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反敌六路围攻第一期作战
谋略:节节抗击,诱敌深入
1933年7月,蒋介石出于他全面控制四川势力的目的,正式委任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多次催促刘湘就职从事。但此时的刘湘,精力并不在“剿匪”上,而是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的“安川之战”上。直到9月,刘湘打败了刘文辉,两大军阀的混战结束了,四川的军阀开始形成了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刘湘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独占四川,随即一面叫嚣“统一四川财政”、“统一四川民政”,一面在“剿匪总司令”的名义下,加大控制其他军阀势力的力度。并于10月6日在成都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其司令部就设在成都。就职当日,蒋介石派其亲信何成澹亲临监视,并宣布了委任状。刘湘表示“已抱有匪无我之决心,并望各将领共存此心,以便彻底肃清”经过在成都总司令部召开了多次“剿匪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刘湘纠集四川主要军阀,以其所属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组成“六路围攻”部署,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攻。
刘湘的“六路围攻”部署是: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的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的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田颁尧;第三路为李家钰新编第六师和罗泽洲第二十三师共15个团,由南充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李家钰为总指挥,罗泽洲为副总指挥;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的12个团,由蓬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杨森;第五路为刘湘第二十一军的24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宜汉、达县方向进攻,该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为总指挥;第六路由刘存厚残部改编的第二十三军的12个团以及盘踞在城口、镇巴地区的王三春等匪部约6个团,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总指挥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邦俊。刘湘的部署,从西北起广元至城口的千里弧线上,形成了三面围攻的态势,共集中了110余团的兵力,约20余万人。另外,还有两个空军编队共18架飞机。蒋介石除了拨给大批经费和枪支弹药外,还派飞机助战。英国帝国主义也起运了大批枪械、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给刘湘。
刘湘的围攻计划是分为三期作战:“第一期占领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河、曾口场等:第二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第三期会攻苦草坝。刘湘要求,整个围攻,各路人马要相互配合,分进合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协力推进,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另据当时的《复兴月刊》登载:刘湘任总司令职后,即与各军决定剿匪的分配与布置,计共分为六路,各路主官兵力及任务是:第一路邓锡侯任总指挥,计划出2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5个团约15000人,第一期作战任务是攻克广元,第二期任务是攻克南江;第二路田颁尧任总指挥,计划出2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2个团约20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援助第一、三路攻克仪陇,第二期任务是援助第一、三路攻克巴中;第三路李家钰任总指挥,罗泽洲任副总指挥,计划出15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0个团约12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援助第四路攻克仪陇,第二期任务是援助第四路攻克巴中;第四路杨森任总指挥,计划出12个团的兵力,实出8个团约10000人;第一期任务是协同第三、五路推进,第二期任务也是协同第三、五路推进:第五路王陵基任总指挥,范绍曾任副总指挥,计划出30个团的兵力,后再增加约4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攻克绥定,第二期任务是攻克宣汉;第六路刘存厚任总指挥,刘邦彦任副总指挥,计划出1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4个团约6000人,任务就是协同第五路行动。
为了配合“六路围攻”,刘湘还在成都组织了“剿赤后援会”、“安抚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此外还加紧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在各军阀统治区内增派了田赋捐税达几十种之多,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除此之外,刘湘还口出狂言地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对此,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指挥部分析认为,敌人这次的转攻兵力强大,来势凶猛,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及作战物资保障上,都远远优于红军,特别是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但是敌人也有无法克服的嗣难和矛盾。比如,在敌人围攻的六路部署中,第二路的田颂尧部、第四路的杨森部和第六路的刘存厚部之敌均受到我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未复,余悸犹存;邓锡侯部、李家钰等部,远离本防区作战,既慑于红军的声威,又担心其防区内的人民起来反抗,因此畏首畏尾,刘湘本来与各军阀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利益、势力之争的矛盾,他想利用“剿共”这一机会来加强对各路军阀的控制,但其他各路军阀也各存戒心,唯恐被刘湘吞并,暗存疑忌,心有顾虑,自诩主张,各保实力。这样就势必会直接影响各路敌人之间的协同与配合,难以形成围攻的合力,应该说,这是敌人最为致命的弱点。而从我红四方面军来说,经过前一时期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大大振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增加了勇气。与此同时,根据地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其中心区域已普遍分配了土地,当年的农业又获得了大丰收,新解放区也初步发动了群众;红军在人力、物力,尤其是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补充,兵力达到8万之众,并取得了与川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加之在根据地家门口与敌人作战,地形熟悉,有广大革命群众和地方党政的支援,有根据地的及时保障,必然会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增。另外,由于方面军与陕军孙尉如部达成协议,继续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关系,使我军可以集中兵力打击川敌。基于上述分析,我红四方面军只要作战指导正确,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是完全有条件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针对敌我双方情况的综合分析,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指挥部认为,鉴于敌人这次围攻的兵力强大,进犯方向较多,易被敌分割包围,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根据反“三路围攻”的成功经验,决定仍然采取“利用我根据地的广大地域,节节抗击,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相机反击”的战略方针,以求得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过程中,大量地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
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其实际是对后发制人军事谋略在敌强我弱这一特定作战背景下的具体应用。对此,毛泽东曾作过十分精辟透彻的阐述:“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弱其优势。”也就是说,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军事谋略,是指当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发动进攻时,我应避其锋芒,先让敌一步,有计划地实施诱敌战术,将敌人诱到我根据地的内部,依靠有利的地形条件,发挥我革命群众支援的优势,一步一步地迟滞、消耗、疲饿敌人,使敌人在我根据地内越深入,战线拉得越长,兵力越分散,士气越沮丧,战斗力越削弱,而我主力则可以隐蔽集结,预设战场,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待敌人出现人困马乏,饥疲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有利战机时,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致命的打击,由此战而胜之。
临战之前,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态势是:第四军和第三十军主力及第九军4个团和即将改编为第三十三军的川东游击军集中于州河、前河地区,第三十一军全部分布于广元、昭化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九十师和八十九师一部分布于苍溪、阆中地区,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二十七师(缺一个团)分布于仪陇、营山地区。这时方面军还以约8个团的兵力分头向开县、开江城北的永兴场一线,与首先投入进攻之敌刘湘所部第五路第三师、第四师、独立军一旅和刘邦俊第六路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遭遇。经过五天的激战,我红军杀伤敌军5000多人。但终因兵力分散,未能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而敌人的后续梯队又再源源不断地增加,红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遂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直到11月中旬,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
刘湘于11月16日下令各路人马发起攻击。敌田颂尧第二路、杨森第四路,分别由阆中、蓬安先后向根据地推进。其中第四路的第三、第五、第六混成旅于11月23日侵占了营山后继续向北进犯。26日,防守这个地区的我军第九军部队集中兵力反击,一举袭占了城北十余里的凤凰岩,将敌第三混成旅全部击溃,直追至营山城下,共歼敌约两个团的兵力。我红四方面军经过东西两面这样有效的阻击,终于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我方面军全面做好反围攻的准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根据敌人展开围攻的部署和我方面军的态势,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在兵力部署上,以东线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第四军全部、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个师及第三十二军部队共20余个团,部署在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兵力抗击主要进攻方向上的敌第五路、第六路。以第三十一军主力、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等共10余个团,仍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统一指挥,分别钳制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另以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七六团分别部署于通江县北境的碑坝和旺苍坝以北的三道河地区,主要担负监视陕南敌军动静的任务。
根据方面军总部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及所进行的作战部署,全军依据各自受领的作战任务,立即掀起了反围攻的作战准备热潮。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一线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火线练兵运动。二线部队在根据地内的各个要点,加紧构筑工事,以便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时借以有力地打击敌人。除了军事准备之外,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也都动员起来,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支前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有根据地的优势。12月7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粮食会议,布置了公粮的集中、保管和运输工作,要求根据地的群众一定要彻底的坚壁清野,让侵犯根据地的敌人没吃、没喝,无法补给。11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的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反敌围攻的斗争中去。针对这次反围攻的形势、特点,会议讨论了党的任务、组织问题、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加强财政经济工作、开展查田运动等10余项议题。确定了当前最为紧急的任务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围攻的斗争中来,以最大的决心努力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还要求在1934年“二七”纪念日前扩大20000新兵,成立30个独立团,建立工人师、少年先锋团和妇女独立团及各县少年先锋队模范营,组织妇女侦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并以区为单位将赤卫军集中编组,“实行全赤区军事化”。会议之后各级党政组织,各群众团体,都分别召开会议立即贯彻落实。省委还组成了23个宣传队,深入各地展开工作。各县的党政军的领导机关,还共同组织了“战斗委员会”,以利于统一领导当地的反敌围攻斗争。经过这一系列扎实而有效的工作,红军和根据地党政及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力量上、物资上、训练上、战场建设上都做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同时,大大增强了与围攻之敌血战到底,并赢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12月上旬,围攻的各路敌军均已到达了指定的进攻位置。第一路邓锡侯部进至白草山、柏水铺:第二路田颂尧部进至王渡、观音寺;第三路李家钰、罗泽洲部进至荣亭场、二道河:第四路杨森部进至大小蓬山:第五路王陵基部和第六路刘存厚部仍在州河南岸。各路敌军经过一番准备和战前协调,12月中旬,敌以第五路为主攻,发起了全线第一期总攻,企图占领宣汉、达县、仪陇、江口、恩阳河、曾口场、旺巷坝、木门一带,并强调继续执行其三个月内消灭红军的作战计划。“12月16日,东线敌第五、六路在飞机掩护下,分别强渡前河、州河。第四军一部在宣汉城东三河场,第九军主力在宣汉城西曾家山,分别乘敌半渡之际,给其右路第二十三军廖雨辰第一师和中路第二十一军王陵基第三师以大量杀伤,共歼敌3000余人。第三十军主力,也在达县城东南雷音铺等地,给敌左路第二十一军范绍增第四师以大量杀伤。”
总指挥徐向前根据“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和“节节抗击,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指挥方面军东线部队于17日和18日主动放弃了宣汉、达县两城,向东超庙坝、西经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至北山场一线新阵地转移。在转移途中,红军在宣汉城西北的万鼓楼和东北的拱桥河等地展开了阻击战,又杀伤了大量的敌人,并击落了敌机一架。据当时前线报道:“敌人飞机一架于1月19日被我击坏,降落在宣汉土主场田中,飞机立时粉碎,机师亦已毙命。”
红四方面军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撤至第二道阵地之后,立即以主要兵力在主要方向上展开了纵深梯队配置。依山凭险,构筑了大量的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设置了大量的芦柴等障碍物,以便于有效的迟滞和消耗敌人。在次要方向上,也部署了少量兵力,并配属以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守。为了更有效地拖住和疲惫敌人,部队在密林和要隘遍树红旗,广泛地布设迷阵,以迷惑敌人。当敌人以整师、整旅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以及飞机的掩护下,实施多路连续攻击时,红军部队开始仅以少数兵力坚守阵地,顽强地阻击敌人,给敌以迟滞和消耗。等到敌人攻击到我主阵地前沿,完全暴露于红军火力有效射程之内时,主力部队突然开火,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给敌以大量的杀伤,尔后以部分兵力乘敌气竭力衰之际,组织实施短促勇猛的阵前出击,以白刃格斗消灭阵前残敌。就是这样,方面军东线部队依托既设阵地和先处战地的有利条件,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大小规模的攻击。而每到夜间,红军又派出小分队,利用夜暗和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在全线展开袭扰战。以小分队越过敌人防线,袭击敌哨所,捕捉敌军人员,捣毁敌仓库,炸毁敌设施,搞得敌人心神不定,防不胜防,彻夜不宁。基本达到了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消耗敌人、拖垮敌人的作战目的。
我红四方面军东线部队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正确指挥下,从12月下旬至1934年1月中旬,又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其中第三十军部队的北山场等战斗,第四军部队的峰城等战斗,第九军部队的大城寨等战斗,都使敌人损失了大量兵员和装备。据当时战斗捷报记载:“我三十一军一部于16日拂晓攻下昭化河东之天险木子垭,缴获步枪80多支,俘虏70多人,毙敌连排长和士兵50多人。敌动摇万分。”前方快电报:“我红九军之一路占领凤凰岩,将杨森残部第三混成旅全部击溃,俘虏和打死敌千余人,其中团、营、连长甚多,缴得大批步枪、手提盒子枪共约千多支。”又电:“我三十军之一排人,将义和场的反动武装全部消灭,并击毙反动派100多人。”许世友将军在《我在红军十年》一书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作战情况:
夜色笼罩着大地,大城寨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出现了两堆耀眼的火光,那是报告袭击得手的信号。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七十五团团长韩东山浑身泥雪,满头大汗地跑来向我报告:“副军长,我们摸到敌人窝里,敌人还莫名其妙哩,有的在抽大烟,有的在烤火,有的已经钻在被窝里睡觉了。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歼敌约两个营,还抓了几十个俘虏”……像这样的小型出击,我们曾多次进行。
在这一段防御作战期间,我们各个部队广泛开展了夜袭活动,每到夜晚,一支支小分队就像一把把尖刀,越过敌人的防线,插入敌人纵深,打击敌人,袭扰敌人。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当时闻名全军的“夜老虎团”——三十军二六五团。他们夜袭庆云场,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歼灭,使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我们搞到敌人的一匹马,夜间在马背上绑了一个煤油筒,筒里放上一些爆竹,点燃后把马放回敌阵。敌人以为是我军夜袭,又是打枪,又是开炮,折腾了半夜。以后我们采取类似的办法,用牛、用羊进行“夜袭”,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这样,我军以节节抗击、阵前反击、夜摸偷袭等战术手段,不断给敌以严重打击,使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付出伤亡一万余人的代价,但这没有达到第一期总攻的目标。
“17日,西线敌人第二、第三两路集中20余团的兵力向仪陇城进犯。三十军的八十九师在仪陇外围进行了坚决抗击。”进犯之敌第一路,在广元县的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的三川寺等地,多次受到第三十一军的有力阻击,使其寸步难行。仅快活岭一战,红军就取得了歼敌近千人的胜利。第九军二十七师在仪陇城外围至佛楼寺一线,屡屡阻击,挫败了第三路、第四路两敌的进攻。1934年元旦这一天,方面军西线指挥所决定,以其预备队二七一团和前沿部队二十七师,在仪陇城南五里墩,以夜袭手段向敌第三路的4个团发起反击,并组织赤卫军和群众在两翼佯攻助战。激战一昼夜,敌人实在招架不住,败下阵来溃逃,我军随即又组织了追击,一直猛追了20余里,先后毙伤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俘虏敌100多人,缴获枪只200多支。方面军西线部队在达到迟滞敌人进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打乱敌人作战协同的目的之后,于1月11日又有计划的主动退出了仪陇城,撤至到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占领既设阵地,采取阵地阻抗、阵前反击、游击袭扰等方式,继续打击、消耗敌人。
从此以后,方面军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在整个战线上采取了运动防御的作战方式,以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队的防御部署,在预有准备的防御阵地上,积极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在这一道坚守防线上,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粉碎了敌第一期围攻企图。
1934年1月下旬,总指挥徐向前根据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认为敌人的兵力仍占有优势,我不宜与其死打硬拼,还应继续诱敌深入,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手段的节节抗击,继续大量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作战潜力,为战略反击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遵照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命令,方面军东线部队再次主动后撤,向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西迄灵台一线转移,引诱敌人再度深入。红军的主动撤退,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则认为是“红军抵抗不住国军的进攻,不得不放弃阵地,全线崩溃。”于是一面向其主子蒋介石、刘湘虚报战果,邀功讨赏,一面命令所部全线猛追,一定要把当面红军彻底消灭。这样,盲目骄横的敌人脱离了原来的阵地。同时,由于其一味猛追,实质在作战布势上是突出冒进,成了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了。于是,方面军部队在撤退途中,不断地以小分队牵制和吸引敌人,紧紧把牵住敌人的“鼻子”,并给敌以一定的杀伤。而敌人却紧追不舍,越追越突出,越追越孤立。1月19日,敌第三师第八旅进至马渡关,总指挥王陵基求胜心切,亲自率领手枪大队到前方督战。但激战了四昼夜,红军毙、伤敌2000余人。随后红军又主动放弃了马渡关,于20日夜撤至到大垭口。
2月上旬,敌第四师仍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中路第三师虽进至马渡关及以东花池山一线,也因红军的阻击而逡巡不前。右翼进至沿山场以东马鞍山地区的敌第二十一军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部,则处在突出冒进的态势上。同时深入根据地的敌军,其后勤补给已经开始出现困难,加之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补充不济。另外,敌军自进入根据地以来,除了向红军的阵地猛冲,遭到顽强抗击,每次都以伤亡惨重而结束战斗之外,就是昼夜不停的遭到游击队、赤卫军的干扰、破坏及袭击,整日不得安宁,提心吊胆,十分厌战,士气亦更低落。但是敌各路总指挥却十分得意,误认为进入根据地以来,虽有损失,但还是节节推进,步步深入,已经占领了根据地的大块地盘,红军越退,回旋的余地越小,“已经看到了驱除红军于四川境外的胜利曙光”。所以,各路头目麇集成都都互祝“胜利”,并下令部队休整。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也私自跑回万县老家,同家人“团聚”去了,准备欢度春节后待机进攻。
得到这一情报以后,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当面之敌对我军的情况判断是错误的,是我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创造了使敌盲目骄横、狂妄自大、松懈麻痹、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兵力给敌以致命的一击,以求大量地杀伤敌有生力量,为战略反击奠定基础。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这一决心,方面军指挥部决定,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的第二梯队共3个师的兵力,对进至沿山场、罗大坪一线立足未稳的敌军发起反击,拟首先歼灭突出冒进之敌右翼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七旅,并准备在反击得手后实施反攻。
2月10日夜,第八十八师以第二六五团为第一梯队,乘夜暗,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开始向敌运动,经马鞍山右侧的侯家沟,在凌晨3时左右,突然袭占敌阵地后方的楼门口,随即迂回到马鞍山,歼敌两个营。尔后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楼门口,迅速又迂回到马鞍山,乘敌人混乱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毛坝场,击毙了敌二十一军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并协同第四军一部,将警备第三路司令部及其两个团全部歼灭。刘湘的嫡系郝耀庭路的3个团被全歼以后,敌人的增援部队第二师一个旅约2个团的兵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我军发起猛烈的猛扑,企图夺回已失阵地。我二六三团和二六八团又全部投入战斗,激战两个小时后,将该敌全部歼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我军乘胜前进,继续扩大战果。与此同时,第九军第二十五师迅速攻占了毛坝岩以西的红岩,11日攻到了敌第三师师部所在地胡家场的街口,消灭守敌第七旅大部,并活捉了第九旅旅长张邦本。随后又迅速向西发展,占领了池溪场,进逼位于马渡关之敌第八旅的右侧后,围困鸣鼓场、老木口敌第七旅。敌右翼第二十三军见郝耀庭部被歼,慌忙将主力调至灯笼坪附近阵地进行坚守。敌第五军一师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也随即推进至傅家山、江华山,一面策应第七旅,一面巩固胡家场、毛坝场以南阵地,以掩护其第五路的总指挥部,并令其总预备队的独立团立即占领红岩、佛耳岩一线,以掩护第七旅的右翼安全。敌中路第三师也以位于马渡关以南大罗坪的第九旅为基准向东延伸展开,以巩固隘口附近的阵地,协同第二旅、第五旅和第二十三军的两个旅组成新的防线,拼命阻击红军向其纵深发展进攻。
对此,方面军指挥部认为,敌虽建立了临时防线,但仍立足未稳,我应乘势实施坚决勇猛的连续突击,一举突破敌防线,给敌以大量的杀伤,尔后视情况发起战略反攻。为此,方面军以第二十五师和第八十八师等,分别在池溪场、毛坝场地区组织了连续猛烈的突击。但由于敌不断地补充兵力,拼死抵抗,加之我总兵力不占优势,所以,激战两天未能打破敌人的防线,随即停止了进攻,转入防御。
马鞍山战斗,作为反敌“六路围攻”第一期作战中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是方面军以准备相机转入反攻为作战目的所组织的一次反击作战。经过五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两个多旅,在宽约20余里的地段上向敌纵深推进了30余里。由于战斗发起时是以夜袭战法实施的,在我突然勇猛的攻击下,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混乱不堪。所以,这次反击的最初发展顺利,争得了主动。但后来,所以受阻,主要是反攻的时机没有把握好,操之过急,东线红军的战线拉得很长,影响到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投入到反击作战中。因此,当集中起来的3个师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后,当面红军缺少继续向敌纵深发展的后续力量,没能迅速增加新锐力量实施连续突破,结果给敌人留下了在纵深调整部署、机动兵力,形成新的防线的机会。另外,当红军突破敌防线,进至胡家场地域的部队,应该继续向南进攻,配合第八十八师和第四军主力集中力量首先围歼敌第二十三军主力,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使其力量对比发生转化,从而获得更大的战果,动摇敌东部的整个战线,创造将反击转化为反攻的战机。但是,当时这部分力量却向西发展进攻了,这使得红军突击部队本来就兵力不足反而更加分散了,对敌打击的力度和连续性不够,致敌得以喘息,并调整了部署,站稳了脚跟,有效地遏制了红军的攻势以及直接转为反攻发展的势头。
当然,这次反击尽管没有实现发展成反攻的作战目的,但却给敌以沉重的打击,遏制住了敌进攻的势头。刘湘发动“六路围攻”至此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仅其所谓的三个月“全部肃清”川陕边红军的狂言没能实现,就是第一期计划中要夺取的城镇,占领的地域,也依然没有实现。相反,在红四方面军的积极反击下,东部战线险些被红军突破。为此,使刘湘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加强主攻方向的兵力,调第二师两个旅、边防第一路、第一师第二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四团等兵力并入第五路序列,并将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撤职,以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替。刘湘企图仍以第五路为主攻,向红军发起新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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