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反敌六路围攻第二、三、四期作战
谋略:师久则老,老则可击
反敌“六路围攻”的第一期作战,红四方面军由于坚持了“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正确的作战指导,取得了重大胜利,使刘湘未能实现第一期作战意图。对根据地人民和红军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根据地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彻底粉碎敌人围攻企图的信心和勇气。与此同时,在一些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中,也滋生了一些骄傲情绪、轻敌情绪。觉得别看敌人来势汹汹,气焰嚣张,不可战胜,号称110余个团、20万人的“六路围攻”,进入根据地,在我军民节节抗击、处处袭扰及有力反击下,照样不堪一击,尤其是马鞍山反击战,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所以,面对刘湘的第二期、第三期进攻时,我应该在实施阵地防御、阻敌进攻的同时,抓住有利战机发起全线反攻,彻底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
对于这种认识,总指挥徐向前认为,反敌“六路围攻”的第一期作战,我是取得了胜利,不仅有效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削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作战经验。防御抵抗与阵前反击作战问题,防御作战与游击作战结合问题,防御作战掩护主动脱离阵地问题,把握反击、反攻的作战时机问题,诱敌深入与积极打击相配合问题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下一步继续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面之敌的力量还比较强,兵力对比还占有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应该看到,马鞍山反击战之所以没能按作战意图发展成为战略反攻,说明我们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还不成熟,反攻的能力还不具备。所以,面对敌人第二期进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不能变,收紧阵地、节节抗击的战法不能变,防御作战与游击作战相配合的作战形式不能变。正可谓:“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就是说,要用后发制人的谋略来对付强大的敌人,其目的在于等待敌人衰弱。当敌军打久了就会精疲力竭,敌人精疲力竭了,由强变弱了,就可以乘势消灭它。这充分地说明,防御作战可以用时间来换取胜利,即从整体上、全局上用持久的战法来改变敌我态势,待敌竭我盈之时,便可以一举歼灭之。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以节节抗击的办法来不断地消耗敌人,衰减敌人,随着敌在我根据地消耗时间的延长,强的变弱,锐的变钝,才便于我集中力量组织反攻,尽而彻底地打破敌人的围攻,彻底地消灭敌人。总指挥徐向前的一番引导教育,及时纠正了方面军中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为做好反敌第二期围攻做准备,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月3日,刘湘在成都召集各路总指挥召开第二期“围剿”作战的军事会议,策划发动第二期总攻。“2月17日刘湘颁发川军‘剿匪’第二期作战计划”。在西线,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在东线企图攻占万源,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东之线,封锁川北至镇巴门户。上述计划,限期在一个月内完成。刘湘的作战计划,主要考虑到在短期内把红军消灭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第一期作战的较量中,刘湘已经深深地领略到了这一点,红军不但有一定的实力,而且还很有战斗力。所以,刘湘在第二期围攻中,决定采取逐段推进的办法来对付红军的节节抗击的战法。从东西两翼夹击红军主力,截断红军通往陕南的道路。此时,东线的敌军第五路刘湘的二十一军除第三师、第四师外,其第一师、第二师,独立第一旅、第二旅以及独立团,都相继投入了战斗。加上第六路刘邦俊第二十三军两个师及川陕边杂牌部队,全部兵力达到17个旅共60余个团。
3月4日,敌第二期总攻开始了。西线之敌首先发起了攻击。第一路之敌向旺苍坝发起了攻击:第二路之敌向恩阳河发起了攻击:第三路之敌向玉山场发起了攻击;第四路之敌向鼎山场发起了攻击。各路攻击之敌,均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拿出了决战的架势,气焰十分嚣张,攻势很猛。我防守西线的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积极迎战,节节抗击。第三十一军和二十七师、第八十九师,在南江、广元大道及仪陇、巴中大道路西侧与敌展开了激战,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大量地杀伤敌有生力量。在梓桐寨地区,我坚守部队乘敌人连续进攻精疲力竭之际,隐蔽地前出,迂回到敌战斗队形的两翼,突然发起攻击,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部署,毙伤敌700余人。当敌人从突然袭击中清醒过来组织抗击时,我前出部队在阵地火力的掩护下,又迅速地撤回了阵地。就这样,我军以阵地抗击和阵前出击相结合的有效战斗行动,使敌未能前进一步。入夜后,我军又组成了数十个袭击小组,利用夜暗悄悄地摸到敌人的驻地,突然发起攻击,又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杀伤了,直接影响了再次攻击的力度。当西线坚守的各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给敌以大量杀伤以后,根据方面军指挥部的命令,于3月7日至19日,我坚守部队先后主动撤出了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等既设阵地。我西线红军这一次的顽强抗击和大胆地收缩阵地,迫使当面之敌每夺取一道阵地,每占领一块地城,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仅鼎山场和木门附近的两次战斗,敌人即有10余个团被我军击溃,伤亡达两千余人。此次战斗,据王维舟在《忆红三十三军的战斗》中所述,“西线我是后撤出旺苍(3月10日)、撤出巴中(3月18日)、恩阳河(3月14日)、南江(4月7日)、江口(4月初),红军退守通江附近杨柏河、得胜山一线”。
在东线战场上,敌人鉴于前一时期全面进攻失利的教训,这一次调整了战法,改为实施重点进攻战术。3月12日,敌先以第四师的3个旅和1个独立旅,对红灵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企图在四方面军东、西两线的结合部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激战终日,进攻之敌除了损失惨重之外,别无收获。第二天又重新组织进攻,结果又是以失败而告终。第三天,敌人组成了“敢死队”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以伤亡500多人的代价,夺占了红军的部分阵地。但到了当夜,红军又乘夜暗实施了反击,又将敌全部驱逐阵地,歼敌1000余人。敌人见对红灵台的进攻未能得手,不得不撇下阵地来再作调整,重新组织进攻。3月22日,敌集中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5个旅,对东线中段的老鹰咀、毛坪一线发起了猛攻。扼守在这一线的红军,以昼防夜攻的手段对付敌人昼攻夜防,双方展开了“拉锯战”。经两天激战,歼敌2000余人。红军的主阵地却屹然未动。敌人在东线的进攻又遭到了挫败。其第二期总攻历时20余日,在主要方向的东线,同西线一样未能有丝毫的进展。刘湘不得不罢手收兵。
3月28日,对革命根据地围攻一筹莫展的刘湘,又下达了第三期总攻令。这次总攻的作战企图是在东线完成夺取万源的计划,西线占领南江、通江,尔后东西两线采取合围夹击的行动,继续推进至川陕边境,围歼红军,夺取围攻进剿的全面胜利。根据新的总攻命令,各路之敌又重新调整了部署。于4月2日各路之敌的总攻开始。
根据敌人的作战企图和作战部署,总指挥徐向前要求部队要进一步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围攻,阻止敌人形成合围态势。为达成这样的作战目的,方面军决定第三次收紧阵地,继续诱敌深入。待敌“久老”而歼之。对于这样的作战决策,总指挥徐向前强调到,敌人要拼命地夺占我阵地,向我根据地的纵深推进,我可以“将计就计”之策,边抗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边让出一部分阵地,给敌人一点甜头,时间久了,敌人消耗大了,甜头也就到头了。那时候就让敌人把甜头变成苦头,最后以失败而到头。这就是我们反敌围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高招”。
方面军的东线部队于4月上旬撤到了刘坪、镇龙关、万源一线,占领阵地,做好了抗击敌人攻击的准备;西线部队也依次在普子岭、木门、三江坝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后,主动撤到了南江河以东。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我红军并不是一味地撤退,而是处处都注意寻找并抓住敌军前进运动中的立足未稳之机,翼侧暴露之机,协同失调、队形混乱之机,看准了就狠狠地揍他一顿,给其以一定的消耗和伤亡,而我军则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得到一些补充和武装。正是应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其中,东线部队在庙垭场,西线部队在杀牛坪、新店子等地都进行了多次的反击和出击,给推进之敌以重大的打击。直到4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在贵民关、得胜山、刘坪、镇龙关、万源一线与敌人形成了对峙。4月23日,东线敌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该师全部及第二、第四、第五等旅,连续向镇龙关、石窝场和高白寨一线发动了连续进攻,红军坚守部队奋起抗击,积极组织阵前出击和夜间袭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经6天激战,至28日将该敌彻底击退,仅在镇龙关附近就歼敌4000余人,缴枪400余支,火炮10门。由此使敌人的第三期总攻又告破产。
从1933年12月中旬至1934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根据地以诱敌深人为作战指导相继后撤了200-300里,暂时放弃了根据地内大部分城镇和地区,根据地的一些建设遭到了破坏,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了,但是却换来了作战的主动,使敌人始终是按照我们的作战意图和作战设计来行动的,使敌人为夺取这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城镇和地区而付出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沉重代价。同时,通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我红四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等军事谋略对于弱军战胜强军的正确和重要。由此,也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使这支光荣的部队更加坚强,更加精锐。而敌人方面,尽管是连续发动了三期总攻,付出了损失35000人以上的代价,依然未能达成其摧毁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而且随着反动围攻的旷日持久,其围攻的信心日趋消退,其战斗力日渐减弱,其方方面面困难日益增加,其内部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六路围攻”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之敌,虽然自以为取得了某些夺占空城旷地的“胜利”,然而他们却顾虑一旦围攻的军事行动结束,刘湘便会转过来吞并他们,因此,疑惧日深月甚。
刘湘的三期总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很不甘心。所以,又开始了重新调整其内部矛盾和部署新的总攻的策划。于5月13日在重庆再次召开由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由唐式遵出面,担保军事围攻行动结束后,各路均能得到“安全保障”,对此,各路指挥不必多虑,应站在党国的利益和大局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地对付“赤匪”,并决定拨出30000元军饷和30000发子弹补充各军,以安抚各路军酋。刘湘在计绌智穷的窘境中,还聘请了其一向顶礼膜拜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刘从云,出任“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统一指挥。刘湘本人仍然座镇成都。另外,还在南充设立了一个前敌军事委员会,由刘从云主持,指挥全盘。
这个刘从云,也称“刘神仙”,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所谓的“刘诸葛”。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的大小军阀也跟着起哄拜他为老师。因此,权重一时,也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谍划。其实,刘湘也有自己的另一番用意。那就是把“刘诸葛”推到“剿匪”的前台,是想利用“刘诸葛”在军阀中的“威望”来统一和协调各派系的军队。在军事会议上,敌人确定了再次调集重兵集团,发起第四期总攻,企图夺取通江、万源,并以西线主力向东横扫,最后消灭红军。为此,刘湘增调其二十一军教导师和暂编第二师为总预备队,以潘文华任总指挥;同时调其边防军陈兰亭加强第五路的力量。这样敌人总围攻的兵力共达到140余团。光刘湘这次投入总攻的兵力约占五分之四,计80余团,10万余人。刘湘这一次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已经把他的全部家当老底,都拿出来了,可见是到了孤注一掷的程度。
按照“剿匪”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的作战部署,各路军马怀着势在必得的信心,于6月中旬开始,相继开赴作战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根据敌人的部署,总指挥徐向前决定从西线左侧依托巴山调动敌人,进一步地诱敌深入,创造更多的歼敌战机,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根据这样的决策,形成了具体的作战计划,首先打击第一路邓锡侯部,再由此向南横扫两线敌军,尔后向东线发展进攻,以致在整个战线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期围攻。
为了创造战机,迷惑敌人,更好地集中兵力,6月15日红军主动放弃通江,得胜山一带阵地,并于21日第二次撤出通江城。同时,第三十三军第二九七团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向东出击,击溃了王三春、陈国枢部1000余人,攻占了城口。这一突然的作战行动,给敌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误认为红军企图由城口出巫山、奉节,直捣云阳、万县。所以,刘湘急忙将第五路第一、第二、第三师及廖雨辰师由通江火速调至万源附近。这一调动,使东线敌人的兵力受到了削弱,使刘湘的主力部队被分散在了从通江、镇龙关,直到万源、城口等东西宽近400余里的战线上。而在各点的局部上却成了弱势,由攻势变成了守势。
这时“刘诸葛”已到前方指挥整个的第四期总攻。他到达时正值我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之时,愚蠢的“刘诸葛”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误以为是自己亲临前线的作用。于是他便大肆吹嘘其“占卜有灵”,似乎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使其忘乎所以,盲目自大起来,狂妄地吹嘘所谓的“36天消灭赤匪”的宣言。6月22日,敌人开始了第四期的总攻。以第二、第三、第四路和主力与第五路的第四师及总预备队潘文华教导师一部,向得胜山、通江发起了攻击;以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廖雨辰师及杨、周、刘等旅,其50余团的兵力向万源城南至通江城一线发起攻击。
总指挥徐向前从敌人的作战布势上分析出,调动和分散敌人兵力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在战场态势上已见成效。于是,决定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等部坚守万源城以南至通江城以北一线阵地,并集中10余个团的兵力于西线,向贵民关、观光寺间的分水岭地区实施突然猛烈的反击,如果战斗发展顺利,迅即转入反攻。26日部队反击开始,但因地形不利,敌人据险顽抗,经一昼夜的激战,反击未能奏效。加之雨季影响,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接敌运动和补给。针对这种情况,方面军便决定停止反击,将部队主力撤至小通江河以东,在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与敌隔河对峙,准备另寻反击战机。在此期间,东线红军除在7月1日主动撤出城口外,在万源至通江一线上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在红军的阵地前,敌人死伤累累,但没能前进一步。自吹的“刘诸葛”也哀叹着逃回了成都。随即敌人的第四期总攻又告失败。
自1933年12月中旬至1934年6月下旬,在指挥部队反敌人第四期总攻中,总指挥徐向前正确地运用了“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等军事谋略思想。对此,总指挥徐向前认为:要消灭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就不能不集中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兵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收紧阵地,这是其一;其二,在敌人主力进攻之初,其士气正旺,势力正猛,战力正强,我若正面硬顶,无疑是与强敌拼消耗,我不但拼不过敌人,还会把我有限的力量消耗殆尽。所以,要消灭敌人就不能急,不能死顶硬拼。而是发挥在我根据地内作战的群众支持,地形熟悉,先处战地,预设战场,能打则打,不能打则撤,机动灵活,打、走的主动权在我等优势,采取诱敌深入以分敌,节节抗击以耗敌,昼袭夜拢以疲敌的游击战,杀其锐气,耗其战力,老其兵力,使其逐步地气萎力衰,直到最终便于我集中精锐以实施反攻。其三,川地山大岩险,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而阵地战中又利于迂回、包围,而不利于正面进攻。但进攻之敌又不能不实施正面进攻,这就等于置敌于不利地位。加之我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断其补给,造成困难,迫其厌战,动摇军心。其四,诱敌深入,战线拉长加宽,各路敌人失去联络,破坏协同,断其支援,便于我集中兵力歼其一路,给其有生力量以大量杀伤,从整体上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这次反敌“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大胆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四次总攻之中,共毙伤敌军36000余人,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增大了敌人的困难,削弱了敌人的优势,为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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