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半世纪前德意志共和主义政论家西本普法伊弗尔（Philipp JakobSiebenpfeiffel，1789—1845）在汉巴哈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的精彩片段。他虽然没有看到1871年德国的统一，更没有想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会经历如此曲折的、多变的艰难历程，但作为一个德意志人，他对德国统一的信念却始终不渝。德国的再统一时代终于在20世纪的80年代降临。
一、德国统一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是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东西方关系“转暖”。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苏联及其东欧集团国家开始了“新思维”的改革，以期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和政治颓势。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设想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新思维”，对外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提出建立“全欧大厦”
的新构想，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行合作，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对东欧采取支持“改革”的态度；对内则大力改革与现代化潮流相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使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意图是明确的：苏联通过现代化的“新思维”改革，保持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重新赢得自己的霸权优势。苏联的这种“松动”，不仅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引起美国及西方势力的浓厚兴趣。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股要求自由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改变苏式党的领导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及西方势力则利用时机在东欧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把东欧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其次是东欧形势的剧变也加剧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动荡。美国为使其“和平演变”战略成功，要求戈尔巴乔夫承诺不用暴力镇压东欧的改革和自由化，而美国则答应不利用东欧的变化来损害苏联的利益。从1989年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局势发生急速的变化，从而导致战后欧洲舞台上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导致了欧洲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对立格局的终结。东欧剧变发端于波兰，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利用波兰经济困难和政府改革措施的失误，接连发起罢工攻势，并在1989年6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团结工会上台后，一方面改变波兰的社会主义性质，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另一方面则力图向西方靠拢。几乎与此同时，匈牙利形势也急转直下。匈牙利局势的变化是由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引起的，以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激进改革派”，主张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上也出现一大批要求参政的反对派组织。1989年5月初，匈牙利开始拆除匈奥边界的铁丝网和电网。6月下旬“激进改革派”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9月同社会各反对派达成初步协议：取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改国名。在1990年春季的两轮国会大选中，反对派大获全胜，并组成新政府。东欧形势就像多米诺游戏，一个接一个“倒下”，在1989年短短的时间内，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继“易旗变色”，那些固守传统苏式路线、没有及时进行“自我完善”的现代化改革的党政领导人，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处决。东欧剧变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严重的警告：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会灭亡。
在昂纳克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却坚持不改革、不统一的方针，致使社会积聚了不少对抗性问题。昂纳克依仗着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不认为民主德国需要改革，特别不想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进行改革。但是民主德国的广大民众并不买昂纳克的账，他们以大批出走联邦德国的行动，促成民主德国政局的急剧动荡。1989年5月匈牙利宣布拆除匈奥边境的铁丝网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借口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旅游之机，越过匈奥边界进入联邦德国。至8月份的短短三个月，经匈奥边界出走的民主德国公民达数千人，最多时每天超过300人。9月份匈牙利开放其西部边界，民主德国公民似潮水般经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涌向联邦德国或西方其他国家，一个多月间人数达8万之众，规模之大，为1961年修筑柏林墙以来所未有过的。这种政治局势严重地刺激了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等希望通过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活动，特别是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参加庆典，以安定人心，稳定局势。10月6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大会上致词说，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深思熟虑，找到解决办法，既要考虑社会不断发展的国内需要，也要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出发，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翌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同昂纳克会晤时，点明了他讲话的要旨：民主德国也要实行改革，“谁跟不上形势，谁就要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戈尔巴乔夫的到来，无异于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加油。
就在国庆庆典前后，除了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浪潮外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浪潮。这股浪潮从莱比锡开始，迅速蔓延到柏林等大城市。游行群众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革新的按劳分配，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和“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给民主德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全国陷入危机之中。要求统一和要求改革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反对派组织开始出现并加紧活动。10月7日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少党员退党了，仅10月上半月退党人数达2万多。激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在10月17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EgonKrenz，1937—）为党中央总书记。10月24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举行会议，解除昂纳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克伦茨继任。克伦茨在宣誓就职演说中表示要改革。他在11月3日向全国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称，民主德国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但决不允许贬低民主德国40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在对外政策方面，克伦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同苏共和苏联的关系；坚持两个德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民主德国愿意在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和1987年9月波恩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但是显然，克伦茨的改革主张和改革行动为时已晚，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反对派组织的要求已远远超过这些。更多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再次出现了民主德国公民出走联邦德国的高潮。局势进一步动荡不定。在此情况下，统一社会党于11月9日晚作出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如潮水般涌向各边境站大门。开放柏林墙的决定虽然标示着民主德国政府40年来第一次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但实际上柏林墙是被民主德国广大民众的民族感情“冲”开的。这就为两德人民的民族统一打开了通道。12月5日，两德政府在柏林就联邦德国公民前往民主德国旅行无需签证达成协议。联邦德国公民40年来第一次将无需签证前往民主德国访问旅行。
第三，民主德国的政治风云突变为联邦德国提供了统一德国的机遇。一直刻意追求两德统一的联邦德国领导人都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在东西方相互取得谅解、消除对抗的气氛和两德人民强烈的要求情况下，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他们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东欧剧变和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浪潮立即使科尔政府认定，德国统一的历史机遇也许降临了。虽然科尔政府立即“介入”民主德国事务，但他还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1989年年中，科尔政府要求匈牙利“保护”民主德国公民，允许他们自由出境到联邦德国，并指令联邦德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交机构大量收容民主德国公民。10月中旬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危机，科尔总理反复表示，如果民主德国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市场机制，政治上搞自由选举，联邦德国就愿意给民主德国长期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直到此时，科尔政府的公开言行，主要在“联络”民族感情，“笼络”民心，避开“高谈统一”问题。民主德国则严厉谴责联邦德国干涉民主德国的内政。民主德国的党政领导从昂纳克到克伦茨，都把“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同“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绝对对立起来。在民主德国宣布开放两德边界的第二天，科尔中断对波兰的访问，乘机回国，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商讨采取紧急措施以适应两德边界开放后给联邦德国带来的新形势。科尔欣喜地表示，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东西德之间的自由往来，将德国统一问题提出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迎接民主德国公民的到来，并规定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每人一年可以领100西德马克的“欢迎费”，凭护照或身份证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领取。科尔决定待时而动，力图以“经济手段”推进德国统一的进程，并以掌握“德国统一”的大旗，来赢得联邦德国即将来临的大选，击败当时呼声甚高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
最后，“德国的统一，并非仅仅是德国人的事情”，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德国剧变时抛出的重头话，言下之意，长期占领德国的苏、美、英、法四大国的态度和举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东欧国家首先是与德国存在边界问题的波兰，也有他们的发言权。这一点西方大国也是这么看的，两个德国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共识。基于两德统一的大势所趋，四大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反对德国统一的做法，开始磋商和妥协，为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但在统一的德国的地位问题上，苏联同西方三国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西方三国主张通过德国统一把民主德国从华沙条约组织中拉出，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西方势力东扩；而苏联则主张通过德国统一把联邦德国从北约中拉出，组成中立的统一的德国，保持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防止北约东扩。这就构成对德国统一的严重挑战。
二、从“柏林墙倒”到两德国家条约
柏林墙是东西方冷战的象征，是德国分裂的标志，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8年之后，终于被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激情和热望所冲决。1989年11月9日克伦茨政权作出开放柏林墙的决定，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但这个晚上却被两德人民当成“疯狂的欢乐时刻”，演出一出轰动世界的悲喜剧。虽然时至今日，克伦茨政权是如何作出“开放柏林墙”的决定以及为什么不同渠道传来的“开放时间和内容”存有差异，尚是一个“谜”，但在11月9日晚人们根本不予理会。晚上10点钟，民主德国边防战士奉命打开东西柏林过境关卡栏杆，数以万计的人组成巨大人流，“不受阻挡地”涌向西柏林和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居民纷纷驱车前往边境站，欢迎来自民主德国的同胞。当第一批民主德国居民越过柏林墙，走出过境站时，像是做梦一样。
他们和等候在那里的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同胞相互拥抱亲吻，欢呼声和哭泣声响成一片。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人们自发地开始拆除柏林墙，一时间柏林墙被敲凿得千疮百孔。在这以后几天，西柏林人在过境道口铺上大红地毯，开来免费大轿车迎送东柏林人。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多达50万人。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也被打开了，东柏林的菩提树下街上，人们欢声雷动，挥舞着两个德国的国旗，又唱又跳，像一家人一样欢庆盛大的节日。此情此景，正是两德人民渴望民族统一的真情流露。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柏林墙倒”是德国“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据联邦德国有关研究机构稍后的民意测验，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的统一，其中有27％的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的钱囊奉献给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在民主德国，90％左右的人希望两德统一。“统一”一下子成为两德人民的惟一话题。然而，民主德国的政局并未因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墙而得到缓解，动荡反而进一步加剧，局势明显失控。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使克伦茨政权陷入危机。党内以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对社会和地方基层的抗议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对“民族统一”的浪潮作出回应。11月17日，四天前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的莫德罗在施政演说中，首先强调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思想多元化，市场的商品货币关系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扩大私有经济比重，建立托管局负责处理民主德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问题；在谈到两德统一问题时，莫德罗说，两个德国应当抓住现在的时机，就两个德国通过条约共同体建立责任共同体进行谈判。这就是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方案”，其实质是在保持两个德国主权的前提下，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条约框架内，谋求更广泛深入的合作。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删去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两天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前领导人昂纳克、斯多夫、辛德曼等人被开除出党。12月6日，克伦茨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2月8日晚，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翌日选出由100人组成的执委会，41岁的律师格雷戈尔·居西（GregorGysi）当选为统一社会党新主席，莫德罗为副主席。这次特别代表大会在中断了两天后，于16日和17日继续举行。大会决定将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居西在大会报告中表示，要维护民主德国的独立和主权，主张发展两个德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到1990年1月21日，前领导人克伦茨也被开除出党。但是莫德罗和居西的这些“改革”主张，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也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柏林墙倒”以来民主德国赖以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解体和崩溃，而且也不被民主德国剧变以来出现的众多政党和反对派组织所认同。统一社会党已经失去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一个由不同党派和政治组织构成的“圆桌会议”应运而生，在当时条件下扮演某种立法和行政职能的角色。还在1989年12月7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第一次圆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1990年5月6日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990年1月28日，民主德国政府同各个党派再举行圆桌会议，再作退让，决定将原定于5月6日举行的大选提前到3月18日（1848年柏林起义纪念日）举行。居西提出在3月18日人民议院选举中的竞选纲领，并把党的名称正式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1990年2月1日，莫德罗在访苏回国后，提出了“四步统一”的新方案：第一步，签订合作与睦邻相处的条约作为条约共同体；第二步，由两个德国共同建立邦联机构和共同执行机构；第三步，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其形式是德意志邦联，或德意志联邦；第四步，通过东西邦联地区的选举，成立共同的议会，制订统一的宪法，成立统一的政府，政府所在地是柏林。莫德罗的新方案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认为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联邦德国科尔政府则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展开积极活动。财大气粗的科尔政府，一手高举民族统一的旗帜，一手推行实力的“金钱政策”（用科尔的话来说，“必需投入我们最强有力的资产”即联邦德国马克），力图把德国统一运动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989年11月28日，科尔在既未同西方盟国商量、也未同外交部长根舍研究的情况下，急忙向联邦议院提出了《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计划》，也就是他的统一纲领，其中不仅体现“金钱政策”攻势，还设想以邦联制的形式实现一个条约共同体，前提是民主德国必须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科尔还意图把与民主德国的直接谈判纳入欧洲共同体和欧安会所设定的欧洲发展框架中。12月19日至20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同莫德罗就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达成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两德混合委员会和两德共同经济委员会的协议，并就统一问题进行了讨论。科尔口头上赞同莫德罗提出的两个德国建立“条约共同体”的建议，但在实现统一步骤问题上，科尔却另有打算，他不想把莫德罗政府作为讨论两德统一问题的谈判对象，因为莫德罗政府不是他《十点计划》中要求的“有民主合法性、也就是自由选举的政府”。因此他还无意同莫德罗谈论实质性问题，他在等待民主德国3月18日自由选出的“民主政府”。莫德罗的“四步统一”新方案提出一周后，科尔作出反应：愿意同民主德国立即就与经济改革相联的货币联盟举行谈判。科尔政府成立了“德国统一委员会”。科尔在此时也还只是牢牢攥住已经拉满弓弦的“统一”之箭，引而不发，等待着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的时机。
3月18日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选举就这样成为两个德国、欧洲乃至世界注视的中心。民主德国原有的党派，和在1989年剧变中产生的新党派和政治组织，都竞相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竞选准备，最后登记参加大选的政党和组织共24个，争夺人民议院400个议席。这些政党和组织中，具有代表意义和实力的，除原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外，当数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农民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新论坛和德国社会联盟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强调“民主”主旨，两德最终要实现统一，但却体现在竞选纲领的不同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中。围绕统一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主张：1.与欧洲联盟同步实现德国统一；2.分阶段分步骤实现两德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3.民主德国尽快按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4.如果现在统一，意味着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失业，失去共决权。科尔最“看中”他的东部“姊妹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第3种主张，因此大力扶持和资助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觉醒结成的德国联盟的竞选活动。从2月到3月，科尔本人就曾六次进入民主德国，在埃尔富特、马格德堡、德累斯顿、科特布斯、莱比锡等地参加竞选集会，极力为德国联盟争拉选票。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勃兰特、主席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副主席拉芳坦（OskarLafontaine），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也亲临民主德国，参加竞选集会，为其东部的“姊妹党”拉选票。从2月份的民意测验中，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是明显失势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联盟开始遥遥领先。到3月初，舆论界还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优胜于德国联盟，可望获50％的选票，德国联盟可获30％的选票。为了扭转德国联盟的“劣势”局面，科尔在大选投票前夕又打出他的“金钱政策”牌，公开向民主德国选民许诺：如果德国联盟在3月18日大选中获胜，两德将会迅速实现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民主德国公民私人存款可以1∶1兑换成西德马克。这一爆炸性新闻震撼着民主德国的选民，他们的视线迅速转向了德国联盟。大选前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德国联盟首次领先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36％选民的支持，而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了35％的选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15％选民的支持。“民心”倾向发生了明显变化。
3月18日这一天，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共和国宫前广场上，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的记者2000多人，报道大选实况。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十名欧洲议会议员到柏林观察大选。柏林的各个投票站从清晨七点到晚上六点一直敞开大门。民主德国电台还一直报道其他选区的投票状况。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在1243万名选民中1160万人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93.3％；德国联盟获胜，共得到48.15％的选票，在400个议席中得到192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21.84％的选票，占88席，居第二位；自由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德国论坛党）获得5.28％选票，占21席；而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了16.33％选票，占66席位，对民主德国的政局发展虽已起不了作用，但它仍是民主德国地区人数最多的党，是中央和地方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
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为首的“德国联盟”获胜后，与自由民主联盟商谈后达成联合组阁协议，但为了在议会中拥有2／3多数以达到修改宪法、尽快实现统一之目的，德国联盟企望同社会民主党组织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则提出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最低条件，这就是：新议会必须承认奥得尼斯河线为德波边界；两德统一后不把民主德国地区纳入北约军事指挥系统；在建立两德货币和经济联盟的同时实现社会联盟。经过反复协商，社会民主党决定入阁。1990年4月12日，在新选出的人民议院第二次会议上，受命组阁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当过乐师和律师的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deMaizière）当选为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他积极主张全盘引进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要求加速实现两德统一，通过直接申请加入联邦德国的捷径，使统一一步到位。德·梅齐埃新政府首先就两德建立货币和经济联盟同联邦德国进行了谈判，并取得了进展。
两德统一的进程就这样“顺利地”进入科尔所设定的轨道。根据德·梅齐埃政府的建议和要求，两德政府加速了关于签订经济统一条约谈判的进程。双方决定经济统一条约即为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联邦德国马克同民主德国马克的兑换比率问题。联邦银行4月初提出的方案是，民主德国每个公民按1∶1兑换2000马克存款，工资与养老金按2∶1兑换，即2个东德马克兑换一个西德马克。此方案遭到民主德国举国上下的反对，德·梅齐埃也表示，科尔应恪守过去的允诺，工资、养老金等也应按1∶1兑换。经过讨价还价，5月初科尔政府作出让步，确定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薪金、养老金、奖学金、房租和赁金，以及其他经常性支付，以1∶1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的存款按不同年龄段以1∶1兑换一定数量的款额，其余存款则按2∶1兑换。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涉及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和法规输入民主德国地区，或者说是民主德国要尽快引进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和法规问题，都较为顺利解决。1990年5月12日，两国政府就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各项条款达成协议。5月18日，两国财长代表两个德国在波恩总理府绍姆堡宫正式签订第一个国家统一条约，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又称为经济统一条约，并宣布此条约于7月1日生效。
继经济统一条约之后，两德开始政治统一的谈判。谈判涉及的面很广，但突出的谈判内容是：统一的时间、方式方法、统一后的国体、国际国内法规、定都、国旗和国歌等问题。由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朝野各党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即使在执政党之间也存在分歧，因而政治统一条约的谈判，经常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和争执，不时伴有偶发的政治风波。但在统一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两个德国朝野各党都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和退让。关于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的时间问题，通过了德·梅齐埃的折中方案：民主德国于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关于全德大选的选举时间和选举方式问题，确定1990年12月2日原联邦德国议院大选日为统一后的全德第一次大选日；由两德议会组成的“德国选举委员会”制定的新选举法和8月初由两德政府部长草签的《选举条例》规定，全德大选时实行统一的计票办法，统一的百分比限额，即各党进入联邦议院的得票数不得少于5％。为了缓和民主德国各小党对全国统一计票中的5％限额的反对，选举委员会作了新的规定：两德统一后的全德大选划分两个选区，即联邦德国选区和原民主德国选区，同一的百分比限额，即各党只要在本选区获5％的选票就可以进入议会。关于统一德国的国体、国旗和国歌问题，商定均采取原联邦德国的国体、国旗和国歌，国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定都问题，虽然多数人主张定都大柏林，但因一时争执不下，商定留待统一之后全德议会解决。就在这一基础上，1990年8月31日下午，两德政府在柏林菩提树下宫签订了两德第二个国家条约，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条约》，也称作两德政治统一条约。自此，两德统一的进程已不可逆转。
三、“2＋4”会议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的签订
德国统一的最终最关键的保证，乃是获得苏、美、英、法四大占领国的一致认可。德国统一的内部进程发展得如此神速和如此的一边倒，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亲和力表现得如此强烈，不仅大出苏联领导人的意料，也引起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某种疑虑。虽然科尔在宣扬民族自决原则的同时一再表示：“第四帝国是不会出现的。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东西”；德国的世界强权之梦已一去不复返，决不允许从德国土地上再产生惊惧和恐怖。还在科尔提出统一的《十点计划》的翌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发表谈话，认为德国统一进程应当遵循四项原则：1.必须实行自由自决，以什么方式统一，应由德国人自己选择；2.统一后的德国应继续留在北约和欧共体内，不得以此为代价换取统一；3.统一必须有利于欧洲的全面稳定，这是一个和平的、渐进的过程；4.必须遵守欧安会最后文件确定的原则，承认欧洲的现有边界。美国以此原则为前提，在1990年初拟定了“2＋4”方案，所谓“2”是指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4”是指美、苏、英、法四国，美国人希望通过“2＋4”外长会议，按自己的“原则”解决德国统一问题。1990年2月初，贝克同来访的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秘密会谈时，根舍表示同意美国的“2＋4”方案，不同意英国和法国的第一选择“4＋0”方案（即由四大国会议决定德国的统一），同时强调，首先由两个德国决定自己的命运，谈判的顺序应当是“2＋4”，而不是“4＋0”，也不是北约盟国或欧安会35个成员国统统参与德国统一的谈判。贝克在好不容易说服英国和法国“尊重”美国的“2＋4”方案后，2月8日就在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兜售”他的“2＋4”方案，并让苏联人明白，美、英、法三国都一致反对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
苏联的态度就成为如何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关键。1990年2月10—11日，戈尔巴乔夫对来访的科尔总理说，必须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苏联将尊重德国人的决定；德国问题应在不破坏现有力量平衡、不改变战后欧洲边界、尊重四大国的责任和权利背景下解决；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对苏联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当时苏联尚未放弃统一后德国中立化的设想，也没有明确表示赞成贝克的“2＋4”方案。
但两天后当出席渥太华的北约和华约相互开放天空（即允许对方在自己的领空飞行）外长会议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告诉戈尔巴乔夫，美、英、法的“2＋4”方案有某种“新内容”时，戈尔巴乔夫同意了，但对方案措辞还需作修改。贝克的美、英、法“2＋4”“新”方案内容为：先由两德商量有关统一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再由两德外长同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讨论德国统一的有关外部问题，包括统一德国的联盟归属、四大国权利和柏林地位、战后边界等问题，精神着重在六国外长的“商讨”。与会的北约和华约其他国家外长得悉此方案后，纷纷指责大国搞的越顶外交，忽视他们的利益。波兰反应尤为强烈，担心西部边界得不到保障。
1990年5月5日，两德外长和苏、美、英、法外长在波恩举行第一次“2＋4”外长会议。会上苏联拒绝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而应纳入迅速建立的全欧安全结构之中；反对民主德国按照西德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这就表明苏联同其会谈伙伴在德国统一后联盟归属、德国统一的方式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5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访美途中公开扬言，德国统一后必须中立，他不会由于苏联面临国内问题而改变这一立场，西方国家如果坚持其立场，只会破坏近一年来东西方不断发展的关系。而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在统一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上则固守其原立场。6月初布什总统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就有关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九点计划，如同意与苏联达成苏联军队继续留驻民主德国数年的过渡性安排；重申统一后的德国不拥有核武器及原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保证不在民主德国地区部署北约部队；确保战后边界不受侵犯，德国不向波兰、苏联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美国赞成联邦德国同苏联作出双边经济安排，联邦德国将在过渡时期内支付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部分驻军费用，并将对苏军撤回苏联后的安置和住房提供财力资助等，主要是“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只字未提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问题。苏美首脑在这次会晤中并未在联盟归属问题上达成妥协，他们实际上依然把德国统一问题置于“争霸欧洲”的大国利益格局内，而很少顾及德意志民族的自决原则和利益。苏美之间的这种分歧，导致1990年6月22日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第二次“2＋4”外长会议未能就主要议题：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问题取得突破。但是苏联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五年内分三时段撤出在柏林和德国的全部外国驻军，德国的军队（两德共约60万）减至20—25万，这时德国可以自由归属北约。苏联新方案本身实际上已放弃了德国中立化的主张，只是用五年过渡时期的办法同西方诸国讨价还价。虽然西方各国当即拒绝了这个方案，但也不能不准备寻找妥协。会上各方一致同意加速磋商，力争在1990年11月欧安会首脑会议前结束谈判。
真正突破“2＋4”外长会议在德国联盟归属问题上的僵局的，应是两个德国统一进程迅速发展的本身，以及两个德国“民族自决”的政治经济“攻势”。民主德国的大选和两个德国第一个国家条约的签署，促使7月初的北约伦敦首脑会议发表宣言，建议华约和北约宣告不再互为敌人，北约放弃以前的防御战略，适当限制统一后的德国兵力；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德·梅齐埃政府与西德和西方立场趋同，华约成员国波、捷等也都赞成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苏联不仅失去反对民主德国按联邦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实现德国统一的“根据”，而且也逐渐失去坚持德国中立化主张的“基础”。形势迫使苏联人需要作出重大的妥协抉择。正在这时，1990年7月15—16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外长根舍、财长魏格尔（Theodor Waigel）访苏，希望消除德国统一的主要外部障碍。戈尔巴乔夫先在莫斯科同科尔会谈，尔后即同科尔飞到其家乡高加索，在斯塔夫洛波尔继续会谈，双方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6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八点共识”，引起轰动：1.德国统一后的领土范围包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整个柏林；2.一旦完成统一，四大国就将停止其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3.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自由决定其归属哪个联盟；4.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将在3—4年内全部撤走；5.在苏军撤出之前和之后，北约部队均不向民主德国扩张；6.苏联军队留驻民主德国期间，美、英、法三国军队继续留在西柏林，但人数和装备不得超过现有水平；7.统一后的德国在3—4年内将其军队减少至37万；8.统一后的德国放弃生产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科尔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甩开了民主德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不仅突破了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而且消除了德国统一的基本外部障碍，确定了“2＋4”会议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雏形。这次戈尔巴乔夫和科尔的“1＋1”的会晤被称为“莫斯科奇迹”，舆论界称这是科尔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而同时也有人责备戈尔巴乔夫作出如许“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是中了科尔的“金钱政策”的糖弹。诚然，苏联灾难性的经济状况不能不迫使戈尔巴乔夫指望从谈判中赢得经济利益，要求联邦德国在苏联撤军前的过渡时期里提供180亿马克的巨额经济援助，科尔开始只答应给70亿马克，后又表示增加50亿马克，另加30亿马克的无息援助，作为对苏军继续留驻民主德国及其撤离、安置等费用的补贴。苏联从联邦德国共得到用于不同目的的150亿马克。公正地说，这区区150亿马克的“经援”，尚算不上是戈尔巴乔夫作出“妥协”和“让步”的突出因素，更不是惟一因素。戈尔巴乔夫是在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紧逼下，所能作出的无奈抉择，它客观上大有助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
第三次“2＋4”外长会谈于1990年7月17日在巴黎举行。根舍向美、英、法外长通报了科尔访苏情况。波兰外长斯库比舍夫斯基应邀参加。七国外长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统一德国的东部边界问题。苏、美、英、法外长一致认为，德国在实现统一后应尽快同波兰签署一项保证波兰西部边界的条约，应把奥得尼斯河边界作为德波“永久性的边界”这一点写入“2＋4”会议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文件，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把它肯定下来。根舍外长表示，联邦德国将修改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条款，争取在两德统一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签署和批准德波边界条约。应该说，承认奥得尼斯河线为德波边界线，是联邦德国在“2＋4”会谈以来作出的最大妥协，对此波兰外长感到“十分满意”。德国统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2＋4”会议顺理成章地进入结束性会谈。
1990年9月11—12日，“2＋4”最后一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联邦德国外长根舍，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德·梅齐埃，法国外长罗朗·迪马，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美国国务卿贝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这份有着序言和10个条款的历史性文件，含有五大主要内容：1.冠冕堂皇地表述签约的条件、原则、目的和愿望；2.规定了统一后德国的领土和边界；3.规定了统一后的德国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上必须承担的义务；4.规定了苏联撤军后统一的德国的东部地区成为一个特别的军事区，一个“无核区”；5.规定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其实从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谈判过程和上述条约的内容看，《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的签署，是缔约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苏联作出最大的妥协和让步。条约的签署最终清除了德国统一的外部障碍。
四、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日
随着两德政府第一个、第二个国家条约的签订和“2＋4”外长会议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的签署，德国统一在国家法上和国际法上的一应条件均已具备。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的10月3日，就被正式宣告为德国重新统一日。人们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紧张地作最后的准备。
到10月初，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政府各部停止行使原有职能，待联邦德国有关部接管。第一个在民主德国建立的联邦机构“联邦政府处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人事档案特别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人民议院在10月2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议长、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萨比纳·贝格曼波尔（SabineBegmannBohr）女士在完成议会各党团按比例加入联邦议院的人数分配后，宣告人民议院已完成“以自由方式实现德国统一的任务”。民主德国的军队已按联邦国防军的要求接受整编，并同华沙条约组织达成协议，自10月3日起民主德国不再享受华约成员国的权利和履行对华约的义务。联邦德国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作好接管民主德国的准备，在两德第二个国家条约被联邦议院批准后，立即派出大批官员进驻民主德国政府机构，乃至一些文化教育科研机构，进行“交接”。两德“姊妹党”之间的“融合”过程加快。10月1日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召开第38届代表大会，民主德国各州基督教民主联盟组织宣布加入该组织。科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98.5％的高选票再次当选为联盟主席，并再度被推为统一后全德首届大选（1990年12月2日）的总理候选人。这大概是对科尔实行卓有成效的统一政策的褒奖。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大党也相继行动起来，争取在统一的德国发展和增强自己的力量。
欧洲其他国家也来“锦上添花”。10月1日，两个德国和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利用欧安会35国外长在纽约开欧安会首脑会议筹备会议之机，签署一项联合宣言，宣告德国10月3日统一之后，在四大国和统一的德国正式批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之前，即行中止行使四大国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和责任。10月2日，驻柏林的美、英、法三国盟军司令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三国司令签署的文件宣告结束对柏林的占领使命。同日，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大柏林市正式统一。
10月2日下午7时，民主德国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柏林剧院举行加入联邦德国庆祝大会。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联邦总理科尔，联邦前总理勃兰特等大批政要应邀出席。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德·梅齐埃在讲话中说，德国的统一使德意志民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将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共同塑造未来。之后民主德国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当和声唱出席勒《欢乐颂》词“四海之内，亲如兄弟”的一刻，庆祝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两个德国的广播和电视播发了德·梅齐埃和科尔分别就两德统一发表的电视讲话。德·梅齐埃说，一个国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多见的，但国家的分裂也是不合常理的；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后，并不标志着统一进程的结束；新的货币、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结构还会带来许多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德·梅齐埃强调对过去不能一笔勾销，而“应该认真地、满怀责任感地去加以分析，以避免今后产生新的分裂”。这一讲话被新闻界认为是想保持民主德国的一些成果和价值，反映了民主德国不少民众的愿望。科尔的讲话强调德国虽然统一了，但还面临一段艰苦的路程，希望两部分德国人彼此相容，互相支持。23时55分，民主德国的国旗从勃兰登堡门和所有国家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上降下，联邦德国的国旗随即升起。同时降下民主德国在联合国的国旗，关闭所有民主德国驻外机构。到24时，民主德国存在近41年后和平地从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10月3日，两个德国宣告正式统一。整个德国特别是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统一庆典于3日零时正开始。在柏林国会大厦前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德国总理科尔及其他德国政府官员，来自全德各界的2000名代表和驻德国的外交使节，出席了升旗仪式。魏茨泽克讲话强调，德国统一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呼吁全德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之后开始燃放焰火，交织着巨大的聚光灯束，把广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柏林有100多万人参加庆祝活动，但他们的心情并不完全相同：大部分是欢欣鼓舞；小部分是迷惘失落；极少数“激进”分子则准备闹事，但总的说起来，整个庆典秩序尚好，警察临时扣留了仅50人。
10月3日也是统一的德国政府当局向国内外公众阐明德国内外政策的佳机良日。3日上午，魏茨泽克总统任命前民主德国五名领导人包括德·梅齐埃和贝格曼波尔女士为联邦政府的“特别任务部长”，并主持颁发证书仪式。上午9时，整个德国教堂钟声撞响，官方和民间的庆祝活动开始。上午11时，原两个德国的主要领导人出席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举行的国家庆祝活动。魏茨泽克总统在讲话中呼吁所有德国人继续发扬双方积累的有价值的经验和特长，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消除意识上的分歧，填平物质的鸿沟。在谈到统一后德国的对外关系时，总统强调不能忽视国外存在的对德国统一的忧虑，德国将努力寻求坦诚和密切的睦邻关系，将自己完全融合于西方，面向全世界，使德国的统一成为促成欧洲统一的重要部分。10月3日这一天，科尔总理还就德国的统一和统一后的德国的对外政策致函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他强调，今后德国土地上只会产生和平。他确认了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对任何人提出领土要求；统一后的德国不染指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并将裁减本国的武装力量。在谈到统一后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时，科尔表示，德国将在国际上承担更大的责任，愿意参加为维护和恢复和平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武装部队，并将为此创造需要的国内条件；德国将继续不懈地致力于欧洲的统一，包括1992年建成欧共体内部大市场，进而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要为走上改革之路的中欧、东欧和南欧国家同欧共体发展更密切关系作出贡献；继续置身于大西洋联盟，并致力于发展这一联盟；遵循自由、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原则，同那些与原民主德国签有条约的缔约国商讨各项国际条款；还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10月3日，中国政府对科尔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信的明智反应，可说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中国政府指出，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国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希望德国的统一将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过去同两个德国的关系都是良好的，今后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后的德国加强发展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1990年10月3日这一天，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进入另一个时代。德意志民族与德意志国家既面临由统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也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强劲挑战。
作者评曰：
从“柏林墙倒”到“德国重新统一日”的这一年时间，作者正客居西柏林，可说是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德国的统一进程。民族亲和力下表现出来的民众历史创造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有一天站在勃兰登堡门前柏林墙的墙基上时，心里突然联想起《震撼世界的十日》记述俄国十月革命的不朽的目击报道，我已把“柏林墙倒”事件放到同样具有震撼世界的大事行列。
统一的潮流不可阻挡。但从“柏林墙倒”后联邦德国就存在两种对立的统一方式：科尔的先统一后“补台”主张和社会民主党的先“补台”再统一主张。所谓“补台”，就是为两德统一创造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由科尔一手促成的闪电式的两德合并，带有不少“夹生饭”的痕迹，统一后的事实也证实这种“夹生饭”所带来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但科尔毕竟是成功了，他的“抓住机遇统一了再说”的策略得到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成为俾斯麦后的新一代“统一英雄”，而预见到闪电式统一会带来不良社会经济后果，主张等待统一条件成熟再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却是坐失机遇，终于不被德意志民族所认同，在统一后的第一次德国大选中败北。这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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