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抗日战争期间

    事件：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

    谋略：积小胜为大胜

    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优我劣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我军必须量力而行，多打小仗，多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徐向前在指挥游击作战中的一个重要谋略思想。他认为，这是在游击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以劣胜优的“关键”。因为在敌人很强大的时候，我们去与敌人死打硬拼，不仅难以取胜，而且会增大自身的消耗，甚至会打败仗，这也正是敌人所希望我们能与其死打硬拼，尽而消灭革命力量，达成其“围剿”、“会剿”、“扫荡”的目的。相反，只有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因敌而战，量力而行，虽然是小打小胜，但却能够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消耗敌人，同时还可以一步一步地武装和发展自己，使部队和群众逐步地树立起以弱胜强，以小胜大，以劣胜优的信心。这样，小的胜仗积累多了，就可以变成大的战果，并最终转变战场态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这是战争指导上的辩证法，也是军事谋略中的以弱克强法，以劣胜优术。

    早在鄂豫边时期，徐向前就运用这一谋略，有效地指导游击战，不仅大量地消灭了敌人，而且还有效地保存和发展了自己。他反复强调：“游击战零敲碎打，几乎天天发生，不是敌人打我们，就是我们打敌人。敌人多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地主民团、反动枪会等，战斗力不很强。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断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自己。”

    这一战争指导上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共识。在抗战初期晋察冀豫根据地的形成中，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成功地运用这一谋略，不断地消耗敌人、不断地扩大根据地、不断地发动群众、不断地增强必胜的信心，在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一面分兵控制其已经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行其“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巩固其占领区，一面抽调其主力沿津浦路南犯山东。对此，党中央在分析全国的形势时认为，上海、太原失陷说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各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大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此时，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在日军继续沿同浦、平汉路南犯，占领平遥、汾阳、安阳、新乡等地后，已经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一二九师迅速分兵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尔后，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广泛展开游击战，连续发动攻势行动，主动出击，寻机歼敌，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侵犯华北的日军，改善了华北局势，推动了全国抗战的蓬勃兴起。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徐向前率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南下昔阳，打击和牵制娘子关方向进犯之敌。徐向前所采取的步骤是，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展开战斗。于是，他要求部队进入作战地区之后，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要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遵照徐向前的指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积极捕捉战机，在南滹沱河南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这期间，他们发现敌机不断地由滹沱河北岸起飞，去轰炸忻口、太原。经反复侦察，查明在阳明堡西南有一个日军机场，又从机场逃出的民工口中得知，机场有警卫队200多人，主要兵力配置在机场北端；敌机集中停放在警卫队的东南侧，防御工事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戒备不严。于是，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第七六九团首长决心利用夜暗袭击敌机场，在地面击毁敌机，挫败敌人的空中攻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根据敌情，部队组织了作战部署后，向预定地区开进。担任突击队的七六九团三营偷渡滹沱河后，确定以第十连由机场西北面攻击，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警卫部队；第十一连由机场东西实施主要突击，以打炸手段击毁地面敌机；第十二连为营的预备队。营长随第十一连行动。第十一连悄悄潜入机场，一直摸到距敌机30多米的地方，敌人仍然一无所知，第十连向敌人警卫部队接近时被敌警戒发现，第十连立即展开，先敌开火，将敌警戒部队压制在掩蔽部内无法反击。此时，第十一连迅速勇猛地冲向敌机，消灭了敌哨兵后，以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对敌机展开了爆炸，敌机随着爆炸声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机场。等到阳明堡的敌人出动增援时，我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及时撤出了战斗。此时仅用了一个小时，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多人的胜利，消灭了日军在晋北地区的一支空中突击力量。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也使得日军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来加强其后方守备。从而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另外，这一夜袭的胜利，也使我军总结了一条游击战的成功经验，即以小部队利用夜暗灵活机动地袭击、袭扰敌人，不仅可以给敌以一定的杀伤，还可以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整体作战部署，甚至能够改变战区的态势。从此，徐向前更加注重以小部队，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捕捉战机，积极地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战斗部署，减杀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大敌人的后顾之忧，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

    1937年12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调动频繁，有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的企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派陈赓率七七二团向正太路寿阳以南游击，寻找战机伏击进犯之敌。果然不出所料，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敌人的围攻于12月22日开始，首先从松塔打响。具体部署是：从寿阳出动的日军2500多人，并有3架飞机，平射炮、曲射炮10门的配合下，向部署在松塔的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展开了进攻：平定方向有500多日军向部署在西寨的八路军第七六九团展开了进攻：阳泉方向有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由榆次、长凝方向出动200多日军，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日军，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日军，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松塔方向战斗最为激烈。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的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100多人后，分别向南北军城转移，准备侧击敌人。但在半路又遇上了另两路敌人，激战竟日，不得不撤出战斗，又向榆树湾一带转移，战场形势告急。刘伯承一面令外线的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游击敌人，牵制和迷惑敌人，一面派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徐向前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狠狠地打一仗。而日军针对我游击战的特点，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有意暴露侧翼，诱骗我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然而，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与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以局部小胜的积累，求得全局歼敌。部队按照徐向前的部署，第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面，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种战法，连连奏效。歼敌400多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也积极配合作战，广泛出击，毙敌200多人。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寻我主力，速战速决，但却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便不得不向正太路沿线退去。日军的六路围攻在徐向前的游击战法面前大败而退，此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进入1938年，一二九师认真总结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徐向前重点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指出：“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情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与此同时，一二九师决定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2月16日，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之间开进时，昔阳守敌出动了400多人，企图阻止八路军行动。徐向前见敌人出城，便令第七七一团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主力迅速在凤凰山地区隐蔽待机，以伏击战法歼灭该敌，此法果然奏效。敌被我小股部队诱至凤凰山附近，伏击部队突然开火，打敌措手不及，伤亡100多人，余敌逃回昔阳。

    1938年初，徐向前（穿大衣者）在察看地形。

    2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第十八集团军为主力，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我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我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徐向前和刘伯承接到朱德电令后，即改变了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援敌的任务，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径进击，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及引井径之敌西出增援，尔后以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伏于旧关至井径之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第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城内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第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了街内的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为减少损失，天亮前撤出旧关。准备向长生口方向设伏的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其先头部队刚进至设伏地域，就与井径的出援之敌遭遇，遂即改变伏击计划，实施运动歼敌，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400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径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日军警备部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汽车5辆，少有缴获，我两个团也伤亡近百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起及时总结了战斗经验，刘伯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一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就在刘伯承、徐向前部署和实施长生口战斗时，晋东南的日军又占领了长治，企图进攻临汾。第二战区反击太原计划也停止实施，朱德令刘伯承、徐向前急速率部南移，参加晋东南对敌作战，牵制晋东日军向黄河一线进攻，配合第一一五师主力和晋西北的第一二0师作战。

    3月上旬。部队向襄垣一带展开，拟在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继续捕捉战机歼敌，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线。

    邯长公路东起平汉线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在山西的主要补给线，根据公路两侧的地形情况，徐向前认为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可为有利。徐向前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同意，并一起拟定了作战方案。于3月11日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电报报告。第二天，朱德、彭德怀复电称：“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根据这一指示，第一二九师决定以围城打援战法在神头岭设伏打击增援之敌。为此，第一二九师首先以一部兵力佯攻黎城之敌，吸引敌人来增援，尔后以三八六旅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设伏，打击增援之敌。3月15日黄昏，第三八六旅按预定时间进入设伏区。16日凌晨4时，我攻击黎城的部队突入黎城，与敌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我派出一个连和便衣队对潞城之敌进行袭击和侦察。潞城之敌立即抽调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上午9时许，当增援之敌的先头部队进至神头岭村附近的1187高地以北，后尾通过微子镇，主力完全进入我伏击区时，我三八六旅立即对敌发起了勇猛冲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使得毫无戒备的日军，新式大炮尚未放列，骑兵尚未上马，火网还来不及组织时，就被八路军战士的枪弹和刺刀杀得目瞪口呆。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经过6个半小时的激战，共歼敌1500余人，击毁汽车3辆，缴获骡马600余匹，长短枪800多支。第二天，敌又以1000余人在飞机的直接掩护下经1个小时的炮击后，再次来到神头岭实施报复时，我各部队早已先行转移了。

    神头岭战斗之后，日军在邯长公路沿线加强了警戒。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人，涉县守军增至400余人，黎城守敌增至千余人。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十几辆、几十辆、上百辆不等，主要是支援晋南、晋西之敌向黄河各渡口进犯。对此，徐向前认为，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五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数点，其中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后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决定，由徐向前指挥，以师的主力伏击敌运输部队。

    3月30日午夜，徐向前指挥各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响堂铺大道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31日上午8时许，日军从涉县开往黎城的180多辆汽车进入我伏击地区。徐向前指挥第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突然出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半日激战，共毙伤敌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又一次取得了伏击战的胜利。

    徐向前指挥游击战的节节胜利，使日军感到后方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调动主力部队，3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徐向前针对日军“扫荡”行动特点，要求八路军部队灵活采取游击战术，并强调到：一是要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反九路围攻战斗，正是按照徐向前的这些指示，抓住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主力一部给予沉重打击，共毙伤俘敌2200多人，进而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也开始向着平原地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应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根据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南。徐向前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时，曾预言日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做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

    部队进至冀南后，他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一定要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

    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了。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第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心腹地带南宫合围。敌人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进攻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补给。紧接着，化整为零的八路军，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多人。敌人不但找不着、也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反而还一次次地遭到八路军的袭击，饱尝了深入我根据地的苦头，“扫荡”被迫终止，主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没有改变。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区域。为此，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地，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已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冀晋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万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日军虽然撤出了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仍被敌人占领，而且这种态势已经构成了对我冀南中心区三面包围的局面。徐向前估计到，这种局面预示着日军很快又要对我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扫荡”。

    1939年1月，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果然开始了。这次“扫荡”，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共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过来。所采取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摧毁抗日根据地。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徐向前与他们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基本的还是游击战，具体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主动放弃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使敌人疲惫或兵力分散之后，再转入反攻，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去打击分散之敌，给敌以重创，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区分为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进攻的日军一开始就以其咄咄逗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不断受到阻击，140华里的路程3天才能达到，而且还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能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被歼。在香城固地方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辆全部被消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艇9艘，被击沉一艘，30多人毙命。被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打得诚惶诚恐的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徐向前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有效地实施了平原地的游击战，有效地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一年前，毛泽东还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打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却而退步。

    徐向前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作战指导，充分反映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游击战的战法，正如他对冀南平原地作战利弊条件分析的那样：“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战，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的确，徐向前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一套十分精彩的平原游击战争战法，这就是：

    （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

    （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六）无固定后方作战。

    （七）开展麻雀战。

    （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战法，也完全有别于其他平原地游击战战法，而是完全附合于冀南这一特定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战法。所以，运用这些战法，使得冀南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节节胜利。打得敌人寸步难行，连连败退。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一经奠定，新的使命又将徐向前调到了山东战场。来到山东战场之后，他仍然是首先了解分析山东战场的实际，研究山东战场反“扫荡”作战的新特点，由此制定相应的作战指导。

    徐向前在研究山东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时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摩擦全面化。他要求根据地的全体军民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扫荡”不断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还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要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军事打击是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主要手段。所以，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徐向前提出粉碎敌人新“扫荡”的原则和战术是：

    ——基本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正规军游击兵团，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敌人“扫荡”的数路围攻下，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机动以集中兵力击破敌人一路，或机动的来打击敌人。

    ——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所暗算。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防御。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进攻的方法，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如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做自处防御地位，都是不了解争取主力权的原则的。

    ——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

    ——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部队的政治工作。

    ——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

    ——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减消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

    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山东军民粉碎日军新“扫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徐向前还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要求，即：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徐向前还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

    ——大量培养、选拔、聘请干部；“聘请各种人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树立各方面的工作。

    ——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

    ——加强参谋、机要工作和军需供给工作，开办参谋人员的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制定参谋工作制度，要求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

    ——解决军需供给，自力更生，开源节流，这是以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的。每个干部发一块银元，规定要自买鞋穿。部队用槐树花、谷草灰染布。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要只收集自己的，而且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

    正是在徐向前的正确领导下，他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6月至7月间部队的数量是2.5万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5.1万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3.2万人。一一五师在1940年初是5.8万人，到9月就发展到7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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