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财富不总是珍肴美味
小洛克菲勒从他父亲老约翰那里完整地继承下来的那宗巨额财富如今业已分散，其中很大一部分已分给了曾经是他毕生事业的法人慈善团体和各种事业机构。他还用这些财产购买了像洛克菲勒中心那样一笔有前途的资产，并在1934年为他的儿子们设置了巨额信托基金，可是他也意识到，作为洛克菲勒家族中的一员，总得分享一份美孚石油的财产。
1952年，他从自己剩下的新泽西美孚石油股票中拿出12万股，为他的每一个孙儿女和外孙儿女设立信托基金。待到他们年满21岁，就让他们知道这些作为他们部分“财产权”的信托基金的事。
小洛克菲勒共有6个子女，每个子女计分2万股，再平均分给该家的子女。例如戴维一家有6个孩子（小戴维、艾比、内瓦、玛格丽特、理查特、艾琳），每个孩子所得就要比只有4个孩子的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家（桑德拉、约翰·戴维森第四、霍普、艾利达）或有两个孩子的巴布斯家（艾比、玛里琳）的每个孩子所分得的要少。但不管怎样，每个孩子在成年时都可以得到500—900万美元的一笔可观的巨额财产。
洛克菲勒家族的第四代共21个堂兄弟姐妹。这21人中不包括纳尔逊与后妻玛格蕾塔（哈皮）·墨菲所生的两个儿子小纳尔逊（1964年生）和马克（1967年生），也不包括他和前妻玛丽·克拉克所生的儿子迈克尔（1938—1961），因为这个孩子英华早逝，享年仅23岁。而远房堂表兄弟姐妹所生的第五代，至本世纪70年代中叶已达38人。在洛氏第四代的21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男性。住在纽约市的只有4家。此外，他们年龄上和人生观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不仅使他们分属于两代人之间那鸿沟的两侧，而且也使他们不可能具有他们的父辈们对人对事所持的一贯观点，这种观点曾最终导致父辈们纷纷进入政界官场或商海善举。
堂兄弟中年岁最长的纳尔逊的儿子罗德曼，生于1932年，70年代初任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总经理。这位长曾孙是一个专心致志的企业家，也是他那一代人中唯一靠自己薪金过活的人。
1937年出生、较罗德曼小5岁的约翰·D·洛克菲勒第四（“杰伊”）则是堂兄弟姐妹中最有名气的，因为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政界里占有一席之地。
洛氏第四代儿孙们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从温恩罗普的儿子温思罗普·保罗（1948年生）的保守共和主义直到另一极端戴维的大女儿艾比（1943年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天壤之别，从劳伦斯的次女马里恩（1938年出生）部分时间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西太洋铁路费瑟河支线的轨道上一节红色的694号破旧车厢里，直到另一极端的住在奥伊斯特湾的巴布斯的长女艾比（“未茨”，1928年生）所过的豪华奢侈生活，以及住在纽约市车北区的纳尔逊的女儿玛丽（1938年）的那种时髦习气。
对洛氏第四代的每一个堂兄弟姐妹来说，身为一个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就像玩东方的一种谜语游戏“镜影和动作”似的，两种相反的东西彼此渗透，相互交流在一起。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获得一笔比其他大多数人终生积攒的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和权力，这固然是一件幸运的事，但也是一件可诅咒的事，因为只有付出可怕的精神代价，才能拥有这笔财富。
这一代堂兄弟姐妹的成长过程在许多方面是富有田园诗意的。但是从一开始起也有着一些不肯定的因素，有着山些随着年龄增长而愈来愈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朋友只限于亲戚？为什么他们只能在有人巡逻的大门里边玩耍游戏？为什么他们的家史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甚至在杜邦家庭和福特家族[82]的孩子们面前，姓洛克菲勒的子女也显得鹤立鸡群，非常突出。那味道就仿佛自己是个“皇储”似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并没有为他们作好思想准备，使他们能顶住这种引人注目的臭名声。从这些孩子们跨进小学时起，就成为敌意。谄媚、嘲笑的对象，这一切他们都深有感触，但就是常常难以理喻。他们与众不同到什么程度，这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几乎是下意识地感觉出来的。
正如戴维的长女艾比所说的：“做一个洛克菲勒，对我说来是一个渗透一切的和中心的大问题。从小学二年级起，它一直使我烦恼着。我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去应付它所造成的窘境。”
上学竟然成了洛克菲勒曾孙辈们的灾难，听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又是事实，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怪劳伦斯的女儿露西（1941年生）会说：“当我听人提到我的姓氏时，我往往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没有选修美国历史，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不乐意听人家提到洛克菲勒家族。”
为了冲破家族的羁绊和财富的樊篱，劳伦斯的次女马里恩就是一个典型的“离经叛道”的新时代女性。她情愿舍弃在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周末和夏天都要在一节破旧不堪、油漆剥落的694号车厢里生活，在那里做饭、劳动、休憩，还感到心满意足，乐以忘忧。这样一个很可能成为全国最富、最有势力的妇女，宁肯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海边一隅，来体验人的真正生活。当认识她的人间到她，来这么个地方干什么，这位少妇就会用她那温柔、甜美加自豪的语调说：“这里使人舒畅。”
是的，真正劳动者的生活是“使人舒畅”的；马里恩周末和夏季都要外出度假，其余时间她部住在伯克利，她丈夫华伦正在那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撰写英语博士论文。他们的计划是，等他写完论文就搬到694号车厢里来长期居住，把试种着南瓜和番茄的两英亩菜地扩建成为一个使用有机肥料的农场，秋天再把农作物放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出售。与此同时，这对夫妇力求做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为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开支控制得十分严紧；在70年代初，一家4口的生活费用都控制在每月700美元上下，这是100多年来第一个洛克菲勒家人过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活，为了贴补华伦助教工作收入的不足，马里恩开始给人家看孩子，做编织活儿，在伯克利住所的屋后园地上种植雏菊，卖给当地的保健食品店。这些商店做梦都不曾想到，眼前这个以每株50美分的价钱向它们交售雏菊的少妇，竟是一位拥有1000万美元信托基金且能指望得到许多倍于这般财产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
尽管马里恩女士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建立与世人的关系，决心可说是比她的一些堂兄弟姐妹们要更大一些，但她对金钱、财富的态度，却跟他们没有多大不同：所作的努力无非是试图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取得一种控制的象征；用马里恩自己的话说便是，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对祖上的依赖”。资料统计表明，第四代洛克菲勒中的大多数子女都因为摆脱不了在金钱、家族、丑名、希望等问题上的内心斗争而多年来不得不经常就诊于精神病医生。
马里恩一提起这事，就不由激动他说道：“应该毁灭这笔财产。”她接着还说道：“最近我在伍德斯托克同父亲在一起，他谈到立遗嘱的事。我不希望他的财产传给我，我也不希望这笔财产再传给我的孩子们。我不希望他们同我一样，被迫去应付那不得不去应付的窘境。我希望社会革命很快就到来，替我们从那种不得不应付的绝境中解脱出来。”
劳伦斯女儿的心态如此，的确是与其父辈（且不说与她的祖辈）的期望是南辕北辙的。不过，劳伦斯的儿女要比老大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孩子不定型一些。他们的父亲不知不觉地给了他们某种理念，摇撼了他们的思想基础：他们似乎被他那些冷嘲热讽的反话和变化无常的情绪弄得莫知所措。最大的孩子劳拉（1936年生）对付她爸爸劳伦斯的办法是试着也学会他那套诡辩的本领；她经常与父亲辩论。次女马里恩就像她母亲玛丽·弗伦奇那样孤僻神秘。露西就公开反抗她的爸爸。小男孩拉里（即小劳伦斯，1944年生）则长大成为小心翼翼的人，他眼睁睁地望着他那变幻莫测的父亲占据着他想扩展进去的一切空间，显得无可奈何，无所适从。
劳伦斯也像老大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那样，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不同他们在一起。但是即使不在家，他仍然具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威力，他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可说变化莫测，难以捉摸，他能够用一句话就把某个孩子大胆提出来的问题给顶了回去。劳伦斯家的孩子是用一种愤怒的心情来回顾他们从孩提成长起来的那段历程的。
劳伦斯家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尔逊的家给吸引过去。那里要比自己的家来得温暖，而且要开放一些。可是，除非用他们祖父小洛克菲勒建立的波坎蒂科准则来衡量，那也很难是不拘礼节的。史蒂文（1936年生）回忆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十分有规律的。如果你不准时去吃饭，你就吃不到东西。打铃之后，仅给你5分钟时间；假如你赶不上，那你就只好饿着肚皮了。”
罗德曼有点超然于他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圈子之外的味道，在他们看来，他因为是他们这一代中的第一个男孩而显得有点儿高傲。安（1934年生）是纳尔逊孩子中最文静的；史蒂文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正如罗德曼天生的不是领袖一样。人人都很喜欢孪生的玛丽和迈克尔，兄妹俩那种兴高采烈，那种经常的热情洋溢，使亲戚们会油然回想起青年时代的纳尔逊来。
纳尔逊满腔热情地统治着他的家庭，就像他统治别的一切事物那样，说一不二，说了算数（孩子们都管他叫“首长”，不无辛辣嘲讽的味道）。他大哥约翰第三和大弟劳伦斯都听任自己当年的成长方式在他们孩子的青少年生活中流于废弛。纳尔逊可就不这样了。他要他的孩子们在星期天坐得规规矩矩地做祈祷和读圣经，对这些事他自己当年在父亲小洛克菲勒的管束下曾经是很恼火的。尽管孩子们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同他们的保姆一起吃，但他定出规矩，自己一定要和他们共进早餐，就像当年小洛克菲勒定下的规矩一样。他给孩子们讲了曾祖父老约翰那甲种帐册的事，并要他们自己也记帐。
但是，一般留心观察这个家族的人都认为，在波坎蒂科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戴维的一家人”。戴维当父亲是当得挺认真的，在这一点上他和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劳伦斯和纳尔逊都有所不同，也许这是因为在他那一辈的几个兄弟中，只有他一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洛克菲勒神话，并认为有必要教导年青一代去肩负这一神话所带来的重任的。可是，在他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他不在家的时间甚至比他的几位兄长都要多，而在他子女的童年时代更是如此，那时他在大通银行的海外部工作，时常要远涉重洋到国外出差。
对金钱和对它所代表的欲望的追求，乃是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冲动。这一家教，从小洛克菲勒青年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多少，而为使对金钱欲消减的处方也依然如故。这个处方便是帐簿。劳伦斯和约翰第三听任这种家族的传统完全废弛下去。纳尔逊则同他的孩子们一起做了记帐的形式，装装样子。但戴维却是认真从事记帐的。这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做过的事情。他自己也曾这样做过，因此他的子女们也要记他们这一代的“甲种帐册”。
就记帐这一家族传统来说，小戴维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可是他的女儿们却阳奉阴违，成了弄虚作假的能手。艾比和佩吉（即与母亲同名的“玛格丽特”，1947年生）都利用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途中长距离坐火车的那段时间，编造了好几个月来的每周零花钱帐目。她们在帐页的一行行里记满了奶罩和月经纸开支等等，使她们的父亲不好意思去细加审核。
温恩罗普的儿子温恩罗普·保罗（简化为“温·保罗”，下同）是在他母亲巴巴拉·西尔斯的照管下长大的，从小就不跟其他堂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巴布斯的女儿米茨和玛里琳（1931年生）是作为她们的父亲戴维·米尔顿家族而不是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长大的，在波坎蒂科更像是作客而不像是小主人。家庭住在那里的四兄弟中，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离开其余的几家最远，无论就实际距离还是就感情来说，也都是如此。在菲尔德伍德农庄长大的几个孩子，自成一个独立单位的气氛要比别的孩子们更浓厚一些，“杰伊”只承袭了祖传名字的一半，因为他父亲替他只取名约翰·洛克菲勒，说这样他可以在成年时自己决定是否采用“戴维森”这个中名和序号“第四”这一作为王朝标志的称号。
第二节 叛逆，衍射出一个个奇特的怪圈
如果洛克菲勒者兄弟们不理解洛克菲勒家族的这一身份以及它所代表的对其子女们所产生的一切压力，他们也就没法估计下一辈的堂兄弟姐妹们作为他们这一时代（即抗议帝国主义战争、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平的时代）的子女所体现的风貌了。须知他们第四代要与之对抗的，恰恰就是作为这一家族传统基础的那些权力和设想。第三代的老兄弟们硬要第四代的小兄弟们成为同他们当年一模一样的洛克菲勒子弟，说明了洛氏第三代已大大落后于当今时代了。
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下一辈的堂姐妹们应首先奋起关心她们那些比较小心谨慎、在某些方面承受了较大压力的堂兄弟们。她们的人数较多，占21人中的三分之二；在成长过程中，她们又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因为结婚而失去这一姓氏。她们之所以感到自身的压力较小，那是因为她们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扎根不那么牢靠，加上意识到家族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高，这就无形中增大了这些少女少妇们那莫明其妙的忿恨。她们的尴尬处境在两种矛盾的心情中自自然然地表露了出来：用洛克菲勒家的金钱买到的特权和财产她们固然喜不自胜，可是又感到自己却因此沾上了斑斑污点；尊重家族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出色”成就，然而却又担心这仅是一块钱币的反面，这块钱币的正面却并不是白壁无瑕，纯是利他主义的。
据一个哈佛大学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校友回忆，戴维的女儿佩吉（她是一位坎布里奇反战运动的早期支持者）来到他的寝室，泪水流满了她的粉脸。那是1966年，正当大学里进行越南问题大辩论的时候。他一时错愕，忙不迭地追问她出了啥事儿。她很不情愿地答道：“我爸刚才对我说，要我跟他去国外，参加一家分行的开幕典礼。”那位校友又忙着安慰姑娘（佩吉正当19岁的花季妙龄）说：“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去就去呗，你以前也去过的。”佩吉这才道出了真情，她说道：“可这家分行就设在西贡啊！”
在堂姐妹中，只有佩吉的大姐艾比由于卷入了新的政治活动，才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过，对其他许多堂姐妹来说，这种卷人只是她们在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安排自己在家族结构中的位置，并从预期的家族压抑下解脱出来。
像艾比和佩吉一样，劳伦斯的长女劳拉也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早期发起人，当时这个组织正处于“分享民主制”的阶段。此外，劳拉还是坎布里奇学会的捐款人，这个学会专门研究就商业和社会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问题，设什分散经营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大约10年之后，第四代洛克菲勒中最后一个达到大学学龄的艾利达（约翰第三的幼女，1949年出生），抱着同情的态度站在席卷斯但福校园的第三世界运动的外围。在这以前，洛克菲勒家的少女少妇们已把数十万美元投入了各种运动，从《壁垒》月刊和讽刺尼克松的电影片《米尔豪斯》，到文斯雷莫旅团和越战复员军人组织的反战运动。
在这一类活动中，还带着一种“以激进为时髦”的因素。可是对这个家族来说，首先是政治已成了他们潜在的共同特色；政治就像上演一本正经的哑剧似地，概括了两代人之间在感情和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分歧。这在戴维一家人中的讨论显得尤为激烈与生动。戴维不仅是一个同那种“体制”步骤吻合一致的上一代长者，而且也是一个最强烈地认为必须捍卫这一体制（实际上是捍卫他个人的利益）以击退年轻一代进攻的人。佩吉常常回忆起，关于大通曼哈顿银行与南非的瓜葛以及戴维为巴西和世界各地的反动政权辩护而在他们家所引起的激烈争论的情景。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戴维仍旧为政府的那些站不住脚的政策辩解，还鹦鹉学舌地重复多米诺骨牌的理论，说什么他的消息来自内部情报，是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83]等一些“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人”提供的。这种争论通常以佩吉的高声叫喊或无法克制的大哭大闹而告一段落。佩吉说道：“父亲总是那么信誓旦旦他说，他知道的都是事实，是来自某某高级渠道。关于越南和后来的水门事件部确实如此。他还说，麦戈文过分地夸大了水门事件，总统周围的人都以私人身份向他保证说，尼克松对内情毫无所知。”
促使佩吉不再使用洛克菲勒这个姓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她便于在坎布里奇激进派的周围进行活动。佩吉说道：“我的弟弟迪基（即‘理查特’，1949年出生）也因为有了这个姓而卷入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这个姓阻碍了我试图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肯尼迪是另一个姓，我把它同有关金钱、权力、政治、慈善事业和遍布各地的高楼大厦等现象的争论统统联系了起来。”
洛克菲勒这个姓确实阻碍了我试图要做的事情。
不管所涉及到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总都要归结到一个姓氏上。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长女桑德拉（1935年生）是抛弃这个姓的头一个人，她在1959年24岁头上成为一个普通的桑德拉·费里。这是她想一举摆脱困境的努力。就在她放弃洛氏姓的同时，这位姑娘还想放弃她那份继承财产。
不过，那笔托管资金却比她那洛克菲勒姓氏更牢牢固固地紧贴在她的身上，成为分不开剥不去舍不得的尤物。她成了堂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怪人，他们提到这个怪姑娘时总不免要蹙眉敛额，或两肩一耸地以示鄙夷。到60年代初期，桑德拉迁居坎布里奇，又成了一个深居简出、多愁善病的怪女人。她这时依旧在逃避那个家族和那个姓氏，不过钱财却全盘接受了。她就像一个年龄与之不相称的老妪，把自己锁在重门叠户之内，由精神病医生和音乐疗法专家定期上门替这个怪“媪”诊治怪病怪癖顽症瘤疾。
大多数的堂姐妹们所采取的改变姓氏的办法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她们的办法是结婚。离婚后又结婚的劳拉后来说：“我19岁结婚，因为这是抛弃这个姓氏的一个好办法。我失败了。”她们的婚姻不是门当户对的结合，她们不得不像戴维的长子小戴维（1941年生）所说的，在一种“比男人更有权力的奇怪现实中”生活下去。
结婚固然使她们摆脱了洛克菲勒的姓氏，但却付出了可怕的感情上的代价。到了60年代中期，立了婚誓还没有几年的一对对漂亮的年轻夫妇都决裂了。在这一时期内结婚的七对夫妇中，有五对终于离了婚。
至于堂兄弟们，他们的前景是不同的。他们进入了为他们设计好了的结构之中，正像当年老兄弟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样；这是客观现实，也是一种终身工作。等待他们的是各式各样的机构，从洛克菲勒大学和河滨教堂一直到洛克菲勒中心和大通银行。在他们的成长时期，他们也许面对着困难的调整，但是到了60年代初，当他们的最后一人从大学毕业时，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抛在他们的后面了。时髦的达尔文主义[84]的舞台已经布置好了，他们之中只有最适合的人才会被选中去当即将登台的这一代的家族领导人。
罗德曼作为纳尔逊的长子，又是第四代中的第一名男性，即所谓的“长子长孙”，因而是当这一代家族领导人的合理候选人。他对此颇有兴趣，而且具有经营商业的才能。他的观点更接近于老兄弟们而不像大多数他的同辈堂兄弟们。一次，有人问到他这个“长子长孙”，做一个洛克菲勒有何感想，罗德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真的无法告诉你；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另一种人。”其实，早在罗德曼于大学毕业之前，他已经解决了他所有的有关当一个洛克菲勒的各种疑问，并且显然不曾有过任何思想斗争。
这位纳尔逊的长子在青年时期是非常愉快的，据他说：“因为在我父亲所关心的事物之中总有我在内，所以我从来没有疏远过他。”他继纳尔逊之后进了达特默恩学院，在暑假期中，他同父亲一起到南美去旅行；在他16岁时，纳尔逊又把他送到委内瑞拉的一所农业学校去学习了几个星期。罗德曼在大学四年级的一篇经济学论文以题为《美国关于国际收支的决议在巴西的影响》写成，体现了拉丁美洲对他产生的影响。
罗德曼毕业后，在驻西德的美军集群中度过了两年。回国后，他进了哥伦比亚商学院。他对父亲的劝告是认真听取的，纳尔逊对他说道：“参加一个家族机构，并以此作为你个人事业的晋升之阶。”本来传说要把他安排到5600室当他三叔劳伦斯的接班人，但是老兄弟们最后一致认为，他的个性或是其他堂弟们对他所抱的敬意，都还不足以使他担任这个职位。他的五叔戴维认为，罗德曼倒是可能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一个高级职位的候选人，因此向他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但他已经得到了另一个由父亲纳尔逊提出的不能拒绝的职位。
1960年，罗德曼进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当房地产部主任，从此他就在这架行政管理的阶梯上一步步地平稳攀升，直到1969年被任命力他父亲的公司的总经理，那时他才37岁。
比堂兄罗德曼小9岁的小戴维，是戴维·洛克菲勒的长子，1941年出生。总办事处的人都直呼他是“小戴维”，就是为了要勾勒出一个“觊觎宝座者”的形象来。这位小戴维不像他的堂兄罗德曼，他为人精明练达；1975年，这位34岁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的长子，虽没有他父亲那么粗壮，但确有一层松软的肌肉，在感受到心理上的压力时，它就显得膨胀起来。几乎有10年之久，这种压力一直在驱使他作出决定，究竟干个什么行当好。
小戴维坐在波士顿闹市区他私人的办公室里，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位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协理为人随和。这一职位他干了六年，不久前才离职到这里来租用这间房子，以便“思考自己的前途”。
早在小戴维早期对盛行于埃克塞特学院的诗歌所抱的兴趣遭到挫折之后，他便乖乖地进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这是他父亲所赞许的。接着，小戴维又进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此后他又在哈佛大学攻读了一年经济学研究课程，最后终于碰上了愿望与责任的冲突，这是不管受了多少教育都无法消除的。通过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协理一职（负责营业和宣传工作），他把决定此生究竟要走哪条路的问题一拖就是六年。
不过，他总觉得他父亲在暗地里责怪他，认为自己的长子不该从事只作为业余爱好的音乐，这种事不值得一个人去耗费毕生的精力，更不值得一个洛克菲勒家的人去孜孜以求，奋斗终生。何况，他父亲当年也曾酷爱收集甲壳虫，但并没有影响到主要精力的投注。不过，要博取父亲的欢心，去做那违心的事，他又是绝对不愿去考虑的。在经过一番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考虑后，他终于提出了一条振振有词、颇有说服的理由来。他说道：“从大通银行内部的精神状态看来，假如我也卷进去，那对我将会是一场灾难无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小戴维在这里采用的，完全是他父亲的那一套惯用手法。
这时，只剩下小戴维的胞弟理查特（昵称为“迪基”）是另一个潜在的大通银行的继承人了。理查特知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但在发表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却不像大哥那样谨小慎微，那么隐晦曲折。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觉得我所受到的重大压力不是直接来自我的父亲，而是来自他左右的同事，他们要我去管理家族总办事处或洛克菲勒基金会。做某项事业半瓶醋式的业余爱好者和做某项事业的大有作为者之间是有一条鸿沟的，我必须扪心自问，我是否有逾越这条鸿沟的本领呢？这种鸿沟可不能用金钱去逾越的。”
理查特打算对美国大学写一本批判性的研究著作。不过，像他老哥爱好的诗歌一样，这种事是不合他那家族的脾胃的，因为凡是不属于家族事业范围内的那种工作都被视为不务正业，而他的老爸戴维对这种工作更是嗤之以鼻。基于这些考虑，理查特便尽可能推迟作出自己的决定。1974年秋，当理查特25岁时，在他随同父亲去中东处理银行业务归来后，他正式昭告家庭，他对个人前途业已作出了决定：到共和党院去攻读。这样的解决办法既巧妙地满足了他个人志趣，能学到一门专业，又符合洛克菲勒的家教庭训：有义务为人民服务。此外，他也使自己摆脱了家族对自己的奢望——要他进大通曼哈顿银行、家族总办事处或洛克菲勒基金会。
叛逆精神，不仅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的两个权有的宝贝儿子（戴维和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安格拉思前后共生育了四女两男，这就是1941年生的小戴维，1943年的文比，1944年的内瓦，1947年的玛格丽特即“佩吉”，1949年的理查特和1952年的艾琳）身上显露出来，从而衍射出一个个奇特的怪圈之外，在第三代老兄弟的宝息们身上也都一一衍生出来，形成另外一个个奇特的怪圈。
第三代的老大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有一个名叫约翰（“杰伊”）·戴维森第四的宝贝大崽。
1974年，这个年满37岁、沉稳英俊的杰伊，已是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的大块头了。但由于人长得瘦削，所以西弗吉尼亚州的人都管他叫“竹竿子政客”。可是，他行动起来却姿态优美，当一名埃克塞特学院篮球队员，然后又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的篮球队员，倒是挺合适的。此刻，杰伊担任西弗吉尼亚州卫斯理学院的院长，正舒适地坐在他那办公室的圈椅中，眺望着窗外在布坎南大街上走动的学子们。
当杰伊在哈佛大学里默默无闻地读到第三学年时，他开始觉得自己正在落入一个漏斗的细长颈部，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将离开学校，转到总办事处去工作，形势已到了千钩一发的严重关头。杰伊自觉当一个他自诮为“哈佛的下脚料”是可悲的，因此他去访问了前美国驻日大使，也是他者爸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朋友埃德温·O·赖肖尔，对他说道：“我告诉他，我真的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觉得现在自己做的事不对头。我又告诉他，我想离开我现在走的轨道，另换一种工作，一种不是盲目乱闯的工作。”他们俩晤谈时，很自然谈到了远东。杰伊同他老爸一道去过那儿，那是在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作一次年度旅行的时候；他还谈到他很喜欢日本，赖肖尔于是建议他离美去日本学习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叫人感到这完全是遵照家族的传统办事。不过他到那里去，并不像他老爸那样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去，而是作为一个一般的美国学生。
杰伊·洛克菲勒在日本住了三年，隐姓埋名地住在东京的一户人家家里，学习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他在日本的三年是一段缓冲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将为未来的考验作好准备，为当一名终身的洛克菲勒作好准备。与此同时，他的大姐桑德拉正试图放弃她那洛克菲勒的姓氏和继承权，而杰伊却彻底地接受了自己的一份。约翰（“杰伊”）·洛克菲勒已成为约翰·D·洛克菲勒第四了。
尽管杰伊知道上一代的叔叔们都对他寄予愿望，觉得他是去5600室（按指洛克菲勒家族总办事处）工作的理想接班人，但是他从东京归来后却没有立即去纽约，而是来到了坎布里奇。
1961年，杰伊24岁时，又进了哈佛大学，去当一名认真的学生。他很快就读完了大学里的日语、文学和历史的全部课程，同时又开始学习中文。他实在忙得不亦乐乎，就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前，又办理了入学那鲁大学的相关手续，准备以一名研究东方的研究生入学。
杰伊原计划用四年时间读完他那博士学位的，但在读满一年之后，他就像当初突然心血来潮似的，热情霍地又消失了。这似乎表明他对东方事物的迷恋已完成了其使命，这段经历已烧掉了他作为一个男性洛克菲勒的那种茫然若失感，以往着迷的事物如今可以弃之不顾，视如土芥。正如杰伊所说的：“它像一场业已退去的高烧，我不再需要那种使自己热心卷入的事了。”他直觉到自己已通过了那样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有两种选择他都不可能接受：一种是背离他的家族，另一种是为他的家族效力，这时他想找的事业只要无愧于一个天生具有洛克菲勒身份的人就妥了，正如他所说的，“总得干一些值得干的事”，即使不是为了全人类（正像洛克菲勒家族的传统说法），至少也要为他自己。
在60年代初叶，为了要给当时陷入困境的青年树立一个范例，杰伊在回到哈佛大学以后就被肯尼迪政府选任为新成立的和平队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而此前他在日本时，曾为《生活》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激进的日本青年闹事的原因。看来他要为消饵青年闹事而献身了。杰伊曾经说道：“出于对纳尔逊叔父的尊重，我第一次登记为共和党人（任何反对共和党的消息，都会使杰伊在政治上感到不安）。但是我投了肯尼迪的一票，而且我认为在民主党周围所发生的新事物中都有我的一份。”当然，对像杰伊这样有抱负、又有多种关系的人来说，“新边疆”合乎逻辑地是他的事业的一个起点。
1962年，杰伊离开了那鲁大学的研究院，他担任了萨金特·施赖弗的特别助理。他的任务之一是选拔去海外工作的和平队队员。
对一个年青的专业人员来说，和平队的工作是极好的，杰伊自己那时也开始这样看。
1963年，杰伊写道：“文书周转得很快，晋升和事业也是前程似锦。自从去日本以来，我一直幻想出任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美国大使，幻想得多么厉害，我真的相信它就会实现。我离开和平队到了国务院，以便获得一些‘真正’的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工作是当罗杰·希尔斯曼的特别助理和印尼尼西亚组的第三把手。“基本上我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整理希尔斯曼的办公桌，把绝密电报等类的东西整理好。”
当希尔斯曼由于没有对越南战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被林登·约翰逊总统撤了职时，杰伊面临了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他可以把从事外交作为毕生的事业，他老爸在国务院的关系能确保这一点，当然，他必须从最低的级别开始，这是他所不乐意的……不过，这时的杰伊正在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要通过选举重返华盛顿。
这里的问题是，杰伊必须从何着手起。他认识到，必须从空间上和理智上离开纽约——华盛顿轴心，如果他想一直保持不受家族羁绊的话，他曾同意和他老爸一起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因为这在家族关系上和金融上都是一种有用的联系，而且又不负多大的责任。
正当杰伊考虑这一问题时，他那和平队里的一位老友查理·彼得斯（此人后任《华盛顿月刊》的编辑）建议他去西弗吉尼亚州。当时联邦政府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设立了“阿巴拉契亚青年改造处”，专门负责有关犯罪的青少年的改造工作，负责人是博比·肯尼迪。
1964年，杰伊到达了查尔斯顿，州的办公大楼里已为他准备好了一张办公桌子。可是，他设想的前途却是要到群众中去。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他选定了离州政府所在地50英里远的一个埃蒙斯县工作。他说，该县“的256户人家中，只有13户人家没有加入工会，而且不在设备不全的小媒窑中工作或以前不曾在那儿工作过的”。杰伊买了一问用汽车拖带的活动小屋，这样可以用较长的时间留在该县工作，以便消除这些山区人民通常对共和党的组织干事和税收人员所抱的猜疑。他在那个县里前后工作了两年。
1966年初，他把自己的共和党党籍改为民主党的党籍。同年11月，他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州众议院议员。
从此，杰伊·洛克菲勒成了一个西弗吉尼亚人。这就像他的四叔温思罗普·洛克菲勒曾经是一个阿肯色人那样：他博得当地人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成本州的知名人士；他那巨大的滚滚财源，也逗起了人们的垂涎；他作为一名外来的志愿“插队青年”，深受州人的宽容和喜爱。如果说，他在支配家族的巨大财富方面没有集中足够的资金用于本州的各项问题的话（当年他的四叔就曾为他的第二故乡阿肯色州调拨了大约3500万美元），那么，人们的普遍设想是，这位洛氏王朝的“阿哥”也准能办到的；须知单凭洛克菲勒这个“姓氏”的魔力，就足以吸引大量的资金投资和政府拨款。事实上，杰伊也像四叔温思罗普一样，热心为当地人办些实事，做点好事：他每年都要花上30万美元请人来研究有效开发西弗吉尼亚州的事宜，同时科学地指出20世纪的时代曙光终于照上了西弗吉尼亚州大地，从而给该州带来了新时代蓬勃发展、突飞猛进的活力和动力。
1967年，杰伊·洛克菲勒第四终于喜缔良缘，同一位可爱的金发姑娘、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千金沙伦·珀西结了婚。这位金发美人曾为前众议员约翰·林登工作，他们是在那时认识的。
1969年，在杰伊·洛克菲勒第四被选为西弗吉尼亚州的秘书之后（他显然将参加州长竞选），沙伦·珀西生下了他们的头一个孩子。这个男婴被命名为约翰（通常被唤作“杰未”），待他长大到21岁时，他有权选择“戴维森”和“第五”作为名字。
像杰伊、小戴维、理查特这样一些第四代洛氏堂兄弟，堪称自立的精英，他们接受了生活展示的笑容，向老传统和继承权实施了决裂，因而在新的时代大潮的冲激下，成为一个个全新的“自我。”
的确，洛氏第四代的堂兄弟姐妹们不可能像一般人那样，快快念完大学，以便及早找到一个工作，开始挣钱。他们必须有适合他们那身份的计划，因为他们（尤其是堂兄弟们）还受到压力，要在他们的家族帝国中担任重要职位，顺利地进入这个王朝，为扩大它的影响克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中间有几个较为年长的试图很好地迎接这一挑战，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却都在拖延观望，力求创造各种可供选择的机会，并赢得时间去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为将来的重大决定作好准备。在上大学期间或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很多人抽出一段时间来，默默无闻地混迹在穷人、破落阶层、下等人群或穷乡僻壤中，去体验生活，熟悉生活，就像杰伊所做的那样。劳伦斯的二女马里恩只比杰伊小一岁，去的地方也很远，而且一住下就是好几个月，在智力发育不健全的病人和晚期沉疴患者医院里工作。她的唯一小弟弟小劳伦斯（“拉里”）在哈佛大学毕业后，住在东哈莱姆区一个低级公寓里长达三年之久，还在“美国国内志愿服务队”里当一名志愿工作人员。
第四代的洛克菲勒兄弟姐妹们和堂兄弟姐妹们志在远方，并非纯粹的逃避主义。这正是为他（她）们前途作准备的一种锻炼方式，是堂兄弟姐妹们为寻找所谓“真”我而所作努力的一部分。他（她）们认为，在他（她）们那种洛克菲勒这一套的后面一定潜存着一个“真”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尔逊的孪生子迈克尔（迈克尔的孪生妹是玛丽）决定离开家庭，跑到遥远的大陆去生活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被大姐安（1934年生）称为全家中审美观念最纯的二弟迈克尔，原本希望攻读建筑学，但不得不屈从纳尔逊的压力而改学了经济学。正当他在哈佛大学写完他那篇以他的外曾祖父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和银行改革为题材的大学毕业荣誉论文时，与他同寝室的一个同学告诉他，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影片研究中心正在计划举办一次旅行考察。一小组人类学家和一队影片摄制人员即将出发前往荷属新几内亚的巴利姆河谷，对那里还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原始农业社会的部族生活作一次调查研究。到一个很少有白人去过的地方，重返石器时代，这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迈克尔心里明白，他眼下已被他父亲和伯叔们一致看中，被认为是最适合于在即将登台的一代人中担任家族领导的角色。他向他的父亲和伯叔们解释说，这次旅行不仅是一个为原始艺术博物馆收集人造器皿用具的机会，也是一种有利于自己事业前途的宝贵阅历，还说他已是该博物馆的一名董事。他的二哥史蒂文后来说道：“这次旅行之所以能取得父亲和伯叔们的同意，是因为给了他们这样的印象，即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导向国际商务活动家的那一事业的前奏。事实上，对迈克尔来说，这是拖延时间的一个办法。”
迈克尔的工作干劲与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了他的同事们深刻的印象。一个同事后来说：“他背着他家族给他的这样一种精神包袱，总觉得他必须比别人更勤勉一些，才能表白自己。”考察队里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记者说：“迈克尔在那里真正发现了他自己。”他留起了一撮柔软的暗褐色的胡须，决定回国后要进大学当一名人类学研究生。
正当他准备再作一次深入到沿海地区的更长一些的旅行时，他接到一个电报告诉他，说他的父母已决定公开宣布他们打算离婚。迈克尔于是立即回国。他在纽约只呆了一个星期，就认识到他是不可能对他的父母起什么作用了。他把自己立志当一名人类学者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父母，然后登上一架飞机飞往荷兰迪亚（即现在的查亚普拉）。在那儿，他见到了人类学家雷内·沃辛，于是两人结伴继续前行，到新几亚去开始两个月的野外考察。
11月18日，在野外工作了几周之后，迈克尔和沃辛决定旅行到南艾兰德河对岸的一个大村庄去。他们为了节省时间，不走复杂的内河航道系统，而冒险出海，然后再沿着南艾兰德河上溯。当地的商人早就警告过他们，这种走法就是在最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也是危险的；两人行至中途，一个巨浪盖过了他们的双体船，浸熄了引擎，并把迈克尔的大部分考察笔记卷入海中。两人坚持待在这沉没中的船里度过了一夜，慢慢地给潮水漂向外海。第二天早上，迈克尔决定游泳脱险，妄想游过这段11英里的海面，逃到岸上去。沃辛力求他不要这样冒险，指出这里经常有鳄鱼和鲨鱼出没，要侥幸平安地游到岸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迈克尔最后瞥了沃辛一眼，蛮自信地说：“我想我是能够游到的，”说罢，便一纵身跃入海中，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外界人来说，迈克尔的失踪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离婚和再娶这场风流剧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幕间插曲。这是一个极富罗曼蒂克精神的、一往无前的年轻人为追求冒险而牺牲生命的故事。只有洛克菲勒家族堂兄弟姐妹那一辈的人才懂得迈克尔追求的真谛。他们决定捐资在哈佛设置迈克尔·洛克菲勒研究基金作为对他的追悼。该基金的宗旨说明书是由史蒂文执笔撰写的，他写道：“本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使个人能通过与不同于自己的另一种文化的民族交往，来发展他对自己和自己世界的理解。”这段文字对他们这一代力求与传统决裂或准确点说与家族帝国叛逆的堂兄弟姐妹来说，是有着一种特殊意义的。
迈克尔将永远是第四代中的特殊一员，深得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喜爱和赞美，因为他敢于奔赴远方去寻求真正的自我。兴许他们还在暗暗羡慕他，由于死得早，他才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家族帝国的羁绊，不必去做那违心的事儿。当然，他的死也使得堂兄弟姐妹们对个人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作出某种适应的必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了。第三代的老大约翰·戴维森第三有个叫霍普的儿子（1938年生）就曾说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在某一时刻想过要摆脱洛克菲勒这个姓氏，摆脱这一切。可是我们又都从心底里知道，摆脱是不可能的。
第三节 骇浪，无情吞噬着家族总办事处
早在洛氏第三代兄弟们战后归来时，家族总办事处的情况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战前，它还是小洛克菲勒经营多年的中心机构，一大批亲信职员也专门是为他服务的，并在鞠躬尽瘁、勤奋努力地为实现他毕生所谋求的目标而效劳。第三代的老兄弟们改造了这个总办事处，使它得以更好地容纳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积聚起更大的财富，发挥出更广的影响。当那班哥儿们拍手称庆，完成了对它的改造时，家族总办事处那维多利亚式的结构，似乎已被纳尔逊酷爱的鲍豪斯[85]的技术专家们改造成流线型机关，能适应各种时尚的十足有效的工具了。但是，当洛氏第四代少爷小姐们长大成人时，它的结构已不再只是一伙私营的“同人公司”，而是一家用流程图表和委员会制进行控管、掌握着重大权力并深诸这一官僚机器运作目的的企业了。
在整个外部世界看来，甚至华尔街的怀疑论者也都觉得洛氏家族总办事处所惯用的那一套既机密又神秘的经营活动给人以压抑感，予人以某种拜占庭式的阴谋气氛，大大强化了洛克菲勒王朝那不可思议的神秘感。第5600室是老兄弟们和他们的智囊困集会场所，在这里他们作出震撼世界的决定，它是梅林[86]的洞窟，新事业的计划在这儿仔细草拟并最终出台：在这儿还就采用国内洛克菲勒独家掌握的点金术作出决定，导致极少数的幸运儿一夜变富。穿越第5600室的玻璃门，走过那镜嵌艺术品的长廓，然后坐进董事会的会议室就5600室的特殊产品、与洛克菲勒家族的相关问题作出决定。由于参与其事的仅是为数寥寥的极少数人，因而就平添了这个总办事处的神秘性。
通过第5600室的走廊向各方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是丁·理查森·迪尔沃思的私人办公室。
迪尔沃思于1958年被戴维和劳伦斯从库恩——洛布公司挖出来之后，就成为掌管第5600室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余两人则是约翰·洛克伍德和弗兰克·贾米森（贾米森去世后即由埃米特·休斯接任）。到60年代初叶，这个总办事处愈来愈具有一种大企业的性质。迪尔沃恩作为总办事处向经理委员会（上一代的五兄弟和第四代的少数几个堂兄弟均为委员会委员）负责的“总管”，就不矣与劳伦斯更密切地在一起共事了。迪尔沃思负责这个总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尽管他的专业分工是处理老兄弟们多年来颇费精力的繁重的财务工作。前东方航空公司的总经理马尔科姆·麦金太尔说：“迪克·迪尔沃恩是在我们部署与美国航空公司合并这一工作的最后阶段才参加进来的；他只是在洛克菲勒事务的关键时刻才跑来参加一下。”正是这个迪尔沃思，曾在1961年建议洛克菲勒家族用低价买进大量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紧接着，他又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当上了该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恰像前两代旗下的弗里德里克·T·盖茨牧师和托马斯·德比伏伊斯律师由老约翰和小洛克菲勒的重臣心腹一变而为第三代老兄弟们所搬掉的绊脚石那样，迪尔沃思面对着一大群第四代的堂兄弟姐妹们也地位发发可危，前景似乎不妙。尽管前车之鉴，犹历历在目，但这位城府很深、老谋深算的“总管”却对此仍然装出茫然不解的冷漠神情。不过，很清楚，这可怕的第四代正是他所面临的首要“人类问题”，是叫他难以成寐的心结所在。这正是：“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
总办事处并没有忽视它自个儿的生存问题，它也曾努力使自己适应于堂兄弟姐妹的需求。总办事处意识到他们胆怯，生怕被这一机构吞噬掉，所以便千方百计地去迁就他们，使自己能促使他们“投入工作”，只要他们有这个要求或当他们想一显身手时，当然并不强迫他们卷入进去。
1965年12月，这帮第四代的小青年和姑娘们多数均已长大成人，在工商业名册上“洛克菲勒第30号”已由“洛克菲勒总办事处”的字样改为“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合伙人”的牌子，这就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总办事处还尝试雇用与堂兄弟姐妹们年龄相仿的助手来担任要职。当家族律师约翰·洛克伍德已接近退休年龄时，他回到他的老机构米尔班克——特威德公司去物色他的继任者，终于找到一个皮肤红润、颇有风度的34岁的银行家之子，名叫多纳尔·奥布赖恩。这人在为第三代老兄弟们服务时，被认为是能够赢得第四代的信任的。
第三代老兄弟们和他们的顾问们都认识到，不管哪一个堂兄弟姐妹是否出来接管这个总办事处、大通曼哈顿银行、洛克菲勒中心和其他机构，这一代成员之间和他们与家族之间仍然需要结合在一起。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是按照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前例给他们也设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机构。
1968年，从三位老兄弟方面获得的赠款总数是30多万美元，于是“家族基金会”开始建立了。当时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目如下：戴维152742美元，劳伦斯101042美元，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25259美元，小洛克菲勒的第二任遗孀马撒·贝尔德·艾伦（1895—1971）25445美元。以上赠款总数为304488美元。
“家族基金会”是在一个非常适度的基础上开始的。不过，正像任何事情一样，人们认为这仅仅是个开端罢了。一个基本上能够反映堂兄弟姐妹们的观点和利益的班子被雇用来同他们一起工作，并同他们一起设计一个慈善事业的计划。这个班子的主席达纳·克里尔（此人的地位仅次于第三代老兄弟们的首席顾问迪尔沃思）针对家族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和不把堂兄弟姐妹们直接纳入该会的活动中去等问题作出了解释，他说道：“家族基金会以它的资金数字和它所发展的事业项目而论，在它的同业中是一个主要的基金会。不过，它的地位却不适于把许多堂兄弟都请来当董事会的董事，也不能有效地与一些新的机构打交道。但老兄弟们觉得需要另设一个机构，作为现在这一代人参与实际事务的媒介。这就是设立家族基金会的原因：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使他们亲自实践的场所。”
如果说，捐助给家族基金会的这笔小数额资金说明父辈对他们那些各怀异志的倔强孩子们的态度异常谨慎的话，那么，老戴维出任该会的第一任主席以及劳伦斯参加财务委员会的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白这事的宗旨了。老兄弟中的大哥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的二女艾利达把“家族基金会”称之为“一个指导我们如何干的训练机关”。这是一个好聪明的办法。“家族基金会”的确为第四代的堂兄弟姐妹们提供了一项财源，从那儿他们可以小试身手；它不久就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其中若干人在于了几年的激进活动和批评工作之后又返回老家时，就留在“家族基金会”里活动了。为了避免与老兄弟基金会的活动重复，“家族基金会”只重点开展五个领域的活动，即教育、对有关社会事业的认识、妇女、自然资源保护和艺术。这样一来，每一个堂兄弟或堂姐妹就都可以在这个基金会的规划中找到并开展各自喜爱的事业了。
老兄弟们在每个孩子成年时，都给他们一笔可观的钱，但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都来自“忠诚信任”，即存放在新泽西州的忠诚联合信托公司的资金。这家公司是小洛克菲勒在1952年用12万股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开办起来的。
有关信托条款在老兄弟的各房之间并不相同。其收益分等级，根据受益人在责任感方面的逐步成熟而定。举劳伦斯这一房的孩子为例：年满21岁的子女，可从那笔信括资金中每年得到5000美元；到24岁时，即增至1万美元，然后每年递增5000美元，一到30岁，就猛增至6.5万美元。从那时起或结婚后，继承人可以从该信托资金中得到20—30万美元不等的收益。
任何一个年逾30的子女还可以提取信托资金的本金，但其用途必须经过批准，事先还得向理事会正式申请。该理事会的理事长是林肯中心的总经理艾米亚斯·艾姆斯，理事们则包括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前纽约美孚——莫比尔石油公司总经理艾伯特·L·尼克森和前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等知名人士。确立这样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法定机构，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即恩赐给每一个堂兄弟的那部分巨额财产并不真是他们的，而是以信托方式由父辈选定的机构代管。
有一个小兄弟就此回忆道：“总办事处的一名会计猛剋了我一顿，因为我积习不改，又花掉了一笔钱。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些钱并不是我的，理事们对他们作出的决定要负责，如果他们批准了不该批准的钱，是要承担责任的。”
一如少数几个会计、分析员和律师掌控着堂兄弟姐妹们的信托资金那样，第5600室的宣传部则掌管着这些孩子们的正式文件和重要统计资料，另档案室还保存着他（她）们的历史记录。一天，小拉里（即“小劳伦斯”）走进档案室查阅自己的档案，竟然发现自己儿时写的一扎信件，那是他祖母艾比去世后他写给“天堂里的奶奶”的，不由大吃一惊。有些东西他根本记不起了，包括其他有关个人的报道和材料，更想不到这点小玩意儿都被妥加保存着。堂兄弟姐妹们常常担心，总办事处对他们了如指掌，比自己知道的事还要多，还要清楚呢。
尽管他们存在着这方面的顾虑，但要摆脱第5600室的善意控管却又是困难的。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这些孩子们都依赖总办事处人员的关怀与引导，全靠这些人员充当他们与整个外部世界的缓冲带。因此，孩子们也就乐得让总办事处为他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问题，而且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总办事处的权力分配问题也像其他问题一样，井然有序，职责分明。这就促使第四代的堂兄弟姐妹们结成一个整体，希望用这种统一战线去对付迪尔沃思等人，免得被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也就形成了堂兄弟姐妹们不拘形式的碰头会，当碰头会主持人的通常是这一代人中的长兄罗德曼和大姐米茨（即巴布斯的长女艾比）。这种聚会形式原先是打算作为入会仪式的，其主要用意是向已成年的堂兄弟姐妹们介绍他们的“财务权利”的奥秘。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多的堂兄弟姐妹们纷纷达到了21岁，这些碰头会就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社交的性质了。他们都想借相聚之机，忘却过去几年来的个人苦恼，恢复青少年时期那亲密无间的兄妹感情。到60年代末，几乎21个堂兄弟姐妹们都出席了碰头会，这时外界对他们的压力也大为加重，他们就开始认真研讨一些重大问题了。
1972年6月，堂兄弟姐妹们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大家对总办事处依然把他们视为孩童的工作方式感到愤慨。当第5600室的工作人员来到家族庄园向他们作年度汇报时，他们遭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盘问，心里暗暗吃惊。堂兄弟姐妹们要迪尔沃思制订出一部家族指南，写明总办事处的全盘工作规划。在会上，他们还谈到动用各自资金时所遭到的百般阻挠。议论的范围愈来愈广，谈到兴头上，会议便指定四个堂兄弟组成一个投资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与第5600室一道工作，设法使他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符合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这个委员会由杰伊担任主席，他有充分的理由来关心这件事。当时杰伊正在竟选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的主要纲领是摆脱对控制这个州的采矿利益的依赖。他业已陷入困境。批评人士指出，杰伊担任理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联合煤炭公司的大股东；那是采煤业中最大的一家公司，由于安全规章过时落后，矿工中流行着一种黑肺疡，杰伊因而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
投资委员会对迪尔沃思进行了专访，但毫无结果，在证券管理方面也依然如故。
虽然堂兄弟姐妹们暂时被迫后退，但1972年6月的那次会议的余波却在会后长期地起作用。他们向第5600室提出了各种各样问题和多项要求。到那年秋季，这些青年男女总算收到了一份答复，那是长达36页的《家族指南》，其中说明了第5600室的组织形式和应起的作用。
通过这本《家族指南》所展示的情况，第四代洛氏子女要想改造第5600室，使之适合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那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他们开始看出，这个总办事处委实森然可畏，父辈所指定的经营方向又过于广阔，要按照他们的理想模式来加以净化，简直难于上青天。
在这一代子女们成长的岁月里，议论的问题也在逐渐转移中：从他们是否和如何参与洛克菲勒王朝，转变为这个王朝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总办事处始终是推动这个王朝的一股强大的动力，如今它本身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温恩罗普的遽然命归黄泉在很大程度上震动了所有的洛克菲勒族人，促使他们深思，即第5600室也像老兄弟们那样，有朝一日总会寿终正寝的。它开支浩大，而新一代子女又不想去拼命赚钱，这就使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新一代子女们谈得最多的，是尚活着的老兄弟中再死去一个，就是解散总办事处，或把它来一个彻底改造。不论第四代的子女们对总办事处采用什么手术或听其自流，它的日子显然已屈指可数了。
纳尔逊的二子史蒂文就说过“家族机构（起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今又是家族基金会，新法律规定要有外人参加董事会）正在逐渐脱离家族的控制。亲生孩子同这些机构中的异姓子弟完全一样。他们现在正在走自己的道路，都在脱离这个家族；一旦他们脱离了这个家族，我怎么也看不出还会有办法把他们召回来。”
第四节 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1973年初，第四代洛氏堂兄弟姐妹们都去阿肯色州参加第三代的四叔（或四伯）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的丧礼。那是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他们倒不是对这位叔叔（或伯伯）的去世感到非常哀痛，而是因为这位叔叔的死，以及为他举行的异常肃穆的送葬仪式，似乎标志着时光正好从一个阶段滑入另一个阶段的。这是一个使他们大家都跃进了一大步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他们就更加接近了困难的、然而又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出关于家族前途的选择。在这一选择中，他们将要扮演的仍是一个尚未决定的角色。不过，这时却提供了一个巨大机会，瞧一瞧这位新丧严父的堂弟（或堂兄）温思罗普·保罗是如何迈出第一步，又是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一句话，他是如何为他们作出表率的。他们对此感到巨大的兴趣。
温思罗普在遗嘱中指定了五个监督处理其遗产的执行人，要他们为他那涉世未深的年轻遗孤安排一条光明平坦的前进道路。其中的两人（他的前首席顾问马克斯·米拉姆和他的密友马里思·伯顿）是他在阿肯色州信得过的伙伴，但大权在握的却是纽约的三位执行人（即他的胞弟戴维·洛克菲勒、家族“总管”迪克·迪尔沃思和家族律师多纳尔·奥布赖恩）。这个24岁的遗孤、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温·保罗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父执来说都同样是一个未知数。他不仅是从曾祖父老约翰·洛克菲勒以来男系后代中头一个不是在波坎蒂科长大的人，而且他的童年是跟一个厌恶洛克菲勒家族的母亲巴巴拉·西尔斯一起度过的，而他的青年时期则是在远离家族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些欧洲供膳宿的学校里度过的。他是一个外来佬，这个事实也并没有因为他在温洛克避暑度假而有所改变。后来，温·保罗进入牛津大学。当他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从此回到阿肯色时，正是他老爸在世的最后一年。他结了婚，并在该州定居下来，好像他一直就是家族的一名成员似的。
在葬礼举行之后，他几乎立即开始控制他父亲所缔造的帝国，并表明他有他自己的理想，他也有一伙新顾问去贯彻这些理想。但是，前教授、他父亲的首席顾问马克斯·米拉姆等老父的生前友好，却并不认为他已能独当一面了。当时头一个发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哪一方去处理温思罗普去世时遗留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大家争得唇焦舌敝，各不相让，最后是米拉姆把它们收拢起来，放进了一个保险箱子里。这就挑起了一场使第5600室那些紧盯着形势变化的人感到困惑莫解的权力斗争。
后来，一位家族前雇员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真情，尽管语调轻松，却把某些真情实况公之于众了。他说道：“情况就像国务院要控制住拉丁美洲的一次政变那样；那里我们有人把当地发生的情况向我们一一作了汇报。”
洛克菲勒家族总办事处对阿肯色州发生的事感到兴趣，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其他洛克菲勒第三代老兄弟家的遗产将在4—6个兄弟姐妹中平均分配，唯独老四温思罗普只生了一个男孩，因此他遗下的家产只能归温·保罗一人独吞了。这从理论上说，就使得第四代的温·保罗跟他的叔叔伯伯中的任何一人同样富有，平分秋色。假如他完全脱离家族，一笔约1.25亿美元的信托款项将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那样的机构中抽调出，而这笔巨款在那些机构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成分。因此，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使温。保罗进入那始终围绕着家族这个轴心旋转的稳固轨道上。
在温·保罗与其父执的斗争中，总办事处显然是站在继承人一方，井想方设法、百般努力要把他们的这个侄儿争取过来。叔泊们为此腾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在各自的度假别墅里亲切接待温·保罗和他的妻儿，给他百般温暖，使他觉得他是这个伟大家族及其传统的一分子，并让他参与总办事处的经营管理，他同三伯劳伦斯和五叔戴维一起，成为负责监督第5600室活动的经理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家族基金会的一名理事，开始频频出席堂兄弟姐妹们的碰头会。
到1974年，当温·保罗己长到26岁时，他已怀着一个皈依者的虔诚接受了有关洛克菲勒的神话，真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过，他那光辉地回到家族行列中来的例子，却并不能传递给堂兄弟姐妹们多大经验，即一旦事情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应当如何去处理遗产问题。然而，这些堂兄弟姐妹们毕竟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认识到长期向与这个家族的离心方向滑下去之后，他们已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就是停止下滑，袖手旁观。表现的形式之一是，他们明知洛克菲勒家族王朝已在逐步衰落甚至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灭亡，但他们却不愿同心协力地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不愿为它提供钢筋、水泥和砖瓦，他们大多数人宁肯在一旁冷眼观察，做这个衰落过程的消极旁观者，其实他们对这一衰落至少应负有部分责任。他们中甚至有三四个人幸灾乐祸，乘家族结构衰败、瓦解或倾覆之际推波助澜，做点拆台工作，以求获得某种个性的解放。
很难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出生的这个幼乱的时代和多事之秋有助于启发他们去挣脱这个王朝的枷锁。他们只知道拼命花钱，使花钱的欲望不受约束，并从花钱中满足一己的享乐，却不肯承担使金钱增益和繁衍的义务。尽管他们也试图为“人类的幸福”发挥个人的能量，但其观念却已大异，全然不同于曾祖父老约翰所信奉的准则，即财富是上帝赐与的。这一代年青人则不去作如是想，他们认为，钱来得容易，那就花个痛快吧，先满足了一已欲望再说。这就形成了历史性的明显差距。在这方面，劳伦斯的长女劳拉的话可资印证。她振振有词地说道：“为这笔钱辩护的办法是不存在的。当我认识到，‘好吧！你拿到这笔钱了，这笔钱就归你了，你有这笔钱，那并不是你的过错。花吧！用这笔钱拼命花吧！’这时我得到了解放。”这里的“解放”也者，兴许是“享乐”的蔽羞布。老子拼命挣钱，聚敛财富，历经险阻，无怨无尤；到头来双脚一蹬，一命呜呼，任由子女去挥霍他毕生堆积的金山银山，极尽奢侈享乐之能事，不亦嗟乎！
诚然，洛氏第四代子女的事例在某种程度上颇能说明奥斯卡·王尔德[87]的一句妙语的真谛，那就是：“子女们小时候热爱父母，大了就对父母品头论足；有时他们也谅解父母。”堂兄弟姐妹们中的大多数不十分愿意用“谅解”这个词去形容他们目前对父母的态度，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产生了一种接受现实的新情绪。他们想追求一种正常状态的生活，但遇到的现实却截然相反；不管他们如何证明自己是个独立的人，但总难摆脱特殊种姓的成员身分。他们担心，他们义愤填膺地企求过独立的生活，到头来会使他们远离社会群体，被当成时代的怪物和弃儿。当造反的代价过于沉重时，很多人在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这才重又缩了回来，同这个“怪人”家族达成了和解。血毕竟浓于水罗！
就是上面的那个劳拉姑娘，也幡然弃旧图新。她开始攻读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已不再像早先那样参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激进活动，而是潜心于学习了。她认为，这是一条进行社会变革的“更加可以接受的途径”。她说：“我现在已接受我的家族传给我的大多数价值标准和努力目标了。”
比劳拉姑娘小11岁的堂妹、戴维的第三个闺女佩吉（即玛格丽特）也从一个激进的过去回到了家族的轨道上来。不过，这位佩吉比她的堂姐更精更讲求实际：她一方面恣意享受那个洛克菲勒家族给她滋补的种种实惠，另一方面却保持着一个假身份，取消了洛氏的“姓”，因为她重视那种私人生活不受干扰、在工作中能独往独来、自我满足的恬适。此后，佩吉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家族中变得挺活跃。她既充当了堂兄弟姐妹们碰头会的秘书，还自告奋勇，成为家族基金会董事会的有影响成员，又同他父亲戴维、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恢复了密切的接触。
第三代的老大约翰·戴维森第三的长子杰伊（即约翰·戴维森第四）也在现实的碰撞下，接受了这个家族。他这样做除了个人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动机。他曾不胜感慨他说道：“早在我于埃克塞特学院念书、与老爸的关系相处极糟（年青人好幻想、容易为激进思潮所驱动）时，我曾向我的一位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的话大意是，‘哎，做儿子的总得最终采取主动，跟父亲改善关系嘛，决不可能颠倒过来，反其道而行之的。’那时我还不太相信他说的话，可如今我认识到他是对的（许是经风雨、见世面、严奇现实教训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分享财力和权势这两块大饼的欲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父子关系日趋好转。我对家族并不抱天真的想法（应改为‘坐享其成’的养尊处优念头），但是我接受了它（因为家族虽是个烫手山芋，毕竟还是个金蛋）。我同我的那些等人从亲情角度上解决了彼此依存的问题（应解释为憬悟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大道理）。人人都说，我那五叔戴维是全美国最有权力、也是最忙碌的人。他可能是这样的，但当我在纽约时，他总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会见我。我真钦佩他那巨大的无穷无尽的精力。”
杰伊认识到，搬到西弗吉尼亚州去以便和家族求得相安无事是不够的，因为他还要利用这个家族和有关这个家族的神话，来为他自己的向上爬服务。他跟二叔纳尔逊存在着私人的恩恩怨怨和竞争摩擦，但他明白家丑不宜外扬。他也知道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多少是搭帮这位二叔的权势载体。一如他在一次向《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袒露的心迹，他说道：“要是我是约翰·D·史密斯第四（即是外姓的任何一个人），我将会在哪儿呢？”
就是这位小洛克菲勒的孙少爷，也同其他名门富豪的政治活动家如出一辙，他在1972年的竟选中竟花掉了将近2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自掏腰包，另一半则多数是向其家族筹集的。过去10年中，一直受激进思潮影响的戴维的长女艾比更是一个急剧转变的典型。这位于1943年生于美国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人生旅途，最终找到了“为大众服务”的正确坐标。她说道：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对爸爸就产生了两种看法：有时觉得他很可笑，有时又认为他是一尊神。受这个问题折磨的最紧张时刻是在1963年。那是在新英格兰音乐学校一年级的英语课上，当时我刚刚踏进这个学校。英语教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贫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一方是宫的，靠另一方贫的养活自己；多数人因少数人而受苦；好运和厄运也是紧密联系一起，不可分离。这些思想听了似乎都很新鲜，使人非信不可。”
“我当然把这一切听来的都给我的父母说了。我甚至用这些思想来攻击他们，由此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几乎经常就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争吵。我按照我宣讲过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来为共产主义思想辩护，我的父亲则固执地摆出他所了解的俄国‘史实’想一举击败我。”
大约在文比与父亲展开争论的前一年，她遇见了一个在街角兜售《战斗者》周刊的青年，同他谈了话。此后，她就开始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集会，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反战活动。她不仅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接触了不少有关东南亚的书籍，包括伯纳德·福尔的著作和其他关于这场战争的早期名著。她用这些书的观点去戳穿有关美国必须干预越南的奇谈怪论，痛斥她的父亲和她的朋友们反复絮叨的越南问题是另一次“共产党侵略”的陈词滥调。此外，这位姑娘还研究了征兵制的复杂细节，成为波士顿抵制征兵组织的顾问。
多年来，艾比以左派人士中乐于捐赠钱的义士而闻名遐迩。当情况紧急时，这位洛克菲勒财神爷的大小姐会显得慷慨大方，拿出几千美元不算一回事。她捐赠的美元源源不绝地流入各个渠道，从“全美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到反尼克松的讽刺剧《米尔豪斯》。
艾比创立的第16小组很快就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妇女组织。这个小组在她那坎布里奇公寓的地下室里举行过多次集会。这个小组开始出版《妇女解决杂志》和一些小册子、文件、宣传资料。他们在坎布里奇地区的周围组织集会。1969年春，第16小组主持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妇女大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艾比在《有机园艺和耕作》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十分奇特《向抽水马桶告别》。文章描写了“克利弗斯”——一个由瑞典工程师里卡德·林兹特罗姆发明的制造堆肥系统。“克利弗斯”法可以处理粪便和居民区的垃圾，处理过程既无臭味也不肮脏，能把一户人家一年的废物压缩成三磅重的堆肥。事后艾比大受启发，她说道：“我深为这一设想所感动：现代化技术在处理我们的废物时，不但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反而可以化废为宝，把这些废弃物变成对人类有利的物质。”
艾比被“克利弗斯”法吸引住了，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生态学内涵。她一向怕坐飞机，这次却是例外，专程飞抵瑞典。她在当地的有关厂家参观了工艺流程，然后签订一份合同，取得了在美国制造和出售“克利弗斯”的专利。1974年夏，艾比在家族的帮助下，从她那信托资金和堂兄弟姐妹们那里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在美国安装了头两条生产线，一条是在她那坎布里奇家里，另一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农场里，从此开始了美国“克利弗斯·默尔杜鲁姆公司”的营业。
这个最新的洛克菲勒事业的总部设在靠近哈佛广场不远的地方。美国“克利弗斯·默尔杜鲁姆公司”的办公室十分整洁，一尘不染。唯一能显示它所经营的事业的，是一只三英尺高的蓝色玻璃纤维箱，设置在主要办公室的两张桌子间的水汀上。那是一个瑞典式的制造堆肥的化粪池；这家公司持有北美独家制造并出售克利弗斯化粪他的专利执照，公司的总经理是艾比·洛克菲勒。这位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戴维的长女已不爱红装爱“工”装了——她经常穿的是套衫、工作裤和长统靴，这跟她10年前的那身艳装深抹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就在1974年艾比开始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的同一年，比她大7岁的堂兄、美国副总统的儿子史蒂文·洛克菲勒也发出了自己胸腔的吼声。这位38岁的洛克菲勒王朝的少壮派说道：“环境迫使我们要和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妥协，而其他洛克菲勒们却从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仅有几个例外）都已经看到，过着那种名为洛克菲勒家族巨大体制的机器人式的生活，并始终为一个有罪的感觉作出牺牲是毫无意义的。”
史蒂文出生在1936年，即他的曾祖父老约翰·洛克菲勒去世的前一年，因此他自觉与洛克菲勒的联系程度较之其他的堂兄弟姐妹都要来得深一些。艾比是一个女性洛克菲勒，比他晚生7年春秋，而且很早就挺身而起，同家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史蒂文和艾比不一样，他很早就内定为一个潜在的家族事业的继承人，因此一切的一切就都早已为他安排停当了。
史蒂文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经过一次小型造反，他向父亲争得了专攻历史的权利。他后来说道：“我实际上对哲学很有兴趣，而作为一名男性格克菲勒，我本应专攻经济学的。”大学毕业后，他就到了纽约，开始从事早就为他安排就绪的事业。
史蒂文的伯叔们对他的期望值都很高，被看作是他们未来计划中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合适入选。史蒂文对此是了然于胸的，他说道：“我是带着这种思想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我有责任变成像第三代洛克菲勒老兄弟们那样的人物，即成为家族的一些机构中的一名领袖，然后进入社会，担任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导角色。”
不过，在史蒂文被卷入他父亲的首次竞选州长之前，是无暇投入这些家族机构中去的。纳尔逊1958年的参选，是以一个在野党身份投入的，具有某种一闪即逝、纯粹业余的个人性质，虽然并不缺钱，但胜利来之不易。纳尔逊当上州长后，每隔4年便以极准确的规律，通过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连选连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前后对比，反差鲜明。因此，在首次州长角选过程中，纳尔逊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组织了一个“战必胜，攻必克”的精悍的三人竟选班子，纳尔逊亲自挂帅，另两人是马尔科姆。威尔逊和史蒂文。22岁的史蒂文正当血气方刚，负责处理日常的竟选事宜。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在洛克菲勒第一、第二两代人中都是从一而终，只是小洛克菲勒在发妻去世后又搞了一次续弦。延至第三、第四代，那就情况大异了。
在家族中最引人注目的社交界大事共计三桩：一是温思罗普这位老四的婚变；二是老二纳尔逊弃旧恋新的再婚闹剧；三是纳尔逊与前发妻玛丽·克拉克生的二子史蒂文，眼看父母由嘉耦变成怨耦，也现身说法，演出了一幕与平民结婚的风流韵事。
早在1956年，玛丽·克拉克雇用了一个名叫安妮——玛丽·拉斯马森的女佣，想不到竟成全了儿子的终身大事。安妮——玛丽·拉斯马森是一个来自挪威小渔村的金发美女，她比史蒂文小两岁。早先，她有位叔父移民来美国，向侄女渲染了一番这个金圆帝国的繁荣强大和签歌曼舞的一面。这位金发美人从此萌发了来美国大开眼界、圆淘金梦的意愿。不过，她在语言方面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交往不易，但她不顾这一拦路虎，毅然来到了美国打工。其实，在所有洛克菲勒们的家里，都宁愿雇用外国人当佣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这些佣人就不会搬弄是非了。这对主人来说，却是一大好事，至少利多于弊。
安妮——玛丽·拉斯马森天生的丽质：金发呈瀑布式的披肩，别具一格的花容月貌、杏眼俏鼻和丰满、嫩红和樱唇，以及修长的窈窕身姿，使年仅20的小主人史蒂文大感意外，疑是安琪儿临凡，于是一见钟情，再见销魂；于是开始频频约会这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安妮——玛丽·拉斯马森自然也落得顺水推舟，扑进了这位大学生的怀抱。
当然，同一个女仆而不是社交界的名媛共结连理，这在洛克菲勒家族来说，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的大事，家族的百般反对是可以想见的，但史蒂文拿定了主意，那就是10匹马拉也转不过头来了。就在1956年的晚些时候，这两个年轻人终成眷属，在安妮——玛丽·拉斯马森的诞生地瑟格尼的一个路德教小教堂结了婚。他们来了个闪电战，造成生米已煮成熟饭的事实，家族也只能一双双眼睛圆睁地看着，徒呼奈何了。
除了打破门阀之陋见，同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普通一女仆结婚这件事外，史蒂文的一生开始变得像他的父亲了。早婚固然是“踵武”其父，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虽也曾歧路仿徨过，但很快就主意拿定，准备像父亲那样认真地干一番事业了。
史蒂文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出租业办公室担任了一项职务。这也正是他父亲约在30年前投入王朝事业时的起跑线。但在这儿却又暴露了这一对父子的性格差异：纳尔逊当年对这一催租工作特感兴趣，认为把洛克菲勒中心空着的办公室出租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权力，又是施展个人身手的大好机会，因而乐此不疲，并循序渐进，逐渐爬上了州长和副总统的位置；可他的宝贝儿子却对此兴味索然。这位公子哥儿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且听史蒂文是怎么说的：“我发现我自己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说一些老掉牙的现话：‘喂！我是史蒂文·洛克菲勒，是来催加房租、提高房价的。’这太没意思了。于是我铁下心来”，决定离开洛克菲勒中心去联合神学院念书了。
当史蒂文在三年制的联合神学院念完最后一年时，很多事情似乎在同一时刻发生了。他的父母已反目成仇，分道扬镣；与此同时，他父亲和哈皮·墨菲之间的风流艳情已从地下状态演变成公开秘密了；而比他小两岁、青春似火的爱弟迈克尔不幸与世长辞。这时，史蒂文对自己的前途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他不仅大义凛然地跟大哥罗德曼、二姐安妮和小妹玛丽联合一起，严词拒绝参加老父的无耻婚礼，以抗议这个年已54岁的“花花老子”对可怜、不幸的母亲的遗弃。美好幸福家庭的破裂，爱弟的英年早逝，再加上与安妮——玛丽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给予这个原本朝气蓬勃、决心有所作为的年青人一个个沉重打击，他痛心疾首地说道：“我经历了一段严重的思想混乱时期，变得对自己生来就相信的一切失去了信心；我变得对个人的身份迷惑不解，对上帝也迷离惝恍了。”
此后，史蒂文便开始在一个精神病专家那里就医，前后持续了五年。堂兄弟姐妹们共同体认的那种情感压抑，不可避免地成了史蒂文接受治疗的核心问题。
在着手治疗之后不久，史蒂文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哲学。他在导师约翰·赫尔曼·兰德尔的精心指引下阅读了从苏格拉底[88]以前的圣哲一直到约翰·杜威的西方哲学史名著。这一研究生的学习任务又花去了他的整整三年时间，最终他写成了一篇关于杜威思想的道德基础的博士论文。
就在史蒂文处于高度失望之际，他开始有意识地逐渐离开洛克菲勒家族了。他在自己划定的独立道路上已走得很远，并在1967年作出了第一次的公开表演。在他撰写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同时，他也在为塔里敦的一个贫穷调查计划做点工作。有位玛丽蒙特学院的修女跟他一起参加学院附近的这一工作，问他是否乐意以学院“邻居”的身份在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致辞。史蒂文同意了。就在他的父亲和伯叔们都坚定地主张越南战争升级的关键时刻，史蒂文却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以其家族的男性继承人的身份，特别是以纽约州州长公子的身份说了一些直言不讳的话，他以一种倡导革新的热忱腔调（这使人油然忆起他那废奴主义者的老祖宗斯佩尔曼当年的大声疾呼）说道：“假如我身在越南，我会给美国政策是否公正明智而搅得六神无主，坐卧不宁……想要通过我们在那里正在进行的战争，谋求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和人类的真正问题获得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渴望过新的生活，希望有一个新生，而我们却把自己的资源花在那可怕的毁灭上。”
第二天，当记者问起纳尔逊，对他儿子的演说有何看法时，纳尔逊不由勃然怒起，只答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那怒火是不言自明的。可是一年之后（1968），当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之后，这位在家里被子女直呼为“首长”的纳尔逊，为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进入了他那风雨如磐、忽起忽落的竞选活动的最后冲刺阶段，他又要求史蒂文帮助他建立一个由自由派、少数民族和青年组成的联合阵线，使“全国再度团结起来”。
纳尔逊并不是真需要儿子的帮助，只不过是把儿子视为道义上的一块试金石罢了；在开始自己的新征途时，他的确需要这个儿子的支持，安妮——玛丽也被卷了进来，她帮助把斯堪的纳维亚裔的美国人组织起来拥护家爷老子，自从10年前参与第一次州长竞选活动以来，史蒂文发生变化的程度之深，是他老子纳尔逊所决不能理解的。那时（1958），史蒂文打心眼里认定他的父亲是州长一职的最佳人选。
10年之后（1968年），他之所以帮助建立“人民支持纳·洛克菲勒”组织，更多的是出于夹带亲情的效忠心理，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上的信念。
在回顾那些日子时，史蒂文说得十分潇洒。他说道：“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1968年的竟选，假定父亲真地想要当总统的话，那你就必然得出结论说，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竟选。他花了很多的钱，却一无所获。他所干的一切只给人以一种矛盾并存的外表，而这是对尼克松有利的。父亲的时代是在50年代，亦即冷战时代。洛克菲勒兄弟报告的提出代表了他那领导和影响达到了巅峰时刻。如果他想竟选总统的话，他本当在肯强调‘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即‘善’，认为禁欲克己的生活即为‘善’的生活。主要贡献是在伦理学方面强橱知与行有联系，在逻辑学方面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尼迪竟选时就参加。他至今还没有放弃想竟选总统的意图，但他一生中的这种时刻已经过去了。”
次年，1969年，即史蒂文和安妮——玛丽在结婚13年之后，两人正式宣布分居了。自从他们第三个孩子詹尼弗在1964年出生之前（此前生下了小史蒂文和英格里德），这个婚姻就靠不住，面临破裂的厄运，这主要是安妮——玛丽对这种贫穷姑娘与骄矜公子结合的处境感到厌烦，她决心要变换一个新天地。在1968年为家爷老子纳尔逊助选时，她邂逅了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拥护洛克菲勒组织主席、威斯康星州的工业家罗伯特·w·克罗格斯塔德。在宣布她与史蒂文分居后又过了三个月，她到墨西哥的胡安雷斯城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在1970年初与克罗格斯塔德结了婚。对此，史蒂文袒露了自己那无可奈何的心迹：“在我们的婚姻中，她同我一样误入了歧途。她出身于一个小岛，却与一个洛克菲勒结了婚，认为她将拥有财富，享受上层社交生活，过着迷人的日子，而这一切却都是我所反对的。”
史蒂文接着陈述他个人的信念，他说道：“我决不想在我本人身上出这样的事，即我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有人给了我一笔钱。这对所有的堂兄弟姐妹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乐意被视为美元的标志。问题是要通过你本人的努力来作出一些贡献才是，亦即通过你自己的理解力、博爱精神和创造力来作出一些贡献，而不是仅仅从你的银行存款中取出一点钱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仍在努力划定一条界限。我对自己拥有的财富，深感不安。我坚信，享有极大的特权和积储大量的财富都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的。你为此提不出公正的理由，也谈不出道义上过得去的道理。有人积有大量的钱财，过着豪华奢侈富足的生活，而同时他人却过着惨不忍睹、穷途潦倒的日子，你不能说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你不能那么说。你只能这样为一己的生活方式辩解，说什么：‘嗨，社会制度使我有可能享受这一切，我又十分喜爱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我才拥护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罗。’但我却不认为这种辩解有什么合理之处。这不过是一个坚持个人所好的自私自利的声明罢了。”
“洛克菲勒家族已捐赠了约10亿美元，但正如观察家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家族显然并未因此而作出任何巨大的牺牲。当你有1亿美元而只指出100万美元时，同他人相比，你实在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高大的人。然而，这却导致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自以为洛克菲勒家族独步宇内，高人一等。事实上，堂兄弟姐妹们在努力争取各自的社会地位时所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内心怀揣着这一观念，即洛克菲勒们确有其高人一等的地方。他们已接受了神话的这一部分，那就是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的王族，他们是高人一等的。我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1969年，执意不靠别人、努力作出个人贡献的史蒂文来到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为了顺利通过任期鉴定，他全力以赴地要写完《约翰·杜威的早期事业》一书稿的未竟章节。学院的背后是著名的格林山，像晶莹剔透的冰山那样高高矗立着。每当丽日晴空，史蒂文常常在校园里缓步徐行或骑辆自行车代步。他身着一件风雪大衣，显得整洁瘦削，呼吸着校园散发出的薄荷味儿的空气，心情无比舒适。遇上路过的同事和学生，他会频频点头，以示亲切。尽管他跨出了真正生活的第一步，处于探索人生真谛的肇始，但他却十分满意眼下生活的恬静舒适，充分享受创造性思维的心理优势，襟怀豁达，谦和自守。史蒂文乐滋滋他说道：“我喜欢教学工作。它满足了我对社会的道义感，同时使我保持精神上的净化。这是因为我同他人有了真正的友谊关系。”
这种心绪恬适的状态也包括对待他的家族在内。抛弃洛克菲勒们，从来就不是史蒂文感到棘手的抉择。即使他们限制他的自由，剥夺他做一个完人的前景，他觉得自己都能逆来顺受，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就像作为堂兄弟姐妹们的一个领袖那样，他在家族结构内部也有发挥高效作用这一明确的责任。
不过，“领袖”这一词儿却意味着洛克菲勒王朝仍在前进。史蒂文不想担任这样的角色，也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将来有这样的角色。他把自己更多地看成是洛克菲勒家族解体过程的一个管理人，这种解体在他的这一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家族中总有那么些人（即使我这一代中也有），他们总觉得洛克菲勒们要在历史上起某种独特的作用。我觉得，在家族成员中四处招摇并谈论我们那独特身分的人委实太多了。对我来说，这个家族并不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业已成为一个实际问题的是：作为一个体制，洛克菲勒家族能为增进我们的利益作些什么呢？它能为我的子女作些什么，以确保他们在国内成长为讲民主的良性公民呢？它真能帮助他们吗？还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时代错误，是一只力阻他们出去同别人一样卷入美国生活的恐龙呢？我的感觉是，这个家族作为一个体制，乃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某一时刻和某种文化的产物。它已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一个体制的原动力一旦消失，它也就必然要消亡。这就是它的现状，事情也应该如此。王朝这一东西，已是明日黄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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