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月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
近代德国历史上爆发的最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当数1848年革命。这场革命被公正地判定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德意志的统一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单独统治没有获得解决，所以它是失败了。民族的任务是由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加以补充完成的，民主的任务却由于专制君主政体的保留而没有完成。充当这次革命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分裂和资产阶级多数派（共和派）对容克阶级的妥协态度，是1848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整整70年后，1918年德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革命首先冲击着专制的君主政体，因此许多人认为，1918年革命只是1848年革命的继续，1848年革命中没有解决的任务现在又重新提了出来，因此从性质上看，它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意见，主要是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们热切希望把1918年革命中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作为70年前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加以赞扬。事实上，1918年革命同1848年革命虽有某种联系，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却并不相同。客观上提到1918年革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任务，乃是推翻资产阶级容克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种具有德国特点的社会革命：在基本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场革命来得匆忙，人们思想上都缺乏必要的酝酿和准备。君主政体虽然被抛弃，但资产阶级容克的社会统治却被保留下来。因此，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说，革命基本取得胜利，而从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说，这次革命是失败了。充当这次革命领导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分裂和无产阶级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和德意志民族的妥协态度，是1918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革命本身，同1848年革命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革命爆发时分成三个主要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后两者是从原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三派间在1914年8月4日的政策问题和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就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现在当他们占据了革命的整个前台，并为把革命引向什么道路展开了生死搏斗。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倍倍尔逝世后接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艾伯特和党的主要决策者谢德曼，虽然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但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他们完全不能从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联系中获得解脱，他们不承认“终止国会内党派斗争”的政策，也就是保持“国内和平”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想同过去彻底决裂，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反对暴力革命还因为他们对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和力量怀有深刻的信念。谢德曼在1918年11月底还把兴登堡元帅说成是“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而另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A.克谢辛斯基则把兴登堡作为英雄来欢迎，宣布“兴登堡属于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他们怎么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回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社会民主党堪称是民族的工人派，它把持着老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工会系统，控制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
与此相对极的则是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派。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巨大的革命左派，旗帜上写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12月2日帝国议会军事拨款表决时毅然说“不”，投了反对票，给左派的反战运动以巨大的推动。1915年4月左派创办《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得名为“国际派”。1916年初国际派出版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命名），由此得名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作为独立的派别（有自己的中央组织）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
原社会民主党内以考茨基、哈塞、威廉·迪特曼为代表的中派，从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反对右翼领袖们公开支持战争政策，也反对国际派的革命立场。伯恩斯坦也经常站到该派这边。1915年12月21日帝国议会第五次军事拨款表决时，19名中派议员投了反对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则决定开除以哈塞为首的拒绝军事拨款的议员。随着中派内部左翼力量的加强，一个以莱德博尔（GeorgLedebour）、多伊米希和巴尔特为代表的左翼力图迫使中派领导同社会民主党决裂。1917年4月，中派建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组织上加入该党的还有斯巴达克派。在整个革命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发表过一个代表整个党的行动纲领，外界难以判断它的主张。
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极端。前者对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制造的“民族历史”和“民族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斯巴达克派则忠于世界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而斯巴达克派则摒弃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社会民主党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而斯巴达克派则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福音和理想；社会民主党害怕暴力革命和流血，提倡所谓“个人尊严”，而斯巴达克派则对革命目标具有极大的热情，并不在暴动或流血面前却步不前。社会民主党恐惧地注视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认定苏维埃政权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造成了灾难，而斯巴达克派则对列宁主义的成就感到兴高采烈，并把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作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榜样来宣扬。而处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之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不同意社会民主党所致力的议会民主中带有那种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更反对斯巴达克派所主张的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哈塞和考茨基都同样提倡一种所谓的“一般的民主”或“纯粹的民主”，这种民主的体现形式就是全民普选的议会民主制。
但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巴达克派，对革命的来临都没有思想准备乃至组织准备。
十一月革命是突如其来的。从全国范围看，这是一次自发的武力行动，既没有人作过详密的计划，也没有人予以统一的领导。整个社会上层，包括统帅部在内，都被吓得不知所措。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以为政府的改组和“民主化”措施可以平息人民的愤怒。它的巨大的组织网和宣传网都在极力维护着现存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主流派正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上，用意显然在于告诫德国人民不应走俄国的道路；该党的左翼还在作“举行群众性罢工，以革命结束战争”的宣传，10月初成立了以巴尔特、多伊米希等为首的“革命工长组织委员会”，基本上控制了革命工长组织，但革命的到来却使他们无所适从。斯巴达克派尚未成为一个有广泛行动能力的独立政党，在工人群众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它的活动更多具有宣传性质。1918年10月初，斯巴达克派在哥达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不来梅左派和汉堡左派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在前线和国内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努力把军队中自发性的反抗和工人的罢工结合起来，发展成武装起义。会议确认了争取立即结束战争、推翻德国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任务。但是这些主张在广大工人和士兵中却鲜为人知或被接受。斯巴达克派及其领袖当时对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不调和态度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主张也未得到德国多数工人和士兵的响应。革命不在任何派别手中，革命不在任何政党手中，因此工人阶级各政党和派别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要使革命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的斗争，就成为十一月革命的特点之一。这同俄国革命情况不尽相同。
1918年11月3日基尔水兵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十一月革命的开始。起义水兵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炮位，把大炮对准基尔城军官的住宅、车站和船坞。4日基尔工人也举行了起义。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转到起义者一边。起义者抓住时机，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会，与现政权对抗。5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上都升起了红旗，基尔城郊全被起义者掌握。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柏林政府慌忙由马克斯亲王和谢德曼等人签署一份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一切都好“商量”。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火速赶到基尔，力图控制运动的发展，恢复秩序。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哈塞也到了现场。
但是水兵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揭开了革命的序幕。工人士兵代表会制定的要求是很有限的。诺斯克答应水兵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他被选为基尔水兵代表会主席，并同工人士兵代表会达成协议，由代表会任命他为基尔新长官。
然而，全国的局势是如此的紧张，以致基尔点燃的火花立即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11月5日和6日，卢卑克、布龙斯比特尔、库克斯港、汉堡、不来梅等城市和西北沿海地区相继爆发革命。7日到9日，汉诺威、马格德堡、不伦瑞克、奥尔登堡、什未林、罗斯托克、科隆、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也发生了革命，萨克森、符腾姆贝格、不伦瑞克等邦君主被赶下宝座。几乎各地都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会，他们或者宣布接管地方政权，或者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迪特曼在汉堡大会上公开要求皇帝退位。斯巴达克派接管了社会民主党的《汉堡回声报》，谴责柏林政府的“民主化骗局”。
从整个看，十一月革命有三个中心，即北方的基尔、南方的慕尼黑和首都柏林。南方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巴伐利亚邦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更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更重要的后果。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投降，使巴伐利亚很可能遭到协约国的进攻。巴伐利亚人民直到最近还只知道德国在遥远的敌国土地上打了胜仗，现在骤然面临的前景使他们不再信任现政权。农民尤其渴望和平，他们对柏林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措施已感厌烦。一方面巴伐利亚的和平运动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情绪明显复活。人们盼望公开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出来领导并采取行动。该党几天以前还只是一个少数人的党，现在一跃而为左右巴伐利亚局势的党。11月7日，该党领导人艾斯纳（KurtEisner，1867—1919）抓住主动权，组成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宣布巴伐利亚为“民主社会共和国”。
代表会主席艾斯纳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社会民主党迫于形势，参加了联合政府。一些著名的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也被邀参加工作。国王被迫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统治到此结束。
库特·艾斯纳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在马尔堡大学攻读时，深受康德的伦理学的熏陶。1898—1905年担任柏林《前进报》编辑。1910年来到慕尼黑，当了一名自由作家。他起初支持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不久深信这是错误的，于是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因鼓动工人罢工而被监禁，到10月中旬才被释放，并重新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斯纳是一位理想多于现实的政治预言家，热情的宣传家，诗人，深受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影响，相信人类之爱。政治态度上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巴伐利亚新的临时政府11月8日的公告就打上了艾斯纳的烙印：允诺实现和平，召开制宪会议，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持治安，政府官员保留原职，“宣布憎恶一切流血”。虽然从社会革命的观点看，巴伐利亚除了推翻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外，并未改变什么，政权问题也未获最终解决，但艾斯纳在慕尼黑的行动，打击了分离主义势力，并推动了柏林的革命。
柏林的动向，就成为德国前途的决定因素。11月初，在柏林有两个问题突出出来，一个是停战谈判，一个是皇帝退位，这两个问题的相互联系就成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占据关键职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基础。他们极力避免发生革命，希望和平地实现政体的转变。11月6日在宰相府举行的内阁成员、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袖、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艾伯特提出皇帝退位，保留立宪君主制政体以防止革命的建议，遭到最高统帅部格棱纳将军的拒绝，谈判搁浅。社会民主党领导在11月7日给马克斯亲王递交一份“最后要求”，限定皇帝在11月8日中午前退位。艾伯特在私下对马克斯亲王说：“我不想革命，我对革命深恶痛绝”。因此帝国政府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要求。可是皇帝本人不同意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把最后要求的期限延长到11月9日。
但是人民却不能再容忍现状继续下去。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几十万人从各城区各郊区潮水般涌向市中心。人们举着“和平、面包、自由”和“兄弟们，别开枪”等标语和红旗，有的携带着武器。按照斯巴达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共同商定，卡尔·李卜克内西带人去夺取皇宫，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带人攻打市政厅，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Eichhorn，1863—1925）带人攻打警察局。由于士兵和工人们一起行动，起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中午时分，起义者已经控制了柏林，包括皇宫、卫戍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工厂和兵营中纷纷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旧政权迅速陷入瘫痪中。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匆忙采取行动，一方面发出为时已晚的号召书：“总罢工！柏林工人总罢工！整个运动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来作总的领导。工人们，士兵们，注意保持治安和秩序。社会共和国万岁！”另一方面，艾伯特、谢德曼等迫使马克斯亲王代皇帝采取退位行动，马克斯亲王还把宰相职务移交给艾伯特。艾伯特又立即以“帝国宰相”名义签发公告，说将考虑组织一个各政党都同意的人民的政府，“它的目标是尽快地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并牢固地建立其已获得的自由。”虽然艾伯特本人一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但他这时还没有建立共和国的想法。他想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国，保留君主政体，只是他认为必须由选举出来的制宪会议（国民议会）来对国家和政府的形式作最后决定。但是柏林街头和整个事态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逾越了自己确定的限度，迫使社会民主党还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就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国会大厦为大本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风闻斯巴达克派正在占领的皇宫中酝酿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感到必须抢在前头。下午两点钟，谢德曼走到国会大厦阳台上向下面广场上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群众发表演说，结束时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艾伯特为此大发雷霆，叫道：“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两个小时后，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阳台上向群众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天中经过两次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虽然肯定了对德意志帝国君主政体的胜利，但预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前景。德国究竟是沿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还是沿着议会制共和国的道路，将进行一番严重的权力较量。
我们把从1918年11月3日—1918年11月9日中午看成是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取得胜利阶段；从1918年11月9日中午—12月21日看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革命向何处去？是无产阶级的工兵代表会制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制共和国？这里存在着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代表会与国民议会的关系，代表会与政党的关系问题。
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两类不同的、对立的国家体制，一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是苏俄类型的工兵代表会（苏维埃）专政。在这两种对立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的每一种之内，具体形成时又都有各种与体制相适应的可能性，其活动余地相当广泛，例如在西方议会民主制中，也可能纳入不同程度的计划经济、国有化，乃至存在某种代表会的共决权，但它不是统治机构，而是咨询机构。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其主要标志乃是由表面上政治平等的公民们选出的代表进行多数表决来解决矛盾，实际上选出的代表绝大部分都是代表着有产阶级的利害，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议会民主的对立面作过描述。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获得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官吏、警察、军队的支配权，而是要打碎这一机器，用武装的工人阶级取而代之。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工人士兵代表会，目标是开创一个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最终达到国家消亡的过程。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其主要标志乃是用无产阶级专政解决矛盾。在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中，也可以想象并可能存在不同的统治机构，例如也可以存在某种制宪国民议会，但它只应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听命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真正工兵代表会制度的标准是：选举权是阶级特权，通过选举任用一切官吏、法官和军官；不搞三权分立。因此，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看，不可能同时并存议会民主和工兵代表会专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作为政治形式，它们不可能相辅相成，在思想上，它们则是互相排斥的。
究竟怎样才能确保工兵代表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机构？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或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苏俄的工兵代表会（苏维埃）最终只服从布尔什维克的一党领导。但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不仅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是分裂的，工人阶级分裂成为对立的、相互争夺影响的几个政党。德国当时的工人占了一半人口，但仅依靠工资为生并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革命时期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工人对于工兵代表会政权和国民议会的关系以及面临的抉择根本弄不清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根本就没有为革命出过力。艾伯特因此力图争取独立社会民主党支持他那条选举国民议会重建新秩序的道路，并把工兵代表会掌握在自己手中，降为某种咨询机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国民议会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在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组织临时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的谈判中，要求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个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都交由选举产生、为全体劳动人民和士兵所信赖的人”。这显然是对议会民主制中分权和所谓人民自决原则的否定。社会民主党则提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不是“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士兵代表会”，而是“全部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联合谈判达成这样的妥协：先把政权交给工人士兵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由这个大会在政治上作出原则性决断。
参加第一届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是哈塞、迪特曼和巴尔特，由艾伯特和哈塞担任主席，两人权力相等。就在11月1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兴登堡和军队宣誓对它效忠。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协约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次日签署了停战投降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实现了大多数德国人心目中革命的主要目标。在以后几天，各邦王朝的所有统治人物都纷纷退位，全国到处都成立各级革命政府。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了施政纲领。
这个纲领虽然声称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但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中根本没有提到消灭容克贵族、垄断资本巨头和军官团的政治经济特权。事实上，人民委员会从成立伊始，就处在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控制之下。人民委员会完全保留帝国时代的军事、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社会民主党领导断然拒绝解除政府中资产阶级成员的职务；否定工人士兵代表会干预法院活动的权力。人民委员会是以恢复“秩序”、防止“极左派的威胁”和导向议会共和制作为主要任务的。
新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的政治权力的来源，或者说，它是根据什么权利来进行统治的？谁授予它以统治的特权？在十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工人士兵代表会在德国到处自发地成立起来。俄国的苏维埃代表会这一革命工具的形式和名称被德国工人接受了。它们或者接管了行政权力，或者在多数情况下与现政府当局同时存在。德国的工兵代表会开始时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就其思想和政治路线来说，多数倾向社会民主党，但在革命日子里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强烈的政治激进倾向。革命初期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潮，似乎谁掌握了这些代表会，谁就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德国的统治权。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翼都集中力量争夺对工兵代表会的领导与控制权。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力图使工兵代表会成为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权机关，并使“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而社会民主党则力图使代表会成为过渡到制宪国民议会的临时权力机关。
11月10日上午，柏林的所有工厂和部队都举行选举，被选出的代表会在当天下午在布施马戏院召开大会，这就是所谓“批准临时政府”的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约3000人，成分复杂，士兵占大多数。大会在嘈杂声中通过批准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选举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时，艾伯特坚持由同等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再加上两者总和的士兵代表组成。选出的由28人组成的“大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其中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4名士兵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有名的人物都被排斥在外。这届柏林的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充当着全国工兵代表会代表大会的职能，因而它居然有权“承认”人民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宣布德国为社会共和国，并使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有着德意志社会共和国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的头衔。
此后的日子里，根据艾伯特的指示，军队中恢复了旧军官的指挥权。法令还规定所有工人必须交出武器，而与此同时，许多武装的军官团体、志愿队等反革命组织纷纷出现。以往所有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历经革命的最初惊恐之后，现在都披上了“民族的”、“民主的”和“人民的”外衣：保守党成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民族自由党变成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一个时期内改组为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他们一夜之间都变成拥护民主和共和国的角色，集结在支持艾伯特政府提出的“制宪国民议会”的旗号下，同“代表会政权”相抗衡。形势对斯巴达克派越来越不利。为了弥补自己没有独立政党的损失，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召开会议，决定改名为“斯巴达克同盟”，并决定在全国建立自己的支部。但是直到此时，斯巴达克同盟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独立派别，同盟成员在组织上还服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卢森堡、约吉歇斯（LeoJogiches，1867—1919）等领导人还幻想能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贯彻斯巴达克同盟的主张。
1918年12月16至21日，第一届全德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社会民主党人29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90名（包括10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其他党派35人，无党派工人士兵74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没有当选为代表。社会民主党毫无疑问地控制着这届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直至国民议会召开时为止。成立了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替大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但代表大会拒绝授权中央委员会“监督”、“干预”政府事务的权力。独立社会民主党因反对不给中央委员会以监督政府权力的议案，拒绝提名中央委员会的人选，结果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纯粹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这使最终取消工人士兵代表会的行动变得简单易行。大会最后否决了关于工兵代表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清洗政府中的反革命分子等提案，作出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定于1919年1月19日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这样，在工兵代表会还是国民议会这个政权的大问题上，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决定。
从1918年12月16—21日到1919年1月19日，可视为革命的第三阶段，即革命危机和革命失败阶段。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社会民主党领袖开始向革命工人展开进攻。圣诞节前夜，政府企图解除拥护革命的人民海军师（3000多人）的武装，激战后政府的企图被粉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因此退出艾伯特政府，以保持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圣诞节后两天，艾伯特任命诺斯克为国防部长，统率所有武装，包括那些反革命志愿团，越来越多的反革命部队和志愿队集结在柏林周围。此后的日子，社会民主党领袖就集中力量对付革命的中坚、自己的左派兄弟斯巴达克同盟。
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巴达克同盟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关系。最终决定迈出这关键一步的主要是罗莎·卢森堡。在大多数由年轻人组成的斯巴达克派中，卢森堡较之其他领袖，确实是思想上更敏锐，个人品质更完美，政治上更成熟，因此可以说，对德国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斯巴达克派的政策和基本路线是她制定的，并且具有她个人品格和思想的印记。1918年12月29日，在柏林普鲁士议会大厅召开斯巴达克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46个地方组织的83名代表。12月30日，召开正式建党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建立独立的政党，取名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卢森堡的政治形势报告《我们的纲领与政治局势》，她在报告中阐明党的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她批驳说，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发展了一种议会式的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学说的退化。她还提出了教育群众使其革命化的最好方法是政治性罢工；社会主义革命将随罢工的浪潮而到来；政治性罢工将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而把其他政治活动置于次要地位。大会通过了以卢森堡的文章《斯巴达克同盟想要做什么？》（12月14日刊于《红旗报》）为基础制定的党纲。党纲规定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革命的任务是武装顽强的劳动人民大众，掌握全部政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真正的民主。”纲领中提出了巩固革命的紧急措施：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工人阶级；提出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代表会，彻底改革社会立法等。纲领的国际方面任务是：与其他国家工人政党建立联系，实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
大会推举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德国共产党的两主席；确定由斯巴达克同盟中央委员会行使党中央职权。1919年1月1日，大会正式闭幕。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卢森堡主义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党的纲领和策略，是革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存在一系列的缺点，例如认为卢森堡崇拜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行动（“自发论”）；阶级矛盾的尖锐发展自然而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崩溃论”）；不承认帝国主义时代尚存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以及缺少农民纲领等。这更多是以俄国革命胜利的模式经验来衡量德国革命失败的结局，并不完全切中卢森堡主义的命脉。最终导致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失败的，并不是这些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大部分工人群众特别是士兵没有支持和拥护它，他们憧憬社会主义，但却害怕追求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德国工人运动中议会主义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斯巴达克同盟的主张，大部分工兵代表会没有追随斯巴达克同盟，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一心以为，历史的进程对他们有利，世界革命很快就要实现，因而开始实行一种罢工、骚乱、巷战、起义的政策。结果道路是越走越狭，到1919年初，已经显得相当孤立。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整个保留下来的旧世界感到惊恐。社会民主党领袖则攻击德国共产党破坏革命成果和煽动内战。德国究竟是走议会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决战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艾伯特政府想诱使左派在这不合时宜的时机发难，然后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予以镇压。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强行解除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柏林警察总监职务，促使中派同左派联合行动。1月6日，柏林爆发旨在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总罢工。社会民主党则针锋相对，号召自己的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府决定把“恢复秩序”的任务交给诺斯克，委任他为柏林地区的司令官。诺斯克充分意识到其任务的不祥性质，说：“总得有人来当猎犬，就由我来担这个责任吧！”他在柏林郊区设立了司令部，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志愿团”。他获得冯·吕特维茨等旧政府将领的合作。就在这时，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开始“软化”，坚持通过“和平商谈”解决冲突。但“一月战斗”实际已经打响。1月8日，艾伯特政府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工人遭到大规模的屠杀。1月15日，德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惨遭“志愿团”杀害。就在这种气氛下，1月19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保证了反革命阵营的胜利。3000万居民参加了选举，社会民主党获1150万票，165席，独立社会民主党获230万票，22席，其余54.5％的席位则为资产阶级政党所取得，共产党抵制了这次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于2月6日在小城魏玛开幕。2月11日国民议会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两天后谢德曼出任总理，组织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魏玛共和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继一月战斗后，全国各地几乎都爆发了旨在保卫革命成果的战斗，但是这些战斗是孤立进行的，没有统一的领导，相继被镇压下去。巴伐利亚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在1919年1月12日和2月2日举行的巴伐利亚邦国民议会选举中，艾斯纳和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2月21日艾斯纳本人也被君主主义者刺杀。巴伐利亚陷入一场极为动荡的混乱，到处出现了巷战。3月中旬，邦国民议会授权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为总理，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艾斯纳的追随者和共产党人掀起倒霍夫曼内阁运动。霍夫曼政府在柏林政府的授意下，撤到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在慕尼黑，一些艾斯纳的追随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工人士兵代表会共和国，他们组织了政府，宣布同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团结在一起，反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共产党人没有参加这个政府，他们在坚定的斯巴达克派、俄国出生的犹太人欧根·莱维内（EugenLeviné，1883—1919）领导下，成为争夺政权的另一个集团。4月13日慕尼黑驻军在霍夫曼政府的策动下发起暴动，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工人总罢工，并拿起武器，最终击败了暴乱者。一个以共产党人莱维内为首的巴伐利亚工人士兵代表会共和国建立起来。柏林社会民主党政府决定对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实行镇压。诺斯克下令两万大军南下，会同符腾姆贝格和巴伐利亚的反革命武装，开赴慕尼黑“恢复秩序”，4月中旬，莱维内组织的红军和赤卫队在慕尼黑以北的达豪等地同政府军发生激战，但已无法阻止政府军的进攻。5月1日政府军开进慕尼黑，他们在这场内战中犯下的罪行，是纳粹出现前德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5月5日市内战斗结束。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最终被颠覆。莱维内被判处死刑，6月15日被枪决。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
二、魏玛共和国的战后危机：民族内争与民族外争
1919年2月6日在小城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共和国制定一部宪法。起草宪法的工作是由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教授主持的，在国民议会选举的次日，即1月20日公布了宪法草案。草案的宗旨之一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实行地方分权的统一国家，因此提出把普鲁士邦打碎，把全国分成幅员大体相等的邦，它们不再具有国家的性质，仅仅是最高的自治机构。这实际上是对各邦的自治权作了较大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引起不少邦特别是南德诸邦的反对。2月24日开始对修改后的宪法进行审议。直到7月31日国民议会才最终通过了宪法。8月14日宪法经总统签署后正式公布生效。因此，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德意志国（DeutschesReich）的成立，既可从1918年11月推翻君主制算起，也可从1919年8月魏玛宪法公布算起。
魏玛宪法正是在德国战败、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十一月革命行将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时代因素不能不对宪法的内容产生重要影响。魏玛宪法又是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最晚的一部民主宪法，它吸取了欧美各国宪法的民主精华，成为当时最有民主特色的宪法。在关于德国国体问题上，宪法第一条称：“德意志国是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出自人民”。中央政府拥有与外国建交、建立军队、管理财政、发行货币、管理邮政、关税等权力。国家法律高于各邦法律。各邦仍可有自己的邦宪法、邦议会和邦政府。由各邦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政会”仅仅是咨询机构，参与国家立法与行政事务。
魏玛宪法在政体方面贯彻三权分立原则，即国会、总统与政府、法院三权分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国会议员由“年满20岁以上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产生。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和文、武官员以及解散国会之权。宪法第48条特别授予总统“国家强制执行”权：当德国境内公共秩序受到扰乱时，总统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届时公民基本权利“全部或一部停止之”。国家政府即内阁，由总理与各部部长组成，由总统任免，内阁成员必须得到国会的信任，否则需辞职。关于司法，法官地位独立并只服从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裁决各种争端。
在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方面，宪法明示“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女平权；废除贵族封号；公民人身自由、居住、通讯自由不得侵犯；公民有和平集会、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人民有担任公职、受教育的权利等。在经济生活方面，宪法保障个人之经济自由，人民有工作自由，结合（指结成劳工团体）自由，契约自由，经营工商业自由，财产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实行社会保险政策等。宪法中甚至载入“社会化”、“国有化”字眼和“工兵代表会”条款。
纵观宪法全文，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但也不难看出，它所提出的种种民主权利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第153条就肯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在德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曾改变以前，魏玛宪法主要起到了确保资产阶级容克隐蔽专政的作用，内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民主”权利很快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年轻的魏玛共和国还必须为德国的战败承担责任。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法国选择这一天是有意羞辱德国，因为它正是48年前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实际操纵这次会议的是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这三个国家都企图利用和约掠夺德国，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法国为了打倒自己的宿敌，主张肢解德国，索取大量赔款并建立对德国的经济监督。英国出于保持欧洲的均势，不想过分削弱德国，美国在德国问题上支持英国。经过幕前的争论和幕后的讨价还价，三个月后才拟出对德和约的初步条款。协约国未经与魏玛政府协商单方面制定了和约初步条款后，立即通知德国代表团来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对德国代表团说，“清算的时刻到了。你们向我们要求和平，我们同意把这和平交给你们”。协约国不允许对条约内容作任何口头讨价还价，只允许德国人在14天内递交书面意见。
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日子里，德国人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还很少考虑，甚至还寄于幻想：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1919年5月7日条约文本在柏林发表，几乎把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惊呆了。5月9日，德国代表团奉命照会克雷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无法容忍的”。5月12日谢德曼总理在群众集会上表态：谁签署这个和约谁的手就要烂掉！协约国仅在次要的条款上同意修改，比如上西里西亚领土从原来的割让改为公民投票，其他就原样发回。6月16日和会将条约文本作为最后通牒交给德国，规定七天之内如不答复，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实现他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魏玛政府从上到下反对和约，所有党派也都如此。艾伯特总统两次征询最高统帅部和兴登堡，陆军能在西线抵抗住协约国的进攻吗？最高统帅部表示：“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6月20日，谢德曼宣布辞职。翌日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鲍威尔（GustavBauer，1870—1944）奉命组阁。
在最后通牒到期前几小时，国民议会最终“赞同”签署和约。这样，政府被授权不加保留地签署和约。6月28日，新外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密勒（Hermann Müller，1876—1931）在凡尔赛镜厅代表德国签字。
凡尔赛和约除了把这次战争的责任全部加到德国及其盟国的头上外，主要内容有下列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领土和殖民地。德国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并将近1／7领土“让还”给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丹麦等（如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德国承认并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德国确认取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此外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皆被英、法、日等国瓜分，包括中国的青岛被日本占领。第二方面是关于军事条款。规定莱茵河右岸为非军事区，德国无权设防；莱茵河左岸地区由协约国占领15年，占领费用由德国负担；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改称“国防军”），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均应解散；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等。成立协约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军事条款的执行。第三方面是关于赔款和经济条款。协约国达成协议，把赔款的具体细节交由协约国特别赔款委员会决定，但在1921年5月21日以前，德国必须付出200亿金马克的现金或货物（煤、牲畜、建筑材料等）；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协约国对德国输出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涅曼河和多瑙河等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德国的赔款问题就成为战后德国同西方国家长期争执的重大事件。
整个看来，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掠夺性的条约。德国因和约一共丧失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730万人口。特别是萨尔兰和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占领，使德国丧失了75％的铁矿，44％的生铁生产能力，38％的钢生产能力和26％的煤炭产量。德国人民在经受战争浩劫之后，又遭到了协约国的新的掠夺。
魏玛共和国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十一月革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民主选举权和比例选举制，也给其他“温和派”资产阶级政党带来了代议制政体。但是共和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两大包袱：它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在经济上和其他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动旧的德国，这就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而加以坚决的反对；同时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承担了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而要加以坚决的颠覆。魏玛共和国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乃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民主的”、天主教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一种广泛联盟。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中间政党”，而社会民主党也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工人政党”。他们联盟的使命主要用来维护旧德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力量。大容克和大资产阶级（或称为“工业界”，“垄断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冲击下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而竭力保存社会统治。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共和国；“国中之国”的陆军也不接受。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而且实际上用来资助败坏和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和报纸，企图恢复战前的那种君主政体统治。实际上，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勉强存在，不过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受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无产阶级（受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之间力量的斗争处于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境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同样情况，资产阶级也处于分裂状态。双方力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存在。战后四年中出现的巨大的革命危机和反革命武装颠覆活动此伏彼起，西方要求德国偿付数千亿金马克的惊人赔款以及法国对鲁尔的占领，使共和国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中。
首先对魏玛共和国发起冲击的是1920年3月来自极右翼君主主义派的卡普暴动。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是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并且是德意志银行监事，1917年就成立了极右的德意志祖国党，现在一心从事以暴力推翻政府、重建君主政体的活动。他得到军国主义者、国防军军官吕特维茨将军、鲁登道夫将军等的支持和一些德国银行家和大工业家克虏伯、梯森、斯廷纳斯、胡根贝格等人的资助。暴动分子开始行动的导因是国防部长诺斯克根据协约国的命令解散埃尔哈特海军旅和勒文费尔德海军旅引起的。3月12日晚，埃尔哈特率海军叛乱部队向柏林进发。次日凌晨，在吕特维茨指挥下，埃尔哈特旅、捷比利茨志愿军团和其他部队在柏林勃兰登堡凯旋门受到鲁登道夫等帝国旧官员的欢迎。就在同一天，3月13日，卡普、吕特维茨等率陆军数千人进攻柏林，暴动正式开始。
当暴动者向柏林推进时，在柏林的国防军高级军官们大部分同情暴动分子。在3月13日晚，由诺斯克召集的国防部会议上，与会的将军们除莱因哈特一人外，均拒绝发出对暴动分子射击的命令。作战局局长冯·塞克特将军（HansvonSeeckt，1866—1936）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拒绝执行命令。于是政府决定离开柏林并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有少数部长留在柏林，以便需要时与暴动分子进行谈判。暴动分子建立了以卡普为首的政府，宣布前政府已被推翻，国民议会已被解散，魏玛宪法无效，并宣布全德戒严。一切民主自由都取消了。罢工者将被判处死刑。在德国许多地区国防军都支持暴动分子。
在这关键时刻，德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他们几乎不分派别地共同进行保卫共和国及其民主权利的斗争。卡普暴动当天，柏林工人用停止工作回答了叛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以及自由职员总联合会都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总共大约有1200万工人加入反对暴动分子的罢工统一战线。大部分的官吏和职员也加入罢工队伍。工人们武装起来了。在激烈的斗争中，卡普部队在许多地方被击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部工业中心鲁尔区，德国共产党在这儿建立了一支被称为“红色鲁尔军”（约15—20万人）的工人武装，几天之内，就解决了暴动分子的队伍。德国工人阶级反对暴动部队的行动到处取得胜利。卡普政府不得不于3月17日逃出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才得重返柏林。卡普逃往瑞典，吕特维茨躲入容克庄园。短命的卡普暴动遂告终结。
留下来的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结束总罢工和解散工人武装的任务。3月17日刚刚返回柏林的政府就宣布结束总罢工。鉴于人民情绪激昂，政府不得不在3月20日作出书面保证：严惩“政变”分子；解散所有反革命军事组织并成立工人纠察队；国家接管煤、钾辛迪加，在条件成熟的经济部门实现社会化。三天后，总罢工停止。3月24日，鲁尔区工人也停止了罢工，但“红色鲁尔军”并未放下武器。3月26日，鲍威尔政府垮台，次日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密勒出任总理。密勒政府决定采取镇压措施。4月2日派遣2万国防军和志愿团部队开进鲁尔区，血腥地镇压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鲁尔工人。
接着对魏玛共和国进行冲击的是1921年3月来自极左翼德共领导的中部三月战斗。德国共产党自1920年2月在卡尔斯卢厄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努力使自己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党。1920年末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多数派的合并，是德国共产党发展成群众性的党的重大步骤。合并的党称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党员人数由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汉堡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lmann，1886—1944）也通过这次合并成了德共党员，他后来还成为党的杰出的领袖。残留下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少数派（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不久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物价上涨和抵制残酷剥削，建议虽然遭到了拒绝，却获得德国工人的广泛响应。当魏玛政府把协约国要求的赔款完全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时，德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就越来越加强了。这种情况表现在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结果中。德国共产党得到121万多张选票和30个议席，这是很多的。然而党在以萨克森为中心的中部德国地区影响则更为巨大。在哈勒的梅塞堡选区，德国共产党得到了全部选票的62％以上，成为最大的政党。在汉堡，在台尔曼领导下，得到了6万张选票和17个议席。
德国中部就被魏玛政府看作是最大的危险策源地。他们特别害怕德国中部和西部鲁尔区的革命行动连成一气。萨克森省省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2月12日在梅塞堡召集省议会、市长、保安警察头头、企业家、大地主等开会，要求对中部德国的工业区采取一种“树立国家权威的警察行动”。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由于对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对共产党的力量和群众影响估计过高，党的主席布朗德莱尔（HeinrichBrandler）要求党采取直接的行动和进攻态势，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在普鲁士内务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塞维林和赫尔辛的指挥下，拥有重型装备的保安警察1500人进入中部德国工业区（曼斯费尔德近郊），同时国防军部队也开入毕特费尔德、德立奇和桑格豪森。德国共产党中央和哈勒梅塞堡地区领导在3月21日号召总罢工以对抗。几天之内总罢工几乎席卷整个中部德国。汉堡、劳西茨、鲁尔地区、图林根和其他地区也举行罢工和抗议。3月22日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武装工人与保安警察进行战斗。3月24日总统艾伯特宣布萨克森处于戒严状态，增派保安警察百人团和国防军炮兵。3月26—27日，政府军在击溃工人的殊死抵抗之后占领了埃斯勒本、赫特斯泰特和周围地区，两天后占领了工人的最后堡垒雷诺工厂。4月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决定停止总罢工。大约6000名工人被捕，许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和监禁。“三月斗争”中断了德共卓有成效的群众政策的发展。但“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极左思潮并未得到清算。
造成共和国危机的第三个浪潮来自协约国的赔款索求和占领鲁尔。在1921年1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协约国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应偿付的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42年付清，每年缴付的数额规定为：前2年每年20亿金马克，此后9年每3年递增10亿金马克，其余31年每年缴付60亿金马克。德国的全部财富，特别是全部海关收入作为赔款的保证。德国代表想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抗。他们以“无力支付”
为由，提议赔款削减为500亿，而且包括已付的200亿在内，余下的300亿还需把上西里西亚归还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德国代表的声明遭到法国的拒绝和驳斥，英美代表也表示不同意。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在法国参议院声称：“德国有支付能力。德国的大地主、金融巨头、大工业家都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协约国在1921年3月3日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其在3月7日前答复，否则将对德采取报复手段。1920年6月上台的中央党人费伦巴赫（ConstantinFehrenbach，1852—1926）政府对此不予理会。于是西方国家在3月8日占领了杜依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尔奥特等城，并建立起一个莱茵关税区，对德国其他地区输入该关税区的货物，征50％关税（后改征26％关税），关税收入上缴给赔款委员会。
1921年4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危机的加深问题以及因此而来的德国同协约国之间在赔款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重新规定了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协约国还规定了偿清赔款的具体日期。第一期赔款自5月5日起的八天内付清，否则协约国将占领鲁尔区。这一最后通牒引起了德国的内政危机，费伦巴赫政府倒台。中央党领袖约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1879—1956）联合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等组成新的政府。民主党人、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在新内阁中起重要的作用。
维尔特拉特瑙政府设法使国会接受了协约国要求支付赔款的最后通牒，因此避免了鲁尔的被占领，此举使他们遭到极端右翼势力的痛恨。新政府除了加紧向全国人民抽税外（通行税、消费税、保险税、资产税、煤税、木柴税、啤酒税、烟草税、营业税等），却不能使重工业家在赔款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维尔特政府不得不要求延期支付1922年初应支付的赔款，协约国便答应了。
维尔特和拉特瑙虽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他们对于民族的需要还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除了竭力避免鲁尔被占外，还力图从外交上突破孤立状态。1922年4月16日，他们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帕洛温泉区同苏俄缔结条约，标志着德国自战败后重又回到国际舞台。拉帕洛条约的最重要条款是：德苏双方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立即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建立相互贸易和经济关系。这种情况既难容于西方国家，也遭到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对。6月24日拉帕洛条约的签字者拉特瑙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被恐怖组织“康苏尔”的成员杀害。另一方面，由于赔款的重担几乎都转嫁到德国劳动人民身上，从1922年起，劳动群众的生活更加恶化。物价和通货天文数字般地上升和膨胀。维尔特在偿付了第一次10亿金马克赔款后，财政完全崩溃，维尔特政府也于1922年11月下台。曾任汉堡美洲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无党派人士威廉·古诺（Wilhelm Cuno，1876—1933）出面组阁。新政府走上公开抵制赔款的道路。
1923年1月初，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又一次在巴黎开会，讨论德国提出的延期偿付赔款问题。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为借口，出兵占领了鲁尔区。两天后古诺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主要措施是拒绝开采和运输德国的煤，拒绝遵守占领军方面的一切其他规定，后来还加上以怠工破坏运输、袭击占领军等措施。古诺政府企图以此对法国施加压力，迫使法国在赔款问题上让步。
但是法、比占领鲁尔和古诺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把德国经济推入到崩溃的境地。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8％的煤，96％的生铁和82％的钢的生产。德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小业主和小商人纷纷破产。而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压力下，决定要德国每年必须支付36亿金马克的赔款。德国政府加以拒绝。终于引发了德国国内的革命危机。生活极度贫困的工人和广大人民，于8月12日开始发起总罢工，抗议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夺。古诺政府在这一天倒台。8月13日，德意志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Stresemann，1878—1929）接任总理。他面对当时国内外的紧张局势，认为迫切的任务是结束鲁尔危机。这诚然是明智的决定。但这时战后综合危机的高潮已经到来。
1923年的战后综合危机可看成是对共和国的第四次冲击。危机不仅来自左翼的德国共产党方面，而且来自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方面。后者也企图利用当时的形势，推翻共和国，建立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德意志国。
到1923年，德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这年1月法国占领鲁尔的一天，马克跌到18000∶1美元，到11月，再跌到40亿∶1美元。以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并不知道，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大地主在这场灾难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大多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无论是极左翼还是极右翼的群众支持率都有很大增长。但是整个说来，当时的德国尚不存在推翻共和国的情势和客观前提。
192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根据德共负责人布朗德莱尔夸大工人群众的发动和武装程度的汇报，作出在四周到六周之内发动革命进攻的指示。德共中央成立了制定起义计划的常设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造武器弹药，装备无产阶级百人团。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协助制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作战计划。鉴于在1923年上半年在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按宪法程序组成了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者说是“工人政府”以及它们迫切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所以德共就决定把这两邦的工人政府作为革命进攻的根据地。10月10日，萨克森邦总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律师埃利希·蔡格纳尔（ErichZeigner，1886—1949）接受两名共产党人进入内阁，委以财政和经济部长重任，布朗德莱尔就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0月16日，在图林根，也成立了由五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两名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这种“左派联盟”政府，是一种早期的人民阵线政府，它有可能成为建立全德工人政府的基础。因此施特莱斯曼政府也不能容许这两个政府的存在。艾伯特总统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并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第10款，即所谓“国家强制执行”，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10月13日第四边防司令米勒将军下令解散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蔡格纳尔发表激动演说，反对“非常状态”法。驻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国防军开始集结德国中部并向萨克森推进。10月20日，德共中央通过立即总罢工，打倒施特莱斯曼政府和建立工农政府的武装斗争的决议，并责成汉堡工人在10月23日起义作为全德起义的信号。第二天萨克森政府同萨克森企业委员会、工会和监督委员会的代表在开姆尼茨举行会议，由于意见相左，开姆尼茨会议促使德共中央撤销10月20日的关于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此时政府军队毫无阻挡地开入萨克森和图林根的中心地区。10月27日中央政府要求萨克森蔡格纳尔政府“辞职”，遭到拒绝。10月29日，国防军在德累斯顿解散邦内阁，次日蔡格纳尔“辞职”，31日萨克森邦议会“选出”一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任总理，组成纯粹的社会民主党邦政府。几天以后类似情况在图林根发生。“工人政府”就这样夭折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禁止，无产阶级百人团被解散，几千工人被投入监狱。
汉堡就成了1923年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台尔曼领导下，对10月23日武装起义作了准备。他们没有得到起义延迟的通知，按规定时间开始行动。最初的行动没有遇到困难，因为汉堡没有驻扎德国国防军。在夺取警察武装以后，汉堡工人开始了三天的英勇战斗。就在这时，德共中央布朗德莱尔的停止武装起义的指示到了；国防军开到了；汉堡社会民主党领导同反共力量的合作加强了；德共由于在企业中扎根不深而未能发动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共产党汉堡党委会认识到继续孤立战斗已无胜利希望，决定中止战斗，安全撤退，保存力量。这一工作在台尔曼领导下完成了。大约共有被盲目乱捕来的1000名劳动人民被判处苦役、徒刑和羁押。
德国政府集中力量封杀左翼革命工人的时候，右翼反革命势力重新形成并得到鼓舞，进而向共和国进攻。右翼反革命的巢穴在巴伐利亚。一个极端右翼的帝制派分离运动和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运动是两股最重要的势力。前者的领导人是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冯·卡尔（GustavRittervon Kahr，1862—1934），他的目标是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同奥地利和莱茵兰共组成依靠法国的多瑙联邦，因此德意志民族的大多数不支持他。后者的首领是阿道夫·希特勒以及老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他们鼓吹的反犹太主义、复仇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吸引了各阶层的不少群众。希特勒鲁登道夫集团向往建立一个法西斯的“大德意志国”，并不附和分离主义。他们决定利用共和国危机，仿效一年前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用暴力夺取巴伐利亚的统治权，然后“向柏林进军”，在全国建立法西斯统治。
1923年11月8日晚，冯·卡尔等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出席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的大型集会，希特勒率领数百名武装的冲锋队员破门而入，挥舞着手枪（据说朝天打了两枪）登上讲台，宣布“民族革命已经开始”。在同惊魂未定的冯·卡尔等人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希特勒向集会者宣布推翻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任全军总司令，原驻军首领洛索夫任国防部长，冯·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这就是著名的“啤酒店暴动”丑剧。
暴动组织得并不周密。冯·卡尔等当晚就趁着混乱逃离了啤酒馆。
他们对这种“分赃”心怀不甘，回驻地后立即组织反击。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亚陆军和邦警察全线出动，控制市内各据点，并包围了被纳粹党徒占领的陆军部办公室。中午时分，希特勒鲁登道夫率领的战斗队伍的游行进军，遭到卡尔部队的开枪狙击，鲁登道夫当场被捕，希特勒逃逸后被拘捕，啤酒店暴动的主要人物，自左至右：彼尔内、韦伯、弗立克、克、鲁登道夫、希特勒、勃鲁克纳、罗姆、瓦格纳审讯后判刑五年，关押在兰茨贝格的看管监狱。他在狱中写成那臭名远扬的《我的奋斗》，从中我们也可以对希特勒的为人窥知一二。
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是德意志人，但不是德国的德意志人，而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他出生在德奥边境因河河畔的勃劳瑙小镇，父亲是奥地利海关的小官吏。希特勒3岁就因父亲迁调至巴伐利亚工作而随家迁到巴伐利亚的帕骚市生活，直到6岁回奥地利。美丽的帕骚的德国式生活留给他极其美好的印象。小学里，希特勒可说是一名优秀学生，在林茨市中学里却成为经常不及格而补考、甚至留级的学生，他只对历史感兴趣，深受一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教授的影响，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组成大德意志国，反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
希特勒一直幻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建筑师。18岁时去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结果名落孙山。他独自留在维也纳，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听听歌剧或在街头闲逛。他13岁丧父，19岁丧母，只能过一种半流浪生活，靠画素描、水彩画及出售卡片等偿付房租。他经常阅读一种《奥斯特拉》杂志，该杂志扯起一面畚字旗作为雅利安人运动的标志，充斥着神学、色情和种族主义内容，宣扬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鼓吹排犹主义。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就进一步同种族主义相结合。希特勒的五年维也纳流浪生活为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为：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专制独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超阶级的“族民共同体”思想。
1913年5月，希特勒怀着一种对大德意志民族的狂热情绪移居慕尼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上书巴伐利亚国王，恳求加入德国军队，获准后“激动万分”。他在德军中当一名传令兵。离开军队时最高军衔是陆军下士。获得过一枚二级、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临近战争结束时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住在医院里。他接受不了德国战败的事实，把德国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十一月革命”，深信所谓“匕首神话”，即德军在战场上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匕首，这些卖国贼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分子（他把社会民主党也算在内）。他也痛恨凡尔赛条约，发誓要打碎凡尔赛条约。他决定从政。
1919年9月，巴伐利亚陆军政治部委派希特勒去调查一个叫做德意志工人党的活动情况。这个年初才出现的、仅有50几名成员的默默无闻的小党，只是一个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倾向和工联主义倾向的熟练工人政治组织，希特勒却决心加入这个小党，使它转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他几乎立即就进入该党的领导集团，成为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并得到党主席哈勒和德莱克斯勒的倚重。希特勒也就顺杆往上爬，立即推动该党就党名、党纲和其他方面进行改造。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一个群众集会上宣布，将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简称Nazi，纳粹党）。希特勒还公布了新的党纲，即所谓《二十五点纲领》。不久希特勒还为纳粹党精心绘制了党旗：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色的带钩十字畚。在德国，带钩的十字起源于古日耳曼人的日轮符号，希特勒现在拿来象征雅利安人争取胜利的使命。而黑白红三色，是原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表示纳粹党是帝国事业的继承者，反对以黑红金三色为国旗的魏玛共和国。无论人们（包括纳粹党人）对党的名称和《二十五点纲领》作何种不同的理解，希特勒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定见，党名和二十五点纲领本身就是“大杂烩”，可作不同的强调和不同的解释，希特勒却可以此来争取各阶层的群众，特别是“中等阶级”和工人大众。希特勒也是在不同阶段对他的党名和党纲作不同的强调和改变的解释，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自供：“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像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所以就是撒最无耻的谎，到头来总可以捞到一些令人将信将疑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1922年初，纳粹党发展到6000名党员，到1923年11月暴动前夕，增至5.5万名。
人们原以为暴动的失败会是希特勒政治前景的终结，不期然他在1924年就出了狱，重新掀起纳粹运动，这真是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的不幸。
三、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
从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创造相对稳定局面的代表人物，是在鲁尔危机时期受命上台的德意志人民党主席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从1923年8月13日到11月23日，施特莱斯曼掌握了德国命运共一百天。在这段时间内，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共和国。结束鲁尔的“消极抵抗”，同巴伐利亚邦再度发生冲突，中央政府取缔萨克森、图林根的左派联盟政府，镇压汉堡工人起义和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同形形色色分离主义进行斗争以及稳定马克，这全都发生在施特莱斯曼执政时期。在这短短的一百天内，他更换了三个内阁。他开始组建的是大联合政党的政府，经过一次改组，最后社会民主党退出大联合政府，直到11月23日国会拒绝施特莱斯曼所要求的信任票为止。
但是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离不开施特莱斯曼。这位小商人家庭出身的、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战后德国政治家，很难确定他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但从他所行动的、所追求的以及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来看，更多致力于同战胜国和解乃至国内民族和解政策，前提是确保共和国这个政治舞台。在他下台后的历届政府中，包括中央党的马克斯政府（1923—1925、1926—1928）、无党派的路特尔政府（1925—1926）和社会民主党的密勒政府（1928—1930），他都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起关键作用，直至他1929年去世为止。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的方针政策都打有施特莱斯曼的烙印。
施特莱斯曼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澄清德法关系中所存在的经济和军事问题，致力于消除德法“世仇”，让法国从鲁尔和莱茵兰撤军。施特莱斯曼在一种积极期待政策中确信，借助于英国和美国，赔款问题会重新加以考虑，并最终会促使法国人撤出鲁尔。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恢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力地位。他在所有讨论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谈判中，找到了美国金融信贷的真正支持。美国资本对德国财政的影响是在战后时期才增长起来的，从1918年美国接济食粮开始，发展到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达到第一个决定性的高峰。这个发展只是由于法国人占领鲁尔而暂受阻碍。现在美国资本迫切希望加强在德国的分量。1923年11月30日，与调整赔款问题有关的西方国家同德国协议召开专家会议，审议德国的国家预算和稳定德国币制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的建议。这个专家会议于1924年1月14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摩根财团的代表查理·道威斯，赔款问题也就称为道威斯委员会所制定的计划“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建立在下列原则之上：为了保证德国支付赔款，根据法国的想法，德国应该提供愿意支付赔款的保证。只是这种保证不再具有领土的性质，而是具有一般经济的性质。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德国政府实行货币改革，以稳定通货；向德国政府贷款8亿金马克，以偿付赔款；德国政府则以关税、间接税、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入作为抵押。关于赔款，计划是逐年增加的办法，在1924—1925年间支付10亿马克的利息，直至1928年，每年应付之数都有增加，从1928年起，每年支付25亿马克。付到哪一年为止，却并无规定。这些措施保证了德国经济免于崩溃。
1923年底接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的沙赫特（HjalmarSchacht，1877—1970）把计划的总导向描绘为“使赔款问题摆脱政治上暴力措施的范畴，回到经济上可能的境地”。1924年7月到8月，伦敦会议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参加会议的施特莱斯曼在会下同与会的新当选法国总理赫里欧达成某种谅解，法国保证在一年之内从鲁尔撤军。实际上到1925年7月，法国就交出了鲁尔区。
1923年底，德国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货币改革，决定发行新货币，以10000亿纸币马克兑换新货币1马克。饱尝通货膨胀之苦的德国人民欢迎货币改革。德国的经济结束了混乱的局面，进入局部稳定时期。从1924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随后的几年里，各种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公私企业机构。借助于这些贷款，实现了工业现代化，生产方法合理化。到1928年德国工业资本已超过战前一倍多，重工业生产赶上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到1929年，国民收入已达到759亿新马克，为战前的150％。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业、林业和渔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10—1913年的23％降至1925—1929年的16％，工业和手工业则从45％增加到48％；商业、交通、服务行业、公共事业从32％增加到36％。1928—1929年德国生产的工业品占全欧的1／3（苏联除外）。德国经济实力再次超过英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
但是魏玛共和国的这种“经济繁荣”却是虚弱的，不稳固的，缺乏独立的国民经济基础。首先，德国发财的人是一小部分，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这不仅日益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日益加剧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争夺。正当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力图把道威斯计划描绘成带给德国人美好生活开端的时候，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对道威斯计划进行尖锐的攻击。前者认定接受道威斯计划就是“在历史上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罪行”，就是为德国垄断资本掠夺利润而牺牲民族独立；后者则把道威斯计划比作“第二个凡尔赛和约”，是箍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又一根铁链。前者在经济本质问题上作了正确的揭露，后者在民族问题上作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这也正是西方国家首先是法国面对德国工业复兴的主要忧虑。他们现在已经“同意”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以便对德国作有效的监督，但在这以前，德国和协约国之间需要签订一些领土保证条约。1925年初，协约国照会德国，称德国违反解除武装条款，不打算按规定撤出莱茵兰第一占领区。施特莱斯曼推测得很对，延缓撤出莱茵兰的真正原因在于法国总的安全需要。随后他在致英、法两国政府的备防录中，建议在第三国的保证下，相互承认西部领土现状。1925年10月16日，在瑞士小城洛迦诺草签了一系列条约。德国为一方，法国和比利时为另一方，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现有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为此承担了保证。这个保证条约通过德国同法国、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仲裁协定得到了补充。同时，法国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还缔结了一旦德国发动侵略就提供援助的条约。但是对德国修正东部边界的要求并未作出“保证”。1925年12月1日，洛迦诺公约在伦敦签订。西方国家试图使洛迦诺公约具有某种反苏的性质，遭到施特莱斯曼的断然拒绝。德国想使自己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取得积极活动的自由舞台。洛迦诺公约应当随着德国按规定加入国联而生效。事实上德国一直推迟到1926年9月10日才加入国联。德国要求在国联理事会占有一个常务理事的席位而产生了困难。一周以后，施特莱斯曼同法国总理白里安作私人会谈，建议用德国国家铁路债券来支持法郎已下降到战前1／10价值的法国，以换取立即撤出莱茵兰的让步；对归还萨尔兰和提前赎回那里的煤矿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但是当时尚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施特莱斯曼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达到国家政治目的而付出经济代价：为了解放鲁尔而接受道威斯计划，为了解放莱茵兰而愿接受稍后的杨格计划，为了在波兰保全德意志农户而签订清算协定（放弃被割让地区20亿马克的国家财产）。但是他的国家政治目的并未达到。德国人的很大部分并不同情他的政策，也并未取得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真正“谅解”。
其次，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正是德国经济典型的结构变革时期：重心日益从农业转向工业，也就是高一级的工业现代化时期。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工业在迅猛发展，而把另一个主要的部类农业远远抛在后面。虽然魏玛时期已开始着手农业经济结构改革，但并不能解决德国农业的根本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旧的体制基础没有触动，容克和农民的社会地位都极难改变。农业的不满情绪对魏玛共和国发泄出来了：容克贵族和农民转而反对共和国，他们把选票投给民族社会主义。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是与国际资本的扶持分不开的，尤其是美国资本大规模的源源流入。到1928年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已经掌握了德国1／4财富。德国经济不但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且受到美英法等国一定的控制。一旦国际金融环境突变，必然给德国经济致命的打击。1928年11月施特莱斯曼站在经济繁荣顶点上就曾预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是靠借贷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不幸言中。一年以后，随着“黑色星期五”美国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崩溃，德国立即跌入经济危机之中。
与这种不稳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变化。人们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这种说法是对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支持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派。原先未予触动的旧的社会权势阶层，包括国防军和军官团，都想方设法增强自己非共和的影响。1924年末，保守的政治势力已经开始对德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进行攻击。狡兔死，走狗烹，人们现在似乎不再需要他了，艾伯特被骂为“卖国贼”，理由是艾伯特参加过1918年柏林五金工人的一月大罢工，随即在马格德堡法院进行审讯。在这场所谓“匕首审讯”中，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都以“民族利益至上”为由为自己辩护。艾伯特的健康因这次审讯而大受损害，随即在1925年2月底死去。1925年4月26日，魏玛共和国选举出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为继任总统。资产阶级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把选票投给兴登堡。于是德国的最高军政大权就落在旧社会权势阶层的代表人物手中。兴登堡自己说：“在我任职的一切困难时刻，我只看一看皇帝的照片，并问我自己：这位至尊的万岁爷将在这个问题上作何决定？”
到1929年，德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共和危机。德国经济危机因具有一些特殊因素而更加尖锐。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大量外债和巨额赔款负担。1930年德国的外债约为255亿马克，而赔款数则是一个无底线的空洞。德国政府表示无力偿还，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1929年2月9日，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欧文·杨格当选专家委员会主席。经过长达4个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最后通过杨格拟订的“关于赔款问题完整的、最后解决办法的建议”，这就是所谓“杨格计划”，1930年1月20日，与会各国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因在1929年10月3日去世，他在草签了1929年8月31日“杨格计划”的议定书后，未赶上正式签约。
杨格计划规定要减少每年应付赔款数额，确定德国赔款总数为1139亿马克。这笔赔款规定按年分摊在57年内付清，平均每年为20亿马克。杨格计划还取消了协约国对德国的经济和财政控制。但是大经济危机最后使杨格计划落了空。1931年德国政府承认自己无力偿付而停止付款。1932年各国同意由德国一次付出30亿马克就算了结了它的赔偿义务。但是就是这个数目德国也没有再付。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运动的高涨，打断了1924—1929年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时期。
四、希特勒的上台与共和国的覆灭
研究希特勒上台的人往往想探寻到其中的某种“秘密”，其实，依我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希特勒能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希特勒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20年纳粹党成立时党员不过数十人，1923年啤酒店暴动时已达5万多人，暴动失败后的1924年下降到1.5万人，1925年底为2.7万人，1928年10月扩大到10万人，1930年9月30万人，而到1932年3月党员已逾100万人，1933年1月为140万。当权后党员数的增加更不待言了。在国会选举中，情况也是如此。1928年5月20日的选举，纳粹党在全部3100万张选票中仅获81万张票，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只占区区12个席位，到了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甚至使纳粹党自己也大吃一惊，居然获得640万张选票，107个议席，而希特勒事先计划努力要争得的是50个议席。纳粹党在国会中从第九位一跃而为第二大党，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纳粹党大胜，共得1375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7％，在国会中取得230席，轻而易举地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到这年的11月6日的新国会选举时，纳粹的狂澜第一次出现退潮，但仍获得1100多万张选票和196个席位。
为什么德国当时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群涌向希特勒，这些人的社会成分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上面曾说过，魏玛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勉强存在，不过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处于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境地。双方力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存在，而决定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乃是德国的“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职员、官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农民等的动向。1923年战后危机高潮时刻，“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在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中荡然无存，群众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了。“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但是这时掌握德国经济实权的“工业界”和“金融界”资产阶级还不需要希特勒，啤酒店暴动失败了。希特勒在狱中悟出一点，乃是不能通过武力去夺取台上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只有与他们合作才能取得政权。他从1925年起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捏着鼻子走进国会”，利用共和国宪法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争取政权，然后铲除共和国。
1925年后的魏玛共和国，政治局面一直极不稳定。社会的四分五裂，政党的纷争，激烈的阶级斗争，持续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冲突，使国内所有阶级和阶层都没有一种安全感，其中对重新获得生活保证要求最强烈的是“中等阶级”。一方面他们对于共和国各执政党的不兑现的廉价许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害怕因夹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而被激烈的斗争所碾碎——害怕他们的社会地位下滑（滑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和牺牲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在一种“超越所有政党的政党”中寻求出路。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标榜这样一个“人民的集成党”，他的蛊惑宣传和广泛的许诺，使他似乎成了民族的失望和恐慌的救星。当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像野火一样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中等阶级”和失业工人开始涌向希特勒，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脱”的满足和“安全”的保障。这场经济危机对德国是致命性的，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产了。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失业登记人数突破600万大关。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转而支持纳粹党。为什么？因为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有与1923年危机不同之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危机造成了世界市场容量的缩小，给所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生活都带来影响。德国当时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美、英、法等国，这就决定它无法以“经济兼并”的方式去获取赖以生存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也就构成了德国在解决经济危机时易于求助于战争的特点。纳粹党鼓吹战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成了垄断资本家在危机时刻理想的工具。
分析一下纳粹党党员的社会成分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党员中妇女很少，但同其他所有政党相比，却有高得不成比例的青年人。1923年党员平均年龄28岁，几乎50％党员年龄在23岁以下。1930年所有党员中，工人占26.3％，职员24.4％，独立开业者18.9％，官吏7.7％，农民13.2％，其他职员3.4％，领年金者1.9％，大学生1.0％。1933年党员的比例分别为32.5％，20.6％，17.3％，6.5％，12.5％，3.7％，1.6％和1.2％。整个说来，工人约占1／3，新的“中等阶级”的官吏和职员约占1／3，其他“中等阶级”占1／3强。当然不能忽视，这三部分在业者在整个在业者中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工人占德国在业者总数的45.1％，新的“中等阶级”只占20.2％，而独立劳动者包括领年金者、作帮工的家庭成员，占34.7％，因此，工人参加纳粹党的人数就比例说是少得多，主要是无组织的工人，而占相当高比例的是“中等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和在业集团。同样不能忽视，纳粹党的“群众基础”，在所有非工人阶级政党中有着最高的比例，只有它才是具有同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抗衡的力量。
再看党的领导层的社会成分。最高领导层中除去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和莱伊（RobertLey，1890—1945）等个别人外，都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一些人来自军官阶层、以前的士兵以及反革命志愿团战士等。在纳粹党的区（Gau）一级领导人中，基本上都未受完中等教育。纳粹党领导层中除少量出身于贵族外，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但接受过士兵的或平民职业的培养和经历过“下层”的生涯。
他们并不单纯代表一种确保资产阶级安全的固定利益。这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蛊惑家、流氓惯犯、社会渣滓、反革命的“造反派”和利用群众运动的老手。他们掌握了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青年，建立了严密的群众性组织，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就使真正统治德国的实权阶层和人物越来越寄希望于纳粹党和它的头子。
希特勒能上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乃是纳粹党得到了受现存政权庇护的、旧帝国时期的权势阶层的青睐、纵容和扶持，这些权势阶层首先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一些大地主、大工业家。
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出现一种新形式的政治运动，其共同特征是法西斯——恐怖的极权统治的象征——作为标志。法西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动，是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在欧洲普遍高涨的革命危机，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主张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其思想标志。纳粹党正是这样一个激进右翼的、君主主义的、反对革命的政党。它实际上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这种极右立场。由希特勒正式宣布的党纲《二十五条》，就作了明确无误的表达。以往认为在《二十五条》和1925年首次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广泛的许诺，掺杂着“社会主义”的要求，使纳粹主义涂上一层“激进的”、“革命的色彩”，因此不易看清其极右的本质。此话未免言过其实。当时看不清这种本质的大多属于心存幻想的“中等阶级”。希特勒给这些由于战争和革命而感到前景黯淡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所身受的不幸作出一个简单的解释：“犹太人”、“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是万恶之源，从而力图把他们引向一场“复兴德国”的“民族革命”，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希特勒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下，提出了建立所谓“民族的族民共同体”的口号。在这个“超阶级”的共同体中，集结所有的“民族利益集团”，在一个类似以往皇帝一样的元首领导下，消除“阶级斗争”和“冲突”，向世界攫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把所有“非民族的利益集团”精心挑选出来，加以血腥恐怖的迫害，这些“非民族的利益集团”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和犹太人。为建立这样一个“族民共同体”，民主主义的议会制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有独裁的极权统治。很显然，纳粹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除了用来吸引和欺骗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外，还有一种特定的目的：希特勒是想用群众的力量，来平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以确保元首的独裁专制统治。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法国的“波拿巴主义”的统治和德国俾斯麦的“仿波拿巴主义”的统治。纳粹纲领中的这种非实质性的“反资本”和“反地产”的条文在实际行动中是完全可以调整和改变的。事实上希特勒也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当时德国的左派和右派来说，希特勒的极右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
开始，纳粹党也像战后出现的几个右翼武装团体，如“钢盔团”、“前线战士同盟”和“志愿团”一样，受到国防军部的津贴。希特勒通过巴伐利亚军官罗姆（ErnstRhm，1887—1934）等同国防军建立了密切关系。但纳粹党的发展却远较其他右翼武装团体为快。慕尼黑警察的大部分包括警察总监波纳尔博士都成为纳粹的拥护者。1923年初反革命志愿团秘密提供纳粹党一批武器，据希特勒估计，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团。希特勒向国防军驻巴伐利亚最高司令长官“保证”：“除了同共产主义算账以外，将不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这样一来，1921年8月成立的原本负责在纳粹集会上维持“秩序”的那些武斗队——“冲锋队”（SA）就演变成一支身着戎装的准军事化组织。冲锋队主要招募那些不能进入10万国防军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和当时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军人。希特勒的这支“御林军”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显示其“军事锋芒”。
正是政府中这些权势集团的纵容，使希特勒在啤酒店暴动失败后的审判中不但没有名誉扫地，反而被当成是“法庭英雄”。叛国罪原应判处无期徒刑，但希特勒只在兰茨贝格监狱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八个月。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重建因暴动而被取缔的纳粹党，重新确定他在党内的元首身份。纳粹党重新获得旧帝国保存下来的权势集团的秘密支持。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胡根贝格领导下同纳粹党“结盟”。正是在1924—1929年这一共和国短暂的“黄金岁月”，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纳粹党的势力和影响越出了巴伐利亚，伸向全德国。
现在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乃是德国工业界，或者说垄断资产阶级在希特勒上台一事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该问题涉及三个不同领域：一是纳粹党究竟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多大的财政支援？二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希特勒上台一事上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三是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家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决定性的勾结？涉及财政数目问题无法作出稍微精确的回答，纳粹党的财务官在纳粹政权覆灭前夕把簿记付之一炬，来自工业界的秘密资助数目也就无从确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直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年代，除了少数垄断资本家转向纳粹外，多数并不选择希特勒而是支持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最早转向纳粹党的著名垄断资本家当数弗里茨·梯森（FritzThyssen，1873—1951），他是梯森钢铁王国的继承人和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在1923年参加了一次希特勒的集会后十分佩服希特勒煽动群众的能力和按军事准则行事。实际上，梯森对革命恨之入骨：战后的“红色恐怖”使他在狱中度过一些时日。他对共和国的能力不寄于信任，而是支持希特勒的独裁专政。1923年10月底，即在希特勒暴动前夕，梯森通过鲁登道夫捐助10万马克，分赠纳粹党和奥伯兰志愿团。另一名有名的纳粹支持者是鲁尔煤业大王艾米尔·基尔道夫（EmilKirdorf，1847—1938），他因极端痛恨工会运动和法国占领鲁尔以及共和国对大工业家在1926年进行无数起搜查、没收、逮捕事件而同纳粹党接近。极大多数的大工业家这一时期在对内政策上还把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等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利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纳粹运动在危机年代吸引了大批群众之后，垄断资产阶级看到该运动是一种对己有利的真正力量。他们预感到希特勒很可能控制政权，于是就纷纷予以支持以寻找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以梯森基尔道夫为核心的鲁尔钢煤托拉斯垄断集团开始成为希特勒的经济后台。从工业界垄断资产阶级方面的财政资助向纳粹党缓缓流来。但这种资助的总数看来不算多。这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来说明，一是同纳粹党当时的金钱所需相去甚远，这从戈培尔日记中谈到的掌管党的财务的机构经济拮据情况中可见一斑；另一是垄断资产阶级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资助兴登堡和7月、11月两次国会选举中支持巴本（FranzvonPapen，1879—1969，1932.5—1932.11魏玛共和国总理，无党派）的钱数要大大超过给纳粹党的钱数。即使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同巴本在银行家施罗德家中就组织纳粹参加内阁一事进行讨价还价的会谈以后，也还不存在一种设想的、垄断资本家系统的大规模“捐助”。这种“捐助”实际上是在希特勒成了总理后才出现的。这就说明，财政上支持的多寡并不直接成为希特勒取得政权的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工业界并不反对纳粹运动，他们的企图是想方设法能把纳粹运动抓到自己手中，控制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工具。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工业界在希特勒上台中起到何种作用？
德国垄断资本家同希特勒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接近的“障碍”。这就是纳粹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主要是“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国有化”、“没收土地、废除地租”等，这对大工业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一党纲在1926年的希特勒声明中还说“是不可改变的”。但在1928年修改党纲时却大大降低了“社会革命”的要求。希特勒懂得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他也深深懂得任何政治运动如果没有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定不移的力量的支持是很难取得政权的。希特勒开始积极讨好工业界。1927年由基尔道夫转给工业界，并在工业界中传播的希特勒的小册子《重新崛起之路》中，已把“社会主义”概念等同于“对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希特勒在修改党纲的声明中特意强调“没收土地”系针对“犹太人的地产投机集团”。这种“安抚”既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也受到大地主的欢迎。希特勒多次同大工业家们秘密会面。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发表的长篇演说，更是投出席这次会议的莱茵和鲁尔区300名垄断资本家之所好，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开了缺口。只是垄断资本家的多数还在选择最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希特勒的独裁体制是否就比共和国的总统内阁制为好？到1932年7月止，工业界多数人还支持成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统一政党。但是七月选举中纳粹党大胜和德国共产党选票的猛增，危机的延续和革命形势的加剧，各资产阶级政党因失去选民而几乎销声匿迹，政局的动荡和内阁频繁更迭，这一切不仅使上述的方针化成泡影，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权势集团的社会统治。当时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形势：或者共产主义，或者民族社会主义，两者必居其一。绝大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倒向纳粹党。当1932年11月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丧失200万张选票和35个议席，共产党的选票却增加到600万张，两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选票总数已超过纳粹党200万张的时候，垄断资本家和权势集团慌了手脚。这才出现了1932年11月29日德国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的非常事件。这是对总统直接施加的政治压力。前陆军首脑赛克特将军也明确表示：“非常赞同希特勒参加政府。”前皇太子致函兴登堡敦请总统授权希特勒组阁。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是能够解决政府危机的唯一候选人。从1933年1月初起，组织纳粹政府的幕后会谈在不断进行。1月28日，魏玛末代总理施莱歇尔（KurtvonSchleicher，1882—1934）内阁向兴登堡提出辞呈，建议总统授权纳粹党组织新政府。可见希特勒上台并非像希特勒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是通过一场“民族革命”，而是被总统周围的幕后权势集团、陆军、大地主，当然还有垄断资产阶级在力量的调整过程中从“后门”塞进来的。垄断资本家是直接把希特勒推上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力量，因此不能说纳粹党是由它一手扶持起来并一手扶上台的。
问题的探讨还需进一步，即涉及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家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决定性的勾结。上面所谈的主要限于双方之间本身利益的调整，但使双方真正的利益一致而“融成一体”的，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虽然这两个问题被包藏在“民族主义”的画皮之下。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一直是含糊不清和极不确定的。在他的讲话中作为唯一不变因素的是要求独裁和消灭马克思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直到1928—1929年是他的主要思想表现，但在危机的年代的讲话中暂时后退了，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德国内部和外部失败的最终原因。1927—1929年讲话中几乎占1／3的内容是争取“生存空间”，而且明白无误地提出要占领东欧和俄国的领土；危机年代这一论调已代之为“扩军备战”和“战争”。1932年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的“三百人会议”上讲话真正打动垄断资本家的心的就是这两点。
在危机年代，唯一能够阻止希特勒上台的力量是德国工人阶级。然而，德国工人运动却陷于可悲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相互当成主要敌手，无法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而垄断资产阶级却联合起来了。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同巴本秘密会谈组阁时确定的一条，乃是解散所有工会，将所有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驱逐出领导岗位”。可以这样说，垄断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保留下来的权势集团，显然还常常把希特勒看作是来自社会低层的“暴发户”，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粗鄙下流的作风，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却是难兄难弟，相依为命了。
巴本终于说服了兴登堡。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邦总理，组织内阁。纳粹党的国会议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任内政部长，国会党团主席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任不管部长兼普鲁士邦代理内政部长。希特勒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倾覆，德国历史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
作者评曰：
魏玛国家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它直接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民主共和主义精神传统这一面，而同德意志民族的专制军国主义精神传统这一面相断裂；它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三、四年，在德国历史上却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象征，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珍视。可惜的是，魏玛共和国产生的本身和覆亡的本身，都属于一种“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过程，究其原因，就在于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国内外激烈的事变和民族内部激烈的冲突，勉强找到一个临时的平衡舞台：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一旦国内外相持力量此消彼长，发生变化，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也就必然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这只要看一看共和国后期主要靠所谓总统的“国家强制执行”权维持统治就可以明白。所以说，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党派斗争的结果，这是一种表现，而应看到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没有改变旧经济结构和旧社会结构。那种把造成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原因当成是魏玛议会民主制本身痼疾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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