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通过对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弗洛伊德揭示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抵消作用、隔离作用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深入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观点有重要学术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对1936年伦敦出版的译本进行大量修改后而来。
我们从厄内斯特·琼斯那里获悉，本书写于1925年7月，同年12月修订，翌年2月第三个星期出版。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涉及范围很广。有迹象表明，弗洛伊德发现，要使这项研究统一为一个整体格外困难。例如，可以这样说，同一个主题常常以非常类似的术语在不止一种观点中进行讨论，这使得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在“补遗”中，甚至在本书的实际题目中对许多不同的问题加以整理。但是——尽管抵抗的不同类别，压抑与防御之间的区别，以及焦虑、痛苦和悲哀之间的关系是一些如此重要的枝节问题——焦虑问题确实是本文的主要论题。只要浏览一下附录二中所列的表，就足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学研究中自始至终是怎样频繁地提出焦虑这个主题的。尽管在该主题的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正如他在这些文章中告诉我们的，其观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追溯一下其中两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发生这些变化的历史，尽管只是粗略的追溯，或许都是很有趣的。
一、焦虑是转换的力比多
在研究“现实的”神经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发现了焦虑问题，他最早对此所做的讨论，可在他的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论文中发现。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个备忘录是他稍早些时候，或许在1894年夏天寄给弗利斯的。那时他仍然主要是受其神经症学研究的影响，他竭力想要以物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心理学资料。这突出表现在他继费希纳之后把“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作为一个基本公设，根据这个原则，神经系统中有一种要把其中所表现的一定数量的兴奋进行还原或至少保持恒定的内在倾向。因此，当他在临床上发现，在焦虑性神经症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性紧张释放的某些障碍时，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积聚的兴奋正以转换了形式的焦虑寻找其出路。他把这个过程视为没有任何心理学决定因素的物理过程。
在恐怖症或强迫性神经症中，由于心理事件的出现是不可能排除的，焦虑（anxiety）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尽管有焦虑出现，解释却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在精神神经症中——之所以出现未被释放的兴奋的积累，是有其心理学原因的：这就是压抑。但是，此后所发生的情况和在“现实的”神经症中的情况是一样的：累积的兴奋（或力比多）被直接转换成焦虑。
引用一些原话将说明弗洛伊德多么忠实地坚持这个观点。在前面所提到的1894年的草稿E中，他写道：“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在《释梦》（1900a）中他写道：“焦虑是一种力比多冲动，其根源是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受前意识抑制的。”（标准版，第4卷，第337~338页）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a）中，他写道：“焦虑梦中的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一样，一般地说……是通过压抑过程而在力比多中产生的。”（标准版，第9卷，第60~61页）在关于《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中写道：“经过压抑之后，大量的（本能冲动——即它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换成了焦虑。”（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最后，迟至1920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第4版的一个脚注中补充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发现，神经症焦虑起源于力比多，它是力比多的一种转换，因此，焦虑与力比多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醋与葡萄酒的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早期阶段弗洛伊德似乎对这个主题深表怀疑。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5），他说，这封信和他所写的其他东西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因此，我已经决定，从今以后要把引起力比多的东西和引起焦虑的东西视为不同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仅存的宣布对这种理论的放弃。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放弃了他保持了如此长久的这种理论。他不再把焦虑视为转换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境做出的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仍然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在产生焦虑时得到释放的东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这种旧理论的最后遗迹直到几年以后才被放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快要结束焦虑的讨论时，他写道，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出现也是对创伤情境的一种反应，“我们将不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转变成为焦虑的正是力比多本身。”
二、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
尽管弗洛伊德在理论上认为，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只是被转换了的力比多，但他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在分别由外部危险和本能危险而引起的两种焦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中，他写道：“如果心灵感到，它并不适合通过某种恰当的反应对付一个来自外界的任务（一种危险），那么，它就会被焦虑作用所压倒。在神经症中如果心灵注意到它不能减轻从内部引起的某种（性的）兴奋，那么，它就会被焦虑所压倒。于是，它的行为表现看上去好像是在向外部投射这种兴奋。情感（正常焦虑）和相应的神经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着：前者是对一种外源性兴奋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对一种类似的内源性兴奋的反应。”
这种观点，特别是和恐怖症有关的观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更细致的阐述——例如，在《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155~157页和第182~184页）以及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但是，只要坚持认为“现实的”神经症中的焦虑直接派生于力比多，就很难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焦虑是相同的。只要放弃这种观点，并且承认自动性焦虑（automatic anxiety）和作为信号的焦虑之间有新的区别，那么，全部的情况便可弄明白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发现神经症焦虑和现实性焦虑（real anxiety）之间有一般的差别。
三、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
把焦虑看作是对创伤的一种直接而自动的反应，以及把焦虑看作是接近这种创伤的危险的信号，尽管在稍早些时候的一些观点中曾提到这种区别，但只是在最后一章才确定下来，这就给本书增加了困难。《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的一个较新且简短的说明，或许较容易理解。
自动性焦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的出现。其实质是，自我在面对兴奋的积累时体验到一种无助感。无论兴奋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这种无助感都无法得到解决（第137页和第166页）。“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是自我对已出现的创伤性情境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威胁构成了一种危险性情境（danger situation）。内部的危险随着生命期而变化，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们包含着与被爱对象的分离或失去爱的对象，或者失去它的爱——这种失去或分离可以多种方式导致令人不满的欲望的累积，从而导致某种孱弱无助的境地。虽然弗洛伊德以前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它们各自都有一段漫长的早期历史。
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论焦虑的作品中，创伤性情境本身显然被视为累积的和未被释放的紧张状态的直接派生物。在这里提供的某些有关说明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的引文。例如，在下面提到的，“遭受一种不会停止的痛苦，或者体验到一种不可能获得满足的本能需要的累积”可以比作是“由于释放遭到阻止而引起的……心理上的兴奋积累”，［摘自草稿E，弗洛伊德（1950a）］确实，在这个早期阶段累积的兴奋几乎总被视为力比多的，但并非完全一成不变。后来在同一篇文稿中，有一句话指出，焦虑可能是“另一种内源性刺激——朝向呼吸的刺激——的一种累积的感觉……因此，焦虑可以在累积的一般身体紧张方面得到利用”。另外，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第一节）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引起要求释放的作为内源性刺激的主要需要——“饥饿、呼吸和性欲”，在后面的一段话中（第一部分第二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释放“要求外部世界要发生改变（例如，提供营养或亲近性对象）”。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人类有机体是不可能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外界的帮助”，儿童通过尖声哭叫来引起这种帮助。在这里弗洛伊德还对“人类最初的孱弱无助”做了评论。同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第一节同样提到了必须“引起某个有帮助的人的注意”（这个人通常是一个渴望得到的对象），这是儿童渴望得到并感到忧伤的。这些段落似乎是对此处所描述的婴儿失去了他母亲的无助情境的一种早期暗示（第136~138页），——这种情境在《性学三论》（1905d）的脚注中做了明确说明。本书中弗洛伊德把处于黑暗中的儿童焦虑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失去了他所爱的某个人”（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
但是，这却使我们提出了有关各种特殊危险的问题。这些危险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易于加速形成某种创伤性情境。简要地说，这些危险有：出生、失去作为一种对象的母亲、失去阴茎、失去对象的爱、失去超我的爱。下一节探讨的是出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所说的同母亲分离的重要性。阉割的危险及其破坏性无疑是所有这些危险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值得回忆的是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增补的一个脚注。在那里，弗洛伊德反对把“阉割情结”这个名称用于儿童必然会体验到的其他各种分离（标准版，第10卷，第8页注）。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看出关于焦虑概念的最早期的暗示，这是由于这里所凸现出来的分离造成的。只是在最近弗洛伊德才注意到，对失去被爱对象的爱的危险的强调和女性性欲的特点有明确的联系。最后，失去超我爱的危险把我们带回到长期以来就有争论的罪疚感问题，这只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出版之前不久才得到重新说明的。
四、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
当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不快乐时，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很陈旧的概念。在他死后才出版的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二部分第六节中，对自我限制产生痛苦体验的机制做了说明：“以这种方式释放不快乐仅限于数量方面，它一开始是自我的一种信号，使正常的防御得以施行。”同样，在《释梦》（1900a）中（标准版，第5卷，第602页）又指出，思维的目的“是反思想活动中情感的发展限制到最小程度，达到作为一种信号来活动的要求”。在《论潜意识》中（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83页），这个观点已经应用于焦虑了。在讨论恐怖症中“替代性观念”（substitutive ideas）的出现时，弗洛伊德写道：“由于与替代性观念的联系，在这个外部结构的任何一点上的兴奋，均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焦虑的细微变化；此时它会被用作一种信号，以抑制……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也有一两处把“焦虑期待”（anxious expectancy）状态描述为提供一种信号，以阻止严重焦虑的爆发。沿着这一方向，作为信号的焦虑这一概念没有多久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说明。或许可以说，在目前这本著作中，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作为“不快乐”的一种信号而引用进来的（第92页），只是后来才被看作“焦虑”的信号。
五、焦虑与出生
现在尚存的一个问题是，决定焦虑得以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弗洛伊德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最初（与他把焦虑视为转换的力比多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其症状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呼吸困难和心悸——视为交媾活动的一些成分，在缺乏释放兴奋的正常手段的情况下，这些成分以孤立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说明将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弗利斯的论文的草稿E中找到，其日期很可能是1894年6月；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的第三节末尾也可找到；在关于《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中再度提及，在那里弗洛伊德写道：“几年以前我就认为，癔症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出现的呼吸困难和心悸只是交媾活动的一些孤立的成分。”（标准版，第7卷，第80页）还不太清楚所有这一切怎样与弗洛伊德关于一般情绪表达的观点保持一致的。似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得之于达尔文。在《癔症研究》（1895d）中，他两次引用达尔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达尔文，1872）。在第二次他曾回忆说，达尔文教导我们，情绪的表达“是由最初具有某种意义并且服务于某种目的行动组成的”。（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在1909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诞生之前的一次讨论中，琼斯在报告中谈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一种情感……都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记忆恢复。”很久以后，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1916~1917），弗洛伊德再次提到这种观点，并且表示他相信，情感的“核心”是“重复某种特别重要的体验”。他还回忆说，他早先对癔症攻击所做的解释（1909a，标准版，第9卷，第232页）是幼儿期一些事件的复活，并对其结论做了补充：“癔症攻击可能类似于某种新构成的个体情感，是对已成为一种遗传的那种一般癔症的表现的一种正常情感。”他在本书中以几乎同样的术语重复了这一主张。
弗洛伊德早期对焦虑采取的形式做过（第93页和第133页）解释，不论情感理论在这种解释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在他的新解释中情感理论却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并没有事先预告便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0页）第2版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出版了。在对子宫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讨论的末尾，他继续说道（并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这句话）：“另外，出生活动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而是焦虑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该版本发表于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在此时突然出现，其线索可以在下述事实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给斯泰克尔论焦虑状态的书写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确实，虽然斯泰克尔的书本身似乎明确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焦虑与交媾之间关系的理论，但这个序言却不是这一新理论的最模糊的表露。不过，弗洛伊德的兴趣必定无疑再次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也可能在当时一个旧的记忆又复活了他后来所描述的某个事件，这是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他讨论焦虑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记忆是，当他还是个住院部的内科医生时，另一位年轻医生有意地作为一种滑稽轶事而告诉他，一个助产护士曾说过，出生与受到惊吓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记忆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约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此事。很可能这是由于他读了斯泰克尔这本书后受到了触动，而于1908年引发了这个新理论的出处。此后，这个理论从未被放弃。在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3页）中，他特别强调了此事。虽然这是在1910年才发表的，但据我们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自琼斯，1955，第494页）就曾报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儿童是在出生活动本身中开始体验其焦虑的。
1917年的演讲之后，这个主题沉寂了数年，直到《自我与本我》（1923b）的倒数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现。在那里弗洛伊德把出生说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兰克《出生的创伤》一书的出版时间。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兰克的那本书之间的年代关系还不完全清楚。《自我与本我》出版于1923年4月。兰克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后一页上写有这样的字“写于1923年4月”，而且献辞上写着，这本书是1923年5月6日（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给弗洛伊德的。虽然厄内斯特·琼斯（1957年，第60页）特别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于1923年12月发表之前未曾读过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识到了兰克观点的一般思路（同上第61页）。这无疑足以说明在《自我与本我》中涉及到出生这个问题的起因。
兰克的书绝没有采纳弗洛伊德对焦虑采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释。他论证说，以后所有焦虑的发作都是企图“发泄”（abreacting）出生的创伤。他沿着类似的思路来说明所有的神经症，顺便废弃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基于出生创伤的克服提出一种改革了的治疗技术。从弗洛伊德发表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他最初似乎是赞同兰克的。但是，目前这本书却表明，他对兰克观点最终持有完全反对的态度。正是他对兰克观点的这一拒绝，激励他去重新考虑他自己的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便是这种考虑的结果。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第二章）
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点早就得到了研究，并且，我希望它已经不容争辩地被确定下来了。症状是一种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当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绝与本我产生的某种本能贯注建立联系时，压抑便从自我中产生。自我能够借助于压抑而保持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那种不能成为意识的、应受指责的冲动的工具。分析表明，这种观念常常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成而继续存在着。
迄今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对压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明，都非常强调这个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观点。但这却使其他观点无法明确下来。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并且寻求得到满足的本能冲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回答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正是由于压抑过程，才使期待由满足带来的快乐被转变成了不快乐。但是，由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能的满足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明确的说明，由于压抑的结果，本我中有目的的兴奋过程根本没有出现，那么，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发生了转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处在压抑之下的“情感转换”问题也就消失不见了。同时，这种观点意味着本我对自我的一种让步，结果使得自我可以对本我中的过程施加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么方式才能形成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
在我看来，自我是凭借它和知觉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获得这种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联系构成了其本质，并且为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Pcpt.—Cs.）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和意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获得兴奋，并且力图借助于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据快乐原则来指导心理事件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我是无力抵御本我的；但是，当自我与本我中的本能过程相对立时，为了借助于那个几乎全知全能的机构，即快乐原则，来获得其对象，它只好发出一种“不快乐的信号”。为了暂时说明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小宗派反对某项业已提出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的条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个占少数的宗派却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并依靠它的帮助来操纵那个伟大的仲裁者，即“舆论”，从而成功地阻止这项措施通过。
但是，这种解释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被用来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呢？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内部过程的防御将以针对外部刺激的防御为榜样，自我沿着同样的路线避开内外部的危险。在外部危险的情况下，有机体求助于逃避的企图。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贯注从危险对象的知觉中撤出来；后来它发现，进行这种肌肉运动，将会使对危险对象的知觉即使在不拒绝觉察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觉察到，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就是说，把自己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压抑等同于这种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那里撤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焦虑是怎样随着压抑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这种观点，即自我是焦虑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能量是自动转换成焦虑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就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种心理玄学的说明。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不快乐和焦虑只能由于贯注的增加而产生，那么，仅仅是一个撤出和释放的过程，例如前意识自我贯注的撤出，又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或焦虑呢？回答是，这个因果序列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焦虑不是在压抑中新创造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已经存在的记忆意象而重新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们将离开纯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在心灵中作为原始创伤经验的沉淀物而被结合起来，并且，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这些经验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得到复活。我并不认为我把它们比作更近期的、个体获得的癔症发作（hysterical attack），并把它们视为其正常原型是错误的。在人和高等动物中，出生的活动作为个体最初的焦虑体验，赋予焦虑感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尽管承认这种联系，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它。但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生物学的必要性要求，某种危险情境应该具有情感象征，以便使这种象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创造出来。另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下述假设是公正合理的：每当焦虑爆发时，像出生情境的重现这类事情就会在心灵中产生。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尽管癔症发作最初是这种创伤的再现，但它们是否永久保持该特点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疗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大多数压抑都是后压力（after—pressure）的情况。这些地方都预先假定这种更早期的、原始压抑的活动，认为它们对较近期的情境有某种吸引力。对于压抑的背景和初始阶段我们还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过高估计超我在压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险。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是否由于超我的出现，才在原始压抑和后压力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怎么说，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非常紧张的，是在超我分化出来之前出现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过度的兴奋和抵挡刺激的保护罩的破裂。
提到这种保护罩向我们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压抑是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出现的——即，当某种不需要的本能冲动被某种外部知觉唤起，以及当没有任何这种刺激时它在内部产生时。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种差异。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本能需要时，这层保护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图，我们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状形成这个主题。症状产生于压抑发生有害影响时的某种本能冲动。如果自我通过利用不快乐的信号，获得了全面压抑本能冲动的对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能从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压抑描述为失败的那些情况中找出有关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一般说来就会是，尽管有压抑，本能冲动仍然找到了某种替代；但这种替代经过了大量还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视为一种满足。而当这种替代的冲动得以实施时，就不会有快感；相反，对它的实施具有某种强迫的性质。
当把某种满足过程降低为症状时，压抑便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如果有可能，这种替代过程就会通过运动而被阻止得到释放；即便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体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上，而不允许接触外部世界，绝对不允许把它转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压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活动的，因而它阻止替代过程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就像自我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采取行动的道路一样，它也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路。在压抑中它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约着本能冲动本身；另一方面制约着该冲动的（心理）代表。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中肯地询问，怎样才能把对自我力量的这种认识同我在《自我与本我》中对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结合起来呢？在那本书里，对于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赖关系，我绘了一张图，并揭示了在涉及到这两个方面时对它是怎样无力而又忧惧，以及它以多么大的努力试图保持它对这两者的优越性。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作者都非常强调自我在同本我的关系中十分虚弱，我们的理性成分在面对我们内部的这些恶魔般的力量时也十分虚弱；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把我所说的话变成精神分析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一个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关于压抑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发挥作用之方式的知识。从这些知识出发，他们将不会采纳这种极端而又片面的观点。
我必须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不妨将这些活动留给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公开宣称若没有那种导游手册向他们提供关于每一个主体的信息，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人生的旅游。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种轻蔑吧！这些哲学家处在有其优势需要的优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怀着这种轻蔑而看不起我们。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能放弃我们自恋的傲慢，我们便可从下述反思中获得安慰。反思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手册”很快就会过时，而且正是我们这种短视的、狭隘的和过分讲究细节的研究迫使它们再以新的版本出现，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东西也不过是试图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会教义回答手册找到一个替代物。我们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科学对我们周围的问题所做的说明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第三章）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自我是一种组织。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问达成的一种妥协。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围绕着一个异物进行“治愈”的身体过程，所遵循的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夸大对症状进行这种次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认为自我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才创造了症状，其结果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在说，一个在战争中腿受伤的人索性把腿弄掉，这样他就可以靠抚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妄想狂中，症状所依托的形式变得对自我非常有价值。因为症状为此而获得的将不是某些好处，而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否则连这种满足也得不到。通过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为他特别爱清洁或者特别认真，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建构的体系便以此来奉承他的自身之爱。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构给其敏锐的知觉力量和想象力量提供了一个他不可能轻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经症之后的“（继发性）疾病获益”（［secondary］ gain from illness）。这种收获可以帮助自我尽力把症状结合进来，并增加症状的稳固性。当分析者以后试图帮助自我同症状做斗争时，他会发现自我与症状之间这些调解性的结果是在抵抗方面发挥作用的，而且它们的结合是不容易松动的。
自我针对症状所采纳的这两条行为路线实际上是直接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继续进行压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能谴责自我是不一致的。作为一种和平的倾向，它愿意把症状结合起来，使症状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烦就来自症状本身。因为症状作为被压抑冲动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担着被压抑冲动的角色；它持续不断地更新它想要获得的满足，因而又反过来强迫自我发出不愉快的信号，并使自己处于防御姿态。
针对症状进行的次要防御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此说得太多，除非我们探讨了症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而当这样做时，我们将有机会探讨焦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就在背景中隐隐约约地出现过的问题。最明智的计划是从癔症性神经症所引起的症状开始。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考虑这些情况，强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
“小汉斯”拒绝走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马。这就是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这种症状？这种恐惧是他本身固有的吗？这是他为其恐惧所做的对象选择吗？这是他要放弃其活动自由吗？或者说这只是这些情况的多种结合吗？他所放弃的满足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必须放弃？
乍看起来，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病例并不那么含糊不清。“小汉斯”对马的无法解释的恐惧是症状，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种抑制，是他的自我对自己施加的一种限制，以便不致于引起焦虑症状。第二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随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将不再关注这种抑制。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症状而言，表面上熟悉这种病例并不能对此做出真实的阐述。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对马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而是一种明确的恐惧心理，即马要吃掉他。确实，这个观念正力图从意识中撤出来，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虑及其对象仍然会出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才是其症状的核心吧！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对此做了阐明，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他正对其父亲持一种妒忌和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但是，他又深切地爱他的父亲——除非在他的母亲是导致疏远的原因时例外。这样我们便从中发现了一种由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导致的冲突：指向同一个人的有充分根据的爱和同样合理的恨。“小汉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决这种冲突。这种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可能具有另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两种相冲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种得到极大的加强，另一种则消失不见了。得到一定程度夸张的并具有强迫性的情感与下述事实是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种唯一地表现出来的情感，而是时刻警惕着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压制，使我们能够假设有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借助于（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进行压抑的过程。像“小汉斯”这样的病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向作用的痕迹。由于矛盾心理而引起的冲突显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出路。
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提出另一种观点：“小汉斯”身上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其父亲的一种敌对的冲动。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对他的分析中获得的，而关于咬人的马的观念是随后发现的。他曾经看见一匹马摔倒，他也曾看见一个游戏伙伴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时他正和伙伴一起骑在马上玩耍。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论，他有一种愿望冲动，希望他的父亲像他的游戏伙伴和马那样摔倒受伤。另外，他对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离去所持的态度，可能表明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希望父亲靠边站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相当于想亲自把他的父亲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说，相当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杀人冲动。
迄今为止，在“小汉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我们猜想可以在他的马恐怖症中发现的这一冲动的替代物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不妨把幼儿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边，从而简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和这一家的女主人相爱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爱的纪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比他强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赶到一边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报复他，并对他产生了恐惧——就像“小汉斯”形成了对马的恐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属于这种恐怖症的恐惧描述为症状。如果“小汉斯”爱上了他的母亲，并且表现出对其父亲的恐惧，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他有神经症或恐惧症。他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为神经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马来取代他的父亲。因此，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有被称为症状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构成了可以选择的机制，使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而无须反向作用的帮助［参见前面第102页］。这种移置作用是在“小汉斯”年龄很小的时候形成或受到促进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图腾思想的痕迹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复活。儿童还没有认识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还不能如此夸张地强调把人类同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鸿沟。在他们眼里，大人是他们既恐惧又敬佩的对象，仍然属于和大动物同样的范畴，他们和大动物都有那么多令人妒忌的属性，但儿童却被警告要防备这种大动物，因为它会变得很危险。我们发现，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的：可以说是智取来的，即把两个相冲突的冲动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作为替代对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对“小汉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却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构成症状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并不代表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的）本能冲动；它代表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当于对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种反应。如果“小汉斯”形成的不是对马的恐惧，而是倾向于虐待它们和打它们，或者如果他以明确的话语表达了一种想要看到它们倒下或者受到伤害、甚至因惊厥而死（“把马蹄并成一排”）的愿望，那么这就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了。其实在对他的分析中确实出现了这种事，但这根本没有处在他的神经症的显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对他的父亲而是对马产生了这种敌意，作为他的主要症状，我们就不应该说他患有神经症。不论我们对压抑的看法，还是我们对症状的定义，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当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小汉斯”真的对马采取那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压抑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击性的本能冲动，而只是改变了它所指向的对象。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压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汉斯”的恐怖症时所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从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还能猜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知道，“小汉斯”声称，他所害怕的是马会咬他。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了解到对于另一种动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况了。在这个例子中所害怕的动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亲的意义。这个病人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这是个俄罗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对他进行分析的——曾做过一个梦（其含义是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此后不久便形成了一种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惧，就像神话中的七只小山羊那样。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他的父亲经常骑在马上逗他玩，这个确定的事实无疑决定了他把马选作他的焦虑动物。同样，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这位俄国病人的父亲在同他一起玩耍时，经常装成是一只狼，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吞食掉。此后我又碰到了第三个例子。病人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来找我进行精神分析。确实，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动物恐怖症，但正是由于这种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于说明另外两个病例。他还是个孩子时曾被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引发了性兴奋。有人给他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小偷追赶一个“卖姜饼的”人，想要吃掉他。这个美国人把自己与这个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认同，而把那个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当作父亲的替代物。这便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础。
被父亲吞食的观念是一个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话学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克罗诺斯的神话），在动物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但由于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不熟悉，我们仍很难相信它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想要说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成为恐怖症的主题。分析观察提供必要的信息。这表明，被父亲吞食的观念以某种经历退行衰减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生殖器之爱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的消极而又温柔的冲动。对这个病例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为这种解释留下了更改的余地。确实，当生殖器冲动用属于接替的转换阶段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个阶段介于力比多的口腔组织和施虐癖组织之间，它决不会表现出具有温柔目的的迹象。另外，究竟它只不过是一个用退行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心理）代表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冲动的真正的退行衰减的问题呢？这可是一点也不容易确定的。那个俄罗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确地支持第二种更严格的观点，因为从那个决定性的梦开始，这个小男孩变得淘气、惹人烦，并有施虐倾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强迫性神经症。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看到，压抑并不是自我能够用来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以抵御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进行了本能退行，那么，这实际上比压抑它造成的伤害更大。确实，有时候在强迫一种本能以这种方式退行之后，它会继续压抑这种本能。
关于“狼人”的病例和“小汉斯”的那个不太复杂的病例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们已经得出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发现。在这两种恐怖症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父亲的一种敌意的冲动，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许会说，那种冲动被转换成其对立面的过程压抑了。病人不会对他的父亲发动攻击，倒有可能父亲（以报复的形式）向病人发动攻击。既然这种攻击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植根于力比多的施虐阶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减才能把它还原到口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小汉斯”害怕被咬的恐惧中只是一种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惧中则明确表现出来。然而，除此之外，分析还表明，肯定还有另一种和屈从于压抑的性质相反的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指向父亲的温柔而又消极的冲动，已经到达了力比多组织的性器欲阶段。就压抑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言，这种冲动似乎确实是两者当中更重要的。它经历了更深远的退行，并对恐怖症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追究某一种单一的本能压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有一种趋同现象。这两种本能冲动已被压抑所制服——对父亲的施虐攻击和对他的一种温柔消极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对立面。另外，对“小汉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弃他对其母亲充满感情的对象贯注的作用，尽管他的恐怖症的实际内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压抑过程攻击的几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成分——他对其父亲的敌意而又温暖的冲动和他对其母亲的温情冲动。在我那位俄罗斯病人身上，这种事态不太明显。
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于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形成的简单病例，出于这一目的也只选择了最早期的以及显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经症，因此，上述这些说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欢迎且复杂化了。我们已经发现不只存在一种压抑，而是有许多压抑，还包括退行。或许我们对这两个动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讨——即“小汉斯”和“狼人”——增加了这种混乱，仿佛它们的性质相同似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只是针对“小汉斯”的病例，我们才可以明确地说，他的恐怖症所要应对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主要的冲动——他对其父亲的攻击和他对其母亲的过分喜爱。对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有一种温柔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压抑相反的情感中起着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强烈到足以把压抑施加给自己，也不能证明它以后便消失了。其实，“汉斯”似乎是一个具有所谓“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却无法证明存在。即使是最详尽无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数据上亦有漏洞，也不足为证。在那个俄罗斯人的病例中这种不足俯拾皆是。他对女性对象的态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诱奸的干扰，因此他那消极的、女性的方面便强烈地发展起来。对其狼梦的分析几乎没有发现对其父亲的有意攻击，但却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压抑所制服的是他对其父亲的消极温情态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因素却没有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病例有这些差异，几乎形成了对立，但最终的后果——恐怖症——怎么可能会大体相似呢？答案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找。我认为这可能在第二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比较简略的考察中出现的。在我看来，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行使压抑的动机力量是什么，能从这两个孩子最后所遵循的发展路线证明我们对其性质的看法。这个动机力量在两者当中是相同的。这便是对即将发生的阉割（castration）的恐惧。由于害怕被阉割，“小汉斯”放弃了对其父亲的攻击。他对一匹马会咬他所产生的恐惧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恐惧的全部意义，即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会阉割他。但是，也正是从害怕被阉割的恐惧中，这个俄罗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亲的爱的愿望撤下来，因为他认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要牺牲他的生殖器——这是一个使他与女性区别开来的器官。我们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两种形式，正常而积极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过阉割情结而遭到不幸。那个俄罗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虑观念确实不包含阉割的暗示，因为它所经历的口欲期退行使之过分远离性器欲阶段。但是，对他的梦进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证据成为多余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对阉割的任何提示，这是压抑取得的胜利。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诱惑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到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性交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Non liquet）。
（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第98页］。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生殖器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 of 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手淫的诱惑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手淫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生殖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手淫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手淫的诱惑。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生殖器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第113页］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的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生殖器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性爱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性爱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ctive sign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c an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手淫（solitary masturbation）的诱惑。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乳房的日常生活经验。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我上面所做的论断，即自我通过反复经历对象丧失而做好预备发生阉割的准备，使焦虑问题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至此，我们把焦虑看成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信号。但现在，因为危险经常是阉割的危险，焦虑似乎就表现为对丧失、对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观点立即会引起大量反对性的思考，我们却不能不被一个明显相关的事实所震惊。个体最初经历的焦虑体验（对人而言）是出生。客观地讲，分娩就是与母亲的分离。这也可以比喻为对母亲的一次阉割（将婴儿等于同阴茎）。现在，如果焦虑是分离的一个象征，并在随后每一次分离场合都产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因下面这个事实而不能使用这个相关，即出生并不在主观上被体验为一次与母亲的分离，因为胎儿作为一种完全自恋的存在，它根本意识不到母亲作为对象的存在。另一个反对的论证是，我们知道，对分离的情感反应是痛苦和悲伤，而不是焦虑。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记得，在讨论有关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未能发现，为什么悲伤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第八章）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些思考。我们所明确需要的，是去发现某些能够告知我们焦虑究竟是什么的指标，以及使我们能够判明有关焦虑的陈述正确与否的标准。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焦虑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论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无非是发掘出一些关于焦虑的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一个公正的人看来，这些观点很难分出孰优孰劣。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采纳一种不同的步骤。下面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们所了解到的焦虑的全部事实，而不奢望达到一个新的综合。
首先，焦虑是我们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快乐（unpleasure），但这还不是其全部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不快乐都可称为焦虑，因为具有不快乐特征的还有其他许多感受，如紧张、痛苦或悲伤。所以，除不快乐这一性质外，焦虑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征。关于这些不同的不快乐情感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成功地加以理解吗？
就焦虑这种感受而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指出若干事项。它的不快乐特征本身似乎也拥有它自身的一个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难加以证实，却又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是，除了拥有这一难以分离出来的特殊特征而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焦虑伴有相当明确的生理感觉（physical sensations），这些生理感觉可能指的是身体的某些特殊器官。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焦虑的生理学，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到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最明显、最经常发生的是与呼吸系统和心脏有关的感觉。它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支配（motor innervation）——即释放过程——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
因此，焦虑状态的分析揭示了下列事实的存在：（1）不快乐这一特殊的性质；（2）释放活动；（3）对这些活动的知觉。后两点同时表明在焦虑与其他类似状态如悲伤、痛苦之间的差异。悲伤和痛苦状态并不具有任何动作表现，或即使有这些动作表现也不是全部状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与它大不相同，是它的一个结果或对它的一种反应。所以，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不快乐状态，它伴有特殊神经通路上的运动释放。为保持与我们的一般观点相一致，我们应该倾向于认为，焦虑以某种兴奋的增强为基础，这种兴奋一方面产生了不快乐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述运动释放过程而得到缓解。但是，这种纯生理学的说明很难令我们满意。我们想要假定一个历史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个历史因素把焦虑的感觉和它的神经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焦虑状态是某些经验的再现，而上述兴奋的增强以及沿着某些特殊通路的释放过程又构成这些经验的必要条件，并且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焦虑之不快乐才获得其特殊的性质。就人类而言，出生提供了这种原型经验（prototypic experience）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状态看成是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一种再现［参见上文第93页以下］。
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情感状态中，焦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我看来，其他各种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个人经验的再现；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些经验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发作，可以与后来通过个体化途径获得的癔症发作相比拟。后者主要发生于癔症神经症（hysterical neuroses），我们已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象征的意义。当然，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这种类型的情感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认为焦虑回溯到出生事件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必须给以答复。可能有人会认为，焦虑极有可能是各种高等物种的一种普遍反应，而出生却只是哺乳类物种的经验。如果认为在所有这些哺乳类物种中，出生有创伤意义，那是很可怀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种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虑。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如果焦虑的结构和起源确如上述，那么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焦虑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什么情况下再现？答案似乎是明显而令人信服的：焦虑最初是作为对一种危险状态（a state of danger）的反应而产生的，而后，每当这种状态重现时，焦虑便得以复生。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 anxiet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它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
我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即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出生活动的印象，相反，到目前为止，这些恐怖症还没有得到解释。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来说，无疑具有某种焦虑的准备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但这种焦虑准备性并不是在刚出生时立即处于最大值而后逐步减弱；相反，它是随着心理发展的进程在后来方呈现出来的，而且在婴儿期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如果这些早期恐怖症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这一阶段，则人们倾向于怀疑其出现了神经症障碍，虽然完全不清楚这些恐怖症与童年后期阶段出现的肯定无疑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这三种情况可以还原为一个条件，即与某个被爱或被想念的人的别离。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拥有一把理解焦虑并澄清有关焦虑的各种矛盾的钥匙。
为儿童所想念的人的记忆意象无疑被强烈地贯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贯注。但这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似乎想念转化成了焦虑。从其全部表现特征来看，这种焦虑就是婴儿智穷计尽的表现，好像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婴儿来说，他还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策略来应对他的想念贯注（cathexis of longing）。这里，焦虑表现为对感受到失去对象（felt loss of the object）的一种反应，这同时又使我们想起一个事实，即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极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而且，在所有焦虑中最早的一种焦虑——即原发性出生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
但是，短暂的反思就使我们超越对象失却这一问题。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之所以想知觉到母亲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他已经由经验知道，母亲总是及时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婴儿视之为“危险”并想寻求保护的情境，就是那种非满足（non—satisfaction）情境，是那种因需求而不断紧张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境，婴儿是完全无助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所有的事实都能得到解释。在非满足情境中，兴奋总量逐步增加到不快乐的程度，使它们无法在精神上加以控制或释放。对婴儿来说，这种情境必然与被生出的经验相类似——它必然是对出生的危险情境的一种重复。这两种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释放的结构刺激总量的累积而引起的结构的紊乱（economic disturbance）。所以，正是这个因素方构成“危险”的真实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焦虑反应。（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这种反应依然是一种适当的措施，因为它的释放指向呼吸器官和发音器官，能够将母亲呼叫起来，正如它激活新生婴儿的肺的活动以摆脱内部刺激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从其降生时起，除了这种标志危险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婴儿还拥有其他什么。
当婴儿通过经验发现某一外部的可知觉到的对象能够终止危险情境（它易使人回想起出生）时，他所恐惧的危险在内容上就由结构情境移置到决定这种情境的条件之上，即对象的失却。现在，构成危险的是母亲在跟前，而且，一旦这一危险产生，在令人恐惧的结构情境确立之前，婴儿就会给出焦虑的信号。这一变化构成了婴儿自己产生的自我保护措施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同时也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焦虑最初的自动而不随意的表现向焦虑作为一种危险信号的有目的再现的过渡。
就作为自动现象和作为求援信号这两个方面来说，焦虑被看成是婴儿心理无助（mental helplessness）的产物，心理无助乃是其生理无助（biological helplessness）的一个自然的对应物。新生婴儿的焦虑和幼儿的焦虑都是因与母亲的分离而条件化地形成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而可以做出生物学的简单解释。因为，正如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结构满足胎儿的各种需要一样，当胎儿降生以后，她也满足着新生儿的各种需要，虽然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在宫内生活和早期婴儿阶段之间具有的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间所发生的，只是胎儿的生理条件被代之以针对母亲的心理的对象关系（psychical object—relation）。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并不构成胎儿的对象，而且在这一阶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对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无法得到宣泄。除了作为回避危险情境的信号以外，我们发现不了焦虑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对象失却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其意义远不限于此。焦虑的下一步转换，即属于性器期的阉割焦虑，也是对分离的恐惧，因而也从属于同样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危险就是与自己生殖器的分离。我认为，在这种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境所包含的恐惧之间，费伦茨（1925）曾相当准确地理清了一条脉络。阴茎所拥有的高度的自恋价值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这种器官是保证它的拥有者再度与母亲相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与母亲的替代者发生交媾。阴茎被剥夺也就是又一次与母亲的分离，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无助地暴露于因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tension）之中，恰与出生时的情况相同。但现在，由这种需要的增强所引起的恐惧，是一种属于生殖力比多（genital libido）的特殊恐惧，而不再像婴儿期那样是模糊不明的恐惧。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阉割而遭受抑制）来说，作为交媾之替代的，是幻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内。依费伦茨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人过去曾试图用自己的生殖器代表自己而回归母亲的子宫，现在却［在这种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个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生殖器官。
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如不断增加的独立性、他的心理功能明确分化成几个机构、新需要的产生等——不可能不对危险情境的内容产生影响。关于危险情境的内容，我们已经考察了由作为对象的母亲的失去到阉割的变化过程。下一个变化过程是由超我的力量引起的。随着父母动因（parental agency）的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危险就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辨了。随后，阉割焦虑发展为道德焦虑——亦即社会焦虑——而且，现在很难知道焦虑的究竟是什么。“从部落中分离和驱逐”这句话只适用于超我中后来以社会原型（social prototypes）为基础而形成的部分，而不适用于超我的核心部分，它与心力内投的父母动因相对应。更一般化地说，凡超我对之愤怒、惩罚或不再爱之的事物，自我便视之为危险，并以某一焦虑信号做出反应。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fear of death）（或者说是因生命而产生的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powers of 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
我曾一度赋予下列观点以某种重要性，即认为在压抑过程中被撤回的贯注是焦虑释放的途径之一。现在，这种观点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原来认为，焦虑无一例外地是由某一结构过程自动产生的，但现在我把焦虑看成是自我为影响快乐—痛苦动因而发出的一种信号，这种理解使结构因素的考虑成为不必要。当然，认为正是因从压抑中撤回而解放了的能量是自我用以产生焦虑情感的观点，现已无须加以评说；但是，关于哪一部分能量被用以产生焦虑的问题，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参见编者导言，第80页］。
这种新的观点要求我们对我的另一个论断加以检验，那就是，焦虑产生的实际位置是自我。我认为这种陈述现在仍然有效，我们没有理由将焦虑的任何表现归诸超我，而所谓“本我的焦虑”这种说法却需要加以更正，尽管这是就其形式而言而不是就其实质而言。焦虑是一种情感状态，因而只能被自我感觉到。本我不可能像自我那样具有焦虑，因为它不是一个组织，因而不可能对危险情境做出判断。但另一方面，引起自我产生焦虑的，又往往是发生于或开始于本我的种种过程。的确，就这些特殊的过程而言，不仅后期的大多数压抑，而且最初的压抑，很可能都是由这种类型的自我焦虑（ego—anxiety）促动的。这里，我们又对两种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区分：其一，发生于本我之中的某种过程为自我激活某种危险性情境，并诱使自我发出焦虑信号，以抑制它的发生；其二，某种与出生创伤相类似的情境在本我中建立起来，并续之以一次自发的焦虑反应。如果我们指出，第二种情况与最早、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相对应，而第一种情况与后来由这种危险情境派生出来的焦虑的任何决定因素相对应；或者联系我们实际碰到各种心理障碍来说，第二种情况在“现实的”神经症的病因学中起作用，而第一种情况仍然为精神神经症所特有，那么，这两种情况就可以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或收回早期发现是一回事，而将这些发现吸纳、整合到新的发现之中又是另一回事。在性欲节制中，在性欲兴奋过程的不当干预中，或者性欲兴奋被转移而不能在精神上加以解决时，焦虑都直接产生于力比多；或换句话说，当面临因需要而产生的某种过度紧张时，诸如在出生情境中那样，自我便被迫处于一种无助状态（a state of helplessness），其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依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寻求释放途径的，可能正是过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尽管这一问题不甚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在“现实的”神经症基础上尤其易于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看起来就像是自我努力从焦虑中拯救自己，关于焦虑，它已经学会让它存在一段时间，然后使之与症状形成相结合。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traumatic war neuroses）——顺便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的分析当能揭示，他们之大多数都拥有“现实的”神经症的某些特征。［参见第129页。］
各种危险情境均由它们的原型即出生活动演化而来。在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说明中，我无意断言，焦虑的每一后期阶段的决定因素，都使前此阶段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于无效。虽然随着自我的发展，早期的危险情境确实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力量并被搁置一旁，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相应的焦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个体自我尚未成熟时的合适决定因素是心理无助感，在个体仍需依赖于别人的婴儿早期，其适当的危险是对象失却。同样，性器欲期的危险是阉割，而潜伏期的恐惧对象是个体自己的超我。但是，所有这些危险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都可以并列地持续存在，并引起自我在对合适因素做出反应一段时间后，以焦虑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之中若干因素同时共同起作用。不仅如此，在起作用的危险性情境和随后神经症所采取的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本文前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发现在多种神经症疾病中，阉割恐惧都具有重大意义时，我们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一因素，因为对女性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女性无疑比男性更易于患神经症。［见第123页］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把阉割焦虑视为导致神经症的防御过程的唯一动机力量，这是没有危险的。在别处我已阐明，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女孩如何受到她们的阉割情结的引导而做出一种柔情的对象贯注。在妇女当中，似乎正是对象失却的危险情境才依然是最有作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我们关于她们的焦虑决定因素的描述稍做修改，因为它不再是缺少什么东西的感受，也不是真实地失去对象本身，而是失却对象之爱。毫无疑问，癔症与女性之间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就像强迫性神经症对男性具有特别强烈的亲和力一样，所以，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爱的失却在癔症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和阉割的威胁在恐怖症中以及对超我的恐惧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第九章）
我们剩下所要考察的，是症状形成和焦虑产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广为流传的意见，其一认为焦虑本身就是神经症的症状之一；其二是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得多。依第二种意见看，症状形成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它们将除此之外必将以焦虑形式加以释放的精神能量结合起来。因此，焦虑应该是神经症的基本现象，也是神经症的主要问题。
若干实例表明，这后一种意见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在别人的陪同下走进街市，然后又被单独留在街上，那他自然会产生一次焦虑发作。或者如果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接触过某种东西之后被阻止而不让洗手，那他肯定会成为一次无法忍受的焦虑发作的牺牲品。因此很明显，由别人陪伴才能上街的强制条件以及强迫性洗手动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为了排除这种焦虑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第一种抑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症状。
既然我们已经将焦虑的产生回溯到某种危险性情境，我们将把症状的创设说成是为了使自我远离某一危险性情境。如果症状形成受阻，那么危险将会在事实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某种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必将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境中，面对不断增强的本能要求，自我是无助的，而这种本能要求的持续增长正是焦虑最早、最原始的决定因素。因此，在我们看来，焦虑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得那么紧密，因为我们在二者之间插入了危险性情境这一因素。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焦虑的产生促成了症状的形成，而且确定是构成症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自我不通过产生焦虑来唤醒快乐—不快乐动因，那么它就无从获得力量以捕获产生于本我之中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才构成危险的威胁。在全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将焦虑的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仅用之作为一个信号而已；因为否则的话，结果将只能是在另一个位置感到由本能过程威胁要产生的不快乐，从快乐原则的立场来说，这就是一次失败，虽然它在神经症中经常出现。
由此可见，症状形成确实能够终止危险性情境。它具有两个方面：其一隐而不现地在本我中造成某种变化，自我正凭借这种变化才得以避开危险；其二表现于外，显示了代替受到影响的本能过程而产生的是什么——那就是替代性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
然而，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症状形成归因于防御过程，并且把症状形成用作替代形成的同义词，那样会更准确一些。因此很清楚，防御过程类似于自我用以排除外源性危险的逃离手段，它就是一种逃离本能的危险的企图。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这一比较中的某些弱点进行检验。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和毒蛇猛兽构成人的外部危险一样，失却对象（或失去对象方面的爱）及阉割威胁也是来源于外部的危险，而不是本能的危险。然而，这两种情况却不是一回事。就一只狼而言，不管我们对它采取何种行为，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内心持有某种情感和意向，被我们爱的人却不可能终止对我们的爱。因此，这些本能冲动就构成外部危险的决定因素，并因而自身也变成是危险的；而且，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内部危险采取某些措施而战胜外部危险。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患者依然觉得危险完全是外部的，就像危险通过外向移置而形成症状一样。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危险大多是内化了的。在有关超我的焦虑中，构成社会焦虑的那一部分仍然表征着对某一外部危险的内部替代，而其他部分——道德焦虑——则已经完全内化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在一个人试图逃离即将发生的外部危险时，他只需增加他自己与危险对象之间的距离即可，而不需对它防卫自己或试图改变它，如他可以用棍棒打击狼或用枪射击狼的情况。然而，防御过程似乎远不止于试图逃离，它还包含某些与有威胁的本能过程有关的措施，并通过某些方式对之加以压抑或者使之偏离其目的，从而使之变得无害。这种反对意见看似无可怀疑，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可能有些防御过程真的与逃离企图十分相像，但也有一些防御过程，其中自我采取更主动的自我保护并创造出强有力的对抗措施。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要使在防御与逃离之间的这种类比整个地归于无效，即自我及本我中的本能都是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像狼和孩子之间那样是分离的实体，因此，自我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同时引起本能过程的某种变化。
关于焦虑决定因素的这一研究，揭示了自我的防御行为依理性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如其本来面目那样。每一危险情境都与生命的某一特殊阶段或心理机构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相对应，并显得对这一发展阶段而言是合理的。在早期婴儿阶段，对于不管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的大量兴奋，个体都没有发展出某种装备对之加以精神的控制。在其生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他所依赖的人不应该撤回对他的照料。后来在他的童年期，当他感觉在与他母亲的关系上，他父亲是他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意识到他对父亲的攻击倾向和对母亲的性意向时，他确实很正当地处于害怕父亲的境况；而且，他对遭受父亲惩罚的恐惧通过阉割恐惧中的心因性强化而能够寻求表达。最后，当他进入社会关系时，他确实有必要害怕他的超我，害怕拥有一颗良心，而这一因素的缺失必将引起严重的冲突、危险等。
然而，这最后的一个论点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撇开焦虑情感不谈，让我们暂时谈论另一种情感，如痛苦。对于一个4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玩具摔坏了；或者对于一个6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家庭教师责骂她；或者对于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如果她遭到男朋友的轻视；又或者对一个25岁的少妇来说，如果她自己的小孩死了，那么，她们都会痛苦地哭泣，这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痛苦的每一个决定因素都相应地具有它自己的合适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消逝，唯有最后而确定的因素才会保持终生。对于同一个女孩来说，在她长大成人、婚嫁生子之后，如果因某种毫无价值的饰物之毁坏而哭泣不已，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正是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方式。虽然在她的心理机构中，控制刺激的各种能力早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发展，而且，虽然他已完全成熟，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绝大多数需要，并早已知道阉割已不再作为一种惩罚而加以实践，但他的行为方式好像各种旧的危险情境依然存在，并保持着焦虑的全部早期决定因素。
为什么会如此？这需要一个篇幅相当长的回答。首先，我们必须对事实加以筛选。在大多数情况下，焦虑的旧有决定因素在完成了神经症反应（eurotic reactions）后确实会消失。非常年幼的婴儿的恐怖症，如对独处、黑暗或与陌生人在一起的恐惧——这些恐怖症几乎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通常都会在日后消失；就像我们通常谈论婴儿期其他某些障碍时说的那样，婴儿就是“从它们当中长大”。经常出现的动物恐怖症的发展过程亦如此，而早年的许多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于日后的生活中亦不再持续。仪式化的动作在潜伏期极为常见，但这些动作很少会在后来发展成为全面的强迫性神经症。总之，就我们对城镇中依据相当高的文化标准来生活的白人家庭的儿童的观察而言，童年期神经症在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地在儿童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出现，虽然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注意。儿童神经症的各种表现，毫无例外地都可以在成年人的各种神经症中观察到；但绝不是所有显示出这些表现的儿童后来都变成神经症患者。所以，随着个体的逐渐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必然消失，某些危险性情境也必然失去其意义。不仅如此，虽然某些危险性情境持续到后来的阶段，但必须改变它们的焦虑决定因素以符合时间的要求。例如，一个成年男人在知道了习惯上不再因人们沉湎于性事而阉割他们，但另一方面又知道了某些严重的疾病会染上那些以性事的方式来释放其本能的人之后，他可以在梅毒恐怖（syphilidophobia）的伪装下保持着阉割恐惧。焦虑的另外一些决定因素，如对超我的恐惧，注定永远不会消失而终生伴随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有关危险的反应异常强烈。最后，对于阻止原初的创伤性焦虑情境的回归，成熟因素并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超出这一极限，他的心理机构就不能发挥作用，并因而不能控制需要释放的兴奋的量。
这些细微的纠正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此处所讨论的事实，即许多人在针对危险的行为表现中依旧保持着幼稚性，而且不能克服已经过时了的焦虑决定因素。否认这一事实就等于否认神经症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正是这些人。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个体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前一阶段的神经症不能全部终止呢？在对危险的反应中的持续成分从何而来呢？在激起变态的、并通过其不适当性而与生命运动相对立的各种反应方面，为什么唯有焦虑情感拥有对其他所有情感的优越性呢？换句话说，我们无意中又碰到了那个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即神经症从何而来——它自己所特有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精神分析几十年的研究，我们依然和刚开始时一样一无所知。
（第十章）
焦虑是对危险的反应。然而，关于焦虑情感在心理结构中拥有一个独特地位的原因是否与危险的核心本质具有什么牵连，我们不禁产生疑虑。而危险又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命运，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但又不能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使焦虑情感服从于心灵的正常作用，虽然焦虑有其独特的性质；或者说它们决定了哪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注定要经受巨大的痛苦。在寻求这种因素方面，有人已经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因为它们将有助于处理一种痛苦的需要。这两种努力是相互补偿的，分别从对立的两极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第一种努力是阿德勒在十多年前做出的。从根本上讲，他的观点是，凡在执行由危险赋予他们的任务时经受痛苦的人，都是那些因具有某种器官卑劣（organic inferiority）而严重受阻的人。如果说简洁性是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当可将此视为最终的解决。然而，相反，我们近十年来的批判性研究有效地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严重不足——此外，这种解释还将由精神分析发现的大量材料弃之一边而不顾。
第二种努力是奥托·兰克在他1923年出版的《出生的创伤》一书中做出的［参见第85页和135页以下］。除了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上相关外，我们决不能将兰克的努力与阿德勒的努力置于同一水平上等同视之，因为兰克的努力仍奠基于精神分析之上，并遵循着精神分析的思路。因而可以被接受为精神分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合法努力。在个体与危险的关系问题上，兰克放弃了个体器官缺陷（organic defect）问题而集中于危险在强度上表现出的不同程度。出生过程是最初的危险性情境，而由此产生的结构方面的剧变便构成焦虑反应的原型。我们已经追溯了将这种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与随后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的发展脉络，而且我们发现，就它们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与母亲分离这一点来看，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与母亲的分离最初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离，随后是指对象的直接失却和间接引起的对象失却。对这一广泛联系的发现无疑是兰克理论建构的一大优点。现在看来，出生的创伤对每个人的袭击强度是不同的，而他的焦虑反应强度也会随创伤强度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依兰克的理解，正是在他内部产生的焦虑的最初的量，决定了他将来能否学会对之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决定了他将来是变成一个神经症患者还是正常人。
这里我们无须对兰克的假设做细致的批判，而只需考察它能否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从某种理论观点来看，他的基本命题——即那些出生创伤太强烈以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对之加以彻底宣泄的人将变成神经症患者——是很可质疑的。要说对创伤加以宣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加以把握。从字面上讲，这意味着，一个神经症患者越经常、越强烈地再生焦虑情感，那么他就越接近于心理健康——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因为它不符合导致我放弃宣泄理论的事实，而宣泄理论曾一度在宣泄疗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对出生创伤的强度的可变性给以过高的强调，也就未给将遗传素质看作病因学因素之一的合法性留有余地。因为这种可变性是一种机体因素，它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与体质发生作用，而它自身又依赖于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如婴儿出生时的适时帮助等。兰克的理论完全忽视了体质因素和种系发展因素。然而，如果我们通过为他的陈述提供一个附加条件来为体质因素寻得一个位置，如我们说，真正重要的是个体对出生创伤的可变强度的反应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便剥夺了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并降低了他提出的那个新因素的重要性：即决定一个神经症是否发生的相互重迭的因素，就存在于某一不同的、且我们也不知道的领域。
不仅如此，虽然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同样拥有出生过程，但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只有人类才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易感倾向，这个事实对兰克的理论是极为不利的。但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却是，兰克的理论是一种玄想而不是基于肯定的观察，他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难产确实与神经症的发展具有偶合关系，甚至也没有证明，与其他儿童相比，经过难产而生出的儿童显示出更强且时间更长的幼儿型忧虑（infantile apprehensiveness）现象。或许也可以回答说，引产或对母亲而言的顺产，可能包含着对婴儿的一次严重的创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引起窒息的分娩必将为所假设的后果提供明显的证据。对兰克的病因学理论来说，它的优点之一是提出了一个可以通过观察证实其存在的因素。而且，只要我们没有做出这种证实的努力，那么就很难对他的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兰克的理论与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所认识到的性本能的病因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他的理论针对的只是个体与危险性情境之间的关系，因而它完全允许我们做出一个假设，即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控制他的最初危险，那么他在日后包含着性危险的情境中必然会遇到痛苦，并因而患上某种神经症。
所以，我不相信兰克的理论解决了神经症的起源问题，也不相信我们已能够就他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多大贡献做出判断。如果有关难产对神经症易感素质的影响的研究获得否定性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他的理论的价值做较低的评估。我们当可担心，我们要就神经症疾病寻找一个简单、明确、终极的原因的需要可能很难得到满足。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发现某些可以分离出来的杆菌并在某种纯环境中加以培植，如果将这些杆菌注射入人体，将必然产生同样的神经症疾病；或者更平和一点地说，是证明某些化学物质的存在，对这些化学物质的控制可以生成或治愈某些种类的神经症，虽然医学界人士无疑会对此一笑置之。然而，寻找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与此相比，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既不更为简洁，也不更令人满意。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已为人所熟知，此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补充。当面临某一危险的本能冲动时，如果自我通过某种途径的压抑过程而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保护，那么它肯定会抑制并破坏了本我中有关的特殊部分；但它同时又会赋予这个部分以独立性，并因而也就放弃了它自身的某些主权性。从压抑过程的本质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压抑主要是一种逃离的企图。至此，被压抑的内容便在事实上成为一个亡命之徒，它被逐出自我的巨大组织，并只从属于支配潜意识王国的法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危险性情境发生了变化，使得某一新的本能冲动与被压抑的内容相类似，以至于自我没有理由对之加以防御，那么，由自我已经发生的这种局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新的冲动会在某种自发力量的影响下自行发展；或按我所喜爱的说明，就是在强迫性重复的影响下发展。这一发展线路和先前被压抑的冲动完全一样，好像已被解决的危险性情境依然存在着。因此，压抑中的固着因素就是潜意识本我的重复和强迫——这种强迫在正常情况下只能被自我的自由运动功能排除。自我偶尔也可能打破由自己设置起来的压抑栅栏，并发现它对本能冲动的影响，并将新的冲动相应地引导到已被改变了的危险性情境。但事实上，自我很难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无法解开它的压抑。也许，双方的较量依赖于量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有如下印象，即结果是强制性产生的：由被压抑的冲动所产生的退行性吸引（regressive attraction）和压抑的强度都很大，以至于新的冲动只能遵循强迫性重复，别无他法。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又发现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由被压抑的原型所产生的吸引，受到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排斥力的强化，这种困难可以是任何被新的本能冲动所采用的不同过程中的困难。
分析治疗的事实表明，对压抑过程的固着以及对现在已不再是危险性情境的恢复的这种说明是正确的。这个事实虽然自身是十分平常的，但从理论上讲，对它无论怎样评价也不算过高。在分析中，当我们采取某些辅助措施帮助自我，使之能够移去它的压抑时，它就重新获得了对被压抑本我的控制力，并允许本能冲动自行发展，好像旧的危险性情境根本不存在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和其他医学领域相一致的结果。一般而言，在与理想的环境条件下会自行产生的结果相比，我们应以产生更快、更可靠以及花费更少的能量为满足。
由此可见，决定旧的危险性情境是否继续存在，自我方面的压抑是否被保持，以及儿童神经症是否继续，其关键的决定因素是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直接观察到，只能推论而知。在产生神经症和为心灵的各种力量相互斗争创造条件的各种因素中，有三个因素非常突出：一个是生物学因素，一个是种系发生因素，还有一个是纯粹的心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长期的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种族的早年处于一种无助的依赖的状态。与大多数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宫内存在时间较短，而且在出生时的发育程度较低。因此，现实的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就更强，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早期分化受到促进。不仅如此，外部世界的危险对这种分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那个单独能够保护他、并代替他早期宫内生活的对象，其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提高。所以，生物学因素不仅建立了最早期的危险性情境，而且创造了伴随儿童终生的被爱需要。
第二个因素，即种系发生因素的存在，只能依赖于推理。我们是因为力比多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特征才假定其存在的。我们已发现，和那些与人类十分靠近的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在从其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相反，人的性生活当在5岁时达到一个早期发展顶峰之后，要经历一次至关重要的干扰，而且在达到青春期时又重新开始其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重新捡起在童年早期时被打断了的发展起点。这就引导我们做出如下假定，即在人类种族进化的盛衰历史中必然发生过某些重大的事件，它们以某种方式作为历史的积淀保存在个体的性的发展之中。这个因素因下列事实而具有病因学意义，即这种幼儿型性欲的大部分本能要求被自我当作危险加以处理和防御，乃至于后来在青春期时的性冲动（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这种性冲动是自我调协的）冒险屈从于它们的婴儿期原型（infantile prototypes）的吸引，并随之进入压抑之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神经症最直接的病因。说也奇怪，和过早地与外部世界接触相比，与性要求的早期接触对自我也产生了完全类似的结果。
第三个因素，即心理因素存在于我们心理机构中的某一缺陷之中，正是这一缺陷与心理机构向本我和自我的分化相关，并因而在终极意义上也可以归因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从［外部］现实的危险来看，自我必须对本我中的那些本能冲动加以防御，并把它们作为危险来处理。然而，针对内部本能危险所采取的自我保护，不可能像针对某些外部实在所采取的自我保护那么有效。因为自我是和本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只能通过限制自身的组织，并通过以症状形成作为交换来毁坏本能，从而排除本能的危险。如果被拒斥的本能重新发起攻击，自我就会被那些作为神经症疾病而为我们所知的困难所压倒。
除此之外，我还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神经症的本质和原因的知识还不能发挥作用。
（第十一章）
补遗
在上述讨论过程中，有许多主题在被充分讨论之前就不得不被搁置一旁。我想在本章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以图读者对它们加以足够的注意。
一、早期观点的修正
（一）抵抗与反贯注
压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下列观点，即认为压抑不是一个一次性发生的事件，而需要持续不断的（能量）消耗。如果这一能量消耗过程终止，那么，一直从其来源中获得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就会沿着它原来被压抑下去的路线涌出来，而压抑要么在其目的上失败了，要么就要无数次地反复发生。因此，正是因为本能在本质上是连续不断的，自我才需要持续地进行能量消耗以确保其防御活动的安全。为保护压抑而采取的这一活动是可观察的，在分析治疗中被称为抵抗。抵抗以我所谓反贯注（anticathexis）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类型的反贯注明显可见于强迫性神经症。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它以自我的一个变化形式而存在，即自我之中的反向存在，并通过强化那种与需要加以压抑的本能倾向相对立的态度而生效——例如，在怜悯、认真和清洁中所做的那样。从本质上讲，强迫性神经症的这些反向形成，是发展于潜伏期的正常性格特质的夸张形式。反贯注在癔症中的存在难以检测，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对癔症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同样，在癔症中，自我通过反向形成而发生一定数量的改变也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会变得如此显著，以致在我们看来构成了癔症的主要症状。例如，由矛盾情感而引起的冲突在癔症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决的。患者对某个他所钟爱的人的敌意，就被他对此人大量的柔情和忧惧所压倒。但是，反向形成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在癔症中的差异是，在癔症中，它们不具有性格特质的普遍性，而是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关系之中。例如，对于一个从内心深处憎恨自己子女的癔症妇女患者来说，她可能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柔情，但她并不会因此而比其他的妇女更具有一般性的爱心，或对其他孩子比别的妇女更富柔情。癔症的反向形成牢固地依附于某一特殊的对象，从不扩展为自我的一个一般化的倾向，而强迫性神经症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类型的泛化——即与对象关系的松弛以及在对象选择中移置的促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反贯注，似乎与癔症的特殊性质更加吻合。一个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以从两个方向被激活（即被重新贯注）：一是通过内源性兴奋的强化而从内部被激活；二是通过对它所愿望的某一对象的知觉而从外部被激活。癔症的反向贯注主要指向于外，针对危险的知觉，它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警觉形式，这种警觉通过自我限制的手段引起应该加以回避的情境。正是这些情境才引起了上述知觉的。或者如果这种知觉真的发生了，警觉便采取措施撤回患者对它们的知觉。法国的一些分析家，特别是拉弗尔格（Laforgtue，1926），最近给癔症的这种活动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精神“盲点”形成（“scotomization”）。这种反贯注技术在恐怖症中尤其明显，恐怖症的目的集中在使患者永远排除恐惧知觉出现的可能性。在与强迫性神经症中相比，反贯注在癔症和恐怖症中具有相反的方向——虽然这一差别不是绝对的——这个事实似乎是重要的。它表明，一方面在压抑和外部反贯注之间；另一方面在压抑和内部反贯注（即自我通过反向形成所发生的改变）之间，均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顺便指出，在所有的神经症中，对危险知觉的防御任务都是共同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各种要求和抑制，也都具有相同的目的。
前面我们曾指出，分析中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来源于自我，而自我却依附于反贯注。自我很难将其注意引向它一直加以回避的知觉和观念，或承认那些完全与它认为构成它自身的成分相对立的冲动。我们在分析中与抵抗的周旋就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这种观点。如果抵抗本身是潜意识的，如经常出现的那些因它与被压抑材料之间的相关而构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使之成为意识。如果抵抗是意识的或已变成意识，我们就对它采取逻辑论证；我们会向自我保证，如果它放弃抵抗，它会获得很多奖赏和好处。关于自我方面的这种抵抗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但我们却要问，它是否包含了分析中的全部事态？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处在自我决定放弃其抵抗之后，它仍然难以解除压抑；我们已把追求做出值得赞扬的决定的紧张努力阶段视为“逐步突破”。使这种逐步突破成为必要的和可理解的动力因素并不难发现。在自我—抵抗被解除之后，必然仍需克服重复的强迫力量——即由潜意识原型对被压抑的本能过程所产生的吸引。关于将这一因素描述为潜意识抵抗，无须加以说明。这些修正不必使我们感到气馁，如果它们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当加以欢迎，而且，只要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早期发现，而不是使我们的早期观点归于无效，那么，这些修正就不是不体面的——它们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太泛化的陈述加以限定，或者是对某种阐述得太狭隘的观点加以扩展。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修正为我们在分析中所碰到的各种抵抗提供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家必须要处理至少五种抵抗，这些抵抗来自三个方面，即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构成其中三种抵抗的来源，其中每种抵抗的动力性质各不相同。这三种自我抵抗的第一种是压抑抵抗（repression resistence），对此，我们前文已做讨论［第157页以下］，对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补充。第二种是移情抵抗（transference resistence），它和压抑抵抗在性质上相同，但在分析中的作用不同且更明显，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与分析情境和分析家本人的关系，并因而重新激活任何只能被回忆起来的压抑。虽然第三种抵抗也是自我抵抗（ego—resistance），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它产生于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并以将症状同化为自我为基础［见第99页以下］。它代表了对放弃任何满足或免除已获得的益处之不情愿（unwillingness）。第四种抵抗产生于本我，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逐渐突破”（working through）。第五种压抑来自超我，并且是最后被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最隐晦但并不总是最微弱的一种抵抗。它可能起源于罪疚感或惩罚需要，并与任何趋向成功的努力相对立，因而也与患者通过分析而康复相对立。
（二）由力比多转换引起的焦虑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焦虑观与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多少有些出入。先前我曾把焦虑看成是自我在某些不快乐条件下的一般反应。我总是寻求从结构基础上证明它的存在，并假定我得到了我对“现实性”神经症进行研究的大力支持，正是在焦虑形式中，被自我拒斥或利用的力比多（即性兴奋）寻求到直接的释放。不可否认，这些论断并不能非常和谐地相互并存，或至少可以说，它们并非必然地相互推论。而且，它们还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在焦虑和力比多之间具有某种特别密切的关联，而这与焦虑作为对不快乐的一种反应的一般特征不相一致。
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把自我看成是焦虑的唯一处所。这种看法是我在《自我与本我》中试图对心理机构进行一种结构划分的结果之一。先前的观点自然地假定，焦虑产生于属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而新观点却相反地使自我成为焦虑的源泉。因此，问题就在于到底是本能（本我）焦虑还是自我焦虑。由于自我所利用的能量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所以新的观点也倾向于削弱焦虑与力比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希望，至少在缓和这一矛盾以及对受到怀疑的论点给出明确的观念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兰克的论证最初是我自己的论证，认为焦虑情感是出生事件的结果之一，并且是对这一情境的某种重复的一种体验。这促使我对焦虑问题重新做一次审查。但是，关于他认为出生是一次创伤、焦虑状态是对这一创伤的释放反应、随后各种焦虑情感都是试图越来越彻底地加以“宣泄”等观点，我无法做出任何进展。我只能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焦虑是其背后危险情境的反应。这一因素的引入打开了问题的许多新的方面。出生被看成是随后各种危险情境的原型，这些情境使个体处于因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因心理发展的成长而造成的新的条件之下。另一方面，它本身的意义又还原为对危险的这种原型关系。出生时体验到的焦虑构成某种情感状态的原型，这种情感和其他情感要经历同样的盛衰变化过程。或者，在某些与原初情境相类似的某些情境之中，焦虑可以自动地进行自我生成，并因而构成一种不适当的反应形式，而不像它在最初的危险性情境中构成一种适当的反应方式那样；或者，自我也可以从这种情感中获得力量，并主动地引起这种情感，以之作为对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并作为促动快乐不快乐机制的一种手段。因此，通过将焦虑看作是对危险性情境的一般反应，我们便赋予焦虑情感在生物学方面以应有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赋予自我根据其需要产生焦虑情感的功能，我们也认可了自我作为焦虑的处所而起的作用。因此，我们赋予日后生活中的焦虑以两种起源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种不自主的自动方式，经常在结构的基础上得到证实，而且每当某一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建立起来时，它就产生。第二种方式是由自我产生的，每当这种类型的某一情境有出现的危险时，自我便产生焦虑以求避免危险情境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使自己顺从于焦虑，以此作为一种接种防御，即接受疾病的轻微袭击以免它全面发挥作用。客观存在一种明确无误的目的而生动地想象危险性情境，以此将那种痛苦经验变为只是一个指标或信号。我们已详细地看到［第136~140页］，各种不同的危险情境如何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发生学的联系。
当下文我们转而讨论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或许能够对焦虑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见第164页以下］。
我们早先认为力比多直接转化为焦虑的假设，现在对我们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我们真要对之加以思考的话，我们当可分出几种不同的情况。就自我作为一种信号而激起焦虑而言，则不在这一思考范围之内，并因而也不属于那些促使自我引起压抑的危险性情境。对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是通过其他方式被利用的，而不是转换成焦虑并以此加以释放——如我们在转换性癔症中所明显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对危险情境的进一步研究将使我们注意到焦虑生成的另一种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需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说明［见第168页］。
（三）压抑与防御
在讨论焦虑问题的过程中，我又重新起用了一种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起用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或概念在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广泛使用过，后来又放弃了。我指的就是“防御过程（defensive process）”。后来我用“压抑”一词代替它，但其间关系却依然不甚明确。我想，如果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个旧概念，只要是以之作为一个一般化的明确指称，称谓自我在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冲突中所采用的全部技术，同时又保持“压抑”概念，用以特指在研究过程中使我们对第一种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防御方法，那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是纯粹意义上的术语更新，也必须为它的采纳加以辩护，它必须能够反映某些新的观点或知识的扩展。防御概念的重新起用和压抑概念的限定，考虑到了一个长期以来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却随着某些新的发现而被追加某种重要性的一个事实。最初，我们关于压抑和症状形成的观察是在与癔症的联系中做出的。我们发现，兴奋经验的知觉内容和思想的病理结构的观念内容不仅被遗忘，而且受到阻挠不能在记忆中复现，我们因此得出结论，使之不能进入意识是癔症压抑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来，当我们开始研究强迫性神经症时，我们发现，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致病原因并未被遗忘，它们依然保留在意识之中，但它们却以某种我们无法把握的方式“被分离”了，以致得到了一些和在癔症遗忘中的同样结果。然而，其间差异之大足以确保下列信念的合理性。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用以排除本能要求的过程不可能和在癔症中的过程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已表明，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自我的反对，发生了本能冲动向力比多的某一早期阶段的退行，而且，这种退行显然是在某种压抑意义上起作用，尽管它并不必然引起压抑。我们也看到，同样被认为也存在于癔症中的反贯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通过在自我中引起某种反应性变化而保护自我。此外，我们的注意力还被引向一种具有直接症状表现（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的“分离”过程和一种可被称为魔术般的“抵消”程序——这种程序的防御目的无可置疑，但与“压抑”过程已不再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观察为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一旧的概念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它可以涵盖具有相同目的的所有这些过程——这个目的就是反对本能的要求以保护自我——并使压抑成为它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出，在某些特殊形式的防御和某些特定的疾病之间，如在压抑与癔症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将大为提高。此外，我们还可以指望着有可能发现另外一种重要的相关。很有可能，在心理机构明确分化出自我和本我，并在形成超我之前，和心理机构在发展到这些组织阶段之后相比，它使用着完全不同的防御方法。
二、关于焦虑的补充说明
焦虑情感显示出若干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焦虑问题的理解。焦虑无疑与期待（expectation）具有某种关系：焦虑是关于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恐惧”［Furcht］一词而不是“焦虑”［Angst］一词。而且，除了与危险有关之外，焦虑还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阐明的神经症有关。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焦虑反应都是神经症的？——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多焦虑看成是正常的？最后，有关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差异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我们从最后一个问题着手讨论。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是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反应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同样对现实焦虑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现实的危险是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现实性焦虑就是对这种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的焦虑，而神经症性焦虑则是对某种尚不知道的危险的焦虑。因此，神经症危险就是一种尚有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表明，这种危险是一种本能的危险（instinctual danger）。通过将这种自我尚不知的危险带入到意识之中，分析者就使神经症性焦虑等同于现实性焦虑，因而二者可以以同样方式加以处理。
对现实危险有两种反应，其一是情感反应，即焦虑发作；其二是保护性行为活动。对本能危险的反应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两种反应能够以一种方便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一种反应发出信号，引起另一种反应的出现。但我们也知道，它们也能够以一种不方便的方式做出行为；焦虑可能会导致瘫痪，从而使一种反应的发生导致另一种反应的丧失。
在某些情况下，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的特征是混合的，其中危险是已知且真实的，但对它的焦虑反应却过于强烈，其强烈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认为是适当的程度。正是焦虑的这一过剩量表明了有某种神经症成分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原则，因为分析表明，已知的真实危险往往被未知的本能危险所依附。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焦虑追溯到危险，而进一步探究危险性情境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获得更多的发现。显然，关键在于患者在与危险强度的比较中对自己能力的估计，也在于他在面临危险时产生的无助感——对现实危险而言的身体无助感和对本能危险而言的心理无助感。在进行这种估计时，他会接受已经具有的实际经验的指导（不管他的估计正确与否，对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实际经历过的无助情境（situation of helplessness），称为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关于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的区分，我们将提出充足的理由。
如果患者能够预见和预料到这种会引起无助感的创伤性情境，而不是简单地坐等它的发生，那么，他的自我保存能力将会有极大的提高。我们可以将包含这种期待成分的决定因素的情境称为危险性情境，焦虑信号正发生于这种情境之中。信号是在说：“我预见到一个无助情境即将发生”，或“目前的情境使我想起从前曾经历过的一次创伤体验，所以，在尚有时间对之加以排除之前，我先预期这种创伤，以一种好像它已经发生的方式活动”。所以，焦虑一方面是对创伤的预期，另一方面又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对创伤的重复。由此可见，前述焦虑的两个特征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与期待的关联属于危险性情境，而它的不确定和没有对象则属于无助的创伤性情境——即在危险性情境中所预见到的情境。
既已有了这样一个序列：焦虑——危险——无助感（创伤），我们现在可以对上述讨论做一概述。危险性情境是一种认识到、记忆起或预见到的无助情境，焦虑是对创伤中的无助感的原初反应，并在随后的危险性情境中做出求援信号而复现出来。过去曾被动地体验过创伤的自我，现在以一种微弱的方式主动地重复创伤，以期能够进行自我指导。无疑，儿童通过在游戏中的复现表明，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对他们所接受到的每一种忧伤印象做出行为反应。以这种从被动性向主动性的转变，他们试图从心理上对他们的经验加以控制。如果这就是“对一次创伤加以宣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这一说法加以反对［见第151页］。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焦虑反应的首次移置，即从原始的无助情境向预料中的那一情境移置，也就是向危险性情境的移置。其他移置只发生于此后，即从危险向危险决定因素的移置——亦即对象失却以及我们所已熟知的对对象失却的补救。
“过分宠爱”孩子的消极后果是扩大了对象失却（此即在任何危险性情境中保护孩子的对象）在与其他危险的比较中的重要性，它因而促使个体停留在童年状态，这一生活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动作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无助。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论及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我们是知道的。一个现实性危险是一个人受到的外部对象的危险，而神经症性危险则是一个人受到的本能要求的危险。如果本能要求是某种真实的事物，那么其神经症性焦虑也就具有某种现实基础。我们已知道，焦虑与神经症之间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原因就在于，自我也可以在焦虑反应的帮助下对本能危险加以防御，正和它可以通过焦虑反应的帮助对外部危险加以防御一样。但是，这一防御活动在神经症中的逐步产生是因为其心理机构之不完善。我们也已得出结论，认为本能要求往往只变成一种（内部）危险，因为它的满足会引起外部危险——也就是说，因为内部危险代表着外部危险。
另一方面，外部（现实）危险要变成对自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就必须设法加以内化，它就必须被患者理解为与过去体验过的某种无助情境相关。对人类而言，他似乎不具有或只在极微弱的程度上具有对外来危险加以本能认识的天赋。年幼儿童经常做些会危及他们生命的事。这也是他们不能没有保护他们的对象的原因。就患者在其中感到无助的创伤情境而言，外部危险和内部危险、现实危险和本能要求均汇聚其中。不管自我是否遭受无休止的痛苦或经验到无法得到满足的本能需求的持续累积，其结构情境都是同样的，而且自我的运动无助会在心理中得到表达。
在这一方面，幼儿早期令人不解的恐怖症值得再次论及［第136页］。对于其中某些形式，如对独处、黑暗、陌生人的恐惧等，我们已经能够将之解释为对对象失却之危险的反应。而其他形式如对小动物、雷、暴雨等的恐惧，也许可以解释为应对现实危险的先天准备状态（congenital preparedness）的残迹，这种先天准备状态在其他动物中发展得非常强烈。对人类而言，这种遗传残迹只有与对象失却有关的那部分才是适当的。如果童年期恐怖症变得固着化，并持续到日后生活且越来越强烈，那么分析会表明，它们的内容已与本能要求发生联结，并也代表着内部危险。
三、焦虑、痛苦和悲伤
由于有关情绪过程的心理学还很不发达，所以，我下面就这一论题的试探性阐述只能请求读者给予宽宏大量的评判。这一问题产生于我们前面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焦虑是对失去某一对象之危险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对失去对象的反应之一是悲伤，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象的失却在什么情况下导致焦虑，又在什么情况下导致悲伤？在前面一次讨论悲伤问题的机会中，我发现，悲伤有一个特征一直未得到解释，那就是它的特别的痛苦（painfulness）［参见第131页］。而且，离开某一对象也会是痛苦的，这似乎也不证自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化：与某一对象的分离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焦虑，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悲伤，又在什么情况下仅仅产生痛苦？
这里我想立即指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其间某些区别以及某些可能性做出描绘。
我们仍将以我们相信是理解了的情境作为起点——即一个婴儿与某一陌生人而不是与其母亲在一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婴儿会表现出我们将之归因于对象失却之危险的焦虑。然而，他的焦虑无疑较此远为复杂，并因而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他确实具有焦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面部表情及其哭泣反应表明，他同时也体验到了痛苦。这种焦虑似乎还结合着某些在日后需分离出去的东西。他目前尚不能区分暂时性缺失（temporary absence）和永久性消失（permanent loss）。在他看不到母亲时，他的行为好像是母亲再也不会来看他了。在他知道母亲的消失往往继之以她的复现之后，相认的经验，即反复不断的慰藉经验（consoling experiences）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往往通过一个常见的游戏来促进婴儿的这种知识，即用双手遮住脸面不让婴儿看见，然后又展开双手露出脸面引逗他的高兴。在这些条件下，婴儿感觉到想念（longing）而不伴有失望（despair）。
作为婴儿误解这些事实的结果，不见母亲的情境不是一种危险性情境，而是创伤性情境。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婴儿其时碰巧感觉到某一种只有他的母亲才能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种情境就是创伤性情境。如果其时不出现这种需要，则为危险性情境。因此，焦虑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自我本身引起的，是失去对对象的知觉（这等于失去对象本身）。其时还不存在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经验使婴儿知道，对象可以出现但却很生气；这时，失去来自对象的爱就变成一种新的、更加持久的危险及焦虑的决定因素。
不见母亲的创伤性情境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出生的创伤不同。在出生时不存在任何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失去什么对象，其时产生的唯一反应就是焦虑。从那以后，反复不断地满足情境（situations of satisfaction）将母亲创造为一个对象；每当婴儿感到一种需求时，这个对象便受到可以称为“想念”的强烈贯注。所谓痛苦反应，指的正是事态的这种新的方面。因此，痛苦是对对象失却的实际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因对象失却而引起的那种危险的反应，并通过进一步的移置作用而构成对失去对象本身的危险的反应。
关于痛苦，我们亦知之甚少。我们唯一所肯定的事实是，每当某一刺激作用于周围系统而打破保护层装置、并进而作为一个持续的本能刺激活动时，痛苦一般都是最先产生的。对于这种本能刺激，肌肉活动的保护是虚弱的，尽管一般而言，它因使接受到刺激的部位从刺激中撤退回来而是有效的。如果痛苦不是产生于表面而是产生于内部器官，情况亦如此，只是内层周围系统（inner periphery）的某一部分代替了外层周围系统（outer periphery）而已。婴儿显然有机会体验到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与它的需求经验是相对立的。然而，痛苦产生的这一决定因素似乎与某一对象的失却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痛苦的核心成分，即周围刺激（periphery stimulation），在婴儿的想念情境中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语言的日常用法所产生的内部心理痛苦这一观念以及把失去对象的感觉看成是等同于身体痛苦，这绝不可能是无所谓的。
当存在身体痛苦时，就会产生对痛苦部分的强烈贯注，这种贯注可称之为自恋性贯注（narcissistic cathexis）。这种贯注持久增长，并倾向于耗尽自我。众所周知，当内部器官引起痛苦时，我们会对身体的不同部位形成空间的或其他的表征，这些表征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意识的观念作用中得到表现。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心理转移时，即使是最强烈的身体痛苦也不会被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是“停留于潜意识”），也可以获得如下解释，即对引起痛苦的身体部位的心理表征，产生了贯注的高度集中。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点，它使痛苦的感觉转入心理领域成为可能，因为，对那种集中于不见或失去的对象之想念的强烈贯注，创造了和由对受伤身体部位的贯注所创造的相同的结构条件。因此，关于身体痛苦的周围原因，我们可略而不述。由身体痛苦向心理痛苦的转移，和由自恋性贯注向对象贯注的变化相对应。被本能需要高度贯注的对象表征（object—presentation）所产生的作用，与被刺激增强而贯注了的身体部分所产生的作用完全相同。贯注过程的连续性和对之加以抑制的不可能性，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无助状态，如果由此而引起的不快乐感受，具有痛苦的独特性（一种不可能更明确描述的性质），而不是以焦虑的反应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在我们的解释中尚未充分利用的因素——当导致一种不快乐情感的这些过程发生时，流行着这种高水平的贯注和“结合”。
我们还不知道对失去某一对象的另一种情绪反应，那就是悲伤。但现在我们不再有任何困难对之加以解释。悲伤产生于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影响，因为后一种功能对失去亲人的那些人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即他必须将自己与对象相分离，因为对象已不存在。悲伤被委托以一项任务，即在所有那些对象原先是高度贯注接受者的情境中，将对对象的这种贯注撤回。和我们前面的观点相吻合，这种分离会是痛苦的，因为，就集中于对象的强烈而不可满足的想念贯注而言，失去亲人者必须在情境的重现中抵消（undo）把他和对象结合起来的各种关系。
附录一“压抑”和“防御”
弗洛伊德在第163页关于他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说明，可能有一点误导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在布洛伊尔时期，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是很自由的。“压抑（Verdr ngung）”一词最早出现于《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1893a），标准版，第2卷，第10页，而“防御（Abwehr）”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在《癔症研究》（1895d）中，“压抑”一词出现十多次，“防御”一词出现得更多。然而，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有某种差异：“压抑”似乎是指实际的过程，而“防御”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机。但在《癔症研究》第1版的序言中，这两位作者似乎使这两个概念相等同，因为他们在谈论他们的观点时说：“性似乎作为‘防御’的动机……而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压抑观念使之不进入意识的动机而起作用。”而且，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一段，弗洛伊德甚至更明确地说到“防御”或“压抑”的“心理过程”。
在布洛伊尔时期之后——即从1897年后——“防御”一词的使用频率降低了。然而，尽管如此，它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如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1版（第七章）以及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著作的（第七章）第七节等处不时出现。但“压抑”一词已经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并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和《性学三论》（1905d）中频频使用。自此以后，注意力显然集中于变化上，见日期标为1905年6月的第一篇关于神经症中的性问题的论文（1906a）。在对他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以及在说明后布洛伊尔时期时，弗洛伊德曾提到过这一观点并写道：“……‘压抑’（现在我开始用它来代替‘防御’）……”（标准版，第7卷，第276页）
这句话中所存在的稍许误差，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标准版，第14卷，第11页）的一句类似的话中变得更加明显。这里，弗洛伊德在讨论布洛伊尔时期的结束时又说，“我注意到，作为某一排斥过程的结果，精神机构发生了自我分裂。这一过程我当时称为‘防御’，后来称为‘压抑’”。
1905年后，“压抑”的支配性仍持续增长，如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我们发现（标准版，第10卷，第196页）弗洛伊德说到“两种压抑”，分别用于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对本文所修正的框架而言，这可能是他所谓“两种防御”的特别明显的实例。
但是不久，“防御”作为比“压抑”更明确的术语，其有用性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中。如本能的“盛衰”过程只是“压抑”的形式之一，开始被认为是对它们的“防御模式”（标准版，第14卷，第127页、第132页和第147页）。这里，“投射”又被说成是一种“机制”或“防御手段”（同上，第184页和第224页）。然而，直到十多年后，在目前这本著作中，才对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做出明确的说明。
附录二弗洛伊德主要论及焦虑的著作目录
［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或许是大多数）著作中，焦虑问题均有论及。下面的目录不无实际价值。其中，著作题目前的日期是弗洛伊德开始撰写有关论题的可能日期，题目后的日期是出版日期。方括弧中的条目为弗洛伊德的选著。］
［1893年，草稿B：《神经症的病因学》第二部分（1950a）］
［1894年，草稿E：《论焦虑的起源》（1950a）］
［1894年，草稿F：《选集III》之一（1950a）］
［1895年（？），草稿J（1950a）］
1895年，《强迫症与恐怖症》第二部分（1895c）
1895年，《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
1895年，《对我的“焦虑性神经症”的论文所受批评的答复》（1895f）
1909年，《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910年，《“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
1914年，《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1917年，《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1925年，《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1932年，《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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