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概念，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完成时期膨胀起来的民族经济力向外扩张和渗透的载体。当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和侵略之时（如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已具备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这时的德国，工业革命还刚刚启动，还是以农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弱国，并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把19世纪90年代定为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年代大致是不会错的。德国统一所促成的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完全改变了德国的社会性质，德国成为完全奠基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现代工业国。90年代以后，德国出现了工业化的第三个高潮。这不仅表现在德国工业经济的继续迅猛发展，而且表现在工业经济结构内部通过新的“调整”所产生的巨大扩展力。德国工业化的第三个高潮完整了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定模式。至于说确定第三个高潮的具体年代，则是困难的，特别是开始年。一些学者把1896年世界经济走出萧条波期进入繁荣波期作为开始年，虽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如根据多种因素的综合考察把“90年代后期”作为开始年显得更为科学。1914年由德国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明显地打断了德国工业化的第三个高潮的进程。当德国的大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大规模转向以世界市场为主的世界经济大循环，参与国际大竞争之时，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波周期也刚刚走出大萧条波期，这对德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极为有利。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潜力，现在开始普遍奠基在“电力”之上（“电力”取代“蒸汽”，进入电气化时代），一发不可收拾地“迸发”出来，使德国的工业生产更大步地跳跃向前。重工业的标志煤、铁、钢的产量和轻工业的标志纺织用棉的消耗都达到世界的前列。德国的铁路建设到20世纪初时已近“饱和”，铁路线长度的增幅相对缩小，但以国家为主的铁路建设的纯投资额，增幅仍在每十年一倍以上。国家对铁路建设投资除进行现代化（主要是电气的应用）的改造而外，主要是增建军事需要的铁路。国家还大力促使煤、铁、钢的大宗出口或转入新的船舰制造业（以铁甲军舰为主）和汽车制造业。商船船队的拥有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电气工业的总产值，1891—1913年增长了28倍。1913年德国的化工产品销售额达24亿马克，生产了占世界总产量90％的合成染料，出口了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总额的28％。这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在世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所有这些使德国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产生了明显的变化。1900年时，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英国为18％，德国为16％，法国为7％，美国为31％，俄国为6％，日本为1％；十年后到1910年，英国占14％，德国占16％，法国占7％，美国占35％，俄国占5％，日本占1％，德国已跃居欧洲之首，居世界第二位。这个时期由于德国工业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贸易额随之大增，从1900年的103.7亿马克增至1913年的208.5亿马克，增幅一倍还多。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紧赶世界贸易超级大国英国。1913年英国占15％，德国占13％，美国占11％，法国占8％，德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个时期，除了工业经济“量”的高速增长外，社会生产结构中还出现一些新的“质”的变化。首要的是工业的集中趋势和垄断的普遍化。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德国的重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就出现建立巨型企业的趋势，接着各种类型的企业联合体大量涌现。由于巨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因而直接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到20世纪初，占企业总数0.9％的3万多个大企业占有3／4以上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其中586家巨型企业，几乎占有蒸汽动力和电力总数的1／3。生产的高度集中正是垄断组织产生的基础。在德国，典型的垄断组织是所谓卡特尔，这是一种以同行业之间的契约协定为基础的联合体，各企业独立存在，联合的目的在于“协定”生产和市场，在市场上发挥独占影响，提高各企业的赢利能力。1896年德国卡特尔已有260家，1911年遽增至550—600家。煤钢的生产基本上被几十家巨型企业所控制。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合并了一百多家煤业公司，到1913年已控制德国煤产量50％和鲁尔煤产量的95％。克虏伯公司垄断了军火生产。电气工业掌握在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手中。化学工业的三大康采恩企业集团，联合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垄断组织伊·格·法本康采恩。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轮船公司两家控制了整个德国的航运业。德国卡特尔化的进程扩展到大部分工商业部门，包括书商卡特尔和生产集中程度较低的制针、纺织工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已取得统治地位。垄断必然排斥竞争，而垄断又无法消除竞争，国内市场上是如此（总是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国际市场上更是显得你死我活。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发展的快慢正是受垄断和竞争的矛盾运动所制约。德国垄断化的率先产生，是同德国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政策分不开的。帝国政府自70年代末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来，还采取特别措施，例如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津贴，制订专门的法律，以扶植和加强垄断组织，特别扶植它们的对外竞争能力。如果看得更深一层，可以说，德国的垄断组织是在政府的扶植下组织起来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外在”形式。德国国家手中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命脉（中央银行，铁路，邮电，进出口贸易），控制和引导着各类垄断组织的活动，凝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巨大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争夺和扩张。
其次是银行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银行在五六十年代成立高潮时期，其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信贷”业务超过“货币信贷”业务。统一后的七八十年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合作金库等都融为一体，以中央银行为其后台，成为新的信贷银行，并直接参加建立工业公司。1880年时，德国信贷银行的总资产有很大的增加，已能提供巨额贷款促使工商业“无止境”的扩大。银行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最常见的是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德国信贷银行同工业本身的积极结合，促成了德国工业化的高潮。但是到90年代以后，德国的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原先一些巨型企业，例如克虏伯工厂和梯森公司，在金融方面并未受银行界的影响，化学工业基本上也不依赖银行，但在这时都不得不与银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柏林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成了电气工业的主要金融后台，其他大部分工业企业，不论大小，都是得到银行的支持才得以发展的。1909年柏林九家大银行集中全德银行资本的83％。德意志银行一家拥有资本30亿马克，控制了200家企业。柏林六家大银行的经理兼任344家工业企业的董事，这六家银行的董事会还是另外407家企业的监事，而这751家企业中的515名大工业家同时是这六家银行的董事或监事。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金融寡头。银行由简单的中介人一变而为万能的垄断者。
第三，资本输出也已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虽然这方面德国不如英国和法国，但到1914年，德国输出资本也高达440亿法郎，德国年轻工业开始插足于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工业化时期积储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物力、财力），本国市场已远远不能容纳，而急欲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出路。
帝国主义无疑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把垄断看成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就当时德国而言，是说得通的。它起码还可以判定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间，这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垄断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腐朽的标志，毋宁说是追逐最大限度利润而四处扩展的原动力。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扩张侵略才是帝国主义经济的真实反映。由于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德国帝国主义也具有区别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自身特点。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特性是它的容克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由其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德国的资产阶级从未单独占有政权，政权主要垄断在容克地主阶级手中，这种情况到帝国主义时期依然如此。在经济上，容克掌握大部分地产，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他们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并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帝国主义时期，容克和资产阶级日益融合为一。容克、大地产主大量加入垄断工业企业和银行业，例如西里西亚大地主沙夫哥彻家族不仅占有西里西亚大量地产，而且还加入上西里西亚石煤开采，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工业企业家和金融寡头则力图购置地产，挤入贵族行列。克虏伯家族成了克虏伯·冯·波仑哈尔巴赫男爵家族。容克的经济利益向资产阶级渗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向容克紧靠。正因如此，容克阶级使整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德国的社会生活打上了它的烙印。半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和半封建的意识形态继续保存着，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政治领域，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甚至打着“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旗号）急切的掠夺扩张欲望结合在一起，给德国垄断资本的掠夺性带上了强烈的军事色彩。此外，德国帝国主义还具有现代化大资本主义技术和高度组织性的特征。
二、威廉二世与他的“世界政策”
德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人们往往把1890—1918的德国称为“威廉时代”，不仅因为给这个时代定调子、定格局的是皇帝而不是宰相，而且因为这个时代贯彻一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一种同俾斯麦时代的内政外交完全相悖的方针政策。威廉时代初期的内政除采取专制统治以维护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外，还采取“广泛的”社会改革，笼络收买工人群众，外交上采取所谓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等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煽起民族沙文主义，采取激烈的扩张攻势，就成为这位新君主行动的主旋律。
威廉登上皇位时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他早年受过英国教育，在卡塞尔大学和波恩大学学过宪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过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后来在普鲁士近卫军中接受训练，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的教育，凝成一种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和崇信浪漫主义封建君主政体的性格。实际上这位高傲皇帝的虚假外表下却是一个敏感、动摇、胆怯和神经质的人。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来掩饰内心的犹豫动摇。他总是全神贯注着自我，无法克服。他有一种色彩斑斓的个性，引人入胜。他还是一位健谈家，天生的演说家，比起能言善辩的俾斯麦来也并不逊色。每次演说都是“滔滔不绝”。他演说通常不用讲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话语顺嘴倾泻而出。谁也不知道他结束时会讲些什么。他这种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的作风常使大臣们尴尬，使外国舆论担忧。他还培养了从艺术、音乐到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广泛学术文化兴趣。威廉虽具有智能上的这些天赋，却像一个随意玩耍的人一样，缺乏起码的责任心。
在威廉二世身上，体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现代化的思想特别是技术政治公民表决思想的混合。他迷信神秘的招魂术，却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与大工业家（比如克虏伯家族）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最新技术进步的人。这种古旧的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技术至上的结合，也许正是造成现代世界中“德国问题”的根源之一。威廉二世还从霍亨索伦家族那里继承了一种对奢华铺张与官场虚饰的喜好。他几乎每天都开一个化装舞会。十六年中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换了37次制服。他用这些来满足自己极强的虚荣心。他最高兴的时刻是有一群狂热的谄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谀词之时。这位在军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帝，有着一种不安定的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到处出头露面。柏林《福斯报》计算皇帝在1893年一年中共旅行了199天。柏林人称他是“旅行皇帝”。威廉的家庭教师、喀尔文教派教徒欣茨彼得（GeorgErnstHinzpeter）给他培养了一种注重形象、装饰门面的行事思维，他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德国人建立伟大的功业，“上帝要不是还有更伟大的任务要交给朕，他是用不着对我们德意志祖国和人民费那么大的苦心的”。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神命说”导致威廉二世强烈的独裁专制主义，他反对立宪主义和政党，“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宣称：“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他登上新皇位后的第一道圣谕，不像他的父亲那样题名为《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来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们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这种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不仅增加了德国自由派的恐惧，也增加了外国的疑虑。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在1891年，即威廉二世上台刚三年，就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和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到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他究竟是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啊！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事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接着他又成了〕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但是说变就变！他又成了个摩登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决心借助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把工厂当作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有些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些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再有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而已，勃兰登堡小诸侯这一最幸运世系连续相继的国王们所交替具有的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牍主义和独断主义等品质，全都集中于他一身，而且更加发展，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极爱动，在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无比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的人物的原因。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在这开明的世纪，一个凡人居然比任何其他术士、先知或圣徒都更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也显得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对他说来，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要求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和军国主义、海军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1913年威廉即位二十五周年庆典声势浩大，新闻界、学术界、经济学界、技术专家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狂热歌颂，超过对以往所有德国皇帝。只有少数人发出不和谐音。电气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就威廉时期繁荣的虚假性和脆弱性发出警告；尼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德国荣耀的真正力量和持久性表示怀疑；“左”翼《新观察》杂志发出悲叹：“现今（1908年）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皇帝把这些人骂成是“绵羊脑袋”和“阴郁的悲观者”。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威廉二世的扩张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
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不久便实行了与俾斯麦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他一方面宣称“路线照旧”，一方面又命令“全速前进”。事实上，威廉二世正开始执行一条“新路线”，即“世界政策”。它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思想界对中世纪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世界政策”的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海军主义政策。威廉二世得意地解释他的“世界政策”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争霸世界：“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定叫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即制海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德国从“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策”的背景，是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占有了最大部分的市场和殖民地，而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制造舆论。1899年12月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布洛（1900—1909年任帝国宰相）在议会中公开宣称：“我们懂得，要是我们没有巨大威力，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就不会得到幸福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砧。”布洛是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的“名”言：“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震惊了国际政坛。从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AlfredvonSchlieffen，1833—1913），90年代中期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梯尔皮茨海军上将（Alfredvon Tirpitz，1849—1930）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制订出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并于次年建立了海军协会。
他要求建立强大的舰队，同英国一决雌雄，从而实现“世界政策”。1898年帝国议会通过第一个扩建海军的法案。由于官方规定了“七年期海军预算”，这等于把议会对海军经费开支的监督权给剥夺了，因而引起自由派的反对，但最终法案还是以218票对139票通过了。两年后政府又提出第二个造舰法案，规定十七年中把舰队数量翻一番，也被议会通过。
1906年、1907年和1908年，政府接连提出进一步扩建海军的提案，都被通过。梯尔皮茨和他的海军计划事实上成为德国“新路线”的至关重要部分。
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旧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HoustonStewartChamberlain）传播的新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膨胀的趋势。形形色色的要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纷纷出笼。泛德意志协会的建立便是德国民族沙文主义膨胀的典型表现。这一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891年的日耳曼总同盟。第一任主席就是上文提及的殖民探险家卡尔·彼得尔斯。1894年改组成一个汇集了大德意志帝国狂热鼓吹者的联合体“泛德意志协会”。直到1908年，恩斯特·哈塞（ErnstHasse）一直是泛德意志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继任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亨利希·克拉斯（HeinrichClass）。协会的宗旨为：1.联合世界上所有德意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泛德意志国家；2.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权利益政策；3.主张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并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泛德意志协会的作家们常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奥地利等包括在德国的领土之内。泛德意志协会是威廉德国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最有影响的组织，它在企业界和政府要人中，以及侨居世界各地的德国人中都广有影响。它也是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协会、青年德国同盟的总参谋部。泛德意志协会的领导人中有军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有国家官员、帝国议会议员以及大学教授。另外，许多重要报纸如《每日展望》、《德意志日报》、《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等都遵循泛德意志路线，连篇累牍地发表民族沙文主义文章，鼓吹泛德意志主义的理想。泛德意志协会有二十七个分会，散布于欧洲、美洲、亚洲、澳洲。这个沙文主义组织，狂热地宣扬反动的人种优劣论、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社会民主党人库特·艾斯纳（KurtEisner），在1914年《新时代》上对泛德意志主义者的重大作用，用了确切的评价。他说：“在德国，谁对外交政策路线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正是泛德意志主义者。在对政策的指导方面，他们的影响甚至比地主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团体影响还要大。在这段时间，他们的成就比德国所有政党和所有议会集团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从第一个海军议案到最后一个陆军法案，所有军备计划都是在泛德意志主义者手中制订出来的。他们是突击部队！”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政策和世界政策。特赖赤克、A.瓦尔（Adalbert Wahl）等历史学家，把德国的世界强权政策看作是普鲁士德意志政策的继续，认为正如过去普鲁士在同奥地利斗争中上升为德意志大国，在同法国的斗争中上升为欧洲大国一样，现在德国在同英国的竞争中也应上升为世界强国。瓦尔还为德国的殖民政策辩护，认为“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在瓦尔看来，殖民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特赖赤克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则大有助于黑格尔“国家即权力”观点的传播。特赖赤克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而“战争”则是上帝规定的法则。
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为威廉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行帝国政策的动力。19世纪早期的民族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内部的政治独立，而到这一世纪的晚期，民族思想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在普鲁士精神渗透下的德国，为证明其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和文化所负的崇高使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北非、亚洲（中国）、巴尔干和土耳其。1897年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进一步攫取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矿山的权利，引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等小岛。
1900年德国在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特别疯狂。威廉二世在遣送德国军队到中国时所作的“匈奴演说”中狂叫：“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是死亡。”此后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德国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建造巴格达铁路，这条所谓“三B 铁路”，经柏林（Berlin）拜占廷（Byzantine）巴格达（Bagdad）（三地地名都以“B”字母开头），不仅能使德国控制整个土耳其和小亚细亚，而且可以从陆上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的工具。
德国统治者还费尽心机，向人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分裂工人运动。威廉二世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采取镇压和怀柔并用政策：对社会民主党采用严格的控制和打击措施，对工人，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0世纪初，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劳动时间一般为十小时。1903年3月帝国议会通过保护儿童法，进一步限制使用童工和对童工的无节制剥削。一部分工人上层的生活向“中等阶级”靠拢，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工人这时众多的罢工斗争，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而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也开始向民族主义方面靠拢，成为护国主义者。这实际上是德国第三个工业化高潮时期造成的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得以使德国统治者放手去发动战争，争霸世界。
三、尼采、韦伯、爱因斯坦
我把这三位看成是德国科学强权时代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杰出的德国哲学家，“超人哲学”和“权力至上论”的创造者。由于其极高的语言天赋，因而也被视作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优秀的抒情诗人。
尼采出生于普鲁士吕岑市的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小受基督新教教育。中学时期，文学、音乐特别是古典语言的成绩十分突出。1864—1868年，尼采先后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1865年接触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哲学后，转向哲学研究，186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翌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希腊语言学和文学教授。此后他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一度过从甚密。1878年尼采与瓦格纳因思想观点上的激烈冲突而断交。1889年他在意大利都灵神经错乱，最终于1900年8月逝于魏玛。
尼采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走上强权帝国主义时代，原先那些反封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尼采作为新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企图塑造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体系。其早期著作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和瓦格纳的美学观点影响，但尼采试图把叔本华的悲观厌世主义变为唯意志论的积极进取。他的哲学观点，总的来说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的重要著作有：《悲剧产生于音乐心灵》（1872）、《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9）、《快乐的科学》（1882）、《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反基督教》（1888）、自传《瞧！这个人》（1888）以及《获取权力的意志》（1901，译为《权力意志》或《强力意志》，不确）等。
尼采哲学首先是对一切现存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反叛。他对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现状、矛盾和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传统的现存思想、文化、道德、宗教，从“强者”的方面作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他的所谓“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尼采总是坚持反对那个时代流行的价值，坚持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他全面否定当时德国和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念，认为传统的价值观既无精神、理性、思维，也无灵魂、意志和真理，全是无用的虚构。尼采把反传统的矛头直指基督教。他把宗教视作欺诳人类和束缚人类自由意志的枷锁，认为传统道德是一种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奴隶道德，善恶观念均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从而造成了人的顺从和谦卑的劣根性，压抑了人的生命力和强力意志。尼采从反基督教弱者道德出发，对一切不利于超人和强力意志产生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谆谆告诫人们，所谓的“上帝”及“救世主”，他们的说教无论多么慈悲和甜蜜，都是虚妄之词，不要轻易上当。他大胆地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推翻了人类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以及建立在这一偶像基础上的传统道德，为自我生命的意志的复活和“超人”的出现创造了前提。
上帝既死，诸神也不复存在，那么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又该由谁来统治呢？尼采引申叔本华的基本思想，把“强力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源。所谓“强力意志”，是一种不受理性、传统观念束缚的、超出“善恶世界”的生命本能冲动的表现。比如生物界的同化和异化、物种之间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均是“强力意志”的表现。人本身就有追求食物、财产、性欲等等的意志，因此，在尼采看来，“强力意志”会生生不息，不知满足，不知厌倦，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尼采所谓的“超人”便是具有这种强力意志的人。他们是少数出类拔萃者，是天生的统治者和天才的艺术家。历史的意义便是造就出“超人”，而使人类免于堕落和退化。尼采认为造就“超人”的首要条件是有意识地做好人种的进化工作。优良的家世和血统是造就“超人”的前提。造就“超人”的条件之二是利用战争，在战争中造就群众的主人。尼采赞赏马基雅弗利的权术主义，认为“超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尼采要求“超人”在智力和体魄上都经过超强的磨炼，永远有创造，有目标，有追求，永远高傲自负，居高临下统帅善恶。
尼采的“超人”思想符合19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否定了叔本华的人生虚无主义，就此而论具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尼采的“超人”蔑视和憎恨一切平凡的人，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
尼采的“权力至上”论和“超人哲学”被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为“生存哲学”和“生活哲学”的基础。
尼采与传统的德国哲学家不同，其哲学著作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哲学论点往往以格言式的语言表达，因而被称为“文艺性的哲学家”。他生前在文学圈子和艺术圈子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哲学理论对西方哲学和德国社会政治的重大影响，是在死后才产生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世界著名的进步论学者，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德意志社会学协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史学诸领域中都有独到的建树。
韦伯生于埃尔富特城。不久举家迁往柏林。父亲曾任柏林市议会参事和民族自由党议员。他的家是当地学者、商人、艺术家和政治名流的谈话场所，这无疑开阔了少年韦伯的视野。高中毕业后，韦伯就读于海得贝格大学法律系，后转学于柏林和格廷根。188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论中世纪贸易社会史》；两年后又呈交了论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和私有权的意义》，获大学讲课资格。1893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一年后迁往弗赖堡大学，1897年再回海得贝格大学。韦伯在大学里主讲法律、贸易法和国民经济学。1897年旅美后对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1904—1905年，韦伯撰写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探讨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断了韦伯对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他先后受命负责一家乡镇医院的管理工作和关税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但在战争最后两年，他再次把精力转向撰写论文，这些论文在他身后结集为《经济与社会》。战后韦伯加入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并成为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一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直至1920年6月染肺炎去世。韦伯一生的著作很多，逝世后出版的著作约32卷，包括《论宗教社会学的论文全集》，详尽记录了他广博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韦伯在19世纪末叶已观察到欧洲社会与文化危机，现代工业文明走上歧途，因而对现代世界未来前景的疑虑超过了信心。韦伯是带着这种悲观的社会情绪来论述他的社会进步观的。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不同情社会进化论，更反对历史循环论。他从另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提出质疑，提出“实践理性”的合理化观。他对一直追求和推许科学理性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现今成为非理性的、物欲横流的、争夺扩张的资本帝国主义，深表悲哀。问题出在哪里？韦伯发现，“理性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科学理性只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观点，只是由少数学者或启蒙思想家首先把握后然后通过教育来促进知识的扩散的实践观。韦伯意识到，如果不能从社会行动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把握理性的本质，如果仅仅只从观念和观念的宣传活动中去说明理性主义，那么这种理性主义就根本无助于对社会及其发展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解释，无助于理性或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韦伯毕生致力探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的品格及其命运。在韦伯这里，“社会进步”被“社会合理化”所代替。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探求就是为了设计合理化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本来应该是如何的。在韦伯看来，这种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同新教伦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正是信仰和理性的一次最成功的结合，完成了“实践理性”的条件。但是韦伯同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仅仅只是由于它后来才完全抛弃了原先的价值目标，更重要的是“新教伦理”这个价值合理性的本身性质，影响着欧洲合理化进程势必走上“非人性”的方面。韦伯在“社会进步观念”上是个多因素决定论者。他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目的只是想要证明宗教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何种影响，证明新教伦理不同于其他宗教伦理，是西方（德国）所特有的，而并非对东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作探究（当时尚不存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但是当代西方的现代化学者，把它理解成为一个“韦伯命题”：韦伯通过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阐发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基本思想；韦伯通过对中国、印度、阿拉伯诸东方国家的宗教研究，进一步阐明非西方社会由于缺乏“新教伦理”之类的内在因素，所以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由此他们认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是无法自发现代化的，需要从外部输入现代化。事实上韦伯并未做过这样的“结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是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巨人。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乌尔姆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和叔父合办一个电器工厂，使爱因斯坦较早地受到科学的启蒙。1896年，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学物理，1900年毕业。两年后，爱因斯坦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爱因斯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还在1895年，爱因斯坦乘马车去瑞士途中突发奇想：如果有人以光速和光线一齐前进，是否将观察到光线乃是静止在空间中振动着的电磁波呢？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际，使他坚信“绝对运动是不存在的”。1905年，爱因斯坦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
同年，他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历史性突破，特别是光量子论的提出和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概念，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
《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的观点》一文，把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1900年提出的量子概念扩充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提出光量子假说，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统一，即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在文章中用光量子概念解释了光电现象，推导出光电子的最大能量同入射光的频率之间的关系。由于他的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爱因斯坦于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论运动物体的动力学》一文完整地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性理论，它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提出光速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不变，而且是物体运动的最大速度。相对论把空间、时间和物质运动联系了起来。由于相对论效应，量度物体长度时，会测到运动物体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时缩短；而量度时间进程时，会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行进得慢。这是相对论时空的基本属性，与物体内部结构无关。物理学所讨论的空间就由原来的三维再加时间一维的四维空间。仅仅由于没有考虑到加速运动，因而被称为狭义相对论，适用于除了引力之外一切物理现象。
《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质量有关吗？》一文中，爱因斯坦根据狭义相对论推导出重要结论：物体的质量与运动密切相关，运动速度增加，质量也随之增加，从而提出著名的质能关系公式E＝mc2，即物体的能量（E），相当于质量（m）与光速（c）平方的乘积。
1914年，爱因斯坦到柏林普鲁士科学研究院任职。1916年发表了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认为引力并非牛顿所说的力，而只是因质量的存在而引起的时空连续场的弯曲（形成的“引力波”）。这一设想被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考察队于1919年5月29日在几内亚湾普林西比岛所摄的日食照片和随后的计算初步证实。这使爱因斯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同年，爱因斯坦还在辐射量子论方面作出重大突破。1917年，他发表了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作的考察》，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宇宙学。
从1925年到1955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关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创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但始终没能获得成功。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论的计算。在科学的探索中，爱因斯坦始终是无所畏惧、毫不气馁的，正是这种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才使爱因斯坦创造了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
作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以极大的热忱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热心于社会正义和人类和平事业。爱因斯坦一贯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有九十三位科学技术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宣言，为德国的战争罪行辩护，爱因斯坦则在一份仅有四人参加的反战宣言上签名，随后又积极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的活动。
1933年1月，希特勒纳粹党攫取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成了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他不得不放弃德国国籍，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赴美，继续从事反对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骨灰撒在秘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
四、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同法国俄国和站在其一方的英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都抱着争霸和扩张的目的，不惜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中膨胀起来的民族经济扩张力之间的世界规模的大碰撞。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
暴发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贪欲，已变成了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止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予这种争霸以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想打仗，希望能利用一下陆军的优势，并想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饰国内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不满。社会民主党老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前就曾说：“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
德国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这一切全都有助于人们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想战争，却也愿意跟着走。这种普鲁士传统在威廉德国当然不是新东西，但它在这一时期却恶性膨胀起来。这当中普鲁士国家史官特赖赤克的著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说特赖赤克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笑的，但如果看不见他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对德国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影响，同样是天真的。
特赖赤克广泛传播这样的观念：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必须认为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那些提出普遍和平这一愚蠢概念的人表明他们对雅利安民族的国际生活毫无所知”。曾听过特赖赤克政治演说的威廉二世反应说：“在实践上，我只信赖和依靠上帝和我自己锋利的剑。”伦敦《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瓦伦廷·奇勒尔（ValentinChirol）爵士，谈到他和倍倍尔的一次就特赖赤克政治演说及其对战争歌颂问题的谈话，奇勒尔写道，在谈话过程中，一大队近卫军从他们旁边走过。倍倍尔说：“看这些傢伙！百分之九十是柏林人，百分之八十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按照上面的命令把我或任何人枪杀。”他说“上面”时，用手指着皇宫。他继续说：“整个国家仍然陶醉在军事荣耀中，在一场大灾难使我们清醒之前，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倍倍尔的话得到了应验，他自己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普遍的战争狂热中被卷着一起跑。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是在打一场反对“残暴的俄国熊”的防御战。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由教育、习惯和公共生活向人民反复灌输，成为一种有毒的民族主义。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把德意志民族拉下了水。
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地区性的萨拉热窝事件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黑手党”成员、十九岁的中学生普林西普，刺杀了前来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检阅军事演习的奥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造成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间的冲突。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全欧战争。德国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战争开始后，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国旗下支持政府，但宣布战争能受到如此热烈欢迎和节日般庆祝的，除了德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后来回忆时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威廉二世8月1日宣称：
“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这种民族主义热情的巨浪同样席卷了各党各派人士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马克斯·韦伯在1914年10月15日的信中说：“这场战争尽管极其可怕，但还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它是值得去体验的。”一直到战争后期，他才醒悟过来，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所坚持和拥护的君主制军国主义所依据的政治前提是否正确可靠。帝国议会各政党达成了名为“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政治休战。根据这一点，帝国议会也在战争时期把它的权力让给军方。它批准了政府所要求的军事拨款后就休会了。议会第一大党团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8月4日也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党团发言人胡戈·哈塞（Hugo Hasse，1863—1914）在议会宣读了党的声明：“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敌人侵略的可怕威胁，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或者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用什么必要的手段去保卫我们的国家。”不过他作了一点保留：“我们谴责一切并吞的战争。我们要求，一当我们的安全目标实现了，我们的对手愿意媾和了，就结束战争，缔结和约，以便与邻邦友好相处。”这种在全国激起的称之为“8月4日精神”的爱国浪潮，使军方看到，总参谋部动员计划中要求逮捕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那个部分不必执行。
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运动，像在所有交战国一样，在德国也很快展开。报摊上出现了印有口号的明信片，例如“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一拳打死一个日本佬！”等等，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向沙皇俄国开火，知识界和学术界则参加对英国连续不断的谩骂。经济史学家维尔纳·索姆巴特（WernerSombart，1863—1941）写了《商人和英雄》这部书，把这场战争解释为英国商业文明的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精神同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富于军国主义精神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神圣的，是的，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事情”。九十三名著名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发表宣言，答复对德国军队破坏比利时中立挑动战争的指责，拒绝关于德国军队犯下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指控。这些人物代表所有政党，也代表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德国反战情绪起初只限于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中心的一小批革命者，以及几个和平主义作家和教授，包括当时尚不太知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反战立场是很可贵的了。
一切事情最后还是决定于战争。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引起的欢欣鼓舞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在同年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只是由于德国军队未能速战速决，接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又带来紧张局势和厌战情绪，最后大多数群众才被争取到和平事业方面来。战争爆发时，小毛奇（HelmuthJohannesMoltke，1848—1916）任德军总参谋长，按前任总参谋长施里芬拟订的战略计划作战，施里芬伯爵提出速决战思想，必须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德国必须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即法国身上，迅速击溃它。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西线进攻的计划未能奏效。在东线，兴登堡（Paulvon Hindenburg，1847—1934）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在8月26—30日率军击败俄国军队，战场转到俄国领土，兴登堡被视作“战时英雄”，晋升为元帅。尽管如此，东线也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至年底，东西两线都陷入对峙状态。德国人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
5月初在哥里查塔尔诺夫战役中俄军全线溃败，德军向前推进300英里，但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进攻的重点放在西线。2月21日发生凡尔登战役，历时七个月，双方死伤数十万人。7月，英法军为牵制德军，对索姆河畔发动进攻，开始索姆河战役，历时五个月，双方死伤100多万人，战后西线再度陷入对峙状态。从5月31日—6月1日，英国在北海同德国进行大规模海战，制海权仍由英国控制。
战争的延长使最高统帅部成为德国实际的独裁者。1916年8月从东线调来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班子迫使皇帝解除法金汉的总参谋长职务，由兴登堡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他们不但掌握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皇帝完全退居幕后，在大部分岁月，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他不满足于战争中的军事指挥权，他干预民政的一切重要方面。鲁登道夫断然拒绝服从政府，反而迫使政治领导人服从自己。帝国议会无论从其传统或者从其法律地位来说，都无法与最高统帅部的专制独裁相抗衡。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真相。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1919年7月在议会中说：“有四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
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不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的迅速行动赢得决定性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德国人在1914年也指望速战速决。当这一希望落空时，厌战情绪就产生和蔓延；国内战时经济——军方把国家整个经济都组织起来为战争机器服务——带来的经济受控制和生活的大幅度下降，使反战情绪高涨起来；而当希望已经变得渺茫时，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就起来了。1917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标志着德国的战争危机。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接着退出战争，似乎给德国带来希望，但是美国因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而投入反德战争，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俄国退出战争的影响；1918年1月4日，德国强迫苏俄签订的掠夺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似乎有利于德国在西线的军事行动，但是结果西线也没有带来胜利。经济困难，人民生活穷苦，上层的特权地位，权威者牟取暴利的行为，这一切都进一步扩大了贵族与下层之间、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与穷苦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陆海军士兵对军官们的特权怀有敌意。这些因素在前线士兵和国内老百姓的情绪中反映出来。1917年8月，停泊在威廉港的“路易波尔特摄政王”号等舰上的水兵发动一次兵变，拒绝服役，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两位领导者水兵科比斯（Albin Kbis，1892—1917）和赖希庇茨（Max Reichpietsch，1894—1917）被判处死刑，五十多名水兵被判处徒刑。最后有组织的工人也开始反对继续战争。军事领导人这时决定把所有赌注都押在西线一场新的巨大攻势上面，这场攻势是1918年3月从圣康坦进击开始的，德国在西线倾其全力作孤注一掷，但被福煦元帅统一指挥的协约国军队以及大批来援的美国军队所粉碎，到8月份德国攻势完全失败，同盟国也相继垮台。到9月27日，鲁登道夫再也不能向政府保证“西线不会崩溃”了。他断言，政府必须更替，议会必须改革，要求立即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从1916年起就加强了要求内部改革的压力。这时军事领导转向“改革”，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军事失败的压力。只要普鲁士的军人贵族能使德国保持强大，战争获胜，那末作为俾斯麦创造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容克资产阶级的联盟就能维持，然而一旦军人当权的国家不再能提供人们所期望的军事保护，战争失利，资产阶级就会脱离这个联盟，开始发出进行议会改革的喧嚷。他们似乎又回到1866年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立场。民族自由党领袖施特莱斯曼（GustavStresemann，1878—1929）于1917年3月29日在议会宣称：“一个新时代要求有自己的新权利，现在到了开始整顿德国和各邦国事务的时候了。”他认为议会制度要比原先预料的稳定得多。最高统帅部的格棱纳将军（Wilhelm Groener，1867—1939）也感到不能不改革。思想比较自由化的巴登亲王马克斯被任命为宰相，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步党和中央党的代表都被纳入他的内阁。马克斯亲王在1918年10月5日的帝国议会中说：“当和平到来时，不会再一次组成一个没有议会支持的，没有包括议会主要人物在内的政府。”新政府立即着手解除鲁登道夫的职务，由格棱纳将军接替，而“英雄”兴登堡还是不能碰的。修正宪法的一系列议案在10月2—26日间通过，28日由皇帝签署。规定宰相要对议会负责。各邦国必须按此模式实行民主化。这样，德国就“转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而这一切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革命。新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和平。但是这种延误已久的“民主改革”这时已经不够了，而且也为时太晚。首先是和平没有到来，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国皇帝退位，承认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劝说皇帝退位没有任何结果，而实现和平的愿望当时却是引起革命的潜在因素。当人们得知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而没有能实现和平时，这就使全国转向反对皇帝和皇太子，这两人已经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失败，现在又阻碍着和平谈判。这种意向的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十一月革命的爆发。
人们已不能再容忍现状继续下去。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马克斯亲王不得不代皇帝采取“行动”，约在中午12时，通过通讯社宣告皇帝和皇太子从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王位上退位，同时把自己的宰相职务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希望由他来“平息”革命。消息传到最高统帅部，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声中，仓惶出逃荷兰，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现在整个旧制度的基础都站在社会民主党的背后，支持它并受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新政府的庇护。德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的迅速崩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垮台，使德国保守集团起初完全目瞪口呆。资产阶级集团不得不接受革命的现实。拥护君主制度的报纸收起了拥护王室的口号。他们向君主专制传统和霍亨索伦王朝挥泪告别，但却希望新的统治集团能给德国带来“光荣的和平”。没有发生任何为“皇帝和帝国”而采取坚定的反抗革命的事件。军方深信，如果军事领导人企图反对革命，广大士兵群众是不会执行命令的。正因如此，柏林的革命是在较少使用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完成的。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但没有看到胜利的表层下掩藏着没有变化的基础。兴登堡和格棱纳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宣布对新政府效忠，除了看到当时反对革命是徒劳无益这一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他们来说，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重要得多。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找到借口完全摧毁德国的军事组织。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在目前应该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作出某种安排。
1918年11月8日，革命前夕由政府派出的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车站，向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被福煦元帅拒绝了，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限72小时内答复。11月11日，“新”政府正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
作者评曰：
强权究竟是什么？一般而言，就是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欺压、侵略所凭借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威廉二世正是凭借着现代化工业化的统一德国的优势地位，不仅要侵略、扩张，而且要争霸世界，结果只落得个皇冠落地，国家遭殃，自己流亡国外当寓公的下场，说明奉行强权政治者终归要失败。但是威廉二世也许会问，他的祖宗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是奉行“强权即公理”吗？被他“踢”下台的老宰相俾斯麦不是也奉行“强权即公理”吗？他们为什么都取得了成功？这个问题威廉二世自己是解释不清的。我们必须看到强权政治的客观内容特别是所起的客观作用。无论弗里德里希大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民族的统一事业或者促进社会的进步基础之上，客观上起某种进步的作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也将遭到失败。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着他的强权政治，客观上不可能起半点进步的作用，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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