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西欧早期的无产者反对其剥削者的斗争，几乎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法国里昂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都相继失败。鲜血从西欧大地上流过，而创伤依然如此刺痛，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奴役日甚一日，工人阶级的处境越来越不堪忍受。在这种条件下，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给无产阶级以理论武装，胜利地从事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同时还存在一个任务，就是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应当说，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于西欧，但它的创立者却是德意志民族的两个伟大的儿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莱茵省是德意志兰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区，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血统的律师，崇尚马克思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但却是一个德意志的、普鲁士的爱国者。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时已经显示出他的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天赋。他在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人在选择职业时是不自由的，因为任何人都受到环境的约束。这里已经有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1835年10月起，这位青年曾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大学度过了几个愉快适意的学期，忧虑不安的父亲把这位年轻气盛的儿子送往柏林，为了使他变得更加规矩和理智一些。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1837），致力于研究历史、哲学、法律，并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思想的深刻影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进入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圈子（所谓“博士俱乐部”），当时这一派团聚在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的周围。鲍威尔试图证明基督教是古代社会的精神产物，因而就必须首先对希腊、罗马各哲学学派作一透彻的研究。从历史的观点来阐述这些学派，是马克思大胆尝试的第一项科学工作。1841年他结束大学生活，写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虽然贯穿了战斗无神论的精神，但当时马克思还深深陷在黑格尔的玄学之中；他虽然已掌握了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但没有摆脱唯心主义。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对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毕生所攀登的途径，总是紧挨着危险的绝壁。青年黑格尔派懂得在宗教领域内改造他们先师黑格尔的学说，但不懂得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改造黑格尔的学说。特别是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只能炫耀“哲学比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位崇高得多”，聊以自慰。当时柏林缺乏像莱茵兰那样有相当发达的现代工业，缺少对资产阶级法律观念的强有力的支持。时代斗争一开始，柏林就远远落在科隆和莱比锡之后。在柏林，一种创新的哲学找不到发育滋长的土壤，也找不到探索前进的兴趣。马克思决定回到家乡，走向社会，投入实际。
马克思本想在波恩大学讲授哲学，由于普鲁士政府加紧对进步知识界的迫害，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他转向政治，开始从事反对专制主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1842年5月，他参加了科隆《莱茵报》工作，该报作为莱茵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喉舌而闻名全国。《莱茵报》愈想把政府推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顶端，普鲁士政府就愈加坚持他们在易北河以东的那种落后性。矛盾一日尖锐似一日。报社比较激进的编辑人员很快就掌握了该报的大权，马克思是其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一个，这年10月就成了《莱茵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莱茵报》日益带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最初的几篇文章是论述新闻自由的，稍后莱茵省议会关于反盗窃木材法案、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法案的讨论，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引向物质利益问题。他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批判普鲁士国家反人民的实质，维护劳动大众的利益。黑格尔哲学的国家观是与马克思文章观点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不仅怀疑黑格尔的观点，而且同柏林的友人们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在《莱茵报》社里还着手研究法国革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试图作透彻的解剖，这个打算未能实现。由于《莱茵报》采取日益反政府的态度，普鲁士政府下令在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虽然马克思在查封前就辞离了《莱茵报》，《莱茵报》还是被封了。
马克思已经没有可能在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兰境内从事任何公开活动。1843年秋，他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ArnoldRuge，1802—1880）相约，一起移居巴黎，创办新杂志《德法年鉴》，继续进行斗争。这份杂志仅仅出了一期就中辍了，两位出版者在指导原则上无法一致。卢格无法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偏见，而马克思却已从这些偏见中逐渐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理论，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研究了国家的理论和法国革命的历史，做了五大卷笔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一篇论证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亦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后一篇指出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动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提出了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和先进理论具有巨大革命作用的思想。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巴黎的1844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最有成就的一年。他研究法国大革命，深入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直回溯到中世纪时期；研究法国社会主义的丰富资料，了解到法国的社会主义经过了卡贝、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活动，开始接近了工人运动，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启蒙”作用。马克思在批判圣西门和傅立叶关于社会主义不应涉及政治的见解时，引用了费尔巴哈的名言：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他进一步发挥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是国家，是社会，在哲学消除了真理的彼岸（指上天、天国）以后，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建立此岸（指地上、人世）的真理。对天国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人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法律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针对当时普鲁士德意志的形势，马克思已经察觉到，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将中途搁浅，而工人阶级的解放将获得愈来愈大的发展。“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是解放斗争的头脑，无产阶级则是解放斗争的心脏。
由于思想发展的分歧，马克思和青年时代的朋友相继分道扬镳，但却得到志同道合的恩格斯的友谊，从那时起，他和恩格斯并肩战斗了40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今名乌塔培尔市），父亲是纺织厂主，希望恩格斯继承家业。和马克思一样，促使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并非他本人的困苦生活，而是他的智慧。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家庭和周围环境抱着批判的态度。不安的父亲把他送到不来梅的一位牧师家，反而促使恩格斯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他不仅同宗教而且同保守的、笃信宗教的家庭精神完全决裂。他在邻近的埃北费尔德完全中学学习期间，勤奋好学，学业优异，对外国语有非凡的天赋，当时就已掌握了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毕业后在巴门和不来梅学习经商几年，1841—1842年又在柏林服了一年志愿兵役。从此，军事学也成为恩格斯爱好的一门学科。
恩格斯在服志愿兵役时，并没有脱离对哲学的研究。他在柏林大学旁听，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这时马克思刚刚离开柏林，费尔巴哈关于基督教本质的论著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写了《谢林与启示》等文章，公开举起无神论的旗帜，批判谢林想使哲学再度变成“神学的奴婢”和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的立场。他还指出黑格尔的“不安静的辩证法”和他那保守结论之间的深刻矛盾。在兵役期届满后，恩格斯被父亲派往英国，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任职。在这里他熟悉了大工业。他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认识到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使命。正如马克思从研究法国革命中认识到的那样，恩格斯在英国工业中认识到：经济的事实尽管一直被历史学家描写为不起作用或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其实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力量。1844年3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根源，要消灭私有制。这篇文章被马克思称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恩格斯已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对他们说来确实太宝贵了。1844年9月，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德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十天，两人倾心交谈了各自的理论观点，交换和讨论了时代面临的迫切问题，开始了伟大的合作。他们立即着手拟订驳斥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文章，这就是《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清算了他们以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1845—1846年间，他们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与此同时，恩格斯撰写了他那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则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文《哲学的贫困》里拟定了他的资本论的初步纲要。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学说出现了。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学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它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它同时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也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吸取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利用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某些基本特征的推想和对资本主义勇敢的批判。但是他们不是简单地吸取这些进步思想成果，而是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从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彻底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提出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有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通过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生产，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第二，无产阶级是通过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共产党宣言》无疑开创了现代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改造力量的同时，却过高估计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西欧经济的发展水平。工业革命在西欧大步前进建造的资本主义基础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和调整力，而他们当时却估计它在西欧已接近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一估计使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关注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革命变革等问题上。通过欧洲1848年革命的实践以及50年代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涨，促使他们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如着手著述《资本论》），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说。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坚持革命的立场和革命的原则。
二、拉萨尔和倍倍尔
德意志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们几乎全部流亡国外，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革命传统也都随之外流。在50年代的反动时期，40年代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全停息。在普鲁士的反动高压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出现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是两股发展潮流的产物，一股产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代表的总的西方社会主义传统，成为革命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另一股发源于普鲁士内部，体现在拉萨尔身上，成为改良的、民族性的社会主义。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首府布勒斯劳，父亲是一个有钱的犹太绸缎商人，崇信犹太教。拉萨尔无论是他出身的环境，还是他的家庭，比起马克思的情况来都更加犹太化。少年时代他就梦想成为犹太人的英雄领袖，日记中写道：“领导手执武器的犹太人争得独立，始终是我的愿望。”但是这种炽烈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并未保持多久。1840年15岁的拉萨尔来到莱比锡，进入商业学校学习。他很快就开始憎恨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因此加诸自己的负担和无权的地位，他说他恨两种人，犹太人和文人——不幸他两者都是。显然，拉萨尔对于犹太人受压迫的愤恨同他成为革命者有很大关系。这位本想领导上帝的特选子民走向胜利的年轻“解放者”，却成了领导无产阶级大众走向独立和政治斗争的“救世主”。拉萨尔走向革命，主要是由于个人的郁闷，而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由于理论的研究。他说：“如果我生而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贵族，而今我不过是一介普通市民的儿子，我将是这一代的民主主义者。”
青年拉萨尔拒绝父亲要他去经商的劝告。他设想自己应该是一个“鼓动家、演说家、作家”，一个“伟人”，“要伸手去取王冠”。他以那终生成为其特点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怆情怀告诉他父亲，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因为上帝给了我力量，我感觉到了，这力量使我能战斗！能为一个高尚的事业而战斗，而受苦。”1841年秋，他进入大学学习，开始在布勒斯劳大学，后来转到柏林大学，攻读古典艺术、语言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些后来就成为拉萨尔思想的真正根源。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时，拉萨尔却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热心拥护者。虽然后来拉萨尔力图用现实内容来充实黑格尔的概念，可是他从未摆脱过这些概念，因而也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1844年拉萨尔经著名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的介绍，到巴黎研究与他的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巴黎接见他的海涅描写道：“拉萨尔先生是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这个时代没有我们当年多少假装的并借以求得发展的自我克制与谦卑。新的一代要享受，要出风头。”
拉萨尔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论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但他的研究工作由于插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而中断了。1846年21岁的拉萨尔打抱不平，出面维护遭其贵族丈夫遗弃和迫害的伯爵夫人，拉萨尔用他全部精力和热情为她打官司，他认为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反对诸侯权贵的普遍原则立场。1854年他终于为她争得一大笔离婚费。这场花了八、九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打官司的诉讼案，被拉萨尔洋洋得意地视为“生平大捷”，他的声名也由此远扬。
拉萨尔并未因为这场争执而忘掉他的生命是寓于革命的。1848年8月，他投身于德意志革命浪潮，并宣布加入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团体，自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但是他的所学和修养是无法掌握唯物史观的，他从来也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条线，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这场革命的。1848年11月普鲁士发动反革命政变，拉萨尔因“号召群众武装暴动”被捕，经6个月的“审前拘押”，直到1849年5月，才又判处他6个月的徒刑。他就这样同普鲁士德意志的激进运动共起命运来。
拉萨尔是参加1848年革命后留在德意志兰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1857年他移居柏林，作为一个激进的报人和小册子作者积极活动。1858年出版其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不久又出版了大部头著作《既得权利体系》，这些用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法学观点完全对立的，虽然受到普鲁士学术界的一些好评。50年代后期起，拉萨尔的社会政治观点也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相对立。1858年末他抛出的文学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美化骑士领袖，断言“农民是反动的阶级”；1859年他以笔名发表了《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的小册子，就德意志的统一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不谈德意志无产阶级的任务，只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把奥地利看成是普鲁士的主要敌人，要普鲁士和法国结成同盟去击败德意志的奥地利。60年代初起，拉萨尔已经公开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用尖刻的语调攻击资产阶级。因此，人们把他称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还企图通过“攻击资产阶级”把普鲁士德意志的工人阶级掌握在自己手里。
拉萨尔在等待革命来临的时机。在他看来，1862年春季，这个时机是到来了。普鲁士德意志工人运动经历了十五年左右的低潮，重新高涨起来。现代工业工人运动也开始出现。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同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宪法争执”斗得正酣。拉萨尔在这个时候抛出他的小册子《工人纲领》，力图使工人相信，“工人等级”只有通过争取普选权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另外他在柏林作过好几次有关宪法问题的报告。他一语道破宪法的实质：宪法问题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只存在于该国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他嘲笑进步党人关于宪法赋予他们权利的夸夸其谈。他称自己是“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和“人民之友”。由于他的小册子和声名，莱比锡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组织，请求拉萨尔公开发表他的社会见解和行动步骤。1863年3月1日的《公开答复——致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他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见解。《公开答复》奠定了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拉萨尔投向了工人运动。
在这以后，拉萨尔的鼓动进入高潮。他告诉工人，要把“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旦“工人等级”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就能满足他们合法的政治权益。他告诉莱比锡工人，社会立法对他们没有帮助，舒尔策德里茨施的合作社计划对他们没有益处，只有成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经济地位。1863年5月23日，十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集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意志兰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在会上，拉萨尔使自己当选为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并使主席在联合会中具有无限的权力。他把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写入联合会的章程中。这个组织发展得并不快，成立三个月后才共有900名会员，到拉萨尔死时也只有4600名会员。他希望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但群众的反响却稀稀落落。他于1864年8月28日在瑞士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到致命伤，三天后去世，他被埋葬在布勒斯劳犹太人的墓地。拉萨尔鼓动的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德意志无产阶级脱离自发的、工联主义和合作主义道路，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所以马克思后来说：“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他同时指出：“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以为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一整套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灌输给刚刚走上政治斗争道路的德意志无产阶级，把他们领上改良主义道路。拉萨尔留给德国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用卡尔·考茨基（KarlKautzky，1854—1938）的话来说：“如果可以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看作是某一个人的功绩，那我们就得说，他是斐迪南·拉萨尔创立的。”换一种说法，拉萨尔是普鲁士德意志兰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祖师爷。
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兰，继承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是倍倍尔。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1840—1913）诞生于普鲁士的科隆多伊茨，父亲是一个普鲁士的下级军士。父母贫病交迫，相继去世，倍倍尔12岁时就成了孤儿，14岁那年结束了贫民学校的学习生活，在韦茨拉尔一个车工师傅处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禀性活泼，酷爱学习，可是他少得可怜的工资已无法让他继续深造了。
倍倍尔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儿子。他经历了艰苦的童年。1858—1860年春，他在南德、奥地利以及瑞士一带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使他接触和了解德意志社会和现实。经过三年流动手工业工人生涯后，1860年定居于莱比锡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由于他在工人组织中积极工作，才能超群，威信迅速提高，从1862年起，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是由于拉萨尔的鼓动而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倍倍尔在描述60年代初莱比锡的情况时说：“我不记得当时莱比锡有任何人了解《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倍倍尔继续写道：“和当时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大多数人一样，我由信奉拉萨尔转为信奉马克思。但在我们丝毫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我们读的是拉萨尔的著作。1869年末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目标》，就清楚地表现了拉萨尔对我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只是在监狱里，我才有空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党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
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的认识有助于倍倍尔转向马克思主义。出身于黑森邦基森市市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参加1848年革命后，逃往伦敦，居留到1862年。在伦敦，他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位脑中充满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概念不易理解，经常发生抵触。1862年返回德国后，同拉萨尔集团发生联系，由于不满拉萨尔对普鲁士国家的吹捧和拉萨尔的专横独裁作风，愤而离开全德工人联合会。1865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同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的倍倍尔相识，结下了毕生的友谊。倍倍尔从威廉·李卜克内西那里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加速了倍倍尔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并使倍倍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1866年倍倍尔加入第一国际。
倍倍尔从拉萨尔的信徒变成马克思的信徒，是基于倍倍尔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他不能算是一个理论家，但对现实政治和实际事务的细节却有敏锐的辨别力。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国家和俾斯麦怀有深深的敌意。因此当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Johann BaptistvonSchweitzer）同俾斯麦不断勾搭时，他们就同拉萨尔的追随者们决裂，号召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1868年9月，拥有1.3万会员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倍倍尔以69票（仅缺2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后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以第一国际纲领为基础的新纲领，并接受国际主义原则。纽伦堡大会向建立革命政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倍倍尔是创建革命工人政党的中心人物。1869年8月7—9日，262名代表出席了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新党是在以下口号下组织起来的：“打倒宗派主义，打倒领袖崇拜，打倒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动上背叛它的耶稣会会士。”社会民主工党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在那些年代，它的党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在德语中意为“诚实的人”），有时也被叫做“诚实的人们”，以此与拉萨尔派相区别。该党通过的党章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统治阶级，以阶级斗争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解放的决定性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党纲反对容克资产阶级的军事国家，最近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可见，党纲基本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党纲中也包含一些明显的拉萨尔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如“自由人民国家”，“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给予工人“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等。这也许就是普鲁士德意志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本身具有的特点。
从1871年起，倍倍尔多次被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他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演说家和议会雄辩家，一直是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直到1913年去世为止，倍倍尔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他的著作《我们的目标》（1869），《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和《我的生平》（1910—1914）都贯穿这一革命传统。
三、“英雄时代”：反“非常法”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放在德国工人运动上，他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已经从法国转到了德国。德国工人阶级在德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年代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普鲁士沙文主义者对法国的侵略，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同时，德国工人阶级最早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政党——1869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个党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拥有优秀的工人阶级领袖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吸取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优良传统，在政治、经济、理论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斗争。
1871年德国的统一，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容克资本统治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工业化的迅速开展和深入发展，日益造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人阶级，德国的产业工人从1852年的190多万增至1894年的590多万，而他们的状况比英法等国要坏得多，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政治上毫无地位。工人的贫困和苦难提高了他们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70年代初，工人群众中普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能够统一起来。两派合并的条件也已成熟：它们在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重大分歧已经不复存在；两派的工人同样面临政府的残酷镇压，迫切需要团结。拉萨尔派的领袖为了不致在工人中完全失去影响，也不得不表示和爱森纳赫派达成“谅解”的愿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德国工人把两个党派统一起来的要求，但向爱森纳赫派领袖指出：必须使拉萨尔派完全放弃其错误的观点，把统一建立在革命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曾不止一次告诫倍倍尔特别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拿原则做交易”；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工人阶级的妥协态度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东西而牺牲立刻的成功。”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首先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却认为，此时此刻的首要任务是能够把两党统一起来，为取得工人阶级的“统一”，爱森纳赫派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必须作广泛的让步。1874年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出了“要统一，不要合并”的口号。在此后两党会谈中，爱森纳赫派的代表，对拉萨尔主义大开方便之门。1875年3月，党纲草案和党章草案在两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党章草案贯彻了民主的组织原则，党纲草案则不伦不类，包含了拉萨尔主义的主要论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和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抄来，但往往又被曲解的命题。这时倍倍尔仍在狱中，得悉后表示反对。另一位爱森纳赫派领袖白拉克（Wilhelm Bracke，1842—1880）则致信党的委员会表示抗议。远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刊上得知两派酝酿合并的消息并看到了《纲领》草案，感到异常愤怒。他们不能坐视由自己培育起来的爱森纳赫派如此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当即在《纲领》草案上作眉批式的批判，以《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为题，5月5日寄给白拉克和其他党的领袖（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他们指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一个机会主义的纲领，将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迷失方向。《哥达纲领批判》不仅给拉萨尔主义以全面的、彻底的批判，而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本质的歪曲。《纲领》把国家描绘成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组织，并用“自由人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都明确指出：国家只是一种强力镇压自己敌人的暂时机关，所谓自由人民国家，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拉萨尔的“自由国家”不是别的，在德国就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俾斯麦国家。马克思在批判“自由国家”论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国家观及其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重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理，批驳《纲领》中所谓“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达到社会主义这一拉萨尔谬论。马克思指出，剥削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国家也不会“自行消亡”，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战场上争得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在驳斥《纲领》中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这一拉萨尔的庸俗分配观时，探索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指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批判》的结尾，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我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知道，德国两党的合并已成定局，改变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不仅为时已晚，也很难被两党的领袖所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没有公开批判《哥达纲领》，原因是德国工人群众的统一热情，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而资产阶级营垒，也愚蠢地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但是自此以后，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简明分界线。
1875年5月22—27日，73名拉萨尔派和56名爱森纳赫派的代表，代表25659名党员，在哥达举行合并大会，决定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三名拉萨尔派领袖和两名爱森纳赫派领袖组成党的执行委员会，实权控制在拉萨尔分子手中。监察委员会由莱比锡党组织（倍倍尔领导下）担任。另由18名委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协调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的争议。这次大会确立了集体领导，通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又称《哥达纲领》），列入了国际主义原则，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提案。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了，而且以一种战斗性的姿态登上统一德国的政治舞台，但它却保有一个妥协性的机会主义纲领。只有少数爱森纳赫派的领袖得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们秘而不宣，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口号下，掩饰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改良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分歧，并使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在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内。直到16年后的1891年，在恩格斯的坚持下，《哥达纲领批判》才第一次公开发表。
两党合并所带来的“一时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向广度发展并走向高潮。党员人数一年之内由2.5万多人增至3.8万多人。党报在1877年增至41种。拥有26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并实现了统一。1877年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得到近50万票，12个议席。
这些成就大大惊吓了统治阶级。正当德国工运发展势头甚健之时，俾斯麦已决定用暴力手段来摧毁党和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10月，俾斯麦在议会中通过所谓“非常法”：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组织、出版物和集会都被封禁；政府可随时宣布“戒严”；可不按法律手续任意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党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同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和危险，在法令公布之初就突出地表现出来。党领导机构中的拉萨尔分子吓得晕头转向，他们强行通过党自行解散的决议。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下，也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斗争的准备。一些党内的同路人、改良主义者则趁机跳出来兴风作浪。赫希伯格、施拉姆和年轻的私人秘书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受党之托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年鉴》，这个所谓“苏黎世三人团”这时在年鉴上发表专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他们居然警告党，要党无条件服从“非常法”；鼓吹党不应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党”；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应进行阶级斗争，而应尽情和解和博爱；要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三人团”力图用“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的唯物主义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个盲动主义集团，以《自由报》编辑莫斯特（Johann Most，1846—1906）为首，要党采取密谋恐怖策略，要“立即行动！”
他拒绝一切合法的斗争。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又一次挺身而出，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帮助倍倍尔等领导人纠正错误，辨明方向。他们特别珍视党的普通党员在疾风暴雨下表现出来的坚定态度，指出普通党员的果敢行动真正拯救了党。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尖锐指出，苏黎世三人团一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货”，“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他们还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莫斯特一伙滥用“革命”字眼，蛊惑人心，别有用心。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党制订了“非常法”状态下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指出：俾斯麦使工人阶级和平达到目的“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革命政党必须用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手段，团结并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党员，抵制“党自行解散”的错误方针，自动组成党的秘密地方组织，展开秘密活动。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向正确的道路。他们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地下斗争。
1880年8月21—23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黎世附近山冈上一座废弃的维登宫中召开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大会首先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把莫斯特集团开除出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党报编辑的职务。接着完成了党的领导重建工作。会上选出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执行委员会，委托议会党团的执行委员会作为正式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党团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倍倍尔担任执行委员会司库，所谓党的“财政部长”和党的“组织中心”。维登大会的另一中心议题，是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路线。会议对《哥达纲领》作了重要的修改：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大力展开宣传活动。维登代表大会结束了党的混乱时期，使党得到巩固，转入反“非常法”的斗争。
社会主义工人党展开广泛的地下活动，利用各种合法组织把党巧妙地掩护起来。秘密的工人协会常借郊游、晚会、文娱活动等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苏黎世（后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过秘密的“红色战地邮局”机智地运入德国境内。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创立了地下印刷所，保证党的宣传品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党员深入群众，进行日常细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员们充分利用罢工来反对剥削和恐怖统治；为死难同志举行葬礼以及为被放逐的党员送行，也常常变成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选举斗争和议会斗争是当时重要的斗争方式。“非常法”时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提出了进行选举斗争的任务，还为此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斗争。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坚决抵制俾斯麦的“糖果政策”，拒绝政府的“保险津贴”和救济金，不让统治阶级腐蚀自己的斗志。在艰苦的岁月里，特别在1882—1883年的经济危机岁月里，把当时唯一的政治权利——一张选票投给自己的同志。党的著名领袖和活动家像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保尔·辛格尔（PaulSinger，1844—1911）等都是以个人名义当选为议员的。1883年，党采取议会内外相配合的方式向政府发起反击，也挫败了党内以前党主席、拉萨尔分子哈森克莱维尔（Wilhelm Hasenclever）为首一伙主张与政府妥协的活动。1884—1885年，党还迫使党团右翼（这时已形成多数）放弃支持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政策。1899年5月，党领导了鲁尔10万工人大罢工。这次规模空前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俾斯麦的“非常法”。由于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80年代基本上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到1890年，即经历十二年的迫害后，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143万张选票，35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就在这一年，德国议会被迫废除了“非常法”，俾斯麦也被迫下台。
德国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年代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取得的成果，是德国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和平时代创立的成功的斗争策略，也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宝贵的财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在1889年新成立的第二国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的分歧和分裂
“非常法”取消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脱离了地下状态，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广泛开展工作，成为议会中最有影响的政党。1893年，全德工会联合会成立，合作社和工人文化教育组织也很快发展起来。一种在反“非常法”时期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为“非常法”取消后时期党和工运需要遵循和发展的理论。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内涵究竟是什么？却有着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的不同理解。从恩格斯（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者，特别是德国工人党的行为监护人）看来，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必要手段。虽然高龄的恩格斯这时也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剧变，并且敏锐地作出许多新的革命手段的设想和对策，但时代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从德国党内的改良主义派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改良的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合法的、议会民主的道路，建立阶级妥协的民族大家庭。容克资产阶级统治手法的改变和工人阶级斗争环境的改变，助长了党内改良主义派的气势。这种情况在189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哈勒代表大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哈勒代表大会还委托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拟定新的党纲，准备提交1891年在埃尔富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
恩格斯洞悉德国党的内部情况，对党内改良主义倾向的增长早就察觉到了。还在埃尔富特大会以前，他整理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坚持在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公开发表，并在1891年1月1日和广大工人群众见面。恩格斯的深刻用意在于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和原则立场，避免和克服党内重犯机会主义。特别是他看到，德国党内居领导地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倍倍尔，对党内改良主义的滋长毫无认识，倍倍尔在1891年8月国际布鲁塞尔大会上公开“保证”：德国党“决不允许”机会主义留在党内。而就在这时，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vonVollmar，1850—1922）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却正要党改变其革命路线。恩格斯需要随时敲响警钟。1891年中，恩格斯看到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拟定的新的党纲草案，他立即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又称《埃尔富特纲领批判》），批评党的领袖因害怕政府恢复“非常法”而不敢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甚至连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不敢提出。纲领还散布有害的幻想，似乎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纲领完全不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要求重新草拟新的党纲。接着恩格斯坚决反击福尔马尔集团的进攻。国会议员、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公开要求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改变对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敌视。“对邪恶的念头回之以拳头，对善良的愿望报之以感激”，这就是他的格言。他硬说德国皇帝陛下及其政府对工人阶级采取了“真正友好态度”，党“必须放弃对政府的不妥协政策”，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的全部工作仅仅限于议会活动，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进行活动。他不顾党的原则，在地方议会里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投票赞成政府的预算案。恩格斯把福尔马尔叫做“叛徒”，揭露这一伙人的观点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党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党宗派联盟，构成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主要危险。在恩格斯的敦促和帮助下，倍倍尔挺身而出，给福尔马尔以坚决的回击。
1891年10月，党在埃尔富特举行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这个党纲草案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另行起草的。考茨基出身于布拉格的知识分子家庭，1874年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80年代初作为赫希伯格的助手参加德国工人运动。1881年在伦敦初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一直受他们的指导和培养。考茨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背诵如流，自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3年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写了许多通俗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土地问题》等。
1891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此后参加第二国际的领导。迄今为止，考茨基的理论倾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就其实践倾向而言则是调和主义的，思想深处则憧憬着“民主”和“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他所起草的埃尔富特纲领虽然消除了拉萨尔的教义，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但依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这就是明证。
但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诠释为改良社会主义的思潮，却是一种时代的现象，它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向帝国主义过渡而变得无法遏止。在德国，促成这种思潮的时代原因大约有三个。第一，由于工业化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财富激增，这就使统治阶级有可能从巨大的超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各地的市政当局每年拨出巨款“津贴”各种受其影响的“协会”、“工会”和合作社。在这些群众组织中，一大批专职领导脱离生产，领取高薪，成为“党官僚”、“工会官僚”，构成一个强大的工人贵族层，20世纪初，这个阶层的人数约有1.5万人，他们害怕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成为现存制度的社会支柱。第二，广大城乡小生产者大量加入工人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并不彻底无产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作为“同路人”参加工人运动，却又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企及的遥远目标，因而热衷于点滴改良，阶级妥协，摒弃斗争，鼓吹博爱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人观”，构成了德国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广泛深厚的基础。第三，19世纪晚期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举进攻，例如马尔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宣扬的新康德主义；舒尔策德里茨施等的庸俗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工人筹款举办合作社来解救工人的苦难，达到“社会和谐”；由德国新历史学派教授组成的“讲坛社会主义”，鼓吹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调和敌对阶级关系，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情况下，可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这些理论体系，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为德国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准备了条件。此外，俾斯麦时期的社会立法和威廉二世统治初期的“自由主义”政策和社会改革，也都起了很大的迷惑和欺骗作用。这些条件就使德国工人运动内部最早出现修正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恩格斯在世时，凭借他的威望和理论素养，尚能制止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泛滥。1895年恩格斯去世，改良主义思潮就汹涌而来。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物竟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
爱德华·伯恩斯坦出身于一个犹太铁路技师家庭，曾任银行职员。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78年为“苏黎世三人团”之一，在受到批评后，迅速转变。从1881年到1890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恩格斯的帮助和督促下，著文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参与了党的领导事务，并在报上揭露俾斯麦镇压工人运动的“鞭子与糖果”两手政策，进而批判了为这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国家社会主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批判党内残存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同国会党团内的改良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因而备受恩格斯的赞扬。伯恩斯坦为人深沉、现实，富于感受，善于探索，高谈阔论，兼有思想型理论家和现实型活动家的才能。他是党内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德国社会的剧变的领袖之一，90年代初他就在探索“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工人运动，还有国际工人运动的前景和新策略。英国费边社的渐进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派的工业化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理论，强烈影响了伯恩斯坦。以往被压制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现在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复活起来。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已经过时，要求对“传统观点”进行“自由批判”和“修正”。他不是像列宁那样在革命的道路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改良的道路上“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管他提出的论据和材料有多么真实。他成为新时代党内改良主义的继承人和代表。从1896年底起，伯恩斯坦开始在考茨基编辑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发表五篇文章。在伯恩斯坦看来，垄断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资本主义因而“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先进国家中资产阶级“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他宣布：在这样的时代，“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政党“有最大意义的”不是“取得政权”，实现最终目标，而是进行“细小的工作”。伯恩斯坦得出结论说：“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样，伯恩斯坦就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变成为社会改良党。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突显了修正主义的实质。1899年1月，伯恩斯坦将他的文章和理论集中成书出版，取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体系的核心就在于不要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德国工人运动中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自此便形成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社会主义派别，福尔马尔、奥埃尔（IgnazAuer）、达维德（EduardDavid）、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等都是这一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面对着右派社会主义派的进攻，党内立时形成了左派社会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左派主要由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代表人物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朗茨·梅林。党的老领袖倍倍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都站在左派一边。威廉·李卜克内西则于1900年去世。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1871—1919）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革命家庭的熏陶使他从小就立志为革命而献身。1899年大学毕业后在柏林当律师。父亲去世的那年他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已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由于他反对修正主义态度坚决，对军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遂成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著《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明确提出，只有工人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全民族才能确保幸福与和平。1907年倡议召开社会主义青年第一次国际会议，并任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络局主席。从1908年起，他是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他大无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成为一代革命斗士。
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出生于波兰的犹太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就是沙皇统治的坚决反对者，18岁开始过流亡生活，就读于苏黎世大学。1893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到德国起，就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卢森堡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最前列，站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前列，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1905年底秘密回到华沙领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1907年在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同列宁并肩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虽屡遭迫害和监禁，革命意志却更坚强。被列宁赞誉为“革命之鹰”。
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1857—1933），出生于萨克森的乡村教师家庭，她是在反“非常法”的疾风暴雨时期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1878），1882年流亡瑞士的苏黎世，不久移居巴黎，参加法国工人运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她的演说《为了妇女的解放》成为工运史上的新课题。蔡特金的巨大功绩是她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开辟了新的领域：妇女工作。她使劳动妇女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力量，把妇女运动置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之下。她是社会主义国际妇女组织的书记，在她创议下，1910年定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蔡特金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前列，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
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就年龄而论，是属于老一代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就其思想和行动而言，却应属于新一代的左派之列。这位普鲁士军官家庭出身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66—1870年在莱比锡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史，接着在柏林当律师和作家，持民主主义观点。8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9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任《新时代》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人，后一度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坚决反击修正主义的进攻。他经常通过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著和政论文章，驳斥右派的修正主义论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913年同卢森堡一起创立《社会民主党通讯》，坚持国际主义的革命立场。
这个左派社会主义派也有它的弱点，犯有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他们对时代的变化和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明确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模糊不清。他们提不出一套新形势下的革命理论，以解决新形势下的革命实践问题。左派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领袖是卢森堡，这位革命之鹰的主要错误是推崇无产阶级的自发革命行动；低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轻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实现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自决权的可能。左派在组织上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没有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派同右派一样，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都还只是少数派，多数党员和多数群众还留在中派考茨基那里持观望态度。
20世纪初期的考茨基，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号理论家，而且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面对着党内和国际内分裂为左右两派，考茨基扮演了貌似公允的角色，力图调和这场斗争。他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但在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却是持“不偏不倚”的调和态度，鼓吹“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党的统一”。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左右两派就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伯恩斯坦认为米勒兰入阁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种叛卖行为。考茨基以维护“国际统一”为名，提出一个折衷的决议草案，草案虽然认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始”，但又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这个被称为“橡皮决议案”的草案最后被通过。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开始形成。正是在中派的掩护和调和下，右派势力日增。大战前夕，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已占有110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但是党的领导机构日益被右派把持，他们把左派从党的重要岗位上排挤出去。1913年，卢森堡被解除《莱比锡人民报》编辑职务。左派在党内日益失势，中派越来越靠拢右派。
1913年8月，社会民主党的老一代领袖倍倍尔去世，党的领导权落到右派分子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1925）和腓力浦·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1866—1939）手中。倍倍尔的逝世使德国无产阶级失去一位最有威望、最受爱戴的领导者。倍倍尔终身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列，同党内、第二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有着巨大的功绩。由于他不了解时代的变化，没有能使德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仍拘泥于议会斗争的老方式，因而不能坚决地、有效地同修正主义斗争，但这并不损及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代表了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整个“英雄时代”。
作者评曰：
19世纪下半叶，欧美和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开展的。马克思当时也支持打这样的旗号，目的是能在这个“和平时期”在欧美各民族国家内尽可能多地团结工人群众和社会主义追随者，发展壮大自己。但是革命，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因此，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革命的原则，不致由于民族国家内部长期的和平合法斗争的环境而淡忘了未来的暴力革命。德国工人阶级在反对“非常法”时期的成功斗争，是马克思的革命原则同统一后德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它不仅开创了德国工运史上辉煌的“英雄时代”，而且标志着从民族工运发展到国际工运：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且成为国际工运的典范和领导。
正是在这个光辉胜利的时刻，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发生分裂。这似应从对时代的看法分歧中寻找背景。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革命原则包裹在和平行为、合法斗争、议会民主的外衣之内，基本上是排斥暴力革命的。当列宁根据马克思的革命原则，称时代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需要转向，共同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发起革命的冲击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原先存在的思想分歧，在时代与革命问题上发生公开分裂。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右翼（伯恩斯坦为代表），认定现代化工业化时代不存在革命的危机和革命的形势，它站在德国民族工运的立场上，力主通过和平的道路长入社会主义。左翼则完全站在国际工运的立场上，紧抱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力主进行革命的冲击，而不顾及是否存在革命危机和革命形势。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在左右翼两难的选择中，大部分追随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工运，只有小部分追随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工运。据我看，被称为有“中”派倾向的倍倍尔，他的主张和态度较为正确，他既坚持革命的原则，又不放弃议会的民主；既照顾国际工运的潮流，又照顾民族工运的利益，既对党内错误思潮作原则的批判，又尽量团结党内同志，不作无谓的组织决裂。可惜他在1913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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