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歌颂肉体》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否定、压抑自己的肉体，不断地肯定、神化自己的精神的历史，也是灵与肉不断冲突的历史。灵肉冲突始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从自然的呵护与束缚中解脱出来。当人类宣布自然是异己存在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就宣布了对自己的放逐，从此以后，人类开始饱受无休止的物我分裂的折磨。人们也曾幻想通过绝对的征服，来重新找回失落的平衡，可征服自然的结果是被自然征服，徒劳的征服最终恶化了灵肉的对立，于是，人陷入到不可自拔的悖论中：人越是想从自然中提升自己，越是不遗余力地压抑、贬低天赋的自然肉体，越是竭尽全力地高扬精神、美化灵魂；然而，丑化、迫害肉体势必殃及精神，因为肉体是精神的家园，任何形而上的精神活动都从形而下的血肉之躯获取能量。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人类渴望超越的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而无法超越的肉体还在源源不断、持之以恒地提供否定自身、超越自身的精神能源，人，是荒诞和痛苦的集合体！

    不幸的是，睿智的哲学家、敏感的艺术家和诗人，他们首当其冲地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灵肉冲突，无法选择地承担起我们应该承受的心灵的苦难，并创造性地将深度体验转化为哲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学文本，以直面苦难、迎头而上的勇气来击碎任何逃避的幻想，为我们示范大无畏的、左突右冲的抗争之态。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思故我在”与我存在故我思想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都是对两难困境的突围，所采用的策略何其相似：弃一取一，立场鲜明地走极端，试图有所突破。

    《我歌颂肉体》题目本身惊世骇俗，显示出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姿态，当然它是挑战“压制它的敌人——思想”，挑战思想至上者。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亮出底牌，使诗人失去了躲闪回旋的余地，也决定了全诗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的气势。

    全诗几节，以“我歌颂”为标志，自然分为三段。第一段呈现出来的是游离于“生命”“历史”之外、跌落在黑暗中的肉体饱受压迫蹂躏屈辱的历史。它原本有“神一样”高贵的气质，有“花一样”“自由活泼”的天性，有“煤一样”无限丰富的潜能，如今被封杀在禁忌之手中，遭受诅咒的戕害，而操纵这一切的罪恶正是与肉体不共戴天的敌人——思想，它本应是为保护肉体而存在的，但它居然反戈一击成为奴役、压迫肉体的罪魁祸首，对思想的控诉、声讨，正是对被压迫者的歌颂。第一段控诉与歌颂并行，共同履行为肉体雪耻的使命。第二段以“我歌颂”起句，奏响全诗的另一变奏。“肉体”作为实体，是我们唯一可以感觉、把握的存在，它是“岩石”、“岛屿”、“根”，是我们得以立足于飘摇人世的支点。“一切的事物使我困扰，/一切事物使我们相信而又不能相信，就要得到而又/不能得到，开始抛弃而又抛弃不开/”，人被抛入人世是偶然之偶然，在充满偶然性的世界里，我们注定要受到命运的摆布，终日惶恐不安地在相信/不相信、得到/不得到、抛弃/不抛弃、肯定/不肯定中徘徊，如风中摇晃不停的“缤纷枝叶”。而我们终于没有随风而逝，是因为坚实肉体的不可振动的定力，给予我们最可靠的支撑。肉体从来不是躯壳，从来不是包裹精神的“臭皮囊”，在诗人看来，肉体是造化的精心创作，是血肉充盈的实体，是自然元素的合成物。遍布周身的血管流淌的是生命的江河；脉搏的律动应和着体外潮起潮落的节奏；同一片阳光下，生命的蛋白质演奏着同一支曲子；“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穆旦《春》），是所有生命的肉体；肉体是自然创造的活动雕塑，在人类远离自然的今天，肉体不啻是自然的象征，返回肉体，肯定肉体，就是走向回家的路，走向最后的安宁。人们没有理由“害怕它”，更不应该“歪曲它”“幽禁它”，而将它放逐在生命之外、历史之外、语言之外。结尾部分是抑制不住的礼赞，一唱三叹的歌颂到此达到高潮。“沉默”、“丰富”、“美”、“真实”的肉体被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对象。全诗经由控诉——抒情——礼赞，最终画上了句号。

    我们不能放过几个主要意象和一对关系，它们是理解此诗的关键所在。诗中肉体的形象是以岩石、岛屿、根、种子等形象出现的，这关乎诗人独特的体验和独到的肉体意识。无论是非生命的岩石、岛屿，还是有生命的根、种子，都呈现出支点的特征：一切由此发出，一切以此为根基。其二，它们均是自然物，以纯天然、非人为的本真姿态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们享受自然的馈赠，又不吝惜地回报自然，以别致多样的存在丰富大自然的景观。应当说，人的肉体是大自然创造的最精美的雕塑，它最能体现造化的不可思议的精巧和尽善尽美的美学原则；它是人类唯一可凭借的生存之根。所不同的是，“岩石”、“岛屿”的意象所引起的对三维空间的实体存在的联想，构成了一种视觉冲击力；石头的坚实、硬朗、有力，又特别能赢得信赖。“根”、“种子”以深入土地、咬定土地的形象，显示出牢靠、扎实的品质。“根”、“种子”是生命的能源，它不断地释放出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正如肉体为理性思考、形而上的超越输送能源，它无疑是思想的根本。

    与肉体对垒的是思想，它虽不是诗中的主角，但作为被诅咒的对象，显示了无所不在的魔力，成为不可忽视的邪恶存在。“衣衫”的产生源于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它更是羞耻意识的产物。羞耻意识所带来的精神自觉无疑将人提升为高级动物，人类进而由掩饰羞处，到掩饰所有的本能、欲望，依靠掩饰，一步步脱离自然，走向文明。“衣衫”是人造的，它遮蔽肉体的同时，也遮蔽了自然，它象征着文明对自然的征服。诗人憎恶“文明”的霸道，他怒不可遏地诅咒它“破旧”、“薄弱”、“褪色”，为思想敲响丧钟，期盼“衣衫”剥落后，肉体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肉体的赞美者和思想至上者自然形成“我”和“我们”的对立。“我们”涵盖了“我”，表明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我”的禁锢、毒化，而“我”抉心自食，立场坚定地要粉碎内在的“超我”与外在的“文明”的合谋。一边是“文明”的“我们”，畏惧肉体的自由、活泼、无限丰富的潜力，施以诅咒，封以律条，丧心病狂地蹂躏它、压迫它，妄想以贬低它的身份来获取精神的胜利；另一边是与“文明”对抗的“我”，他正视肉体自然的存在，歌颂它的真实、可把握性，歌颂它如上帝一般高贵、不可亵渎的天性，进而诅咒思想以解救肉体，预见它必能冲出黑暗，战胜黑暗，因为它是“光明”的化身。

    反思文明，是现代诗人穆旦的诗歌主题之一。在他诗中频频出现的野兽、肉体等意象，是诗人为了让“在人性的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文明”一口，是为了“拿出人性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纸牌来”抵抗文明的阉割，是为了寻回生命的血性与野力，重塑新人类。

    然而，诗人在控诉“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之后，并未告别智慧、思想，走向野蛮和愚昧，而是执著于“用肉体思想”（穆旦《控诉》），追求“思想知觉化”、感性化、肉体化，而“敏锐的知觉”和“玄浮的思维”的有机结合，确立了穆旦在现代诗坛上不可取代的地位，“用肉体思想”无疑是最深刻、最文明的思想。

    （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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