别是统一后的事。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德意志兰已经不可逆转地迈上现代化之路。
三、“莱茵文明”与“统一和自由运动”
所谓“莱茵文明”，指的是莱茵兰的现代工业文明，它在德意志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起着主导作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1815年后莱茵兰最最发达地区（莱茵河左岸地区和右岸地区）归于普鲁士，成为普鲁士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该地区由于受到拿破仑法国统治达二十年之久，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得相当彻底。拿破仑军队的占领及大陆封锁政策又使该地区在公路运输、制铁工业及纺织业等方面迅速发展。随后鲁尔矿区也得到了开发。莱茵兰是全德最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地区，克虏伯公司的成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Krupp，1787—1826）在莱茵兰的埃森建立了一座小炼铁炉，到他的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Krupp，1812—1887）接班时，炼铁厂兴旺起来。小克虏伯不仅认真学习科技，掌握多种外语，而且还能及时了解信息和联合同类厂家共同生产合作。1846年时已雇佣140名工人。
克虏伯公司是依靠铁路建造和军火订单发展成庞大的重工业联合企业的。到30年代莱茵兰的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等重工业行业开始工业革命时，莱茵兰不仅成为普鲁士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全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种要求自由主义发展工商业的“莱茵文明”也随之产生。
现代工业的发达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随着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不断地接受英法等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思想，莱茵资产阶级热切希望宪法和代议制机构的出现。他们开始要求直接参与政府的立法、行政、财政等方面的决策，成为普鲁士及全德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40年代正式形成了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达维德·汉塞曼和鲁道夫·康普豪森，可视为是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人物。
汉塞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出生于汉堡附近一个路德教牧师家庭，少年时就学经商，靠经营纺织业起家。1838年任亚琛商会主席。1837年任莱茵铁路公司副主席（实际领导人），1851年建立德意志兰最大的银行——贴现银行，成为普鲁士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政治上属温和的自由主义派。1833年发表文章抨击普鲁士官僚专制主义，要求实行以法国、比利时为样板的君主立宪政体，逐渐成为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真正领导人。汉塞曼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中唯一主张通过大德意志道路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即主张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兰。1840年支持东普鲁士省议会所提出的立宪要求，还专门上书普王，请求实施宪法，召开全国性议会，并承认该议会享有一般资产阶级议会的权限。1843年汉塞曼当选莱茵省议会副议员，1847年参加普鲁士联合省议会。他的名言是：谁最有钱，谁统治国家。
康普豪森（LudolfCamphausen，1803—1890）出生于亚琛附近的一个新教商人家庭，1830年在科隆成立康普豪森兄弟商行，1840年与一家银号联营，成为辉煌的成功者。1839年任科隆商会主席，1843年当选莱茵省议会议员。1847年成为普鲁士联合省议会议员，成为莱茵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人。政治观点比较保守，对王朝和政府的态度温和。他主张必须使普鲁士不受破坏地从君主专制国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国家，因而反对革命和民主派。在统一问题上坚持小德意志道路，即排除奥地利，由普鲁士领导统一德意志兰。
40年代，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纲领开始形成。其基本要点是：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人民享受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和权利；由普鲁士领导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842年元旦，《莱茵报》创刊，标志着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已结成巩固的政治集团。
“莱茵文明”的出现以及莱茵工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诞生，是普鲁士经济及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由于40年代全德还只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这就是莱茵工商业资产阶级，所以“莱茵文明”和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就成为全德“统一和自由”运动的主力和带头羊。
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运动，从政治上看，1817—1819年的大学生运动可算是“开端”；而30年代出现的具有地区意义的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运动，例如1832年5月的汉巴哈大会和1833年的法兰克福起义，以及1837年著名的“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把“统一和自由”运动推向全德。汉巴哈大会是反对内外反动势力和要求民族统一的一次强大的示威。参加者有来自德意志所有地区和几乎一切居民阶层中的三万多人。在法兰克福的起义中，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大学生冲击法兰克福警察哨所和守卫，进而企图推翻德意志联邦议会，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可是失败了。在黑森王国由诗人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Büchner，1813—1837）领导的秘密组织“人权社”影响巨大，它提出“给茅屋以和平，对宫廷以战争”的口号，大力争取市民特别是农民进行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斗争。而格廷根大学的七位著名教授：历史学家达尔曼，盖维努斯（Georg Gervinus）和国家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W.E.Albrecht），东方学家埃瓦尔德（H.von Ewald），以《格林童话》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物理学家韦伯（W.E.Weber）在1837年11月18日发表声明，抗议汉诺威国王取消1833年的自由主义宪法。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书被他们的900名学生制成副本，散发到全德，引起强烈反响。“七君子”反对君主专制的行动有力促进了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
梅特涅和各邦诸侯以极为残酷的手段再度把这波统一和自由运动镇压下去。第二次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所谓查究“煽动者”）至法兰克福起义失败后达到高潮。至1838年底，德意志联邦有23个邦对1800多人进行审讯和以“煽动”罪起诉，一些人被判处死刑，一些人被判处监禁。毕希纳被迫逃亡。汉诺威政府宣布开除七教授，并将达尔曼、盖维努斯和雅可布·格林驱逐出境。这些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坚实的运动基础。40年代德意志工业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统一和自由”运动才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基础：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激进的贵族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封建专制的统治和德意志兰的分裂，看成是德意志兰走上现代道路的最大障碍，且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不过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贵族自由派基本上都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只希望通过改革，建立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当1840年6月梅特涅在维也纳举行盛大宴会，欢庆德意志联邦成立二十五周年，封建复辟似已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一个在全德范围内、全民族范围内的“统一和自由”运动新浪潮形成，1841—1842年走向高潮，一直持续到1848年革命的爆发。
运动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展的普鲁士发生。1840年即普王位的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elhelm Ⅳ.，1840—1861在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人物，他不喜欢他父亲那已“僵化了”的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体制，他不喜欢的原因并非是那套制度太反动，而是“太革命化”了。但自由资产阶级却误以为新王能开创一个“新纪元”，并在“统一”问题上作出一点积极的姿态，因而对他寄以厚望。他们期待新国王实施一种“和平的革命”，期待在这种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国王联盟将会取得政治权力。直到发觉这个新国王完全同情封建贵族，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毫无了解，而且在内外政策上紧靠着俄国沙皇和梅特涅时，自由资产阶级这才开始进行反对现有制度的公开运动。东普鲁士贵族自由派和资产阶级反对派是运动的最先推动力量。以省长冯·舍恩（Heinrich TheodorvonSchn，1773—1856）为首的贵族自由派和以医生约翰·雅各比（JohannJacoby，1805—1877）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吁请新国王实施1815年允诺的宪法，召开全国议会。1841年雅各比在自己印发的传单《四个问题，一个东普鲁士人的回答》中不仅指出实施宪法是人民应有的权利，而且向人民呼吁，为争取宪法而斗争。雅各比要求的不是等级议会，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冯·舍恩和雅各比的行动得到全德各邦人民的支持。但新国王在自由和立宪问题上死活不予考虑。联邦议会根据普鲁士提议，禁止雅各比文章流传。雅各比本人被控犯有叛国欺君罪，被省法院判处两年半监禁，但被柏林高等法院院长格罗尔曼驳回，宣告作者无罪。格罗尔曼因此被免职。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地相继形成反对派集团：柯尼斯贝格以冯·舍恩为中心的贵族自由派；《柯尼斯贝格哈同报》发展成以雅各比为首的资产阶级急进派机关报；柏林的“自由”集团和青年黑格尔派；莱比锡以罗伯特·勃鲁姆（RobertBlum，1807—1848）为中心的自由派；布勒斯劳的自由派。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支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反对派运动在莱茵兰。40年代初莱茵兰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正式提出了“统一和自由”
的政治纲领，并准备在1847年召开的“联合省议会”上公开亮相。
从普王方面说，他面临这种政治压力，特别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想方设法应付。他终于想出将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等级议会的常务委员召集一起，在柏林召开联合的省议会，名义上是要履行关于立宪的诺言，实际上是企图制造一种“专制主义的摇钱树”。这个联合的省议会只存在于1847年4月11日到1847年6月26日这段时间，按国王的意见，这个议会只能同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只能对立法起咨询作用，他“决不会让君臣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关系。”自由派占多数的联合的省议会，要求国王首先保证将立宪，然后才同意新的债款，他们通过汉塞曼对国王的如意算盘作了答复：在涉及钱的问题上是不能讲客气和谦让的。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解散联合的省议会。自由资产阶级就满怀伤感地离开了普鲁士君主政体。
“统一和自由”运动在全德扩展开来。1845—1847年整个社会生活是以市民会议和人民集会参与政治活动为标志的。运动愈扩展，民主性质就愈明显。大资产阶级开始疏远人民集会。雅各比却引人注目地转向民主派方面，公开宣称，现在一切希望在于对劳动阶级作政治动员。1847年德意志革命形势已经形成。
四、李斯特和海涅
李斯特和海涅是复辟时代德意志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1789—1846）是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和德意志统一的先驱，他不仅是进步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实践家，一生都在为促进德意志现代化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而奋斗，特别是他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在德意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斯特出生在符腾姆贝格邦罗伊特林根的手工匠家庭，很早就积极参与南德地区早期的立宪运动，成为符腾姆贝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他未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1817年被破格提升为杜宾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从1819年起，李斯特全力以赴，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争取全德经济统一，建立全德关税同盟而努力。这年4月，他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复活节交易会上，领导建立了“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目的在于取消各邦政治经济分裂主义的限制，参加者近800人，他们是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黑森选侯国、黑森大公国、巴登和拿骚的商人和工厂主，还吸收了约90个城市的经济界著名人士，联合会不久就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中心组织。李斯特为联合会起草的致联邦议会的请愿书中，首先要求废除德意志联邦内的关税，建立一个全德关税同盟，“德意志的38条关税和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于瘫痪，它们无异于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捆紧，不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流到其他手脚去”，“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他在自己创办的《全德工商界机关报》上写道：“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
联合会从联邦议会那儿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允许它使用“德意志”的冠名，“因为根本没有德意志的商人，而只有巴伐利亚的、萨克森的、符腾姆贝格的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拒绝接受请愿书。“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决定派出代表团去各邦宫廷、大臣处说明德意志工商业令人忧虑的状况，首先要求建立统一的关税同盟。李斯特率代表团访问了魏玛、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在维也纳，联合会被看成是“最危险的同盟”，李斯特被说成是“最危险的煽动者”，梅特涅下令对他进行最严密的监视。
李斯特本人由于致力于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统一，受到反动复辟势力的残酷迫害。1820年被褫夺教授职，1821年被判处要塞监禁，被迫流亡法国和瑞士，1825年后侨居美国。1834年李斯特在德意志统一和自由运动鼓舞下，以美国驻莱比锡公使身份重返祖国。他主要致力于全德铁路系统的规划和实际活动。早在1825年李斯特就已草拟了德意志铁路建造的计划，认为“德意志兰只能成为一个工业国”。德意志兰开始铁路建造和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鼓舞着李斯特，他兴奋地写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的双胞胎，具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目标，即把德意志兰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因此，他被后人称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兰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
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其核心就是所谓“教育关税理论”，一种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保护关税理论。李斯特反对自由派的自由贸易要求，从历史上、理论上、实践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结合德意志国情，提出建立专门的保护关税，在一定时期内保护本国的工业。因此，李斯特的民族经济学体系很快成为意志工业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的主要思想武器。他成为采用历史方法论证国民经济（或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学派的先驱者。
德意志联邦条例第19条，仅只允许联邦各邦之间可以就商业、交通事宜进行磋商，而没有任何积极的统一的经济措施，以克服德意志兰经济的分裂。由于梅特涅奥地利对德意志统一持冷漠否定态度，就给经济上最强大的普鲁士邦以争夺全德霸权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李斯特20年代提出的建立全德关税同盟作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准备条件的观点，对普鲁士有不小影响。1818年出台的普鲁士关税税则，在20年代初就已显示其作用，使普鲁士可能用商业政策的手段迫使邻邦与之缔结关税条约，并导致建立一个地域广泛的关税同盟。一批高级官员已经预见到，普鲁士可以越过德意志联邦甚至与其对立，借助关税条约实行独立的民族统一政策。1819年普鲁士与图林根小邦施瓦尔茨堡松德斯豪森签订第一个关税条约，1828年夏，安哈尔特柯滕公国和安哈尔特德骚公国加入。同年普鲁士与南德的黑森达姆斯塔特缔结双边条约，翌年与南德商业同盟（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缔结条约，规定双方几乎对一切货物均予免税。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这就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障碍，建立起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结条约合并，这就产生了德意志统一史和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1834年元旦生效的关税同盟，开始时包括18个邦，占德意志兰3／4国土，有居民2300万，对其他中小邦有巨大的吸引力。普鲁士前财政大臣莫茨（Friedrichvon Motz，1775—1830）在1829年就曾指出，关税的统一必当导致各邦政治制度的统一。但对李斯特这位统一的先驱者来说，却在德意志联邦长期遭受迫害。1837年李斯特被迫去职（美驻莱比锡领事），作为“作家”过着贫困的生活。1846年自杀。
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是继歌德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19世纪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海涅出生于杜塞尔多夫一个贫穷的犹太商人家庭，早年曾按双亲的意愿在叔父处学习经商，没有成功。1819年进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同时旁听浪漫主义大师奥古斯特·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7）的文学课。
1820年进格廷根大学，五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821年海涅在柏林认识了浪漫派诗人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霍夫曼（Ernst Theodor Hoffmann，1776—1822）和剧作家格拉伯（ChristianDietrichGrabbe，1801—1836），在创作上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海涅基本上是吃浪漫主义的奶汁长大的，但是他却冲破了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保守框架，把浪漫主义引上一条进步的道路。
所谓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一股向古典主义传统挑战和对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现实不满的思潮。它代表了这样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像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在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英法等国，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人心中对于现实及一切社会压迫的反抗意识的运动，而在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德意志兰，浪漫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乃是对人类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的扼杀，并在自身的幻想世界里寻求心灵的避难所。德意志的浪漫主义除具备一般浪漫主义的共同特点如放纵恣意，好奇尚美，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之外，还有以下特点：1.主张文学承担一切艺术的功能；2.采取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攻击一切“文化上的门外汉”和“审美上的低能儿”；3.反对追溯希腊罗马，强调发掘民间文学，鼓吹精神和自然相一致；4.以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为生活和创作的基础。而这最后一点，就使德意志浪漫主义同中世纪的精神密不可分了。施勒格尔兄弟、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梯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文学和精神领域，开创了这个独特的运动，被称为普鲁士浪漫派。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逆反，普鲁士浪漫派在精神上玩弄死亡，赞美黑夜，在文学作品中提倡朦胧、模糊、昏暗、幽深，渴望无可挽回而正在消失的事物。与此同时或稍后，还有一批散居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浪漫派：以阿尼姆（LudwigAchimvonArnim）和勃伦塔诺（ClemensBrentano）为代表的海得贝格大学派，重视创作和民间文学遗产，语言简朴通俗，没有神秘的观念和离奇的术语；以克莱斯特（Heinrichvon Kleist，1777—1811）和夏米索为代表的北方派以及以乌兰（Ludwig Uhland，1787—1862）和豪夫（W.Hauff）为代表的南方派（士瓦本派）。在整个浪漫派中，克莱斯特的戏剧和小说，乌兰的抒情诗可以说已达到他们所追求的艺术的顶峰，而且具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政治上是面向过去，站在德意志民族至上的立场上反抗异族统治，对抗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精神和改革，并在复辟时代寄希望于封建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采取一条逃避现实，粉饰太平之途，那么它在文化艺术上却有不可抹煞的贡献：发掘和整理了民间文学遗产；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发展了作家对于自然美的感情；给学院式德语注入民间语言的新血液；通过翻译和介绍其他民族的文学宝藏，扩大世界文学的视野。正是在这些方面，浪漫派弥补了古典作家的不足。在整个复辟时代，德意志浪漫主义占据了思想精神文化舞台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以海涅为代表的积极的浪漫主义。
海涅首先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德意志文坛的。1827年发表的《诗歌集》是其代表作。这部包括《青年的苦恼》、《抒情插曲》、《归乡》和《北海》等组诗的歌集，主要局限于对自然和爱情的描写，优美动人，清新自然，富有音乐性和民歌风味，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乘着歌声的翅膀》、《在美妙的五月》、《罗累莱》等早就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海涅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境时，丝毫没有采用晦涩的语言、神秘的梦幻和虚无缥缈的情感。他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旅行札记》是海涅早期创作中另一部重要作品，第一章《哈尔茨山游记》发表于1826年，是海涅从格廷根出发到哈尔茨山之顶，一路游历的随想。作者用抒情和政论结合的手法，把人的主观感想和情感同客观的现实融合一体，以讽刺、幽默而活泼的笔调，一方面对德意志兰的分裂和落后加以猛烈的抨击，对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狭作淋漓尽致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标志着海涅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之路。其他几章游记中，海涅歌颂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解放作用，揭露专制主义、贵族、天主教会的反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海涅在德意志联邦和普鲁士经常遭到诬陷和迫害。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海涅满怀热情写下了《我是剑，我是火焰》一诗，表达了对革命的支持和向往之情。翌年海涅以《奥格斯堡总汇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巴黎，此后便侨居法国直至去世。海涅30年代起开始政论文的写作。1833年的《论浪漫派》和1834年的《论德意志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可称佳作。前者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点，有时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有时嬉笑怒骂，咄咄逼人，在一些文思泉涌的奇思妙想中，批判了德意志浪漫主义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缅怀中古、逃避现实是违背时代精神和莱辛、歌德古典主义的进步传统的，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海涅试图通过这部作品，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意志文坛的统治地位。后者是海涅从宗教、哲学方面向法国人民介绍德意志文化和著作。他褒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创了德意志史发展的新时代；康德哲学掀起巨大精神批判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海涅是看到德意志古典哲学革命意义的第一人。在这个时期，海涅的思想逐渐向自由民主主义靠拢。40年代汇编成集的巴黎通讯《卢台奇亚》是报道当时法国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状况的，并以他特有的犀利的笔触，以对照的方式，对德意志普鲁士的专制政体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抨击。因此，德意志联邦议会在1835年就禁止海涅的作品在德意志联邦出版，40年代海涅还遭到普鲁士内政部通缉的威胁。海涅却在通向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海涅最优秀的政治诗产生于40年代。1843—1844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对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巨大的影响。海涅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也加深了认识。许多诗歌已突破个人抒情的局限性，而能紧密与当时德意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吹响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角，如著名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等着吧》、《1648—1793—？？？》等。
《德意志兰，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政治诗中最杰出的作品，这是海涅在1843年返回阔别十三年之久的祖国后写就的，全诗共27章。海涅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运用讽刺、譬喻、幻想、传说、对话等手法，逐章地对德意志的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复辟反动、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资产阶级激进派狭隘的民族主义、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愚昧虚伪的宗教，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嘲笑。海涅一开头就斥责德意志消极浪漫派所唱的麻痹人民的绝望曲调，提出要高唱一支崭新的歌，要激励人民在祖国大地上建立拥有面包、玫瑰、美和欢乐的天国。海涅还把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专制政体比作一只凶残丑恶的大鹰，把德意志联邦36个封建邦国比作36个粪坑，予以猛烈的鞭笞，指出国家的统一只有用暴力才能获得。海涅用长诗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分裂和落后的抱憾和对祖国统一和进步的渴望。
海涅最后的十年是患病卧床的十年，眼疾和四肢瘫痪使他不能接触社会现实，但仍写出优美动人的爱情诗篇《罗曼采罗》（1851），还写下激动人心的政治诗，表达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和对封建制度的憎恶。
五、1848“红色革命”：时代的冲突与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
1848年的欧洲革命，实乃是现代化的时代浪潮对抗欧洲封建复辟的一场进步运动。处在世界现代化第二个浪潮的起点位置的德意志兰，正面临着时代的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想通过“普鲁士式的道路”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去。但是这种努力却遭到以沙俄为代表的国际反动势力的反对和梅特涅“均势政策”的阻挠，沙皇和梅特涅都以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和支持各邦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作为反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冲突在所难免。要求德意志统一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就成为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赋予这场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性质。
但是究竟由谁来领导这场革命？究竟谁是革命的主力军？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工业革命的启动给普鲁士德意志社会带来某些根本性的变化。现代资产阶级发展了，现代无产阶级也产生了，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不断两极分化。普鲁士德意志的工业资产阶级除少数例外，大部分出身手工业者阶层，他们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特别受国家分裂之苦，又要对付工业革命后英国（还有法国）产品的竞争。为了生存和谋取利润，企业主尽量多地压榨工人。另外，众多的、本身还带有封建性的包买商，剥削手段更加野蛮。这时的工人，大部分双足还陷在封建制度的泥淖中，可是躯体已遭到资本主义竞争风暴的猛裂袭击而支持不住了。工业革命是使人类社会从以农业为基础转变到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的起点，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和迅猛持久的发展，但在它开始的时候，在德意志兰，也如同在西欧各国，都显示了一幅凄惨悲苦的画面。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资产阶级出生得太晚了，当他面临革命时，他看到在他的前面，站着受到欧洲反动堡垒沙俄支撑着的德意志各邦封建反动势力，在他的背后，站着受到欧洲无产阶级支持的德意志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紧握双掌的年轻小伙子，拳头会击在谁的身上？德意志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萎缩了。他们宁愿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立宪理论，不希望通过法国革命的断头机而希望通过和平的立宪为自己争得某些自由。他们一开始就想与旧社会戴王冠的人物妥协。他们参加革命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普鲁士式道路的“土地革命”至1848年时已成定局，调整和赎买事宜多半接近完成，普鲁士德意志的农业已不是是否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而是如何结束农业资本主义变革的问题。农民旧日与贵族地主的矛盾多半已获解决。因此，在1848年革命中，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中立和表现消极，就很容易理解了。农民在革命中提出的反对封建残余和封建特权的要求，在1848年9月7日的汉塞曼法令和1850年3月2日的《赎免法》中，部分得到解决。于是德意志各邦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大学生、城市帮工、学徒就充当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主力，并赋予这场革命以“红色”的基调。
法国二月革命迸出的火花，点燃了德意志的三月革命。2月底3月初，南德各邦首先起事，工人、大学生、市民联合起来战斗，君主们在惊恐之余，作了让步。自由资产阶级组成了新内阁。3月13日，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中小资产阶级一致行动，推翻奥地利反动政府，首相梅特涅男扮女装仓皇逃出维也纳。三十多年来镇压欧洲一切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的神圣同盟也随之垮台。帝国皇帝被迫宣布改组内阁，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但是三月革命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重大的社会问题，皇帝仍握有军政大权，反动的君主政体和反革命的军队都还存在。梅特涅垮台的消息促进了普鲁士的革命运动，柏林的工人、大学生、小资产阶级开始革命行动。普鲁士国王企图用虚情假意的改革诺言来阻止革命。3月18日国王在命令中侈谈什么他将缔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建立人民代议制等。资产阶级感到心满意足。但当集会的群众要求把军队撤走时，指挥军队的“炮弹亲王”威廉就下令开枪。于是人民群众同军队之间的街垒战开始了。柏林的起义者使军队遭到沉重打击。普王惊慌失措，请求“亲爱的柏林市民们”停止战斗，并把军队完全撤出柏林。“炮弹亲王”逃往英国，人民强迫国王向阵亡的起义者致哀。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的起义参加了政权。莱茵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普豪森和汉塞曼，接受普王的委任，组织内阁。但是王朝的官吏没有被撤换，容克的势力未受打击，专制王权未受损害。总的说起来，三月革命是一次最轻而易举取得成功的革命，结果并未推翻君主政体，君主以让步保住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很快会从部分的失败中重整旗鼓，收回让步。
普、奥和其他各邦革命的胜利，使革命的基本任务——创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有了完全实现的可能。但是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继续发展，赶忙把革命从街头抬进议会里去。1848年5月16日，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隆重开幕，任务是制订全德宪法。全德选出的573名议员中，大地主38人，资产阶级20人，公务员、小资产阶级245人，知识分子229人，教士23人，军人11人，土地经营者3人，手工业者4人，没有工人，也没有农民，被讽刺为“学者会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去组织群众，不着手解决急迫的革命任务，却贻误革命良机，整天吵吵嚷嚷，清谈空辩，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老太婆议会”。一直到1849年3月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终于制订了一部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各邦在帝国内保有广泛的自治权，但外交与军事权转归中央政府。宪法中还规定取消贵族的等级特权和封建土地制残余，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以及一些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还选出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的皇帝，但是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献上的皇冠，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奥地利以及其他大邦都步普王的后尘，他们已感到，他们已有力量进行报复了。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被镇压，开始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全面反攻。沙皇俄国作为“欧洲宪兵”开始直接参与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在沙皇的直接支持下，奥地利反革命势力首先发难。1848年7月，奥军血腥镇压捷克起义，9月参加镇压意大利人民的起义，10月集中力量镇压匈牙利革命。奥皇打算先把帝国内部的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然后集中力量对付维也纳革命。10月26—28日，奥军强攻维也纳，取得了胜利，继之而来的是对战败的维也纳人民的野蛮屠杀和迫害。优秀的战士波兰人约瑟夫·贝姆，文学家美森豪塞尔，左派政论家罗伯特·勃鲁姆相继被害。资产阶级的帝国议会也被驱散。1849年3月，新奥皇弗朗茨约瑟夫颁布反动的宪法，奥地利又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正当沙俄为奥皇胜利喝彩的时候，奥地利在匈牙利的镇压行动遭到挫折，1849年4月奥军被全部赶出匈境。沙皇尼古拉一世迅即派出14万大军前往匈牙利，沙俄军队与奥地利军队联合绞杀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普鲁士，沙俄给以大量的财政援助，推动普王反攻倒算。1848年11月，普王发动政变，改组了资产阶级内阁，代之以容克官僚组成的政府。普军奉命进入柏林，占领了国民议会大厦。当柏林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以后，普鲁士的国民议会也很快被武力驱散。
然后德意志的反革命力量汇集起来，开始“围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9年7月，普军在镇压了萨克森、巴登、普法尔茨、莱茵兰等地人民的“护宪运动”之后，德意志的1848年革命就最后失败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受挫，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遭折。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国内外反现代化反民族统一的势力还太强；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太软弱；无产阶级还未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任务。
作者评曰：
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代，比如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究竟采取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改革的手段为好？进而明之，究竟采取暴力的手段还是和平的手段为好？如果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原则的需要出发，而是根据各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而言，答案是显然的：这不是我们主观所能设定的，而是客观历史本身已经作出结论。一些国家是通过革命手段促进的，一些国家是通过改革手段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前者的代表，而普鲁士德意志的改革可视为后者的典型。它们都是按照本国现实的不同境况走不同道路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起点虽有高下之分，“终点”并无优劣之别。德国在统一后的现代化发展，不仅飞速赶上而且超过法国，甚至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主要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凡能保护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好手段，凡阻碍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均非好手段；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进程，主要是指生产关系的变化，凡能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手段，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均是好手段，反之亦然。这两项过渡进程的结合，就形成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发展的具体道路，规定了究竟是采取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手段改变或改造旧制度的具体形式。德意志资产阶级政治上发展的先天软弱性，加上封建容克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双方未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格局，而是采取改革的办法和平渗透相互的利害关系，逐渐形成德意志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容克保留了它的政治统治的同时，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的适应下迅猛发展起来。德意志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阶级革命，1848年革命也只是浅尝辄止。相反，施泰茵改革却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把“革命”作为目的，把“改革”同“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这既是一种空想主义，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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