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中国和德国的正式官方交往，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但细考双方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为期甚早。13世纪蒙古大将拔都率军西侵欧洲，曾遭到“孛烈儿乃、捏米思”部的联合抵抗，其事载《元史》《兀良合台》传。
“孛烈儿乃”当为波兰，而“捏米思”即德意志人，“德意志人”一词见诸中国史籍，这大概是最早一次。惟《元史》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245年，可能有误，德国史籍中载的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 莱格尼察）战役，由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军队，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间为1241年，更为可信。成吉思汗以其蒙古铁骑横扫亚欧，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灾难，但同时也将亚欧大陆联成一气，使其所克诸国之间的文化传播相互沾溉，造成中德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的前提。
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彩的手工制品，强烈吸引着西欧的冒险家和旅行家。蒙古西侵打通了中西交流的陆上道路。他们不远万里，甘冒奇危异险，前往神秘而陌生的东方。这也正是意大利旅行家、商人之子马可·波罗亚洲之行的背景。13世纪中叶后，东西直接交往增多，主要是天主教士（大部分为方济各会士）不断东来。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中德直接交流的开始，因为没有确凿的史料说明，13世纪后半叶东来的教士使节团中有真正的德意志人，特别是，这些使团并未到达中国本土，而仅仅是同蒙古汗国交往。中德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约始于14世纪初，即在马可·波罗著名的中国旅行及其《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不久。目前可考的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德意志人，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甫阿尔诺德（BruderArnold）。他于1303年由科隆来到元大都（今北京）布道，得到较早来北京的意大利方济各会神甫孟特高维诺（Giovanida Montecorvino）的帮助。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在华的天主教徒上书罗马教皇请派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皇谕旨一道，遣使前往。使节团主要首领是德意志拿骚人威廉（Wilhelmvon Nassau）。谕旨中称：“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1354年，德皇卡尔四世重金聘请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到德意志兰（此人在1338—1353曾奉教皇命使至东方），命修波希米亚汗和他的西征骑兵史，内有马黎诺里游记，写到中国朝廷与罗马教皇通聘事迹。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并不知道德国。14世纪中叶中国的旅行家汪大渊，曾附舶浮海，前后两下东西洋，其所撰《岛夷志略》两卷，内中曾提及德国，但并非亲身经历，系“耳食录”，听海外人言后记录下来的。
可见，中德民族历数世纪的文化交往，最初主要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开展起来的。比较起来，中德交往晚于西欧其他国家，交流程度也小得多。因为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政治上日益分裂，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远洋航运以及海外贸易都落后于葡、西、荷、英、法诸国。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的失败引起诸侯混战。特别是三十年战争，更使德意志民生凋敝，奄奄一息，一蹶不振达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应该说，在文化领域内德中关系的特殊性，往往要在欧洲范围内才能看到。15至17世纪，中德之间的直接交流不多，德意志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得自欧洲其他国家在华传教士的报道和旅行家的介绍。1477年，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译成中古高地德语在纽伦堡出版，开始使“中国”深入到德意志民间。16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具体报告已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回欧洲，报告的内容远远超出马可·波罗的介绍。在西班牙耶稣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de Mendoza）报告的基础上，1585年第一次发行关于中国的著作，很快被译成所有欧洲文字。1589年出了德文版，书名为《对强大的、一直不熟悉的中华帝国所作的新而简明的、确切真实的描述》（Eineneuwe／kurtzedochwahrhafftigeBeschreibungdessgar gromchtigenweitbegrieffenen／bissherounbekanntenknigreichChina），其中相当多处谈到中国的风俗、需要、社会和文化。冈萨雷斯的这一著作，实际上构成16世纪末西方人新的“中国图象”的基础。16、17世纪在华的传教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图象”，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图象”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强权的帝国；为首的总是一位颖慧非凡、修养深邃的君主，根据“理性法律”和高尚的国家伦理法进行统治；人民受一种高尚而纯粹的习惯规范所约束，生活在一种有规律的、乐于承受的制度中；艺术和科学繁盛，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战争和争端被摈斥于社会之外，和平与和谐成为最高的追求。传教士们这么做，一方面是表现他们对欧洲现况的不满，分崩离析和不断遭受战乱之苦的欧洲，由于三十年战争后的贫穷和困苦，呈现一片凄凉图景，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大概出于当时与教廷间的“礼仪之争”（在华传教士主张天主教不排除中国儒教敬天敬祖等仪式，受到教皇和一些教派的指责），他们力图从美化中国事务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因此，当时在欧洲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样一种美化的介绍，更激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中国热，影响到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也就不奇怪了。
二、汤若望莱布尼茨时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当在明末清初之际，那时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但随之出现的东学西被，对西方的影响也是“至远且大”的。
对欧洲而言，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者当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但第一个接近中国皇帝、通过担任中国朝廷大员使西学东渐的欧洲人，却是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vonBell，1591—1666）。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生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城。1619年（明天启二年）7月抵澳门，1622年随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到大陆，经粤、赣、浙北上，1623年抵北京。在京时向朝廷呈递书目，陈列仪器，正确预报了1623年10月8日和1624年9月发生的两次月蚀，得到崇祯皇帝和一些士大夫的赏识。1627年秋奉教廷谕旨去西安传教。1630年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的推荐下，召回北京，参加修订谬误甚大的《大统历》。徐光启当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本人是农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利玛窦、汤若望等学习天文、历算、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知识，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行者。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汤若望才得以于1634年编成《崇祯历书》。汤若望还为明朝宫廷设计天文、光学、力学仪器，制造大炮和乐器。先后编著《古今交食考》、《测日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编写《几何要法》、《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主制群征》一书论及自然界、动植物，内中对人体内脏、血液功能的叙述，引起我国医学界的关注；《火攻挈要》是其讲课记录，介绍火炮的图样、制造和应用；《远镜说》叙述望远镜的原理、制作、用法和保养知识。这些西方科技知识在填补中国的科技不足、丰富中国的科技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644年明清易代，汤若望继续受到重用。他把前朝搁置的《崇祯历书》加以修改压缩，定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钦定名为《时宪历》，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阴历。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总管皇家天文机构，成了顺治帝的亲信和顾问。1653年，封汤若望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号“通玄教师”（后改“通微教师”，以避康熙名玄烨），赐田产一块，以褒奖其沟通中西科学文化，改革立法的功绩。1658年又加升一级，进光禄大夫，正一品大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最高当局的施政方针。汤若望一边当官，一边传教，同时筹办规模甚大的科学图书馆。他使许多传教士得以来华传教。在1652—1662十年间，中国的基督教徒增加一倍，达30万（一说50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汤若望领导下建立了北京皇家天文台，二百五十年后这座天文台却遭到另一个德国人瓦德西的劫掠。1665年汤若望遭前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的弹劾，被加“十大罪状”，判死刑下狱，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悉被禁止。后以其“功勋卓著”免死，一年后病逝。1669年平反，完全恢复名誉，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膝公栅栏，得到与其官职相称的葬典。汤若望在华期间共著有二十八部作品，中心部分为天文学著作，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自此“落籍”中国，中国的景泰蓝、丝绸织品和地毯等东方艺术品，则由他和其他西方传教士带到欧洲。
这一时期的中德交往中，最大障碍是两方间路途不明，语言相异。传教士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汤若望本人在西安时，就曾认真研究过欧亚陆路交通问题，绘制了地图。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在华编辑出版的《职方外纪》中，向中国人第一次简明、真实地介绍“亚勒玛尼亚”的情况，亚勒玛尼亚也就是德国的另一称呼。与此同时，德籍传教士苏纳（BernardDiestel）、白乃心（JohannGrübes）等人也在探索两国通道，他们穿南亚，去西亚，往返北京和罗马之间，试图在陆上打开欧亚通道。18世纪中，德意志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Bahr）编辑汉德字典，选汉语词汇2200个，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德词典，以后陆续有传教士编纂各种字典，有助于中德文化交流。
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是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同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学者贝勒（PierreBayle）、马尔布朗舍（Nicole Malebranche）、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一样，受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的影响，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为之神往。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像是某种“上帝的启示”影响着他们。伏尔泰认为在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他的“普遍理性”原则，因而大加褒扬，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精神意义的人。早在1687年以前，他就接触到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而且很显然，他对斯比塞留斯的《中国文学》（Th.Spicelius：DeReLiterariaSinensius，1660）和基尔歇尔著名的《中华文物图志》（A.Kircher：China MonumentisIllustrata，1667）是很熟悉的。1672年柏林出版了修道院长米勒（Andreas Müller）的附有乐曲和修正的《中华文物图志》拉丁文本。由于此书以图片为主，乃成为17世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1689年莱布尼茨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Grimaldi），后从闵明我的来信中得知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对他影响甚大的尚有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等人译著的《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书名叫《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在巴黎出版。此书把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六十四卦的意义，西方得知《易》似从此开始。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新论》（NovissimaSinica Historiam NostriTemporisIllustratura），表露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把自己所致力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逻辑学等对东方有所启发，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国家道德对于西方同样具有魅力。“依我看，当前我们的道德腐败，杂乱无章，这似乎使我觉得，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有必要就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用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指导我们。因为我想，倘若请哲学家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女神之美，而是裁判人民善良的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显然，当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尚处于诸多理想化的时候，在下述一点上已超出他的时代：认识到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质，把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同欧洲文化放在“同等级”上，使“世界的两极”的伟大文化相互接近和平等交流。人们多说莱布尼茨是“尊孔派”，其实他更多是借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和“道德”中的实用哲学，来表达他对当时德意志帝国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
从1696年起，莱布尼茨就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研究院，以利于仿中国式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明确地说，他想以柏林科学研究院为“手段”，“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互相交流”。他还鼓励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作为联系西欧同中国交流的分机构，为此他曾请求彼得一世修筑通往中国的大道，使中西交流能经陆路进行。
中国儒家学说对莱布尼茨的哲学观念，特别是他的单子学说有直接的影响。但对他说来更有意义的，也许还是中国的《易》对其“数”或“代数”的影响。90年代末期，他在致普鲁士选侯一份备忘录中就说到，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一些古老符号，现今不能懂得，但其中确实保存着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涉及的是莱布尼茨的“函数论”（ArteCombinatoria）思想，相信只要用很少数目就能从“无有”中推算、创造出一切。差不多在这同时，开始了莱布尼茨同白晋之间讨论《易经》的著名通信。白晋（Joachim Bouvet）是法国在华的耶稣会士，对莱布尼茨的《中国新论》极表尊敬。当莱布尼茨表示希望用“数”或“代数”去证明抽象的必然原理，并且想在中国文字里寻求这些哲学符号时，白晋就把《易经》加以介绍，建议莱布尼茨把《易》的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他把《易》的六十四卦圆图和圆内按八卦配列的方圆相赠。莱布尼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详加研究，终于发现了《易》的二进制原理。这一发现把东西两大文明拉紧了几步。
在莱布尼茨那里，这种“向东方”的方针到处可见。但是也必须看到，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总的说来还是微小的。1700年由他奠定的柏林科学研究院，在1707年3月仅仅被分配到一项“桑叶特许”，用以研究制造丝绸。他的思想哲学遗产，由弗朗克（A.H.Francke）所接受，按莱布尼茨计划中的教会政策和布道政策行事。在哲学领域中，克里斯提安·沃尔夫继续从事中国精神世界的研究。1722年他在哈勒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的演讲，把孔子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激起新教神学家们的愤懑，不得不离开哈勒去马尔堡大学工作，直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把他召到柏林去。他对中国儒家哲学的尊崇和研究一直不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中国和中国的实用哲学乃是西方和德意志学术界占主导的研究课题。18世纪初，沃尔夫的学生和同事、杜宾根的布尔芬格尔（Bülffinger）已在从事重新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著作名为《由儒家典籍所见的政治与道德的学说及实例》，把政治和哲学合为一体。由于德意志诸小邦君主们在文化政策上的短视，18世纪德意志最杰出的汉学家不得不在国外从事研究和活动：克拉帕洛特（J.H.Klaproth）为俄国服务；莫尔（Mohl）到了法国，而诺伊曼（K.F.Neumann）则去了英国。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是在国外完成的。
三、罗可可风尚与中国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发展都达到某种高峰，再经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理想化的中国图象，强烈影响了欧洲的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中国的瓷器、漆器、绘画的丝织品、壁纸等在欧洲成为当时人们多方搜求的珍品。中国为输出而制造的这类工艺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欧洲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加以仿造，乃至在建筑、园林和各种装饰中都应用中国题材和中国风格。当然这些仿造品和题材细看起来完全是“洋化”的、奇特的，同真正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然而正是这一点，才说明它是相互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结晶——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一度风靡欧洲的“罗可可风尚”。
“罗可可”（rococo）一词源自法文“rocaille”，涵义为“贝壳饰品”。其特征，具有纤细、轻盈、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喜用C 形、S 形或漩涡形曲线；爱好轻淡柔和色彩、苍白的基调和没有明显的色界，这同中国艺术崇尚的超脱、纯朴、宽放、想像相一致，并以纤细轻淡色调的中国瓷器作为典型原质的。“罗可可”的发源地是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法国。这种“中国味的新风尚”不久遍及德、英、意、西等欧洲主要国家。盛期从18世纪20年代至70、80年代。可以说“罗可可风尚”是中国文化直接影响下出现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是“从中国直接假借而来”的）。“罗可可”时代不仅发展了中西之间哲学文化的亲合性，而且也接受了中国的艺术和工艺。
“罗可可”时代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和金色的漆器画这些美的表现形式。在18世纪欧洲社会面前，展示出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图景。
瓷器西方最早提到中国瓷器的是马可·波罗。中国瓷器最初只有宫廷獊獊室贵胄才能享受。1435年德意志黑森家族卡泽尼博根公爵藏有一只素身瓷碗，系14—15世纪中国的青瓷碗，珍如拱璧，镶以银座，几百年来为该家族世袭品，为世所羡。18世纪在欧洲人的概念中，“瓷器”就是“中国”。法国人喜欢中国的彩瓷，德意志人偏爱中国青瓷。欧洲社会出现中国瓷器热，正是在“罗可可”时代。瓷器的温雅清脆象征这一时代的特有情调。
中国瓷器的输入推动瓷业的建立和发展。早在1540年威尼斯人首先试制了一种“梅狄基”（Medici）瓷器，与华瓷颇像，但器身粗糙，色泽呈黄。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制瓷技术通过荷兰，传到德意志兰，先在纽伦堡、富尔特和拜罗伊特等地试产。欧洲在制瓷技术中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是德意志人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ttger）和恰尔恩豪森（GrafTschirnhausen），1709年他们在德累斯顿制成硬瓷。1710年波特格尔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设立瓷厂，出产彩瓷。1714年第一只迈森瓷器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名声大噪，生意兴隆。瓷器业不久居然成为萨克森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王占领萨克森，就利用迈森的瓷器作为清偿战争债款的物品。他在送给卡玛斯伯爵夫人一只瓷瓶时附言说：“送上一点小礼品，愿您能够想到我。目前我的财富就只有这些清脆的东西。希望我送上的这些东西可以抵偿现金，因为我们穷得像乞丐，留在我们这里的，除了荣誉、剑和瓷器外，一无所有。”弗里德里希大王从迈森瓷的获利和普鲁士财政的拮据中受到“启发”和“激励”，从商人哥茨可夫斯基处以22.5万塔勒买下他的瓷厂，后来成为著名的“王家瓷器工场”。迈森瓷的制作方法，因保密不得而知，但就其器形来说，大多采用中国模式，例如“蒜头模式”同中国的“石榴模式”多少存在着相仿关系。至于花纹装饰，则效仿中国的白瓷作人物花卉鸟兽的浮雕，乃至用金色绘制中国人物，称之为“金色的中国人”，颇为新奇有趣。瓷器上绘作龙形，也是中国的传统装饰。不过他们虽然用中国的饰纹，却带有明显的欧洲手法。
“罗可可”时代的德意志兰，瓷器的意义可从其大量收集瓷器一事中得到反映。收集品多置于罗可可宫的“中国室”内，有代表意义的诸如奥地利勋布隆路德维希斯堡宫的中国室，慕尼黑旧王宫的“镜厅”（1729年毁于大火），安斯巴哈宫的“明镜沙龙”和“士绅瓷室”等。柏林的蒙必尤宫（后改为霍亨索伦博物馆）尚存一旧指南书，内中载着当时所藏的大量中国瓷器、文物、饰品和珍品。
漆器画与轿子中国轻巧精良的漆器画也被具有新艺术发展感的罗瓷上常着的金色和黑色，正是漆器画的典型颜色。
漆器制造的秘密是否是由耶稣会士奥士塔希乌斯最早带回罗马，尚待考证。但中国漆器的优秀仿制品17世纪已在法国造出，却是确凿无疑的。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巴杜夫人（MadamedePompadour）是著名的漆画爱好者，1752年为她的蓓拉孚宫定购了大批漆器画。18世纪中叶后，德意志兰也出现漆器画的崇拜者。德意志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Johann HeinrichStobwasser）无意间获得法国漆器的配方，1757年取得良好结果。开始他在安斯巴哈父亲处生产并出卖漆杖，这种漆杖被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队中广为使用。施托帕瓦塞尔的漆器绘制中国的风景和人物，1763年他在不伦瑞克定居后成立一家特许漆器厂，上漆的鼻烟壶举世闻名。弗里德里希大王还亲自延聘法国名漆工罗伯特·马丹（RobertMartin）入宫制作。
上漆的中国抬轿也在这时出现。按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模式制作的轿，17世纪初首次引入欧洲，此后作为一种等级制度的标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在中国只有皇帝才得乘黄顶轿，欧洲各国也仿此创设“轿制度”：按形式和颜色区别乘轿者的等级。1727年维也纳出现一次按等级轿列出巡大典，帝国皇帝乘特别华丽装饰的轿子，走在前列，接着是宫廷和枢密院轿子，洋洋大观。当时规定：“病人、奴婢仆役、犹太人等不得乘轿。”据记载，自18世纪开初第一年起，在德意志兰就掀起“轿狂热”。科隆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KlemensAugust）必须乘轿子才赴其辖区。奥地利对这种新交通工具特别留恋。“罗可可”高潮时期轿子遍及德意志最小的邦国。到了1861年，这时轿子早就过时，纽伦堡市政府还为庆祝轿子而公布一个《轿法规》。18世纪中，法国人首先在轿子下部装上轮子，由马牵曳，形成后来的马车。早期马车车厢式样同中国轿式样基本一样。
丝绸虽然这一“第一织料”早就名闻欧洲，但在“罗可可”时代才成为普獊獊要。贩卖丝绸的丰厚获利，激励商人们的“干劲”。东印度公司1691年5月28日的营业账本记载，用32.7万里弗购入的丝绸，以126.7万里弗卖出，获利近四倍。巴黎当时就是欧洲的摩登中心，服装模特儿披着丝绸被送往英国、意大利、德意志兰。17世纪下半叶风行手描的丝绸，从1673年起开始风行印花丝绸，德意志兰尤甚。但欧洲丝绸质量决非东亚丝绸之匹敌，无法同中国或日本的产品竞争。
壁纸、建筑和金鱼今天欧洲大量使用的壁纸，17世纪初尚默默无闻。
它的出现和风行，同样归于中国的影响在中国壁纸一直作为墙纸或屏风使用，或在上面作画，或使木版彩饰。17世纪欧洲海员对这类彩色装潢发生兴趣，携归欧洲，于是壁纸大量输往欧洲。欧洲当时风行室内装饰，富绅之家多用壁纸作“壁毯”。德意志人的许多家庭对此都有一种“固定偏爱”。
中国风格的建筑对德意志兰的影响是经过法国“折光”的，因此对建筑物的形状、结构、布局等一半来自法国，一半出自想像。“罗可可”时代的房舍宫室具有中国特有的庭院风格：大屋顶、楼台亭阁、水榭宝塔等。德意志兰最典型的罗可可建筑是德累斯顿东南郊、易北河畔的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庇尔尼茨宫兴建于18世纪20年代，后增建新宫，建筑物采用东方大屋顶的特殊结构，侧面的凉亭以及它的扁平长狭的特色，都是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但它又混合着德意志的建筑风格，一种当时被称为“中国哥特建筑形式”，系“欧洲在此以前从未见过的”。这种混合风格的宫殿，同北京著名的圆明园颇为相似。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本来打算在他的王国仿建一座圆明园，他让人在塔夫绸上绘制了四十幅圆明园宫殿作品，进行展览。可惜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现，这些作品今天还珍藏在巴黎的“版画陈列室”。他的先祖之一马克斯·艾曼努埃尔却早在1719年就成功地建造了“塔堡”，坐落在慕尼黑的尼姆芬堡公园内。艾曼努埃尔爱好中国建筑，塔堡就是他自行设计的，所用的兰白装饰，也是“罗可可”艺术的典型特征。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科隆主教区的“中国乡村别墅”，这是科隆大主教奥古斯特大力促成的。他称得上是一名“罗可可诸侯”，在其辖区不仅一定要乘轿，而且要建“罗可可”宫室。因此他把建筑大师吉拉德（Girard）从慕尼黑请到科隆。吉拉德曾在施莱斯海姆和尼姆芬堡从事中国风格的建筑艺术达十年之久，成绩卓著，遐迩闻名。另外，卡塞尔的诸侯也想仿照中国村落建造“中国村”，1781年选择在威廉高地湖之南的魏森斯泰因地方开始兴建。所有建筑物均是中国式平房，村子命名为“木兰”，在村落附近的山麓上有一衣带水，称为“湖江”。这实际上是一处中国式公园，主要设计者是德意志风景园艺家塞凯尔（F.L.Sekell），他于1773年由卡塞尔选侯所派，到英国学习中国的园林建筑。这个“中国村”今天尚存有塔和魔桥。
中国影响在园林建筑中也值得注意：宝塔高耸；在亭子中间放置中国的雉笼；在中国式的桥下金鱼嬉戏其间。在德意志兰，仿造中国凉亭最成功的，当推1754年建筑的桑苏西宫花园中的所谓“日本亭”。法国的彭巴杜夫人是第一批获得中国金鱼标本的人，不久饲养金鱼之风在巴黎和维也纳流传，此后就流传于整个欧洲。德意志作家翁策尔（LudwigA.Unzer）在1773年著有《中国园艺论》一书，认为“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
“罗可可”时代的中国影响遍及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装形式），这种影响到今天还能感受到。
四、歌德一代
18世纪中叶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开始对德意志兰发生影响。德意志人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学，大概是法国人杜赫德所撰《中华帝国全志》（Du Halde：Deiongeographique，chronique，politiqueetphysique delempiredelaChinaetdelaTartarieChinoise，1736，1747—1749年译成德文）。《中华帝国全志》刊登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四回《今古奇观》以及十几首《诗经》。德意志人穆尔（Murr）是第一个介绍中国长篇小说的人，他把《好逑传》从英文译成德文。
歌德代表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生活的时代，欧洲仍然处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影响之下。青年时代的歌德，就广有机会接触18世纪的“中国之物”，印象深刻。在他的自传著作《诗与真》中谈到，他在家中“曾因诋毁中国的壁纸”而惹父亲生气的事，还谈到“临摹那些中国的、富于幻想但又自然的花卉画”。据说他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就读过中国《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后又阅读了德意志来华的传教士和商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介绍。但这位“狂飙突进”时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开始时对于带有“罗可可”诗情画意和“词藻堆砌”的中国之物，既感到陌生和隔膜，又感到饶有趣味和千奇百怪。这种态度在他载于1773年《诗歌年刊》的文章中反映出来。他在谈到德意志作家翁策尔的《中国诗集》时，认为它“只是中国小玩意儿的拼凑物，只配在茶几和马桶箱上作装点用的”。对“中国之物”态度的明显转变，是在1777年，他在这年完成的《伤感主义的胜利》一剧中，把“中国之物”当成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内中整个第二幕表演“中国风味的、以黄色为基色的五彩身段”。在第四幕的开场白中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中国的花园：
“我想说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搭起的渔舍和凉亭，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此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歌德把“中国式”和“哥特式”这两种迥然相异的风景予以联系和并列。1808年歌德说，他曾注意到一条古老的中国地毯，上绣许多人物，配以适当底色，这样的图象令他回忆起曾在马格德堡大教堂中见过同样的东西，那是早期德意志时代的画像。这里他又再次把古代中国图画同早期德意志图画相提并论，进行比较。
歌德评论中国的艺术作品，认为是“出乎其类的美”。他对中国整个的造型世界并不熟悉，但对中国工艺品的巧夺天工评价极高。他在《颜色学》一书中又一次比较说：“我们在定居民族中，在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那里，找到一种如此高度美感的颜色。这些定居民族用宗教来处理他们的技术用一种自然缓慢的确定形式加工作品，从而使其作品居于前列，他们是更开化的、快步前进的民族”。歌德正是通过中德文化的比较研究，汲取有用的东西。
在歌德的一生中，曾有两个时期认真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这就是1812至1815年和1827至1829年。他在1813年谈到研究中国的动机时说：“我从卡尔斯巴德归来后，对中华帝国从事最认真的研究”，“我把我自己抛到最遥远之处，然后才有可能估计现实”，“在欧洲的政治世界中将会发生巨大威胁性的事件”。它就是紧接着发生的反拿破仑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歌德是把研究古老的中国同当时德意志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着的。他从儒家经典的译文中熟知“务实的哲学家”孔子，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密切联系。他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孔子关于通过修身以促进自身善美发展的见解同自己的见解非常相近；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他曾向著名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写汉字，并拿给魏玛宫廷中的公主们去看。就在当时，歌德已有“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之称，虽然他对儒家典籍的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为我所用”，大多不符合于原义。
中国文化对歌德的文学创作发生过直接影响。他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有《马可·波罗游记》和马戛尔尼的《英国公使旅行记》（G.M.MaCartney：Grobritische Gesandtschaftsreise）。他和席勒是最早发现中国文学之美和价值的人，认定能在“中国本质”的“奇幻淡雅”中找到乐趣。两人都曾大卖力气，想把中国文学用德意志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席勒想改作《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朵》（Turandot）。1818年歌德为此喝彩说：“愿在种种令人心情沉重的故事后，有这样一个轻松的童话结局：阿尔托姆，神话般的中国皇帝！图朗朵，爱打哑谜的公主！”歌德曾加工席勒介绍给他的中国故事素材，并联想到“奇幻的北京”，想到“和平统治的、令人愉快的、忧伤的皇帝”。研究歌德的专家比德尔曼（Biedermann）在其1879年发表的文章中坚信，歌德所作的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系脱胎于中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这个见解引起德国文学史界的争论。但无可否认，两者之间无论主题或素材处理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歌德在1781年和1783年的日记和书信中，也多次谈到他阅读了《赵氏孤儿》剧本以及从中受到的启发。有一点可以肯定：歌德是在这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开始《爱尔培诺尔》的写作的。1783年3月完成第二幕后中断工作，一直未能完工。1827年歌德同他的朋友又一次谈起《赵氏孤儿》，还清楚记得四十多年前读过的这部作品的情节，可见印象之深刻。
进入老年的歌德，开始接触到中国比较优秀的诗歌，颇为欣赏。歌德遗诗中有由中国《百美新咏》中译出的九首诗，上端加有“最美的女子——1826年2月4日——中国的”字样。在《文学杂志》上刊有歌德的文章《中国的——论百美新咏》，说明歌德在当时曾对中国文学作新的细心研究，他的1827年2月至8月的许多日记也可资证明。歌德最后一次受中国的素材《花笺记》的启发，于1827年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阕，诗中把他晚年得自中国的美好印象糅合进去：中国的事物显得轻盈、纤丽；生活如“一池清水”，恬静地置于原始法的舞台上；一切都“比较明朗，比较清晰，比较合乎道德——正是这些严格的节制，才使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得以保持，并将永存下去”。中国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对高年的歌德的世界观是有影响的。他已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不平静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和稳定的向往，这实际上是符合歌德一生的发展过程的。
与歌德同时代的洪堡兄弟，也曾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哥哥威廉·洪堡是大教育家和政治家，又是语言学家，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他学习汉语并掌握汉语。弟弟亚历山大·洪堡，近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者，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当代世界知名学者，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评价很高，青年时代便到处搜集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凡有所得无不仔细阅读。对于中国古代的地理著作如《禹贡》、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司马迁的《史记》尤为赞赏，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水平超越同时代的希腊、罗马；对于中国古代的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叹服不已；对中国古代的天文成就，怀有浓厚兴趣，曾将中国古代的一些天象记录和同时代的西方记录，进行了对比研究。他在西伯利亚的地理气候考察旅行中，曾站在中俄实际控制线上遥望中华文化，并把得到的一部中文书籍带回柏林馈赠其兄。
五、文化碰撞：“图象”的变化
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接着也在德意志兰，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代替。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借助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代替了对于中国的兴趣。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处于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谐和之音转向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象变成为怪诞不经，滑稽可笑，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罗可可”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很少被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18世纪他们的先辈。一些来华的德意志传教士乃至一些大思想家这时对于中国优秀文化基本上也抱自高自满和否定的态度。
被喻为“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之一的德意志人卡尔·郭茨拉夫（KarlGützlaff，1803—1851，中文名：郭实猎）在华活动整二十年，正好是鸦片战争前十年和后十年，不仅直接接触中国人和参与鸦片战争事务，而且还由于在中国创办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而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郭茨拉夫眼中和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图象”，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长辫、光脑、大褂、肥裤、小眼、黄脸”的中国人，虽非全是“骗子和无赖”，却确是一群固守中国传统、习俗、道德、语言的“可怜的灵魂”，亟需皈依福音新教。德意志著名的诗人和神学家赫尔德尔开始一度也称：“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天生愚质、没有教养、没有创造、奴性十足的民族。
在历史和精神史领域中，德意志人也把现代欧洲的形成完全植根于希腊罗马古代文明，欧洲及其民族成为“唯一真正文明”的承担者。因此，只有欧洲发展的思想和结构才值得研究，欧洲以外的世界（北美除外）是没有文明和进步能力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其他多数19世纪杰出人物对中国的言论，都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黑格尔在评论中国时，完全剥去以往那种理想主义的外衣，使事物基本上符合真相，但却苛求地对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得出很低的评价：“中国人缺乏完整的原则，表现在他们那里道德和法律是不相分离的。一部理性的宪法必须为自己划清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东方的特点却把两个原则直接结合起来，道德也就是统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状态中，也存在于国家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国度，法律部分显得不足，部分涉及习惯”。但是当黑格尔批评中国人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互相结合时，他不知道，中国人把欧洲的这两种原则的互相分离，同样看成是“不可理解”的和“野蛮”的。
德意志人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其唯一来源可说是1777至1783年刊行的冯秉正的《中国通史》（De Mailla：HistoireGeneraledela China），它是这位法国耶稣会士根据《通鉴纲目》自由加工而成。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至当时为止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以此为据，对中国以往的历史进行描述。
黑格尔很满意于用中国的以往来“证实”一种在发展中占有“优势”的欧洲文化：“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探究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另外一些人则错误地评论说：“在我们面前，在最古老的国家，然而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的、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就这方面来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和印度同样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等等。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兰克所说的：“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另一处在谈到关于英国的世界强权地位时写道：“英国人用他们的商业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曾为欧洲打开东印度，打开中国，使所有的这些帝国同时屈服于欧洲的精神。”他们都小觑儒学，嘲讽孔子，德文中“孔夫子”（Konfuzius）和“糊涂虫”（Konfusius）两字常被谐音混用。当时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也总是坚持偏见，认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这种文化中的欧洲中心论，在20世纪初才遭到西方进步学者的严厉驳斥。
只有德意志伟大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社会结构和清皇朝统治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的，他们从来不把清皇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同中国人民混同起来。马克思写道：“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他们谴责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为“海盗式的掠夺战争”，而把中国人民（不是清皇朝）的反抗和起义看成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和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他们在50年代曾寄希望于太平天国革命，结果发现，“除了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同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因此，“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
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欧洲德意志兰的“图象”又是如何的呢？
中国自明末清初以来，奉行一种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自我隔绝起来，对西方世界及其历史的兴趣消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介绍的欧洲及其优秀文化大半遗忘。虽然在17、18世纪也不断有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大多是为了学习目的，很少有人写过关于经历西方的旅行报告，原因一是清廷的禁令，二是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至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团漆黑，对欧洲各国的地理形势、相互关系混乱迷惘。凡意大利人必被认为是“耶稣会士”，佛朗机（葡萄牙）人与法兰西人多次弄错；荷兰人和英格兰人无法分清，统称之为“红毛番”，至于德意志人则尚未所闻。1840年道光皇帝在谈到英国时说：“天朝臣服中外，夷夏来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直待打了败仗，才急急要查明，“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可说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魏源等力图冲破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中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错误不少，但毕竟是奠基于科学和常识的著述。
中国人亲自到欧洲并录下自己直接观察结果的，当数《海录》。在这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主要得自传闻，少有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1730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主要记录意大利的状况，对“德意志兰”并未提及。《海录》是由一位盲人口述，经人整理于1820年刊行的。这位盲人口述者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工作。此后十四年中，他遍游南洋、印度和欧洲，回国后不幸失明，在澳门口译为生。同乡人听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以往史籍所未载，很有价值，乃录下刊行于世。欧洲部分多记葡萄牙和英国事，记德意志兰则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当时德意志分裂为众多小邦一事弄不清楚。《海录》把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不包括普鲁士的德意志兰称为“单鹰国”，“双鹰国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亦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单鹰国又名带辇。在双鹰西北，疆域风俗略同。番舶来广东，用白旗画一鹰者是。”谈普鲁士时说：“埔鲁写国，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亚里披华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衣，仿佛同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实际上这儿所录的埔鲁写国系指波罗的海周围的东、西普鲁士诸地，而亚里披华究指何地，一直争论不休。谢清高文化水平不高，在西洋时又无精确记录，单凭回忆，再经人录下，内容既少，错误常见，但对中国官方来说，《海录》却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年后，1844年，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对德意志兰的介绍已经远为详尽。四十四、四十五卷专谈“耶马尼”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兰，四十六卷谈到奥地利。
《海国图志》的优点，是把直至当时为止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德意志兰的中文记载都附录其后，供读者参考比较。四十四卷的“耶马尼总记”和“耶马尼分国”介绍，实际上把德意志的历史、地理和现状都作了说明。它把德意志兰的政治分裂情况同周朝的诸侯割据相比较，把莱茵河比之于中国的黄河，为德意志文明的摇篮。“国中居民，因分服列君，风俗殊异。北方居民精神强健最好学；南方东方之民，好繁饮食；西南之民，劳苦度生，其民往来不睦，常有争事。”
再二十年，即19世纪60年代，斌椿的《乘槎笔记》问世，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斌椿（1804—？）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出身汉军旗，能文能诗，关心时事，与地理学家徐继畬、大数学家李善兰等诸多交往。1864年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之请，“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务洋人。1866年六十三岁的斌椿受命偕同文馆学生专门游历欧洲，成为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欧游历、亲身去接触和了解欧洲文化的代表。他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海国番夷录》等书，沿途考其正误。到欧洲后，又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给这位从东方古老封建国家来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抵德时恰逢普奥战争，他来到普鲁士，对该邦及首府柏林记述相当详细，可说观察入微。“布国（即普鲁士）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一百里。其地古为北狄所据。南宋时，属日耳曼，康熙三十九年，乃自立国。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钢、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尤良，坚致不亚华产。西部主钢铁，造炮甲于泰西”，讲了一通普鲁士的历史和出产。“十四日，妃闻使君来，请见。妃云：寡君在军中，闻中国天使到此，愿两国永好无间。”这是中德官方最早接触中的美好祝愿。为此斌椿以“住伯尔灵（即柏林）见布国妃”为题赋诗一首：
“侍女搴裳启阙门，宫廷肃穆淑仪尊，两行灯烛珠帘卷，气度谦光语意温。寡君军旅正殷繁，欲赋缁衣未返辕，难得中华星使到，好将风景采轩。”
此诗载斌椿《海国胜游草》，虽然诗品不算高，却是中国人赋德国的第一诗。斌椿也因此自负地称自己是“中土西来第一人”。
从《海录》到《海国图志》，到《乘槎笔记》，前后四十余载，正是鸦片战争的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中国人对于欧洲的“图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海录》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几乎全部得自传闻，《乘槎笔记》之后，冲破了两千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诞的西方世界，开始有了直接接触。虽然接触中还是以“外观”为主，但开始面对世界现实和了解西方的“工业文明”。这是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是，鸦片战争前，清廷把欧洲人看作“番”“夷”，把欧洲各国视为“藩属”，一应外事活动，均由“理藩院”管理。但这仅仅是出于一种“无知”和“盲目自大”，在中国人心目中，对欧洲人虽有陌生感，并无仇视之意。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民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惊起，欧洲人成了真正的“鬼子”，抗敌仇外的民族情绪产生，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
德意志联邦当时本身政治上是分裂的，内争不休，外受欧洲其他大国掣肘，并未参与侵略中国，中国人也把他们视作“鬼子”，不免冤枉。但60年代后，当普鲁士正式遣使来华，并加入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扩张行动后，这种“冤枉”也就不冤了。
六、“向东方压进”与“向西方学习”
19世纪60、70年代后，“西学东渐”与“东学西被”进入第二个高潮，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输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大量西传。与此相应，中国与德国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接接触，官方交往，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政策。
德国自古有“向东方压进”的口号，本来含义是指向东部斯拉夫人土地，现在则包括指向中国。1861年普鲁士代表关税同盟诸邦遣使节团来华签订条约，德国对华的文化政策也就处在“向东方压进”这一西方殖民扩张的利益政策之下。学者、汉学家、教士、教师的文化活动，也就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随普鲁士使节团来华的人员中，除一名专家外，还有三名自然科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Richthofen，1833—1905），他是受海军部的特殊委托来华调查中国的地形和资源的。1868—1872年得美国银行资助再度来华，在中国内地先后作了七次考察旅行，足迹遍及中国十八省中的十三省，包括山东、直隶、四川及华中、华南、华西和东北南部，调查、搜集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与构造线分布等资料，特别注意资源地区的分布，注目于山东煤矿和胶州湾港口。为了酬谢上海西商会的“帮助”，他给西商会负责人写了十封信，提供中国的通商路线，要他们注意山东煤矿的重要性和胶州湾是一个值得夺取的军港（这些信件1903年以《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为书名在上海出版）。归国后发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调查结果》一书（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und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36卷，外一册《中国地图集》，从1877年开始出版，到1912年才出齐）。此外还著有《山东及其门户——胶州》（1898）等。李希霍芬对亚洲地区的地质、地貌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说；在地理学方法论问题上，强调区域性原则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地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区域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说，李希霍芬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无可争论的；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位波恩、莱比锡、柏林大学的教授，后来还担任柏林大学校长和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
在普鲁士使节团抵达中国的同一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和外国打交道的工作，同时负责推行学习西方的“技艺奇器”。总理衙门的建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一年后，1862年，总理衙门创办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以造就翻译人员。原先各通商口岸出现的买办、西崽，流品甚杂，修养不高，不仅不通西洋文化，也不通中国文化。同文馆创办时，只招到满族少年十名，先开英文馆，继开法文、俄文馆。经三年学习后，优秀者派到欧美各国游历，以“增广见闻，有裨学业”。1868年8月，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历访美、英、法、普、奥、俄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使团的列车上第一次扬起中国国旗：
黄底，四周镶蓝边，三米多长的旗幅上，有一条巨龙在飞舞。这个团的使命，名义上是“回访”和“换文”，实际上是去西方学习，了解世务的，特派钦差志刚1870年回国后所写的《初使泰西记》可以证明。从这时候起出现了中国洋务自强运动中第一代“向西方学习”的人。洋务自强运动可视为中国被迫转向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但它的“学习西方”，尚不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其主要着眼点乃是学习西方技艺，以求“御侮自强”之术，维持原制度不受损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正是这一含义。但是，一当人们到达西土，在先进的制度和科学技术面前，情况就不能不起变化，不说青年人，即使像志刚这样平庸的满族官员，在不平常的际会中，也会有不平常的体会和认识。“中学为体”这一点就很难保住了。
在1870年，中国就派有留学生去德国，学习“船坚炮利”的军工技术。1877年李鸿章也曾派七名士官去德国学习军事。赴德学习理工西学似是成为一种传统。80年代起派往德国的中国公使和其他官方代表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购买洋枪、洋炮、船舰、机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了解西方、最了解德国的人物可能数张德彝，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德彝（1847—1919）即德明，籍隶汉军镶黄旗，同文馆第一届学生，1866年十九岁时随斌椿游历欧洲。1868—1869年又随志刚使团出使西海，先经日本到美国，过大西洋到欧洲，出地中海过印度洋入南海，正好自西往东环游世界一周。他先后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共七十余卷，200余万字，算得上一个大游记作家。这八部《述奇》中，《航海述奇》四卷，记同治五年（1866）游历欧洲；《三述奇》八卷，记同治九至十一年（1870—1872）随崇厚使法，故又名《随使法国记》；《六述奇》十二卷，记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随罗丰禄使英，故又名《使英日记》；《八述奇》二十卷，记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出使英、意、比国。上述几部《述奇》中，均对德国有所记述，而《五述奇》十二卷，则是记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随洪钧使德，专门记述德国情况的，故又名《随使德国记》。张德彝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人，长期广泛接触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他在国外既保持中国人的气节，又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因此记述比较客观，比《乘槎笔记》要生动、具体、深入得多。《五述奇》全面介绍德国的最新情况和最新知识，录下对德国现代工艺技术的“第一印象”——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新发明，在文化史上颇有价值，而对中德人民友谊的记述也不在少数。虽然他的“西学”不像严复那样精通，但也是属于佼佼者了。
德国侵占胶州湾和参加镇压义和团起义，是“向东方压进”的军事表现，它严重损害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基础。但是中国人民不屈服于“炮舰政策”的英勇反抗，迫使西方列强不得不辅以一种怀柔性的对华政策，这就是争取中国赞同欧洲文化，通过文化影响来赢得未来的中国领导层。一种新的文化政策开始了：教会学校的活动受到不加宣扬的支持；加紧派遣教师到中国；鼓励中国学生在本国教会大学受教育。1908年美国首先提出把庚子赔款中的大部分留在中国办教育。1907年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斯伯爵（GrafRex）在致外交部的报告中，强调在中国需要一种德国的文化政策。德意志帝国海军部（中国的德国“保护区”青岛的最高行政官厅）才开始行动起来。它委托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同清政府商谈，在青岛建立德国学校事宜。福兰阁1888年来华，为使馆实习翻译；1890年后任翻译和领事，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甚多，对中国比较友好；1901—1907年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此后任汉堡大学、柏林大学中文教授；著有《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desChinesischen Reiches）、《直隶热河地区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法权关系》、《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演讲和论文集（1902—1942）》等多种，影响甚大。在同中国商谈中，福兰阁“保证”德国学校招收“中国孩子”；不仅使孩子们了解德国，而且重视中国自己的文化；学校中取消宗教宣传；中国人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福兰阁这一所谓“尊重中国主权和保护中国民族特性”的文化方针，虽遭到在华德人包括公使雷克斯和青岛总督的反对，但第一座德华高等学校（中国名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于1909年在青岛成立，并由中国人任学堂总稽察（校长之一）。1913年设有四个系：法学社会学系，自然科学系，农林经济系和医学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传教士在华主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比英法美少得多，而且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山东。1913年上海的德国商人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政府推行积极的学校政策，并为去德国学习的中国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这个时期，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活动较前增加，天主教教士超过基督教牧师，山东超过其他各地。但这时的传教士，大多同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纠缠在一起，布道和吸收教徒以及创办学校医院等，都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抗。但是也有一部分传教士，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作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就是代表。卫礼贤是德国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1897年青岛被德国占领时来华传教，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深表敬佩，为自己取字“希圣”。他创办礼贤书院，主要研究中国的儒家学说。辛亥革命后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主张复古。他在华多年，以从未发展一名教徒而自豪。回国后讲授中国古典哲学，撰有多种著作，如《中国文明简史》（Einekurze GeschichtefürChinesischeZivilisation）、《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DieSeeleChinas）、《中国的经济心理》、《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变化》（Ostasien，Werdenund Wandeldes ChinesischenKulturkreises），1920年后翻译《易经》、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致力于德中友好。
在德国本土，为了加强中德文化联系，建立了“德国东亚自然和人类学协会”、“东亚艺术协会”、“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等。在德国开始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情。学者们对“中国学”的研究渐加精密，形成科学的“中国学”或“汉学”。自甲柏连（GeorgvonderGablentz）1881年出版名著《汉文典》（ChinesischeGrammatik）以来，德国的汉学研究如旭日初升，所取得成就令人刮目。卫礼贤之于经学，福兰格之于史学，佛尔克（AlfredForke）之于哲学，柴赫（ErwinvonZach）之于训诂与文学，俨然成为德国的“四库全书”。20世纪初，一些中国古典名著相继被译成德语出版，它们是汉学家卢德尔斯贝格尔（HansRudelsberger）译的《封神演义》（1914年译了一半）；布伯尔（MartinBuber）节译的《聊斋志异》；汉学家老甲柏连（HansCanonvonderGablentz）19世纪从满文缩译的《金瓶梅》和库恩（FranzKuhn）缩译的《红楼梦》。戏曲方面比较重要的德译本是克拉朋（AlfredHenschkeKlabund）的《灰阑记》和洪涛生（VincenzHundhausen）的《西厢记》。抒情诗方面常译的有诗经，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的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易经》的德译本已有八种以上。
在中国方面，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出现一种不明确的多元的文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洋务派一心想仿德国的富国强兵之术，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德，特地跑到弗里德里希斯卢庄园去拜访早就下台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殷殷相询：“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俾斯麦答：“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李鸿章于是说：“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这些话见《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书中所载，却无一语谈及中德文化，只有李鸿章带去的厨师班子和中国菜肴，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李鸿章离去时，留影题词，词曰：“仰慕毕王（即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即弗里德里希斯卢）府第，慰幸莫名。光绪廿二年五月望日”，算是唯一留下的文字手迹。洋务派和清廷历任驻德国公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未起特殊作用。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小说《孽海花》，可说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书中主角赛金花，随状元出身的才子洪钧出使德国，时年方十六、七岁，并无可能同年逾半百的总参谋长瓦德西相遇相爱之事，而书中却加以渲染，并宣扬一种妓女爱国主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赞同的，倒是投合了洋务派的所好。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支持立宪维新运动，对德国的宪政、立法相当崇敬。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自此才对西方现代的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真正开放大门。1905年的所谓五大臣出洋，就是去考察欧美的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对德国的立宪政体倍加肯定。他在参观“柏林大学堂”图书馆（藏书120万部）和军事博物馆时印象很深。此后有一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留学德国，寻求救国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德之间的文化活动近乎完全中断。
七、1919—1949年间
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签订《中德协定》，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列强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签订的。在这一年，魏玛政府把瓦德西从中国掠去的北京天文台的仪器归还中国。德国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德国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经过其他外语翻译介绍到中国。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从日文翻译出版整本《共产党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著作，如康德、黑格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王国维早在1910年以前就研究过叔本华、康德和尼采的著作。以后其他学者研究过黑格尔哲学，沃伊肯（RodolfEucken）的新唯心主义“能动主义”哲学和德里施（HansDriesch）的新活力论，后者曾于1922年来上海讲学。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于1922年由日本返国途中在上海讲学，《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24号就专辟为《爱因斯坦号》，以资纪念。
20年代中叶，德国文学名著，如格林童话，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郭沫若所译《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有多种译本的《茵梦湖》，在我国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斗争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鲁迅在1936年专门为德国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theKollwitz，1867—1945）的作品作过详细介绍。
在这些年代，中德之间的文化关系在两个领域中变得重要和突出：一个是在华的德国人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社会性了解和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文化交流在国家一级上展开。战后在华的德国人，约有一半生活在上海，约1500人之数，另一半生活在天津、青岛、汉口、北京、哈尔滨、广州、济南和沈阳诸地，大多建有德国侨民区，内设有现代化的德国学校和教堂。1923年当时的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Dr.Brücher）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流。它得到私人、国家、公共机构的资助，并对中国的经济立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东北，首先在抚顺和鞍山煤矿，形成德国工程师和专业工人侨民区，另有三十名医生结社，参加上海的“德国医生联合会”。1930年12月在上海成立东亚博物学和民俗学协会（OAG），还有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的上海友谊联合会。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是由汉学家卫礼贤在1925年成立的，为的是大力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德国在华的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开办，以上海、北京、天津为最多。战争时期被中国没收的上海德国学堂的房屋，1922年发还，1924年开始上课，称“威廉皇帝学校”，程度相当于中等专科学校，1932年起获中国市政当局的补助，1935年在校学生数达265名。在德国学校中，对中国教育具有影响的，首数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校，1907年由德国人所建，获德国工业、商业和银行界的资助。创办时设德文、医学两科，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校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大战期间由中国接收，定名为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是培育了解德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主要渠道。1936年同济大学设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三院，并附设机师学校、高级职业学校、高级中学、德文补习科及实习医院、实习工厂等。建校初期，任教的多系德国学者，至1937年尚聘请多名德籍教师，教学上使用德语教学，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完备的设备和敦厚的学风为社会所注目。
中国学生留学德国，20年代后数目激增。根据1921年《中德协定》的附加换文，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入德国高等学校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在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学生去的不少。1924年仅柏林一地约有近1000人。1925年中国留德学生数为232人，1926年为214人，1927—1928年为174人，欧洲经济危机爆发年代1928—1929年降到153人，此后又上升。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耶拿、达姆施塔特、不伦瑞克、汉诺威等城市的大学和工科高等学校学习，主攻专业分别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他们中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著名人物。蔡元培（1868—1940）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先在柏林大学，后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回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坚持洪堡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改革。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老思想“兼容并包”。还有一系列政治家曾到德国留学、游学或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周恩来1923年曾在格廷根大学居留，朱德1923—1926年也在格廷根大学学习，他们后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家骅（1893—1963）1914—1922年留学德国，十年后成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蒋纬国1926—1938年在德国学习军事学，先在密滕瓦尔德的山地野战师作士兵培训，后入慕尼黑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这个时期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重大作用的当数30年代初成立的北京（当时称北平）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这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从德国学术界方面说，无论是“中国学院”的院长卫礼贤还是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所创立者、柏林大学教授福兰阁，都努力促成在中国成立一个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福兰阁说：“莱布尼茨在几世纪以前所办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实现”，“我们应把中国文化建立在真实上，一种严肃的学术，才能有助于认识这种真实”。从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方面说，越来越迫切需要全面深入了解德国，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它的自强之道，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心北京，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留德学者，开始行动起来，创办研究德国文化的协会。卫礼贤的儿子、北京大学的德语教师（后为教授）卫德明（HelmutWilhelm）和中国学者郑寿麟给创办中德学会以最初的推动。新任驻华公使（不久升格为大使）陶德曼博士（OskarP.Trautmann，1877—1950）也亟表支持。1933年3月27日的中德人士会议上，组成筹备委员会，5月4日筹备完成，定名为中德文化协会（InstitutfürdeutscheKultur），后因南京亦有同名协会（朱家骅促成的），遂于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
在1933年5月4日的成立会上，再次明确了成立的目的与创办之宗旨：“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增进两国学术之合作，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彼此深刻了解”；规定了任务：1.为热心于中德文化研究的两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促进研究的深入；2.成为两国旨趣相同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联络中心。成立会上，还推举出董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均是留德学者或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关系者，包括蔡元培、胡适、朱家骅等21人。中德学会还特邀陶德曼大使和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博士为名誉会长，以便于争取中德两国政府和官方名流的支持。
在中德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特别在1935年中国学者冯至博士（1905—1993）和德国人谢礼士博士（ErnstSchierlitz）被推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干事后，工作更是有声有色。他们两人通力合作，拟定新的规划，扩大学会的学术范围和学术影响。他们特别重视编译《中德文化丛书》，要把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第一流的学术著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了解德国文化的根本精神。1937年5月抵达北京的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博士（WolfgangFranke，1912—）加盟中德学会，使学会的学术力量更为加强。但这时冯至博士已离开中德学会去了南方，这位爱国的民主学者不愿在日本人控制和占领下的北京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的中德学会开始散乱，前景堪忧。多亏傅吾康博士的大力担承和全力支应，总算保持了中德学会及其学术工作。
在日伪统治北京期间，中德学会依然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机构，而且是非纳粹的、亲中国的中德学术交流机构，因为傅吾康本人就是一位非纳粹的、亲中国的汉学家。可以说，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是保持中德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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