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事件：形成游击战七条原则

    战略：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此语出《握奇经》。其意是说，游击部队的行动是，忽动忽静，避实击虚，打弱扰强，或是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要点，或截断敌人的四周的交通，使它陷于穷困。总之，人们必须认识清楚，游击部队的作战方式是不固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游”中迷惑敌人，从“游”中袭扰敌人，从“游”中疲惫敌人，从“游”中创造战机，从“游”中争取主动，从“游”中消灭敌人。战争的经验证明，这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战法。正可谓：“兵寡，须出没无常，轻而迅，敌不及格，亦不能追。宜袭不宜明，宜夜不宜日，宜奇不宜正，宜惊扰不宜确斗”。即，兵力少，必须出没无常，行动轻快，使得敌人来不及抵抗，也追赶不上。适于暗袭，不适于明攻；适于夜暗行动，不适于白天行动；适于出奇制胜，不适于正规战斗；适于扰袭，不适于硬拼。应该说，这是弱军战胜强敌，劣势战胜优势的一种特殊规律。自觉地认识并遵循这一规律，弱军就可以胜强敌，劣势就可以胜优势。违背这一规律，其结果必然相反。徐向前在指挥革命战争的初期，根据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样一种客观实际，在不断总结与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中，形成了著名的游击战七条原则，不仅为弱小的我军能够战胜了强大的敌军提供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也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不仅为丰富和发展我军早期的游击战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党领导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四师，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了海丰县城。海丰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也是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彭湃首先闹革命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其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红四师来到后，和原在海丰活动的红二师会合，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于是，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迅速打下了陆丰、惠来、紫金、普宁、果陇、和尚察等10个县城，作战20多次，敌人被打得望风而逃，革命的势头迅猛发展。

    蒋介石见东江革命的星星之火，有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可能。为避免酿成“大患”，马上调兵遣将加以镇压。先后纠集国民党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红区”“围剿”。东路是陈铭枢部，从河婆直趋海丰大安；西路徐景唐部，从多祝、新庵进攻高潭和海丰，黄旭初部进攻紫金的炮子圩、南岭和中洞；南路从海上出动“中山号”、“民主号”、“广庚号”和“飞鹰号”军舰，炮轰汕尾、甲子、石门等沿海村镇。

    敌人来势汹汹，这时的红军只有两个师，总共不过200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已经十分疲惫。然而，东江特委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势力，坚持要与来敌死打硬拼，提出的口号是：“同敌人决一死战”。对此，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认为，敌人兵多势众，装备精良，我们兵少势弱，装备很差，不能与敌人死打硬拼。主张与敌人死打硬拼者，从表面上看是很英勇、很坚定的表现，但实质上却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与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消灭不了敌人，反而会被敌人消灭。另外，与敌人“决一死战”的作战方针，也正是敌人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所希望的。为此，我们只能和敌人兜圈子，敌人来了，山上山下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力争更多地保存兵力，在消耗和疲惫敌人的过程中，敏锐准确地寻找战机，机动而灵活地打击敌人，以求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彻底战胜敌人。

    但是，东江特委不同意徐向前提出的这种打法，坚持要把部队拉出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而且还针对徐向前的“跑圈战法”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尽管徐向前据理力争，提醒特委这样做肯定要吃大亏，红军非受损失不可。但特委仍一意孤行，坚持所谓的“决战决胜”的错误主张。眼看红军就有被葬送的可能，形势十分危急。4月初，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专题讨论当前的局势和行动方向的问题。徐向前在这次会议上，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他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1000多人，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里属于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便于红军机动游击，也可以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的队伍。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一些领导人仍然认为东江形势大好，盲目地高谈“迎接革命高潮”的“反攻”。最终，徐向前的意见被联席会议否定了。

    会后，红军根据特委的决定，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八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进攻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八个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可是，自此的处境却更加艰难，环境更加险恶了。作为师长的徐向前，他率领着剩下的400多人，采取“跑圈战法”，在山林里和敌人周旋。敌人遭到东山，他们就撤到西山，敌人又追上来了，他们又跑了出去。他们越转越有经验，越转越有信心，而敌人越转越疲惫，越转越懈怠。草棚被敌人烧毁了，他们再搭起来；粮食没有了，就挖野菜，摘野果。这“跑圈”的战法，游击的实践，愈发使徐向前确定了这样一个思想：敌强我弱，为了保存自己，决不能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决不能去做“乞丐与龙王比宝”的傻事，要依靠山区和敌人“跑圈”，坚持游击战。这里蕴含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也能创造出用之不竭的战法。敌人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搜剿，一次又一次地围攻，但是面对红军的“跑圈战法”，他们只能是无可奈何，望山兴叹。气急败坏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扫平千里赤地”的恶毒手段，焚烧村庄，屠杀人民，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深山里。

    在这段艰难的经历里，徐向前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形势、特点出发来深刻地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思考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后来总结说：“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落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地主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崇，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徐向前的这些认识，正是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对中国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法的科学总结和深刻揭示。他关于游击战战术原则的思想，也同样如此。敌强我弱，这是当时红军面临的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言，“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渺小的红军，需生存下来，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山里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于是，徐向前在大别山经历了一段游击战争实践之后，于1929年12月，他与红军领导人戴克敏等共同研究总结出了著名的游击战争七条战术原则：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徐向前认为，在游击战争中，最为关键的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对此，徐向前分析到：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会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像紫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大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武装充实自己创造了条件。

    在具体战术上，徐向前强调：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敌人吞掉的危险。因此，不能只靠勇敢，还要靠战术、靠谋略。打仗，也像搞经济建设一样，要算账，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不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么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吸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士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徐向前认为，开展游击战争，除了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地实施有游有击，游击结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根植于民众之中。历次的反“围剿”、“会剿”、“搜剿”作战中，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及主动支援，使红军有了坚强的依靠和得到了及时的掩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鄂豫皖边的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里拥护革命，支持红军。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致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袭击敌人，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而我们的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就是我们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得以发展以及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正是基于徐向前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本质、特点、规律有了如此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组织指挥红军的游击作战时，才做到了指挥精妙，灵活驾驭，战法多变，游刃自如，使得红军一胜再胜，不断地发展壮大。

    1929年10月初，驻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由南向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了新的“会剿”，企图将徐向前率领的红三十一师歼灭于天台山地区。大兵压境，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怕丢了地盘，怕被敌人打烂了坛坛罐罐，所以，坚持要打，要以誓死保卫根据地，与敌抗击到底的决心，死打硬拼。红军指挥员中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怕红军丢威信，主张和敌人硬拼。徐向前除了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之外，还耐心地教育广大指战员和地方人员及人民群众：“要打得有胜利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我们还是坚持有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经过敌情的综合分析，最后决定还是要打。但不与敌人硬拼，徐向前将兵力分为两路，利用敌人合围的空隙，跑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去，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力求大量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夺得反“会剿”的胜利。

    由于红军“跑圈”式的转移，敌人的“会剿”企图落空了。当时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已进占宣化店、陡沙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旅也经黄安向北行进。就在这时，地方党组织送来了情报，说南路敌人只有四五百人，正在撤退。徐向前将信将疑，立即与党代表、参谋人员研究。大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此时敌人兵力不太多，与我兵力对比差距不太大，打得好有可能取胜，加上天台山地区山高势险，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在这里打它一个伏击战。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部队进入伏击阵地进行了充分的伪装，直到傍晚，敌人进入了我伏击圈。战斗刚刚打响，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徐向前决定采取交替掩护的方法尽快摆脱敌人。于是，在徐向前镇静自若的指挥下，部队开始有组织的分批后撤，直到天黑，基本上摆脱了敌人的追踪。这一仗，情况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战后的干部会上，在总结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议重点研究了反敌“会剿”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将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相机袭击敌人。经过短暂的休整的红三十一师，趁敌人向平汉线撤退之机，徐向前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向外线出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了敌人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慑于红军的声威，经过争取瓦解，全部投城，使红三十一师发展到了700多人，600余支枪。这一发展形势，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徐向前游击战理论的正确。

    1930年初，中央鉴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为此，作出了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的决定。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会后，部队即进行了改编，分别整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徐向前兼任第一师师长。红一军成立后，前委决定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地区，向第二师、第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徐向前率领第一师向平汉路出击。

    6月，徐向前率部西出平汉路，首先对杨家寨车站实施了袭击。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徐向前率领部队从二郎店出发，隐蔽地接近敌车站据点。这里驻着郭汝栋的第二十军的两个连，对红军部队的袭击行动毫无察觉，睡梦中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的路费，让他回家去时，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这次夜袭。缴获各种枪支100多支，使一些新人伍的徒手新战士马上就有了武器。战后，第一师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充来的300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将第一师的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几个大队，另加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由800余人扩大到1200多人。

    6月26日，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从花园派出另一个团，进至小河溪，挟愤而来，声言要为被歼的两个连报仇。这些敌人大都是吸鸦片的“双枪兵”，加上后接不继，是个狂妄骄横，麻痹好打的孤立之敌。徐向前针对这一实际，决定采取诱敌、伏敌的游击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来犯的敌人。29日拂晓，各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第一支队在左翼山脚下埋伏，第二、第三支队集结在山上，一切战斗准备就绪，只等敌人由此通过。部队一直等到中午，还没见敌人的动静，有些人认为敌人不会来了。但徐向前却让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

    中午刚过，突然发现敌人尖兵，紧接着两路敌人经杨家平口向东走来。中午的骄阳，热气阵阵袭人。这两路敌人根本不像行军打仗的样子，有的解开了衣扣，有的倒背着枪支，有的哼着放荡的小曲，拖着疲惫的步伐，缓缓地进入了红军第一师早已为其设置好的伏击地区。当师长徐向前看到敌人已经完全进入伏击圈之后，一声令下，第一支队的指战员一跃而起，迅猛地扑向敌人，第二、第三支队也从山岭上压下来，整个杨家平口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打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川军郭汝栋这支“双枪兵”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窜，有的丢掉背包、烟枪，纷纷自找生路，跑不动的就跪在地上缴枪求饶。我红军第一师的指战员们犹如虎入羊群，横冲直撞，一面冲杀，一面高喊“缴枪不杀”。仅用了2个小时，敌人一个正规团1000余人全部被歼。

    杨平口伏击战，是徐向前担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后，所指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后，红一师重返黄柴畈休整，又进行了第二次扩编。全师三个支队扩编为3个团，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共1500余人。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第一、第三两个团及师直属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区40里的花园镇为刚刚从武汉开来的敌钱大均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壕，夜间坐更，赶修工事，倍加警惕。师长徐向前与党代表戴克敏一起研究分析，认为花园镇的敌人虽然装备较好，但是都属于杂牌部队，战斗力较弱，我红一师经过杨家平口、郑家店战斗，士气正旺，战斗热情正高，正是连续作战的好时机。为此决定对花园镇之敌来个出其不意，突然夜袭。

    7月28日晚，师长徐向前率红一师从青山口出发了。两个月以前，这支部队只有几百人，短小精干，那时说走就走，行动非常迅速灵活。可现在，1500多人，人多枪多、装备多，机关也大了。全师集合起来，用了近2个小时。各级干部又缺乏组织大部队行军的经验，出发后走了十几公里，后卫就掉队了。走在前面的部队只好等待，当部队进至到花园车站东南15里的时候，天已破晓。对此情况，徐向前十分焦急，已经失去了夜间突袭的有利战机。面临的难题是按原计划打，还是不打？打吧，担心这支刚刚扩编的部队昼间作战受损失；不打吧，又觉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徐向前当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磋商，难下决心之时，地方党派人送来了最新情报，说昨夜花园镇内的敌仓库着火了，敌人为了灭火折腾了大半夜，驻南街的敌第八十三师留守连已经撤走，敌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警备，而且都特别疲惫。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徐向前认为此时仍然可以达成战斗的突然性。于是当机立断，按原作战计划实施。

    天已黎明，部队轻装后，由师特务大队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随后部队主力分路跟进。早上5时左右，太阳刚刚露头，各路部队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在统一的号令下，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镇内。这时敌人正在洗漱，当发现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冲至面前时，有的丢下脸盆去拿枪，但为时已晚。敌人顿时大乱，8挺重机枪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溃不成军的守敌，没等组织起有力的抵抗就败下阵来。战斗不到3个小时就接近尾声了。只剩下敌迫击炮营在副团长的指挥下，依托李家祠堂的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徐向前命令在祠堂周围堆积起棉花、柴草实施火攻。同时组织力量展开政治攻势。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士兵纷纷哗动，最后打死了副团长，缴械投降了。花园镇袭击又是一次出色的漂亮仗。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团1400余人，缴获38挺重机枪、5门迫击炮、800余支长短枪和大量物资弹药。战后，徐向前率领红一师转移到了小河溪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将原来的3个团各由两个营补充为3个营，还组建了一个枪炮混成团，全师已达到3000多人。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开始广泛传起来，他在指挥红一师的游击战中，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三战三捷三扩编，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鼓舞了群众。当地群众为庆贺所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还专门编出了歌谣加以传颂：

    平汉游击五十天，

    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威震武汉，

    革命烽火遍地烧。

    8月22日，徐向前率领红一师在四姑墩与红二师、红三师会合。在此期间，许继慎率领红二师、红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曾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3000人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西北的局面，红二师发展到1200多人，红三师发展到1000多人。至此，从6月至8月，红一军的3个师分为东西两线出击，广泛地开展游击战，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尤其是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师，取得的胜利最大，扩编的规模最大，红军的装备得到了改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经过实战的探索，徐向前所提出的游击战战术日趋成熟，游击战理论也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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