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德意志人除了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O.俾斯麦

    一、统一的前提

    19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德意志统一的前提。

    第一个也是基本的前提，是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

    1848年对德意志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代。从政治上看，革命基本上是失败了，德意志联邦恢复了，各邦诸侯加强了反动统治；普奥争霸加剧；加上沙俄作为欧洲霸主对德国分裂状态所作的“保证”，使统一远未实现。

    但从经济上看，1850年后却开始了新的飞跃。德意志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在政治舞台上遭到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意志兰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快速，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平均每10年增加一倍还多，到60年代工业已赶上法国。另一个特点是，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德意志兰在这期间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生产的产值，并且最终地、完全地被卷入世界贸易。第三个特点是，除了短期的萧条外，经济一直处在繁荣状态。这些特点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最快，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为显著。普鲁士的重工业产量50年代时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从1853—1863这10年间，普鲁士四个最重要的工业省中，年收入在2万到4万塔勒巨款的富翁人数从26人增为43人，1873年达到137人，而在那些主要的农业省份，其相应人数为4.9人和20人，这说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成为比容克阶级更为强大的阶级。而封建性的容克经济却处于破落状态，容克阶级的分化日益显著和加快。

    50年代破产贵族的数目增加了，骑士领地转化为资产阶级性的地产的情况不断增多。1856年，12339个普鲁士骑士领地（即容克庄园），只有57％勉强维持“贵族生活”，一大部分容克日益懂得，只有把庄园建立在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上，才能逃避破产，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到60年代中，普鲁士的“解放农民”，在法律方面基本上已完成。普鲁士封建性的和半封建性的农业就这样逐渐地、痛苦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普鲁士的“赎免”，成为容克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此外，容克从各地行政区的信贷所以及私人资本家银行获得贷款。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应用机器、农具和化肥，并且从事改良土壤的工作。工业革命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农业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容克庄园主要生产商品粮食和出口木材。容克还举办许多乡村辅助工业，食品工业和奢侈品工业也有广泛的发展。麦片厂和大磨坊成为农业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烧酒厂是容克经济的基本支柱之一，它们向世界提供廉价的土豆酒精。易北河以东的一大部分较富的容克把资金投入铁路建设（股票投机）。在普鲁士的其他省份，像西里西亚、莱茵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地产主都转向重工业。这样，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就分化了。除易北河以东一部分受工业革命影响很小的容克固守原来的反动立场外，大部分容克开始资产阶级化。如果说他们还保持着强烈的封建观念和偏见，但他们经济生存的基础最终已变成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不再是敌对的和不可调和的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同国内市场、关税和世界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德意志兰的统一对他们说来已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另一方面，由于容克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他们对国王，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依赖性增加，他们依赖王室给予津贴，赐给特权，维持统治，从而形成容克的所谓“忠君思想”，并在政治上死死抓住政权不放。

    可以这样说：正是在19世纪50、60年代，普鲁士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普鲁士社会性质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决定了德意志社会性质的变化。在英国和法国，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社会性质的转变，而在德国和普鲁士则不同，是通过改革使社会性质发生转变，然后影响国家性质的转变。50年代初，普鲁士君主政体就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否则就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取得单独统治。1850年普鲁士政府保留了1848年12月5日的宪法，虽经反动的修订，但仍保留“人权和公民权”这一章；普鲁士虽然推行一种保守的“三级选举法”，但仍赋予选出的第二院（众议院）具有批准新赋税以及监督国家财政开支之权，这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主要权力，这个权力在1854年宪法失效时期也未失去。资产阶级在50年代通过掌管“贸易、工商和公共事务部”而获得参与政权，尽管是极其有限的。埃北费尔德古老的银行家族成员冯·得尔·海特（AugustvonderHeydt，1801—1874），担任普鲁士贸易大臣一直到1862年，他既忠于霍亨索伦家族，又熟悉莱茵大资产阶级的愿望，充当大资产阶级同君主政体之间的协调人，俾斯麦把他叫做“财神叔叔”，说“这个人创造了钱，这是我们所需要的”。1851年5月12日，普鲁士公布财产所有者法，给予矿山企业以广泛的自治权；1860年矿山企业中封建官僚主义的障碍被明令取消；1865年国家通过通用矿山法，统一矿山法规，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私人银行在60年代初克服了国家的反对，在普鲁士立住了脚跟。1861年即普王位的威廉一世（WilhelmI，1861—1888在位）甚至任命了一个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内阁。1866年冯·得尔·海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来的第一次。科隆和柏林的银行家，柏林、鲁尔、萨克森和萨尔兰的工业家以及上西里西亚的贵族，构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核心，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权力之所在。富有的企业家、银行家吸引着普鲁士的国家官吏，他们甚至在宫廷中和大官僚中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到60年代，普鲁士君主国已从封建的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它虽然由容克把持，经常同资产阶级在争权夺利方面发生争执，但也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定利益。

    容克的分化和资产阶级化，普鲁士德意志兰社会性质的改变，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主要前提之一。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正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在他的家族和他身上，鲜明而典型地反映出这些转变。

    俾斯麦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舍恩豪森庄园祖宅，一个世代容克的家庭。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庄园。就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俾斯麦家族不是第一流的，但容克的那种专横暴戾作风在他身上却很明显（据说大学期间就与人发生过13次决斗）。俾斯麦的母亲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给俾斯麦诸多影响；俾斯麦在大学期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但与此同时，他的阶级却在“时代的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面前急骤地往下沉，他的家庭经常感到经济拮据，财源枯竭。新旧社会交替而迸发出来的历史经济政治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1839年俾斯麦抛弃候补文官职务，回波美拉尼亚自己的庄园亲自经营农业，1844年又经营舍恩豪森庄园的370莫尔根土地。俾斯麦改变了经营方式，在庄园上实行深耕，改进农具，作物轮种。他还专门去学校学习农业化学方面的知识。俾斯麦所经营的庄园生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庄园的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漩涡之中。到50年代初，俾斯麦已经了解到如果不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容克阶级就将完全破产。他在给他的朋友、“宫廷党”头目莱奥波德·冯·盖拉赫（LeopoldvonGerlach，1790—1861）的信中说，普鲁士必须及早同德意志兰发展着的各种“物质关系”打交道，“采取主动”。

    在这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俾斯麦同普鲁士最大的银行家之一、犹太人勃莱希罗德（GersonBleichrder，1822—1893）家族紧紧结合在一起，相互依赖，互相利用。60年代俾斯麦用国家的“赐赠”购得波美拉尼亚的法尔青庄园和附近的两个小庄园，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不但经营林业，而且在庄园上开设砖瓦厂和石灰厂。1870年他的年收入已达15286塔勒，林业和庄园工厂的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一年以后，俾斯麦又得到著名的弗里德里希斯卢庄园（坐落在汉堡附近，2.5万莫尔根森林和2000莫尔根土地），经营规模倍增。他还通过银行家开始从事证券的投机买卖。俾斯麦同汉堡大富商的接近，远超过同他的容克同道的接近。俾斯麦经济地位的这种变化，也决定了他政治上的转变，他从一个同“宫廷党”立场一致的保守派，成为一个主张由普鲁士掌握领导权、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德意志统一论者。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二个前提，是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兰）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

    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地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1834年1月1日起，在德意志3／4的土地上长串长串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在过境时首次不纳通行税。从40年代起，关税同盟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保护关税，这种被称为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欢迎。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建立起来。铁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联结起来，而且冲过各邦的边界伸向北现代化交通线的建设（在爱尔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它以特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的生活习俗，使德意志兰的面貌发生重大的改变。当时的诗人就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

    据统计，1850—1866年关税同盟地区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使英国国民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1883—1946）得出结论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毋宁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这话是颇有道理的。在关税同盟的发展中，普鲁士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各方面的研究来看，普鲁士的国内市场在50年代形成大致是准确的。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使其他各邦的经济逐步纳入自己的市场，也是事实。各邦资产阶级已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兰的经济和政治代表，而普鲁士资产阶级也把确保关税同盟当成是自己的“生命”。正因如此，奥地利则力图拆散关税同盟。1852年，奥地利首相费·施瓦岑贝格（FelixSchwarzenberg，1800—1852）抛出计划，要求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中欧关税联盟。许多中小邦诸侯表示“可以考虑”，却引起各邦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他们对本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申关税同盟条约有效。南部和西部各邦出现支持关税同盟的请愿风暴。资产阶级各行业商会和其他组织也行动起来。普鲁士的政治家中，首先是驻联邦议会的公使俾斯麦，对社会舆论施加各种影响，争取南德各邦支持关税同盟。普鲁士终于挫败了施瓦岑贝格的计划。在这场危机中也显示出，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主的政策，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往的“第三德意志兰”那样一种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

    奥地利为什么不加入关税同盟？其他中小邦的资产阶级为什么拒绝奥地利领导的“大德意志中欧关税联盟”？根本的原因是奥地利经济比普鲁士落后。50年代以来，奥地利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性质也在逐步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君主国转变，并在60年代中基本完成，不过应当承认，奥地利的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同普鲁士相比则要低得多，也弱得多，因此，它无法同普鲁士或关税同盟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往来或低关税往来，自由贸易和低关税将使奥地利的经济垮台。奥地利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几次想打入关税同盟，但都在“自由贸易”面前却步。它的贸易一向采取“内向”的方针，哈布斯堡家族把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自己的皇室领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其他斯拉夫地区，而同广大的德意志诸邦间贸易联系反而少。奥地利有意为自己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不让德意志各邦的货物运入，实际上是把自己禁锢起来。因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力量主要来自传统的影响和政治上的多数，并无深厚的经济力量为后盾。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充当了各邦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与此相反，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力量主要基于经济，政治上却显得孤立，大多数诸侯都害怕或反对普鲁士的霸权“一统”图谋。最终的结果是，中小邦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对奥地利政治上的同情，他们都留在关税同盟中。到1865年，当俾斯麦同奥地利缔结贸易条约时，关税同盟已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奥地利了。德意志联邦内部最终形成了两个分离的国内市场。

    到60年代，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基本上同普鲁士“一体化”。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三个前提，乃是沙俄霸权的丧失与俄普“同盟”的形成。

    1848年以后，沙皇俄国仍然一直是德国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保持德意志兰的分裂是其既定方针。但在镇压1848年革命中深感自己力量有很大增长的普鲁士，却很想在全德取得支配地位，并在它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各邦的联盟。1849年5月中，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汉诺威和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在柏林开会，讨论重新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会上普鲁士就推出自己的“联盟”计划。普鲁士政治家冯·拉多维茨将军（Joseph MariavonRadowitz，1797—1853）在会上提出具体的小德意志“联盟”计划。普鲁士把以前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约150名议员召到哥达城聚会，诱劝他们同意“联盟”计划。在拉多维茨的安排下，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其他一些小邦也同意参加“联盟”。但是奥地利很快就腾出手来干预德意志事务，俄国支持奥地利，坚决反对“联盟”计划。

    沙皇尼古拉一世来到华沙，同时把普王和奥皇召去，他以“仲裁人”身份裁诀“普奥争端”。他以国际活动中罕见的粗暴态度申斥普鲁士，说普鲁士是在玩弄“革命的把戏”，必须尽快收起。在俄奥的压力下，拉多维茨被解职。1850年11月29日，普奥首相在小城奥尔米茨签订普奥条约：普鲁士放弃“联盟”计划，放弃在黑森选侯国的同盟协定，同意回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德意志各邦在奥首相施瓦岑贝格主持下开会，一切改革计划都被抛弃，旧联邦议会恢复了。这是当时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普鲁士含辱忍让的结果，因而被称为“奥尔米茨之辱”。普奥这两个德意志强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联盟”计划可以看成是“自上”统一德国的第一次表现。计划的失败和拉多维茨的下台，标示着德意志的统一事务面临着国内外反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对，形势特别严峻。事情的某种转机发生在克里木战争之后。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和近东霸权引起的一场火并，沙皇原确信他能得到德意志联邦的支持，事实却大为不然。奥地利在巴尔干和近东是俄国的“天敌”，沙俄的扩张同奥地利的利益无法相容。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踢了俄国一脚。奥地利出动军队，要逼俄国军队退出多瑙河公国地区。普鲁士持一种软弱的外交方针，采取所谓“中立”态度。沙俄惨败。1856年的巴黎和会规定黑海中立，俄国军舰不得停泊等，实际上堵截了沙俄向东南欧的扩张。这是沙俄在争霸欧洲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失败不仅激化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动摇了它在德意志兰的霸权地位。奥地利在巴尔干和在德意志联邦内的影响都有所增长。现在在国内遭到威胁的沙皇制度，被迫在德意志土地上争取自己的生存，决心对奥地利的“忘恩负义”采取报复。50年代后期，沙俄对德政策发生变化，它在国际上勾结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内部支持普鲁士，首先要打击的则是奥地利。

    沙俄欧洲霸权的丧失与对德意志事务控制的松弛，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特别有利于普鲁士统一德国，如果普鲁士对这种形势运用得当的话。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头号对手奥地利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被削弱，沙俄支持普鲁士继续打击和削弱奥地利；沙俄为了在欧洲重执牛耳，必须打通黑海，向东南方找出路，不得不和普鲁士“结盟”，支持普鲁士去对付法国。普鲁士容克政治家俾斯麦正是利用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和形势。

    二、统一的潮流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兰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民族统一，连一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兰将把他们抛弃。

    但是当时统一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否仅仅落在容克的肩上？统一德国的道路是否仅仅存在于俾斯麦的王朝战争道路？情况显然不是如此，而事实上又恰恰是如此。

    最迫切要求德国统一的是资产阶级，首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开展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经济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它要求在德意志兰最终贯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上升的阶级，它不能放弃也不曾放弃反对封建官僚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斗争，不能放弃也不曾放弃争取商业自由的努力，因此统一德国、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任务便首先落在资产阶级的肩上。1858年以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不仅表现在理论和政论文章中，还表现在一些组织的建立方面。1858年成立的德意志经济学家协会，在1861年成立了全德性的商会“德意志商会”，鼓吹德国的统一。同年德意志法学家成立全德协会，鼓吹各邦制订统一的法律制度。各小邦议会的自由派议员于1862年组成德意志议员大会，要求民族统一。在这些民族主义组织中，影响最大、活动最积极的当数1859年9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它是德意志兰第一个跨邦的政治组织，它试图把所有自由派和民主派融合在一个全德性的政党之内。民族协会会员大多来自中层和上层资产阶级，也吸收一些重要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如维尔纳·西门子（WernerSiemens，1816—1892）等，协会的主要领导赫尔曼·舒尔策德利茨施（HermannSchulze Delitzsch，1808—1883）、卢道夫·本尼格森更是全德闻名的人物、1848年事业的继承人。1859年资产阶级在各地庆祝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新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参与领导，纪念会上大声疾呼“自由和统一”，最后演变成抗议示威。可以这样说，推动经济的进步和不断要求统一，正是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是它的历史作用的进步面，但统一的要求在这以后的年月愈益迫切之时，以民族协会为代表的要求民族统一的组织却是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就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自己没有提出一条独立的统一道路。1848年后德意志资产阶级最终放弃了政治上单独统治的要求，也就是放弃了通过“清除家里的王朝老爷们”的革命道路统一德国、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它的兴趣集中于现存社会，希望同贵族结成同盟，在奥地利，就是屈从于哈布斯堡家族和贵族阶级的领导，在普鲁士，就是同霍亨索伦家族和容克结盟。它只希望用合法的手段，如通过拒绝或否决政府预算来为自己争得某种优势。1848年革命中出现的“大德意志统一道路”和“小德意志统一道路”，60年代时都已分别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国手中的工具。

    普鲁士和北部、西部一些邦的资产阶级，渴望由普鲁士领导，排斥奥地利，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小德意志派历史学家亨利希·特赖赤克1860年写道：“不仅奥普联盟是纯粹的胡说，由各君主国组成联邦国家也是如此。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得救：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单一的国家，一个君主政体的德国。推翻各诸侯的王朝，合并到普鲁士——简单说来，这就是我的纲领。”至于奥地利，“我们的所谓德意志兄弟，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与他们达成协议，这就是通过武力”。普鲁士资产阶级小德意志道路的实际承担者是1861年成立的德意志进步党，它是由普鲁士各左翼自由派和民主派集团成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纲领要求按小德意志道路统一德国，建立议会立宪制君主国，它在成立的当时就受到德意志资产阶级的青睐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同年12月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赢得109席议席，“宪法争执”时期成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俾斯麦政权的最大反对派。但是进步党同样摒弃通过革命的道路统一德国。历史学家、议员聚贝尔（HeinrichSybel，1817—1895）说：“在普鲁士，现在有效的国家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在一位明智的国王领导下的议会制”，“没有这种领导的议会是胜任不了这项任务的，而没有议会的王权更是远远不能胜任”。

    奥地利和南部一些邦的资产阶级，支持由奥地利领导，建立一个包括全德各邦的瑞士式的联邦制国家，他们以《奥格斯堡总汇报》为喉舌，攻击小德意志的统一意图，认为普鲁士精神是“对内专制，对外征服”，与德意志精神是对立的，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不是渴望扩张，而是只要防御，不是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而是联邦制德国从历史上说来才是正当的。大德意志派的目标是通过法律与和平的道路，通过严格保持现存关系来满足德国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普奥二元制联合体当时是理想的。资产阶级大德意志道路的承担者、1862年10月成立的德意志改革协会，是由安东·冯·施美林（AntonvonSchmerling，1805—1893）领导的，他是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大德意志方案的领导人，现任奥地利皇家政府大臣和实际的政府首脑，这个德意志改革协会，完全听命于奥地利的君主政体。

    这正是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不幸：它出世得太晚了。在它兴盛的时候，无产阶级运动已日趋活跃。它害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在它手中既无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又抛开人民群众这一无组织的暴力。留在它这里的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统一，并且拱手请容克贵族阶级来实现这个目标。为了追求这种阶级妥协的利益，德意志资产阶级甚至准备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和宪法生活的种种问题上，基本上放弃它最切身的自由主义要求。这是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历史保守面。它没有提出自己的统一道路，却去热烈支持统治阶级统一德国的道路。

    也存在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统一潮流。德意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而迅速扩大。当然50—60年代的无产阶级还远非由现代雇佣劳动者组成，其中大多数是手工业帮工和家庭手工业者。德意志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他们把苦难同德意志兰的政治分裂联系起来。工人们进行的日常经济斗争，例如要求迁徙自由，取消对专业联合会的地区限制，组织跨地区的救济储备会等，培育出他们迫切要求统一的愿望。50年代中，他们在民族问题上还被资产阶级所左右，到5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懂得，在民族问题上必须有自由独立的主张，民族统一的目标必须是推翻各邦诸侯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德国。但是德意志无产阶级并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独立的统一道路，这时他们无论在组织上或政治上都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革命的统一道路。他们正确估计了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组织状况和觉悟，认为要贯彻这条道路，只有在其他欧洲列强对德意志事务进行侵略性的干涉，从而激起民族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努力把高涨的民族运动转变为一场人民革命，抗击外来侵略，推翻各邦王朝首先是普奥王朝的统治，统一德国。1859年法意反奥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制订了这样的策略。这个策略有一个重要支点，就是使资产阶级从参加高涨的民族运动不由自主地转到人民革命运动中来。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事件还不足以使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转变为人民革命，资产阶级又尽量想削弱民族运动的革命性质，加上无产阶级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不成熟（60年代初德意志兰唯一有组织和开始政治觉醒的那部分工人，被拉萨尔引向去支持俾斯麦的统一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制订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道路没有形成，未能贯彻。

    现在来看君主的统一潮流。君主统一潮流主张的是“自上”统一德国，他们把统一德国，同维护自己的霸权隐秘地结合起来。60年代初，在德意志兰，除了普鲁士王朝和俾斯麦力图通过王朝战争，沿小德意志道路统一德国的潮流外，还存在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的大德意志统一潮流。60年代，奥地利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性质在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君主国转变，但是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力量，较之普鲁士则低得多。50—60年代两邦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因此奥地利的目标只能是“同中小邦结盟”，赢得各邦诸侯的支持，它所致力的主要是一种确保自己优势的邦联式的国家联盟，简言之，就是确保现存的德意志联邦，加上一点“改造”，加强奥地利在联邦中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这从它在1862年7月要求推行中欧自由贸易区计划和抛出的联邦改革计划中清晰可见。前者可看成是大德意志“经济改革”方案，而后者则可看成是大德意志“政治改革”方案。这两个计划遭到普鲁士的坚决抵制，也遭到小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旋告失败。1863年8月初，奥地利再度抛出大德意志联邦改革方案，方案的主要之点是所有各邦诸侯“携手”，重建中欧“新秩序”。方案的具体细节：1.除一直存在的各邦公使大会以外，设立一些中央机构，德意志联邦应在真正的联邦意义（而不是像现存的邦联意义）上进行改造；2.由奥皇、普王、巴伐利亚国王和其他两名轮流推出的诸侯组成的五人执政作为国家领导；3.除继续存在联邦议会外，建立一个定期举行的德意志诸侯大会以及一个定时召集的联邦议员大会，议员由各邦委任。该计划得到大部分诸侯的支持。

    俾斯麦则坚决反对普王参加奥王发起的法兰克福诸侯大会。1863年9月1日，普鲁士根据俾斯麦意见草拟的联邦改革条例称：1.德意志两强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享有联邦的宣战和媾和的否决权；2.两强在联邦领导中平权；3.由一个“真正的、从整个民族的直接参与中推出来的民族代表会”来代替那些代表大会（诸如诸侯大会、联邦议员大会等）。这后一点可以说是用“民族”的旗号来对抗诸侯。9月15日，普鲁士政府就法兰克福诸侯大会的“改革”纲领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那些促使各邦的特殊利益化成统一的全德意志利益的因素，基本上只有在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会中方能找到”。俾斯麦终于击败了奥地利的大德意志统一的图谋。

    也还有其他一些潮流，这主要是各小邦和中等邦的意见，他们鼓吹“三元政治”论：德意志其余各邦组成联盟，与奥地利和普鲁士鼎足而三。但这种意见在普奥战争中再也听不到了。正如当时巴伐利亚议员埃德尔博士所说：“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和萨克森人这些德意志最初的主体族民是德意志命运的承担者，与我们祖国最美好的记忆紧密相连，而今却似乎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常听到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只偶尔可听到德意志其余部分。”

    显然，在德意志兰，存在着众多的统一潮流或道路，存在明显的对立和纷争。加之德国的统一并非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事，它更多是一个“国际事件”，德意志兰必须拿出极大的毅力和力量，击破各种阻碍德国统一的国际势力，才能完成。根据当时德意志内部的力量对比，只有普鲁士俾斯麦的统一道路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俾斯麦正是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自上”统一了德国的。

    三、“宪法争执”和俾斯麦上台

    50年代以来，经济力量有了巨大增长的普鲁士，政治上却无所作为。普鲁士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成为被耻笑的对象。意大利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军事动员”完全是装装样子，起不了作用。霍亨索伦王室迫切感到要实行军事改革，恢复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所谓“光辉”，加强自己专制王朝的统治，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的“参政”和“立宪统治”要求。

    普鲁士新君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激起德意志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很大的期望。18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因神经错乱不能理事，由其弟威廉执政，次年10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摄政。1861年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登上王位。他为自己精心安排了加冕典礼。1861年10月18日一切都照1701年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在柯尼斯贝格举行的加冕礼进行，以强调普鲁士的王家传统和在德意志兰、在欧洲的新地位。新统治者的明显特点是所谓“对基督教的虔诚”，“基督教”是“他生命的粮食，他痛苦的安慰，他行为的尺度”。这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但头脑冷静，注重实际，善于用人，用人不疑。这同前王那种浪漫主义的神志不清恰好形成对照。从根本上来说，威廉一世是非常保守的，王权神圣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不喜欢普鲁士宪法中那些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条文，但他也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压力，感受到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危机。他不喜欢《十字架报》集团，即以盖拉赫兄弟为核心的宫廷党，这些人是前王的密友，他们那种极端封建保守的原则已不利于保持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统治。威廉一世更倾向于《周报》党人，该党出现于1851年，可看作是1848年革命时期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一翼的继承和发展，其所持的原则同《十字架报》派不同，主张走英国式的议会制道路。现在，这个镇压1848年革命的“炮弹亲王”居然充当起普鲁士贵族自由派的“顾问”。还在威廉当摄政时，他任命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内阁，其中《周报》党人占据重要地位。新内阁的政府纲领被当成普鲁士和德意志兰“新纪元”的开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舆论界，都以为威廉已与过去决裂，而寄以无限的希望。

    在民族问题上，威廉强烈认为普鲁士负有统一德国的使命，但并不认为在其有生之年得见其实现。这就是普鲁士德意志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所寄予希望的人物的性格。

    威廉一世首先就以“军事改革”来回答自由派们的“期望”。1858年的普鲁士军队尚是沿着近半个世纪前反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建制编建的，1814年9月3日立法和1815年11月21日立法将普遍兵役制原则引入普鲁士。1815年普鲁士有居民1100万，从这些居民中应征召4.2万人。他们在正规军或称常备军（野战军）中服役3年，在后备军（地方军）中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人口增至1800万，每年按比例应征召6.5万人。然而由于经济原因，例如付钱免征，每年征召人数并未超过4.2万人，普遍兵役制有名无实。许多年龄较大的已婚男子是国民自卫队的动员对象，而2.3万个年轻人却不用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这种所谓的社会“不公正”尚在其次，霍亨索伦专制王朝主要看到国民自卫队已经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甚至一些后备军（地方军）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威廉一世于是决心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1859年他任命极端保守的容克冯·罗恩（AlbrechtvonRoon，1803—1879）为陆军大臣，负责这项工作。罗恩主张加强王权，扩大普鲁士兵力。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延长现役期，把后备军并入常备军，服役期3年，取消国民自卫队；把平时兵力从14万人增加到21.7万人。1860年，普鲁士政府要求邦议会同意拨款1000万塔勒充作军事改革之用。

    罗恩和国王立即遭到普鲁士议会下议院的反对。议会中的自由派多数反对3年兵役期，要求减为2年；他们也反对为实行政府计划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作为反对派的自由派（稍后主要是进步党人），对于拥有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以便实现统一德国方面的潜在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同军事改革没有矛盾，他们赞成将每年征召入伍的人数增至6.3万人，并主张建立一支普鲁士海军。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意义和军事意义的问题，根子在于政治。威廉一世对于1848年柏林起义的幽灵总是畏忌于心，他不信任国民自卫队，而把正规军看作是对抗革命的唯一忠实可靠的王位保护者。在他看来，组织严密的军官团，加上正规军和再次服役的正规军，是对付人民的自由和资产阶级愿望的最好工具，而国民自卫队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反对派则认为国民自卫队是符合人民意愿、符合自由化政权的军队，这就是自由派和进步党人反对国王和政府改革的根本所在。国王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歧，在1862年7月14日法兰克福来福枪兵俱乐部年度节日庆祝会上明显反映出来。在庆祝会上，舒尔策德利茨施说，德意志宪法问题只有“在武装起来的国家中的人民军队作议会的后盾时”才能解决。他表示：“如果我们看到你（人民军队）支持我们，我们的主张就有基础和前途。”威廉国王对这些话的评论是：“这就是了，他们需要什么现在已很清楚：军队要成为议会军队。但他们将会看到，军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你舒尔策德利茨施。”

    虽然如此，普鲁士邦议会资产阶级多数还是同意了以一年为期的军事改革拨款，但要求国民自卫队继续留在军队内部，以及将服兵役期由3年减至2年。政府对此不满，撤回法案，宣称只有国王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下议院的职能仅在于投票通过必需的款项。政府已擅自把总预算中增加的900万塔勒拨作军事改革之用，尽管还没有任何法律批准它这样做。进步党议会党团1861年底向政府提出两点动议：1.由议会监督政府的经常开支；2.经费严格按照所要求并被批准的计划开支。政府不同意议会有此权力。但动议被通过，还否决了军事议案。这一结果导致议会被解散，重新选举议会。“自由派”的奥埃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内阁也因“行动软弱”辞职下台，“新纪元”正式结束。

    1862年5月的新选举使进步党获得更大胜利，议席从109席增加到135席，自由派中左翼力量也有所增加。这个自由派多数把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都否决了。新政府和新议会之间的僵局就这样存在着。罗恩这时倒有意在两年制兵役问题上向议会反对派让步，但威廉一世态度坚决，拒绝使国王的任何权力服从议会。罗恩撤回自己的妥协建议，向下议院公开宣战。资产阶级的主张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在普鲁士形成新的革命形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都举行群众集会。形势对国王和政府是如此的不利，以致威廉一世已在认真考虑退位。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只打算在议会中进行反对派活动，不想去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反对专制王权。国王和政府很快又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决计不理睬议会，进行无议会统治。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铁腕人物来实行这种统治。罗恩力荐他的密友奥托·冯·俾斯麦伯爵，劝国王召令俾斯麦来应付危局，解决宪法纠纷。

    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拯救容克阶级，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是俾斯麦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把这种拯救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但是他是希望通过在普鲁士也实行一种自己当时还不明确的、特殊的立宪代议制的道路获得这种拯救。这种“政治考虑”特别加强他要成为国家决策者的政治野心。在整个40年代，俾斯麦作为乡村容克，属于顽固的保守派，一个主张反动的“宫廷党”人。1847年6月，俾斯麦作为副代表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中，用他那同他硕大身躯不甚相称的高尖嗓音，肆无忌惮地攻击自由主义立宪主义要求，他要确保传统的社会制度，乃至保护领主裁判权和狩猎权，因此获得“铁杆反动容克”的名声。1848年革命时期，他准备在自己领地上组织勤王军，前往柏林镇压革命。在这个时候，俾斯麦对于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德国统一问题，并无多大感受。他既反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大德意志统一主张，也反对小德意志统一主张，因为这些主张都出自革命之门。他打起“铁杆普鲁士主义”旗号同“德意志统一”相对抗，强调普鲁士的特殊利益，“普鲁士就是普鲁士”。他在新闻界、联合会、群众大会和议会中，以及在《十字架报》上发表许多尖刻的、进攻性的演说和文章，反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妥协和协调，以取悦于宫廷党和国王。宫廷党头目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称赞他是“我们宫廷党大本营中非常活跃和睿智的副官”，而当时人却把他叫做“封建等级制梦幻世界中的唐·吉诃德”。他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一句话，是亲那些保证德意志兰分裂的势力。1851年5月，俾斯麦打破传统，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公使之职，成为当时容克中第一位普鲁士高级外交官。

    但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就任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公使以来，俾斯麦的政治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个极端保守派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家。这种转变的真实内涵，乃是要求改变或放弃宫廷党一直坚持的“原则”，采取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方针，建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霸权地位，以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统治。宫廷党在50年代继续奉行的“原则”，简言之，就是为了确保欧洲和德意志兰的旧秩序，必须维护维也纳会议决议、德意志联邦和俄国霸权下的俄奥普君主的保守联盟，以防止德意志革命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建立。从俾斯麦看来，宫廷党的这种“超国家”的、“超民族”的“原则”已经日益不符合“现实”的发展，特别不符合普鲁士强权利益的发展。俾斯麦本人已感到时代潮流的压力。维护宫廷党的“原则”，无疑是死守旧普鲁士这只下沉的船。他在法兰克福的外交生涯中，在同城市资产阶级紧密交往过程中，在生活形式的自由主义化以及目光转向世界性的开放中，日益感到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是无法遏止的，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和参政的愿望也是无法消除的。他希望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普鲁士强权利益联系起来，主张对资产阶级作一定的妥协。从普鲁士的外部条件看，沙皇梅特涅体系已经垮台，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发展。但普鲁士的外交地位却日益削弱，而削弱其外交地位的正是自己的同盟者俄国和奥地利。“奥尔米茨之辱”无疑给俾斯麦以重大刺激，普鲁士的发展受到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的紧紧束缚。这种外交中的羸弱地位将严重损害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在国内的统治。

    促使俾斯麦作“现实主义”转变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50年代中以来，宫廷党政治势力日益衰退，自由主义贵族的《周报》党势力上升。内心主张改革的俾斯麦，曾希望更多地接近《周报》党，但《周报》党人把他看成是“无法合作的犹大”而排斥他。俾斯麦并不同意《周报》党人以英国为楷模的改革，认为这样会过分削弱乃至取消国王的权力，他所设想的改革是一种用立宪委婉表达的新的君主专制。俾斯麦比《周报》党人更多了解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保守性，认定威廉亲王摄政王对《周报》党人的支持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的，而普鲁士争取在德意志兰的霸权问题上，摄政王的看法是同他一致的。1856年俾斯麦在周密考察了普鲁士内政外交状况后，提出了系统的普鲁士对德意志兰和欧洲的政策备忘录。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所谓“普鲁士国家利益”，要求把“国家利己主义”作为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康基础”。政策的目标是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霸权，第一步是取得北德意志霸权。俾斯麦认定，普鲁士的“强权政治”不仅符合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利益，而且能够吸引资产阶级的兴趣和支持。他力图把普鲁士内部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力量引向争取普鲁士霸权，这项政策的“准星”是削弱奥地利，“炸毁”德意志联邦，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兰。

    同奥地利开战—同拿破仑法国结盟—摧毁传统制度，这种主张同宫廷党的保守主义“原则”完全相对立。宫廷党头目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言论一再发出警告。1857年莱奥波德·冯·盖拉赫同俾斯麦的“信件交换”，演变成一场尖锐的论战。俾斯麦面对盖拉赫的责难，回答说人们“必须根据现实，而不是根据理想行事”，拒绝为“正统主义”而牺牲“普鲁士国家利益”。这场著名的所谓“原则政策”和“利益政策”之争，实际上只是在拯救和确保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统治的政策和方法上的分歧。保守的“正统主义”已经拯救不了普鲁士这只下沉的船。俾斯麦企图把君主政体和容克利益用“普鲁士国家利益”掩盖起来，吸引资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俾斯麦当时并没有考虑德意志的民族事业——统一。

    约从1859年起，俾斯麦的政治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即从一个普鲁士的强权政治家变成德意志政治家。意大利战争时期德意志民族运动的规模使俾斯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这场民族运动恢复了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的力量。据“德意志民族协会”领导成员翁卢（HansVictorUnruh）的回忆，俾斯麦当时曾对他说：1.普鲁士的目标必须是“把奥地利从德意志兰中排挤出去”，由普鲁士统一德国；2.这个目标肯定得不到德意志中小邦的任何支持，普鲁士的政策在中欧也一定会孤立；3.对普鲁士来说，只有一个想见的同盟，“这就是德意志人民”。1860年俾斯麦在致“新纪元”政府首相奥埃尔斯瓦尔德的信中再次表达要利用“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力量”的想法。

    1859年3月，俾斯麦被免去长达9年的驻联邦议会公使之职，调任驻俄公使，1861年转任驻法公使。在这些任内，他已充分了解到德意志兰的东西强邻都反对德意志统一。他也很感失望，因为他未能进入权力中心。他把去彼得堡叫做“光荣流放”。尽管如此，俾斯麦仍不断地向摄政王、1861年即普王位的威廉一世上书献策，提供“拯救之道”。军事改革引起的宪法纠纷，为俾斯麦提供了良机。1861年7月2日他写信给好友、陆军大臣罗恩，提出王权只有通过掌握统一运动才能获得拯救。稍后他又当面对罗恩说：“只有迎合民族党的愿望，内部才有安宁。”这年夏天，俾斯麦在巴登受到普王长时间的正式召见，普王询问他拯救之道。这年10月，俾斯麦把自己意见最后加工成所谓《莱恩费尔德备忘录》，对整个形势和事务作了纲领性的说明。他说：“需要把德意志人民发展起来的力量比较严格地、统一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时代潮流中复苏的民族感情，同时连同确保反对外部进攻的要求，迫使我们走向比较紧密地统一德意志兰的目标”。1862年6月底，俾斯麦在访英时，已毫不隐瞒地向英国反对党领袖迪斯累里侃侃而谈：必须解散德意志联邦，使中小邦屈服，“在普鲁士领导下使德意志兰获得民族统一”。

    俾斯麦的拯救之道中，存在一个要求普鲁士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双方互相作妥协的内核：君主政体站到民族运动的前列来，内部作一定的立宪改革；资产阶级议会则放弃单独统治的要求。他设想创立一种德意志型的立宪君主政体，既能确保君主政体的统治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他力图把小德意志民族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同普鲁士强权利益紧紧结合起来；用民族运动包裹着普鲁士强权；用自上的改革来避免自下的革命；用外交上迎合小德意志民族党的愿望来改变内部状况。这种确保君主政体和容克统治优势的拯救之道，当时恰恰最为投合国王的需要。威廉一世在1862年时已显得完全走投无路。采取军事政变和武力镇压一定会激起自下的革命。他问女婿巴登大公：“还有什么办法？根据理性判断，路已经断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道路？”他害怕自己会步英王查理一世的后尘，上断头台。这年9月中，国王同意外交大臣发电报给在法国的俾斯麦，“立即回来”。9月18日罗恩用预先约好的暗语再发电报：“危机在继续，速回。”9月22日俾斯麦在柏林巴贝尔斯贝格宫同国王作了喜剧性的会面和谈话。当威廉一世确信俾斯麦是维护君主政体并愿同议会进行斗争时，他满眶泪水，决定“不退位了”，并且决定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实际上在当时，俾斯麦的思路已远远超出国王所考虑的事。

    俾斯麦一旦提出统一德国的使命，他就不能不站在德意志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就不能不同以往的同道宫廷党保守派真正决裂，同所有阻碍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势力相对立。他自己的命运，容克阶级的命运，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命运，现在都同普鲁士统一德国连成一气了。俾斯麦是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为内阁临时首脑的，时年47岁。一周以后，9月30日他在对他抱敌视态度的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出现，作了颇为激动的讲话，这个滔滔不绝的、慷慨激昂的、有时夹着外语和语句不清的即席讲话，实际是俾斯麦在统一问题上的政纲。他要求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不要再错过国际上出现的得以增强普鲁士力量的“有利时机”；同时用暗示言辞说：“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清楚，普鲁士瘦长的身躯不可能——这是我讲话的用意——单独地、较长地承担确保德意志兰安全的军备，这必须由所有德意志人来承担。我们不可能通过演说、联合会、多数决议来进一步达到目的——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这篇引起极大争议的讲话是一篇精彩的、深思熟虑的、现实主义的政策讲话，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德国的统一只能由普鲁士领导；第二，德国的统一必须凭借武力和战争手段；第三，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吸引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转移资产阶级议会对政府的对抗。这就表明，讲话的矛头完全是针对那些阻碍德意志统一的势力的。“铁血演说”表明俾斯麦已从一个普鲁士容克转变为德意志政治家。

    四、俾斯麦进行的统一战争

    全普鲁士的人都看得清楚，俾斯麦是作为保守、反动的强权政治家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的，普王给他的任务是“保卫”君主专制政体，同议会继续斗争。因此他的上台遭到多方激烈的反对。1862年9月23日，议会决定勾销整个为军队改组所需的开支以反对俾斯麦。预算委员会负责人马克斯·冯·福尔肯贝克（MaxvonForckenbeck）把俾斯麦上台叫做“对内是军刀政权”，“对外是战争”。在德意志联邦内，奥地利联合大多数中小邦诸侯反对俾斯麦的任命。普鲁士的议会资产阶级出于一种历史的不信任而不相信俾斯麦，而俾斯麦却越来越明确地承认，时代和未来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小德意志自由派纲领的。要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统治，首要的条件是同议会资产阶级相妥协，而达成妥协的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使普鲁士君主政体充作民族运动的“天然领导”，由普鲁士统一德国。俾斯麦的“铁与血”讲话，第一次提出在小德意志民族政策意义上的合作。威廉一世对俾斯麦的这种妥协要求忧心忡忡，认为这样会引起革命。他对俾斯麦说：“我看得很清楚，这一切将如何终结，在我窗下的歌剧院广场前，人们将砍下你的头，不久就轮到我。”俾斯麦则力图使这位君王明白，同议会斗争是为了“赢得议会赞同一种有力的民族政策”，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和保持君主政体在国内的优先地位。

    俾斯麦是十分了解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温和”本性的。他懂得对议会资产阶级需要采取“硬”和“软”的两手，而毋需担心引起革命。当议会资产阶级拒绝俾斯麦在预算委员会讲话，俾斯麦就撤回提交下议院审理的预算，声称他将在没有符合宪法的预算情况下继续料理国家的财政事务。自由派和进步党议员拒不接受俾斯麦的“论证”，也不在他的甜言蜜语和疾言厉色面前屈服。他们通过自由派议员、医生卢道夫·维尔肖（RudolfVirchow，1821—1902）提出议案，谴责政府违宪，这就出现了俾斯麦同议会的严重冲突。自1863年初以来，俾斯麦就极其粗暴地对待议会，尖刻地反驳议会的任何决定和建议，对一些自由派民族党的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公然鼓吹“强权就是公理”。俾斯麦还在议会外对进步党人展开斗争。1863年5月27日，他让国王下令“终结”议会，政府在议会“终结”时期可以任意开支军事改革费用。6月1日，签署紧急新闻法令，政府有权任意禁止或取缔报刊。6月6日，内务大臣禁止所有市议会讨论政治问题以及起草有关政治局势的陈情书和请愿书。政府拒绝批准任命进步党人为市长和其他官员。

    俾斯麦对议会资产阶级的强硬行动，一方面是打击资产阶级的统治欲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为了使资产阶级屈服。在俾斯麦的政策中，总是开着同资产阶级相妥协的“后门”，比如说他继续执行“新纪元”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关税同盟内部改造和改革计划：建立一个按多数原则和直接选举组成的关税同盟议会。他力图用一种“居民直接选举制”来满足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他明白他手中握有最大的王牌，这就是掌握统一德国的旗帜。只要他掌握统一的旗帜，就能得到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容克阶级的大多数会支持他，资产阶级在统一问题上同他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一旦他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同资产阶级的纠纷自然而然会烟消云散，不仅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会径直拜倒在他的膝下，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也会趋之若鹜。“一切都取决于成功”，他在等待统一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时机。

    1863年末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为俾斯麦提供了“月台”。这年10月28日，议会重新选举，结果自由派和进步党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议会不仅立即废除紧急新闻法令，而且攻击全部政策违宪。俾斯麦依然自行其是。政府继续征税，继续它认为必要的一切政府开支。俾斯麦甚至把国家手中掌握的铁路股票等大量出卖，充作军事改革之用，结果也都平安无事。普鲁士军队的人数，步兵由45个团增至81个团，骑兵由39个团增至48个团，炮兵由9个团增至18个团，兵役期三年。军队不仅配有新式武器，而且在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von Moltke，1800—1891）的指挥下，采用新的战略战术。俾斯麦利用手中这支壮大起来的武装力量，竭力把德意志的民族情绪引向同丹麦的争执。当他在1864年的德丹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并在2月3日的内阁谈话中要把易北河诸公国同普鲁士统一起来时，一批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代表，以历史学家特赖赤克和《普鲁士年鉴》为首，开始转向政府，他们把这次战争胜利看成是按小德意志道路统一的第一步。议会多数派同俾斯麦妥协的决定性转变是在普鲁士对奥地利战争取得胜利之时，1866年7月3日，普鲁士不仅战胜了奥地利，也折服了议会资产阶级。这一天的下议院新选举中，保守派突然增加了100席，而自由派进步党失去了同样多的议席。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出人意料地致力于同自由主义反对派“和解”，向议会提出所谓“赦免法”，要求议会“赦免”他的政府在上四年中未经议会同意而采取的“违宪”行为，以结束长年的争执。议会不仅接受了“赦免提案”，追认了前四年的“违宪”开支，而且决定把1866年的年度开支增加到1.54亿塔勒。大部分自由派认为历史本身已给俾斯麦内阁以“赦免”。俾斯麦的形象也被打扮成伟大人物，一个阿特拉斯。

    德国的统一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即1864年的德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完成的。第一次战争使俾斯麦得以巩固其在普鲁士的地位，并为击败议会反对派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战争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消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使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得以确立；德法战争使南德诸邦接受普鲁士鹰的保护，俾斯麦把“铁血政策”贯彻到底。俾斯麦通过“白色革命”完成了德国统一。现在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俾斯麦所进行的三场战争。

    德丹战争

    俾斯麦上台以来，普奥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俾斯麦力图把大强权之间纯粹权力和政治利益之争尽可能同德意志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奥地利说成是阻碍或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而把自己充作民族运动的“矛尖”。对于各邦诸侯和分离主义势力，他是很不同情的：“小邦诸侯愿意什么？他们的政府比我更反动。他们首先想保住自己的王冠。他们确实害怕我们，但更害怕革命。”当俾斯麦在1863年秋发现重新激化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是同德意志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立即介入这场民族运动。

    问题涉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三个易北河公国地区，后两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的，而前一个地区却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根据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英、俄、法、瑞典、丹麦、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这三个公国同丹麦国王个人结成同盟，即所谓共合一君制，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同时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保证诸公国不可分离。但是丹麦的民族运动力图把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版图，至少首先使石勒苏益格成为丹麦的省。而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却要求在德意志意义上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加快推行合并石勒苏益格计划。德意志联邦则力主将三公国建成独立邦，由德意志人奥古斯滕贝格公爵来统治，然后再接受它加入联邦。德意志的自由派则“大动感情”，把民族运动之间的冲突推上新的高峰。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用一致的照会抗议丹麦“破坏法律”。英法的调解既未受丹麦方面，也未受德意志方面的欢迎。就在丹麦新宪法通过后两天，丹麦国王去世，新王签署批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继承权没有得到该地各等级的承认，于是出现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执。这事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俾斯麦自有他自己的打算。现在他站出来“为保卫条约（伦敦议定书）的神圣”，“为德意志民族利益”而战。他先撇开德意志联邦，而同他的死敌奥地利联合行动。1864年1月16日，普奥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取消新宪法，否则将兵戎相见。俾斯麦的用兵原则，是避免两线作战，孤立主要对手，然后各个击破。为了同丹麦作战，他必须使沙俄保持中立，沙俄是坚决反对德意志人染指北海和波罗的海的。1863年波兰掀起的反俄民族大起义给俾斯麦提供了机会，他以“做戏似的夸张姿态”（恩格斯语）站在沙俄一边，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以换取沙俄对俾斯麦占领易北河诸公国的默认。2月1日，普奥军队越过艾德河，进入石勒苏益格。经过军事改革的普鲁士军队，很快击败丹麦军队。7月12日，丹麦国王屈服。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和约。三公国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德意志各中小邦一致呼吁由奥古斯滕贝格公爵为三公国地区的公爵，奥地利稍后也予以支持。俾斯麦独排众议。他看不出在德意志兰再出现一个独立的诸侯对统一有任何好处，相反他看得很清楚，如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成为诸侯独立邦并获得联邦和国际列强保证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原则”范例，即必须保证德意志联邦中所有中小邦的独立地位，普鲁士不仅不能统一小德意志兰，甚至也不能贯彻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奥古斯滕贝格的要求被彻底否定。1865年8月14日，普奥签订关于共管易北河诸公国的加斯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坦因由奥地利管理。小小的劳恩堡公国则干脆以250万塔勒卖给了普鲁士。

    俾斯麦根本没有把这种安排当作最后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普奥两方在解释协定的条款上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俾斯麦设定的出路是由普鲁士“统一”两公国。这样做最终是能得到小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支持的，而且“为了达到此目的也毋须害怕一场反奥战争”。

    普奥战争

    1865年8月后，普奥之间的冲突重新激化。俾斯麦除了要使保持善意中立外，首先要动员小德意志民族运动。俾斯麦再度提出用一个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产生的德意志代表会来代替德意志联邦议会，以争取小德意志自由派的支持。对俾斯麦来说，民族原则现在也超过了历史权利和以往的制度。他把中小邦叫做奥地利在德意志兰的“代理人”，认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和大德意志问题是连得那么紧，以致一旦事情转向破裂，两个问题就得一起解决。一个德意志议会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中小邦的特殊利益”。

    俾斯麦采取有意识的挑衅。1866年4月9日，俾斯麦向联邦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按照1849年的选举法，在普遍、平等、秘密投票的基础上选举召开全德代表会（全德议会），由全德代表会对德意志联邦进行改革；俾斯麦把一个联邦改革的新方案分送德意志各邦政府，要求把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联邦之外；同时普鲁士以奥地利不遵守加斯泰因协定为借口，把普军开入荷尔斯坦因。奥地利的反应也很迅速，它不仅立即与法国结成联盟，而且提议联邦议会对普鲁士进行惩罚。6月11日，奥地利号召联邦军队对普鲁士作战。14日战争正式开始。普鲁士得到意大利的支持。

    普鲁士军队首先开进相邻的萨克森、汉诺威和库尔黑森诸邦，在很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整个北德。主要战场越来越移向波希米亚。1866年7月3日在柯尼希格雷茨（今捷克境内）附近的萨多瓦村进行决战。在这块小小的狭长地带集中了大约23.8万奥军和29.1万普军。这种密集程度在欧洲战争史上是空前的。普军三大军团在总参谋长毛奇统一指挥下，分兵合击，到第三天才扭转战局，最终打垮了奥军主力。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究竟属于普奥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中哪一个的问题。

    战争一共进行了七周。萨多瓦战役的决定性转折使战争迅速结束。法国应奥地利的请求出面调解，普鲁士难以拒绝，但普军一直推进到维也纳近郊。7月20日普奥缔结停战协定，接着缔结尼古尔斯堡预备和约，最后于8月23日缔结了布拉格和约。在和约中奥地利把威尼西亚让归意大利。

    在和约谈判和处理战后德意志事务方面，俾斯麦施展了极为灵活的政治家手腕。他不仅阻止了普王威廉一世要仿拿破仑一世进军维也纳，羞辱奥地利的行动计划，而且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远为宽容的和约。按照和约条款，德意志联邦解散；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事务之外，普鲁士获得建立一个美茵河线以北的北德意志联邦的权利；普鲁士获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奥地利只需偿付一笔很小的赔款；承认南德各邦保持独立和自主（但不久俾斯麦同南德各邦秘密缔结军事同盟，并使南德各邦同普鲁士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合并汉诺威、库尔黑森、拿骚、黑森洪姆堡和法兰克福市，消除了普鲁士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瓶颈走廊地带。奥地利的领土完整受到尊重。俾斯麦这么做的考虑，一是奥地利已不能在德意志兰称霸，二是现在真正的危险来自欧洲列强的干涉，首先是法国的战争威胁，因而以获得战争的主要结果为满足。

    普奥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1866年8月，美茵河线以北的21个邦和3个自由市共同缔结了一个联邦条约。联邦宪法在1866年12月经各邦代表同意，于1867年4月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通过，从7月1日起生效（因而把1867年看成是北德联邦成立之年）。根据宪法，联邦内部的各邦在形式上保持独立；普鲁士国王同时是北德意志联邦的主席，俾斯麦兼任北德联邦总理大臣，仅对主席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主席还是联邦国家所有部队的最高统帅；作为立法机构的有国家议会和联邦议会，国家议会议员是各联邦国中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但国家议会的决议只有经联邦议会同意批准后，才获得法律效力。联邦议会由各邦任命的代表组成。这个宪法主要是俾斯麦本人的创造，它与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宪法相同。北德意志联邦对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作用，1867年在北德联邦和南德诸邦之间缔结了协定，规定共同的关税措施和贸易措施。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关税议会，可以说在政治统一以前已在经济领域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全德机构。这个在德国历史上“不出名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乃是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预备阶段。

    普奥战争的另一个结果，乃是奥地利帝国被排除出德意志兰。这是继1648年瑞士脱离德意志兰后又一块重要的德意志土地被剥离出去。1867年2月，奥地利统治集团为摆脱战争失败而加深的内部危机，被迫对匈牙利贵族地主作出妥协，双方协定，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制君主国奥匈帝国。5月帝国议会批准该协定。奥匈帝国以莱塔河为界，分成息斯莱塔尼亚（奥地利为主）和德兰斯莱塔尼亚（匈牙利为主）两个部分。奥皇兼任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设置独立的立法机关，帝国政府掌管外交、军事和财政。奥匈之间确定的贸易、税收以及开支等协定，每十年重订一次。奥匈帝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完成，而且也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俾斯麦统一德国后的历史，称作德国史。

    德法战争

    俾斯麦除非击败法国，否则就不能使南德诸邦并入北德联邦三世坚持南德为法国的利益范围，他甚至因普鲁士在对奥战争中获胜而向柏林提出“补偿要求”：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美茵茨；或者由法国兼并卢森堡大公国和比利时。1868年他说：“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诸邦拉进北德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拿破仑三世当时迫切需要在外交方面取得煊赫的胜利，实际情况却是一连串的挫折，国内各阶层居民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形势日益加强。法国实际上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但却想以战争冒险为自己捞取一点什么。

    与法国的战争是俾斯麦心中主要考虑的问题。俾斯麦认定，他的统一事业只实现了一部分，南德的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之所以还处在北德联邦之外，就是受到法国的阻碍。1867年俾斯麦说：“与法国的战争肯定会到来，法国皇帝显然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但他也注意到，要使南德诸邦同情北德联邦的统一计划，只有通过民族防卫战的道路才有可能。拿破仑法国对德意志事务的咄咄逼人的干涉恰恰为俾斯麦所利用。“鉴于法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迫使我们进行战争”。

    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同样是在准备战争，可是俾斯麦的处境要比拿破仑三世有利得多。德意志各邦的民族运动向着俾斯麦。1868年俾斯麦同俄国缔结一项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在战争中受到两个强敌的威胁，互助立即生效。此刻对俾斯麦而言，只需找一个与法国决裂的最适宜的借口，这个借口必须给人一种印象，即侵略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

    霍亨索伦亲王莱奥波德竞争西班牙王位一事提供了这样一个导火线。1868年，西班牙女王被推翻，君主主义的领袖们在物色一位王位继承者。候选人中有一位属于霍亨索伦家族、信天主教的士瓦本支系的亲王莱奥波德，他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属的远亲，因而受到这一家族族长威廉一世国王的管辖。现有证据证明，俾斯麦是这位候选人的幕后推荐者，俾斯麦故意这样安排，目的是要让法国挑起同北德联邦的冲突。1869年5月，法国警告普鲁士，法国不能容忍复活查理五世的帝国而使法国重新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1870年7月9日，法国驻普大使贝内德蒂接到指示，前往拜会当时在埃姆斯温泉疗养的威廉国王，就这个问题会晤四次。威廉一世慑于法国的战争威胁，答应劝莱奥波德亲王放弃王位候选。三天后莱奥波德通过其父亲宣布放弃继承王位的原议。战争的危险似乎过去。但是拿破仑政权还要求普王再作一个书面保证，保证他今后永远不许任何一位德意志亲王取得西班牙王位。法国人切望利用这一局势取得一次外交胜利。7月13日，贝内德蒂在公园里挡住威廉国王，要求国王保证今后永不允许莱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威廉国王通知法国大使，他已经做了一切必要的事，事情已经结束，不再按原先安排再次接见他了。国王委托外交部官员阿贝肯把发生的事情电告在柏林的俾斯麦，允许他就此事转告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

    7月13日在埃姆斯温泉和柏林的事件，被人们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会谈的过程使俾斯麦的感情深受激怒和伤害，他发现自己的全部计谋和计划都已失败。当他闷闷不乐地跟毛奇和罗恩坐在一起喝闷酒时，他说他决定辞职了。突然阿贝肯的埃姆斯急电到达柏林首相府，俾斯麦发现急电可能大有用场。当毛奇回答说“迅速爆发战争比推迟对我们更加有利”时，俾斯麦动手把电报缩成一个短电，但却一词未加，一字未改，使电文读起来成为“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俾斯麦估计，电文在报纸上发表，午夜以前巴黎就会知道，电文和发表的方式“将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

    完全不出俾斯麦所料。加工过的电文在巴黎引起了愤懑和狂怒。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而当时世人大部分尚不知道究竟因为何故。

    俾斯麦现在造成了他所期望的保卫战争。

    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到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然而他现在碰到的却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南德诸邦也参加了这次对法战争。所有德意志诸邦最后都为民族的统一事业而团结起来。南德诸邦动员军队，同北德的军队组成一支50万人的德意志民族军，开拔到法国边境。德军的优势火力和高涨的士气很快击败了法军，转而进入法国。8月份的几个战役粉碎了法国人的抵抗。8月底至9月2日在色当进行了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结果是10万法军投降，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俾斯麦继续挥戈直逼巴黎。在普鲁士胜利引起的一片狂欢声中，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在饥饿和准备战斗的巴黎人民面前，俾斯麦正式宣告成立新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厅被立为帝国皇帝。曾在1849年率议会代表团要把皇冠献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自由派领袖爱德华·西姆松，这次又率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团来到凡尔赛，要把德意志帝国皇帝称号授予威廉一世。但威廉只接受德国各邦君主奉献的皇冠。他问俾斯麦：“这些傢伙是来干什么的？”他在得知各邦君主都同意新宪法后，才接见西姆松代表团。威廉就任新德意志帝国皇帝时摆出普鲁士军事王公贵族的排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仪式。1848年的黑红金三色旗被抛弃，普鲁士的黑白色加上汉萨同盟的红色，成为新帝国的国旗。这也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结果。

    作者评曰：

    把俾斯麦称作“白色革命家”是恰当的。这位出身保守阵营的容克，使用了战争暴力手段，摧毁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有关系，完成300多年来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现代发达国家的行列。

    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德意志兰的分裂，乃是一种“革命”，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无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红色”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从前一种的对照中看到俾斯麦统一的巨大历史进步性；从后一种对照中看到俾斯麦道路的深刻的历史保守性。这种历史两重性在俾斯麦统一的后果中有明显的反映。历史进步性方面的主要后果，首先是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这个问题从1525年农民战争失败以来就尖锐地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从现在起，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和宰割，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次，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有如脱缰之马奔腾向前；第三，为德国工人阶级创造了在全德范围内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历史保守性方面的主要后果，首先是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其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中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渗入新帝国的各个领域，戕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第三，俾斯麦在统一中割取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结下了德法之间的民族仇恨，促使法国投入俄国怀抱，形成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争霸局面，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极不利的影响。

    总起来可以说，工业革命关键性地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俾斯麦的活动基本上是顺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因而在统一舞台上演出一些有声有色的场面，成为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民族统一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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