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自名门，地位显赫，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明眼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悟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建立在白骨上的洛克菲勒王朝有朝一日会被时代的巨浪狂涛吞没……

    第一节 做儿女们的榜样

    1927年，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曾对普林斯顿大学部分学生的父亲说了一席语重心长、闪耀智慧的话，当时他的大儿子约翰·戴维森第三是那个大学的二年级生。小约翰说道：“给人世一个纯洁、诚实、畏惧上帝，具有积极责任感的儿女，差不多像任何父亲希望能做到的那样，是对我们时代的一大贡献。即使在这个机器时代，还有某些如此重要的事要求人们密切注意。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可是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份责任和特权……我们不能生活一套，而对他们主张的却是另一套。我们必须是他们的榜样。这样做有时也许会使我们自身很受拘束，踟蹰不前，但舍此别无良策。”

    有人认为，洛克菲勒家对儿女的培养（小约翰的6个子女都是在1903—1915年之间出生的），是有关育儿知识的必读资料。这里并不是说这种培育儿女完美无缺，但却涉及到父母教养子女所必需的财力和智力方面的投资。

    小约翰是一位深刻内省、凭良心办事的人，他把自己作为一位父亲的作用全然视为上帝赋与的责任和特权。责任是明确的，但培养儿女的特权则相当微妙：它将他置于和其他父亲同等的基础上。事实上，他深信富裕人家“恰当地培养儿女”，比寻常百姓家要艰难得多。这是因为，富家子女养尊处优，总比贫困人家的子女容易受到较大的诱惑，追求较多的享受，乐于走阻力最小的道路。他们没有挣钱糊口的必要。富裕人士的私人问题几乎总是以自己的富裕为基础的。

    一次，一位朋友警告小洛克菲勒说：“任何人有你那么多的钱财和5个儿子，就有权利指望家里至少有4只黑羊[21]。”

    其实，小洛克菲勒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毫不隐讳地承认，他和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担心他们的子女在如何成型。说到底，他们已是第三代洛克菲勒，而当时流行着的一句格言是：“富到穷三代中。”

    从另一层意义上说来，他觉得这正是考验自己才能与胆识的地方。身为当时全球最有钱人家的儿子，小约翰受尽了富翁遭人唾骂和诅咒的折磨，怀疑自己的成就——对所干的事缺乏信心；所受的赞扬和所交的朋友，不是由于自己的功劳，而是靠父亲的荫庇和金钱得来的。在培育儿女尤其是培育5个儿子方面，其结果将不是依据他干了些什么事，而更多的是依据他作为父亲的作用，当然还有爱妻艾比的协助和合作。

    小洛克菲勒赖以指引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北极星是《圣经》。他接受长期熏陶，被教养成为一位良好的浸礼会教徒。上礼拜堂，唱主日学校的赞美诗，参加传教士和教友的聚会，——这一切，成了他家庭生活的一个组分部分。宗教信仰是他父亲为人处世的准则。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老夫人则是原教旨主义信徒，按照字面去解释《圣经》，包括地狱、罚入地狱和灵魂得救在内。小洛克菲勒一方面较为自由地自行解释《圣经》，一方面却像父母那样笃信宗教，遵守浸礼会对肉体愉快的信条，诸如不得吸烟、饮酒、破坏安息日等等。刚离开大学，在公众的注意力全集。

    中在父亲身上的高潮中，小洛克菲勒在5马路礼拜堂里执教主日学校的一个男子班，这座礼拜堂是向公众开放的，吸引来一些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他们每逢星期日，都要求这位洛克菲勒评论《新约》[22]中的一段警句，说富人进天堂的机会犹如骆驼穿过针眼一样的艰难。小洛克菲勒不为嘲弄他的真诚的短篇故事，连环漫画和报章社论所吓倒，一周又一周地引用《圣经》中的章节向他们反击。他坚持自己的信仰。随着儿女们的陆续降生，他仍然笃信宗教，要使《圣经》成为他们个人道德的指南。

    宗教感情渗透到了洛克菲勒一家的日常生活中去。不论是住在纽约市的西54街，还是周未和假日住在波坎蒂科山，或是去缅因州消夏，总不忘举行晨祷、在餐桌上谢恩、星期天上主日学校和礼拜堂，晚上唱圣诗。主日是洛家的每一个成员，包括父母儿女和家务助手都得遵奉的休息和精神交流的日子。直到次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长到十几岁（约莫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从不放松种种规矩，主日禁止娱乐消遣，尤其禁止打网球。浸礼会教派所禁止的吸烟、饮酒和其它一切罪恶，在洛氏之家是严格禁止、令行必果的。

    从学会听懂别人说话时起，《圣经》就成为男孩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不仅天天要读《圣经》，还要用以指导个人的言行。父母二人都聪慧颖异，深明事理，知道在心理上形成儿女的教化之前，不能光靠说教去教育子女，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孩子的行为举止，事事处处做他们的榜样。以身作则，坚决抵制各种不良之习。

    当然，孩子们自己是并不理解父母是在教育自己成才的，至少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他们并不了解父母要将他们雕琢成为一个什么模样的人。但是，从孩提时起，他们就必须遵守古老的家规庭训，包括洗净手脸、穿戴齐全去准时就餐；一举一动必须合乎礼仪，不得有丝毫的越轨行为；必须在规定时刻接受宗教训练、额外授课、诵读和听读《圣经》等。这些，就构成了他们在家里的唯一生活内容。《圣经》中的一些精采章节或句段，要求他们逐日背诵，直到耳熟能译，脱口而出。为了帮助孩子们记忆，洛克菲勒夫人在一张5英寸长8公寸宽的索引卡上写下一段合用的章节，让孩子们在一周记牢。

    当然，这些章节的词句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刻意移植过来教育孩子的。有时组织竞赛活动让5个儿子轮流背诵他们所能记得的经文。

    父亲爱儿女，孩子们的内心是毫不怀疑的《圣经》中指出：“对主所爱的人，你纠正他；甚至像父亲对待自己所喜欢的儿子那样。”几乎没有一天，父亲不在“纠正”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只要他眼珠儿沿餐桌一扫，厉声正色地叫一声谁的名字，通常就足以制止不轨行为。当然，最要紧的是对父亲的“训导”要牢记在心，因为这比挨一顿打屁股的皮肉之苦要来得更重要。然而，一旦有谁害病，父亲对他的关怀则是无微不至，往往耐心地坐在他们的床边轻搓背脊，以减轻流行性感冒所引发的苦痛，一直搓到酒精退烧为止。孩子们对父恩母德感且不朽，铭记终生。小的翰认为做父亲的责任是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去教导孩子们，念书给他们听，纠正他们的偏向或错误。尽管如此，他却是始终作为一位严父存在的，决不作为一个相互平等的伙伴。

    在成长期间，孩子们见父亲终日忙忙碌碌，深知他是一个全副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在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常对孩子们说：“爸爸在外边拯救世界。”他们常见到亲爸回家时拖着疲惫的身子，害着偏头痛，神情困乏至极。这时，父亲在吃晚饭之前通常要上床休息一小时。碰上罹患疾病，父亲不能去办公室上班，就在病榻上处理文件。他往往给工作驱赶得精疲力竭，但他却习以为常，乐此不疲。小洛克菲勒常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比一生寻欢作乐更不愉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这些，都深深镌刻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

    小洛克菲勒专心执着，积极活动，不习惯于虚掷生命中的片刻时光。通常他都忙着在标准石油公司学习石油业务，在错综复杂的股票投资方面接受专家指导，在新的庞大慈善事业中当父亲老约翰的助手，深深陷于教会工作和传教活动中。此外，他还肩负着居民地区的社会事务。除了从城里带回家来的工作之外，每个周未他还要操心波坎蒂科山庄那琐碎繁杂的日常性庄园管理。

    在城里居住时，孩子们在早餐都能见到父亲。中午由于工作缠身，小洛克菲勒往往不能回家吃午饭。晚餐时刻，遇上父母要宴请与洛家有关系（包括商务活动、教堂事务或慈善事业等）的显要人士，孩子们就和住在宅子里的保姆和家庭教师等一起用膳。

    座落在西54街9层楼上的住宅，依然是老式的普通住宅，里面有医疗室、健身房、美术陈列室、两问客厅和众多卧室。卧室和客厅里陈设着饰有雕刻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沉甸甸家具、同时期的深色红木楼梯和仿制品，簇拥着一大批管事、男仆、女佣、保姆、家庭教师和来访的浸礼会牧师。人们的举止和服饰都有特定规矩：男孩子们身着伊顿公学[23]式服装、天鹅绒上衣和短裤；小洛克菲勒身穿爱德华七世时代式样的衣服，头戴出门用的高顶大礼帽；艾比穿一袭长拖脚踝的绸衣。对男孩们来说，上学和家庭作业往往要花去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不上学的幼儿则有家庭女教师照管并授课。

    但在波坎蒂科山“住家”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小洛克菲勒这时穿着很随便，通常喜欢穿一些宽大的旧衣，一眼看去，他往往会被人误认为庄园上的一名工人或工头。男孩子们的穿着则很像雇工儿子穿的一般游戏服装。

    穿上这么一种消闲衣服，就意味着他们有一定的周未自由时间，可以自顾自地从事个人喜爱的游戏。不过，在童年初期，这些孩子们并不曾享受过起级富人的高档玩具和设施：没有游泳池，没有网球场和棒球场。这些东西后来虽出于实际需要而设置了，可却从没有教导男孩子们去企望这种娱乐。他们都是玩一些简单游戏，像跟领袖之类。这时，多半是由次子纳尔逊抢先领头。

    不过，洛家备有三轮车，随后是两轮车和小马，再后来还有大马。小洛克菲勒是一名出色的骑手，往往教孩子们在游泳、远足、野营、伐木、采槭液[24]

    之余，也教他们骑马。驰骋。

    不过，话又说回来，“轻松自由”一词，在洛氏词典里是不存在的。孩子们的大部分活动均由保姆或家庭教师严格控管着。一天的活动一般划分为每小时一节，分别打网球、学习和骑马。余下的时间，男孩子们便可以结队游戏和四出闲逛。他们常利用这一间隙一头扎进庄园里面的各类工匠间和工艺间，途中还和干活的人或他们的孩子们交一交朋友，聊一聊天。

    本世纪初叶，美国的庄园中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园子里设有一个牛奶房，养了好些鸡。菜园很大，不仅能保证洛氏一家人的食用，甚至能满足整个庄园受雇工人的需要。男工按计时定额付酬，一概用的现金，每月15号，雇工们便在马车房的地下室里两个窗口前排队，每人交验有该雇工编号的金属圆牌。根据工时的多寡精确算好的工资，连同下月领工资的金属圆牌子，一并装入一个封套中，发给每一个雇工。随后，雇工们依次向前移动到第三个窗口，偿还上月购买鸡蛋和鸡肉的帐款。至于剩余的水果和蔬菜则按照先来先到的原则，予以免费分发。直到长子约翰·戴维森第三已到成年，接替父亲经管庄园，这种发薪制度才有了变化：窗口业已堵死，雇工工资按周发放。这一制度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5个儿子按估定价格买下了这所庄园，才设计出一套更为完善的安排：5兄弟投资成立一家名叫“绿石公司”的独立企业，并将这所庄园作为私人企业经营，其全权所有人力约翰·戴维森第三、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劳伦斯·斯佩尔曼、温思罗普和戴维。

    但是在此之前，波坎蒂科是完全由老约翰一手把持的，他把自己的形象——镇静、慈祥、耐性、自信、热衷于钻研打高尔夫球艺等——强加在这所庄园的布景上。人们把老约翰看作一位友善慈祥的老绅士，他每周至少要走访一次全部活动地区，唯一的目的似乎是到处看一看，哪怕是走马观花也罢，同正在干活的人和蔼地闲聊一阵。这位巨富和大权在握的老髦从不向人吐露一言半句的真话或重要的、值得牢记的挣言，你如果想从他口里掏出比乡村教堂执事说的要多一些的话，那纯属枉费心机。但是他却是一位喜欢听人家说话的人，边听边注视着讲话人的眼神，频频点头以示他听懂了对方说过的语意。

    在波坎蒂科山庄的大门外，一些专事揭丑的报刊纷纷谴责老约翰是个最坏的坏人，说他诈骗寡妇们的钱财，善于捉弄人，巧于操纵事业。但在大门之内，老先生却干着退休生涯的事。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兴趣。

    妻子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老夫人于1915年去世，50年的婚姻生活终于如一场春梦幻灭了。他却仍茕茕“鳏”立，形影相吊，独自住在庞大的主宅里，继续过着他那无忧无虑的归隐生活。早晨一起床，老人便巡视厨房，向厨师等人问好，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早餐的量很少，随后是去打高尔夫球。通常是一个人打，主要是为了活动一下筋骨。每天做一点工作，看看股票行情。午餐之后稍事休想，下午坐汽车出游一趟，晚餐通常有客人陪伴。老约翰就这样年复一年、天复一天地过着似乎与世隔绝的平静、沉思的生活。

    对比之下，小洛克菲勒就与父亲老年时待人和蔼大异其行，作为一名青壮年的小的翰平时显得腼腼腆腆，但对待庄园各色人等却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他往往能记住几个月前下达的指示或提过的要求，这使监工和工头都不胜惊讶，惶惶然，惴惴然。

    一次，他对一名监工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可你本可以在一年内干完这活的。现在你且说说看，为什么没有完工？”话完，他就静待对方答复。这么一苛求和一责备，往往能使人牢记一辈子，而且能把这事迅速传扬开去。

    又一次，一个守夜人永远也忘不了“小先生”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发问：“头天夜里的一场特大雷阵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人无可奈何地信口胡诌：“大约是一点钟吧。”谁知“小先生，”又紧逼一步：“大约一点钟吗？你究竟知不知道？”从此，那个守夜人在工作中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听过这一对答的人也都引以为戒，知道“小先生”异常精明，是不好戏弄的。

    小的翰绝少停下来同庄园的工人聊一会儿天，侃个大山什么的，一般都是通过不同的工头和监工下达指示，他虽然沉默寡言，但任何形式的浪费，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叫“小先生”温怒不已。他常常跑到一个个房间里去关熄不需要的长明灯，俯下身去捡起地上的一点点脏物或动手移动他认为摆得不对的细小物品。一丝不苟是他的习惯，勤劳节俭是他的本性：机器设备在报废换新之前，往往要一修再修；送给他的大小帐单，他都要一一亲自过目审核。洛家的采购员都只能照市价付款，一文不多。举凡粮食、肥料、燃料等大宗货物，全是趸批买进，按批发价付款。洛氏家族认为，这样做绝不是吝啬小气，而是做人的道德：金钱也和其他物品一样，决不应该大手大脚，任意挥霍浪费。其实，他们家在该花钱的地方，总是慷慨大方的。

    小先生一面痛恨浪费，同时对工作又要求全力以赴，高度负责。他决不宽恕、也无法理解疏忽和懒惰，他要求城里办事处的雇员和庄园的工人都要使出最大的干劲。即使在工作中出了点差错，只要铆足了劲，拼命地干，小先生都不会去计较的。他希望人们竭尽全力工作，取得赖以维生的工资（只是不能多拿一文）作为酬劳。在对待洛克菲勒家的资产上，他虽说不是个创业功臣，却也是个“守成”能手：无论是做抽漆牲口棚的艰苦活，还是经管亿万美元的财富，他都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而引为自豪。

    这一点优良传统，在他的子女身上也丝毫没有丢失，永葆其绚烂霞光。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在任何工作中克尽厥职，不敢偷安，不借投入最后百分之五的时间和精力；亲眼看到他对自己对他人的严要求和高标准，不惜为某一生活方式而厉出摩钝，励精图进，作出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总的说来，他所制定的为人处世标准，确实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儿女身上的极大负担，但因为非如此不可，非学无以成材，哪怕是在幼年，他们也就在淡泊中明志，潜移默化，从小学会了怎样负起正当人的责任。

    对每个儿女，在他们七八岁冲龄期，依其成熟早晚而定，就灌输金钱这一主题。儿时津贴，即是他们自己的私房钱，悉听随意处理。不过，金钱并非一到手就该花个精光的阿堵物。对孩子要买的某一高档玩具或用品，他也要他们养成节约的好习惯，日积月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直到津贴积到能买上那一东西为止。如果别人需要这笔钱，那也可以予以捐助或奉赠，遵照《圣经》上所说的“一位好的基督徒应当帮助有需要的人类同胞”行事。

    因此，洛家给孩子的津贴都是照这些原则颁发，最初是每周30美分。小约翰要子女“既花掉又节储并施舍”。这里不予强迫，但暗示他或她要每周花掉10美分，节储10美分，捐给教堂10美分。

    为了让孩子养成珍惜钱、合理消费钱的好习惯，小洛克菲勒在每周发放津贴的同时，还给儿女每人发一个小帐本，用来记载一周内的花项。当父亲每周检查时，就可以知道子女是如何处理这笔津贴的。每分钱都必须有个交待，每项开支都须说出用途、注明日期。帐目记得好，还可望增加津贴。

    老约翰从16岁起就有记帐的好习惯，终其一生从未中辍。小约翰也紧紧跟进，花费的钱都有帐本可查。他们从各自的积习中悟到，记帐是合理开支、计划消费的“灵丹妙药”。假如一个人不保持一个帐本，那未“钱多半会从手指缝里滑走，用时就没有了”，从而“浪费掉一项宝贵的工具。”

    津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相应增加：11—12岁时每周约1美元，15岁时2美元左右。不过，在1美元这条线上，父亲开始实行奖惩制度。如果记帐正确，处理得当，下周的津贴可望增力5美分，而且以后每周照加不误。否则，津贴就会以5美分的级差逐周下降：95美分—90美分—85美分。每当星期六早餐之后，每个孩子（巴布斯[25]、约翰·戴维森第三、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劳伦斯·斯佩尔曼、温思罗普和戴维）一个个排着队，鱼贯走进父亲的办公室，接受对自己所记帐目的严格审核和领取下周该挣的津贴。从孩子们的童年时代一直到离家上大学，津贴一笔接一笔，帐簿一本连一本，流水不断地一直延续到儿女们参加工作、挣得收入为止。事实上，只要他们接受父亲给予的钱，他们就得载明用途。当然，津贴是不断增加的，这包括衣服、在校生活费用和购买糖果之外的享受物，例如，小洛克菲勒曾给过二子纳尔逊一笔数目可观的结婚礼金去周游世界，可他在携带新娘的同时，还必须携带一本黑封皮的小帐本。

    做洛氏家的子女，必然懂得金钱的价值，从一开始，他们的津贴总比他们当时觉得需要的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蓄意让他们处于经济的压力之下，使他们知道金钱来之不易，不能仅仅靠以索取的办法从父亲手里弄到更多的钱。须知津贴正如需准确记帐一样没有伸缩性的。要满足更多钱的需要和欲望，唯一的办法是去挣得这笔钱。家庭杂务总是有干的，波坎蒂科山庄和缅因州的产业也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方说，捕捉走廊上的苍蝇每100只给10美分，逮住阁楼上的耗子每只给5美分，背柴禾、码劈柴和除虫拔草等家务活也都规定了定额和奖赏。当然，家庭杂务决不是硬逼着他们去干，纯粹出于自觉自愿。在这里，经济杠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二子纳尔逊9岁，三子劳伦斯7岁；他们就很高兴以取得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为荣。每天清晨6时起床，以便在早祷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每双皮鞋5美分，每双长统靴则为10美分。在他们那个年龄和那一时代，用10美分能在庄园门口马路对面的德米切尔小百货店买到不少的便宜糖果。

    小洛克菲勒看见孩子们乐意做一些该做的事，从做家务琐事到策划挣钱，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表明他的孩子正在运用自己的双手去发展一种自给自足的观念。他专门要子女做他们所不喜欢做的事。他坚信，那有助于他们增强他们克服困难、越过障碍的意志和决心，便于在未来生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一作法有时难免引起孩子们的反感。他明知而故行，认为这是做5儿1女爸爸的应有的“天职”。一次，他曾不胜感慨地说道：“今天许多孩子有一种倾向，喜欢走捷径，走阻力最小的路。毫无疑问，我们专挑乐意干的事会干得最好，但是一个人不能完全过这样的生活，孩子以后怎么知道，如何去避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呢？一个混乱的头脑是未经训练的头脑。”他真心实意地确信这一点。

    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内物资供应不足，实行定量配给，洛家也转向了战时体制。小洛克菲勒夫人在西54街4号老约翰住所的地下室里组织起了一个红十字会绷带组。她让5个男孩都穿上白大褂，做一些搬运绷带的简易工作，增强了孩子们的群体意识和爱国热忱。

    为了配合国家所实行的食糖限量配给，父母在厨房里的6只玻璃杯中，分别贴上各个孩子的名字，里面装着他或她这一周的配给糖。要给他烤一块蛋糕或甜馅饼时，就从他们各人的玻璃杯策里取出等量的食糖来。对那些星期四即已用完食糖配额的男孩子，不得不挨到下周一才能有糖配给。他们的父母严守配给制，决不越分妄取，认为国家制定的限额必须由全体人民分担。

    后来，男孩子们在海豹港的小同伴之一的华莱士·沃斯里，曾给自己的双亲写过一封信，信中描述了1918年夏天的一次洛家实况“他写道：‘洛克菲勒家在做赫伯特·胡佛[26]希望美国人民做的每一件事。除了喝咖啡或喝茶，不用一点食糖。男孩子们早上吃不加糖的麦片。我们每周只吃两次熏猪肉，从到洛家起我没有吃过一口牛肉。不是我夸他们，这我是亲眼看到过的。对吗？而且从我到这里以后，我只见过两次白面包。’”

    那年在波坎蒂科山，男孩子们办起了“胜利”菜园，种上莴苣、黄瓜、西葫芦和南瓜。在体会到蔬菜从地下往上长出的欢悦之前，他们努力栽种、翻锄和除草。戴维还只有3岁，不能参加，可是其他的男孩子都因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感到欢欣鼓舞。小洛克菲勒按市价向6岁的温恩罗普买下他种的南瓜，但其他三个大男孩却把他们的产品用他们玩耍的儿童车推到市场上去，卖给当地食品杂货品。

    “胜利”菜园连续办了两年，随后二子纳尔逊和三子劳伦斯转去经营获利更多的养兔业。他们俩买进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公兔和母兔，然后再把它们的后代回售给研究所，以挣取他们所谓的“净利”。在11岁和12岁时，纳尔逊认为自己和老弟劳伦斯是在合伙经商，绝不承认养兔是为了好玩。养兔包括照管、饲养和清洁等工作，平时杂事很多，两位小东家不在时，往往得雇用男孩们代为照管。

    父母亲还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学会烹调技术和后勤工作。他们安排海豹港夏季住宅的女管家之一教男孩子们当厨子。此后的不久，双亲就同意吃男孩子们每周三给他们准备的晚饭。准备一餐饭菜并不那么简单，这里包括全盘计划、购买作料、摆餐桌、烹调上菜、收拾残席等。温斯罗普和戴维年纪最小，只能打打杂，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他们去刮土豆皮和切色拉用的生菜。大男孩们烧菜和上菜，老大常常在烤制上大显身手。若干年之后，当纳尔逊和劳伦斯两兄弟联袂在一艘去北冰洋水域航行的探险船上当厨师时，曾获得了全体船员的赞扬。但当他们是孩子时，他们每周三所办的晚餐，足以使他们尊重那些经常为洛氏一大家子人做三餐饭的男女厨师了。

    学会自己动手，是父母训练儿女的主要目标。自己的事，要自己动手做。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高度尊重他人的工作，赏识别人的劳务。教会每个孩子准备出门用的旅行箱，折叠衣裤不出现皱劈，会自行缝补衣服，而且是父亲手把手地执教。这样他们长大之后，就会相信缝纫和烹调之类的事不一定是妇女的工作。这些家教终生镌刻在孩子们的心坎上。半个世纪之后的1968年，当二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竞选美国总统时，曾乘坐飞机投入竞选活动。

    一次，他发现自己裤子的后缝裂开了，竟不慌不忙地掏出旅行针线包，取出针线自行缝好，不请求别人帮忙。这位家资亿万、力争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纳尔逊出手不凡，确曾使同机的工作人员大为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场面。”

    小洛克菲勒怀有对大自然无比深厚、历久不衰的热爱，他那保护大自然和尊重上帝创造大自然的宗教观念交融在一起。他认为树木；山丘、河川和花卉，都随着四季的更迭而荣枯交替，启示着上帝的精巧构图美。作为一位父亲，他想方设法要把这种感情和观念浸透在自己儿女的心坎里。星期天的这一主日，他不准儿女们做任何其他事，亲自带领他们在波坎蒂科山的森林中和缅因州的荒岛上作长距离远足，让孩子们亲身领会一棵棵乔木或一簇簇灌林的恰情悦性，实地观赏早春蓓蕾的疏神达思。在大自然的天工之美中，父于的心距似乎大大地缩短了。

    当男孩们长到足以摆弄相机时，父亲就和他们订下合同：谁的相片照得好，他就给谁付胶卷钱和冲洗费，用以刺激他们的拍照兴趣，提高拍摄的技艺。孩子们于是纷纷进入大自然，选取旖旋风光、鲜翠山色、含烟岸柳、老木苍波、重彼幽径、轻燕侧风淡烟疏雨和朝晖夕岚等等至佳镜头，让至亲至爱的父亲获得视觉上的震撼美。

    小洛克菲勒经常给孩子们解释，如何才是正确地爱护大自然。每当他在波坎蒂科山和海豹港的小径上散步。骑车和赶车，都要爱护一草一木，珍惜一山一水，其目的总在于教导孩儿维护四周环境的自然美，尽可能少地更动上帝的精美构图。因此，他在家乡铺设大道或小径时，都要从保护大自然的美观出发，并使观赏者沿途能尽揽秀色，一饱眼福。若干年后，当小约翰在海豹岛他私家拥有的数英里林地里修筑一条条道路时，都以不破坏大地之美为前提，把林地改造成人人都能游览的大观园，工程艰苦复杂亦在所不计。后来，小洛克菲勒把这块属地赠送给联邦政府，用以开辟为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再往后，当男孩子们长到更大一些时，简单的远足扩大为朝西深入原始森林的背包旅行，他们一口气往往要走四五个昼夜，而且学会了扎营和自卫的本领。他们一家人对大自然深厚持久的热爱，已从父亲一代有效地转移到了孩子们的心胸，他们深深地懂得了保护自然、珍惜环境的重要性。对父亲来说，大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器。在森林里远足和骑马似乎给予他一种超渡和解脱的愉悦，一种令人陶醉的时空感。远离喧嚣的市廛和纠结的人事，给了父子们以很好地透视人生的机会。

    到80高龄时，小洛克菲勒从那些使他操心的各种组织机构、董事会和为之贡献一生的事业中告退之后，照旧在怀俄明州大梯顿山下的一个牧场上安度晚年，每天骑一阵子马。一天早晨，他由牧场上的牛仔“红人”马修斯领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总裁林赛·F·金鲍尔紧随身后，一起在高山溪谷数千英尺之上的一条狭窄小径按銮徐行。走着走着，小约翰突然停下马来，身板笔挺、一言不发地端坐马鞍上。那位红种印第安人跑在头前，骑了好一阵，蓦然回首，才发现老东家已不再跟在后头。他朝身后猛呼：“出啥事了吗？”这位慈善家随即朝对方一挥手，望着周遭的美景答道：“没啥，红人，我正在思考哩！上帝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我，我正在玩味这一切的一切啊！”

    岁月的流逝像对大多数人那样，已使小洛克菲勒的品格成熟醇美。父亲去世时，他年已63岁，是个中等身材、满头堆霜的老人。他眼上架一副银框眼镜，以柔声细气、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待人谦谦自抑，谆谆仁慈。但在年青时代，这位小先生虽然也深自谦抑和腼腼腆腆，却是个纯然的至善论者，颇有请教徒色彩，对是是非非的灰色色调是色盲的。甚至在教养儿女的岁月里，在大女儿巴布斯和大儿子约翰·戴维森第三与最幼小的四子温思罗普和五子戴维之间的岁月里，在他那严峻的治家中也能隐察出某种发酵的变化。这也许是全美国进入“咆哮的20年代”的一种时代变化和情绪演变的标志，也许只是因为他本人的年岁大了的缘故。多年之后，巴布斯已当上了祖母了，她在描述这一前后差别时说道：“哟，当初爸爸对待我们这几个正在转入成年的大孩子，比对待温思罗普和戴维两位小弟弟要严厉得多。比方说，当他发现二弟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惯用左手时，他试了好几个月，非要他改过来不可。可是，当温思罗普和戴维也好用左手时，嗨，他竟然听之任之，随他们去。”

    话又说回来，戴维也从父亲那里获益良多。不过，当他后来当上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时，回首往事，不由感慨系之。戴维说道：“要是我们仅靠清教徒思想过于浓重的父亲一人来教养，我看我们这批儿女会有更多的反抗好在我们当时还有母亲在。”

    他们的母亲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给孩子们带来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可是却和父亲所灌输的思想丝毫不发生抵触。她传给儿女们的是她的个性和持身之道，也就是一个儿子所说“轻松自在，富有人情味。”她享受做事的乐趣，她喜欢人，喜爱热闹的聚会。她也会无缘无故地把孩子们带去上高档饭馆美餐一顿，仅仅是因为她想品尝某一道名菜。孩子们都非常喜爱妈妈。

    玛丽·埃伦·蔡斯曾为这位少夫人写过传记，书中有两段话颇耐人寻味：“实际上，恐怕没有哪一对夫妇会比他们俩的性情更悬殊的了。他认真严肃，沉默寡言，在作出判断和决定方面倾向于谨慎迟缓；她则轻松愉快，性格开朗，富有信心，敏于作出反应。他在信奉道德和宗教的告诫和原则方面也许过于拘泥细节；她却天性敏感然而稳当，直觉多于理性。他探讨大事时有逻辑头脑，能看到前因后果，思虑周到；而她却往往不合逻辑。她的想象比他飘忽不定，她的情绪容易一触即发，她的幻想比较丰富……他对细情未节注意得精细确切；她却很可能置细节于不顾，因为她能不问细节就直透事物的核心，此外还能事后收集伪装起来的比零星事件更吸引人的详细情节。任何时候只要可能，他宁愿避免参加盛大的社交活动，躲开漫无目标、荒废时间的闲磕牙儿；她在人多的场面则能应付裕如，并能从几乎每一个人的口中掏出真心话来……”

    “然而尽管性格截然不同，他们却有着同等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力他人的福利负责的深厚责任感和履行职责的具诚意愿；他们都尊重别人的见解；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认为的人类行为中正确的事物；虽然在许多方面他们俩的文化趣味不一样，却都热心于培植人类精神中最美好的事物。他们俩都憎恶对人或对原则任何形式的不忠实，认为这是一切罪过中最难以宽恕的。他们俩从不丧失以对方为荣的经久不衰的自豪感……将他们俩联系在一起，而且会在他们俩身上产生根本的、力量至高无上的最强固纽带，恐怕是生活不仅以财产来创造和判断的这一真诚信念。”

    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显然有她独特的见解，丈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早在1901年他们这对新婚伉俪在波坎蒂科山庄欢度蜜月时，艾比就拒绝了丈夫要她每周记帐的要求；更有甚者，艾比还把丈夫送给她的结婚礼品——一笔巨款——送给了友人，既没有用来购买有经久价值的东西，也没有记帐。

    尽管如此，小洛克菲勒从跟妻子恋爱伊始，一直到婚后近50年的生活始终被她迷住。任何时候外出旅行，他每晚都要给她写上一封热情洋溢或向她表达缱绻情思的信。仿佛信里才能道出他内心的积愫，表达不能大声说出的心绪似的。一次，他在结婚凡年之后写信给爱妻说：“你下次会对我说些什么话，我不得而知。可是我确信，我准会比对你上次说的话更喜欢，更着迷就是了。”

    洛克菲勒夫人在每所住宅里都辟有自己的一间精致女起居室，多半在正门的右首，正对丈夫的办公室。每天下午孩子放学回家，都会自动人室“和妈妈一道喝茶”，享受糕点牛奶的口福，跟母亲无所不谈，从当天事件到当晚的家庭作业，或者姐弟和兄弟之间的龃龉和吵嘴。

    她经常利用孩子来进茶的机会，开导他们，要他们对同学们的闲言碎语[27]都不要太认真，能一笑置之的就付之一笑。这位少夫人解释她的信念，说每个人，不管他或她看来或行动起来如何卑劣，但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些善良的可取的东西，这要他们每个人善于去寻找，耐心地发掘，并从中得出好的品质。她劝诱他们要正确对待那些看来是寂寞孤独的朋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找到智力才能胜过自己的人，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洛家5子1女都深知《圣经》里阐明的美德，他们从母亲身上看出了这些美德，认为母亲的功劳甚至比父亲的劳绩还要大一些。艾比对自己孩子的优缺点都了如指掌，她常用伟大的母爱去温暖孩子们的心灵，特别是对走向至善道路上给绊了一交的任何一个儿女都给以同情，通常都以微微一笑去表达这一切。她惯用的手法之一是不正面谈这些缺点，而仅说一句：“大概我们身上的奥尔德里奇太多了一点，而洛克菲勒还不够吧！”

    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夫人喜欢提醒他们，他们身上既流淌着洛克菲勒的血液，也含蓄着奥尔德里奇的血液。两种血液的混合，在他们各人的身上是互不相同的。有时她边说边示范，指出这个儿子有洛克菲勒的鼻子、奥尔德里奇的眸子和洛克菲勒的下巴，另一个孩子有洛克菲勒的眼睛、奥尔德里奇的前额和某一舅舅的两只耳朵。每天她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这比父亲的为多。教育子女是做母亲的份内事，是她所关切和高度负责的事，并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父亲规定的那些很高的准则，母亲就给洛氏的准则裹上奥尔德里奇家的温暖和甜蜜。这一点，用她那喜爱的《圣经》里的一段话来说明，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段话也是她给儿女们引用次数最多的：“他对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道，好怜悯，存谦恭之心，神就与你同行。”

    由此看来，洛克菲勒的第三代继承了比金钱还要多的东西。在家里，这5兄弟和大姐有后来心理学家所主张的理想父母：一位有权威的父亲形象，他说一下二，必须凛遵他的要求生活，才能赢得他的爱；一位火度包容的母亲，无论儿女干下什么事，她都向他们奉献出全部的爱心。但是，不管父母如何小心翼翼，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分配他们的爱心和关注，6个洛氏儿女却成长得各不相同。他们的继承和环境大率相似，但是承袭到的基因和染色体的排列却千差万别，而且由时代的转型和事件的变异所带来的正常变化，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也不尽相同。

    头胎生的长女跟母亲艾比起名，但弟弟都管她叫“巴布斯”，在二弟约翰第三于1906年出生以前，她当了三年的独生闺女，并逐渐养成了固执倔强的个性：她怨恨晨祷；不愿听“炒现饭”的《圣经》句节；反抗为挣得额外的零用钱而必须做家务杂事的规矩，说什么“我总能从爷爷手里拿到一块钱的”；她甚至偷偷吸烟上瘾，[28]又拒不听从父亲的规劝，不同意戒烟。此外，她还玷辱洛家名声，成为1925年小报上的大字标题新闻，说她因在河滨大道上开快车，时速27英里，结果受到传讯。

    小洛克菲勒对这个独生女儿无比疼爱，对她也关怀备至，但换来的却是敬而远之。她了解父亲是在为人类做“极好的事”，但后来她又回忆说：“他是这样严肃，这样敬畏上帝，他从来没有找到那能看出人生轻松一面的诀窍。”

    长子约翰第三严肃认真，敏感内向，竭力模仿父亲的言行。他天性顺从，不从不虚应以对，竭诚接受双亲的好意、智慧和教导。津贴和帐本对他是大有作用的，他发现自己宁可省钱而不把它浪费在图一时口福的糖果上。他成熟得很早，意识到家庭的财产和地位的重要，懂得自己肩负着父亲和祖父这一姓氏的重担，因此他决心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努力工作，在第一流的预科学校博取能受人赞扬的分数，后来上普林斯顿大学也同样努力。

    次子纳尔逊则从小无优无虑，性格十足外向，遇事乐观，充满活力，蔑视小心谨慎和宽厚待人的洛氏信条。他聪明，活泼，任性，调皮，被称为离经叛道的“小鬼”，不怕父亲的责打。母亲则为这个调皮捣蛋、有生活热情的儿子而私心喜慰。纳尔逊平时虽喜欢寻欢作乐，搞恶作剧，在家庭唱诗会上经常唱走调，但他对需要背诵的诗句却能很快琅琅上口，理解得也十分准确。7岁时，纳尔逊就曾给5岁的劳伦斯吐露过心迹，说他长大了要当美国总统。

    三子劳伦斯跟二哥玩得最要好，他的个性处于大哥约翰第三和二哥纳尔逊之间。他遇事好动脑筋，深深懂得父亲有关“等待和忍耐”的教导，不作多大努力就能把任何事情做好，很像他那少年时期的祖父老约翰。

    四子温思罗普从小养成了一股子牛脾气，经常挨二哥和三哥的欺负。作为和事佬的母亲，也只是循循善诱，教导他们要相互体谅，彼此友善。

    五子戴维聪明，愉快，招人怜爱。他做事认真，具有节约精神，10岁时就会做苹果冻和烤制巧克力饼。他毕生喜爱昆虫，8岁起就开始收集昆虫、甲虫、海藻和贝壳，深受美国第一流昆虫学家卢茨博士的赏识。后者曾邀请这个孩子去纽约特克西多公园他那昆虫养殖场度过了两个夏天，有意把他培养成一名昆虫学家。后来，戴维被特准进修昆虫学，以“甲”等成绩在哈佛大学就读。在大学第二年时，戴维曾参加卢茨博士的考察队，去研究“大峡谷”的昆虫生活。那里生长着从墨西哥南部到阿拉斯加的各种各样昆虫。戴维有句名言：“任何事情你钻得深，就引人人胜，会越来越感到重要。”戴维后来进了伦敦经济学院，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中国有句古谚：“妍皮不裹媸骨”。洛克菲勒家的第二代父母对子女要求严格，积极引导，磨练意志，健全身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最后使他们兄弟五人都成为出类拔萃的有用人材。

    老大约翰第三曾在美国海军作战司令部海军军事管理处服役三年之后，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回家。

    老二纳尔逊念完大学后，没有被当时国内的经济萧条所吓倒，劲头十足地投身于纽约市的房地产，急急忙忙进入了艺术世界，发现了拉丁美洲的需要，32岁时卷人了华盛顿的战时官僚主义旋涡，出任“协调美洲事务专员”，只对总统负责。

    老三劳伦斯很有业务头脑，办事有条不紊，好钻研，爱冒险。他身上总有一股子神秘的色彩，对外人则表现出一副不露声色的脸相，叫人难以捉摸。早在1937年，他就把祖父老约翰当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那个位置买了下来。

    老四温思罗普曾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里当过半熟练工，珍珠港事件之前10个月应募当陆军二等兵，后升为中士、中尉。他曾带领步兵在关岛、雷特岛和冲绳岛丛林中作战。战后以一名陆军中校头衔退役，佩有紫绶勋章，以表彰他战时光荣负伤，铜星上缀有两簇橡叶。

    老五戴维于大学毕业后，为求磨练，应募当上了陆军二等兵，在北非和法国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役。回家时是一名中尉。

    富家子弟没有变质，全靠严格有度的家庭教育，有赖于父母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第二节 十分听话的约翰第三

    小洛克菲勒的长子约翰·戴维森第三早年曾以自我解嘲的口气说道：“我父亲的想法是，他的儿子一定得跟他同一个模式。我和弟弟们必须做有利于他的事，我因而被卷进了他的各种活动。从年轻时起，我就被安置在这些早已建立的机构中，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一些年纪比我大、能力比我强的人。但我所处的地位却很有趣，也十分合算，因为一切工作都是人家为我做好了的，犯了错误也算不到我的头上。我不是这里的人才选拔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那里的财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我参与了父亲的每一件事，各种委员会和董事会。我想，可以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算到西尔港网球俱乐部。我是他的西尔港网球委员会主席，我的任务是每年物色职业网球运动员。那就足以向你们说明我所掌握的各种机会的范围了。”

    作为小洛克菲勒的儿子，他们不应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反对这种命运的安排，对老大约翰第三说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既然你是长子，是王储，那只要循规蹈矩，就不必去担心你的某一职业是否符合你的利益，你只要等着被推上王位就行。

    小洛克菲勒知道自己吃亏的是，从个在暖室中长大，生活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因此他不愿他的孩子们也受到这种错误的对待。好在他的业务要留在纽约市，他的一家子就住在西区第54街10号的一幢九层的市区高楼里。住所离中央公园很近。

    西尔港是他们一家人的消夏胜地，跟他们在一起游玩的有埃德索尔·福特家族、埃利奥特家族等富豪人家的子女。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道设法使荒山岛被圈定为一个国家公园，从而保护了岛上优美的雾景和他们那幽静的安乐窝。四季景色各异的苍翠园林、东方式的雕像和精心修剪的草坪环绕着他们的府第，看上去就象是一家乡村大饭店。那里离海滩只一箭之遥，孩子们常在大海里学习驾驶帆船，玩冲浪板。全家在缅因州度假时，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家庭女教师。

    孩子们都喜欢缅因州的这个西尔港，但它却远逊于面积约3500英亩的波坎蒂科别墅，他们在那里欢度周未或短暂的假期。他们那阿贝因顿故居和基克朱叶特巨邸也相距很近。屹立在高坡之上的这所雄伟的乔治式建筑，俯瞰山坡，远眺森林和赫德森河的滚滚洪流，使那位他们拘谨地称作爷爷的皱纹满面的老人显得十分渺小。不过，孩子们都懂得，这里与其说是他的家园，不如说它已成了纪念他的名胜地。庄园的中心部分景色宜人，有18世纪的梯形园圃，配上美观的灌木和大片的花床。这里有从勒芒的多侯爵庄园里移植过来的桔树，从苏格兰移植来的落叶松，从英格兰移植来的紫杉，白石喷泉涌出的泉水流进了彩石铺底的小溪。此外，环绕整个庄园的，还有一个九穴的高尔夫球场。

    小洛克菲勒特地为唯一的一个独生女儿巴布斯建造了一套游憩室——千间配备着家具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公寓那么大。波坎蒂科山庄附近镇上的姑娘们经常来这里同巴布斯欢聚。她们像孩子般地嘻戏，又像青少年一样被盛情款待着，常有近50人的朋友应邀来这里参加舞会，有小洛克菲勒从纽约派来的乐队奏乐，又有艾比请来的女监护人前来陪伴。

    波坎蒂科比摩纳哥[29]大10倍，有5个中央公园那般大。光是维修这所巨邸每年就得花费5万美元，而整个庄园的维修费则要花费50万美元。位于庄园中心的“公园”，面积约250英亩，成队的电动汽车常常环绕着“公园”无声地行驶着，男孩子们可以随时拦住一辆车上去玩，这个地方有意识地布置得富丽堂皇，体现着由于认真记帐和处理日常事务而获得的应有报酬。周围的优雅环境是一个无声语言，表明一个人只有通过艰苦工作和耐心忍受，就能获得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巨额财富；只有懂得善于经营管理这些巨额财富，他们就有可能得天独厚地享受这些巨额财富。

    巴布斯作为长女，是孩子们中最具反抗精神的一个。她曾被送到保守的蔡平小姐女子学校去学习。后来，他成了洛家第一个违抗父命，公开吸烟和偶尔喝酒的大闺女。当她成长为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时，她穿上最时新的服装，头戴一顶窄边圆顶的钟式女帽，成为爵士乐时代的狂热的享乐主义者。在她成年之后，她把时间和精力都虚掷在参加舞会和出席酒会上。她每天回家很晚，总要睡到第二天的中午才起床，以便晚上再去过那种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一位青年律师戴维·米尔顿追求她。他个头儿挺高，头发金黄，颇像一个运动员，出身于波坎蒂科地区的一个有着消夏别墅的上等家庭。1922年，他们结婚后，就双双搬去纽约市的一个公寓里。11年之后，巴布斯已35岁了，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他们这才回到威斯特切斯特，在那里盖了一栋住宅“哈得孙松林”。

    小的翰的长子约翰第三步他父亲的后尘，也进了布朗宁学校，最后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卢米斯寄宿学校毕业。

    1929年，约翰第三从大学毕业后，曾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当时一位《展望》杂志记者写道：“假如富豪统治的美国可以有一个威尔士亲王的话，那这儿就有这么一位。年纪轻轻的洛克菲勒不仅仅是一个富豪的儿子，他还是巨大财富传到了第三代的标志和象征。他的王朝是值得骄傲的，他必须明智管理，完整无缺地把它传下去……他将拥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钱。至于他是否会有更多的乐趣，却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约翰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的1929年班级突发奇想，投票选他是“最可能成功的人”，但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感到自在过……尽管他拥有富甲天下的家产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他仍感到自己有点儿土气，颇有盛名之累，就像另一种有不胜压力之苦的人那样。他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和脾气，而且也背上了小洛克菲勒年轻时那缺乏自信心的精神负担。他毕生在寻求一种清净乐土，使他这个长子长孙同那些强加给他的繁文缛节周旋之余，得以放松自在一下。

    他曾经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刊招徕广告。他在布朗宁学校试图谋取他父亲当年担任过的足球队经理，但没有成功。人人都可以看到他常常为显然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而长时间苦恼着。

    约翰第三在大学毕业的几年后，即跟布兰奇特·费里·胡克结了婚，那[30]此指摩纳哥公国，位于法国东南地中海岸，长约3.5公里，狭窄处不足200米，面积1.49平方公里。人口2.5万（1976年）。首都摩纳哥。过去曾系法国保护国，1911年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风景优美，为欧洲著名的游览胜地。

    是1932年的事。布兰奇特的母亲是费里种子公司的产权继承人，父亲是著名的工程师，曾任胡克电气化学公司总经理。

    大学毕业后，约翰第三曾作为他父亲的代表去日本京都参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一次会议（这是他毕生对东方事业感兴趣的一次预习）。接着，他又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回国后，就立即到他父亲的办公室去，想找一个能充分发挥他长处的领域——他具有一种自命不凡的道德观和坚持不懈的专注精神。他开始参加纽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同青少年和刑事当局谈话。要不是他父亲为他早作了安排，他也许会闯入另一个工作领域的。

    小洛克菲勒断定，他的这位十分听话的长子的个性最适合于干他家主办的慈善事业。到了1931年，约翰·翰维森·洛克菲勒第三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普通教育委员会、洛克菲勒学会、中国医药会和其他一些组织共33个不同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理事。

    43年之后，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第56层的镶橡木板的办公室里，约翰·戴维森第三坐在查尔斯·伊斯特曼画的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一的画像下面，正在表演着一出新戏——把他父亲恩施给他的权力用得恰到好处，把他家的事业再向前推进一步。不过，那些接近洛氏财团的人都发觉，这位十分听话的长子对他家的事业和前途并没有独特的远见，不能赢得人们对他继承得来的领导权给予充分的支持。第三代的这幕戏将是长子的继承权被推翻，约翰·戴维森第三在他的老弟一辈人中将退居到次要地位。

    中国有句俗话：马善被人骑，人善受人欺。“十分听话”，往往掌握不了继承得来的领导权。有一件小事可资说明。

    一位在洛克菲勒家当过长期职员的霍华德·诺尔斯回忆道：“约翰（按：指约翰·戴维森第三）是跟人家保持距离的人，甚至可说是落落寡合的人。你会觉得他总想缩在后边。他非常害羞，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他会一声不响地从你身旁悄然走过。而纳尔逊则与此相反，他一走进房间，就会拍着你的肩膀问你干得怎么样。他就是不一样。他从没有用个人的力量把大哥约翰第三硬挤出去，他甚至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我记得有一次，当全体5位男孩子（实际上他们那时已是青年了）坐下来拍照时，纳尔逊竟坐在正中，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他是兄弟们注意的中心。他说俏皮话，逗得人人发笑。这时约翰第三却默默地坐在边上，一声不响，正经八百的。摄影师正待动手拍摄时，纳尔逊恍然悟到了点什么。他急忙跑上前去，一手挽着约翰说：‘来，好约翰，你是老大，你应该坐在正中。’约翰二话没说，就随即坐过去了。但这没什么关系，不管他坐在哪里，纳尔逊总是洛家第三代人的核心。”

    第三节 要过真正生活的纳尔逊

    小洛克菲勒的次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眼看自己的大哥约翰第三在他们父亲的办公室里担任的，不过是比一名体面的办事员好不了多少的角色时，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思深忧远了。行将毕业时，他愈来愈烦恼的是，在自己家族事业中究竟应摆在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就在毕业的前夕，纳尔逊向父母亲倾诉了自己的衷情。他委婉地写道：“在他人创立的企业中，踏着前人的足迹一级级地爬上去，只能在某些地方作一些小改小革，也许到了60岁，我才终于能爬到首脑的位置，才能真正掌握很少几年的管理权。不，那不符合我的理想，我要过真正的生活。”

    早年，纳尔逊本想跟着大哥约翰第三进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但是他的成绩很差，一时还真拿不准他能不能进入任何“名牌”学府。为此，他不得不请家庭教师补习功课，他的信心也从未动摇过。他在林肯学校的最后一年“开始刻苦用功”，总算进入了达特默思学院。他这人很实际，他要在某一事物确实具有市场价值之后，才会愉快地接受它。

    不久，纳尔逊就为自己的家族辩护。在拟定经济毕业论文的题目时，他决心写一篇为他祖父创立美孚石油公司辩护的论文。父亲得悉这事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孩子对家族忠诚的一大表现，很具有战斗性。为了帮助纳尔逊写好这篇论文，老爸特地送来了老祖父没有发表的文稿，这是艾维·李委托英格利斯从老约翰的言谈中概括出来的精华部分，纳尔逊对像塔贝尔等专事揭丑的记者所写的文章并不怎么爱读，但他却废寝忘食地一口气读完了英格利斯的文稿，还给家里写信说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产生出这么大的兴趣来……因为我首次觉得我对祖父有了真正的了解，初步窥见了他一生的能力和伟大。”

    尽管纳尔逊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尽管他对洛克菲勒家族的忠心日益坚定，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对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的仰慕和追求。玛丽是他几年前在西尔港结识的一位姑娘，真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经常约会，很快就热乎得难舍难分了。在大学四年级的那年初秋，他不顾父亲要他等一些时日的好心劝阻，硬是同这位迷人少女订了婚。

    玛丽·克拉克是在费城的一个庄园里长大的。该庄园由英王乔治三世赠送给她的祖先，产业从此遗传下来。在进入弗吉尼亚州的福克斯克罗夫特贵族学校之后，她又去巴黎“念完了”最后一年书。

    这门亲事也和父亲的婚姻一样，又提高了他们洛家的社交地位[31]。1930年，纳尔逊大学一毕业，就同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在费城举行豪华的婚礼。老祖父一视同仁，1925年给巴布斯的结婚礼金是2万美元，这次给纳尔逊的礼金也是2万美元。父亲给新婚夫妇的礼物则是一次很有气派的环球旅行。这次旅行只有美国无任所大使或洛氏家族的人的旅行才堪与媲美。

    新婚夫妇走访了火奴鲁鲁[32]、东京、汉城、北京、爪哇、苏门答腊和巴厘等。美孚石油公司把石油的文明之光照进这些地区都已达半个多世纪了。

    他们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一名公司代表恭迎，招待他们骑着大象通过密林丛莽，邀请他们享受异乡情调的娱乐，还陪伴他们出席有国王、王子或当地要人参加的盛宴。父亲还为儿子和媳妇弄到一封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介绍信，准许他们进入大英帝国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甚至越出了美孚石油公司所能到达的范围。在印度德里，新婚夫妇会见了诗人泰戈尔，然后访问了甘地的在所。第二天一早，他们还蒙甘地亲自接见。

    9个月之后，这一对新人返回纽约，搬进了第5街的公寓。父亲希望儿子能像地大哥一样安居下来，担负起家族的任务。但遗憾的是，这趟蜜月旅行的所见所闻，却只能燃起纳尔逊要自主创业的雄心壮志之火。

    几个月之后，约莫是1931年夏，纳尔逊到百老汇大街26号去工作，他发现自己最为担心的事果然得到了证实。在那里，一切事务都按照父亲40年来所形成的那套缓慢而稳健的节奏进行着。所到之处，他总会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都被父亲的顾问们那小心一致的阻挠。

    最后，纳尔逊开始脱离他父亲的轨道。他违反了小洛克菲勒一再明确表示过的期望——要他把精力全都倾注在家族事业的要务中，竟然应邀出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理事，事实上他早就为该博物馆做了不少的事。他给父亲写的信上说：“我认为值得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是，我觉得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审美观念同他的精神发展或身体健康几乎是同等重要的。总之，一如我从前说过的那样，我觉得这一类职位所提供的接触不应遭到忽视。我很抱歉我在这件事上使你不愉快，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观点。”

    其实，纳尔逊只是受到其他事业的吸引罢了，他可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父亲的办公室那份工作的。1932年，他和两位朋友组成了一家特克公司。这是一家收取佣金和出租办公室的混合性企业。在这方面，纳尔逊显示了自己那敏锐的创业者目光，又喜欢利用家族关系去进行投机交易[33]，使父亲深感不快。不久，纳尔逊把两位合伙人的股份都买下来独家经营。井把公司的名称改为“特别工程公司”，又将其业务范围局限于出租洛克菲勒中心的房地产。

    不过，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他那个人自求发展的事业，离不开洛克菲勒家族的支持，因为只有这个家族所拥有的企业，才能给他以所需的权力和实力。1933年下半年，纳尔逊刚从墨西哥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搜集到一批绘画回国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封信表明他已愿意接受其家族的观点为实现父亲的目标而努力。信里面写道：

    总之，我可以说的是，我只希望通过这封信使你明白，鉴于我的利益所系，我又回到家族的圈子里来了，今后我的愿望是，将以我有限的经验尽力为你效劳……

    由此可见，纳尔逊与父亲和解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他认识到在扩大家族的影响方面出一点力，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但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原因，那就是他虽与父亲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察觉他们的家族正在开始积聚起一种在美国生活中为其他豪门显达所没有掌握过的权力。他也像父亲那样，觉得这是上帝赋于洛克菲勒家族的特惠，他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向前推进一大步。

    如果一度围绕着这笔财产的敌意削弱了，那么这份财产的本身数量也就缩小了。削弱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新的税收制度，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投入各种慈善事业的巨额资金竟和花在洛克菲勒王朝本身的钱一样多，包括家族总办事处和各处房地产。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这笔财产将由这一代的5个男孩继承人分别继承而不是由一个人独占。

    在洛氏家门的第三代中，纳尔逊成了他父亲的代理人，他焦急地关注着弟兄们的进展，鼓励他们不断进取。当他不由自主地回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工作时，他意识到了弟兄们的进展，并渴望能为他们制订出一个对他们未来的努力能起补充作用的方案。

    1934年12月，小洛克菲勒给5个儿子分别写了一封信，说他已把大部分家产作出处理，主要是用信托方式分给每人约4千万美元的美孚石油公司股票。

    小洛克菲勒本不愿那么匆忙地“分家”的。由于政府要实施新政规定的遗产税法，如果他生前没有把家产分开，那么应上缴的遗产税将达到他那财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1934年也是实施新证卷交易法案的一年，按照这一法案的要求，凡持有某一公司股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的人，都必须报告他们所持有的股数。由于安排了“1934年的信托”（他们就这样称呼这种信托财产的），小洛克菲勒分散掉了很大一部分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从而使他无需按照新法案规定向当局申报股数。

    如果说，“分家”的时机的选择是由客观环境支配的，那么财产的传代则是势所必行的。对洛克菲勒王朝来说，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洛克菲勒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对此都是一清二楚的，这个时刻也似乎促使纳尔逊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从最初工作时起就当上了洛克菲勒中心的董事，那时总部还在百老汇大街26号，而这回他开始倾注全力在不景气的市场上要把洛克菲勒大厦的空房子全都租出去。

    纳尔逊的努力正好碰上了全美不利于招揽租户的时刻，当时帝国大厦也只租出了三分之二的房间。摆在纳尔逊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

    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正是在这样的重重困难中，纳尔逊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继承了他父亲那一套冒险致富的高明手法，用金钱诱使帝国大厦的租户退租[34]，居然把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空房都租了出去，还赢得了友谊，结交了年轻的乔治·米尼——布朗克斯区的管子区代理商。当纳尔逊要“大纽约建筑工会”派个人与他打交道时，对方就指定米尼为签订主要协议的人。结果，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并没有因为罢工而失去一个工作日，到工程结束时，纳尔逊赢得了米尼的坚定敬意。

    到了1938年，洛克菲勒中心终于摆脱了令人沮丧的经济窘境，安然进入了另一时期——不仅达到了收支两抵，甚至还赚了钱。这人，纳尔逊的确立了一次大功。作为授奖，小洛克菲勒派他担任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总经理。

    当1934年纳尔逊重新定位到他家的事业中时，他采纳了德比伏伊斯的建议去大通银行工作。通过这二实践，他熟悉了各种业务经营，还懂得了如何去配合他父亲的企业。但是使纳尔逊真正感兴趣的唯一部门，却是大通银行的海外部以及它与国际政治和石油公司的关系。

    当他在大通银行度过一段学徒生涯时，有幸结识了该行的海外部负责人约瑟夫·罗文斯基。两人的关系打得十分火热。罗文斯基神通广大，既认识那些控制原料市场的各个国际卡特尔[35]的巨头，又熟悉国际石油界的头面人物。当1935年纳尔逊以大通银行代表的身份去伦敦时，罗文斯基帮助他与各方面进行接触，满意地注视这位年轻人成功地周旋于他家族势力范围内的各个企业之间，那种活动方式是他父亲做梦也想不到去干的，至少也不会由他直接去干。

    出席纳尔逊在伦敦和巴黎举行的招待会的国际石油界人士，其热门话题都是有关马拉开波湖油田，该油田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委内瑞拉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当时约100多家公司相互竞争，都想获得委内瑞拉原油的招标，但最后仅有三家石油公司中标，它们控制了全部原油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壳牌石油公司占有百分之三十六，海湾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米尼·格兰德公司有百分之十四。委内瑞拉最大的一家生产石油的公司是克利奥尔石油公司，它是新泽西系统的王牌。正是这家公司备受纳尔逊的青睐。他请求他父亲从他那份美孚股票的信托资金中提出一部分来换取克利奥尔的股票；当然，换取的股数要足以使他成为这家公司的重要股东，他决心脐身这家公司董事会，成为董事之一。

    1935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不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转折点，它对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财富的克利奥尔和别的公司也是如此。这年的12月中旬，控制委内瑞拉政坛长达27年的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魂归天国。戈麦斯政权被认为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残酷、最腐朽的政权之一。但是，当委内瑞拉人民受苦之时，外国石油公司却大发横财。在2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也是马拉开波湖的权益开放时期，凡是外国公司所要求的，戈麦斯都拱手相让，他自己则获得了极为优厚的报酬。结果，在他去世时，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然而全国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是文盲，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住在烂泥地的茅草屋中，而委内瑞拉的就业人数却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

    这位独裁者一去世，新政府为了安抚在戈麦斯时代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怒潮和社会动乱，就通过了严苛的石油改革法，震撼了包括纳尔逊在内的石油界人士。但是他们感到更为可怕的事实，则是整个西半球所燃起的来势凶猛的民族主义烈火：玻利维亚的革命政权在1937年把那里的美孚石油公司的财产收归了国有；次年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也宣布没收外国石油公司的财产。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时真使西方的“吸油鬼”们吓破了胆。

    年轻的纳尔逊迷上了石油事业。他本能地认识到，在国际强权政治中，石油是注定要起重要作用的。这样，他就有意识地卷入了这股激流之中。1937年春，他启程作拉美20国之行。此行包括罗文斯基、美革高级行政人员杰伊·克兰、他的夫人玛丽·托德亨特和他的弟弟温思罗普等人。他们乘坐美孚石油公司的游艇，沿着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上溯。纳尔逊巡视了克利奥尔石油公司的产业井访问了加拉加斯[36]他在那里的两次宴会上会见了戈麦斯的继承者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将军、他的全体内阁成员和委内瑞拉4个州的州长，从而使拉美之行达到了高潮。事后，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向他那国内的父母兴致勃勃地汇报说：“除非发生某些不可预料的事，看来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殷实的国家之一——这儿肯定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

    这次旅行又是纳尔逊一生中的转折点，是他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伟大事业”的重要时刻。他从加拉加斯回国后，就在伯利兹语言学校开设了一门西班牙语的速成班，只有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才会怀疑这不过是他的又一次热情冲动了。但他却是认真对待拉丁美洲的。他要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经理人员会上表述他所意识到的危机和机会，要求他们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方针去承担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并指出公司只有遵照人民的意愿和政府的法令才能保持住财产不被没收。他甚至言之凿凿，说公司当局如果不认识它的社会职责，“他们就会剥夺我们的所有权。”

    这些经理人员都是长期从事石油业的专门家，这下突然发现这位洛克菲勒的继承人居然喋喋不休，教训起他们来了。纳尔逊花了好几个星期视察了他们的业务情况，一再向他们解释为了避免像在墨西哥那样地失去一切，他所设想的改革措施已势在必行了。

    那些身居克利奥尔石油公司高位、反对年轻的洛克菲勒的设想或把他的热情误认为是懦弱乏术的经理人员，不久就发现自己被调职、被辞退、或被明升实降地调任国内无足轻重的职位了，12名伯利兹语言学校的教师被聘去帮助公司的美国高级职员和一般职工掌握西班牙语，学习委内瑞拉的基本文化。不久，马拉开波湖的克利奥尔石油公司周围的铁丝网也给拆除了。一个类似洛克菲勒基金会倡议的那种公共卫生规划被提了出来，那个规划的部分资金是由政府捐助的，它的目的是在于消灭产油区内折磨工人的钩虫病、疟疾和其他一些热带地区的疾疫。

    在戈麦斯去世后的那几年中，委内瑞拉人民之所以反对石油公司，是因为石油繁荣导致该国成为单一经济的国家，这伤害了农业，从而使物价飞涨，破坏了国内的工业。委内瑞拉的各种派别都一致认为，为了减轻对石油生产的依赖，经济必须实行多样化方针。这样，展示出实施这种经济多样化的道路，就成了纳尔逊下一顶改革运动的内容。

    1940年，纳尔逊集合了一批朋友和同业组成了委内瑞拉开发公司。为此，他筹集了300万美元的创办资金，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他的家族，三分之一来自委内瑞拉的合伙人，三分之一来自各石油公司。在他成立开发公司的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批在他第一次作南美之行时认识的大多数与他同龄或年龄相仿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就像举行军事会议似地定期召开碰头会议，专门讨论拉丁美洲的形势并作出应对的策略。

    这个组织中的幕后策划人物，便是比他们年长20岁的“乔大叔”罗文斯基。此人是国际经济事务方面知情人中的佼佼者，后来纳尔逊去华盛顿参加罗斯福政府时，罗文斯基是他的随员之一。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杰伊·克兰也是属于这个洛克菲勒研究小组的，此外还有说话简洁的华莱士·哈里森。

    这位高个子新英格兰人年轻时就当上了洛克菲勒中心的主要建筑师，一度声誉鹊起。他的同辈人中有些人也许在艺术方面比他影响更大一些，但因华莱士已成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桂冠设计师，而他的忠诚又是纳尔逊始终信赖的，所以价值1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设计图样仍由他来负责。几年前通过雷蒙德·福斯迪克介绍而被吸收到洛克菲勒家族圈子里来的，还有一位捷克经济学家比尔兹利·鲁姆尔。这位身材高大、满脸红光的人也成为洛克菲勒财团的主要谋士。

    1940年暮春，鲁姆尔先生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制订出一份被称为白皮书式的“西半球经济政策”。该白皮书提出了一些方案，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同时也为了防止纳粹在那里赢得像其军队用闪电战横扫欧洲大陆那样的外交胜利。

    由此可见，纳尔逊的身边这时已集合起了一批智囊人物：约瑟夫·罗文斯基、杰伊·克兰、华莱士·哈里林和比尔兹利·鲁姆尔等。他们同心协力地把纳尔逊捧起，让他的政经触角悄悄地伸到了华盛顿。

    1940年6月14日夜晚，纳尔逊叩开了白宫的大门，他把一份3页多的备忘录交给了罗期福总统[37]的得力助手哈里·霍普金斯。在霍普金斯的授意下，纳尔逊·洛克菲勒便高声朗读了一遍听来更像是宣言而不仅仅是一份政策性建议的文件：“不管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德国获胜还是同盟国取得胜利，美国必须运用其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来挫败极权国家的花招，以维护其国际地位。”

    7月8日，纳尔逊正在同他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欢庆他那32岁生日的那天，他接到了华盛顿打来的长途电话，是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打来的。

    福雷斯特尔在电话中征询纳尔逊的意见，问他是否能来华盛顿就有关职位一事进行磋商。第二天晚上，纳尔逊与福雷斯特尔就在F街俱乐部的花园里共进晚餐。福雷斯特尔提请他担任新设的美洲事务协调官一职，并要求他考虑几天后再行答复。

    纳尔逊立即乘飞机去盐湖城征求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的意见，当时威尔基正在进行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那是得到纳尔逊舅父温思罗普协助井为洛克菲勒家族大力支持的。威尔基明确无误地告诉这位洛克菲勒第三代的新秀、“要过真正生活”的纳尔逊，说接受白宫的这个职位是他应尽的爱国义务，而且是他所一手促成的。在不到一个月前，温德尔·威尔基曾与哈里·霜普金斯有过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这位共和党领袖就提议要设置这样一个职位。于是，纳尔逊便欣然接受了这一官职。并随即走马上任，从而开始了他那新的真正的仕宦生活。

    任内病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的堂弟。

    第四节 自封为“冒险家”的劳伦斯

    洛氏第三代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在童年时期就是二哥纳尔逊的亲密玩伴，成年之后，两人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到1940年纳尔逊应召去华盛顿时，劳伦斯已开始脱离二哥的卵翼，变成为一个神情严肃、个头魁伟的男性青年，他正在为自己的远大前程而奋力拼搏。

    在继约翰·戴维森第三之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劳伦斯也被视为“前途无量的人”。他主修的学科为哲学，系里开设的每一门课他都选修，广泛涉猎，不断充实自己。毕业时，他写的学位论文所用的标题是：《价值观及其与伦理学的关系》。

    踏出大学门槛后，劳伦斯眼看大哥和二哥都早已成为青年实业家，在成功的道路上春风得意。毫无例外，他也想通过自力更生取得个人事业飞黄腾达的机运，甚至希望超过两个哥哥。

    母亲认为洛氏之家应该有个律师，劳伦斯秉承高堂的意愿，又进了哈佛大学法律学院进修。但在1934年期终考试时，他遇到了巨大困难，由此深信自己与法律这门学科无缘。也就在这一年，他决定跟玛丽·弗伦奇共结白首。这位姑娘是纳尔逊在达特默思学院念书时同寝室的一个同学的妹妹，他们家是佛蒙特州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创办人比林斯家族的后裔。

    这对新婚夫妇先是把“爱巢”筑在纽约，劳伦斯便在第5600室开始工作了；后来这对夫妇继承了玛丽·弗伦奇老家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的那幢巨厦。这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在纽约定居期间，劳伦斯在大通银行学习了几个月的业务，随后就参加了洛克菲勒中心的董事会。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就在寻找其他企事业单位，条件是跟洛氏王朝没有竞争性的，免得同自己的家族利益发生冲突。

    劳伦斯对自己一生的起步事业十分重视，孜孜以求。1937年，他终于同华莱士·哈里森和哈蒙·戈德斯通两位建筑师合作，共同创办了一家名叫“新家具公司”的家具进口与销售公司，因为他对30年代中期在美国一度走俏的斯堪的纳维亚[38]家具发生了兴趣。在老洛克菲勒去世后的几周内，劳伦斯购买了他祖父在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席位。他看不上那些股票上市的老牌公司，对它们不感兴趣。他所注意的倒是那些开设不久的小公司，因为它们需要洛氏家族去扶持，希望凭借他家的声望、关系和实力打开局面，拓展业务。

    劳伦斯热衷于闯险，并自诩为“冒险资本家”。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这一时新名词的特定含义情有所钟。

    为了在荆棘丛中独辟溪径，劳伦斯选定了航空事业。鉴于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没有乘坐过飞机，劳伦斯决心在这一新兴工业中闯出一条路子来，成为“一代天骄”。为此，劳伦斯便大力支持他早先在童年时期曾无限倾慕的英雄埃迪·里肯巴克上尉，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里肯巴克上尉应邀加入了一个由库恩和洛布组成的辛迪加[39]。他希望向。

    1939年，劳伦斯又结识了另一个信心十足的青年企业家、来自阿肯色州的苏格兰人詹姆斯·S·麦克唐纳。这人精力旺盛，很有抱负，曾在格伦·L·马丁公司任总工程师多年。他眼看战争即将来临，就决定自己创办一家公司，生产自己设计的飞机。这位身材修长的年轻人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他在圣路易斯飞机场的美国航空公司飞机库上面租了一个办公室，聘请了15%名工程师，放手让他们去设计一种新型驱逐机，同时不懈努力，物色公司的支持者和新式战机的买主。

    最初，劳伦斯支持麦克唐纳的意见，仅是出于对一个普林斯顿同学的礼貌，后来他对麦克唐纳的建议却发生了巨大兴趣。这不仅是因为麦克唐纳正是在国家需要战机时及时建立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这种战机是新型的以喷气推进为动力的飞机。劳伦斯投资了1万美元；为了推动事业的顺利进展，他还设法帮助这家企业与政府签订了购销合同。

    到了1940年，劳伦斯已经深深地卷进了这些“冒险”事业，在航空领域走得越来越远。由于需要大量资金作后盾，劳伦斯不得不请求他父亲准许他动用他名下的1934年信托基金的本金。

    性，但已丧失商业上的独立性。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均由总办事处统一办理。

    第五节 当过“石油工人”的温思罗普

    温思罗普是小洛克菲勒的第四个儿子。童年时期经常受到二哥纳尔逊和三哥劳伦斯的欺凌，养成了一股牛脾气。他们经常两对一地打斗，把他打翻在地，害得他大发脾气。这时，纳尔逊便坐在他的头上，劳伦斯则压住他的双脚，直到他冷静下来为止。

    温思罗普下面还有个小弟弟，比他小三岁，又聪明伶俐，深得爹娘的疼爱。因此，他在家中理应得到的心理上的地位，全都给排挤掉了。这种不利的情况一经定格，就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家里人越是瞧他不起，他的处境就越为困难；而他的处境越是困难，人家似乎越有理由瞧他不起。很快他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人，一个与洛克菲勒家族格格不入的人。

    温思罗普在家里跟兄弟的关系处理不善，但在林肯学校里同其他孩子却相处得很好，他显得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不过，他在林肯学校的成绩却非常之糟。父亲以为这个儿子可能是需要一个管教更为严格的环境，于是把他送到卢米斯寄宿学校去。幸运的是，温思罗普在那儿努力读完他最后一年时，母亲艾比感到松了一口气。她给自己的姐姐露茜写信说：“总算幸运，他真个毕业了！”以后，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努力和他父亲的从中说情，温思罗普居然混进了耶鲁大学。但是，他一远离了他父亲的监督，又开始不记帐了，有时接连几个星期帐簿上一片空白。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必须把自己的帐册交给父亲审核以便领取下学期的费用，这才恐慌不已。有一回；他被逼得无路可走，一度萌生邪念，忘想偷寄同学的钱去平衡自己的收支。为了避免父亲的责难，他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不得不哀求大姐巴布斯支援，她借给了他一大笔钱来应付老爸的盘查。后来，温思罗普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大姐的这笔债还清了。

    温思罗普原本是进的耶鲁大学1935年级。两个学期下来，成绩差劲，遭到留级，退到了1936年班。后来，他硬着头皮明白地禀告父母，说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家里也只好同意他退学。当这个弱智青年最后离开纽黑文那鲁大学的校门时，虽然于心不安，但私下还是庆幸的。

    培养孩子绝望之后，小洛克菲勒寻思再三，最后决定把温恩罗普送去美孚石油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规模极大的原油子公司——亨布尔炼油公司。那是1936年的事。刚进公司时，温恩罗普是担任油井实习工，成为洛氏兄弟中第一个与群众生活在一起的人。开始时，工人都怀疑这个洛克菲勒的“四公子”是专门派来监视他们的密探，于是纷纷排挤他，有的人甚至威胁要他的命。这时，小洛克菲勒急了，就想给这个宝贝儿子雇用保镖。温思罗普这时倒表现得很有主见：他一方面向同事们解释，一家石油公司绝不会派一个姓洛克菲勒的人来充当密探的；另一方面他花了1美元，向警局副局长领取了私人佩带左轮手枪的许可证。工人们虽然不太怀疑他，也没有真要他的命，但还是捉弄他，给他搞了一些恶作剧，还想尽办法来考验他的持久力和忍耐心。好在温思罗普接受了同事们的考验，在工作中表现良好。他在油田工作了一年，当过地球物理勘探工、半熟练的炼油工、石油精炼工和油管安装工等，到一年结束时，他几乎把石油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实践了一遍。他的同伙从此便喜欢他，尊重他，管他呢称为“洛克”。

    这样一来，温恩罗普对新环境完全习惯了，对周围世界倍添热爱。须知在油田评判一个人的成败，并不是凭他的姓氏和家族的财力，而是首先看他打油井的速度和质量。温恩罗普把这一年当成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黄金时刻。

    不过，成功地当好一名工人对温思罗普来说决非长久之计。尽管他十分喜爱这份工作，但他知道这仅是未来在纽约工作的序幕，那里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不管他怎样试图进一步靠拢普通老百姓，他总觉得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到他家庭的漩涡中去的。当他在亨布尔炼油公司一年工作届满时，父亲把他急召回去，随后就被派到大通银行当见习生，同时还在其有影响的石油公司中给他物色好了一个职位。

    1937年，温恩罗普在随同纳尔逊等人沿奥里诺科河巡视了委内瑞拉油田归来之后，便在索可尼一真空石油公司的外贸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还担任了大纽约基金会的副主席，因而在洛氏家族慈善事业中承担了一份义务。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家族队伍中的一员，但要赢得他们的尊敬则很不容易。这是因为，一般都说他有酗酒的恶习，有一些记者（如吉米·菲德勒和其他“花絮新闻”的专栏记者）还不时报道他经常出没于“摩洛哥”和其他夜总会的丑闻，——这一切，都使他父亲感到十分烦恼。

    谢天谢地，1941年这个最不争气的儿子终于人了伍，当上了一名步兵队的士兵。小洛克菲勒从此才算松了一口气，心头放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

    第六节 志在腾骞的戴维

    小洛克菲勒的最小儿子戴维是全家的一个小宝贝，他从出娘胎时起就意识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那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随着他的不断成长而变成了他那不可动摇的自信心。

    他长大后又聪明又自信，从不犹豫不决，而且一路顺风，十分幸运，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分享了4个哥哥所赢得的胜利。霍勒斯·奥尔布赖特回忆说，戴维是一个健壮的小家伙，他在黄石公园的树林里四处奔跑，扳开巨石寻找下面的叶片和甲虫做标本。这个天之骄子对昆虫学发生了兴趣，当追溯到他在林肯学校5年级时一位教师的引导，他终身对这一学科的酷爱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等到他进哈佛大学时，他对甲虫研究的偏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获得了教师的特许，从事选修研究生的昆虫学课程了，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在大学里的唯一优等成绩就是这一门课。后来，即使他已当上了受人尊敬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首脑，有些行为举止异常乖僻，常常使他的同僚和朋友们大感意外，惊诧莫名。这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把洛克菲勒的举止估计得过高了。因为这位总裁正当谈话的兴头上，会突然神不在焉，双眼则从对话者的脸上倏地转向了地面，鹰瞵鹗视，一面徐徐将手探进胸袋里，从里面悄没声息地掏出一只小瓶儿，随即虎地扑向他那在地上爬行的昆虫标本，逮住后迅即塞进瓶口，再小心翼翼地连瓶一起放回口袋里，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继续他那未竟的话题。

    由于戴维那么专心致志地搜集甲虫标本，那么全副身心地酷爱昆虫学，终于成为他事业之余的特大癖好。他私人搜集的甲虫标本堪称世界一绝，并被列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目录。作为回报，戴维就大力资助设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研究站。这个站的工作是专门采集整个西南各州的昆虫标本。他们分离出了两个稀有品种，然后以“洛克菲勒”姓氏命名。这两个品种是：armaeodera Rockefelleri和cicindela Rocdefelleri[40]。

    尽管戴维有这一拿手强项，但他毕竟娇生惯养，自视甚高，因此早年在林肯学校时常遭人白眼甚到厌弃，据洛氏兄弟们的同学路易丝·马耳夫人事后回忆，说大伙儿都喜欢纳尔逊、劳伦斯和温思罗普，不喜欢戴维。马耳夫人说道：“戴维是他们的小老弟，可总爱夸耀自己有钱，夸耀自己去过的地方多，到过欧洲，吹他的家族又是多么富有。所以在任何一名高校的女学生眼里，他都是一个挺讨厌的家伙。”

    1936年，戴维于哈佛大学毕业。父亲立即让他去加拿大拜访麦肯济·金，以便征求他对此子前途的看法。后来，这位加拿大的总理表示：就洛氏的这名子弟而言，他的前途无限远大，但他又觉得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变幻莫测，无法估量，因此不必忙于作出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将戴维送去研究院深造，静观世态为宜。

    同年秋，戴维即被送去伦敦经济学院进修。他常被邀请参加那些一般是由外交官和政府高级官员举办的鸡尾酒会，并有幸会见了约琴夫·肯尼迪大使的一家，还和他的女儿凯思林有过约会。他每周还花几个小时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

    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之后，戴维再回到芝加哥大学攻读，193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伊莱扎·洛克菲勒的那句神圣格言：“恣意的浪费势将导致可悲的贫乏”，在戴维撰写的那篇博士论文中又被引用了。他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不使用的资源和经济上的浪费》。他在该文中指斥资本主义的垄断是一种反生产行为，但他的家庭教育和对老浸礼会的信仰却使他在批判“慵夫”一章节中认为这才是“最最严重的浪费”。

    1940年，戴维回到了纽约，不久就跟玛格丽特·麦格拉思小姐结为百年之好。当时正是纳尔逊即将奉召去华盛顿人仕之前不久，大家都认为戴维是洛氏昆仲中具有潜在政治前途的人。他为人坚毅沉雄，分析能力忒强，在大学时期就公开议论当时的国家大事，尽管在谈论国事时不忘记为自己的家族进行辩解。

    1939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属下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戴维·洛克菲勒是有政治前途的。他很像他的母亲，是一个好孩子。他决心投身政界，还征求过我的意见，作为起点，他被提供了在拉瓜迪亚市长手下工作的一个职位。是否接受这一职位，还是去华盛顿，他一度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1940年，戴维最终决定去当拉瓜迪亚的助手，帮助他解决了不少麻烦问题，他也很乐意为这个城市工作。不过，这时的戴维仍不改当年的积习，每次接电话时总爱突出他的姓氏，说什么：“市政厅，洛克菲勒在说话。”为此，市长不得不制止他的这一口头禅。

    在该市实习期满后，戴维却对政治表现出不感兴趣，至少对竞选政治淡然寡味：不爱跟人家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展开辩论，尽管他也有纳尔逊那样的雄心壮志。戴维对权力也十分热衷，但与纳尔逊所不同的是，他希望的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权力，而不是选民所能给予的那种变化无常的权力。后来，他对此剖白得十分清楚，可说是一针见血。他说道：“这一领域（按：指政治）的危险，在于它会把你的全部时间都消耗在竞选上。”

    第七节 王朝的更新换代

    A.宦海浮沉的纳尔逊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小洛克菲勒经历了一场舆论的信任危机。

    长期以来，“美孚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涂抹不掉的同义词。但是，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与德国石油化工垄断企业主1·G·法本组成了一个卡特尔。这种业务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上台之后。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夕，当美国参议院国家防务审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助理司法部长瑟曼·阿诺德宣读了美孚石油公司副董事长弗兰克·A·霍华德写的一封信，信中指出该公司于1939年还在荷兰与纳粹德国续订了卡特尔协定。该协定所订条款显然缺乏从爱国心出发的考虑，因为信中写道：“我们已为签订一个暂时性完整协定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不管美国的参战与否。”当时，美国参议院国家防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哈里·L·杜鲁门拂袖而起，愤然离开了听证会，边走边说道：“我认为这迹近于叛国行径。”这样一来，舆论大哗。正当美国开始战争动员之际，美孚石油公司便成为众矢之的了。不过，这一次全仗小洛克菲勒的机智和斡旋，才把公众对美孚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两者混为一谈、视为一体的想法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化解了危机，尽管他对杜鲁门委员会深入调查美孚一法本卡恃尔的复杂内幕深怀疑虑。尤其是到了1942年，法本己因奴役纳粹集中营的劳动力而臭名远扬。小洛克菲勒表面上强装镇静，私下里却在作种种应变准备：他敦促美革石油公司的行政部门给他提供好一份备忘录，说明他们与轴心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无妨大局，以便在一旦需要时，可以用作盾牌，为自己辩护了。

    幸运的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小洛克菲勒可以高枕无忧，成为一个不容怀疑的美国公民了。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1942年，洛克菲勒第三代的几个兄弟都被动员起来了。

    约翰·戴维森第三参加了名目繁多的委员会，诸如难童委员会、联合服务所、美国红十字会和许多其他的组织。那年的后期，他参加了海军，迁居到了华盛顿。

    劳伦斯也被任命为海军上尉，并驻守在当地。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福雷斯特尔的交往和正在崛起的飞机制造业的关系，担任了监督战斗机的生产与发展的职务。

    戴维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入伍的。他从预备役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北非情报站服务了两年，后来去巴黎担任助理武官。

    温思罗普则是洛氏兄弟中唯一从士兵逐级晋升到军官的。他非常欣赏步兵部队的民主精神，恰如他在石油工地上所过的生活一样。他参加过太平洋战斗，在进攻冲绳岛时还受了点轻伤。

    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常常为参军的4个儿子犯愁，有时为听取战报而睡得很晚。但是，她全神贯注的却是她的宠儿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他虽然不是军人，却比其他兄弟与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

    1940年，当纳尔逊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官时，工作得十分卖力。正如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戴维·利连撒尔所说的那样，纳尔逊“这位特别卖力的人使所有卖力者都相形见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开始担心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在职权上会与其他单位重叠，他们不理解总统干吗会同意设立这样一个重复机构。所以，当这位盛气凌人的32岁青年率领一帮专家走马上任，大家的心里就更是七上八下，难以安宁了。

    担任纳尔逊这一机构的重要职员有：乔治·罗文斯基和沃利·哈里森；电影《飘》的制片人、后来又充当美国驻英大使的好友约翰·海·惠特尼；来自委内瑞拉发展公司的卡尔·斯佩恩，和来自米尔班克——特威德事务所的青年律师约翰·洛克伍德，此人表面温和但目光敏锐，是大哥约翰第三推荐给二弟纳尔逊的。此外，比·鲁姆尔不愿在这个机构中出任专职，但同意定期到华盛顿来做纳尔逊的顾问。这几个人除斯佩恩[41]外，都绝对效忠于他们的“老板”。后来，一位助手说道：“纳尔逊并不希望你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但他却衷心希望你成为一个洛克菲勒的人，即自始至终忠于洛克菲勒。”

    纳尔逊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颂扬新政的气氛显然格格不入。他对罗斯福总统的智囊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做法感到不舒畅，对他们某些倾向于理想主义的规划也颇存疑虑。尽管如此，纳尔逊还是干劲十足地勇往直前，因为他懂得把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的重要性，而且他比他们更明白如何发挥权力的作用。他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虎虎有生气的专家班子，目的是要使他那被人们称呼为“洛克菲勒办事处”成为处理西半球外交事务的中心。对他来说，华盛顿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新天地，这里的老一辈人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束缚他的手脚。展现在他面前的广阔前景使他无限兴奋。

    不久，纳尔逊的办公室就变得像一间作战室似的。采用部分那一套的定期情况汇报，辅以地图、图表、机械展示、放映机投影以及其他装备的使用，业已成为纳尔逊日常工作的部分内容，又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由于他参加了国防会议的顾问委员会，军事化的工作方式在他就更有必要了。诚然，拉丁美洲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作战地区，但它作为一大原料供应基地，必将成为美国与轴心国进行军事较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管当时按国际法来说，美国仍是一个中立国，但它同轴心国的斗争却日益加剧，这就使得洛克菲勒办公室被推到了第一线。它开展广泛宣传活动，向美国在拉美的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清洗其内部的德、意籍职工。有时，这位“美洲事务协调官”还专程下访各个抗命的公司首脑，敦促他们把“黑名单上的人”尽快革职或辞退。在这场清洗西半球外国影响的圣战中，即使是英国人也难以幸免。纳尔逊任命的协调官助理乔治·罗文斯基还提出了一项复杂方案，力图促使英国盟友拿出他们在智利和阿根廷的投资中最值钱的一些股票，作为向他们供应战时粮食的前提。

    当初，在福雷斯特尔请洛克菲勒担任协调官一职时，他曾昭示纳尔逊，说美洲事务司的预算是每年350万美元，另加他从国会可能弄到手的钱，不管能弄到多少。但在实际上，到他任职的第四年年底，纳尔逊共弄到1.4亿美元，全部花掉了，因为他雇用的工作人员就多达几百人。为此。他受到国会保守派的攻击，他那“头号挥霍人”的名声也是从那时开始传出的，此后就伴随着他的整个政治旅程。

    纳尔逊善于网罗人才，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美洲事务司也。它下设的新闻出版处的活动就广为人知。其中的主要人物便是前美联社记者弗朗西斯·贸米森。这个头发早白、瘦瘦精精的贾米森不仅因报道了林德伯格绑架案的内幕而获得过普利策奖金，而且在支持查尔斯·爱迪生竟选新泽西州州长中一炮打响、排挤了黑格集团，从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战略家。后来，他与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在大纽约基金会共事，两人过从甚密。不久，温思罗普把他举荐给了二哥纳尔逊，受到后者的器重，被委以重任——主管克利奥尔石油公司的对外关系宣传处主任，兼任威尔基竟选运动的宣传部主任。不过，这两个职位都遭到贾米森的婉拒。等到聘请他出任华盛顿的新闻工作时，他才欣然接受下来。

    贾米森同约翰·洛克伍德律师、沃利·哈里森一起组成了纳尔逊的核心集团。他在协调官办公室里是有名的唱反调人物，他这样于是为了考验洛克菲勒热情冲动的深度和弹性度。正是这个政治上老练的贾米森，看出了美洲事务司的辉煌远景，必将登上全国性政治舞台，因此他在宣传美洲事务司的政治纲领时，总不忘记去突出纳尔逊的作用。久而久之，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纳尔逊最最亲密的朋友、心腹和顾问。

    在贾米森的领导下，新闻出版处成了推行美洲事务司政治纲领的主要宣传工具，也是美国政府第一个有效的宣传机关；当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事实与数字调查局”尚未成立，所以新闻出版处便占尽了风流，风光了好一阵。这个处的工作成就还包括创办成本昂贵的新型月刊《卫报》，这家与美国《生活》杂志相类似的西班牙文刊物，一度把它的发行网撒遍了拉丁美洲，拥有读者50万入以上。美洲事务司还在智利印发《纽约时报》每周版，这种刊物除在阿根廷遭到禁止外，也畅销拉美各地。贾米森还创办了面向整个拉丁美洲广播的电台，成为后来声振衰字的“美国之音”的前身。

    早在人们看清同盟国将会在二战中获胜之前，拉丁美洲就已被牢牢地纳入美国的轨道。这一辉煌事实在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年轻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卓越努力。

    1944年5月17日，泛美协会为了表彰纳尔逊的战时功绩，特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

    同年11月，当纳尔逊出访海地时，获悉美国国务院更换了新领导人：接替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是前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小斯退了纽斯。后者通知纳尔逊，说总统（按指富·德·罗斯福）希望他担任助理国务卿，协助处理拉丁美洲事务，这将使他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纳尔逊在国务院长期争名夺权，树敌不少，所以他懂得新任国务卿小斯退了纽斯谨慎措辞的弦外音，是总统而不是他本人希望他担任助理国务卿一职。为此，纳尔逊颇费踌躇，直到他同哈里·霍普金斯会晤之后，得到了这位总统的得力助手的口头保证，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西半球应是一个整体，他这才愿意把协调官办公室移交给他的好友沃利·哈里森，自己则打点行装，准备接受新使命了。

    俗话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纳尔逊开始着手的事业注定是短命的。由于总统易人，失去了强大有力的靠山，他的宦海生涯也就将告一段落。但是，纳尔逊所从事的事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引发了只有在整个国际事务结构经受大动荡和大变化时期才会出现的那种冲击波。

    1944年，纳尔逊出席美洲防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曾听取委员会主席兼作战计划处处长恩比克将军对战后世界的一次令人悲观的估计。这次会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恩比克将军通报防务委员会的会员，说将来只有具备原料、工业生产力、人力和广大国土的国家才能进行战争；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大地区具备这些条件，那就是西半球和苏联。他接着又说，中国处于这两者之间，必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会后的国际事态表明，主要的冷战战场原以为将首先出现在欧洲，然后在亚洲，但在1945年春天的一个短暂而紧张的时刻，这一出戏剧性的重要序幕却在他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拉丁美洲舞台多上演了。

    为了使正在兴起的美洲国际体制肯定下来，并订出一个正式防务公约，所以美国政府决定召开美洲国际会议。会议定在墨西哥城有名的查普尔特佩克堡举行。从会议一开始，洛克菲勒便显得锋芒毕露。他大耍气派豪华的外交手腕，包下专机，亲自把拉美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们——送去参加会议。

    国务卿小斯退丁纽斯也到了那里，但与助理国务卿相比，反而显得相形失色。

    不久，在美国代表团的内部就出现了意见分岐，关系失和，从而直接影响到了两个月后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顺利进行。

    争执是因共同防务协定引起的，这个协定通称查普尔特佩克公约，它是墨西哥会议一项最具有持久性的成就，后来也就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样板。这个协定保障边界现状不受侵犯，并规定对任何美洲国家的入侵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入侵。但是这一公约的地区性概念却引起了国务卿特别助理利奥·帕斯沃尔斯基领导下的国务院国际司的愤慨。帕斯沃尔斯基及其同伙指出，这一公约违反美国不久前在敦巴顿橡树园承担的义务，它规定一切国际争端均应提交新的世界组织去处理。它将导致功联和其他大国同一些容易被其操纵的小国签订类似的地区性安全公约。不过，墨西哥城美方代表团内部的这一激烈争吵结果，胜利者还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美国驻巴西大使A·A·小伯利和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老资格共和党人沃伦·奥斯汀参议员等人，这一方的人还得到了陆海军高级将领的支持，因为在军方看来，敦巴顿橡树园承担的义务只是为了一个理想上的概念而牺牲军事上的安全措施，所以他们对此大为恼火。

    随着战争的行将结束，纳尔逊自己也抛弃了反法西斯圣战的思想包袱，转而面向反对苏联集团的斗争，他所采取的那种姿态突出地体现了华盛顿在今后年代中所实施的冷战政策。在这次会议之前不久，原国务院拉丁美洲研究局局长尼科洛·图西提出辞呈，并要求国务卿赫尔撤销该局，因为用他事后的话说就是：“我的这个局原来是要清除纳粹和法西斯在南美的宣传影响，而洛克菲勒却把最可恶的法西斯匪徒和纳粹分子请到华盛顿去。”当图西对纳尔逊直接埋怨时，他却被告知说：“‘每个人都是有用的，我们将把这些人改造成为美国的朋友。’接着，洛氏律师拉里·利维又对我说：‘别担心，我们会把这些人收买过来的。’”由此可见，代表华尔街垄断集团利益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已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那反共的面目。

    当时纳尔逊的这种收买活动涉及到了阿根廷，这就引起了自由派报纸的反感。相信阿根廷政府会改变态度的人本来不多，但是纳尔逊所期待的只是他们的表态。当庇隆[42]在距离“欧洲胜利日”不到两周之前终于对轴心国宣。1943年军官团政变成功后，兼副总战时，纳尔逊便派出他的副手阿弗拉·沃伦到那儿去对当地的政局作一次估测。沃伦曾任美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又是独裁者特鲁希略的密友，这一人选是适当的。沃伦在阿根廷花了两天时间，然后回来向纳尔逊保证，这个军人政权在感情上或事实上都不再是法西斯的了。

    在接到沃伦报告的第二天，洛克菲勒登上了满载拉美各国外交家的专机飞往旧金山去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决心击败帕斯沃尔斯基和国务院的其他反对者要把查普尔特佩克协定从属于这个世界新机构并拒绝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的打算。

    纳尔逊原先并没有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大会。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纳尔逊在华盛顿便失去保护人了。不过，国务卿小斯退丁纽斯到达旧金山并看到集团投票将是有作用的以后，就给洛克菲勒参加大会开放了绿灯，让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充为一个类似拉丁美洲国家的议会领袖那样的角色。洛克菲勒一经登场，便以冲天的干劲投入到大会的政治活动中去，根据同时与会的阿尔杰·希斯说：“他是一个青春长驻的小伙子，精力充沛地忙这忙那。”事实的确如此，纳尔逊同西半球的代表们没完没了地协商，又跟美国代表团内同观点的人密谈不断，那个强有力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更是他的座上客。他竭力排除异己，一心要把美国的官方立场扭转到与他的观点相一致的轨道上来。他公开声称，除非美国“在西半球有一个同它采取一致行动的可靠集团，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全球战线上实现我们的愿望。”他就像某个选区的政治家争取选票那样，不计后果地大力展开活动。一位国务院的官员甚至抱怨说：“有时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行动与众不同，显得像是另一个独立代表团的成员似的。”

    尽管如此，在美国代表团内部反对洛克菲勒观点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而且情绪越来越激昂。另外三个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詹姆斯·邓恩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同国际司的帕斯沃尔斯基以及其他官员一样，对洛克菲勒公开支持庇隆政权颇具戒心。罗斯福在雅尔塔曾两次答应斯大林，由于阿根廷的法西斯历史，美国将不支持该国参加这一世界性组织的要求。尽管有这一事实存在，洛克菲勒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决心把阿根廷强行塞进联合国。

    批评纳尔逊的国务院人士甚至扬言，纳尔逊是利用总统病体虚弱这一特点而强使罗斯福同意其阿根廷策略，当时是在总统去世前的一个月。若干年后，曾与罗斯福一道参加雅尔塔会议和战时其他重大会议的前辈外交家查尔斯·波伦曾经辛酸地写道：

    我一直忧虑着罗斯福的神态。在许多人看来，他显然是个病人。他的双手颤抖，几乎连电报都拿不住了……由于罗斯福总统逐渐失去集中注意力的能事，他的一般精力也在渐次衰竭，他不得不在通常情况下更多地依赖于他的顾问们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

    我很遗憾，但我必须说有些人的确利用了他的这一情况。例如，美国政府中就有一位官员（据说是当时的助理国务卿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送交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认为应当邀请阿根廷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发起国。这件事至今差不多被遗忘了，但它却是直接违反我们的雅尔塔协定的。根据这一协定，只有向德国宣战的国家才可以作为发起统、陆军部长、劳工署长三职，1945年10月亲美政变中被迫下台，遭拘押，后获释。1946年当选总统。任内集大权于一身，曾征收外资企业，增进劳工福利。1955年被右派政变推翻，侨居西班牙10多年。1973年6月回国，9月当选总统，1974年任内病故。

    国。阿根廷是不够格的。罗斯福没有充分理解其内容，就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字。

    在联合国大会上跟俄国人摊牌时，洛克菲勒幕后活动所形成的高压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莫洛托夫外长取得了初期舌战的胜利，这位苏联官员援用的正是他精心挑选的罗斯福、赫尔和纳尔逊不久前对庇隆和阿根廷法西斯主义的谴责，使美国代表团大为尴尬。但是在表决的紧要关头，美国开动了其表决机器，反倒掌握了选票。统计结果是32票赞成接纳阿根廷加入联合国，4票反对——都是苏联集团，它们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斯拉夫。

    旧金山联合国议事日程上的下一个项国是查普尔特佩克公约。这时正值纳尔逊飞返华盛顿去向杜鲁门总统会商，因为阿根廷的表决案引起了舆论的反对。

    1945年5月5日，当纳尔逊重返联合国大会时，才发现国务卿小斯退丁纽斯已向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压力低头，暂时同意对联合国宪章作出修正，规定除“对付这次战争中的敌国”外，“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行动。

    这一修正案终于使国际秩序走上了正常轨道。须知这一秩序是美国政府本身在敦巴顿橡树园提议的，目的在于以这一秩序取代在一代人期间发生两次灾难性战争的帝国集团和军事同盟的思想体系。而纳尔逊则持相反立场，认为这是对他所缔造的西半球集团的一大威胁。在他返回旧金山后，立即要求与小斯退丁纽斯国务卿私下会晤，谁知国务卿推说“身体瘦累不堪”，要他去见帕斯沃尔斯基或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邓恩。纳尔逊明明知道这两人都是代表反对派的，毫无商榷的余地。他一怒之下，随即发动了反功，约请同一观点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一道进餐。他认为，这位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不仅是代表团中的强硬派人士，而且还是掌控参议院审批大权的关键性人物，这样就可以避免重演联合国的可耻一幕。

    在洛克菲勒下榻的圣弗朗西斯饭店那套卧室晤谈时，纳尔逊巧妙地利用范登堡那众所周知的恐苏症。他大谈什么这一宪章修正案将会使门罗主义失效，还说英法都希望通过这一修正案，目的是要削弱那一阻挡他们向西半球作政治扩张的美洲国家体系。当晚，范登堡表示他将给国务卿小斯退丁纽斯写一封信，要求查普尔特佩克公约应作为一地区性联盟而得到宽容，因为“这一地区性联盟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美洲政策的体现，而在当前的世界任何地方还不可能有与之相同的情况。”

    在纳尔逊的坚持下，哈罗德·史塔生便拟订了一个方案，明确表示关于反对建立区域性联盟的要求不适用于查普尔特佩克公约和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英国人则把查普尔特佩克公约称之为“一种最糟的地方主义”，不过在同盟国之间最终达成了和解。涉及查普尔特佩克公约的问题不再提及了，地区概念问题在自卫条款中也被予以正式承认。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条就为战后各种军事联盟提供了“合法”的基础。

    在这一轮较量中，纳尔逊又是一个胜利者，不过他也因为这场战斗看弄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1758—1831）在致国会咨文中所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宣言（1823年12月2日）。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插手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同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其目的是反对英国和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染指拉丁美洲，并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打掩护。

    得筋疲力竭。

    打杜鲁门总统[43]上任起，纳尔逊在白宫的声望便江河日下。当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詹姆斯·贝尔纳斯接替了小斯退丁纽斯出任国务卿，纳尔逊的声望更是急剧下降，恰当地说，这是阿根廷问题的重演，它促成了纳尔逊突然离开了华盛顿政坛。由于自由派和劳工集团连续不断地攻击与庇隆主义联盟的问题，洛克菲勒的解职就成为保留这一政策所需要的表态了。

    1945年8月23日，纳尔逊会见国务卿贝尔纳斯，以便共同讨论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想不到贝尔纳斯竟然粗暴地打断了洛克菲勒的开场白：“坦白地说，不用再谈了。总统将接受你的辞呈。”纳尔逊于是去白宫要求谒见总统。后来，洛克菲勒说道：“我告诉他，我没有想过要辞职。我说南美实在是太重要了。”杜鲁门有礼貌地表示同意对方的说法，但又说他不得不支持贝尔纳斯。

    事后，纳尔逊把这次白宫会见的情况转告了他的朋友。他在谈话结束时，似乎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按：指杜鲁门总统）撤了我的职！”

    B.摆脱老父控制的第三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洛克菲勒弟兄们摆脱老父的约束，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他们在生活的航道中，不断校正各自的航向，直正领略到了、奋其智勇的乐趣以及自由驰骋、斑斓梦幻般的甜蜜。

    纳尔逊本来是在石油事业方面可以走他祖父道路的唯一“克绍箕裘”的贤孙，可是后来他却发现自己迷上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并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大起大落，最终落得个焦头烂额、被炒鱿鱼的结局。

    约翰·戴维森第三有生以来头一次摆脱了他父亲的控制，他禁不住踌躇满志，说什么正在准备“去找寻我的真正兴趣了”。

    劳伦斯发现了把自己的赚钱本领同爱好新技术的兴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众多途径和无限远景，更何况这些新技术在军备和防务上已变得非常重要、为强化美国防务阶必不可少了。

    戴维则在自己众多的选择机会中看到了最佳抉择，那就是进入大通银行，辅之以随时不忘他那捕捉昆虫的怪癖。

    只有温思罗普还没有明确的人生坐标。不过，他同时认识到，今后犯错误将不仅是一个小青年的小小缺点，而是一个成年人所铸成的大错了，他也像兄弟们那样，无疑会成长为一代新人，但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还都是洛克菲勒家的孩子；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已是洛氏第三代掌权人了。

    1940年，正当美国参战之前，他们联合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来处理他们私人的慈善事业。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一度部分地中断了这一事业。不过，6年之后，洛氏兄弟们又回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第56层楼的洛克菲勒中心办公室，继续经营他们中断了的事业。

    约翰·戴维森第三后来说道：“这是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大家又聚到了一起，并作出重新分工的决定。”老大约翰第三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第二纳尔逊负责洛克菲勒中心；老三劳伦斯接管“杰克逊·霍尔保护土地公司”和其他资源保护区投资；老四温思罗普参与了“城市联盟”和“威廉斯堡殖民区”事务；老五戴维参加了“医学研究院”（不久又改称“洛克菲勒大学”）董事会，并负责处理“河边教堂”事务。

    然而，这样的分工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和谐和道义上的亲睦。尽管洛克菲勒弟兄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张时弛，但即使达到高潮时，他们表面上还能维持一团和气，甚至彬彬有礼，但背地里的争夺优先地位的倾轧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却始终没有平息过；还有便是大家都迫切地希望父亲让权，尤其渴望摆脱老父的控制。像通常一样，老二纳尔逊是这场摆脱与反摆脱争斗的核心人物。

    恰好这时联合国组织选定永久会址的作业开始了。费城、旧金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新的世界组织的会址。纽约市也在力图争取，市长奥德怀尔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劝说该组织选定纽约为长期会址。市长还指定纳尔逊参加这一委员会。他原本打算促使联合国代表们接受过去举行过世界博览会的“大草坪”为场地的希望落空了。这时，纳尔逊仅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当下表态愿意提供“洛克菲勒中心剧院”作为联合国大会会场，报纸随即报道了他的这一慷慨陈词。但由于事前他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使这位老爸深感意外与恼怒，加上小洛克菲勒又不愿与洛克菲勒中心的租户们解除租约，因此否决了这个主意，迫使他那宝贝儿子不得不收回原先的倡议。纳尔逊感到脸上无光，懊丧颓唐，自是意中事了。

    1946年12月11日，是联合国代表们决定会址的最后截止期，眼看费城甚至旧金山将独领风骚，纳尔逊当时和弗兰克·贾米森正在墨西哥参加阿莱门总统的就职典礼。当《纽约时报》编辑詹姆斯·赖斯顿给贾米森透露，说联合国代表们还是看中纽约，只要能找到合适地址就行。纳尔逊于是决定乘机飞返美国，作最后一次努力。

    10月10日早晨，这位在宦海中曾一度纵横捭阖、桀骜不驯的洛家老二便在5600室同他的亲密助手贾米森、哈里森和洛克伍德，还有他的老弟劳伦斯一起共商对策。

    就在离联合国作出定址决策前几小时的那天晚上，建筑师沃利·哈里森提出了一块17英亩的土地，那是一名喜爱吹牛的地产商人威廉·泽肯多夫所经营的产业，位于东河沿第42街和第49街之间一个被称为“X城”。据哈里森估计，泽肯多夫会按8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假如交易能够做成，它还将带来另一好处，即这可以消除洛克菲勒中心那潜在的重大对手，因为就是在那时，洛克菲勒中心租出的面积也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还可以提高整个市中心区的地价。

    纳尔逊听了这位即将担任那块地产的主要建筑师的沃利·哈里森的情况透露后。精神为之一振。他马上给父亲打电话，后者亲自提出全部捐献。纳尔逊听罢连声高呼：“啊！爸爸，那真是太慷慨，太好了！”电话还未挂断，他已经派哈里森去找那名地产商泽肯多夫。哈里森在蒙特卡罗夜总会里找到了他，就在那里双方拍板成交，做成了这笔意义重大的交易。

    过了两天，联合国代表们正式接受了东河会址以后，小洛克菲勒与儿子纳尔逊共进早餐，并签署了有关文件。这件事总算如愿以偿，圆满地结束了。但通过这一事实，也使纳尔逊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力有限，决不能畅所欲为，除非家族的权力核心和权力象征能够转移到他和他的弟兄们手中。当然，这可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但这又是非做不可的事。

    这种冀求摆脱老父控制的心态，自然不是纳尔逊一人所有，其他几个弟兄们也都有类似的想法。小洛克菲勒于1940年聘请的一位助手林斯利·金布尔回忆道：“洛氏第三代的弟兄们觉得他们一定要摆脱他们父亲的阴影。这是十分必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温思罗普流着眼泪跑来对我说：‘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去做一些事呀！’”这位父亲确是一位严父。有两位弟兄简直有点儿怕他，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走近他的身旁。

    作为控制家族的金融投资和慈善事业的神经中枢，家族总办事处就成为发动战斗的司令部了。早在1933年，就在纳尔逊决定献身于自己家族事业的那一年，他曾委托一家顾问事务所对自己家族所能起的作用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并列表展示它的各项活动。正如他给父亲写的一封信上所说的：“洛克菲勒家族业已进入它发展道路上的第三阶段了，这是一个提供各种巨大机会使它能进一步为社会服务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家族团结即将面临严重考验的时期。”

    洛氏第三代的弟兄们从战争复员后，又按原定计划进行权力分配了。他们都带来了各自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对他们的老爸都感到不耐烦，这在战前他们是不敢轻易表示的。那时大有“老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的味道。现在就不同了，这些孩儿们都已长大成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冒险乐趣和拼搏快感。他们要求挣脱束缚，痛痛快快地做一番事业。横刀夺“权”，已如箭在弦，势在必发了。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有能力创造昨天的业绩，也就有希望建立明日的殊勋。众兄弟中以纳尔逊最为剽悍，仕途失利，在继承和争夺洛氏王朝的玉玺上可含糊不得。于是乎，五个早先言听计从、温顺驯良的宝贝儿子，如今变成了五只吊额金晴、咆哮堂前的斑斓猛虎了。人生的许多事，不管是刻意追求的，还是不经意突发的，往往事与愿违，尤其是集权、财于一身的“王朝”！

    对这一切，小洛克菲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对儿子们就一向缺乏骨肉深情，冷淡漠视。而他的那些思想保守的老同事和老僚属则走得更远，他们不仅仅认为这是什么“为难”的问题，而是隐隐感觉到一场大地震已迫在眉睫，意识到他们惨淡经营了毕生才得以成就的这个复杂而又独特的事业所采取的整个方针，如今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进而觉得洛氏兄弟是对他们一直为之效力的小洛克菲勒的事业和使命的一大威胁。在他们看来，这班洛氏兄弟会把总办事处搞成一个不伦不类、既像马戏团又像是企业的单位，从而降低它那经营活动的庄严性质。

    双方冲突围绕着德比伏伊斯终于展开了。德比伏伊斯是一个墨守陈规的守旧派，他把小洛克菲勒的子女们看得一团糟；洛氏第三代的兄弟们则把他视为老顽固。这位被称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德比伏伊斯决不肯背离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正规化的经营程序，而这些青年少壮派则觉得总办事处必须采取现代化方针，以适应战后世界形势和他们自身的爱好。纳尔逊知道。如果他能对付这位家族顾问的“忠诚”，他也就能对付他的家族，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撤换德比伏伊斯的战斗了。

    最初冲突还处于地下状态，但到1947年，双方冲突就渐次表面化了。纳尔逊希望雇用约翰·洛克伍德为全家的正式法律顾问，事实上洛克伍德早就是他的私人律师。至此，德比伏伊斯自知大势已去，该轮到自己引退的时候，但他又不甘心就此罢手，他觉得应该对其余保守的老同僚负责，于是推荐自1939年以来就一直参与总办事处业务的范德比尔特·韦布为他的继任人选。因此而产生的“宫廷权力之争”几乎是斯斯文文、不露声色地进行的，讨论时所用的表达语气又是那么温文尔雅、温恭直谅，以至于某些低级职员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招是纳尔逊在华盛顿官府中所惯用的伎俩，如今用来对付家族内部的摊牌。待到鏖战终结、硝烟散尽时，洛克伍德被任命为全家的首席律师；韦布除参与特殊任务外，形同革职，而德比伏伊斯则以一名退休人员的身份当了他父亲小洛克菲勒的私人顾问。这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石油王国开始了更新换代！

    德比伏伊斯一旦遭到撤换，筑起的那道抗御洛氏第三代弟兄们的反抗金堤也就在洪水中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了。帕卡德、卡特勒和老班子中的其他“朝臣”便一反故态，都乐意把自己的忠诚分摊给小洛克菲勒和他的儿子们，并对那不可避免的王朝更替予以默认。作为回报，洛氏弟兄们明白无误地公开宣称。他们将不打算清洗第5600室的人员，而且还准备让那些保守派的“元老重臣”继续任职到他们退休时为止。不过，从外表看来，这些老一辈“元勋”充其量也仅是他们那位老爷子的座上客，因为他从来没有要他们支付房租或分担总办事处的庞大开支；弟兄们则忙着成立各自的“小朝廷”，在“父王”的宠臣死亡或退休时，他们就迫不及待补充新鲜血液，给各自的小办公室塞进自己的亲信幕僚，来顶替老去的人员。如今第5600室的门上刻着“洛克菲勒：某某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新旧“臣下”要侍候的“皇上”就不止一个了，他们见机行事，巧言令色，分别称呼他们为“约翰先生”，“纳尔逊先生”，“劳伦斯先生”，“温思罗普先生”，“戴维先生”。

    接下去要接管的，当是洛克菲勒中心大厦了。经过讨价还价、处心积虑的马拉松式谈判，纳尔逊终于说服了他的父亲，认为把该中心的证券转给他和他的弟兄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洛克菲勒中心本是20世纪30年代一次数百万美元的投机，如今它已度过了难关，成为纽约最有影响和最值钱的地产，它的市场价值随着战后日趋繁荣的建筑业的每一次上扬而猛涨；尤其是联合国会址建筑计划落实之后，它已是身价百倍，大大超过了曼哈顿的市中心区。掌握了洛克菲勒中心，不仅给了他们对纽约市事务的重大发言权，而且还提供了10多个高薪职位，使他们可以安插一些他们想以挂名差使亟欲拉拢的关键人士。纳尔逊了解这一中心确是他这一代人的最重要的咽喉资产，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多方劝说他那已架空的“父王”把中心“出售”给他为弟兄们创立的“1934年信托公司”。

    洛氏弟兄占有了一个主要的慈善事业和家族的各个权力中心，这下该是独立经营他们各自的事业并进而各显神通了。

    C.各显神通的“五骑士”

    无论是作为个人或是集体来说，洛氏第三代的五个兄弟就像是五位整军经武、潜谋善断、蓄势待发和轩轩甚得的骑士。在美国的豪门大族中，这五个弟兄看来体现了最好的传统。他们所展示的外表总是又健康又热情，而且还十分虔诚，非常专注，他们老是主张身为望族，理应以身作则。他们又是巨大的财富和可靠的权力的标志；他们在10世纪50年代拍摄的那张集体照片，充分显示出了这五个穿戴整齐、风华正茂的骑士，即将按照他们父亲所树立的那种模式出发去为“人类的幸福”努力战斗了。

    但是，有些事却是照片所无法显示出来的，其中之一就是五位骑士之外的大姐巴布斯的事迹。由于她是一位女性，除了希望她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之外，对她别无企求，不存奢望。但一个人的婚姻大事有时是并非人力所能掌控的。她与戴维·M·米尔顿结婚17年后的1942年，波坎蒂科的雇员和仆从们的嗅觉最灵敏，总是首先能察觉情况有异：这对夫妻的婚姻亮出了红灯。他们发觉她的丈夫米尔顿开始很少在家了。到了1943年，这位小洛克非勒的唯一女婿简直一天也不回家来了，这对年轻夫妇于是正式分居。离婚之后，巴布斯把自己在波坎蒂科的住宅卖给她的五弟戴维，随即迁居长岛[44]。她后来嫁给了欧文·H·帕迪（1946年），这是她的三个丈夫中的第二人。

    1953年，她又同第三任丈夫让·毛茨结为连理。至此，她总算演完了一出“一女三嫁”的悲喜剧。

    约翰·戴维森第三·洛克菲勒与巴布斯生活潦倒相绝缘的，则是她那些神通广大的五位骑士式的老弟。

    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已深深地陷入了它那全球性圣战的热流中，洛克菲勒家族则成了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源泉。哪怕它并不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所谓“洛克菲勒阴谋集团”，但它确实具有一种精心策划的组织形态。通过它与大通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关系，以及它同那些重要的华尔街投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诸如库恩一洛布公司、拉扎德兄弟公司和德比伏伊斯——普林顿律师事务所、米尔班克一特威德律师事务所等）的交往，这个家族的解须已伸进了全国工业与金融业心脏的主动脉。而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共和党，这个家族与国家政策的最高制订者又联系到了一起。每当华盛顿的掌权核心人物开会要作出战后重大的决策时，不可避免地总得从一些机构的高级行政部门中抽调一两个关键人员参与会议，而这些机构又总是同洛克菲勒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极深渊源。像约翰·J·麦克洛伊、C·道格拉斯·狄龙、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罗伯特·帕特森、罗伯特·A·洛维特、杜勒斯兄弟和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等人的任职都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行使的权力在各方面却比由选举产生的他们的上司更大也更长久[45]。当战后美国的战略轮廓在他们手中形成时，那些行将继承他们的政策专家（如像w·w·罗斯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等）已在通过那些既是国际学术研究机构又是智慧班子的综合性组织而向上爬了，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那些组织的创立又是起着关键性作用的。

    洛克菲勒们活动于其中的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和金融的，都是由上述那些人士和研究机构组成的；这些人士和机构则又构成了一个决定着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私人组织的权力机制。由于当时正是冷战的影响真正遍及全球的时期，洛氏弟兄像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一样，都受到冷战的影响。下一个重要的10年似乎远不是一个令人担心的10年，而是一个大家陶醉于全国胜利的时期；这是一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上的第一流超级强国，并轮到它的这一代人可以合法地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的时代。纳尔逊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这些事件的大旋涡中卷入最深的一个洛克菲勒成员，他也是想占有这个绝对中心地位的最迫切的一个洛氏成员，但是，他那个大哥虽说跟他极不相似，却也不甘心落后；作为长兄，他更不愿意仅满足于当个跑龙套的角色。

    早在约翰·戴维森第三在海军服役时，就开始把东方看作是一个平衡力量均势能起重要作用的地区，而并不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发展家族慈善事业的一角。他最初在海军人事局任职，但接着先被调到协调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事务的一个委员会去工作，后来又调任海军部副部长阿蒂默斯·盖茨的远东事务特别助理。他把亚洲作为美国的利益所在，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关心，这一点在战后他参加陆军部和国务院在火奴鲁鲁联合召开的远东问题会议时最为明显不过了。

    1949年夏天，当苏联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指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赶赴亚洲进行实地调查。委员会由国务院的菲利普·杰塞普率领，成员包括雷蒙德·福斯迪克（后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太平洋学会会长埃弗雷特·凯斯。他们在西贡作了短期逗留，并正式承认了保大皇帝，后者是由法国扶植起来对抗胡志明的傀儡。三人小组回到美国之后，立即向国务院召开的中国问题专家圆桌会议提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当时，约翰·戴维森第三乃是被挑选为与会“中国通”专家之一。

    在那次圆桌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继续维持美国与大陆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大力鼓励中国的民族主义势力，以促使新中国脱离莫斯科阵营，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向新政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驱使其最终投入苏联的怀抱。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约翰·戴维森第三很少去参加；但当他参加时，他所持的是鹰派观点，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他就美中贸易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说道：

    我本人是倾向于终止贸易的。依我看来，遏制共产主义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促使它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失去威信。我认为，如果他们的经济恶化了，这就会引起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我还认为，如果要让中国出现新的领导，那种反感是必不可少的……

    我也明白，终止贸易将被共产党人用作宣传的口实。他们会说，我们用停止贸易的办法使中国人民挨饿，但是，我看不管我们对中国采取什么立场，中国共产党人都会用来掀起一场反对我们的宣传的。

    这几句寥寥言词，勾勒出了这位洛氏大少爷面对中国人民的节节胜利而无可奈何的脸谱。

    由于美国在亚洲政策的主旨是要孤立和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华盛顿在远东的战略中心必须设在日本。而为了使日本人成为美国的亚洲安全体系的伙伴，美日谈判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刻也就来到了，迪安·艾奇逊国务卿任命杜威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谈判和平条约的使者，以便使这一行动成为两党一致的主张。为此，作为共和党内协调两党外交政策方面的顾问的约翰·F·杜勒斯特邀约翰·戴维森第三和他一道同去。

    杜勒斯与约翰第三相识多年，一起活动的社交小天地都是纽约的最高级内部俱乐部、社团和董事会。两人在长期共事中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从1935年起，杜勒斯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1950年又被任命为理事长；他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经常晤面，他们常在杜勒斯的公寓里商议有关重要人选等问题：1952年他们决定把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这个位置让给迪安·腊斯克，他那时由于民主党下台而赋闲在家。杜勒斯喜欢约翰第三，对纳尔逊则不太信任，也许是后者好斗成性，又锋芒毕露，而约翰第三则自律甚严，不露圭角。杜勒斯看中的是约翰第三这样的人具有潜在的发展前途，在谈判方面能派上用场，因为把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同东方问题结合在一起将是十分可贵的。

    1951年约翰第三被派往日本执行任务，这的确是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并没有因此而被引进了高级外交界或参与了重大的政府决策。根据他个人的事后回忆，他当时干的工作比起那位斤斤计较的杜勒斯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他写道：

    在实际谈判中我可以做的事很少。我主要是做我自己的事，首先我会见了众多的日本人士，想摸一摸他们的情绪，他们对前途的展望如何；在做了这件事之后，我开始用这样的话同他们会谈，我们首先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才能以积极的姿态把我们两国人民结合得更紧密……我在那里的六个星期就是获悉了一些情况的背景，于是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并准备向杜勒斯提出建议。

    尽管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这次日本之行，仅是这一外交使团的一种光鲜点缀，杜勒斯却一本正经地肯定说，洛克菲勒第三的努力将在美日未来关系方面起到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自从纳尔逊在他的美洲事务协调官任内作出了相关的首创性努力以来，把文化交流当作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的这一观点，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会议上已日益成为公认的一条准则了。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组织了他自己的一个小型工作班子，在日本花了几周时间同日本全国政界和文化界的领袖们进行了会谈。回到美国后，便同杜勒斯一起为他从国务院借来的一个专家班子草拟了他的报告。这份全长88页的文件建议架设一座横跨太平洋的文化桥梁：两国交换大学生和教授；在美国和日本国分别设立日美文化中心；两国领袖们不断进行互访等。

    这样一来，摆在约翰·洛克菲勒第三面前的仕途之一，是出任非官方的掌控日本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这在他呈交报告给杜勒斯之后不久，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收到国务院的一封信，要求他从“私人角度”为增进美日关系而继续努力。日本协会是提供这种协助最理想的渠道。它成立于1907年，战时一度停止了活动，这下又东山再起，正在物色一名新会长。当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应邀出任这一职务时，他欣然接受了邀请，并立即获得了杜勒斯的合作，由杜勒斯出任改组后的理事会理事长。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出任日本协会会长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战后日本的首任驻美大使举行宴会；在以后的20年中，他接待了妨问美国的每一位日本首相和皇室成员。在为协会年度预算筹募部分经费（按指由他捐助之外的部分）的过程中，他不仅经常出现在那些川流不息地来美访问的日本工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之中，而且跟那些日本音乐家和各类演员也经常接触。在日本会堂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高高的个头披上一件和服，为访美的日本贵宾举行茶会。

    上次随同杜勒斯出国访问时，洛克菲勒第三除关注日本事务外，还开辟了另一些高瞻远瞩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他在1951年的那次赴日之行中，看到了亚洲人口拥挤不堪的事实。他回国后就深为不安，并由此得出结论：不发达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注意婴儿出生率的控制。他懂得，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必须大力加强，使之成为一门可以向外输出的科学技术。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是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特点之一。

    1952年11月，他便和斯特劳斯（还有做具体工作的麦克莱恩）成立了一个他们命名为“人口协会”的新组织。该协会头一年的预算需款25万美元是由他捐助的，他还担任了理事会的理事长，并遴选前陆军将军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担任会长。在以后的几年中，当全球人口“成倍增长率”的可怕统计数字首次开始引起美国公众的忧虑时，“人口协会”在建立人口学科的专门机构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协会还给各大学和研究院捐献助学金，把少数几个学者的研究工作扩大成为正规的学术性学科。它所倡导的这项工作的效果，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感觉到了。在它成立六年以后，美国国务院的一份世界人口趋势的摘要提出警告说：人口的迅速增长可以证明是“对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维持世界众多不发达地区政治稳定的最大障碍”。紧接着，在下一年（1959），一个以退休将军威廉·德雷珀为首的第一流小组委员会在它提出的有关美国军备的报告中插进了这样一句话：除非把人口控制作为整个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对不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援助将会失败。这一论断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为吃惊。到第一个10年终了时，“人口协会”取得的成就可以从如下事实来估量，即人口问题不仅已是美国外交政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协会的全年预算额已较头一年的预算额增长了60倍，而且这1500万美元的预算几乎全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承担了。

    大约就在约翰·戴维森第三创立“人口协会”的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名叫“农业发展协会”的组织（据麦克莱恩说：约翰热中于学会活动，“一向是‘学会’方面的巨孽。”）这表明洛克菲勒第三眼下所关注的是积极的“平衡”，即用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措施去补偿“控制人口”的消极方式。原来称作“经济和文化事务协会”的那个“农业发展协会”的计划是特别针对亚洲来制订的，它也是一种技术援助的方面，目的在于传播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的所谓“谷物超产奇迹”的研究成果，以期加速“绿色革命”的到来。

    到50年代未，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从当年做他父亲的办事员的那一天起，已走过一段漫长的人生旅途了。毫无疑问的是，他已是当代节育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纽约人》杂志为他起了个光荣的绰号：“亚洲先生”。美国国务院有事便找到他，经常向他咨询，还请求他接待那些来美进行专访的显贵和政要。

    1953年，在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年满47岁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谢尔曼·亚当斯打电话给这位“亚洲先生”，请他出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但却遭到他的婉拒，因为他坚信他父亲小洛克菲勒的准则，一个肩负洛氏王朝姓氏的人，理应是超党派、超公职和超政治的。

    尽管不乐意出任公职，这位“亚洲先生”对自己的任务一直是兢兢业业，未遑苟安。他几乎每年都要上东方去旅行一次，而且常常要在几个月之内走访几十个国家的疲于跋涉的旅行。一位记者刘易斯·拉帕姆曾随同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作过这样一次仆仆风尘的旅行，他不得不感叹道：那真是“一次锻炼人的考验”。

    那次“锻炼人”的旅行是从东京开始，问候一些老朋友，然后去香港，再到台湾走访了一个地方小城市，“人口协会”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子宫内避孕器的试验；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后，这位“亚洲先生”走访了洛克菲勒协助建立的麦格赛赛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米研究所；紧接着，他又去泰国的首都曼谷出席“农业发展协会”的年会。

    这样，当50年代接近尾声时，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已从家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发挥了十足强劲的爆发力，为人类的福祉而奔走不息。

    1959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逝世，享年71岁。其遗孀指定23名荣誉扶柩者，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是其中之一。那时，当他出现在丧礼仪式上，已不仅仅是以一个洛克菲勒家族象征的名义去向逝去的政治家致敬的，而是以一个成就斐然的社会事业家的独特身份去参加的。那一年，约翰第三才53岁。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当小洛克菲勒的长子约翰·戴维森第三戴上“亚洲先生”的荣誉桂冠，成为一位成就斐然的社会事业家的同时，他那位锋芒毕露、桀骜不驯的二弟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也结束了他那三进三出华盛顿官府的前期政治生涯。

    尽管洛氏第三代的五个弟兄都在竭力保证他们要忠于他们过去所作的誓言，即“在必要时，为了完成我们更宏大的目标，我们情愿小我服从大我，把私人的或个别的利益置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还是紧张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二弟纳尔逊野心勃勃，力图僭越。他领导的反对父亲的斗争，并不只是要把家族的施政方针改由集体掌握，他认准的一点乃是，弟兄们虽然都是平等的，然而他却应高踞其上，超人一等。因此，每当第5600室一出现空缺，纳尔逊就赶紧把自己的亲信填塞进去。他主宰着这个办公室，并使它成为“纳尔逊”的化身。更有甚者，就是这位排行老二的纳尔逊在家族会议上一再宣称，鉴于洛氏第三代“参与外界事务”的情况是前两代洛克菲勒所没有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具有高级决策地位的人来协调家族的宣传工作和对外关系。这个职位的当然候选人应是弗兰克·贾米森。当纳尔逊提议贾米森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人会持反对立场的；因为贾米森和纳尔逊一起共事多年，所以他也就成了其他弟兄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一如当年约翰·洛克伍德取代德比伏伊斯那样，是一次重大的成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且看这位洛氏家族的首席律师、纳尔逊的重要心腹之一的约翰·洛克伍德是怎么说的：“对外关系和宣传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不管是谁控制了这一地位，谁就是家族的真正领袖。这又是非常清楚的，弗兰克首先是为纳尔逊效力，其次才为其他弟兄着想。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纳尔逊事业上的。在那些早先的日子里，有时弟兄们尔虞我诈，发生了可怕的竞争。”

    早在1945年8月26日纳尔逊辞去助理国务卿职务的第二天，他回到纽约，召集他的那些战前拉丁美洲智囊团开会。这个小集团由于增加了洛克伍德、弗兰克·贾米森和贝伦特·弗里尔而扩大了。弗里尔原是挪威人，他家五代都是从事咖啡贸易的富商。他辞去了美国咖啡公司总经理和太平洋——大西洋茶叶公司的董事而成为纳尔逊的同事。这个集团在这次和随后的战后会议上所宣布的目标是要找到一种工具，它能体现纳尔逊所认为的对于发展美洲国家间的“合作”前途至关重要的一些思想。当然，这也将加快洛克菲勒自己胜利地回到华盛顿去的速度。须知纳尔逊梦寐以求的，仍然是去华府飞黄腾达。

    他们研究讨论的结果是设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名曰“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AIA）”，它是“以促进自力更生、提高生活水平并增进世界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合作为目的”而组织的。

    “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的主要计划是要为拉丁美洲各国提供训练渠道，它提供有关营养、保健和家政等方面的情报以及改进农业操作的技术资料。不过，从一开始这个计划的实施就集中在巴西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前者是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和在西半球事务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后者则是由于它那丰富的石油资源。

    1945年，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中间偏左的民主行动党在委内瑞拉执掌了大权，并对石油公司的利润立即征收前所未有的百分之五十的税率。而比罗慕洛更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甚至呼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包括对石油公司无保留地实行国有化。这就激起了美孚石油公司和与美孚有业务关系的竞争者的各种程度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之一便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更加致力推进开发中东石油的计划，以便使中东石油有朝一日能代替储藏量丰富的委内瑞拉原油。同时，他们在加拉加斯加强了与右翼军官的联系，这些军官对贝坦科尔特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本来就心怀不满。此外，他们又展开了强大的对外关系宣传攻势，使委内瑞拉人民相信美国石油生产者确实是负责的法人公民，他们关心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这就是为纳尔逊的新组织所特别制订的内容。委内瑞拉的戈麦斯独裁政权之后的每届政府都保证实行“开发石油”的政策，并把来自石油的利润投入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认为自己是在“有关的”美国公司和这个驻在国政府自己的发展计划之间努力建设合伙关系的先头部队。纳尔逊联络各石油公司所提出的观点是：石油公司支持“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的计划可以证明它们对委内瑞拉的经济福利是关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于是在“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存在的20年中所筹集并用于技术援助项目的1400万美元的拨款中，各石油公司大约负担了其中的半数。

    然而，在实施与委内瑞拉的合伙关系时，洛克菲勒被迫修改了“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原先的设想，设立的机构不是原先的一个而是两个。这个建议最初是由约翰·洛克伍德提出来的。这位身居洛氏全家的首席律师主张“一个应是星期日公司，另一个是周日公司。因为那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清教徒和新教徒的传统，即每周的6天去赚钱，星期天则从事施舍活动”。

    1947年1月9日，纳尔逊采纳他的私人律师的建言，成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BEC）”作为“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的营利公司。克利奥尔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愿意提供1300万美元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活动经费，并取得了新公司的优先股；余额股票作为普通股，归纳尔逊和他的家族所有。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美国佬式的帝国主义”，“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章程上回避了“赚钱”这个传统的商业宗旨，而把它的目的定为促进“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有利于各地区人民的生存或生活的商品、物资和劳务的生产，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商业世界中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一个具有政治意向的公司，显然较少地致力于营利而更多地致力于宣传思想，即宣传纳尔逊那股狂热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

    由于纳尔逊同劳工方面、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还保持着他早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官时建立的那种联系，所以他就成了美国反共势力在战后拉丁美洲的幕后关键人物。他决定通过“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和“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两大机构去为社会大众的利益进行斗争，特别是在委内瑞拉，他选择这两家公司一心要把它们作为他贯彻反共意图的一项研究和发展规划。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发展势头良好。到它成立20周年之际，销售额已增至每年两亿美元以上，在声望素著的《幸福》杂志刊载的“500家大公司”名单上，它同美国经济界其他大公司的名字赫然排列在一起。它在33个国家中拥有140多家子公司，经营的项目有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住房建筑公司和其它多种营业部门。它已成为了一个创业的先驱，虽说并没有能完全符合纳尔逊·洛克菲勒原先所设想的那种模式。事实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决不是一个改变拉丁美洲依赖性这一基本现实的半慈善机构。而是一个美国新型商业的化身，亦即一个设有众多子公司并拥有全球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这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不发达世界的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

    在致力于开办经济实体的同时，纳尔逊仍有一种“壮志未酬”的失落感。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华盛顿那铺满鲜花和掌声不绝的仕途。我们不妨这样说，这位洛克菲勒第三代中的佼佼者喜欢玩弄经济和政治的两手，投身经济大潮仅是为了积蓄力量，以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第二次就职（1949年）典礼的演说，就是围绕着外交政策方面的三点行动方针而说的。第一、二两点是继续执行以前的方针，但第三点却是同意一项“共同协议以加强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这显然背离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即与大西洋彼岸国家缔结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的做法。

    在起草就职演说的过程中，一个战时曾经在纳尔逊和贾米森的美洲事务司新闻处工作过的国务院官员本·哈迪，向总统提出了一项第四点的建议。哈迪对美洲事务司和纳尔逊在“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以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初期推行的技术援助计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议总统在演说中支持一项对不发达世界的技术援助计划。这将给总统的演说带上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从而冲淡第三点的好战性。在临近发表演说的最后一分钟，杜鲁门插进了哈迪的建议，号召大家支持关于提供技术和发展援助的一项“勇敢的新计划”。世界各国首都都赞扬这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建议。此后通称为“第四点计划”的总统演说，据说是“唯一被人铭记的部分”。

    当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在第二天的晨报中看到杜鲁门的演说全文时，其高兴之情简直无以复加。自从三年半之前他被社鲁门总统革职之后，他就与白宫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但这次一喜之下，立即挥笔给总统写了一封信，说“第四点计划”是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事，信尾还不忘献上一枚“迷魂丸”，奉承说它定将使老杜名垂青史。那几句阿謀顺旨的话，泄露了小洛克菲勒的这位二公子急于重返政坛的心意。可是，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却并来因此而获得总统的青睐。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年之后，杜鲁门总统还是一改初衷，于1950年11月任命纳尔逊为国际事务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该会是为执行“第四点计划”提供政策性咨询的。总统向他表示，他希望这个委员会能为新的援助计划作好各项准备工作，一如以艾夫里尔·哈里曼为首的委员会为执行马歇尔计划奠定基础那样。洛克菲勒听了，不由精神一振，计上心头。纳尔逊为了保证他主持下的工作也可以达到那么大的规模，便坚持认为援助计划不应仅限于技术援助，还应包括有关对不发达世界经济援助的一切方面，并以此作为他接受任命的条件。

    关于新机构的工作人员问题，纳尔逊又吸收了一批新人，其中的一位是达特默思学院的经济学老教授斯塔西·梅，这位教授曾经教导过他不少的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论调；关于“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和“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规划方面的问题，纳尔逊已把他当作经济顾问。他还从德比伏伊斯——普林顿——盖茨法律事务所找来了奥斯卡·鲁布豪森律师，把他作为私人的法律顾问，因为洛克伍德愈来愈深地陷入家族办事处的事务中去了。

    经过五个月的工作，国际事务发展顾问委员会发表了它那题为《在进步中的伙伴们》的报告，强调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关键作用，即在政府投资修建道路、港口、灌溉、动力设施等作为“建设基础”的前提下，引进私人投资。但是，纳尔逊本人负责的主要建议则是把一切海外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个总机构，即美国海外经济总署，由署长主持一切，并直接向总统汇报。

    当纳尔逊得到了塔夫脱的支持时，就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总统的特别助理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曼是对外经济规划领域方面的老手，又是经济合作署署长（这是一个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机构），纳尔逊建议要建立的那个机构则要取代经济合作署。这次会晤并不顺利。纳尔逊的满腔热情在冷若冰霜的哈里曼面前碰了壁。哈里曼在罗斯福最后一届政府中（以及在旧金山会议时）已被理所当然地看作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他把纳尔逊的建议看作是企图为自己找一个挂名差使。他谨慎地对纳尔逊说，他打算让经济合作署作为一个临时机构成立的性质继续它的工作，并可以扩大其业务范围而不必像纳尔逊报告中建议的那样另立门户，增设新的机构。

    正当这事遭到搁浅时，纳尔逊应小爱德华·G·米勒，[46]的邀请，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那时正在考虑制定互助安全法案。他支持这项立法，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利用这一机会掀起一股支持他建立海外经济总署的浪潮。他在详细叙述了他办理拉丁美洲事务的经验之后，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了的他称之为“走向国际安全的新道路”的声明。他在开场白中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世界上百分之六的人口和百分之七的陆地。在二战前夕，我们大约生产了世界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占世界制成品产量和世界原料产量的各三分之一。这两方面的产量是平衡的。”接着，纳尔逊转过身去，指着一排由他的助手挂好的统计图表，说明从1899年到1951年工业产品和原料生产增长的比较数字。这些图表雄辩地表明，美国的工业生产现已增至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而原料的生产仍旧只占三分之一。据此，纳尔逊解释说：

    在我们的工业产品生产量与我们的原料生产量之间存在着一大差距，我们现在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原料要依靠外国来供给我们工厂的需要……问题是我们从哪里去进口我们所需的原料。回答是，我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和紧俏物资的百分之七十三来自不发达地区。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美国再也不能仅仅在自己的国界之内寻求它自己的安全基础了。鉴于我国在历史上完全是独立解决自己问题的，正如我们一向所想的那样，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吃惊的事。纳尔逊就这样雄辩地勾勒了一幅美国的经济现状图，为他的技术援助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他在结束众议院的发言时呼吁，应毫不迟延地立即成立海外经济总署，以便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与援助保证下，安排并鼓励亿万美元的美国私人资金源源不绝地向不发达世界输出。议员们对他的这项建议表示了热烈的拥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纳尔逊正是今日华盛顿用以包围全球的联盟体制的先行建筑师。

    不过，这位洛克菲勒没有被继续邀请去参议院作证。事情已经很清楚，他想设立一个监察美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新机构并自任该机构的协调官的企图，显然是失败了，因此他约期谒见杜鲁门总统，以便递交辞去国际事务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辞职书。他来到白宫，正好碰见哈里曼走出来。两人握了握手，还用审慎的亲切的目光互相瞅了一眼，纳尔逊便说：“我正要进去呈递有关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辞职书。”

    “啊，不可能辞职吧！”哈里曼惊讶地大声说，“这个工作才开始呀！”

    纳尔逊·洛克菲勒会意地笑笑，接着便走进去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它使人回忆起六年前在白宫一次类似的接见，只是那一次双方都不感到意外罢了。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两进两出华盛顿的经历是令人沮丧的。

    最近的一次，社鲁门政府虽然接受了他的意见，但却拒绝由他去担任这一计划的执行人，而他却觉得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本应由他担任的。

    好在时光的指针已走到了1952年，杜鲁门政府已屈指可数，即将任期届满；洛克菲勒家族便像过去拥护威尔基[47]和杜威那样大力支持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48]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成功的机会而且很大。在这方面，纳尔逊的舅父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首先，他说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竞选；接着，他又组织金融界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位有赫赫战功的艾克战胜了塔夫脱。因此，纳尔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共和党时代业已到来之际，他可以大有作为，肃清华盛顿的反洛克菲勒残余势力，从而脐身于外交界的显委职位。果不其然，在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的一周内，他就任命纳尔逊为“有关政府组织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负责清除民主党统治20年来在行政管理上的弊端。

    看来，纳尔逊·洛尔菲勒真的要官运亨通了。

    但不如人意的事总是有的，这首先是他得到的职位并非他朝思暮想的“肥肉”。纳尔逊是一个主见特强的“骑士”，当冷战甚嚣尘上时，他那激烈的反共观念过分膨胀起来。他渴望站在执行政策的前列，但国务院仍有不少人对他在7年前旧金山会议时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又碰上新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社勒斯为人严峻，他虽然早就跟纳尔逊言归于好，但却不让人越俎代庖，干预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律师地位。所以，尽管纳尔逊得到的职位并不富有魅力，然而他毕竟已跃登龙门，身价十倍，可以经常与总统和总统的参谋长谢尔曼·亚当斯接近；亚当斯是纳尔逊的达特默思校友，又曾与他在该校董事会共过事，两人交情弥笃。

    在艾克新政府组成的最初几个月中，纳尔逊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政府改组方案，它触及各个行政部门，从农业部到国防部，最后连白宫也涉及到了。这些改组计划之一是把新政有关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几个门类的计划合并于一个单一的内阁职权范围内。当国会在1953年4月终于正式批准成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纳尔逊被任命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的副部长。

    当他成为一名行政长官，负责管辖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这一新机构的20亿美元的预算和3.5万名工作人员时，他马上头脑发热，成立了一个当年类似于美洲事务司那样的作战室，并订购最现代化的视听设备，以供每周情况介绍之用。在他短短的任职期间，据说他是这一部门的主要出谋划策的人。但是，他的心思并不在这里。社会安全保障署的一位官员威廉·米切尔后来谈到纳尔逊在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任职时的情况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道：

    他（按：指纳尔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既不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人，甚至也不是特别富有想象力的人……他的工作似乎都是通过顾问们进行的，而这些顾问是一些对内部行政管理方面的事茫无所知的人士。他们这些人显然与洛克菲勒在外面的许多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让他们干他们原来的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纳尔逊在被任命为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的职务18个月后，尽管这一职位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挂名差使而已，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因为这时C·D·杰克逊辞去了他的总统特别助理的职务，纳尔逊便被提名为他的继任人。杰克逊的职衔全称是“心理战略方面的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的职衔则改为“冷战战略方面的特别助理”。这种奇怪的职称反映了这个职务本身的独特性质，它那公开宣布的任务是为“在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合作的发展而提供建议与协助”，但实质上他却是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协调官。

    为了便于向总统直接汇报，纳尔逊经常出席内阁会议、海外经济政策委员会和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还担任一个名叫“计划协调小组”的保密单位的组长，这一小组人员除他本人之外，还有国防部副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单位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它的任务就是要着手使他所推荐的一些具有高级协调官员地位的领导人取得一致。但在这方面，杜勒斯仍旧是一大路障。这是因为，杜勒勒记得十分清楚，他本人的姨夫罗伯特·兰辛当年任威尔逊[49]总统的国务卿时，是怎样被豪斯上校所愚弄的。不过，他本人并不想同洛克菲勒公开冲突，他就故意放出黑马，让他的下属，特别是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去阻挠这位咄咄逼人的纳尔逊。爆炸性的最紧张关系发生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时的“开放天空”计划上面。

    在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的头几年里，有关核政策问题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由于苏联的新崛起，它开始削弱了美国在原子武器上的领先地位，艾森豪威尔总统愈来愈觉得两个核子大国的核冲突是一种“自杀”政策。不过，杜勒斯国务卿仍然坚持奉行“大规模报复”的信条。在亚洲政策上，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鼓吹“先发制人的核战争”的最高级倡议者海军上将雷德福结成一伙，竭力主张美国介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召开的美苏两国元首间的那次最高级会议，他虽不得已而去参加，但可说是十分勉强的。

    1955年5月10日，苏联代表一反九年来在裁军会议上的常态，接受了西方关于人员限额、削减常规武器、按西方的时间表和技术来销毁核存储开减少一切武装力量的计划。最出乎意外的是，苏联人第一次同意西方的检查计划，包括在铁幕后设置国际常设控制站，以便进行现场检查。

    历史学家将会看出，这是停止核武器竞赛升级的第一个机会，或许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但是，在五角大楼和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菲尔德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人们却是抱着怀疑态度去欢迎苏联人转变的消息的。他们决心要保持美国在军备竞赛方面的优势，然而又看到，只要对苏联的这次明显让步稍稍抵制，就会给克里姆林宫当前的“和平攻势”以莫大的好处，所以他们一致认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这就是那位冷战战略特别助理要做的事。

    纳尔逊的第一个行动是召集一大批技术专家、研究人员和理论工作者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保密气氛中开会。经过几天研究和讨论，他们提出了“开放天空”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允许苏美两国人员在各自对方的领土上空进行空中视察，作为防止突然袭击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将为世界舆论视为大胆而又大方的计划，但必然也会遭到苏联人的拒绝，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从业已达成协议的具体裁军措施中后退，而且这个方案还会有损于他们的“保密”工作，而“保密”对他们来说却是头等重要的。[50]此外，匡蒂科小组还提出了一个交换两国军事设施全部蓝图的建议。

    就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启程参加首脑会议之前的几天，纳尔逊把有关“开放天空”设想的一页备忘录摘要呈交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个好建议，要洛克菲勒在他们启程的前夕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一下。可是，杜勒斯看了纳尔逊的建议却不表同意。他不安地对谢尔曼·亚当斯说道：“他似乎在组织一个大型班子，把他们弄到匡蒂科去，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杜勒斯认为提出“和平”方案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首脑会议应该是一个阐明美国原则和义务的讲台，此外的一切纯属多余。他说：“我们不希望这次高峰会议成为宣传的战场。”他对纳尔逊的“开放天空”建议嗤之以鼻。

    首脑会议的前几天到处都在紧张地进行密谋策划，国务院就像上一回试图阻止纳尔逊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一样，这回也力图阻拦他到日内瓦去。总统最后被迫接受了一个折中办法：纳尔逊只能到巴黎去出席专家们的预备会议，尔后专家们再去参加首脑会议，他则不能去日内瓦。

    可是，纳尔逊可不是能让人随意摆布的，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一到了欧洲大陆上，就又开始为他那如意杰作——“开放天空”方案争取支持和进行多方游说了。这一回虽然没有范登堡那类似的人物可以依靠，但纳尔逊设法取得了北大西洋公约总司令格仑瑟和海军上将雷德福的大力支持。在首脑会议开始的那一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元帅提请人们注意，苏联接受西方的裁军方案，并要求大国对常规部队作出大量的裁减。第二天早上，杜勒斯接到海军上将雷德福签署的一份密码电报，它极力主张采取洛克菲勒方案作为挽救美国在首脑会议上的尴尬处境的手段。纳尔逊在前一天晚上花了很多时间与美国裁军负责人哈罗德·史塔生起草了这份电报，这时又核实了总统通过其助手安德鲁·左德帕斯特收到了这份电报。

    纳尔逊于是被召到日内瓦，艾森豪威尔在那里与国务卿社勒斯又研究了“开放天空”方案。国务卿这时承认情况已使他改变了原有的想法（看来主要是因为军方的介入，纳尔逊这一招也真够厉害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便站在宏伟的国联大厦的讲坛上，望着下面一张张期待的脸。他面对苏联代表团，抱着满腔堪萨斯人的诚意说道：“结束冷战的时刻来到了！”接着他又扼要地叙述了“开放天空”方案。艾森豪威尔顿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一时几乎成了会议的焦点人物。一个月之后，美国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哈罗德。史塔生才能悄悄地撤回美国在过去10年里提出的实际上已被苏联所接受的一切裁军建议。

    有几名老练的观察家给洛克菲勒方案的评价是：不过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作出一种姿态而已。但是纳尔逊却早已又在向前出击了。他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准许他在匡蒂科召开第二次讨论会（通称为“第二次匡蒂科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在首脑会议上获得的成果。不过，当他把那份长达41页备忘录式的建议送交内阁时，他遇到了一堵坚实的反对它的厚墙。在基本政策的架构上同意他的那位傲慢的杜勒斯，固然是坚定的反对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岂不使堂堂的国务卿大权旁落！）另一名反对者，则是中西部的保守派、又兼财权在握的权威人士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就是这位财神爷，已接受了杜勒斯提倡的那套“大规模报复”的理论，因为杜某人兜售这套理论的根据是：给反抗者以更大的当头捧喝，他还提出使用核威胁来节约常规部队开支的办法。汉弗莱是不乐意“花大钱”的，他利用了与艾森豪威尔私交甚密的王牌，出面阻止了纳尔逊的规划，把它打入了冷宫，还肆意攻击了他的那一挥霍无度、浪费惊人的计划。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纳尔逊发现自己已不受总统的重视，被冷落一边。他开始考虑辞去特别助理一职了。

    有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柳暗花明。正当纳尔逊开始考虑挂冠而去时，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问这位小洛克菲勒的二公子是否愿意当他的副手。纳尔逊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他在得悉威尔逊部长即将从内阁退休，而且看到自己很可能被选为他的继任人时，就欣然同意了。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威尔逊又通知他说，这一任命被汉弗莱扼杀了。原来这位财长正告总统，把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安置在一个咽喉性的防务职位上是错误的。

    这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纳尔逊虽说神通广大，手眼通天，无奈碰上了像杜勒斯和汉弗莱这样的死硬克星，也就只好自认晦气，乖乖地打退堂鼓了。

    1955年12月31日，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在华盛顿的第三次任职终结了，他辞去了总统“冷战战略特别助理”一职。纳尔逊的三进三出华府，却远没有变成他政治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不过，战争（热战、冷战、内争），倒是他在联邦政府这一期间供职时的主要特色。

    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小洛克菲勒的第三位“王子”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眼看两位哥哥处于显身扬名的得意春风里，他冷落一旁，好不眼红！但是且慢，这位劳伦斯也不是个夯种，他40岁（1950年）时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精明的投资家和洛氏家族中最热衷的工商业者的响亮名声。

    劳伦斯在海军服役时期有幸熟悉了各种“公私两利”的投资项目。战争时期，他代表航空局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视察西海岸的巡逻机装配线上。嗣后，在广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前几个月，他被调到战斗机工作科服务。他利用这一优越地位给战前同他有密切关系的像麦克唐纳公司一类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当J·S·麦克唐纳听说劳伦斯正在与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商量有关视察海军飞机生产的工作时，他便写信给劳伦斯，要求他为他们的共同企业说上几句好话，美言一通。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公司一向欢迎竞争，但是在当前这种紧急时期，如果海军部能够通过私人接触转告我们，他们最需要的是怎样一种新式飞机，我们就可以花费最少的工时为海军部效劳。”

    随后，劳伦斯又把他那探索者的足迹踏上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称之为军界一工业界集团的那块处女地，并由此得出了深刻的印象。他继续跟着他最亲密的二哥纳尔逊的路子走；他也像纳尔逊那样，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渡到冷战状态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花时间去考虑和平业已到来的这一现实。他后来对《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说道：“我从来没有真正复员过。”

    在家族内部，戴维在大通银行的领导权使他设在第5600室和银行的办公室成为洛克菲勒的经济权和经济势力的中心。家族利益和大通银行利益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是通过存款托管和银行为各家美孚石油公司的服务而交织在一起的；在银行以外，则是通过米尔班克——特威德事务所（它与大通银行共同分享像合伙人约翰·J·麦克洛伊那样出色人物的才能）的联系。大通银行的资源，包括它的分析专家队伍，一向部对家族办事处的财务人员提供方便服务；当劳伦斯·斯佩尔曼派他的亲信到他投资的宇宙航行公司去工作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这家大银行的巨额信贷，并协助他们努力去复兴那些公司的业务。事实上，要划分银行业务和家族业务常常是很困难的事，因为它们二者的利益久已息息相关，甚至水乳交融了。

    此外，大通银行是一个国际性银行，这就像它的劲敌第一花旗银行[51]那样。因此，它同政府的政策方针及其对海外商业的关系都是紧密联系着的。

    大通银行和纽约其他各家大银行的董事们和高级职员们经常穿梭似地来往于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他们向政府提出建议和劝告，并传达在国家复杂事务中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有关金融界的利益。他们讨论外交政策并制定一致意见的一个场所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他们举行会议的这个场所就是陈旧的普拉特大厦，那是几年前小洛克菲勒买来捐赠给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它的总部的。

    1947年，戴维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加入了大哥约翰第三和二哥纳尔逊的行列；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洛氏家族和事业上的一些亲信，诸如约翰·洛克伍德、德比伏伊斯、雷蒙德·福斯迪克、唐纳德·麦克莱恩、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比尔兹利·鲁姆尔、C·道格拉斯·狄龙和约翰·J·麦克洛伊等人。不过，他的两位哥哥只出席那些同他们日程表上的工作有关的会议，唯独这位小弟弟戴维例外，有关委员会会务本身的会议他全部参加不漏。后来他说道，参加对外关系委员会是他除银行业务之外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在参加该委员会活动时，他的身分多种多样，包括管理人、发起人和委员会委员等。1953年，他捐助2.3万美元作为研究关税特别委员会的经费；1954年，他又参加了一个由年轻有力的哈佛大学教授和前情报官员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戴维一旦献身于这个委员会，他升任领导职位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就像他在大通银行的高升是不可避免似的。不过到1972年，他才成为委员会理事会的理事长，那只是因为这一职位由麦克洛伊连任了20年。在那段时间里，戴维甘愿担任副理事长，并且是基于这一事实：他那最亲密的朋友和表哥乔治·S·富兰克林（他的老朋友都管他叫“本杰”）是委员会的执行理事，他负责领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安排专门小组和研究团体，并组织构成委员会各种活动的讨论会和演讲会。

    因此，戴维·洛克菲勒凭借他在委员会的优越地位，可以从内部观察到美国在国际政策下所展示的事件。一旦中东石油地区发生了政治危机，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的国务卿杜勒斯会把演变情况向委员会成员们作一简单介绍。当非洲大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开始愈来愈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时，委员会便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戴维的好友、南非最大的铜矿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哈罗德·K·霍赫希尔德的领导下，讨论了其形势和相关对策。

    1958年9月，由卡内基公司拨款4.5万美元，戴维和霍赫希尔德小组的其他成员在非洲旅行了两个星期，以便对那里的情况进行现场研究。同年，在纳尔逊的坚持下（他渴望在黑非洲有一个冷战监听站），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它是这个基金会仅有的一个国外分支机构；拨给该机构的25万美元，是为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的投资机会进行有效研究的预算资金。这个办事处既作为一个提供情报的渠道，也作为可与非洲其他各国保持经常接触的据点。这个办事处由前美国新闻署官员和非洲莫比尔石油公司的经理人罗伯特·弗莱明主持。

    到50年代末叶，戴维已经成长为一个地道的银行家——政治家了。他经常乘坐洛氏家族那有15个座位的卡拉维尔喷气式客机从这个洲飞到另一个洲，以外交家的身分同各国君主和大臣们进行洽谈。他在大通银行有一只手提式卡片箱，里面装满了2万张他所认识的世界各地名人显要的卡片，他认为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他的“私人朋友”。

    第八节 辉煌声中一柱折

    A.从州长到竞选总统的纳尔逊

    如果说，戴维和其他弟兄们的辉煌成就只是为了能像众星捧月似地烘托在纳尔逊事业的周围，又能促使他的事业趋向更加有利地位的话，那么，纳尔逊对他们的辉煌成就是会感到十分高兴的。不过，在纳尔逊体验了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那一段经历之后，他的前途穷竟在哪里还并不十分清楚。在1955年后期，当他第三次离开华盛顿时，他觉得他永远也不会像他一度希望过的那样回去当国务卿了。他已拆毁了过多的通向那条路的桥梁，这即使对一个洛克菲勒来说，修复也是困难的。他也不是那种修补篱笆的人，他不会像杜勒斯那样把半生经历消耗在共和党内部，为求得一个高级决策地位而大搞阴谋，或是低首下心地频耍花招。因此，他这次回到纽约时，正是他一生中的十字路口。

    当纳尔逊作出决定时，他便重新担任了他在家族机构中那原来有影响的职位：洛克菲勒中心主席、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与美洲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会主席、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早在1949年，曾经有人建议他竞选纽约市市长（他的助手之一回答说，“他不想当市长，他想当教皇”）。7年之后，共和党领袖们曾积极地向他建议，请他充当美国参议院参议员的候选人，以填补欧文·艾大斯所留下的空缺。但是，纳尔逊这时已下定决心要竞选纽约州长职位，因为在他之前的艾尔·史密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汤姆·杜威都把这个职位作为试图取得总统职位的垫脚石。这是能满足他野心的唯一目标。

    州长选举要到1958年才举行。在这段时间里，纳尔逊充分发挥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巨大能量，使他扬名于公众之前。为此，他组织了多个洛克菲勒研究小组，把4兄弟集中到了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以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三年后，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已花费了100多万美元，召集了近100名美国最有声望和最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参加讨论。讨论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了一份以《美国的前途》为题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所作出的建议将载入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两党党纲之中，并对美国未来多事的10年中的军事政策和国内政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外交政策专门小组的主席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迪安·腊斯克，他不久就出任了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教育专门小组的主席是卡内基公司的总经理约翰·加德纳，他不久也同腊斯克一道参加了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还有一个20世纪对外经济政策专门小组（戴维·洛克菲勒参加了这个小组）和一个美国国内经济专门小组。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给予美国整个社会组织最大影响的，却是由特别研究计划的负责人亨利·基辛格所领导的国际安全专门小组。

    第二专门小组（名称如此）从各方面来说，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中由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研究小组精心策划的产物。它的六名成员均是核武器研究小组的同事，包括它的组长戈登·迪安。此人是前原子能委员会专员、后为最大的防务承包商之一、通用动力公司负责核能的副总经理。他们之中还有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他与刘易斯·斯特劳斯和迪安以及空军高级官员们一起，在一场分裂“科学——军事机构”达10余年之久的斗争中，赢得了1950年的那场胜利，即否定了原子能委员会的大多数意见，加速了氢弹的研制工作。特勒的核武器观点和在武器竞赛中必须占绝对优势的见解与纳尔逊的主张非常一致，这两人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彼此也都从不同的地位相互支持。

    整个特别研究计划反映了纳尔逊对冷战的启示式的想法（他在最后报告的导言中宣布：“所争论的都是有关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前途问题。”）但是国际安全仍然是他最为关心的目标。第二专家小组的报告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对艾森豪威尔的防务政策的逐点否定，特别是要否定政府在军事开支方面规定预算限额的努力。“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处在危险中，”在第二专家小组的文章中有一段令人最难忘的话说，“费用问题不应当是首要的考虑。”在对总统军事威望的直接挑战中，第二专家小组指责目前防务开支“甚至不足以维持我们当前武装力量的水平”，因此建议“在以后几个财政年度中，每年应继续增加30亿美元左右的预算”。迫切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发展导弹和反导弹，扩大“进行有限战争所必需的”常规机动部队，以及着手创建核掩蔽所的全国民防计划，为国家应付全面核战争作好准备。

    特别研究计划所提出的报告之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外部原因，无疑是时间上的巧合。对艾森豪威尔力求限制军事开支并谋求与俄国人取得某种妥协的不满情绪，正在五角大楼内部和总统在告别演说中称之为“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各个方面滋长起来。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说明在武器竞赛中他们己获得了一个虽说不大但出乎意料的领先地位，这件事使西方的战略家们大为震惊。这样，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一消息引起的一片喧嚷声中，当五角大楼的每一位将军似乎都在吵着要补救其他军事上的差距时，纳尔逊便匆匆忙忙地完成了第二专门小组的报告。

    围绕着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而引起的全国性骚动也激励了纳尔逊，他打算向总统提出第二专家小组所研究，尤其是基辛格所准备的那份初步备忘录。他拜访了卢修斯·克莱将军（此人是艾森豪威尔的老战友，又是专家小组的成员），请他在白宫给他帮帮忙。他还走访了他的老同事、同他一起任达特默思董事会董事的谢尔曼·亚当斯，想把专家小组对改组防务的建议列入1958年的国情咨文，但是他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

    鉴于华盛顿对纳尔逊深信的所谓国家危机没有采取迅速行动，他感到极为失望，因此就在他宣布竞选州长前夕的1958年1月10日，他出席了由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为主席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并发出了紧急警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由于低估了苏联军事技术力量而深受其害……除非扭转目前这一趋势，否则世界均势即将转向有利于苏联集团。如果发生了那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可能再会有挽救失败的机会了。”

    从此以后，纳尔逊就准备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即将面临的竟选斗争中去。他成立了一个竟选委员会，核心成员有他的亲信顾问，如贾米森、洛克伍德、哈里森和斯塔西·梅；还一些新人，如纳尔逊在制宪会议委员会工作时遇见的前纽约大学教授威廉·罗南、律师乔治·欣曼和议员马尔科姆·威尔逊，后者是一位受到广泛尊敬的共和党保守分子，他在帮助纳尔逊反击别人指责他本质上是一个新政的自由派时起了关键性作用。纳尔逊站在第5600室他祖父老约翰的半身铜像旁边，面对着许多电视摄像机，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他说道：“我们所需要的是要增进政治勇气，以便抓住一切机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这些人有信心、有创造能力和对未来的信念。”演说完毕，纳尔逊在贾米森和罗南从纽约展开竟选运动的配合下，乘上了一辆由他儿子史蒂文驾驶的别克牌轿车，在议员马尔科姆·威尔逊的陪同下，周游了纽约州一遍，使各县的议长们相信他和拥护他。

    纳尔逊·洛克菲勒以推行新政和挥霍大量联邦开支著称，这一点使他未能获得纽约州北部选民的欢心。不过，他那潜在的初选对手一开始就显得很软弱，对手还由于洛克菲勒的强大金权和对民主党竞选的悲观预测而丧失了竞争的勇气。当共和党州代表大会在11月举行时，竟没有一人敢于同他竞争提名。

    以后的事态表明，选举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决定的，但并不是由于纳尔逊在他那接受提名的演说中作了什么承诺，或在党的竞选纲领中写进了什么，当时他的竞选委员会正在旅馆套房里听取布法罗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广播报道，当报道到但慕尼的首脑卡迈因·德萨皮奥迫使哈里曼州长接受他提出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为该党美国参议员候选人时，贾米森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说：“对了，我们在竟选中有题目可做了。”

    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他竞选开始时的初步民意测验中获得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他开始在纽约州往来奔走，并以史密斯的“勇气”同哈里曼的“投降”作对比。

    纳尔逊专程去纽约州北部地区同保守的选民们见面，他猛烈攻击哈里曼州政府的赤字开支。但是，作为民主党堡垒的纽约市却提供了一幅足以表明哈里曼的政治品质的各个方面的背景。纳尔逊巧妙地利用他三代家族在当地生活和捐助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和同盟关系，以一个自由派人士的形象参加竞选。黑人被提醒说，纳尔逊是斯佩尔曼学院的资助人，还建造了保罗·劳伦斯·邓巴公寓，使城市同盟得以继续活跃。犹太人知道洛克菲勒是以色列公债的大买主，并向犹太人的慈善团体作了捐献。工会会员则意识到了自己的领袖对纳尔逊是十分尊重的。一般普通人则处身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许多建筑项目中，如洛克菲勒中心、修道院、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帮助创建的规模巨大的林肯中心计划和戴维的复兴商业区的宏伟规划。

    纳尔逊的确是四方杂处、多种肤色的纽约市的最佳候选人。他端坐在一辆敞篷卡车里，身旁坐着弹钢琴的巴锡伯爵，驶往哈莱姆贫民区拉选票。他用当时已操练纯熟的西班牙语向波多黎各选民们讲话，告诉他们自己诚心希望能做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他竞选时用的腔调相当大众化，深受不少正在干活的工人们的好评。

    另一位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哈里曼很想攻击洛克菲勒家产亿万，但他本人也是一个靠剥削致富的巨额资产的继承人；在这场大众媒体称之为“百万富翁的竞赛”中，哈里曼花的钱与洛克菲勒不相上下。这位即将卸任的州长想把这次选举搞成一次对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的公民投票，但他的这一企图失败了，纳尔逊则不失时机地继续采取攻势。到双方竞选结束时，哈里曼那高大个儿的贵族形象已经累得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加上竞选败北，精神无限颓丧。相形之下，纳尔逊反而显得年轻俊秀，虎虎有生气1958年11月5日傍晚，当前任州长哈里曼离开他在巴尔的摩饭店的套房被护送到舞厅发表承认对方胜利的演说时，相隔几条街外的纳尔逊则沉浸在他那苦战后赢得胜利的喜悦中。他推开拥挤的人群，咧嘴欢笑，满面红光，双眼乐得眯成了一条缝。他那1930年的结发夫人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和他的爱儿迈克尔紧紧地跟随在他的身后，共享这场来之不易的欢悦。纳尔逊终于挤上前去，向公众宣布了自己竞选州长已大获全胜。

    谚云：好花不常开。就在纳尔逊·洛克菲勒如愿以偿、登上纽约州州长宝座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溘然长逝。

    1960年5月11日，这位承前启后、奠定洛氏王朝最伟大事业的小洛克菲勒撒手尘寰，而这一时刻，正是他那家族处于全盛的巅峰期。有人可能会看到，这位洛氏第二代掌门人的谢世，将会使他的家族较前逊色，家族前景也将有所黯淡了。他的一个正在日本留学的孙儿约翰·D·洛克菲勒第四特地奔丧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我对祖父之死的内心感受是无比深刻的。我记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某种比祖父更为重要的东西也随之逝去了。他的去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是历史本身的继续前进。这位洛克菲勒王朝的第四代儿孙一语道破了事物的真谛：历史的确在“继续前进”着。

    这不，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刚刚夺得了他的第一任州长角选胜利后，就又在进行新的总统角逐了。究竟鹿死谁手，这里面有一大段故事，且容细细表来。

    在纳尔逊1959年的州长就职演说中，他敦促纽约州人要在走向更加美好世界的道路上做好带头人，仿佛纽约州人只不过是他那更大范围的选民里的一支先锋队似的。就在他走马上任当州长的头一天，他在官邪四壁布置了他所喜爱的毕加索[52]和莱柏尔[53]的油画。在此后仅仅两个月中，他又把他那坐落在纽约市第55街的两幢房子改成为他的纽约州总统竞选办公室。他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放手让他们周密地部署活动，为他争取1960年共和党内的总统提名。

    这个新一轮的总统竞选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久便进入了紧张阶段。

    恰如T·H·怀特后来所形容的，同年春天约翰·F·肯尼迪亲自主持的竞选活动，“相形之下，只像是一场蒙大拿州的巡回演出罢了”。

    纳尔逊心里明白，他那1958年的州长竞选活动、击败纽约州在职州长、民主党人哈里曼，已激起了全国共和党公民对胜利的憧憬；他也知道，尼克松手下的人委托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他在基层选民中得到了百分之四十的支持，领先于这位副总统（按指尼克松）得到的百分之三十八的支持。问题是，共和党里的头头们对他和他的这个突然挑战会怎样看待。5月初，纳尔逊进行了一次广为宣传的全国演讲旅行；这次旅行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得以进入政客们进行政治交易的密室，并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答案。

    至少从纳尔逊离开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盯住白宫。想到对手是尼克松，反而增强了他角逐的决心。纳尔逊从不掩饰他对这位知名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的藐视。他对一位朋友说过：“我恨让狄克·尼克松当总统的那一设想。”在纳尔逊的眼里，尼克松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的朋友是不好的，他要掌权的动机也是不纯的；他对共和党的前途也没有远见，而对总统的职位就更缺乏想象力了。纳尔逊在对尼克松应提名为当然继承人这一政治现实提出挑战时，他认为自己是有理由，而且是很有把握的，这又像T·H·怀特后来所描述的，共和党就“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大学一样，几乎是完全从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纳尔逊甚至会把怀疑这一点的人拉到一旁，从自己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写明着金额的纸条，并且告诉他们这笔大得使人吃惊的天文数字（他们亲眼看到用蓝墨水书写在纸上的数字），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多年来提供给共和党的庞大捐款。

    来观看纳尔逊竞选旅行的选民们，对他的热情和他那类似人民公仆的口音是亲切的，喜欢的。然而，各县共和党的主席们和其他共和党的地方头儿们却并不都那么热心。他们觉得，在过去六年中，尼克松曾代替艾森豪威尔总统孜孜不倦地为州和地方选举活动而四出奔波，用这些地方头儿们转弯抹角的话来说，因为总统是不“善于搞党派政治活动的”，他们受到尼克松的好处，他们就用那使党的机器得以开动的润滑油来作报答。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们对洛克菲勒那套共和主义不是心存疑虑的话，这些地方头儿们原本会被说服而不去作这种报答的。洛克菲勒的那套共和主义，与艾森豪威尔曾巧加利用达8年之久、符合中西部腹地选民胃口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共和主义相比，看来是大不一样的。

    纳尔逊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头一次开始感觉罗伯特·塔夫脱长期以来担任发言人的那一翼共和党的潜在力量，因为该翼迎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要求，对国际主义、华尔街和美国东部势力心存疑虑，对浮夸的设想和庞大的预算感到不舒服。甚至华尔街这块他自己的天然选区，也不愿在他身上多下赌注。纳尔逊作了一次初步试探行动，派出他的小弟戴维和洛克菲勒家族办事处的J·R·迪尔沃斯在金融界为他进行活动。出乎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共和党内大资本家们一致支持尼克松。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爱尼克松（他们知道，尼克松和纳尔逊这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事实上是有限的，甚至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全部成员中还是最能接受纳尔逊那套强硬路线的唯一的一个人），而是因为他们把副总统尼克松看作是一张能写上他们自己利益的政治白纸。相反，洛克菲勒不乞求捐款就不受控制，也许会倔强任性到破坏性的程度，不容驾驭。

    纳尔逊要参加总统预选、获得共和党内提名的努力是十分认真的，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一直向专搞党务人士说过的，即尼克松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这条道路对他仍然是敞开的。然而，这会牵涉到同艾森豪威尔本人直接发生冲突。尽管纳尔逊感到本届政府（按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8年任期）是介于新政和未来之间的一个优柔寡断和不能胜任的过渡（他确曾在一些小组报告中这样描述过），他因而也就等于对他的心腹谋士弗兰克·贾米森的正确劝告置若罔闻，后者曾极力要使他深信，公开否定过去8年的政绩对他来说将是政治上的自杀。

    纳尔逊所组成的竞选委员会继续为形成某种影响而工作不息。杰出的记者、前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撰写人埃米特·休斯，同亨利·基辛格一起充当了纳尔逊的主要理论家，他们竭力要构筑一些能使尼克松处于被动招架地位的阵地。可是，到1959年岁尾，经过令人失望的六个月之久的“试探”之后，纳尔逊终于认识到自己没有获胜的希望。圣诞节的次日，他宣读了一份由休斯拟稿的声明，宣布退出他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的预选竞争活动。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他担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或作大会主要讲话人时，他断然拒绝了，他甚至扬言连这次会议也不准备参加。他还补充说，他决不会对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发生兴趣。

    尽管作了这些充满烦恼的戏剧性表示后，纳尔逊仍然没有死心。他对阻挠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首脑们不时展开了攻击。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出现在暮春，当时尼基塔·赫鲁晓夫正在访问美国，纳尔逊会见了这位苏联总理。这是共联十月革命以来政府首脑的首次访问美国，是使冷战解冻而采取的试探性的第一步：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顾巨大的政治压力，运用其个人的巨大威望才得以成行的。苏联总理在会见这位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洛克菲勒时曾提议双方为“和平共处”而干杯，但纳尔逊予以拒绝，坚持说他只为双方的“合作”干杯，并且是勉勉强强地同赫鲁晓夫一起拍照的。事后，他向记者查默斯·罗伯茨解释说，他之所以如何行事，是因为他认为，苏联总理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些可能是要对美国未来总统作出估测的心理学专家，而他恰恰不愿在他们面前显示软弱。

    随着美国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的被一举击落，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拒绝为该次事件道歉，苏美两国首脑的高峰会议因而在1960年5月17日告吹时，纳尔逊看到他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要他的好友兼顾问奥伦·鲁特研究组织一次像鲁特年轻时曾为温德尔，威尔基进行过的那次请他出山参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还授意他的得力干将L·贾德森·莫尔豪斯散布他愿意出山并最后决定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消息。在1960年5月30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天，也即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预定在芝加哥会晤之前仅7周，纳尔逊与休斯在密室中长时间地商讨对应策略。他从密室中出来后，就对共和党和尼克松发动了一场闪电战。6月8日，纳尔逊在首场猛攻中对新闻界说道：“我深切关心的是，那些现今控制共和党的大人们未能说清楚这个党的前进方向，也未能说清楚这个党想引导这个国家走向何方。”当他提到美苏两国“危险的导弹差距”时，他要求防务开支增加50亿美元，民防开支增加5亿美元；并承诺要逐步把国民经济增长率提高百分之五十。

    纳尔逊·洛克菲勒对共和党和它的当然继承人（按指接替艾克的尼克松）发动的分裂性攻击，一直持续到代表大会开会时才停止。由于在预选中节节胜利而稳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胜券的尼克松，以日益增长的忧虑估量着这位州长那人力凶猛的攻击。后来，就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洛克菲勒宣称，党的纲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这种纲领在正常情况下很少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他还严正指出，大会将要有一场修改党的纲领的辩论。尼克松极力想避免任何分裂，就指示前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拜访纳尔逊州长的一些助手，要求开会商讨问题。于是，洛克菲勒摆出了条件：副总统（按指尼克松）必须亲自去拜访纳尔逊，提出举行会谈的要求；必须由纳尔逊选择举行会议的地点；洛克菲勒还将拥有把会谈结果向记者发布的权利。由于两人的政治道路不同和相互所作的人身攻击比当时他们任何一方所能想象的更为激烈，所以纳尔逊的这些条件在以后很多年中就一直激怒着他的对手。

    7月23日，即预定要召开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前两天，尼克松作了忍气吞声的纽约之行。从在纳尔逊作临时寓所的有32间房子的公寓里进行宴会开始，纳尔逊就断然拒绝接受被提名为副总统的建议。两人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重写了共和党的纲领，把纳尔逊的14个观点都吸收了进去，其中包括他在防务方面较为强硬的主张以及在民权方面更为自由主义的姿态。当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们就用纳尔逊为此装设的专用电话中继线把他们的决定传达给感到非常吃惊的党纲宣讲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在芝加哥讨论儿周之后，本来早就结束了它的工作。

    这个所谓“第5街[54]协议”，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因为它似乎否定了他8年任期内的成绩，而且似乎是对他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做法作了特别严厉的批评。从保守阵营方面说来，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则称这个协议是“共和党的慕尼黑[55]”。对纳尔逊说来，这样的指责只能证实他取得了胜利的这一事实。当纳尔逊到达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时，他在记者面前挥舞着这份协议说道：“假如你认为，这不代表我的观点，那就未免太愚蠢了。”

    大会之后，纳尔逊兴冲冲地回到了纽约。他的如意算盘是，假如尼克松在11月份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就可以曾为共和党正确掌舵而居功；一旦尼克松落选，他满可以说，这是由于尼克松未能一边倒向他的结果。姑且不论发生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他在下一次共和党党内推举总统候选人时，都将处于有利的主导地位。难怪他的朋友、民主党人A·A·伯利会向他祝贺说：“你掌握了一手好牌，而且打得很漂亮。”更为有趣的是，约翰·F·肯尼迪在选举后对自己的亲信们说，要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是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也许在这轮角选中就赢了1960年的美国总统竟选活动最终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的胜利和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失败而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对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来，仍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使他兴奋，让他快慰。

    首先，在纽约州的州长任内，纳尔逊的确很有建树。尽管他上任伊始，就提高了税率，但他在纽约州仍深孚众望，而且他的州政府正在开始执行一项公共建筑计划，它会像改变财政情况那佯，大大地改变州的外观和风貌的。

    在纳尔逊第一届纽约州长任内所着手进行的某些项目，看来是准备对全国其他地方起示范作用的。他创建了纽约州原子能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使纽约州成为全国原子工业的大都。考虑到原子能将不会完全作和平用途，他也建议用1亿美元大挖防空洞。当时纽约的公共建筑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是顺利的，高效的。

    正因为纳尔逊的地方政绩斐然，不能不引起那正在锐意“推行新边疆政策”的肯尼迪政府的浓厚兴趣。这个政府备受称赞，别具一格的许多创造，毕竟是根据纳尔逊曾大力倡议过的计划和设想进行的。有人甚至一针见血地[56]此指纽约市的第5街，即纳尔逊·洛克菲勒公寓所在的街道。

    指出：

    事实上，肯尼迪政府的主要努力，即军事态势方面的急剧升长，包括国防支出每年递增数十亿美元，紧急加速研制洲际导弹，反叛乱能力的加强，等等等等，几乎都是逐点地推行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小组研究报告中的建言。

    肯尼迫总统的明显尊重，使纳尔逊好不高兴。但是，由于尼克松的落选使党的领袖地位出现了空缺，纳尔逊就比以往更加着迷于自己有朝一日终将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举行总统就职游行。肯尼迪当选一周后，纳尔逊就在波坎蒂科同埃米特·休斯、哈里森·洛克伍德、乔治·欣曼和其他亲信助手们一起着手为1964年的竟选制订长期规划。这批人结成了某种类似的影子内阁；它的经常性会议的召开都有这么一种假设，即纳尔逊的唯一优势是要在大选中战胜肯尼迪的那种超凡魅力。不过，纳尔逊在芝加哥时已得了个叛徒的名声，并同许多共和党的忠诚分子和共和党保守派结成了怨家对头。桥梁必须修复，在乔治·欣曼的策略指导下，纳尔逊再次踏上了竞选的道路，这次他不得不去向共和党的右翼求爱了。

    纳尔逊经过谨慎考虑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首先是接触当时共和党保守一翼的领袖巴里·戈德华特。纳尔逊邀请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到他在华盛顿的福克斯霍尔路别墅（这个地方是从他任职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司时代就一直保留下来的），亲热地共进午餐，乘机阐述他的政治哲学和个人看法。到了1962年初，根据华盛顿的记者罗伯特·埃文斯所报道的，戈德华特曾对他的一些保守派朋友宣扬：“纳尔逊洛克菲勒其实并不是那么坏的家伙。他要比你想象的保守得多。你应该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时隔下到一年，戈德华特已准备退出总统竞选，因为他对这位纽约州长已有了新的信心了。

    纳尔逊为了表示他正在亲近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针对肯尼迪的猛烈攻击，选择的突破口是肯尼迪总统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城市事务部一事。这次攻击是他公开向共和党右翼致意，而本来人们期望他作为大州的“自由派”是会支持上述建议的。纳尔逊在得梅因的一次演讲中斥责这个建议是对宪法的亵渎，他还谴责拟议中的要委派罗伯特·韦弗为该部部长（从而开创美国历史上内阁有第一名黑人阁员的先例）一事是个“政治骗局”。到了1963年，纳尔逊进而又攻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是对共产党人显示“软弱无力”，在核试验问题上对苏联“步步退让”，他说，这些做法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他只是半心半意地赞同拟议中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立即就提出了保留意见：“政府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持我们的军事机构遏制和击败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各民族的能力，尤其是国家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我们必须随时作好准备，能够和愿意单独地或与同盟国一起使用核武器来击退侵略。”接着，他又在一次行动中攻击所谓肯尼迪在古巴问题方面的“失败”，以使他那新的右翼盟友高兴，而使“自由派”报刊烦恼。他说道：“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支持自由战士在越南的行动，而为什么我们却又不支持还阻止他们在古巴进行活动……我希望这不是为了要抚慰苏联人，或对苏联人让步。”

    他的雄心壮志正在以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满意的速度逐步走向成功。然而，纳尔逊的身旁的人都知道，他个人生活方面已出现了一颗一触郎发的定时炸弹——纳尔逊同他的第二任夫人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的婚姻关系已面临着危机，可怕的红灯在闪闪发亮。

    1962年2月，玛丽·托德亨特以精神上备受虐待为由去雷诺申请离婚。纳尔逊毫不理睬那些说他鸾凤失和，又同别人有浪漫情节的绯闻，开始从事连任州长的竟选活动，并希望以压倒多数击败那默默无名的民主党对手罗伯特·摩根掌，从而明确无误地证实，他对人们的吸引力并没有因为离婚一案而有所减弱。

    虽然纳尔逊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100万张选票的差数，甚至也没有达到1958年取胜的选票总数，但他仍以超过对手50万票的差数重新当选纽约州州长。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在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中失利、在一片奚落声中退出了政坛[57]。纳尔逊则在那些会使其他政治家垮台的个人问题困扰中竟然赢得了胜利，这给他增添了所向无敌的灿烂光辉。沃尔特·李普曼在展望1964年的政治形势时写道，纳尔逊是“必然无疑地已处于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地位，即使他不乐意，恐怕也没法阻止了”。然而，甚至在永远改变了美国政治进程的肯尼迪总统惨遭暗杀之前，纳尔逊作出了事后证明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决定：他要同私下爱上了5年多的一个女人结婚了。

    整个洛克菲勒家族把这一消息当作是对家族的一个严重的打击。四弟温恩罗普特地从阿肯色州乘飞机来反对这门亲事。五弟戴维感受到了对他的毁灭性的打击。戴维的女儿艾比回忆说：“纳尔逊的再次结婚，对他（按指戴维）说来，是他在这个世上所遭遇过的最为伤心的事。纳尔逊本来被视为家族形象的枢纽。这就是这个家族里的人都把这事看成是极大灾祸的原因了。”

    所以，在纳尔逊举行婚礼时，大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和四弟温思罗普、五弟戴维都没有参加，就连纳尔逊和发妻生下的几个子女（罗德曼、玛丽、安和史蒂文）也都不去参加。

    婚礼是在1963年5月4日正午在波坎蒂科山庄劳伦斯家的起居室里举行的。纳尔逊站在波坎蒂科山庄家族礼拜堂的牧师面前，同年方36岁的上流社会已婚美女玛格蕾塔·（“哈皮”）墨菲交换誓词时，他看上去完全不像54岁的人，显得年轻得多。

    对洛克菲勒家族来说，哈皮和她那离婚才一个月的丈夫詹姆斯·（“罗宾”）·墨菲医生，都不是什么陌生人。罗宾是小洛克菲勒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他同哈皮在1948年结婚后，曾到缅因州的埃里看望了这位洛氏家族当时尚健在的家长。小洛克菲勒很喜爱这一对年轻漂亮的夫妇，他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安排那雄心勃勃的罗宾参加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设在旧金山的一个研究项目。次年罗宾要求迁居纽约，当时的研究所所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他在研究所总部安排了一个长久性的职位。不久，戴维又给了这对年轻夫妇一种破格的特权：哈皮和罗宾被邀请在波坎蒂科山庄自建家园。作为住在那里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建筑师，纳尔逊当然要对墨菲夫妇俩详尽地商谈他们计划要建造的住房式样，后来纳尔逊又同哈皮一起在戴维的西尔港家里一道仔细地审订了住房图样。

    纳尔逊50年代中期开始与哈皮私通，自从哈皮当上州长竞选运动的义务工作人员和尔后被留用为州长办公室的秘书后，他们之间的来往就更为频繁，更加密切了。为了使这一安排更为妥帖，纳尔逊委派罗宾在奥尔巴尼担任州卫生局的一个职位。这时罗宾虽然察觉情况有异，但也只是私下里对哈皮大发雷霆，表面上还维持着那若即若离、不死不活的夫妻关系。

    哈皮同其他和纳尔逊有过暧昧关系的荡妇不同。弗兰克·贾米森的寡妇回忆说：“纳尔逊对她倒是在真心实意地爱恋，在那些他认为不能把她弄到手的年月里谈到她时，他会变得非常富于浪漫情调，几乎是感情冲动不已。”

    就在纳尔逊同新婚妻子哈皮双双搭乘喷气式飞机飞赴蒙特萨克罗山庄（该山庄位于委内瑞拉山区，占地1.8万英亩）去欢度他们为期17天的蜜月时，他那共和党保守派的对手们如获至宝，认为可以指控纳尔逊道德败坏而把他从党的未来高位上拉下来，因为这些对手们从来都没有相信纳尔逊从1960年以来同他们改善关系是真心诚意的。离婚是一回事，再婚则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是“新娘”竟然放弃对4个子女的监护义务而去另觅新欢，匆忙举行婚礼！三周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这种罗曼司的确严重地损害了纳尔逊的政治前途。在宣布结婚之前他曾以四十三比二十六的绝对优势领先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局面这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是以三十比三十五而落后于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了。

    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是这样说的，纳尔逊要么可以再次结婚，要么可以竞选总统，但他不能两者兼而为之。这倒是与中国的古语“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纳尔逊是要鱼而舍熊掌、不爱江山而爱美人了。

    新的局面需要有新的战略，至少纳尔逊是这么想的。的确也是，如今他已不能再像本来最有希望获胜的人那样去促进党的团结了；他面临的选择已十分有限，只有孤注一掷，冒险拼杀一阵，才能赢得争夺的目标了。他现在要以自由派的真正准则去向过去两年来暗中讨好的右翼宣战了。

    1963年7月14日，纳尔逊·洛克菲勒发表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宣言，把他的新立场公诸台面。这个宣言是反对戈德华特（只差没有点名道姓）和那些被他突然发现“从内部挖党的墙脚”的“训练有素的极端分子”的。他把自己的宣言说成是捍卫“一个原则问题”。他写道：

    我现在相信，共和党正处于要被一个激进的、财力雄厚的、训练有素的少数派颠覆的危险之中……对我来说全然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现在竟认真地向共和党提出了这样一条1964年选举制胜战略：即要一笔抹杀黑人和其他少数派集团的利益，还要有意识地一笔抹杀北方各大工业州的利益……这个战略背后的明显意图是，要在不合法和不道德的种族隔离的基础上建立政治权力，要把共和党作为一个全国人民的全国性政党变成一个小部分人的地方性政党。

    最后他用典型的一句启示性短语作其结束语：共和党已注定要“先拯救自己，然后才能拯救国家。”

    到1963年9月15日，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共和党选民中间，戈德华特已以五十九比四十一领先于纳尔逊。然而，在洛克菲勒阵营里，由于其领袖具有无比坚强的决心和取之不尽的财源，人们仍然十分乐观，认定迟早准会出现奇迹。负责洛克菲勒在预选期间宣传工作的查尔斯·F穆尔就公开宣称：“在新罕布什尔州赢得胜利，洛克菲勒就没有问题了。”正是这个穆尔，放弃了他在福特公司远大发展的前程，主动来为新主子摇旗呐喊，竭力效劳。

    在1964年初两党预选即将开始时，洛克菲勒已拼揍了在美国总统选举史的预选斗争中从未有过的最庞大复杂的政治机构。预选结束前，他的正式竞选活动共花费了800万美元，这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家族的钱。他要从小就相好的大弟劳伦斯慷慨解囊，又要三弟戴维（尽管戴维垂头丧气，极不情愿）被迫捐献，还从他父亲第二任遗孀马撒·贝尔德[58]（小洛克菲勒的元配、亦即纳尔逊的亲娘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夫人死于1948年）那里索取资助。一当正式宣布了他那总统预选人身份后，他所雇用的竟选工作人员就从70人猛增到300人：他们活动的地点是在洛克菲勒中心、西55街的褐色石头房子、第5街521号办公大楼的整整一层楼房子和西49街联合橡胶大厦的一套办公室等处。埃米特·休斯已不在，但像洛克伍德、哈里森和基辛格等洛克菲勒的老班底仍留在智囊团里，这个智囊团从肯尼迪就职以来就经常举行定期的会议。

    预选前的那个星期五，有影响的菲尔德民意测验表明，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四十九比四十领先于戈德华特。但是，随着他决定同其元配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离婚。却出现了曲折途中具有讽刺意味的决定性转折。星期六晚上，即预选前三天，哈皮·洛克菲勒住进纽约的一所医院，生下一个取名“小纳尔逊”的儿子。次日，新的菲尔德民意测验表明，洛克菲德和戈德华特已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了。星期二，当选民进行投票时，这个令人回想到纳尔逊婚姻上越轨行为的事件所造成的势头，使得他的对手戈德华特以微弱的多数险胜，从而获得了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纳尔逊在总统预选中又再度失败了。

    如果说，1964年是纳尔逊赢得那些认为他是勇敢地站在道义立场上同戈德华特对抗的大量追随者的年份，那么，那也是纳尔逊会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任何现实希望归千幻灭的年份。尽管他永远也不会放弃他孜孜以求的东西，但他已不能再像过去那么自信，认为总统提名会自然而然地落到他头上了。

    此后的事态表明，纳尔逊任性胡来，已招致巨大的惩罚。使他大感意外的是，打1958年起由于在角逐中连连获胜而一直由他担任共和党内自由派领袖的这一翼，也敦促他退出未来的总统竞选了。在1964年11月民主党在总统选举大获全胜、推出约翰逊总统连任后，像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那样的老搭档，也劝说纳尔逊以大局为重，不要让1964年的共和党惨败事态重演。事实上，共和党内闹严重分裂，的确给予了民主党以可乘之机，——这就是历史的重大教训之一。

    政治，过去对纳尔逊来说，始终是其乐无穷的，是一种真正的高尚消遣，现在却似乎成了他争取生存的严峻挑战了。

    1965年，他在州长会议上正式宣布，为了维护共和党举党一致的团结，他决定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但那些一度被他花言巧语、盛气凌人地利用来达到他个人目的的人，对他的这种出于无奈的虚伪姿态并没有产生多大好感。同年，纳尔逊答应给约翰·林赛50万美元的借款，这是林赛作为纳尔逊亲自精选为纽约市市长候选人进行竞选的经费。他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明白自己州政府的昔日光环业已退色，特别是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保守派对他使该州债台高筑而喷有烦言；因而他不得不指望在下次竞选运动中得到纽约市的鼎力支持。事先用金钱笼络林赛，是他对“全州一盘棋”的投注。

    1966年，美国州长又开始了竞选，纳尔逊的声望尽管江河日下，但他仍坚持投入这场绝望的角逐。当时，同他竞争州长主座的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弗兰克·奥康纳。在民意测验中，奥康纳大大领先于纳尔逊。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位民主党候选人深得民心，而是因为共和党候选人纳尔逊的吸引力空前下降：初期的民意测验显示，他同任意一位候选人进行竞选，充其量也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有鉴于此，他的小弟弟戴维极力劝他放弃任何竞选，纳尔逊当然听不进，因为退隐下野这条路子他是从来都不加考虑的。

    民意测验表明，犯罪问题是选民们心目中最关切的一大社会问题，为此，纳尔逊在1964年推行了一种“不敲门”法律，即地方警察无须出示自己的身份即可闯入民宅。在同前地方检察官奥康纳进行的竞选活动中，作为竞选运动的一部分，他许愿要再花4亿美元来推行吸毒管制法，以建立起一种制度，把吸毒者彬彬有礼地送进或在审判后送进他所建议成立的那种州办机构。

    纳尔逊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个人政治生命而战斗，他在州长竞选中花费了惊人的520万美元，几乎是奥康纳所花费的57.6万美元的十倍。纳尔逊竟选活动的中心是发动一场分两阶段进行的摧毁性宣传攻势。头几周，当他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奥康纳百分之二十六时，纳尔逊便大肆刊登广告启事，强调指出他在前两个任期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这包括州立大学制度的整顿和巨大发展；修筑了几万英里的新公路，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政绩。此后，在竟选运动的最后几周，当纳尔逊得票接近奥康纳时，他转而攻击他的对手在城市犯罪问题上未能采取他所主张的“强硬”态度。

    纳尔逊在宣传方面所开展的闪电战，此后可以作为无原则地使用电视来影响竟选运动结果的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研究。不过，这个被广泛认为是近期纽约州历史上最无情的斗争之一的竞选运动本身却是成功的。《纽约每日新闻》举办的一向正确无误的模拟投票选中了奥康纳，但是纳尔逊取得了险胜，这是30年来第一次证明它是错了，亦即《纽约每日新闻》的模拟投票没有投准。在这次州长竞选之后，纳尔逊又再次声明，他无意参加1968年的总统竞选。

    事实上，纳尔逊在击败奥康纳仅仅过去了一周，他又在伺机卷土重来，准备重新参加竞选活动了。出尔反尔，巧舌如簧，始终是政客们惯用的伎俩。

    1968年4月间，在林登·贝恩思·约翰逊总统突然退出竞选之后，纳尔逊也同样突然宣布，他是总统候选人，并试图迅速地重建已拆散的竞选运动班子，埃米特·休斯和亨利·基辛格再次被聘为竟选运动班子的首要人物。

    埃米特·休斯的身手果然不凡。他作了一次绝密的加利福尼亚之行，并同罗纳德·里根进行了会晤，制订了双方合作的战略，以便不让尼克松取得第一轮的投票胜利。同时，基辛格也大显神通，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创造了一个至少看起来迥异于约翰逊政府的有关越南问题的政策，并编写好了一本高度机密的《尼克松错误汇编》作为纳尔逊的备用手册，以便他从4月到共和党代表大会开会的这段时间内可用它来攻击他的这位老对手。

    罗伯特·肯尼迪在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中惨遭暗杀，他的死讯迅速传遍纽约州之后，纳尔逊看到，攻击现政权那具有魅力的人物已出现了空缺，于是他立即决定去填补这个空缺。

    就在肯尼迪被暗杀后不到48小时，纳尔逊便准备好了一篇演说，接着又在报刊上登出了一系列广告，声称只有他现今可为人们提供在“新领导与旧政治”之间作出抉择的机会，他还进行了一次跑遍全国各大城市的旋风式旅行，不顾一切地挤到群众中去，听任年轻人把自己衬衫袖口的链扣撕走，他试图以接近基层群众的方式来对共和党内的代表们施加压力。

    然而，如果说肯尼迪总统政治活动的风格很适合纳尔逊胃口的话，他却接受不了这种政治活动的具体实质。他那工作班子的内部存在着歧见，基辛格要求纳尔逊发表关于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主要政策声明，遭到一些年轻成员的反对。经过一番激烈搏斗之后，终于击败基辛格的主张。关于越南战争问题，纳尔逊仍然举棋不定。过去，他一开始就支持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59]，现在，正当他在争夺过去追随肯尼迪总统的选民时，似乎是在就越南战争问题进行全国性公民投票那样，他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使他的立场比较合乎情理，却又不背离他采取强硬态度这么一个他平素信奉的政治哲学的中心理念。其结果常常使人捉摸不透，迷离扑朔。

    在纳尔逊到达迈阿密时，他企图利用人民的支持、越过共和党头儿们的做法显然碰了壁，遭到了失败。他设法抓住业已下降的肯尼迪浪潮的波峰，却并没有掌握住这一股浪潮的基本动力。他已花费800万美元想一举夺走理查德·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总统提名，但他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只是使得几个月前早有定论的党的一个代表大会更加显得戏剧化。这个定论是早春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那时纳尔逊态度暧昧，从而丧失了像斯皮罗·阿格纽这样人物的支持，而这些人本来是有能力不顾那些对1964年的往事记忆犹新的基层党员的一致反对而使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纳尔逊在8年前尚能按照一己意图重写共和党的纲领，从那时以来，他已走了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声誉如夕阳西下，不可复返。由于尼克松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赢得了提名。纳尔逊10多年来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目标，看来是岌岌可危，可望而不可及了。假如尼克松击败了汉弗莱（这看来是可能的），那末，基层党员在1972年就会嚷着要他再干四年。但到1976年，纳尔逊将年满67年；虽说那时作为一名洛克菲勒成员来说，他可能还算年轻（按老约翰享年98岁，小洛克菲勒也寿高86岁，洛克菲勒王朝的第一、二代都是进入鲐背高年的寿星老翁）；但作为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来说，那就嫌年龄过大了。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其第一届总统之际，正值洛克菲勒家族从其黄金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新时期，在新时期的发展规律下，这个在前半个世纪内赫然发迹的家族放慢了它发展的步子。他们意识到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某种东西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了。半个世纪来他们孜孜不倦地力图攀登的顶峰，现实突然落在了后边；从此，他们的子女会以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洛克菲勒这个姓氏和它所肩负的使命。他们依然有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但是他们在行使这种权力时，总难免会深深地感到前景不祥。

    这种不祥之兆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那种反洛克菲勒的热浪现在又掀起来了。这种热浪的部分导因，乃是纳尔逊的政治竞选活动所激发的。纳尔逊动辄使用他手中的巨大财力，以达到与其勃发野心和无边欲望相关的目标。纳尔逊·洛克菲勒锋芒毕露，自我炫耀，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这同他一开始就选中政治游戏、沉溺权力角逐作为事业一样，违背了他父亲小洛克菲勒那实用主义的处世原则。洛克菲勒家族只能退居幕后，谨言慎行，不抛头露面；那样，人们对洛氏王朝的巨富才不致衔恨在心。他父亲小洛克菲勒对此颇具先见之明，因为他生前曾经说过：纳尔逊的竞选运动，已激起了恶浪，酣睡的巨龙被惊醒了。

    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每次都在中心地带遭到东部财团的权威性核心会议所击败。共和党保守派已把这股势力视为洛克菲勒及其所属机构的化身，一本曾为戈德华特竞选期间充当号角的小册子，描绘了“纽约州的暗中活动的竞选后台”怎样从1936年以来操纵了共和党的每一届总统候选人，“以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现金市场——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小册子还描绘了尼克松于1960年向纳尔逊“在曼哈顿屈膝投降”，构成了在后台老板们那非民主方式的长期争权夺利的搏斗中仅是最新一段插曲的根源。

    纳尔逊当然首当其冲。但是到头来，锋芒是指向洛克菲勒这个姓氏本身的，因为它是强烈影响美国生活的象征。事实上，不管是庞大的政府机构，还是复杂的企业内部，在这两方面都有洛克菲勒家族的强有力的代表的阴影。

    在这种不安的情况后边，人们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内线人物”通过连锁性的董事会和名流组织操纵了政府，左右了政策，而又是在民主程序的范围以外活动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控制着局势的发展，却又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些结党营私、幕后控制世界的阴谋中，首屈一指的当数洛克菲勒家族了。

    在这一方面，不光是右翼势力把洛克菲勒家族看作是任性胡来的财阀势力和阴谋集团的象征，左翼势力也恢复了反洛克菲勒家族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专门揭丑的新闻记者和参议员沃尔什委员会[60]的敢想敢为；因为关于冷战的一致看法在支配了过去10年的思想之后，现在像一艘破船似的在越南的沙滩上搁浅、沉没、粉碎了，并重新采纳了在文化思潮中对财富、权力和公司掠夺的抨击。

    因此，虽然洛克菲勒兄弟们现今的所作所为与过去几十年毫无相异之处，但他们蓦回首，却发现自己成为示威反对、斥责攻击的对象，成为“地下”的揭发材料和精心绘制的图表的题材。这些材料和图表说明，洛克菲勒弟兄们通过投资活动和一些机构，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拉丁美洲的军阀主义和印度支那战争，有着干丝万缕的关联。

    洛克菲勒家族的神秘性及其插手全球的事务，已使人们联想到拜占庭[61]

    式的控制网；这就一方面滋长了右翼分子对这个家族在大搞阴谋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又滋长了左翼分子对洛克菲勒家族的偏执狂。当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宣称洛克菲勒家族直接控制的金融和工业公司的价值超过600亿美元时，这个被肆意夸大、不太要信的数字却迅速被人们奉为圭臬，确认为真了。难怪后来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其《富豪与超级富豪》一书推理说，洛克菲勒家族本身的财富总计约为50亿美元时，就有人说这是一个大大低估的数字。对洛克菲勒巨大家产进行无情鞭笞的做法，尽管半个世纪来已不太多见，但到此时又再度死灰复燃，成为时尚了。

    洛克菲勒弟兄们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们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他们还曾致力于加强他们的事业和国家密切结合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赋予了他们的权力，甚至连他们的祖父也不曾指望过。由于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几乎与美国等同了起来，谁攻击他，谁就成了叛国叛民无疑，因此这种权力也是牢不可破的。50年代，是洛氏家族第三代崛起的时代，这时洛氏的“五位骑士”都已成人，而且第一次知道他们可以对世界施加其影响；60年代一开始，他们就更是如日中天，吉星高照了。肯尼迪出任总统，可是洛克菲勒弟兄们也在走鸿运，他们在肯尼迪宣称是“新边疆的领域”里早已苦心经营了多年，还组建了自己的前哨阵地。他们其实代表着能左右肯尼迪政府及尔后历届政府的财势显赫的豪门贵族。

    他们兄弟之间谁也不会想到：当时光流到60年代中期，民族暴动、两代人差距、信任危机和在远方进行的血腥战争竟会震撼美国这样一个金圆帝国。这些事态的不断发展，显然加速了全国统一意见的瓦解；而洛克菲勒王朝不仅过去帮助创造了这种统一意见，而且还以一种独特的、使人不得不接受的方式来从中渔利，猎取好处。

    他们仍然被权势人士目为国家的一支宝贵力量，简称为“国宝”亦未尝不可。他们通向那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权的诸种重要实力环节的渠道始终有增无减。然而，世界对他们的看法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是初出茅庐时那样“牛犊不畏虎”、无可非议的骑士了。如今他们实权在握，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了。他们发现，要身体力行地实施他们父亲创造的神话——既能行使权力，又能不受责难，已是越来越困难了。

    洛氏弟兄们不仅由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必须负责总揽的事（诸如有关美孚石油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他们插手的其他机构的政策问题）而备受责难与非议，还由于他们那些机构制度本身的邪恶而遭到指斥与攻仟。他们已经成为一种邪恶势力的化身，通常人们喜用“权势集团”、“权力结构”、“统治阶级”以及其他用以描绘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相统一连贯的大量词汇，来表达这一邪恶势力的内涵。人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这种统一的连贯性，但却感到它应对当时社会和道德方面的乌烟瘴气负有责任。这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就是势力，就是金钱，就是政策，就是统治。一句话，洛克菲勒王朝就是权力的同义词。

    而这，就是以纳尔逊为代表的洛氏第三代弟兄们的骑士精神的总体表现，也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从三任纽约州州长的辉煌仕途到三次竞争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失利的低迷走势。

    B.出污泥而不染的约翰第三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看来是洛克菲勒弟兄中最不应受到责难、非议、指斥和攻仟的。他忠实地继承了他父亲小洛克菲勒那种独特的本领，即所谓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尽管激烈的争论和骚乱震撼了他所创建并与他密切相关的组织，他仍然稳如磐石、处之泰然的道理。

    总起来说，约翰第三的大半生都致力于慈善事业。他施舍的金钱比他的四位老弟的捐款要大得多。这些金钱大部分是捐助给与他有关的一些事业；但是他也常常对兴趣范围以外的活动作出了为数不多的捐赠。例如，他在1970年捐赠给马萨诸塞州汉普郡学院的学生2.5万美元，作为地方环境计划的经费。但是，当他赠款的消息以及他即将到汉普郡对全体学生演讲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学生们对是否应该接受这笔赠款展开了辩论。一些人又使用了“肮脏金钱”这个词儿来形容这笔款子；另一些人则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建筑师”这一类的角色。

    约翰·洛克菲勒第三前来访问时，他和他的随行人员不得不通过一个示威队伍，队伍中有5个学生，打扮得奇形怪状，其中有人甚至头戴石油井架帽盔，模拟讽喻他和他的兄弟们垄断了全世界的财产。

    从约翰第三表面上保持的形象以及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来看，与其说他是美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倒不如说他是东方戏剧中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因此，他花那么多时间致力于亚洲问题，这看来是合适的，从他早期对中国的态度上可以预见他后来将扮演的角色。

    1949年，美国兴起了一股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潮流；他发表演说，也反对承认人民共和国，他的声音不只是代表了他个人，还代表了非官方的一致意见。但他在1967年的一些演讲中，却明白地暗示了美国可能已进入“欢迎和平的中国回到世界大家庭”的时代。约翰·洛克菲勒第三这样说，决非只是由于他个人改变了观点。相反，这是一种迹象，这种迹象表明，同约翰第三的名字和身份密切相关的那部笨重的外交政策机器即将及时地进行调档了。对外关系委员会那无休止的讨论会、俱乐部里不拘礼仪的座谈会以及国务院里的交换意见都为洛克菲勒创造了这么一种气氛：他的演讲是一个身份高贵的领袖应该作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姿态。早在1969年，即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前三年，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在主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定基调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就预示了一个重大事件将会发生。这位洛克菲勒的第三代老大哥说道：“过去20年来，我们同大陆中国没有建立过关系。在此期间内，恐惧支配了我们的思想，甚至不久以前，许多人还以为，谁若提出要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谁实际上就是通敌叛国。这种僵化态度同民主政治是不能相容的。”

    1954年，当法国在奠边府惨遭败北后，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东南亚问题特别研究小组，约翰第三当时即是该组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不久就成了该小组及政府决策人议事日程上的重大问题，但是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那些年中很少参加该小组的会议；即使从早期的干预升级到美军承担重大义务之后，他也很少参加。另一方面，当南越头目吴庭艳[62]于1957年第一次以南越总统身份出访美国时，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曾举行午宴为他洗尘；出席宴会的有当时任大通银行的董事长约翰·J·麦克洛伊等人。后来，约翰第三又同他的五弟戴维在波坎蒂科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待了吴庭艳；在宴会上作陪的，有亚洲学会的会员们以及银行家和企业家等美国社会名流。

    后来，南战战争逐步升级，国务院特请这位慈善家给予帮助。1963年5月，亚洲学会召集了一次会议，来“重新估价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格局”，而在此之前，亚洲学会仅仅举办亚洲文化展览会，让美国人了解丰富多彩的东方艺术而已。在那次会上，后任纽约美孚——莫比尔石油公司“国际事务顾问”的威廉·亨德森曾宣读了一篇论文，该文提醒人们说：“除非我们在东南亚承担的义务不受限制，否则美国在这一地区政策的基本目标最终将无法达到。”这种直言不讳的立场当时在肯尼迪政府内部得到了肯尼思·托德·扬的大力支持。扬曾经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任职。他曾于1954年替艾森豪威尔总统起草了给吴庭艳的那封著名信件，信中保证在法国撤离越南以后，美国将支持他。扬还是纽约美孚——莫比尔石油公司的前任总经理。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公职是美国驻泰国大使。扬自外交界退休之后就成了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私人工作班子的成员。在1963年，洛克菲勒第三根据国务院的建议，任命他为亚洲学会主席。

    扬担任亚洲学会主席后的主要行动，是说服该学会把东南亚发展顾问团这一组织置于学会的卵翼之下，并让它在亚洲大厦办公。四层楼的亚洲大厦是该学会的展览中心及纽约分会的总部。亚洲学会的经费主要由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供给；而东南亚发展顾问团则不同，它的经费是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拨给的。东南亚发展顾问团一个前成员曾经说过，政府创建这个顾问团，乃是其扩大学会职责范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计划旨在吸收学术界人士入会，并利用他们的学术身份来为学会在东南亚开展的隐蔽活动这一总的意图打掩护。

    由于越南侵略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全国各大学的校园里更是反战示威不断，东南亚发展顾问团因而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了。这个顾问团属下的越南研究会的主席是亨利·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基辛格曾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把对越南农村的恐怖性轰炸硬说成是“强制都市化”）。

    1969年亨廷顿在波士顿市谢拉顿饭店主持的东南亚发展顾问团会议，由于关心亚洲学者学会举行示威而被迫中断。这次示威在亚洲学会的内部煽起了参与该学会活动的文化专家和学者们积压已久的反抗怒火，这团怒火的引发可能是因为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也成了参与一场毁灭印度支那的文化和艺术等的战争同谋犯。于是他们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肯尼思·扬，其势汹汹，如怒涛排壑，不可阻遏。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撤换他，东南亚发展顾问团也被迫把其总部迁出了亚洲大厦。

    在尔后的10年中，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仍然“亚洲先生”，他经常接待外交官员，进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洋之行，充当亲善大使的角色等等。他捐款180万美元筹建日本大厦，作为日本学会在纽约的永久性新会址。

    1971年大厦落成时，日本天皇的王子常陆宫正仁亲王还专程赴美参加典礼；这不仅是为了庆贺美日关系的增强，而且也是为了向洛克菲勒第三代的长子表示敬意。

    不过，这时约翰第三的个人兴趣又渐渐地重新集中到了美国方面。后来，他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解释道：“我过去在国际事务方面活动得较多了一些；可是出于我的责任感，我感到我应当为祖国效点劳。”他的亲密助手之一唐纳德·麦克利安建议他要物色一个与国内关系较密切的项目，并认定林肯艺术表演中心乃是洛克菲勒第三可以努力扩展的最有前途的一个项目。

    约翰第三随即以他那独特的勤奋精神从事这个项目，不久就把原来设想的建设一个音乐中心的计划发展成为一个集多种艺术表演为一体的中心。1957年，他从筹建委员会主任改任林肯中心公司的总经理。

    1960年，林肯中心大厦破土施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又升任该中心的董事长。

    由于建设成本由原来估定的7500万美元一下激增到了1.85亿美元，约翰第三便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筹措这笔财政赤字的重担。洛克菲勒家族本身承担了大部分的差额款项。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1500万美元，小洛克菲勒生前也提供了1100万美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则提供250万美元。

    林肯中心占地很大，施工艰难，它的顺利建成，在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事业发展途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闯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不是从其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宫闱”，这对他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而这也就激励了他去创建更加远离其家族保护伞的事业。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活动方向使约翰第三深感烦恼。该会捐赠了巨额款项，但都不是以个人名义提供的。这些捐款实际上成了他们在支付名目繁多的赋税时的一种理所当然的附加税，或者说这是通向他们兴趣所在的事业的渠道，而并没有体现出他的那些兄弟们对慈善事业有多大兴趣。

    但是，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则显得鹤立鸡群，因为他对慈善事业仍然孜孜以求，不改初衷，力图不辜负他父亲的信赖，不玷污约翰·戴维森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他的老弟们是断然不能划等号，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真心实意地认为，第三代洛克菲勒应当更加全力以赴地从事慈善事业；虽说他明明知道这种想法会使他同掌控着家族指挥大权的三巨头（纳尔逊、劳伦斯和戴维）的关系更加疏远开来。

    准此，他于1963年创建了他那私人基金会，即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基金会。此后的五年中，他总共拨款约500万美元，用以开展他个人的慈善事业活动。这就足以表明，这位洛克菲勒第三代的长子的确是以其坚实有力的行动，来摆脱他在洛氏家族中长期以来所处的默默无闻的地位。

    也就在这一时期，约翰第三的注意力又回到人口问题上来了。十年前他所创设的人口学会，现在是在这个领域里最有声望的机构，每年的活动经费高达数百万美元之钜，并在10多个国家中开展活动。不过，该机构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研究工作，而避免作出任何政策性动议；这是因为，人口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度敏感的社会问题，献计献策最终可能会妨碍学会的工作。不过，人口运动也好，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也好，都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弗雷德·贾菲回忆道：“约翰第三已经抛弃了许多50年代的冷战词汇。如今当他看到众多尸体在恒河漂浮而下时，仍然在担心共产党人可能会接管印度，但他对死者及其家属也是同样关心的。”

    1964年大选甫毕，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便请求晋见约翰逊总统以商讨人口问题。在受到约翰逊的婉言谢绝后，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就同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共进午餐，要求腊斯克去敦促总统建立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来关注、研究这一问题。腊斯克答以时机尚未成熟，但他应允在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人口问题。咨文撰写人理查德·戈德温在打字机上打出的清样上，将人口问题仅仅带上了一笔，在简短的一句话里重点还是讲的资源问题：“我将寻求新的途径，以运用我们的知识来帮助解决世界人口激增和世界资源日益匮乏的问题。”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美国总统第一次把人口问题列入国家必须处理的官方议事日程上了。在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后日子里，部分是出于他与劳伦斯·洛克菲勒的友谊，终于同意成立一个人口和计划生育咨询委员会。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与前劳工部长威尔伯·科恩两人同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咨询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开会讨论之后，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建议是，总统应设立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约翰逊在其任职期间没有来得及实施这项建议；在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之后，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再度提出了这一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搁置之后，总统顾问丹尼尔·P·莫伊尼汉出乎意料地助了一臂之力。1970年春，尼克松总统建立了人口、经济发展及美国未来委员会，由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60年代的末叶，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已年满65岁了，他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和从前的丰神俊彩已判若两人了。

    而与此同时，约翰第三的大弟纳尔逊的世界观却日趋反动、僵化，他虽然上了年纪，却处在自由主义化的进程中。这点逃不出约翰第三左右人士的眼睛，连他那最亲密的助手们也普遍地感到意外。有的助手甚至说约翰第三返老还童，在安度他那无忧无虑的“第二个童年”。

    70年代初期；他为自己定下了研究并了解青年革命的工作，这当然也反映了他的这一心路变化历程。

    洛克菲勒第三的长女桑德拉竟然痛恨是洛氏家族中的一员；为此，这位年轻姑娘甚至突发遁从世离群。无干无系的隐居奇想，这使父母俩（约翰第三1932年与布兰奇特·费里·胡克结合起一直琴瑟和合，恩爱白头）深感惊异。桑德拉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摒弃她那洛克菲勒的姓氏和她名下的一笔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此外，约翰第三的幼女艾利达也因为自己是一个洛克菲勒家族成员而受尽人们的怀疑和敌视。人们认为，由于她的血统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影响世界的种种罪恶都有她的一份。60年代后期，当她从斯但福回家时，这位少女的确为此而心烦意乱。

    如果说，这种变态心理仅仅限于他自己的孩子，那么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也许就会像他对待洛氏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那样，默不吭声地咽进肚里的。然而，由于他自己心里的疙瘩恰巧与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上的混乱现象亦即所谓的“两代人差距”相吻合，所以他认定，改变这种现状乃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他的初步设想是要研拟出一套办法来应付这一危机；他于是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这方面的工作列为一个研究项目。在他遭到汉普郡学院学生抗议之前几个月，他就在约翰·洛克菲勒第三基金会下面设置了一个青年特别工作组。

    约翰第三认为这个问题无疑是反映了青年对“权势集团”的反感，因此他认为特别工作组的主要工作在于找到有可能进行相互合作和沟通的某些领域。为此，他就在六个主要城市安排了青年活动分子和一些重要的企业界领袖（如像美洲银行的A·w·克劳森等）之间的对话。按该基金会1971年的年度报告的提法，对话的意图是：“使企业界和地方上的领裕人物能更好地了解青年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使青年人对现有制度规定范围内的办事程序有较深的洞察力。”

    青年特别工作组完成其使命后，就又成立了青年问题研究组。

    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不惮其细地做青年工作，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要青年一代了解他，让孩子们知道他在某些方面跟青年人一样精力充沛，以逐渐消除两代人的“代沟”。为此，他在作重要演讲前，都要同他那念大学的幼女艾利达商量，有时甚至参照她的反对意见修改讲稿。他多次举办“研究性”午餐会，在会上同友人的年轻子女们拉家常。他被这些“初生牛犊”那种反叛精神和献身精神迷住了。恰如他自己所表述的，年轻人“敢于闯出新路子，怀疑古板的老一套”，的确难能可贵。

    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随后根据青年问题研究组的工作经验，撰写了一本题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小册子。他把这一写作任务说成是“我曾经承担过的最艰巨的工作之一”。这本书虽说表面上是对事不对人，但它的本身却是一次精练的自我写照。书中不仅罗列了众多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联系到一起加以探讨，从中不难看出一个社会综合体。这种社会综合体把“今天我们所想到的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价值结合到了一起，也把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道德准则结合到了一起”。这本书肯定了青年人在时代大潮中所应起的作用，也陈述了老年人的一些颇具见地的看法；它似乎表示欢迎变革，却又重申了保守派的原则。约翰第三还在书中倡导那些行之有效的治家之道，并说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革命”。他言之成理地说道：

    我的论点是，我们不应该在各种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我们要坚信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前途普遍怀有其责任感。1974年初，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办公室接到尼克松白宫班子官员之一列昂纳德·加门特打来的电话。原来，当时“水门事件”[63]的揭露，将使即将到来的美国两百周年的国庆活动受到影响，加门特为此特请求这位仁厚的长者洛克菲勒第三出面予以协助。约翰·洛克菲勒第三在与其助手磋商之后，同意参加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庆典委员会，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以便使庆典活动不受水门丑闻的恶劣影响而得以顺利进行下去。他本来就竭力想把洛氏家族里的两代人差距和整个国家两代人的代沟象征性地联系、弥合到一起；就在这一件事上，他的一贯做法达到了新的转折点。

    这是一种地道的爱国行动。有人认为，如果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头戴礼帽，身着合身的星条服，蓄起一小撮胡须的话，他看起来倒是蛮像漫画中的山姆大叔[64]了。不过，这件事的本身仍带有使他那在天之灵的父亲深感自豪的实用主义色彩。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似乎通过毕生的经历已转弯抹角地懂得：既然他那洛氏王朝的命运已同美国的国家前途息息相关，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那么，现在他就有责任让人们明白这并不像人们看来的是那么一桩坏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责任就是要使美国达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

    C.劳伦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干将

    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负责“户外游乐资源和考察委员会”的工作。没过多久，这位洛氏家族第三代的老三即意识到，这一职务可以说是他事业上的一座桥梁，它把他从企业家过渡为自然资源保护者；实际上他花在这个委员会上的精力，远比他以前花在任何其他活动上的精力都要多。他在华盛顿花了不少时间去结识议会领袖、在委员会共事的民间自然资源保护者、内政部的要人和企业界的巨头。他使委员会的工作和他私人的努力相辅相成，他从自己的两个资源保护组织（杰克逊·霍尔风景保护区公司和美国资源保护协会）抽调人员来充实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班子。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他于1962年向肯尼迪总统呈交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和29份补充研究报告。

    肯尼迪总统在宣布成立内阁级的娱乐咨询委员会时，委派劳伦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劳伦斯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主张，即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可以结成亲密的伙伴。他是一个兼顾企业界利益和环境保护的人物。他知道他可以有效地兜售关心自然资源的观点，并且消除工业界巨头的顾虑，因为他们担心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背后隐藏着反对企业界的倾向。1963年，他在纽约美国工业界代表大会第70次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向企业家们保证：近来人们关心淡水和空气的纯净问题，但这并不是对企业界的一种威胁。他开导他们说道：“工商界对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可以泰然处之；过去许多年来工商界曾经从容采纳了其他一些看来像是广泛的社会义务而实际却是经济义务的各项步骤，在这个问题上，情况也是一样的。环境保护，正像其他许多情况一样，其结果将总是对工商业有利的。”

    劳伦斯在递送有关户外游乐资源及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并被委派为总统游乐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以后的几个月间，对其他几批工商界的总经理或董事们又发表了几次类似的演说。当时许多工业界领袖担心在这场具有反公司的歇斯底里特点的运动中，劳伦斯看来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人：他既是一个洛克菲勒，又是一个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为“公共利益”讲话的合法代言人。他的行动感动了一些人，其中之一就是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他在1964年春作的“伟大的社会”演说中，就表明他自己打算认真对待保护自然资源问题了。那年秋，总统设立了一些专门工作班子，为他主持的政府制订有关方针，其中之一是关于保护风景区的班子，总统任命劳伦斯为该工作班于的一个成员。

    当这个工作班子开会表明，莱迪·伯德·约翰逊夫人显得对美化环境一事颇感兴趣，她表示，这将是她作为第一夫人特别关心的领域。她征求劳伦斯的意见，劳伦斯则热忱地支持约翰逊夫人的想法，并积极协助开展该项活动。劳伦斯搭乘她那部“美化环境的宣传车”同她一起到处旅行，后来还聘请这位第一夫人担任杰克逊·霍尔风景保护区公司理事。

    随后，劳伦斯向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介绍了约翰逊夫人，并让她进入他们那令人陶醉的私生活小圈子。她成了他们的一位密友，亲自接触并详尽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细节，她在白宫时期写的日记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些内容。她回忆了逗留在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的劳伦斯私邪的一些情况。劳伦斯曾邀请约翰逊夫人和她的女儿林德·伯德小姐到他那大特顿山区牧场作客，约翰逊夫人对此非常满意。

    莱迪·伯德·约翰逊夫人从此成了劳伦斯最大的吹捧者之一。她热情洋溢地谈论他对美化环境所作出的贡献，称他为“主张保护自然资源的头号人物”、“美国主张保护自然资源的最重要公民”。1965年初，保护风景区的工作班子递送了一份报告，这基本上是改头换面地重述了户外游乐资源及考察委员会的建议。在送出了这份报告之后，在劳伦斯同约翰逊夫人开展她发起的运动的同时，约翰逊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口气坚定的咨文，明白表示他的政府将把保护自然资源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宣布将召开一次关于保护风景区的白宫会议，会议由劳伦斯主持。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成立关于游乐和保护风景区市民咨询委员会，由劳伦斯任该委员会主席，他在有关环境事务方面充当了白宫顾问。

    劳伦斯从此步步高升，成为约翰逊总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私人顾问，并进入制订国家政策的上层圈子。这即使是对一名洛氏家庭成员来说，其火箭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劳伦斯已深深地涉足官场，并曾一度被提名为未来内政部长的人选。

    由于劳伦斯高举保护自然资源的大旗，所以他曾以多种方式卷入了60年代中期有关资源护卫的大多数战役。第一次大仗是关于斯托姆金山风景区的争论。斯托姆金是一座巨型花岗岩绝壁，巍然耸立在赫德森河高地的入口处。当地居民十分欣赏这座山久经风霜的雄姿，但他们却不知道，统一爱迪生公司已计划开凿斯托姆金，要挖空这座山兴建一座大型的水电卿水站，以便一旦曼哈顿紧急需电时，就可动用该站的蓄水池和发电站。

    1962年年中，当上述计划公诸大众时，由建筑业工会头儿彼得，布伦南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纳尔逊在工会内部依靠的政治基础）已就这一项目向纳尔逊进行了游说，因而得到了纳尔逊的大力支持。纳尔逊赞扬这个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能解决能源问题的长远大计”；劳伦斯也跟着随声附和。劳伦斯与统一爱迪生公司经理人员举行了会谈，弄清了他们的计划实质，知道他们并不打算闯入附近的帕利塞兹公园的土地，还说服了他们变更了原先的设计，即改进了架设一条条不甚雅观的穿越斯托姆金峡谷的输导线路。接着，劳伦斯便公开宣布，说这个公用事业公司的项目，实际上可以成为“民主规划的一次实践”。劳伦斯出任帕利塞兹公园总管和纽约州公园事务委员会主席（按：这个职位是1963年纳尔逊强迫年老的罗伯特·摩西让出后，再委派劳伦斯兼任）以后，声望日隆，威信倍增。他就利用自己的地位，支持统一爱迪生公司的决定。不仅如此，劳伦斯作为一名颇有名气的赫德森河水土保持学会（此学会建立于20世纪初叶，是一个旨在保护该河环境的权势人物的组织）的理事，还说服了该学会的主席威廉·奥斯本来批准这一计划。

    州里主要的资源保护论者和地区的主要资源保护组织都对斯托姆金计划表示了支持，看来这一工程项目会无可争议地获得批准了。但当地的一些居民（这类人在大多数问题上一般可称之为保守派共和党人）却提出了质疑。最初，他们只是试探性地表示了一下异议，随后态度逐渐坚定起来，开始出面反对这一工程项目，还组成了一个名叫“保护赫德森风景厦联合会”的组织；紧接着，他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数据，说明卿水站将会破坏赫德森的水乡环境。

    争论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终于爆发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当公众获悉了联合会的斗争后，知名人士如詹姆斯·卡格尼（美国著名电影明星）和皮特·西格（美国著名歌唱家、作曲家）以及纳尔逊的儿子史蒂文等参加了保护赫德森风景区联合会。联合会聘请了律师向法院起诉。同时，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人员在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上大做文章，例如说抽水到蓄水池所需的能量是放水发电产生的能量的一倍半。但是，1965年3月，联邦动力委员会作出了不利于保护赫德森风景区联合会的裁定，允许统一爱迪生公司进行这项工程；而促使他们作出这一极有分量的裁定的因素，是劳伦斯支持了这项工程。

    人们不可理喻的是，这位号称全国头号保护资源论者竞会来个180°大转弯，倒向了反对派阵营。保护赫德森风景区联合会研究人员倒是一语道破了真相，那就是利害冲突问题。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康沃尔地方新闻报》一针见血地指责说：“纳尔逊州长同他的大弟劳伦斯是在同公司进行秘密会谈之后才同意建立这座电厂的。”言下之意便是，这种“秘密会谈”的目的，就是把建厂协议和拥有该公用事业公司数量可观的股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隐蔽起来。事实上，纳尔逊兄弟的叔祖父威廉·洛克菲勒曾是统一爱迪生公司的最早创办人之一，而根据小洛克菲勒1937年给国家经济临时委员会调查员提供的数字，洛克菲勒家族当时即拥有该公司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票。

    1965年，纽约州宣称，赫德森河谷和曼哈顿之间的南北交通越来越成问题，由于9A号公路不能满足交通需要，就必须沿河修建一条联系纽约市和赫德森河畔的克罗顿高速公路。在这件事上，洛克菲勒家族过去和现在所从事的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的名声（这一度曾使自然环境保护论者在斯托姆金事件的斗争初期不便随意猜测他们的动机），不再能起到挡箭牌的作用了。环境保护论者在指责高速公路会对赫德森河造成损害的同时，指出这条计划修建的公路，其路线显然是把洛克菲勒的波坎蒂科山庄也考虑进去了。

    在公路问题辩论达到白热化高潮时。美国联邦政府内政部写了一份题《高速公路对洛克菲勒家族的好处》的保密备忘录。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能对洛克菲勒家族产生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高速公路修建以后，第117号公路将从高速公路延伸到第9号联邦公路，这样就为洛氏家族的地产出售给远在纽约市的居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小洛克菲勒生前所关心的，只是想使人们远远离开波坎蒂科而已。可是他的两位宝贝儿子纳尔逊和劳伦斯两兄弟却预见到，捐税和维修费将会使洛克菲勒家族那3600英亩的土地成为一大经济负担。该地区住宅用地涨到每英亩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而两兄弟便看到波坎蒂科山庄尚有潜力可供建造一批雅致的公寓套房和独户住宅，于是这两兄弟就更是对这个设想心迷神往。但这种光辉前景的基础是拟议中的兴建高速公路计划；公路兴建后，会使这一地区对曼哈顿的经理们更加合用。

    不出所料，纽约州赫德森河谷委员会在它的1966年报告中对这项工程表示了支持，并说，它“不会使该河的自然资源遭到重大的破坏”，事实上，它反而会使公众前往赫德森河地区的交通更加方便。该委员会举行了关于高速公路的意见听证会，43名作证人员中除2人外都激烈反对这一发展项目，但委员会却毫无退缩之意。

    洛克菲勒弟兄们对大众的反对充耳不用，毫不在意。纽约州众议员劳伦思·卡伯特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曾亲自把来自他那选民区的一大堆反对兴建高速公路的函件带到纳尔逊州长的办公室。这位纽约州州长面对大量信件只马马虎虎地浏览了一下，听完卡伯特的一番话后，仅耸了耸肩，淡然一笑说：“真奇怪，我却一点也没有听说过有人反对兴建高速公路呀！”

    当时游乐和保护风景区市民咨询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查尔斯·斯托达德回忆说，他也收到过有关这问题的大量邮件。“人们恳求劳伦斯·洛克菲勒出面干预这条高速公路的兴建问题。但他并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一问题。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斯托达德不胜感慨他说了这一席话。

    环境保护论者提出了使人非相信不可的理由，指出一旦高速公路建成，当然人们总会使用它，然而，这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修建这条路是有足够理由的。他们还委托渔业专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挖方填土会使淤泥堆积，破坏该地区河鲱、鲈鱼、鲟鱼和其他鱼类的回游产卯，同时还会使当地贝壳类动物的繁殖河床也消失殆尽。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似乎被说得心动了。他己公开表示过要停止修筑这条公路。他写道：“沿着赫德森河这样风景宜人和有重要历史古迹的走廊修建高速公路，就会严重损害我们大家努力要保存的珍贵东西。”但是，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洛克菲勒兄弟俩开始对内政部长施加影响。只有神经十分坚强的人才顶得住他们的巨大压力。

    1968年1月25日，尤德尔被请到纽约纳尔逊的寓所里，同洛氏兄弟俩及其助手们会谈。这时的尤德尔已开始出现了动摇。即使他曾一度反对过纳尔逊州长，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环境保护事务方面，连约翰逊总统也对劳伦斯一贯言听计从，因此要想对抗这样一个手眼通天的人，又谈何容易？尤德尔终于改口了，这时他说道：“我认为劳伦斯和州长误会了。我并不真正喜欢这条高速公路。但是在会上，他们出示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和报告。他们作了详尽的介绍。不论在会谈期间或在会后，劳伦斯都力促我不要阻挠他和纳尔逊有关赫德森河谷的建设计划。有关这事的所有应付款项都一概由他承担。”这次会后不久，尤德尔便对户外游乐局局长、劳伦斯的老朋友爱德华·克拉夫茨说，他现在已改变了主意，他将不再反对兴建高速公路了。

    就在尤德尔公开宣布他决定允许陆军工兵部队颁发破土动工的许可证之后，西拉俱乐部和赫德森河谷市民委员会[65]就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获得了禁止兴建这条公路的指令。于是随之而来的一场复杂的诉讼战整整搞了两年。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拒不受理纽约州就该事件提出的上诉。至此，洛氏两兄弟兴建高速公路的计划才被束之高阁，最后“无疾而终”了。

    在赫德森河谷高速公程一项目的斗争中，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叫人难以捉摸。人们感觉到他的影响，可是在这张集体照中他却又是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物。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应否建立雷德伍德国家公园的争论中，他所起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在60年代中期，关于应否建立这个公园的问题在约翰逊政府的环境保护议事日程上己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由于它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计划终于遭到了搁浅。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一份研究报告，倒是同意了西拉俱乐部的建议，即由于雷德伍德河地区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参天大树，它将是拟议中的国家公园的理想园址。但这事拖到1967年，许多木材公司和其他一些反对这个计划的人商定，如果定要建造公园，那应选择米尔河地区作为园址。米尔河地区的面积不仅比雷德伍德河小，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州立公园。这些木材公司的人员彼此开玩笑，说把国家公园设在那里，就可以制止“公园祸害”蔓延开去。当时在约翰逊政府内部，在木材公司之间，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掌握的州政府内部以及在个别环境保护论者之间进行指挥协调，把那些主张在米尔河地区开辟公园的各种力量捏合在一起的，却正是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

    为了先发制人，防止人们指责它是违反环境保护的，为了抵消西拉俱乐部的反对意见，劳伦斯取得了颇有声望的挽救雷德伍德联盟的支持。他在各界头面人物之间上窜下跳，穿梭来往，耍尽了政客的阴谋诡计。有人认为，这就是他老哥纳尔逊的智囊人物亨利·基辛格后来开展的那种世界规模外交攻势的前奏。人们认为他是总统的使者，他所主张的那种妥协的调子，最后在公园立法案中得到了全面体现，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众议院内政委员会那位独揽大权的韦恩·阿斯皮诺尔的推动下，两院联席协商委员会通过的法案，仅涉及雷德伍德河地区的一小部分地方。

    在劳伦斯看来，这些事情是并不矛盾的。环境保护只是方程式的一边，它的另一边是就业、生产增长、经济发展和利润。他的任务就是使这两边保持平衡。

    他看到了环境保护和旅游事业之间的联系，这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说明：他把卡尼尔湾游览胜地的开放仪式，与维尔京群岛国家公园的成立仪式安排在同一天。该维尔京群岛国家公园的土地是由他捐赠的。

    大饭店的开设，只不过是总图案中的一个部分。卡尼尔湾植物园开辟于1957年，到60年代中期，它已使美国维尔京群岛的旅游事业每年有一亿美元的收入。劳伦斯及其胞弟戴维在维尔京群岛之一、迄今尚未开发的圣克鲁叶斯岛上拥有4000英亩土地的共同财产；这块土地的价值也因旅游事业的发展日益看涨。他花了900万美元在波多黎各建造了多拉多海滨饭店，生意红火。所以，劳伦斯及其合伙人把他们在饭店周遭所拥有的1500英亩土地用来兴建了造价高昂的多拉多海滨别墅区，作为经理人员的休养胜地。这些别墅各占地一英亩，面对着罗伯特·特伦特·琼斯那富丽堂皇的高尔夫球场；

    此外，他还盖了一幢风景幽美的多拉多套房别墅，占地31英亩。劳伦斯还兴建了塞罗马海滨饭店，这是继多拉多海滨饭店建成之后的又一休养胜地。

    在那里，聚赌成风，夜生活纸醉金迷。人们认为，劳伦斯这样做，其目的是要使圣胡安[66]成为又一个卡斯特罗夺权前的古巴首都哈瓦那。

    到了1965年，劳伦斯除在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持有地产外，而且还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豪华的小迪克斯休养地的老板，又是黄石公园的大特顿旅馆、佛蒙特的伍德斯托克旅馆的老板。他还花了2000万美元建造起毛纳基亚海滩饭店，座落在重点休养地的这家大饭店也于1965年正式开张，盛况空前。参加开幕典礼的有财政部长C·道格拉斯·狄龙（此人一度是劳伦斯在投机事业中的合伙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约翰·A·麦科恩、伦纳德、美国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老板哈维。费尔斯通、美国时代出版公司老板亨利·卢斯和参议员丹尼尔·井尚等重头戏人物。

    就在毛纳基亚海滩饭店开张营业的第二年（1966年），劳伦斯筹建了洛克游览公司。这是一家经营管理他所有的游览事业，并使各项活动现代化的管理公司。前夏威夷谢拉顿大饭店总经理查德·霍尔茨曼被任命为这家新公司的经理。

    尽管经营大量的旅游事业，劳伦斯仍不失为华府环境保护机构中的一员大将。

    1968年，在尼克松竞选运动中，劳伦斯提供了一大笔捐赠。新政府上台后，他仍被任命为联邦政府环境质量市民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就是约翰逊总统时期的游乐和保护风景区市民咨询委员会的翻版，尼克松人主白宫后，只将牌子改了一下）。他在政界仍享有盛誉，不可一世。

    70年代初叶，曾有一份措辞谨慎而没有署名的关于劳伦斯势力影响的备忘录在内政部上层圈子中悄悄传阅。作家阿伦·塔尔博特认为，这份备忘录的语气森然，类似联邦调查局就有关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秘密犯罪组织“黑手党”某大亨的一份档案材料。该备忘录写道，劳伦斯“控制了”两个环境保护组织，“渗入了”另外11个组织，且有渗透另外8个组织的“嫌疑”。他同环境保护基金会前主席拉塞尔·特雷恩类似的人物也有密切关系，特雷恩在尼克松总统年代初期任内政部助理部长，后为环境保护局局长。

    可是，这份口气森然的备忘录早已落后于时代了。作为保护资源论者的劳伦斯，在约翰逊政府那生机勃勃的年代里一度身价百倍，无往不利，而现在却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970年在全美实行了地球日，美国保卫环境论者为了号召人们同环境污染作斗争以拯救地球，特规定每年4月23日为地球日，在该日举行全国性的集会和抗议活动。此后生态学就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主题，环境保护团体应运而生，在全美如雨后春笋。这时，劳伦斯便显然变得进退两难了。他可能私下也厌恶石油漏溢造成了圣巴巴拉和旧金山一带海滩的严重污染，但他却不能公然同那些组成纠察线、包围石油公司并发表反企业界言论的斗士们站在一起，同声疾呼。他发现自己卷人了旨在保持旧金山湾不受污染的争取开辟金门国家游览区的谈判；与此同时，他的胞弟戴维却同拉扎德·弗里尔斯和克罗克地产公司合伙组成西湾联合公司，准备在海湾填土4800英亩，为价值30亿美元的房地产工程项目提供土地。当劳伦斯声称赞许的组织“地球之友”等一些环境保护机构正在竭力宣传，使群众意识到商业上使用核能的计划将是个隐患时，劳伦斯却仍继续投资于原子技术，并同纳尔逊和戴维一起，全力支持统一爱迪生公司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在部署核反应堆方面的活动。

    劳伦斯历来深感自豪的两大幸运是：一是在他碰巧卷入的任何运动中，他总是位于先驱者的行列；二是他感到自己能单凭个人意志去驾驭生活中的矛盾。可是现在，至少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他的想法和活动方式业已过时；就应付矛盾而言，他也已显得驾驭不住、顾此失彼了。

    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在兼顾企业界利益和环境保护方面已显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其“闲愁”之多，简直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了。

    D.蝉联阿肯色州州长的温思罗普

    1971年1月12日，美国阿肯色州州长温恩罗普·洛克菲勒在州议会发表他的告别演说。他说话时口齿謇涩，断断续续。人们但见这位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第四号“骑士”身体发胖，头发稀疏，颤颤巍巍，站立不稳。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讲台的栏杆，力图稳住他那不听使唤的双腿，露出的指关节像僵尸般的死白。这同四年前他宣誓就任州长时相比，他的模样儿几有天壤之别。那时，他取得了竞选的胜利，一洗碌碌无为的丑恶名声；那时，他显得那么信心十足，那么朝气蓬勃，那么踌躇满志，那么趾高气扬！可如今，一切都变了，变得大异从前，变得令人莫辨，变得死气沉沉，变成了沧海桑田！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个在阿肯色州一度焕发出了无穷活力的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往日的风采已不复存在了。他在这个美国南方最穷州之一的阿肯色一待就是17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他历尽了风霜雨雪，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仿佛是南柯一梦。待梦醒之后，他又落到他刚来阿肯色州时的情景：事业失败，跟老婆离了婚，以酗酒而臭名远播。不过，但愿评价这个落魄人物的洛氏四少爷能够公允，坚持一分为二的“两点论”就好了。须知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们，他父亲的代理人都始终对他抱着不赞同的态度，也许他们对他一贯要求过高，但又恨铁不成钢吧！？

    其实，早先他刚到阿肯色州的红色土壤时，他那温和的性格像鲜花似地盛开，姹紫嫣红，常年不败。阿肯色州离开他的家乡可说千里迢迢，因而不妨说，这里与他过去从不打算去格守的繁文褥节的庭训也相距甚远。他再也不是杰出的洛氏第三代弟兄中最平庸、最无用的人了。他是这里唯一的洛克菲勒，他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可以按照一己的爱好，选走自己的道路。在落后、闭塞的阿肯色州，他的确留下了广泛的痕迹。这情况简直像是一个外星人移居来了似的。

    温恩罗普一开始是一个因事业失败、愤而远走他乡的人，但接着就重起炉灶，东山再起，事业有成。他的私生活也似乎焕然一新。1956年，他又梅开二度，乘机飞赴爱达荷，同37岁的珍妮特·埃德里斯结婚，同时把她前夫的两个孩子同她一起带回了温洛克。温思罗普把这两个孩子视同己出。从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同新的一家人站在大游泳池旁边，看来比以往自豪和自信得多了。

    从到达阿肯色的那一天起，温思罗普就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找寻一条他在纽约未有找到的发迹途径。谁都知道，他在这个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上的潜在力量。

    1955年，奥瓦尔·福巴斯州长在这里投下了政治资本，任命温思罗普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席，企图利用他为他的执政服务。这就使温思罗普有机会为该州所存在的大量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即失业问题，施展作为，大显身手了。当时，棉花种植场的机械化使大批的农业工人失业。该州仅有的一些工业，诸如代木、服装、家具制造业，又是如此地不发达和不景气，工资也很低，以致不能吸引熟练工人到这里来。大学毕业生经常到别的州去寻找他们学以致用的工作。由于工业发展缓慢：阿肯色州的人口一直在下降；除密西西比州外，就要数它是全国按人口平均收入最低的一个州了。

    温思罗普干劲十足地致力于他的事业。但在他从军队复员回来，他父亲把各种责任堆在他身上的那个时候，他是鼓不起这种干劲的。不管他的事业成功与否，这都是他个人的私事，何况这里也没有什么抽象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成绩。这个资金枯竭的州库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拨不出多少经费给工业发展委员会的，所以，这个经济重担就落到了温思罗普的身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慷慨解囊，承担了开展这项工作所必需的大部分经费了。最初，他为了聘请他三哥劳伦斯推荐的两位来自纽约的经理人员来主持他那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只好自掏腰包，拿出8千美元来补足雇员的差额薪金。这两位经理人员果然使出了高招，在头一年里就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在阿肯色州新建了73家工厂，增加了7236个新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温思罗普还建立了温洛克企业公司，这是一家拥有数百万美元股本的投资公司，经营农业，制造塑料管和兴建居民住宅。它的一些示范性项目旨在向一些有投资兴趣的公司表明，阿肯色州那具有吸引力的赋税法令，是有利于工业方面的发明创造的。

    也是在1956年这一大有作为的年份，温思罗普成立了温洛克基金会来举办慈善事业。在阿肯色这个闭塞、偏僻的落后州里，哪怕投入几笔相对说来为数很小的资金，也会产生巨大的效益，这跟纽约州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比方说，一笔150万美元的赠与，就筹建和装备起了一所模范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邻近温洛克的一个名叫莫里尔顿的小城里，不久就成为该州教育实验的基地了。温思罗普还装备并资助了佩里县的一个医疗门诊部，设立了一系列大学研究员基金，还筹款100万美元用以协助建立阿肯色州的艺术中心。

    对温恩罗普来说，阿肯色州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可以在这里任意驰骋，大有作为。

    自从迁居阿肯色州以来，这位洛克菲勒第三代的四少爷早就被认定为是州长候选人的可能人选。他在该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深得人心，温洛克基金会的慈善事业早已誉满全州，口碑甚佳。因此，州长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早晚唾手可取的金钥匙。

    1961年，温思罗普当选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从此，他经常在全州穿梭旅行，来往活动。这与其说是他在进行那种所谓“彻底重建共和党的努力”，不如说是他的一次早期的州长竞选旅行。

    1964年，温思罗普来到阿肯色州小河具的温思罗普村，宣布参加州长竞选。这位洛克菲勒第三代的四“王子”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他是真心实意为该州人民“造福”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在全州新建起了600家工业企业，为全州人民提供了9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折合2.7亿美元的工资额，这就是阿肯色州在过去8年中按人口平均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主要原因。现在，尽管福巴斯老州长再也不能把温思罗普称为投机谋利的“北方佬”[67]，但他还是可以利用温思罗普的巨富和民权问题来进行攻击的。福已斯于是大做文章，说温思罗普·洛克菲勒曾在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发表过演说，而且拥有众多的黑人朋友。言下之意是，他这种人靠不住，是不值得信赖的。

    第一次州长竟选的结果表明，尽管温恩罗普败于福巴斯，但他毕竟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三的选票，这是一个虽败犹荣、虽落选仍赢得可观票数的竞选，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放下一颗心来，并使他们相信，这位“北方佬”确已准备好，可以随即投入下一次的州长竞选。

    在此后两年里，温思罗普继续周游全州；他这样做，是为了尊重阿肯色州知名人士们的风尚。到1966年，由于在全国宣传运动中，南方丢了脸，民权问题稍稍冷却下来。当时有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是阿肯色州必须树立起一种较为温和的形象。福巴斯已快当满六任州长，行将退休了；但该州当权的保守民主党人却想方设法提名了一个更为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詹姆斯·D·约翰逊（当地人称为“詹姆斯法官”）来竞选州长。詹姆斯·约翰逊原为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白人公民委员会的创始人，又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狂热支持者。尽管如此，温思罗普还是赢得了这次州长竟选的胜利：他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击败了气焰嚣张、咄咄逼人的詹姆斯·D·约翰逊，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该州的第一位共和党人州长。

    1967年的1月1日，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终于如愿以偿，兴高采烈地宣誓就任阿肯色州州长。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大获全胜，而且是他个人毕生的重大胜利。

    但是，要在阿肯色州的政坛上扎下根来，尤其是要推行锐意革新的立法计划（一般认为，那是纳尔逊纽约州立法计划的乡下版），必然会到处碰壁，难以实施的。这首先是因为在135名州议员中，只有3名是共和党人。其次是阿肯色州委实过于贫穷，温思罗普所设想的那种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美妙计划，是难以实施的，议员们的心态又都不愿用增税的办法来促使它们实现。

    1968年，温思罗普再次当选为阿肯色州长，但是得票数已大不如前，今非昔比。在州议会中，共和党人的势力又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显著的增长。他的助手们开始产生这样的坏印象，就是他只希望被选为州长，而不是实际上去做好州长。有关他饮酒无度的谈论，也不腔而走，在报章上悄悄地出现了。

    除了酗酒成性之外，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政治家的魄力和政客们的那股子闯劲。平时温思罗普很少去议会大厦二楼的州长办公室，他宁可呆在温洛克，早晨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在那儿的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或者登上他那架鹰隼式喷气机，花上5分钟飞到小石城（州府所在地），再由他的警卫驾驶一辆栗色林肯牌大轿车，把他送到高塔大厦，这是他在小石城建起的第一幢摩天大楼，在大厦里他有自己的一套办公用房子。

    就在这时，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他自己也理解不了、更谈不上控制的无形力量，又在把他拽回到无所作为的失败怪圈中去，而他的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在这个怪圈中给弄得昏天黑地、莫知所措的。当他提出的法案遭到州议会的反对或否决，又碰到一些棘手的难题时，他才突然从梦幻中惊醒，最后人就像雪崩似地垮了下来，使他生活中的一切重新陷入了信心丧失、郁郁寡欢的境地。

    温思罗普在1968年二次当选州长后，密切关注他的人都清楚地看出，他和妻子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对珍妮特·埃德里斯来说，温思罗普的政治活动简直是她的仇敌，它重新激发起她丈夫胸中那种她认为已永远埋葬了力量，毁坏了他们在温洛克头几年里所享受的那种静谧、温馨、舒适和轻松的小家子生活。他常常独自闷闷不乐，饮酒无度，怨天尤人，大发脾气，而且越来越厉害了。他和妻子共同结识的一些朋友也慢慢儿疏远，甚至形同陌路。她多次陪伴丈夫在州的内外作政治旅行，但又难以协调、控制一大批的随从人员。不久，她开始独自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了。到1969年，她和温思罗普分居，并同意离婚。

    尽管私生活出现了裂痕，而且每况愈下，政治上又出现了各种不样之兆，但温思罗普还执意要竟选1970年的第三任期的州长。由于他当上了两任州长，至少已迫使该州的民主派在它那形象和机构上作了一番必要的整顿，并把一些保守分子从民主党的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这一次，阿肯色州民主党不再提名主张种族歧视的保守分子，而是革故鼎新，大胆提名了一个年青的温和派戴尔·邦珀斯。

    邦珀斯在竞选中显然比温思罗普占据上风。以前的多次竞选时，温思罗普的对手们常常老调重弹，敦促选民们注意温思罗普那声名狼藉的酗酒问题，但这一次邦珀斯就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人们只要一看到温思罗普那副醉眼迷糊、步态踉跄和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那种恹恹病情，就都一目了然了。加上他讲话时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破绽百出，一席话说出来，常常会叫记者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去整理他的讲话内容才是；尽管温思罗普为人和蔼可亲，又有问必答，大多数记者对他还是友好的，但这时也深感竖子不足与谋，从而爱莫能助了。

    毫无疑问，代表共和党的温思罗普在竞选中被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戴尔·邦珀斯打得惨败，乃是意料中事。温思罗普在1970年落选之后，不得不向州议会告别，退居到他那温洛克去了。

    1972年夏，这位前州长以代表的身份前往迈阿密，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几个星期之后，他回到阿肯色州帮助开展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任总统竞选，使后者成为继乌利斯·辛普森·格兰特[68]之后第一个在该州获胜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时，温思罗普的私人医生发现他的腋下生了一个囊肿，于是予以割除。切片检查结果表明，那是一个恶性肿瘤。

    1973年2月22日，这个一生中始终落在兄弟们背后的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第一个离开了人世，享年61岁。

    这正是：洛氏五骑士开创了第三代辉煌，但辉煌声中一柱先折了。

    E.爬上金字塔尖的戴维

    作为洛氏家族第三代最重要支柱之一的排行第五的“骑士”戴维·洛克菲勒，就在四哥温思罗普·洛克菲勒逝世一年之后，于1974年2月初，又一次启程去作环球旅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在美国金融——石油界中已脱颖而出，成为华尔街首屈一指的“大哥大”。

    他这次环球之旅的目的地是中东，访问的主要任务是去开罗会晤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并要完成关于开设大通银行新办事处的谈判。这样一来，大通银行就成为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以来在埃及开设的第一家美国银行。在这次旅行中，戴维还准备同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举行会议，讨论埃及——以色列十月战争以后有关石油生产国哄抬油价的问题；他们还将讨论油价飙涨对国际经济所造成的动荡。

    就在这次旅行途中，戴维·洛克菲勒接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他说尼克松总统刚刚接受了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辞职，并表示一旦找到合适人选，财长辞职的决定就将立即生效。然后，黑格将军在电话里用颤微微的声调试探，戴维能否立即飞回美国商讨这一财长职务的接替事宜。

    戴维对黑格的建议颇为兴奋。不过，要他担任这一财长职位，他却并不感到新奇。早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就曾侧击旁敲地试探过戴维是否乐意出任财政部长，随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更是直截了当地邀请他担任这一职位。可是，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因为当时他并不愿意因为担任一届公职而放弃了爬上大通银行最高职位的机会，加上他的夫人玛格丽特·麦格拉思又坚决反对把小家庭搬到华盛顿居住。

    由于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也激烈地震撼了美国经济，更由于“水门丑闻”把华盛顿给搅得昏天黑地，财政部长这一公职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绚丽光环，人们并不那么由衷向往了。何况更有甚者，尼克松总统本人并不喜欢洛克菲勒弟兄们，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1968年，华盛顿流传着一条小道消息：当尼克松正在飞往比斯坎岛途中时，一位助手曾向他提及戴维·洛克菲勒作为财政部长人选的问题；另一位总统助手当即指出已有人提出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国防部长人选，如果再提名戴维，那就将有两个洛克菲勒入阁了。这时，尼克松扮了个鬼脸，接茬说道：“天晓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内阁里一定要有一个洛克菲勒呢？”

    尽管有上述情节，戴维乘坐他的私人喷气飞回美国时，他倒是在认真地考虑黑格将军的建议了。

    他是在星期三晚上11时抵达纽约家里的。次日一早的9时15分，他已在华盛顿黑格的办公室里促膝商谈。他坚持要有实权，并要求取得以下的保证：他可以自由地制定经济政策，而不应受到“水门事件”所引起的策略变化的干扰。在打算接受新职位的那天晚上，他参加了有关中东问题的国宴，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都出席了这次宴会。总统向他表示了欢迎，还亲热地同他握了握手，但对要他出任新职一事却闭口不谈，也没有照惯例哪怕说一句敦促他入阁的鼓励之辞。情况似乎十分微妙。在此后的几天里，戴维又有机会和尼克松总统再次晤面，但总统照旧没有提到请他人阁之事。戴维回来后，同他的顾问们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这可能是尼克松思想上的一时疏忽，是他心力交瘁、不遑他骛所造成的；这可从尼克松那憔悴、黧黑的面容上明显地看得出来。但是，没有总统的坚决鼓励，他出任财长新职就未免太危险了，必须承担极大的风浪。

    次日，戴维从纽约打电话给黑格将军，正式宣布他不准备出任财政部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戴维的世界里，机构组织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他最为关注的机构组织，除了洛氏家族的之外，当数大通银行了。银行对戴维始终存在着特殊的魅力。他意识到，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也就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银行家作为发放信贷的人，他们是维护公司道德准则的人，也是经济前途的监护人，戴维还意识到，正当他在大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阶梯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之际，战后的美国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是，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以及巨大的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都在与日俱增，它们已成为国家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这些动向同银行已成为经济枢纽这一事实交织在一起。银行控制了庞大的托拉斯，还控制了为数甚至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一来，银行就已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而在实力雄厚的银行中，大通曼哈顿银行又堪称独占鳌头，无与伦比，举足轻重。戴维决定拒绝尼克松提出的财政部长一职时，正担任着一个董事会的主席；这个董事会是同联合化学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霍尼韦尔公司、通用食品公司以及其他数十家大公司的董事会联合在一起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又是许多公司的主要股东，这些公司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大西洋雷奇菲尔德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一系列其他名牌公司（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直到莫托罗拉公司、赛夫怀公司）。这种股东地位赋予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巨大无比的权力。

    大通曼哈顿银行新的总行行址在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事实上，这所铝质——玻璃大楼似乎还是炫耀戴维前程的一座高大丰碑。这幢60层高的大厦高耸入云，耗资1.5亿美元，其周遭建筑物都像是一个个侏儒，如众星拱月般臣服在它的脚下。这是戴维修聋曼哈顿南区计划中业已竣工的第一幢摩天大楼，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大厦。它具有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计算系统和最大的保管金库。这幢大厦简直是一座能够操纵任何数额钱财和巨大权力机制的超级机器。

    在大厦的第17层楼，警卫们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他们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里，人们有时会偶然见到戴维。他会突然从他那专用电梯里奔出来；他身材魁伟，但行动却异乎寻常地灵敏。他一揿电纽，玻璃滑门就自动开启，他也就消失到他那私人办公室里了。这个办公室富丽堂皇，陈设豪华，绚烂多彩，里面有塞尚、韦思、罗思科斯等名画家的油画，还有埃特鲁斯坎民族的阿器和非洲的雕塑。他可能对眼前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那就是他旗下的300个副总经理把戴维办公室看成是个圣殿，来朝拜时不由自渐形秽，卑躬屈膝。前《纽约时报》政治评论家理查德·里夫斯也曾提到过戴维的下属每当走近总经理办公室时那种不寒而栗的神态。这位政论家说道：“我每月要去曼哈顿广场一号多次。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戴维的下属对他诚惶诚恐，见他时战战兢兢，他们进出他的办公室都蹑手蹑脚，噤若寒蝉。”

    戴维的朋友兼教子乔治·吉尔德说道：他（按指戴维）在洛克菲勒兄弟中是独树一帜的，因为“他恪守家教庭训的一切清规戒律。他竭力要在道德上较之其他财势家族更胜一筹，用以证明他所享有的权力和地位都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意识也使他认为他所享有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也使他心安理得，安然入睡”。

    正当戴维至矣尽矣，爬上掌管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权力金字塔尖时，恰值肯尼迪政府在实施新边疆政策，这就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使得戴维足以以企业界的第一位说话灵验者自居，来施展他那特殊地位所固有的影响。

    从当时企业界的目光来看，肯尼迪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缓慢的经济增长率和疲软的美元地位。而“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问题一直是洛克菲勒兄弟们的经济研究小组所经常研究的课题。研究小组提出了增长率加倍的指标，尼克松总统对此公开表示赞同，戴维也曾大力支持。他在一次演讲中就概要地指出，“经济的增长，虽然不能为人类的幸福提供全部答案，但是在社会问题上，它却享有最优先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改善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改善个人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肯尼迪政府的头两年里，从戴维的一些演说中不难看出，一种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策略几乎使他着了迷。

    1960年岁尾，戴维曾对俄亥俄州的一批听众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即已说过，他赞成为减税而放宽折旧规定。这也许还是不够的。就全国而言，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从全部公司所得中抽走百分之五十二的所得税，这跟要力求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一个国家目标是否一致呢？”

    1962年，戴维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了一次谈话。他抱怨说：“美国企业界在美国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较之劳工界和政府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说来是减弱了。”他还说道：“显而易见，我们深受过时了的税收制度的弊害，这种税收制度因抽税过高而阻碍了投资……这里，明智稳妥的政策却又常常和哗众取宠的街头演说发生了抵触。”

    同年，戴维出席了白宫为招待法国政治家和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而举行的国宴。当戴维夫妇告辞时，肯尼迪总统把戴维引到了一旁，就国际收支状况和企业界当前对总的经济情况所抱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征询了他的看法。戴维在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这封信作为一篇特写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总统的复信同时被刊登在对面一页上），当时各报都作了转载，这就证实了他在企业界的重大问题上正在起着一种代言人的作用。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了当代的代表人物，正如1960年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弗洛伊德·帕特森或约翰·F·肯尼迪总统是当代的代表人物一样。

    戴维也像他的好友C·道格拉斯·狄龙（当戴维表明对财政部长职位不感兴趣之后，肯尼迪总统任命了狄龙为财政部长）那样，敦促肯尼迪要控制住联邦预算，甚至要政府减少在非军事领域方面的开支。不过，戴维和狄龙都同意在新边疆政策下大量增加有关越南的军事开支。事实上，戴维对过去五年内政府开支的增加相对地大于私人投资的增加感到“关切和沮丧”（这是戴维允许自己讲出的措辞最强烈的话）。他说道：“我当然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削减政府开支和减轻税收负担。但是，正因为任务艰巨，我们就必须致力于这件工作。”

    假如人们认为戴维是一个自私自利者，他将会感到非常难受。然而，戴维敦促肯尼迪总统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1962年用于投资的使用贷款、提高折旧率，以及二年以后实施的减税政策），体现了穷人手里转到富人手里的大幅度的收入的重新分配。百分之四十五的减税项目，使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那部分人得到了实惠，因为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减税3.2万美元；而年收入3千美元的家庭，仅减税60美元。公司交付的税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三，而公司的利润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

    戴维·洛克菲勒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大通曼哈顿银行那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使他感到应当义不容辞地不仅保障本国的经济健康运转，而且也应该保障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也能在健康的轨道上飞速发展，他对拉丁美洲的责任感尤为强烈。本来，他自己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事业也开始于大通银行的拉美部；那时，大通银行已是西半球的一股金融力量。他同纳尔逊一起在国境以南兴办起了一些事业，包括在巴西建立的一个大牧场以及同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一起进行的金融投机：此外，他还同劳伦斯一起参加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计划。而且他就是在那个由拉丁美洲的金融和工业方面的经理、老板所组成的圈子里进行活动的。在那个圈子里，他有像彼得·格雷斯那样的朋友（在夏天，他们共乘快艇游览西尔港），这个家族的企业操纵了拉丁美洲的船运业；他还有像安德烈·梅那和道格拉斯·狄龙那样的同事，他们的投资公司支持着一些拉丁美洲政府，并为美罕石油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等大公司在拉丁美洲开辟市场铺平了道路。

    60年代初期，对这个社会集团来说，发生了一场令人不安的事件。

    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进入哈瓦那，结束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而美国企业的10亿投资正是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下繁荣兴旺起来的。虽然，戴维本人也许并未纵容过巴蒂斯塔政权的腐败政治，使它得以苟延残喘并对美国唯命是听；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大通银行曾是通过信贷操纵古巴历届政府和独裁者的几家纽约银行中的一家。洛克菲勒本人是阿莱格雷糖业公司的董事，该公司是生产古巴最重要出口商品的第二个最大的美商公司。洛克菲勒家族的顾问小伯利（他不久就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制定拉美政策指导方针的特别工作组组长）是瑟克雷斯特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又是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制糖厂，也是大通银行的客户。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入侵古巴时，出席会议的人员中就有五个人是戴维的亲密朋友或同事，他们是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长狄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总统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和伯利。

    就在肯尼迪政府发动那场倒霉的入侵战争以前，美国已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结成了“争取进步联盟”，企图遏制古巴异端邪说的一项长远计划已经开始了。

    戴维作为“争取进步联盟”美国工商业咨询委员会的头头，主张应为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而采取行动，以便跨国公司可以不太费力地去扩大活动。他在会见工商界人士时，多次强调了“争取进步联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阻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有力保障。

    为了安抚企业界，肯尼迪总统要求戴维组织企业界拉丁美洲小组。这个小组是由在拉美兴办企业的一些公司的20余位负责人组成，它定期同华盛顿的官员会晤并研究有关的政策问题。同年，戴维建议成立国际经理人员服务委员会，它是一个相当于“和平队”的企业家组织（它的成员称之为“大腹佬队”）；该委员会派遣退休的或休假的经理人员到发展中国家去帮助那里的经理人员。这个计划，于1964年正式付诸实施，最后由175个美国跨国公司出钱资助。

    戴维很早就热情支持肯尼迪总统关于向越南派遣顾问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洛克菲勒的专门小组的研究报告里原已有所暗示。到1965年，戴维同他在大通银行的其他几位董事尤金·布莱克（兼世界银行行长）、约翰·J·麦克洛伊和C·道格拉斯·狄龙一起组成了“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员会”，以便发动整个金融界支持越南战争。该年年初美军轰炸了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7月，约翰逊总统作出了派遣20万美国首批地面部队这一重大的决定。戴维和其他金融界领袖对太平洋地区的政局动荡表示关切，因此强烈支持采取这些行动。

    9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由戴维及“争取有效和持久和平委员会”其他成员署名的整版广告；这篇广告赞同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活动，并宣称南越人应有“在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成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

    约翰逊政府加紧进行越南战争的另一个步骤是要求大通银行在西贡开设分行，以办理美国使馆、国际开发署和军事方面的经费；而在过去，这些经费都是由法国银行和其他外国银行经办的。新的银行办公大厦就坐落在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一些下等酒吧间附近。大厦拔地而起，有如一所用花岗石和硬质岩筑成的现代化堡垒。这座大厦的建筑设计完全适应战时的条件，窗户上装有厚玻璃块，墙壁则经受得起地雷爆炸和迫击炮轰击。

    1966年，戴维为主持大通银行分行开张典礼而飞抵西贡，并与南越傀儡总理阮高其举行了私人会谈；在会谈中，戴维向这个西贡头目保证，“像他那样有影响的美国人是无意抛弃南越的”。

    与戴维插手侵越战争的同时，他的触角也伸向了地球另一角的南非。

    1960年3月，5万名南非黑人在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前集会，以非暴力的姿态抗议南非白人政权剥夺了他们居住、工作和自由旅行的权利。3月21日，沙佩维尔省德兰士瓦市的警察向一批示威人群开了火，杀害了非洲人69名，打伤了180人。这些死者大多数是从背后射来的暗枪给打死的。

    于是，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谴责沙佩维尔大屠杀暴行的怒涛。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谴责说，这是“最最惊心动魄的暴行，这是文明世界的暴力，毫无人道可言”。南非白人政权突然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了，在国内政坛上也动摇了。由于资金外撤，储备金额降到了最低的水平；投资者担心政权不稳、担心可能会遭受经济抵制而纷纷减少了投资活动；约翰内斯堡进入了一个充满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由美国银行组成的国际财团担心南非政权一旦崩溃将会对南非次大陆各该银行客户的巨额投资产生严重的后果，于是这个国际财团发动了一场信任政府的运动。这个财团对南非政府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

    1965年，戴维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其他董事经过投票表决，收购了英国在非洲的一家最大银行标准银行的大部分股票。该行共有1200家分行，其中800余家分行遍布南非，是南非的第二大银行。这样一来，大通曼哈顿银行对维持南非政权的稳定和繁荣，投下了较以往更大的赌注。

    这时，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已经认识到：这笔周转性信贷借款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苟延残喘。大通曼哈顿银行发现自己已成了众矢之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已同一些宗教团体和像美国非洲问题委员会那样的小型院外活动集团站到了一起，共同举行了静坐示威，并设置纠察线把大通曼哈顿银行团团围住。

    1966年，以A·菲利普·伦道夫为主席的良心委员会带头抗议财团发放贷款。除了设置纠察线和举行示威外，还掀起了一个运动，动员个体客户和单位客户（教堂和大学）从提供贷款支持南非政府的10家银行里抽回存款，并抛售掉那些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的公司的股票。

    尽管戴维矢口否认他那大通曼哈顿银行与南非种族主义者有牵连，但他对这些攻击还是惴惴不安的，急于表白自己的立场正确无误。1968年。月，他的机会来了，当时美国民权斗士小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全国又一次面临着一场种族战争。戴维是全国都市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同盟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拿到了20万美元的捐款后，就出面承担了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戴维公然宣称：“美国企业界在认识和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必须充当领袖而下再当追随者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必须比现在更快地、更大规模地、更积极地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

    戴维断定住房建筑是他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他在莫宁赛德高地和南部曼哈顿市中心区协会所开展的工作，使他在都市事务中享有盛誉。他要求联邦政府立即为劳苦大众动工兴建廉价住房，包括筹办私营的全国都市发展银行以帮助城市重建旧市区。他同时还宣布，他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同纽约其他80家银行正在联袂筹措为数高达1亿美元的抵押借贷基金，来救济纽约市贝德福——斯太弗森特贫民区的居民。

    实际上，戴维这个好狡鬼宣布的救济项目，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他无非想借此表明：私人企业界既然意识到社会上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就必须做点儿表面工作来缩小黑白人种之间的悬殊。不过，像都市同盟以往所作的大部分其他努力一样，这个救济项目在此后的两年里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1970年，黑人领袖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发大通曼哈顿银行虽然声称在它的名下已拨出了500万美元的抵押借贷基金，然而它在两年内实际发放的贷款却几乎没有超过该数的十分之一。他们还指责说，这一项目在出笼之前就是一个骗局；因为它声称只有修建供四户或不到四户人家居住的住宅才符合借款条件，这样，百分之八十的贝德福——斯太弗森特建筑就当然地被排除在外了。

    每当人们有可能追究戴维的信念以及该银行的一些政策时，他的食客就会挺身而出来掩护戴维使他免受惩罚。全国都市同盟1970年度大会就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聚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的4千名代表（在国内还算不上是激进的黑人）义愤填膺地提出动议：大通曼哈顿银行由于在国内推行种族主义以及在南非充当令人遗憾的角色应受谴责，还应剥夺其参加同盟活动的权利。该同盟主席惠特尼·扬多少年来是5600室洛克菲勒家族总办事处的保护对象，是洛克菲勒家族慷慨捐款的受益人。他于是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这才使戴维的威信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扬指出，洛克菲勒家族过去曾慷慨解囊以改善黑人的状况，因此不应受到推行种族主义的谴责。实际上，戴维·洛克菲勒刚告诉他，就在上一天下午他已委派黑人经理托马斯·伍兹为大通银行董事。于是扬施展了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打消了该同盟开除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打算（虽然他未能阻止代表们对该银行提出责问），从而使戴维躲过了一劫，摆脱了困境。

    其实，在戴维的帐本里，每一个社会难题的另一侧面都提供了做生意的绝好机会；假如人们对该问题较易处理的方面讲究实效的话，就更是如此。他在谈到城市人口膨胀危机的演说中，经常引证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为了适应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情况，到2000年，需要建成650个拥有10万人口的新城镇和10个超过100万人口的新的大都市。他对新市镇和卫星城极感兴趣（大通曼哈顿银行资助了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都市设计区）。他在私人投资上也更多地考虑到怎样从这一领域的发展中捞到好处。

    戴维虽不像他二哥纳尔逊和三哥劳伦斯那样热衷于造房建屋，也从不迷恋于美学角度的规划或美化环境等，但是他持有的房地产却比他的两个哥哥都要多。他在曼哈顿和波坎蒂科都拥有宅邸；此外，他在西尔港、加勒比海圣巴泰勒米岛都建有别墅。他在澳大利亚还有1.5万英亩的牧羊场，在法国与别人合伙投资于一家葡萄园，在维尔京群岛的圣克鲁瓦岛以及在巴西内地也有几千英亩土地供未来发展之用。

    事实上，房地产是戴维私人投资的重点。他同安德烈·梅那的拉扎尔·弗雷尔公司以及华盛顿的企业家乔治·加勒特合伙组成了一个辛迪加。这样，就使他于1965年获得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价值100万美元的儿童广场三分之一地产权益。这项事业只要求戴维积极参加就行，易言之，就是要他投资三分之一，以及要求他让大通曼哈顿银行发放一系列的贷款。

    1966年，戴维应克劳和特拉梅尔发展公司的邀请，参加了对埃姆巴卡代鲁中心的建筑工程的投资；这是一个位于旧金山中心区占地8英亩的庞大商业用建筑项目。戴维对此工程投资200万美元，并向有关方面进行了斡旋，结果他获得这项2亿美元总投资的四分之一的股权。

    如果说，西部洛克菲勒中心建立在旧金山的话，那么，南部洛克菲勒中心理应建立在亚特兰大。在那里，洛克菲勒家族基金已广泛地投资于教育事业；戴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专家们向他保证，在未来20年间，该城将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1967年，他开始在那里投资，同希腊船运业巨子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合作从事于北方州际公司的开发项目。这是一个离城10英里的商业和住宅建筑项目，价值5000万美元，占地240英亩。戴维进行这笔投资才六个月，又获得了费林顿投资项目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这个项目投资共达9000万美元，占地700英亩，离市中心区13英里，这是一个公寓住宅小区。

    由此不难看出，戴维·洛克菲勒无论是在公务方面还是在私事方面均取得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显著成就，他的权力已几乎是神乎其神，人们对他唯命是从，他已成为美国企业界独一无二的龙头人物。他的敌手也确乎不少，像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等入经常批评他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但戴维却喜欢为自己加上“城市设计家”、“公司责任感的代言人”等等桂冠，这些桂冠严如飘在风筝之后的尾巴，拖在后面，起着稳定他那事业的作用。可是，虽说他在美国金融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他的特长却是在国际事务方面。他那波坎蒂科的家严然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今天可能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乘坐洛克菲勒的豪华型大轿车到此游览，明天又会是沙特的费萨尔国王在这位世界头号金融——石油大亨所建造的高级高尔夫球场打球。每年，戴维都要充当一次世界银行董事会会议的东道主，而该银行的许多董事都曾经同他在大通曼哈顿银行里共过事。他每年为了出席一些货币会议和去会晤大通曼哈顿银行国外分行的经理人员，要进行十多次的国外旅行。这时，外国政府首脑对他隆重接待，优礼有加，把他视同美国国务卿似的。当他在访问国中碰到年青有为的政治家或企业家时，他就把有关他们的重要资料列入他的档案卡；到那时，他的私人档案里已拥有3.5万名“朋友”的姓名了。

    戴维在国际上的频繁而广泛的接触，使他在企业界的竞争中大为有利，而他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当然，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事务不仅是处理帐册和存款等一些简单问题。大通曼哈顿银行是一家石油银行，它经营的业务常常同美国外交政策本身很难区分开来。在戴维的国际金融和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因为戴维代表着这些事业中如此巨大的财团力量，所以正如戴维能够预测外交政策的趋势那样，人们也只要列出他的行动，几乎就可以预测到这些趋势了。他像美国快速帆船的船首雕饰那样，总是首先被人们看到，但这就是因为后面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前进。

    有关缓和问题即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戴维既然是纳尔逊的弟弟，而他本人又是遏制政策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很难指控他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但是，未来美苏“合作”关系的种子已在他的1964年苏联之行时播下了，当时他就曾同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显然《真理报》对这次会谈的报道是有节制的：“尼·谢·赫鲁晓夫同戴维·洛克菲勒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谈。”

    到1970年，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中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行动有如晴天霹雳，而戴维则已经在这方面花费着大量的时间。同年10月，他在大通曼哈顿银行（该行是罗马尼亚主要的客户银行）曾宴请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并主张为了发展罗美贸易，应给予罗马尼亚以最惠国待遇。同时他还宣布，他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正考虑在该国进行大量的股本投资。

    1970年，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正在准备签订中东协议之际，戴维·洛克菲勒从长途跋涉的埃及之行回来，肉尼克松总统汇报了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1956—1958，阿联总统19581970）私人会谈的情况：这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在会谈中宣称，他对埃美两国关系的恶化深感遗憾，并说他实际上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更甚于与苏联的关系。那年的9月，纳赛尔总统病逝。半年之后，1971年3月，这种中东外交活动又前进了一步。当时埃及报纸在头版头条上登载了新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夫人笑容可掬地同美国贵宾戴维和佩吉（即玛格丽特的呢称）·洛克菲勒夫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在这次旅程中，他还同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元首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戴维从这次旅行回国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东的政治气候“比六天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和平”，并且预计，不久波斯湾地区（大通银行准备在·那里的巴林[69]开设分行）局势将稳定到可以接受外国经济投资了。戴维还说，东地中海的情况将与此相类似，而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戴维还面向现实，面向东方。

    1971年3月5日，他对出席在罗马举行的欧洲企业家会议的杰出代表们说，美国应当同苏联，特别是同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并说：“铁幕应当为玻璃板所代替。”4天之后，戴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组织的新加坡金融座谈会上说，对美国而言，“无视拥有8亿人民的国家的存在”，是不现实的，并说，我们必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系”。

    苏联政府选定大通曼哈顿银行为在俄国开设分行的第一家美国银行。该行的莫斯科分行就座落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一号，与克里姆林宫仅一街之隔。

    1973年，戴维在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此后，大通曼哈顿银行被指定为中国银行的客户银行。紧接着在同一些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之后，大通曼哈顿银行又打入了中东。

    1974年，大通曼哈顿银行开罗分行开始营业，为埃及铺设苏伊士——地中海油管发放了8千万美元的贷款。同时，大通曼哈顿银行还同费萨尔国王讨论了如何处理沙特阿拉伯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的结果而积累起来的巨额外币问题。戴维·洛克菲勒之所以在外交上获得了重大成就，完全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比他的外交手腕起了更大的作用。不过，这种成就甚至给了他二哥的好友亨利·基辛格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戴维在外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银行范畴内却显得竞争锋芒消弱。他同他的几位哥哥一样，受到家庭的熏陶，经历独特的培养，可以经得住除了失败之外的任何坎坷逆境，这已经不是什么大的秘密了。但是，当他步入花甲之年时，这种失败的可能性已开始深刻地影响到他那泰然自若的外表了。

    本世纪的70年代初叶，大通曼哈顿银行经营得并不顺利。在1972年的头六个月里，该行的盈利只增加了百分之一，而它的最大竞争对手第一花旗银行则稳增了百分之十六。

    1968年底，即在戴维·洛克菲勒刚接任大通银行董事长之前，大通银行的资产总额为190亿美元，较第一花旗银行的资产总额196亿美元稍微少一些，而大通银行在存款总额方面则稍稍领先。然而，到1973年底，即戴维出任该行董事长五年之后，瓦尔特·里斯顿的第一花旗银行已在各方面远远领先于大通曼哈顿银行：它的资产总额为410亿美元，而大通曼哈顿银行仅为270亿美元；其存款总额为320亿美元，而大通曼哈顿银行权力260亿美元；第一花旗银行的利润为2.5亿美元，较大通曼哈顿银行多百分之五十。

    由于第一花旗银行在海外各地区所处的支配地位，大通曼哈顿银行已在几年前失去了它作为纽约最大银行的地位。使大通曼哈顿银行更加难堪的是，它还失去了往常在纽约金融市场巨头中所享有的国内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随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客户银行业务也已经落后于营业额仅及它一半的汉诺威制造商信托公司。而长期以来，大通曼哈顿银行一直认为，为其他银行提供银行业务乃是他们的一大特长哩。

    作为一个多年来的营利机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景况不佳：在经营管理上给竞争对手压倒了，在地位上被超过了，在数量中被击败了。《商业周刊》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近来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变得像一个笨拙的巨人——个庞然大物，它行动既不敏捷，也不机灵。这家银行已失去了它昔日的活力、势头和优越的竞争锋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戴维擅长的国际银行业务方面，大通曼哈顿也竟然远远落在了其他银行的后头。戴维交游广阔，同各国元首打交道，进行会谈，但大通曼哈顿银行所得到的好处也仅是无形的商业信誉而已，此时的瓦尔恃·里斯顿却在世界各地不动声色地大步迈进。在银行利润率增长得比国内要快一倍的国外地区，大通曼哈顿银行每设立一家分支行，第一花旗银行就抢先已设立了三家分行了。

    戴维·洛克菲勒的活动超出了一般的银行范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尖锐的批评，人们认为他的分外活动是造成大通曼哈顿银行遭遇困难的根源。还是那份《商业周刊》总结说，“在投资界看来，洛克菲勒（按指戴维·洛克菲勒）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人物，是某些国王和总统的朋友，却不是一个老练的商业银行家。”

    《幸福》杂志的高级编辑桑德福·罗斯把戴维说得更损，评价更为尖刻。他写道：“戴维·洛克菲勒是很熟悉本国的银行业务和货币制度的。关键问题是，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漫不经心。人们恰如其分地把他描绘成一个乘坐有空调装置的大轿车到处逛荡、操心着这样或那样世界性问题的人；他只是在思考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偶尔停一下，去作出有关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决定，这样就把事情搞糟了。你不能把时间花在既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当一个重要的国际性人物上面，而你同时又能兼顾像大通曼哈顿银行那样的银行。戴维·洛克菲勒对大通曼哈顿银行人员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放任不管，视而不见。”

    戴维以他对付任何可能出现的难堪局面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来对待这场风暴。他在解雇帕特森前三个月，曾对《纽约时报》说：“我在大通银行工作的26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间的车轮驶到了70年代，戴维·洛克菲勒几乎成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物：他是“权势集团董事会”的董事长；权力结构塔尖上的米达斯[70]王；身穿一套三件礼服的矮胖红衣主教黎塞留[71]。他几乎到处插手，从沙佩维尔大屠杀[72]直到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73]等事件，都有这位洛氏五少爷的份。戴维堪称他祖父老约翰经久不散的幽灵。由于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件，无情地把洛克菲勒家族重新拉回到他们家在企业时期所经历过的那种是非莫辨的大论战，人们更有充分的理由想象戴维·洛克菲勒就是“宝瓶宫时代”戴维的权力如此之大，因而他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洛克菲勒。他的二哥纳尔逊在家族内部依旧是主宰一切的大脑，但纳尔逊的精力在他多年的政坛生涯中，已经消耗殆尽。戴维的二哥纳尔逊在60年代时像伊卡洛斯[74]那样，飞越炎热似火的美国政坛，再飞上峰巅，几度盘旋，终于滑落下来，好容易才免于坠地而死；而在这时，戴维却总是稳步高就，一步一个脚印，他一般从不抛头露面，从不让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也决不允许他的工作充满存在主义的遇想。

    戴维从他二哥纳尔逊那里吸取的教训，便是权力和金钱的相关真理：谁要是对权、钱贪心不足，谁就要被它们拖下深渊，万劫不复。不过，权力也像金钱那样，是最能迷人心窍的。一个独出心裁的出版商设法把一本有关戴维的书捧上了畅销书之列，在广告中还引用了书中的一句话：“对戴维·洛克菲勒来说，要他去当美国总统，就等于是降级。”本来，这是一本从报刊剪辑材料汇编而成的讽刺书，书中还有许多谬误和歪曲之处，看来戴维仍对书中的所谓事实私心窈喜。当他的儿子理查特大惑不解，问起父亲怎么能对这般辱骂嘲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时，戴维竟然悄声儿告诉儿子，说洛克菲勒家族长期以来得出的经验是，最好的对付办法是不去理睬这样或那样的攻击，以免抬高谩骂者的身价。随后他又紧补了一句：“让人们信以为真得了，假如他们认为我权力无边，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戴维是受到世界各国首脑尊敬的人，但他的子女却认为他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感觉也很迟钝的爸爸；他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但却又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银行命运的总经理；他是一个讲究道德尊严、并以此引为自豪的人，但却经常被人指控与不道德行为有牵连的嫌犯。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在背后支持着他，那决不是他的权力，而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家[75]米达斯，一译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国王，贪恋财富，求神赐给他点金术。狄俄尼索斯神满足了他的贪婪欲望，结果手触之处，爱女和食物也都变成了金子。

    族的神圣权利及其家族历史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深层信念。尽管这些信念已变得愈来愈荒诞无稽，但他却信守不渝，乐此不疲。

    第九节 消逝的流星

    A.写下不同的人生结幕

    洛克菲勒第三代的老四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像夜空中燃烧着的一颗流星，在划过一道亮丽的华光后，遽然坠落地面。

    洛氏家族总办事处主任J·理查森·迪尔沃思在温思罗普的丧事结事后不久说：“我认为，洛克菲勒第三代的兄弟们直到现在才感觉到人总是有一死的。这就是为什么温思罗普之死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倘若你认为你还可以活上20年，你就会以一种方式行事；如果你认为你的寿命不会那么长了，那你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了。温思罗普之死，使活着的洛克菲勒兄弟们有了时不我待之感。”

    老大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从阿肯色奔丧完毕，回到纽约之后不久，开始料理自己的事务，准备把他收藏的300多件东方艺术珍品赠给亚洲学会。

    老三劳伦斯·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在欢庆他结婚40周年的家庭聚会上，出乎意外地给他的孩子们指出了他们每人在他的财产中所应得到的份额。

    不久之后，老五戴维·洛克菲勒在同他的孩子们个别交谈中也如法炮制，交待了财产的归属。

    只有老二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不服老。他搭起了一套由年轻助手组成的新班子。他引为骄做的是，他有一个比他年轻18岁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人们问他年纪多大，他总爱这么回答：“我祖父寿高98岁，父亲活到86岁，我却打算活到100岁呢。”

    在纳尔逊身上，那种为大多数政客所特具的贪婪心态又扩大了好几倍，但他所追求的东西却与众不同。一开始他就追求无愧于他和他所继承的家族传统的一些目标。他那政治经历接触到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些独特的国家大事。这在外交方面就是冷战、防空洞和核武器，而普通人则只能以畏惧心理去看待这些现代生活中的骇人听闻的事。他在内政方面，就是改建纽约市的一套宏伟规划：这个由他设想出来的公共工程体系，其规模之大，在全美是无与伦比的。而所有这一切，其终极目标都是矢志于夺取总统这一世界上最为举足轻重的宝座，而且它肯定也是唯一能够证实他那宿命论思想的一个职位。

    但是，从1968年起，他就不得不相信，他无论怎样坚忍不拔，如何全力以赴，已是不可能达到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所追求的目标了。这正应了“强弩之未，势不能穿鲁编者也。”

    但纳尔逊有的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可以收买人心，可以买到谋臣策士对他的忠心耿耿；而他又极有手法，可以巧妙地进行收买，使买卖双方都不必承认已做过的这笔交易。凡是对纳尔逊忠诚的人，不仅可以指望在州政府里，而且还可以在他所控制的或由他私人所资助的部门中谋取好的职位。如果说，过去他总是知道如何酬谢朋友的话，那么从1968年起，他就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寻欢作乐——想方设法去惩治他的敌人。

    纳尔逊同约翰·林赛之间众所周知的恩恩怨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结怨的核心问题，全在于私人之间的诚和政治上的忠，亦即他借给约翰·林赛50万美元的竞选纽约市市长经费，对方作为逐鹿得手的市长应该如何感谢纳尔逊，怎样感恩戴德的问题。

    纳尔逊从他的家族那里筹集到了50万美元给林赛，还给了其他一些帮助，这才使林赛的获胜成为可能。这样，纳尔逊自然认为，他投资在林赛身上的钱定能获取回报，得到他当州长以来久已企盼的东西，即他可以通过一位共和党人的纽约市长，以幕后控制这个城市了。可万万没有料到的却是，林赛年轻气盛，富有魅力，前程远大（而这些优点也正是眼下纳尔逊所缺少的），他当选为纽约市市长就执意走他自己的路了。

    矛盾在1968年终于爆发成为冲突。当时林赛曾提出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来代替罢工的清洁工人，猜除掉那堆积如山的垃圾，可是纳尔逊不仅不同意，而且越过市长擅自解决了罢工问题。作为回敬，林赛便指责纳尔逊“懦弱无能”、“屈服于讹诈”。纳尔逊反唇相讥，硬说林赛是有意用不实之词来难堪州长，他甚至还说，这实际就是在迈阿密海滩的总统提名中，他之所以遭到拆台，从而败给尼克松的一个重大因素。翌年，纳尔逊就不再支持林赛竞选纽约市长，林赛市长也不甘示弱，在1970年转而支持民主党人阿瑟·戈德伯格竞选州长以资报复。两人从此公开闹翻了。于是，纳尔逊就充分施展出他那看家本领和公私两方面的权势，一直逼到林赛脱离共和党、最后退出公职才结束了这场争斗。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纳尔逊总算消了心头的恨。

    纳尔逊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惜耗费洛氏家族大把大把的金钱（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花了2100万美元；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说法，是花了2700万美元；而按《谁在摇那棵摇钱树》一文的作者乔治·塞耶的算法，则是花了4800万美元），大肆帮助个别州里那些居于战略地位的共和党人（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先是帮助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后来又帮助州长候选人豪斯顿·弗卢努瓦，公众都把这两人视为“洛克菲勒的亲信”）。后来，他又开始启动金钱机器，以击败对手或惩罚叛徒了。1969年的纽约市长竟选固然如此，1972年又原法炮制：先是在波坎蒂科山庄向每人筹集2千美元，然后将筹款总数的一半资助理查德·奥廷格的对手（就因为他怪奥廷格应对高速公路提案被否决一事负责）投入竞选；另一半则给了众议员奥格登·里德的对手。后据里德办事处估计，纳尔逊在1972年为了要击败他，共耗资10万美元。

    纳尔逊俨如当代的法老[76]，随心所欲地统治着纽约州；他对议员们施尽种种威胁利诱和甘言蜜语的伎俩，来迫使他们就范，支持他的规划，帮助他去做他需要做的事。他会大大方方地送给颇有权势的议员米德·埃斯波西托一幅毕加索油画复制品；同样，他也会毫不费力地夺走州里最有势力的罗伯特·摩西一度享有的权力，其实，他反对摩西井非他们政策上有分歧，也不是个性上的差异。纳尔逊反对他只不过是要为他的大弟劳伦斯获得纽约州公园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已。人们认为纳尔逊变得越来越骄横傲慢。

    不过，洛克菲勒兄弟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是众所周知、不足为奇的。在有利于增进他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时，纳尔逊总是随时准备着助戴维一臂之力。

    纳尔逊从他第一次就任州长开始，就努力要促使有关银行合并和开设分支机构方面的法律自由化，并且还要促使银行控股公司的创立，使银行业务活动得以扩充到其他行业范围。当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看来将成为一个得不偿失的庞然大物时，纳尔逊也就插手进来。虽然纽约港务当局已发行了8.5亿美元公债来建造这座摩天大楼，而且戴维和市中心区协会曾施加压力要市政府作出某些重大计划方面的决定，以便使建筑这一大厦成为可能，但当这个工程接近完工时，却发现难以吸引租户。纳尔逊于是出面帮忙，他让州政府的20多个办事处搬进这座贸易中心大厦，州政府把由双幢110层高楼组成的大厦的一幢承租下来，计60层的全部房间，租期40年。到1974年，州政府付给纽约港务局的租金每年为1830万美元；审计处已在着手调查，为什么州政府承租的23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比私人租下的同等面积每年要多付房租400万美元。

    所有这些，都是在蛮不讲理、不顾后果的情况下干的，不管受害者是像摩西那样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是一些无权无势、被迫付钱的不可理解的广大公众。前《纽约时报》奥尔巴尼分社社长威廉·法雷尔说：“纳尔逊倒下愧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党人。他蔑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等。”对他那种愈演愈烈的恶劣态度感到芒刺在背的助手们，也在私下里骂他是“毒蛇的牙齿”。另外，T·H·怀特也说，纳尔逊的政敌们“干脆说他是政界中最心狠手辣的家伙”。

    B.拒访·屠监·“入伙”

    愤怒和怨恨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写下的大异于兄弟们的人生结幕，是他还不愿就此善罢甘休的表现。

    纳尔逊一向好动，竟又急于要插手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设法使自己身任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委员。1969年初，在新总统到任的头一天，他就拜谒了新总统，经过一小时的谈话之后，他弄到了总统特使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将去访问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井作出有关西半球新政策的建议。

    1969年5月，纳尔逊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他非但没有听到过去那种“洛克菲勒万岁”的欢呼声，一到洪都拉斯，他便遇上了愤怒的示威人群，他们放大嗓门高呼着他在整个旅程都会听到的“洛克菲勒滚回去！”的口号。7月份，他从四次访问中的最后一次回国时，在肯尼迪机场又碰上了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示威人群那吵吵嚷嚷的对抗，纳尔逊的友好使团激起了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反美声浪，也是有史以来美国代表所遭到的最惊人的排斥。

    洪都拉斯是纳尔逊这次出国访问的第一个停留地点，在那儿警察严阵以待，打死了一名进行反洛克菲勒示威的学生。

    在厄瓜多尔，洛克菲勒的访问使首都基多一度陷入混乱。示威者在市中心同警察搏斗时，纳尔逊一行只能在架起机枪的军用直升飞机的庇护下急急忙忙、惊惊慌慌地从小路遁逃。最后，他同总统的代表团展开会谈时，大饭店的周围布置了上千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如临大敌，气氛紧张。

    秘鲁政府由于同美国国务院在捕捞金枪鱼问题上早有争执，所以干脆宣布取消这次纳尔逊的访问。委内瑞拉和智利也决定取消他的来访。

    玻利维亚官员们感到在该国境内无法保障纳尔逊的人身安全，所以他们决定把他的停留时间限制在机场举行仅三小时的短暂会谈。

    巴西政府为纳尔逊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一举抓捕了3000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对他们实施了预防性拘留和隔离性审查。在乌拉圭做得更绝，甚至在纳尔逊尚未到达之前，那里的一家通用汽车厂分厂就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烧毁，损失约100万美元。在阿根廷，纳尔逊的逗留使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13个超级市场挨炸，而反对纳尔逊来访的一位工党领袖则遭到了暗杀。纳尔逊一行在离开这次旅行的最末一站圣多明各[77]时，坐在有装甲运兵车护送的大客车里，沿途由那些已打死4名示威者的军警列队警戒。

    在这次访问20个拉美国家的整个旅程中，仅巴拉圭和海地这两个美洲大陆执政最久且又最残暴的独裁政权表现得最为热心，有大批群众在总统的命令下涌上街头欢迎纳尔逊·洛克菲勒。

    任何其他美国人，即使是理查德·尼克松本人，都不可能激起这么强烈的反映西半球反美情绪的示威，因为再也没有谁比洛克菲勒家族同那令人窒息的“特殊关系”（就如同纳尔逊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而这种“特殊关系”正是美国用以保持它在西半球的势力的。然而，纳尔逊非但没有引以为戒，把这种反应看成是对有关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他在制订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较之任何人都更起作用），反而把这次旅行所引起的流血事件和混乱不堪当作他意识形态武库里的素材而加以歪解、利用。

    他在访问报告中杀气腾腾地警告说：“无政府主义、恐怖和颠覆的势力蠢蠢欲动，在南北美洲势如脱缰之马。其他美洲国家对美国为应付这种危及自由、民主和西半球重要利益的严重威胁所下的决心产生了讥诮和质疑。”

    为了纠正这种局面和对付“共产主义颠覆”的挑战，该报告敦促重申“特殊关系”，并要求华盛顿加大力度以维持西半队的安全，报告中还提出纳尔逊经常建议的要建立新的官僚机构和集中管理制度等问题，其中包括要设置西半球事务部部长的职位以“协调……美国政府的一切活动”，但是该报告的要点在于它敦促要对一些拉丁美洲军事政权采取更“注重实效”的手段，还敦促美国要从争取进步联盟早期在社会改革方面所承担义务的政策中作出更为果断的退却。纳尔逊不得不哀叹美国军事援助从1966年的8070万美元降至1969年的2040万美元，他力争在这方面要有惊人的增加。

    到1970年，纳尔逊已是一位特别老练的政客，他眼光机警、手段狡猾地行使着他那纽约州州长的权力，从艾尔·史密斯以来的各届州长在这方面都只能望尘莫及。多年来，他已掌握了一套应付奥尔巴尼[78]内外事务的谋略，而且形成了国内最为专制独裁的政治空气。他把州政府的机关拿了过来，使之充当他个人随心所欲的工具；他把他的个性强加于州政府的每个角落，并对据说曾受他委荐过的近4万个职位的雇员，训示要为他的一己私利服务。

    一位民主党人当时对纳尔逊的铁腕政治曾表示过某种钦敬。他在后来回顾纳尔逊任州长一职时，说纳尔逊比任何一任州长都奉行更为强权的统治。纳尔逊政府在州议会政治方面也是独特的，因为他那州长的气派和权力几乎像总统一样，至高无上。

    1970年11月，纳尔逊又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州长的竞选胜利，从而蝉联第四任纽约州的州长一职，一般说来，竞选胜利总是甜美的，但这次却非同往昔。他认识到，选民们虽然投他的票，却井非真心喜欢他，因为他早就从美国政治宠儿的地位滑落下来了。

    70年代初叶，所谓纳尔逊是自由主义者的神话已不能再走俏了。纳尔逊在反对戈德堡的竞选运动中，着重表明他是支持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的，而且当参议员查尔斯·古德尔（此人是1968年经由纳尔逊委派去填补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空缺的，后者遭到暗杀）提出他的撤军计划时，纳尔逊表示反对说：“这只能损害总统在同北越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在国内事务方面，纳尔逊痛斥“福利骗局”，下令审查领受救济的名册。他还宣布了削减医疗补助费用。

    政治观察家们把纳尔逊的这些行动解释为一种有预谋的“向右转”，是一种向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调情并去适应“法律、秩序”新势力的尝试。不过，他这番话的矛头所指，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并不完全是出于权宜之计。用他从前的老友、众议员奥格登·里德的话说便是，他“在任何涉及谈判的问题上，一向是主张推行强硬路线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在阿蒂卡惨案发生以前很久，纳尔逊就对它的发生有了思想准备。

    1971年9月9日，纳尔逊正在首都华盛顿出席一次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会议，那天他首先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主席拉塞尔·奥斯瓦特那里获悉，阿蒂卡的州监狱发生了暴乱，1300名囚犯扣留了“D”监的38名监狱官和警卫。纳尔逊要奥斯瓦特放心，并说，他对奥斯瓦特处理事态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只告诫他在同囚徒谈判时要注意避免出现“优柔寡断”的情况。他告诉奥斯瓦特说，他将于次日返回波坎蒂科，井指定由他的主要顾问博比·道格拉斯对局势保持接触。

    谈判在赦免问题上破裂了，由于有一名狱警在监狱被接管过程中因伤致死，这一赦免问题对囚犯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对纳尔逊来说，是否亲临出事现场，也同样是至关紧要的。

    纳尔逊·洛克菲勒回答说，他同博比·道格拉斯一直保持接触，他们已作出了决定，认为他在宪法上无权对罪犯给予赦免，所以，他到监狱现场去也是毫无意义的。他告诉他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主席：“在生活中，对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人命攸关的问题，作出决定是不容易的……不过我倒认为，我们对待这些事情不仅要看到目前，而且还要看到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社会里会产生的影响这一更深远的含义。”

    奥斯瓦特再度请示纳尔逊并得到他的同意后，就下达命令，对“D”监囚犯开始采取进攻。一架直升飞机突然从“D”监的上空俯冲而下，施放出一股催泪瓦斯，辛辣扑鼻，一时浓烟弥漫。在这个信号下，一些隐蔽在监狱各据点之上的狙击手，居高临下，对准身陷狱内无处可逃的囚犯们开火，弹如雨下，另一支配备机枪和强力来福枪的几百名州警察和劳动教养所警官所组成的准军事部队，又开始了密集射击，持续达6分钟之久。接着，当局发出了停火命令，10名人质和29名囚犯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奄奄一息。那天在阿蒂卡，总计有43人死于突击队之手，另有80人受伤。按照事后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的麦凯委员会作出了如下恰如其份的评语：“除了19世纪后期对印第安人大屠杀之外……从南北战争以来，在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一天之内流血最多的一次可怕杀戮。”

    纳尔逊的屠监行动，有着一个比阿蒂卡事件本身远为广泛而且他从来都不会忘却的政治含义。在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他都同白宫保持着经常密切的接触，而白宫则是把这次暴乱视为对付全国各监狱普遍存在的反抗情绪的一个试点。同时这件事也被看成是纳尔逊新近对保守政治承担义务的一大考验。监狱暴乱被镇压下去后不久，尼克松总统致电纳尔逊·洛克菲勒，赞赏他的“勇气”。当时尼克松的一名助手威廉·萨菲尔对政治评论员理查德·里夫斯表示：“对阿蒂卡监狱发动袭击，是一件在道义上丢脸的事，但在政治上他所干的，正是我国人民要他做的事。”

    熟悉洛克菲勒家族历史的人，都把阿蒂卡事件称为“勒德洛事件”，那是纳尔逊的父亲小洛克菲勒当年镇压勒德洛矿工罢工从而造成大量伤亡的事件。事实上，就其恐怖的程度而言，阿蒂卡事件较之50年前的勒德洛事件不仅惊人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州警们驻扎在俯视罢工矿工的居住区的边缘，用霍奇基斯式枪瞄准那些破破烂烂、毫未设防的帐篷开火。不过，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子父一脉相承，儿子也在使用老子惯用的伎俩，同样采取了拖延时间、借刀杀人的手法，企图使自己对危机处于超然地位，即置身事外，而把作出杀人的决定最后推到了下属身上，便于必要时脚底揩油，逃之夭夭。前林赛的新闻助理汤姆·摩根（后来是纳尔逊的女婿）就说得十分中肯。他说道：“阿蒂卡事件在纳尔逊采取的行动中是有代表性的。他先是拖延，在每一危急时刻迟迟不作决定，直到一切‘开明’的抉择途径都已走不通时，他就能选择他一直在渴求的反动措施了。”

    阿蒂卡事件从根本上体现了纳尔逊在迎合共和党内中坚派方面的程度。用尼克松政府的一句爱用的话来说，他在战争与和平、犯罪与惩罚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算是“入了伙”。在197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中为出面提名尼克松连任总统的人，就绝非偶然。

    他在竞选中为尼克松大卖力气，企图击败麦戈文，并同大家一起为共和党空前大胜利而欢悦不已。由于水门事件的发展，尼克松总统的地位已江河日下，纳尔逊认识到，他有理由再次希望，尽管希望不太大，但也足以使他展望1976年大选时可以重整旗鼓。当丑闻的乌云笼罩在华盛顿上空，对他那可能的对手们的政治生命和前途都投下阴影时，他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对手们似乎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当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垮台时，纳尔逊拼命耍手腕，企图在共和党内创造出支持他的高潮，从而迫使尼克松任命他接替阿格纽。不过，尼克松对纳尔逊的旧嫌尚未捐弃，因此选中了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丑闻传播日广，使约翰·康纳利（此人是尼克松为自己选定的继承人）成为下一个身受其害的政客。一时看来，1976年将归结到在洛克菲勒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之间的一场选择和拼杀，从而将重演约尔逊1965年在迈阿密所向往的那幕闹剧。

    C.副总统·大曝光·大洋相

    1973年12月，纳尔逊公开宣称，他将在任期届满以前辞去州长职务。纳尔逊在此时此刻辞职，就一下子完成了好几件事。首先，他可以不必去进行为连任州长并为他在纽约州的政绩进行辩护的1974年竞选活动；何况他对纽约州政界的控制如今已是如此全面，以致他也许用不着去担心。对副州长马尔科姆·威尔逊来说，也可以在纳尔逊卸任以后作为现职官员参加州长角选了。马尔科姆·威尔逊对纳尔逊百依百顺，唯命是从，难怪奥尔巴尼市市长伊拉斯塔斯·科宁把此人喻为15年来一直“在一人乐队里充当着第二把手”了，因此，纳尔逊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让这个“二把手”去接替他。同时，纳尔逊仍然控制着州的共和党组织，控制着出席1976年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他使自己摆脱出来，在今后的三年中可以在全国范围里亮亮相，并以两个重要的联邦政府委员会的主席身份，同来自全国各地有可能当代表的人士会晤。

    两个委员会中的一个是全国水质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72年，有250万美元的预算；它被授权调查水质污染控制标准的执行情况，并应在两年内提出报告。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委员会是美国人重大抉择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前身是研究纽约未来规划的一个州委员会。由于共和党内部的动乱给了纳尔逊在1976年上台以新的希望，他说服尼克松总统给这个委员会以联邦级的地位，并重新授权这个委员会就国家进入第三个世纪的前景提出报告。

    该委员会的工作涉及面很广，包罗万象，使人容易联想起纳尔逊专门小组的那种讨论方式。它的调查研究主要深入到有关经济增长与资源、个人与机构和国际安全这三大领域；每个领域是由像爱德华·特勒那样的纳尔逊的老顾问们，以及像贝斯·迈尔森和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那些新人员所组成的小组进行研究的。该委员会聘用的一些顾问包括原先白宫的一些战略家，像越南问题的鹰派人士w·w·罗斯托以及社会政策专家丹尼尔·莫伊尼汉。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是由纳尔逊的长期工作人员南希·马金尼斯·基辛格担任组长。总计该委员会在第一年工作中雇用了139位助手（花了将近100万美元的费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在主要政策领域方面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和专家的阵容，使总统的个人班子和没有国会的特别授权而由总统集中一些人研究问题的任何小组都相形见绌。

    纳尔逊的想法是，由于他现在离开了奥尔巴尼，他能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全国各地来往，组织一些公众意见听取会，让那些潜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了解他新的保守思想和形象之一斑。到1976年7月1日，全国举行开国200周年庆祝盛典，共和党准备选举他们的旗手时，纳尔逊的委员会将提出它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即针对美国人已听惯了的关于国家危机处于持续变化和深化的问题开出“出路何在”的药方。

    情节一幕幕地展开，好像是由好莱坞编写的。一切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一切要取决于尼克松能否挡得住水门事件的调查，如果他能维持任职到第二任期届满或者接近届满，那就能使杰拉尔德·福特不能成为合法的全国性人物。迟至1974年2月11日，纳尔逊仍然维护这一立场，他向记者们宣称：“进行骚扰并迫使总统辞职的人们，不仅会损害，而且还会废除美国宪法。”纳尔逊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破坏者，因此他不能再冒风险在将来某个时刻去发动一个争取总统提名的造反运动。也许对罗纳德·里根来说，可以把这样一个竟选运动说成是一个出于信念而采取的行动；对洛克菲勒说来，它只会引起人们去注意他的秘密的政治丑事。由于尼克松在位的日子显然已屈指可数，纳尔逊决定抓住这一重大机会，积极展开活动，争取当上即将空缺的全国第二号人物。尼克松总统辞职后，刚宣誓就职的杰拉尔德·福特同政党领袖们举行了形式上的磋商，于是，不出所料，他宣布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人选。

    纳尔逊接受副总统提名，这是异乎寻常的突然降格的表现。他曾一再声称，他不适合当“第二号人物”。他也曾经常嘲笑那种认为他这位洛克菲勒只应成为“备用设施”的设想。不过，决定他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懂得，这是他向角逐的目标发出最后与最佳的一击，不然的话，他取胜的机会将是渺茫的。这样做了，他就至少在进行着巨大赌注的会议桌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在瞬息万变的国家政局中，他就处于一种随时可以利用局势的优先权。

    9月23日晨，纳尔逊身着他那既精细又不打眼的深蓝色细条子西服，漫步走进参议院干部室。他把那长达72页的有关洛克菲勒家族史的那部分作为他的开场白，他说得条条是道，毫不含糊。

    洛克菲勒家族史是他根据家族档案中有关他祖先成就的材料汇编而成的，主要由他个人撰写。他把自己的祖先描绘成德高望重的圣哲。祖母那斯佩尔曼家族，是捍卫种族的名门显宦。外祖父母奥尔德里奇家族，则可追溯到“五月花”号船的移民后裔。曾祖父威廉·艾弗里·洛克菲勒，原是个有过重婚史、冒充治癌能手的江湖郎中，而纳尔逊却把他说成是“一个爱好交游、富于冒险精神，而又兢谨从医工作勤奋、有债早还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他尤其热中于草本植物，并花费大量时间去销售药品”。第一代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一个勤奋、仁慈的长者，他创建了美孚石油公司，随后他又以其余生致力于“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接着是第二代约翰·戴维森·小洛克菲勒，纳尔逊称之为恪守“家族道德”的劳谦君子。他接着解释说，家族道德是指献身于为全世界的人们服务与造福。

    但是，人们首先关心的还是洛克菲勒家族的钱财。这笔数字一向是像国家机密那样严格保密的。第一代老约翰传给第二代小洛克菲勒的财产确数是多少？这笔钱又派上何用场？洛克菲勒兄弟们各有多少钱财？这些钱又被他们用在何方？他们的财力现在控制着美国经济到多大程度？等等等等。

    洛克菲勒家族一直避而不谈这笔数字的帐，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会违反要捍卫个人隐私的原则；而且主要则是，这样做会涉及到要放弃某些无形的、然而却是他们权力的主要部分的东西，会大大地丧失这个家族的神秘感，并使它那部分精神力量的神话破产，然而这种秘密如今已成为纳尔逊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就毫不犹豫地要排除它。他告诉一些参议员说：“有关我们家族掌握的权力这一神话，需要加以揭开……它其实并不存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并不掌握经济大权。”

    在开始去参议院作证的前几周里，这位一心想当副总统的洛克菲勒曾对询问有关他个人财富的记者们笑着暗示过，他们关于这方面资料的过高估计是会失望的。他曾经透露过一个低得难以置信的3300万美元的数字，但现在是说老实话的时候了。纳尔逊在讲完他的家族史之后，接着就谈到家族财产数字。第二代小洛克菲勒从老约翰手里继承了4.65亿美元。他从这笔巨款中提出了2.4亿美元，存入大通银行作为信托基金，准备为儿孙辈之用。纳尔逊的信托基金中的份额，多年来已变得十分庞大，即按照不景气的市场价格，也高达1.16亿美元（事实是，1934年的信托基金，只两个月就下跌了2千万美元）。此外，他列举了总计达6.2千万美元的私人财产项目，这个数字主要包括；搜集的大量艺术品价值3.3千万美元；房地产折合1.1千万美元，以及有价证券1.2千万美元；这些数字连同信托基金，总计将近1.79亿美元。后来，经国内税务署的稽核，他的房地产增值提高了，从而使纳尔逊的财富总额达到218亿美元。

    从大多数标准来衡量，这确是一笔非同小可的数字。但它显然同洛克菲勒家族豪富的声誉并不相称；从人们指出的洛克菲勒家族对经济控制的情况来看，这笔数字也是不足以体现出来的。在纳尔逊继续描述他的家族目前在美罕石油公司持有股份的情况（这一描述就更令人失望）时，这种情况就变得尤为明显。

    早在1937年在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听证会上（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人们试图确定美国经济的所有权。据当时透露，洛克菲勒家族掌握各家美罕石油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六。可现在纳尔逊却说什么：“我父亲遗留给还活着的后代的全部股权，包括手头的和由信托基金管理的在内，合计不超过这些公司中任何一个公司的百分之二点零六。”（其确数是：埃克森公司为百分之一，加利福尼亚美罕石油公司为百分之二点零六，莫比尔公司为百分之一点七五，印第安纳美罕石油公司为百分之零点二三。）他接着说：“我父亲的后代中没有一人现在担任任何一个石油公司的董事，而且我们并不控制其中任何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制订政策的权力。”在作为防止误会的附加说明中，纳尔逊还透露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大通银行的份额，该家族掌握了这家银行现行股份的百分之二点五四。（但就这些石油公司和这家银行来说，他们仍然是最大的私人股份持有者。）

    洛克菲勒家族所持有的美孚石油公司股票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税法在经济上产生的影响，这种税法使得以美孚石油公司股票作为一种慈善性赠与的方式成为几乎是件从中牟利的事。股票价格多年来已升值到10倍以上。因此，如果它们出售原值为10美元的这种股票，它们要按100美元来支付资本增益税。可是，如果它们将同样股票赠给别人，它们就获得100美元的捐税扣除数，并可以根本免付资本增益税。结果他们将10倍于洛克菲勒家族原值的股份作为赠与，同时这笔交易就享有10倍的捐税减免。因此，洛克菲勒家族的赠与，通常是采取赠送他们祖父创建的各家公司的股票这一形式。

    纳尔逊透露的情况，戳穿了洛克菲勒家族拥有巨大财富并掌握为数巨大的有价证券实力的神话。然而正像他所暗示的，重要的问题并非在于他们缺乏那种一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权力，而是这些权力存在于别处。这种权力的性质比金钱所表明的净值远为有力而且复杂得多。就在纳尔逊发表这些情况之后，《纽约时报》记者走访了华尔街的大老板，发现他们的意见简直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一致认为洛克菲勒的有价证券仅仅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之一角。一位投资银行家谈到洛克菲勒家庭的影响时指出：“如果你只注视他持有的股份，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洛克菲勒毕竟是洛克菲勒呀！”

    另一位金融家则说得更是一针见血：“就美国各家族的实力而言，洛克菲勒家族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他们确实拥有巨大的实力。”

    这个实力的性质表明，第二代小洛克菲勒在巩固洛克菲勒王朝的努力中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这实力并非来自货币，而是来自洛克菲勒的机构和协会所形成的独特的蛛网状组织，它始于经济方面，现在已扩大到政治、文化和知识各界的全国性事业。由于小洛克菲勒在很多不同领域和机构进行了巨额投资，而第三代洛克菲勒兄弟们又毕生在一种甚至更为万花筒似的活动范围内进行活动，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领域是不受他们的雇员、被保护人和一些机构的重大影响的。就拿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吧，他们在该机构中虽已不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还是由那些洛克菲勒指派的人来进行管理的，而这些人由于接受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慷慨赠与，因此都对该家族怀有极大的感恩戴德、饮水恩源之情。如果说国家权力的基本倾向是从个人转到机构手里去的话，那未小洛克菲勒所创建的王朝已与一系列机构的联合蛛网搅缠到了一起，并且给予了洛克菲勒兄弟们在全国事务中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势力。梅隆家族[79]和其他少数几个家族也许比洛克菲勒家族更要富有些，但在统治着从华尔街一直到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中，洛克菲勒家族的力量是无能出其右的。

    就在这次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之后，纳尔逊感到几乎像是已批准了他出任副总统似的，就去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但在此期间，通过议会、国内税务署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有关纳尔逊私人资产的新的材料发表了。审计结果表明，纳尔逊欠税近100万美元；1970年他指使其大弟劳伦斯将6万美元赠给一家虚构的公司，用以在财政上支持右翼专栏作家维克托·拉斯基编写一本旨在低毁竞选州长的对手阿瑟·戈德堡的传记。不谈他对其他候选人的捐款，光是在他的政治事业上，他和他的家族已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最为不妥的是，他给政府官员们几百万美元的贷款或礼物（或某种形式的送礼加贷款），其中5万美元给了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25万美元给了纽约城市发展公司总裁埃德·洛格，62.5万美元给了都市运输局局长威廉·罗南。

    10月20日，纳尔逊手下的雇员公布了17年来他经办的慈善事业一览表。这是他祖父老约翰会赞同的一种利用慈善事业的姿态，但表上列出的2470万美元总数说明，这些年来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活动已减少到了何等地步。就这张一览表来说，很难表明这些慈善事业对人类福利会有多大的好处。纳尔逊的捐赠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基本上给他本人所办的事业或给予他家族和他们兄弟的机构所举办的那些事业的。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协会、杰克逊·霍尔风景保护区公司、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原始社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政府事务基金会（纳尔逊创建的）、第三世纪公司（即为美国人重大抉择委员会提供资金的组织）以及纽约州（使州办公大厦的周围空地全盘园林化，并盖起一个游泳池、一个弹子房，把州长官邸布置得符合于他所习惯的那一风格）。

    这样，也就扒下了纳尔逊的画皮，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纳尔逊已不再是“情白无瑕”，而在他被杰拉尔德·福特选中为副总统以后的日子里，这句“清白无瑕”的话是颇为常用的。而且他再也不能继续坚持说他自己具有其他政治活动家所比不上的个特点，就是“富得不能被人收买”。事实表明，他做了比被收买更加罪恶的事，尽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照美国现今的政治标准来说，这却不能妄加非议，那就是他富得足以收买别人。第一、二轮听证会之间出现的情况说明，正像当年他祖父老约翰在经营石油事业时那样残酷无情，他在政治上也是个残酷无情的人。

    纳尔逊的政治捐款最生动地驳斥了他自己先前所作的证词，即他家族的经济实力不过是神话而已。姑且按照他自己的数字来说，纳尔逊在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岁月里，共赠与了3265373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给他本人的。（为了正确理解这一数字，只需指出这样一件事实：那个享有神话般政治实力的整个杜邦家族[80]，曾使特拉华州几乎成为一个由杜邦拥有完全所有权的子公司，但杜邦家族前后七代人的捐款总数也不超过300万美元。）可是，纳尔逊的个人赠与还只是事情的开始。他家庭的其他成员们每隔四年（当纳尔逊竟选总统时是每隔两年）也有捐赠，好像是预定的什一税似的，而且保持经常捐赠，这就足以否定纳尔逊早先关于其家族的行动很少与他协调一致的那段证词。总计他们的捐款约达2000万美元以上，其中老大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三捐款最少，老三劳伦斯捐款最多，而来自马撒·贝尔德·洛克菲勒夫人信托公司的捐款占到1100万美元多，这个信托公司是在洛氏弟兄们控制之下为了处理他们继母留下的财产而建立的。

    不过，这一系列的捐赠和贷款却最能体现纳尔逊的平时作风。他的助手和下属人员获得成百万美元的赠与是常有的事。但当这一消息首次披露时，人们会不由联想起文艺复兴时代一个王子的故事，那个王子把成袋黄金掷给他的恃从，把一些小王国领地赏给他的公卿们。《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纳尔逊·洛克菲勒给联邦政府官员们的捐赠，是……私人机构的作风，更恰当他说，他是绰号‘豪华者’美第奇时代[81]的作风，而不像是民主美国的作风。”

    但是，在人们的盘问下，纳尔逊矢口否认有不良目的，认为这些捐赠仅是出于其家族的慈善事业道德观念，一般人情之常和有福共享的“美国人传统美德”而已。他告诉参议员们说，他接受严格的庭训家教；如果他有一篮苹果，就该同他人分享。

    纳尔逊嘴上说的比唱的还要悦耳动听，好像他周围的人不是病号就是遭受灾害的穷鬼似的。可是，这些人绝对不是什么贫困大众。以威廉·罗南为例，当他获得纳尔逊赠与的最后一笔困难借款时，他每年还有10万美元以上的营利额。至于L·贾德森·莫尔豪斯，那更是纳尔逊慷慨捐赠中最令人困惑莫解又最令人难以信服的一个人了。

    纳尔逊和莫尔豪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年，当时莫尔豪斯任纽约州共和党主席，对纳尔逊赢得州长候选人的提名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作为回报，纳尔逊当选州长后，曾借给莫尔豪斯10万美元作为对一家企业的投资，又劝说大弟劳伦斯借给莫尔豪斯4.9万美元用以购买一家天然气输送公司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一经上市，就能使持有者获得一笔10万美元的横财。纳尔逊对委员会说，他之所以借给莫尔豪斯这笔慈善捐款，是因为莫尔豪斯入不敷出。但事实情况则是，从1959年到1963年间，莫尔豪斯作为奥尔巴尼的一个院外活动分子，曾赚到23.1万美元之多。

    1966年，莫尔豪斯在州酒类管理局丑闻中被判犯有受贿罪。1970年，他的上诉被驳回，他即将进牢房服有期徒刑，纳尔逊以他患晚期癌症为由而赦免了他。可是，在将近5年后举行的这次听证会时，莫尔豪斯却还在人间。

    1973年，纳尔逊勾销了早先借给他的10万美元的款子。这件事使某些人大惑不解，莫尔豪斯究竟做了什么竟值得洛克菲勒定要为他施舍呢？再说纳尔逊为他如此大方慷慨，是否在酒类管理局事件中起到行贿封口之效呢？无论如何，莫尔豪斯从纳尔逊那里得到的，也正是水门事件的窃贼们始终未能从尼克松那里得到的东西；全部赦免和现金报偿。

    这些金钱远远不是一笔简单的现金交易行为。纳尔逊并没有通过买卖交易收买了基辛格、罗南、洛格和其他一些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纳尔逊已成为这些人的主子，成为他们今天享受高官厚禄的恩师。这些钱只不过是像《纽约时报》杂志所写的那样，要再次提醒谁是君来谁是臣罢了。该杂志写道：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赠与……设法消除围绕着一位当选官员的敌对力量。埃利奥特·理查森能撒手不干，杰拉尔德·特霍斯特也能撒手不干，而其他一些人也会向报界或敌对的政客悄悄道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秘密。比尔·罗南和埃德·洛格却不是能做那种事的人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已成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私产。早先，纳尔逊手里持有罗南欠他的一张62.5万美元的借据，在他销毁它之前，这张借据显然比一些“心狠手辣”的公司老板们那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虽已签署但尚未说明日期的职工辞职书更有份量。

    纳尔逊在多次听证会之后，给人们留下的形象确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冷酷无情的权势人物。他显然不是通常利用职权进行贪污或贿赂的人。假如像全体参议员所一致同意的那样，巨富本身不是阻碍当副总统的理由，那么，最后就没啥可说的了。纳尔逊得以清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后一块巨石。

    11月21日轮到众议院召开听证会时，关于纳尔逊能否获得副总统提名的一切疑虑就都烟消云散了。纳尔逊终于如愿以偿，圆了他当副总统的美梦。

    但是，听证会的高潮竟在众议院质询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查尔斯·施瓦茨和威廉·多姆霍夫向每一位众议员分发了一份题为“洛克菲勒财产的调查”材料。该材料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点，即洛克菲勒的家产虽是分给了五兄弟，实际上却由“5600室”集中协调支配着的，是一种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管理。他们确认，在“5600室”为家族工作的15名雇员分布在将近100家公司的董事会里，这些公司总计拥有资产700亿美元。

    作为反击，纳尔逊提出了有力的反证。而提供反证的证人是家族办事处那自发苍苍的老主任丁·理查森·迪尔沃思。

    11月26日，一个星期二的早晨，迪尔沃思来到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作证。他携带了五张图表，说明“5600室”如何经营力数达2.24亿美元在它控管下的慈善事业以及它怎样处置家族所持有的有价证券。根据迪尔沃思的数字和从前的资料，84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资产总额将近13亿美元，这84人实际上是洛克菲勒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大姐巴布斯、堂兄弟姐妹，加上他（她）们的配偶和子女等，而提供这个84个数字的目的，则是故意使其家族成员看起来比实际更加分散和繁多罢了。

    虽说上面估算出来的13亿美元，还不到一般所传说的数目的四分之一（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甚至曾论证说这个数字为100亿美元），但也完全不像小洛克菲勒一度担忧的那样会出现“不出三代仍然回到穷光蛋”的境地。小洛克菲勒和他的父亲老约翰把10亿多美元给了庞大的慈善法人团体，这笔钱使该家族声誉鹊起，世罕其匹。他和他的儿子们可能花费了与此相等的数目，使他们自己过着帝王气派的生活，并为那些玉朝的家臣们在洛克菲勒中心进行活动提供经费，这些活动已伸展到那些范围广阔而复杂的权势集团机构和协会，它们则构成了影响国家命运和进步的私人决策委员会。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约翰·洛克菲勒一家的权力是一般富豪所享有的权力：他们占有着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手段，使个人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使机构飞速发展，不骞不崩；使上层集团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是，洛克菲勒一家的权力还有其特异的一面，那就是这些权力沾上了法人团体的身份，而且第一、第二两代洛克菲勒在社会系列的上层建筑方面已作了数以10亿美元计的投资。这是那些同他们地位相当的富豪中最最富有者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洛克菲勒家族就能提拔像迪克·腊斯克或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学者成为国务卿，成为掌握国家重权和决策的最高阶层人物；就能建立起像洛克菲勒专门小组这样有声望的团体，并在10年内建立起国防战略结构。这跟他们在一家公司企业还是在上百家公司企业的董事会，都是毫不相干的。纳尔逊等兄弟们善用人材，擢升贤能，由此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如果说他们的势力在一些连锁关系中可以反映出来的话，那未这些连锁关系就是政府和慈善机构的连锁关系，科学和文化机构的连锁关系，企业界和政界最高领导层的连锁关系，这些连锁关系使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一的后代作为一个家族，比起更富有的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更有势力。由于他们具有建立起洛克菲勒王朝的雄心壮志，由于他们把一生心血花在“为公众服众”上，并且又积极地承担起领导角色，这些势力就联结在一起并凝聚成一股强大无比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成了跨越企业、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巨网——它的一切都是在5600号房间里制订起来的，这就使一个华尔街巨头在《纽约时报》里把他们的地位说成是“一个高高在太阳上的地位”。议会是没有意愿和能力来对这种地位进行彻底查究的。众议院听证会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也不得不结束了。不久，国会通过纳尔逊任副总统。

    12月10日，纳尔逊宣誓就职。

    显然，这是纳尔逊一生经历中的一个政治高峰。当上了副总统后又向何处去呢？

    纳尔逊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优越地位，尽管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的胜利变得如此含糊不清。为了爬上副总统的宝座，他把自己家族的神话色彩全都赤裸裸地剥个精光。为了满足这个最大的雄心，他甘愿把令人敬畏和神秘莫测的洛克菲勒这个姓氏来做交易。纳尔逊已收回了人们最后欠他的债，毁掉了他父亲为家族积累起来的最后一点好名声。年轻时，纳尔逊曾独自默思过他和他那出名的祖父是同一日生的这一幸运巧合；就从那时起，纳尔逊的雄心壮志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前途就注定要交织在一起。如今，虽说他在实践家族传统的指示，但他却使从第一代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遗下来的传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他是最后一个洛克菲勒了。当他最后一次地想努力攀登顶峰时，新的一代洛克菲勒正从下面注视着，他们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个似乎陌生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因为正是这个野心勃勃而又冷酷无情的长辈在国会参众两院对洛克菲勒家族来了个大曝光，使他们大家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出了个大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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