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既然有此用“后记”说话的机会，我便再就自己对穆旦诗的认识接近及解读过程，多啰嗦上几句，也许可以与喜爱和接近穆旦诗的读者，进行一点更为亲切的对话和交流吧。
自中学时代起，我就非常喜欢俄罗斯的文学。入大学之后，兴趣依然不减。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俘虏》、《加甫利颂》和《普希金抒情诗集》等，与戈宝权编选翻译的《普希金文集》、余振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一起，都成了那时候我最喜爱的诗歌读物。当时我并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后来，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署名穆旦的那首风格独异、告别往日阴影的《葬歌》，与艾青饮誉一时的著名诗作《在智利的海岬上》，先后刊登在刚刚创刊不久的《诗刊》上，它们曾经引起我多大的内心骚动与共鸣啊！至今重读穆旦那首《葬歌》，还止不住为他的真诚与表述所打动：“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在鸟的歌声中我想到了你。//……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不久，因为莫名其妙的灾难突然袭来，穆旦和查良铮的名字，就一起从偌大的诗歌园地里全然消失了。我大学三年级时，参与并执笔撰稿发表于1959年《诗刊》上的《新诗发展概况》“抗战诗歌”一章里，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自己的怯懦与对历史的无知，根本就没有提到穆旦的名字，更不要说谈到他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那些深沉优秀的诗作了。一直到1977年2月，他在天津南开校园一隅那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寂寞地消失了他的天才多舛的生命。这个最富才华的杰出诗人，像一颗闪亮的流星一样在诗的天空中悄悄陨落了。当我重新阅读穆旦诗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九叶集》出版前后了。穆旦的在天之灵和他的那些诗友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诗人寂寞地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余年之后，他的名字和他的诗作，竟成了人们谈论新诗时一个不可避开的重要话题，得到了人们最高的评骘和赞誉。“穆旦诗热”作为当代一个诗歌现象，在读者中至今热度不减。
我很早就想对穆旦诗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杂事缠身，左顾右盼，疑难未解，资料不全，一直没能如愿动手。很长时间心里总有欠一笔重债的感觉。1996年初，一年半神户大学的任教生涯即将结束，课事暂停，进入假期，稍得余裕，我便动了解读穆旦诗的念头，并想从分析难度最大也最优美的诗篇开始。这样，我才重读了穆旦的《诗八首》，并动手写了《解读穆旦的《诗八首》》那篇小文，由此产生了将穆旦全部诗作进行一一解读的冲动和想法。回国之后，我在给研究生讲授“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课的同时，有意开设了“穆旦诗导读”的课程。我推荐以我的学生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为底本，让学生们自己选择我提供的诗作篇目，然后自己去细读原作，查阅最初发表、初版收入及后来修改的情况，阅读别人评论分析的资料，写出报告文章或提纲。为了给学生比较充裕的准备时间，我首先讲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思想，并率先解读了穆旦的《诗八首》，然后让学生每堂课解一首诗，依序在课上进行报告，报告后同学们进行讨论，发表看法。学生们都热情参与，认真准备，踊跃发言。有时为一行诗句，一个意象，一首诗的意蕴内涵，一个疑难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讨论中，作为参与者之一，我也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做简单的归纳总结。最后让同学们将报告文字写成文章，作为解诗的一份实践成果，也作为这堂课考查的作业。给它们分数后，我将作业留了下来。到退休前的2003年春天之前的一个学期，我还在开设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课程里，给学生留作业：就李方编的《穆旦诗全编》本子，自己去查找最初发表的原刊、诗集初版本，对其中的修改情况，进行仔细校勘，写出校勘记。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最具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解诗工作。现在所编的这本《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除了个别为80年代后期留下来的作业，如李方的解读《海恋》、《诗八首》的文字，多数为上述两次课堂教学实践所保存下来的作业。为了补阙，个别诗篇的解诗文字，是我两年前在编辑成书过程中，请已经工作的学生专门撰写的稿子。这部书稿，包含了许多学生和友人在前后20年的时间里解诗实践的成果。
穆旦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奇迹。1945年1月，穆旦的诗集《探险队》由昆明文聚社出版。1947年5月，《穆旦诗集1939-1945》自费出版。1948年2月，穆旦诗集《旗》，由巴金先生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收入了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其中收了含《诗八首》在内的穆旦诗作11首。至1949年底前，对于穆旦诗歌的评论文章，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有多篇发表。这些文章是：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最早发表于伦敦Life and letters杂志1946年6月号，后来以《一个中国新诗人》为题，发表于1947年7月1日《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5期）、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穆旦诗集》，1947年）》（载1947年7月12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8期）、李瑛的《读《穆旦诗集》》（1947年9月2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9期）、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1948年6月上海《诗创造》12号）、唐湜的《穆旦论》（分两期连载于1948年上海《中国新诗》第8、9月号，后改题为《搏求者穆旦》，收入《意度集》，平原社，1950年3月出版）、唐湜的《诗的新生代》（1948年2月《诗创造》第8期），等等。这些文章，全面评述了穆旦诗现代性探索的最新成就，引起人们对于这位诗人的关注，也给了人们一些线索和钥匙，以走进穆旦的诗作文本和诗歌世界。这些文章里的有些十分精湛的论述，至今仍然给我们认识、理解和解读穆旦诗歌以经典性的启示。它们是穆旦诗歌文本解读的最初成果。
王佐良谈到《诗八首》时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他是如此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穆旦诗歌的精神特质与意象秘密：“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的。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遍的宗教和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一种饥饿，以致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灵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篇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式的好奇，他的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袁可嘉的文章，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的诗歌现代化的创作原则，穆旦由于他的诗而成为实现这一倾向的“自觉的努力，担当伟大的寂寞与严肃的工作”的诗人。他特别举出穆旦发表于1947年2月8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7期上的《时感四首》之一为例证，进行了具体的解诗性的评论。诗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们并不美丽，但我们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当多年的苦难为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空虚，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人类的祖先。
还要在这无名的黑暗里开辟起点，
而在这起点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
袁可嘉解释说：“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但作者并不采取痛哭怒号的流行形式，发而为伤感的抒泄；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糅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仔细分析起来，作为主题的‘绝望里期待希望，希望中见出绝望’的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里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每一节有二句表示‘希望’，另二句则是‘绝望’的反问反击，因此‘希望’就益发迫切，‘绝望’也更显真实，而这一控诉的沉痛、委婉也始得全盘流露，具有压倒的强烈程度；末句‘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似是全诗中最好的一行，它不仅含义丰富，具有综合效果，无疑有笔者在他处曾经说过的‘结晶’的价值。”（《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
这种阐释批评，已经体现了朱自清先生倡导的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积极实践。穆旦诗歌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被淹没在那些痛哭呼号或伤感直泄的泛政治抒情的新诗潮流中了。不仅整体价值上未得到确认，具体文本的解诗的努力，更消失得无影无踪。80年代之后，穆旦诗歌的意义价值才获得重新的发现与更多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认识深化的成果。但是，对于穆旦诗的文本解读，仍然远远落后于宏观的评述，他那些复杂而难懂的诗，也与读者接受之间依然存有艺术理解的鸿沟。运用以了解背景与文本细读结合为要义的现代解诗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于穆旦那些复杂的诗篇，进行读解和阐释，就成为深化穆旦诗歌研究的一个有待突破的薄弱环节了。
本书所做的，就是为此而进行的一份诗学研究的努力。这些披满岁月风尘的新旧果实，从现代解诗学的探索实践来看，只是一种思路的尝试，其中问题一定不少，我们热诚渴望能够得到来自研究者和读者们的批评。我自己内心里也还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如果可能的话，愿与一些有志于此道的友人一起，努力将穆旦其他更多的充满魅力而难懂的诗，甚至他的全部诗作，都作一番或简或繁的解释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人，走近穆旦，走近穆旦诗歌，走进诗人创造的朦胧美丽而魅力悠长的艺术世界。
适值三册《中国现代诗导读》及我的《中国现代解诗学》一书，或重印或初版，一并问世，谨对热情承担此事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对责任编辑张雅秋女士，表示我个人，也代表所有作者，送上我们最真诚的谢意！
孙玉石
2007年9月8日于京郊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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