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事件：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

    谋略：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

    战场上的两军交战，要战胜敌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使自己具备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正如《明太祖实录》中所说：“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其意思是说，用兵的道理，在于必须先稳固自己的根基，稳固就会在多次战争中少遭失败。根基是什么？就是内部，内部最好是治理得坚实，坚实才难以攻破。什么叫坚实，就是有周密的准备。《孙子兵法·形篇》也说：“先为不可胜”。即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可战胜。“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即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必须自己先创造各种不被敌人战胜的内部条件。

    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抢关夺隘，翻山越岭，艰苦转战，刚刚摆脱敌人的穷追尾随，又遇敌人的合围堵截。所以，部队的伤亡较大，疲惫至极，消耗更甚，不得休整，更无补给，战斗力锐减：正如徐向前在其回忆中所描写的那样：“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倍受艰辛。”

    看到部队处境这样艰难，总指挥徐向前在思考着一个重大问题：“有根据地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到了没有根据地的地方，才晓得那种苦处。在根据地里，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游击队，有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送几次情报：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穿农、吃饭问题也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而我们到了远离根据地的地方作战，情形则大不一样。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敌人威胁下跑得远远的。红军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报没情报，困难要大得多。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往往被敌人堵到门上才知道，不突围没有办法。至于吃啦，穿啦，供应啦，更难以提起。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异常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基地。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基地，是绝对不行的。”所以，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红军缺吃少穿，面对红军孤军奋战等艰难险阻，选择和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当然，红四方面军的处境，同样也引起了全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一些高级指战员的深刻反思。许多人对张国焘自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连续退却的错误决定表现出怀疑和不满。广大指战员们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党自1927年起，经过了千辛万苦、前赴后继、不懈努力创建起来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于哺育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对于取得历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对于培养和锤炼党的骨干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在这里，红四方面军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给予红四方面军以博大的关怀和支持，是红四方面军得以发展的坚强后盾。但是，面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主力竟然被迫离开了这个长期以来为之流血牺牲的地方，这个红军建设、作战、生存、发展都赖以依托的地方，实施了盲目的大转移、大撤退，无依无靠，无援无助。饱尝了没有根据地的艰难和被动，越走离根据地越远，越走敌人的围追堵截越凶，越走部队的处境越难。而且转移前既未向部队说明原因，途中又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缄口不言。这一切，就不能不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怀疑和不满。许多干部纷纷议论：“为什么放弃了鄂豫皖这块革命根据地？”“究竟要到哪里去？”“行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让人不得其解，更让人为这支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担心。

    1932年12月9日，部队到达城固县小河口时，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曾中生、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和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等人，商定计划到党中央去反映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再加以纠正。当王振华、朱光将此意告诉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时，张琴秋认为这样直接反映不妥，还是当面跟张国焘交换一下意见。这样，他们几人把意见集中起来，并推举由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当前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担忧和下一步红四方面军行动计划的意见。大家一致要求，立即停止退却，争取迅速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着手筹划重新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关于这一段情况，张琴秋1933年8月1日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声明书》中写道：

    那时我的心里，一面着急（因工作做不好），一面又觉得莫明其妙，上级负责的人碰不到，也无法去问个明白：我们的行动方针若何？行军中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王振华和曾中生，我问过几次，他们都说不清楚。特别是王振华，当初脱离阵地的时候，他已经表示不满意，说红军不该脱离鄂豫皖。

    中生同志因随总部走，他当然知道得多。他同我谈话的中心意思也是不满当时的整个策略，提出说：“为什么不先占领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山阳，要半途单独改变行动方针”……听了这些话后，……我也就表示很满意。我曾遇见素不相识的朱光（他到73师政治部来巡视工作才知道他），我就问他，队伍开哪里去？你是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该知道。他说不知道。他也说了许多不满的话。在二郎庙时，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过，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队伍开跑，领导上定得是不正确的。我就问到各师师长、政委是否知道行动方针，也说不知道。我们都认为要好好收集些材料，并要提出自己的纲领。我们一到小河口，遇见了王振华和朱光。我对他们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马上就走。……我们此去主要的目的是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要中央来解决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当日下午，总政委到小河口，是李春霖带去的。当夜总政委无空，没有来谈话。我就认为问题难于决定，以到中生、刘杞同志那边去谈话。在中生、刘杞处谈话的有我、王振华、朱光、李春霖共六人。谈到这个问题，多数认为，要中生写信给张国焘同志，要他们将我们的意见提到中央去。

    在徐向前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及思想影响下，在经过了这么多因没有根据地而被敌人围追堵截，浴血奋战的磨难之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强烈要求创建革命根据地。为此，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因率部队前出侦察而不在指挥部的时候，召开了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小河口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提出了不少关于失去根据地，一味指挥部队退却的意见和批评，并且要求把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给党中央。此时的张国焘，深感自己处境的孤立，于是，施用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示欢迎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另一方面，则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置可否，更不把曾中生等提出的意见书以及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向党中央报告。

    小河口会议，没有形成和张国焘的公开对抗，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因为第一，张国焘当时仍然是中央代表，在得不到中央有关指示的情况下，不可能将他的领导职务撤换。而不撤换他的领导，要彻底纠正其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二，广大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还缺乏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没有意识到他的两面派手法。但是尽管如此，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这一次斗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将其家长制的领导，暂时稍加收敛，对于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不注重创建新的根据地及一味地撤退的主张，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不仅没有人支持，反而遭到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的反对。应该说，这对后来迅速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统一了思想认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小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进。当行进至秦岭的出口新口子时，又遇到了敌十七师第五十一旅的一〇一团、一〇二团的堵截。红四方面军先头第十师随即向敌展开了勇猛攻击，迅速将其击溃，并消灭一部。“缴获机枪四、迫击炮二、步枪六百余支。”12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进抵城固以西汉水岸边的沙河营，准备南渡汉水。但是由于渡船很少，方面军决定大部分涉水过江。为保障渡河安全，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沿江勘察渡江路线，并向部队进行思想动员，然后又带头走进了寒冷刺骨的江水。当夜全军胜利渡过汉水，进驻上无观地区。这时，在后面追击的敌第一师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关中，敌第四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则因红三军转战于鄂陕川边境，又不得不调向安康地区，而南郑一带仅有敌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十分空虚。至此，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敌人一连串的围追堵截之后，终于摆脱了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红四方面军进到汉中地区后，又体验到根据地优势和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好处。中共城固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在《红四方面军经过城固的情况》一文中写道：“敌人得知我红四方面军要从北山下来出升仙口，因而预先调集了101、102、98团3个装备齐全的正规军团，企图等我军出来，一举而歼灭之。敌人的阴谋早被我党掌握，当红四方面军还在小河口以北时，县委就派地下党员张仁俊、田文举等同志去迎接红军，并报告了我县敌情，又给大军带路，绕道火焰山口、毕家河口，两面抄了敌人的后路，东西夹攻。由于我军神速机勇，还没有等敌人的火力发射时，那些炮手、机枪手就当了俘虏，不到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溃逃而散……这次战斗的胜利，给了敌人一个很大的打击，其他匪军闻风后都暂时按兵不动。这次战斗胜利后，大军就在许家庙、西原公住了一天一夜。”“红四方面军在西原公住时，领导与发动了当地贫苦农民群众，打开地主何严的粮仓，召开了群众大会，给贫苦老百姓分了粮。”“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到处打富济贫，当一进入城固境内后，就很受爱戴和欢迎，沿途老乡成群结队地给红军送茶水、食品、鞋帽、衣物等。有许多乡亲们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红军去当兵，有的因年龄甚小不收，还痛哭流涕，熬着不走。”陕南特委还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鼓励工作，“在红四方面军来时，出过一千余份小传单，一篇欢迎红军的宣言及告市民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陕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红军运动，捐募背心、草鞋、食肉等物资，积极送给红军。洋县县委还开展了‘一双草鞋运动’。”红四方面军在驻西乡期间，“在短短7天时间里，先后在私渡河、廷水，骆家坝、钟家沟、贯子山、峡口柳树店等处，镇压土豪劣绅、恶霸地主70余人；在私渡河的让水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果如；在廷水街附近、私渡河的五间房、烂泥沟、刺笆林、让水田等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将800余亩土地，分给430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陕南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顺利地进入了汉中。广大指战员也从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根据地对于弱军战胜强军的重要。根据地，可以弥补我兵力薄弱之不足，部队可以根据地为依托与敌人周旋，让敌人找不到，打不着；根据地，可以弥补我武器劣势之不足，部队可以充分地利用根据地内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与敌近战、夜战、游击战、袭扰战、麻雀战，远近结合，土洋结合，冷兵器热兵器结合，对于进入根据地的强敌，能消灭的消灭，能消耗的消耗，能拖垮的拖垮，能疲惫的疲惫；根据地，还可以弥补我装备较差之不足，部队可以充分利用广大群众时时处处的支援的优势，衣、食、住、行、医等，都可以通过群众的支援加以解决，使部队不断地得到补充，得到休整，得到恢复。所以说，根据地是弱军生存的基础，是弱军发展的依托，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保障。正如兵法说：“用兵之道，必先固基本”，根据地建设，就是先固其本的基本途径。总指挥徐向前反复用这样的谋略思想去教育广大指战员，去同党内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去把握红四方面军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向。

    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所经历的战略转移，行程近三千里，迭破重围，两越泰岭，歼敌近万，而仍然保存着一万五千多人的红军骨干，成为后来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力量。这一胜利的获得，主要是由于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和数年革命战争中成长、锻炼出来的一支人民军队，是由于以总指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许多指挥员，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指挥。两个多月来，部队处在“流动”之中，敌情不易明了，也不能像在根据地内那样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有力支援，而且经常要与优势敌人的追击、截击、堵击、围击作斗争。在这种极其复杂、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以总指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各级指挥员，在军事指挥上，做到了坚定沉着和机动灵活，比较正确地处置了各种作战情况，使红四方面军英勇不屈，浴血奋战，闯过了难关。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本来要着手筹划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通过综合分析陕南地区的各种条件，还是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当时方面军考虑到陕南地区北濒汉水，南倚巴山，地方党又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于是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汉中群众斗争情绪极高涨，我军将在此创建新的苏维埃政府。”后来考虑到陕南连年灾荒，给养困难；又得到情报：四川发生军阀内战，川北防务空虚，且经济和地理条件较之陕南更为有利。于是便放弃了建立以陕南为中心根据地的计划，而是决定将根据地选择在川北。

    总指挥徐向前及方面军指挥员分析认为：四川自1920年实行“防区制”后，全省便形成了以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分区控制的局面。这些军阀，对外省是一个大的封建割据，具有一致对外的共识，不仅与邻省之间搞得壁垒森严，就是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几个军阀的内部，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霸一方，他们中间，实力最大的算是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了。占据着成都及川中、川南和西康省东部地区。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为刘湘第二十一军防区；阆中、通江、南江、巴中等川北二十余县，为田颂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川西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防区；营山、渠县、蓬安、岳池、广安为杨森第二十军防区；宣汉、达县、城口、万源为刘存厚川陕边军防区。各个军阀在其防区内，都掌握着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形成各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相互之间多有摩擦，连年混战。就在我红四方面军决定入川之前的1932年10月间，还爆发了刘湘同刘文辉争夺四川霸权的大混战，全省境内的大小军阀多被卷入其中了。尤其是田颂尧更是大动干戈，调集了30个团的兵力与刘文辉在成都市内展开了巷战。相互损失惨重。12月间，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争霸之战又起，刘文辉全力反攻，与刘湘大战于成都以南之荣县、威远地区。四川军阀的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了成都、内江一带，川北田颂尧的防区已经比较空虚了。对此，总指挥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部都认为是最为有利的条件，也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战机。

    再从地理环境上分析，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四川历来具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广人多，物产富饶，四川的民众素以勤劳勇敢、吃苦忍耐著称。不仅男子长年劳作不息，就是妇女也同样担负着各种主要劳动。但是，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在连年战乱的暴虐下，民众深受各种苛捐杂税、高租重利的残酷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大仇深，被逼无奈。从当时的反动报刊上刊出的消息得知，仅田赋一项，每年最少也要征收两次，连同附加等等，实际相当征收正赋八次。田颂尧的防区，田赋竞预征到1987年，一年之中，常常征收到12次。至于封建地租，一般是上田二八或三七分（即佃户要以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收获物交给地主），中田四六分，下田对半分。高利贷的月息高达百分之十，借粮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统治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剥削利益，还强迫农民大量地种植毒品鸦片，征收烟捐，不愿种的竟要征收所谓的“懒捐”，其欺压敲诈的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各地的军阀还在自己的防区内广设关卡，沿途征税，严重地阻碍了各地产品物资的相互流通，再加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使得民族的中小工商业纷纷倒闭，大批的失业者流浪街头。至于在军阀连年混战下，奸掳烧杀，拉丁抓夫等等祸害，更是数不胜数，倍遭涂炭，难以维生。市面上物价昂贵，农业凋敝，田园荒芜，烟毒遍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在军阀混战波及和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及剥削下，劳苦大众犹如挣扎在人间地狱之中。当时流传着十分形象贴切的顺口溜：“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人民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社会中，对反动军阀和恶霸地主，真是深恶痛绝，除了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许多地区都发生过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在川北，1932年9月间，南江全县人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数百以至数千人成群结队陆续进城游行示威，先后达到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当地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10月底，通江县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广大群众手持刀矛、棍棒，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大闹公堂，到处搜捕团总、保正，并在他们身上贴上“官逼民反”的标语。巴中县也爆发了饥民“吃大户”运动。当时在南江地区还流传着一种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根据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得越残酷，越深重，反抗就越坚决，越激烈。四川人民苦大仇深，已经积蓄了沉重的反抗情绪，具有了与反动军阀和恶霸地主展开斗争的革命精神，只要我们党，我们红军去广泛地宣传教育、组织他们，马上就可以形成一股拥护革命、支援红军的巨大力量，就可以成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依托。这一良好的民众基础，就是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

    另外，我们党在四川打下了牢固的革命基础。在川东地区，1925年宣汉有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达县有了“中国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1928年春，达县、宣汉、梁山先后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曾经领导着人民向军阀、地主阶级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英勇斗争。1929年6月29日，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共产党员、时任该旅旅长旷继勋等人的领导下，在遂宁、蓬溪边界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红军第一路”的旗帜。1930年7月29日，虎城、太平、龙沙三支农民武装合并成立了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1931年5月，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县党组织领导了升钟寺、保城寺地区两万多农民起义，曾组成了数百人的红色游击队。此外，党在川西和川南也领导过多次起义。这些武装斗争虽然多数遭到失败，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我党组织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保留了一些骨干。而川东游击队则一直坚持着游击斗争，成为四川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极大地鼓舞着四川人民敢于同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的勇气。

    总指挥徐向前综合上述情况认为：四川省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和充满有利于爆发革命的地区之一，这对于在这个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尤为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反动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奸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四川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四川军阀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互相利用，勾心斗角的局面，四川军阀与外省军阀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时四川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这种形势不能不说给红军在这个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使红军能够迅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再加上川北有利于开展游击作战的有利地形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这就具备了创建革命根据地所必需的客观条件。所以，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决定，红四方面军将由陕南向川北转移，并到川北去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这样既正确地利用了川北的有利形势，同时又反映了广大指战员和劳苦大众的殷切愿望，更加符合当时弱军战胜强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规律。因此，红四方面军经过详细而充分地分析论证，最终把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在了川北，其基本的途径就是创建革命根据地，通过在根据地的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先固其本，使红四方面军具备不被敌人战胜，而能够战胜敌人的能力。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之后，总指挥徐向前在向部队进行动员时说：“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徐总指挥的讲话，使红军指战员们明确了进军川北的方针，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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