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彻底失败。医学证据尚未完整,验尸官就匆忙给出结论,担心无公众的注意力无法在他身上维持。他本不用担心,一个作家的死——就算生前是个招摇作家——也不会是太久的新闻。夏日里能与之竞争的新闻太多了。有国王退位,有国王遭暗杀。一周之内三架客机坠毁。芝加哥一家通讯社的总裁在自家的车内脑浆涂地。二十四个犯人在监狱大火中丧命。洛杉矶县的验尸官运气不太好,他可没赶上人生中美好的事情。
我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看见了坎迪,他脸上带着醒目的狞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像往常一样,他穿得有点过分讲究了,可可棕色的华达呢西装,白色尼龙衬衫,深蓝色领结。他在证人席上很安静,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是的,老板最近大醉了好几次。是的,二楼枪支走火的那个晚上,他帮着把他抬到了床上。是的,最后一天,在他——坎迪——离开之前,老板要了威士忌,但是他拒绝去拿。不,他不了解任何关于韦德先生文学创作的事情,但他知道老板有点沮丧。他总是把书稿扔进废纸篓又捡出来。不,他从没有听过韦德先生和谁吵过架,诸如此类,验尸官套他的话,但他没讲出什么有分量的信息。他已经训练有素。
艾琳·韦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脸色苍白,声音清楚但低沉,即使用扩音器也没放大多少。验尸官对她的态度简直是小心翼翼,好似戴了两副丝绒手套。和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强忍住抽泣一样。当她离开证人席时,他站起来鞠了一躬,她露出转瞬而逝的微笑,差点让他被自己的唾沫噎死。
她走出去的时候经过我身边,本来没想看我,但就在最后一刻,头微微侧过几英寸,非常轻地点了点头,好像我是她在很久之前在某地一定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某人。
结束后我在外面楼梯上碰见奥尔斯。他正在看下面的车流,也许是假装在看。
“表现不错,”他没转头就说,“恭喜。”
“你对坎迪训练有方。”
“不是我,孩子。地方检察官认为涉及性的内容与本案无关。”
“有什么性的内容?”
他看着我,“哈,哈,哈,”他说,“我没说和你有关。”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冷漠起来。“这些人我看得太久了,让人疲惫。这次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瓶酒,私家陈酿,专供上层阶级。再见了,倒霉蛋。等你开始穿二十块一件的衬衫时再打给我,我会过来拜访,伺候你穿外套。”
汹涌的人潮从我们身旁经过,上楼下楼。我们只管站在那儿。奥尔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看了一眼,扔在水泥地上,用后脚跟踩到连渣都不剩。
“浪费。”我说。
“只是一根烟,朋友。又不是一条命。过段时间你也许会跟那姑娘结婚,嗯?”
“别扯了。”
他酸溜溜地笑了。“我一直在和对的人说错的事情,”他尖酸地说,“有异议吗?”
“没异议,警督。”然后我走下楼梯。他在我身后不知说了什么,但我继续往前走。
我来到花街上一家做腌牛肉的店,和我的心情很搭。门口有个粗鲁的标示牌写着“男人请进,狗和女人不得入内”。里面的服务也同样粗鲁。侍者把东西往你前面一甩就不管了,他不仅胡子没刮,而且不等人开口就自动扣下小费。食物简单但很好吃,店里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烈得像马提尼。
我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奥尔斯说:“我马上到你那里去一下。有话要说。”
他估计是在好莱坞分局或者在那附近,因为他二十分钟后就到了我办公室。他稳稳地坐进顾客的椅子里,双脚交叉,低沉着声音说道:
“我刚才出格了。对不起,忘了吧。”
“为什么要忘?我们来揭开伤疤。”
“也好,不过要遮在帽子下面。对于某些人来说你不是个好东西,不过我知道你没做过太不正当的事。”
“二十块钱衬衫是什么意思?”
“噢,妈的,我只是生气罢了。”奥尔斯说,“我想起波特那个老头。他好像让一个秘书吩咐律师叫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告诉埃尔南德斯警监你是他的朋友。”
“他不会这么费心。”
“你见过他,他肯在你身上花时间。”
“我见过他,仅此而已。我不喜欢他,但可能只是嫉妒。他把我叫去说要给我些建议。他是个大人物,足够硬气,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觉得他是个恶棍。”
“想赚一亿块,可没什么干净办法。”奥尔斯说,“也许头头们觉得问心无愧,可是敛财的过程中总有人被逼得不择手段。干净的小本生意财源被切断,为了凑点毛票低价甩卖,正直的人失业,股票在市场上被操纵,代理权被当作一钱半钱旧的黄金全数贱卖,而赚百分之五佣金的大佬们和大法律事务所可以赚取十万酬劳,只要能绕过民众支持但损害有钱人利益的法律。大钱就是大权,而大权总是被滥用,这是制度决定的。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制度了,但仍然不够理想。”
“你听起来像个赤色分子。”我这么说只是想刺激他一下。
“我不知道,”他轻蔑地说,“我还没被调查过,你喜欢这个自杀的裁断,对吧?”
“不然还能是什么?”
“估计没什么其他可能了。”他把一双粗硬的手放在桌上,看看手背上的大褐斑。“我老了。这些褐斑是角化症,他们叫褐斑病,五十岁以上的人才会得这种病。我是个老警察,老警察都是老混蛋。韦德的案子我觉得有几点不对劲。”
“比如?”我往后仰,看着他眼睛四周密布的晒伤纹。
“你可以闻出里面的疏漏,尽管你清楚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只好像现在这样坐着空谈。我觉得他没留遗书这件事情不对劲。”
“他醉了,可能只是突然发狂的冲动。”
奥尔斯抬起苍白的眼睛,把手从桌上拿下。“我查看过他的书桌。他给自己写过不少信,写呀写呀写。不管醉酒还是清醒,他总在敲打字机。有些信很疯狂,有些挺滑稽,有些很悲凉。他心里有事。只是他围绕那件事打转,却不真的碰它。那种人如果自我了断,一定会留下一封两页的信。”
“他醉了。”我又说了一遍。
“对他而言那没什么差别。”奥尔斯疲倦地说,“接下来不对劲的事是,他竟然在那个房间自杀,还让他妻子去发现。好吧,他醉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还有一点就是他刚巧在快艇声可以淹没枪声的一刻扣动扳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更多巧合,嗯?还有更巧的,他妻子竟然在用人休假的日子里忘带大门钥匙,只得按铃才能进屋。”
“她本可以绕到后面去。”我说。
“对呀,我知道。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除你之外没人能应门,而她在证人席上说不知道你在那里。即使韦德还说着,在他书房工作,也不可能听见门铃。他的门是隔音的。用人不在,那天是个周四。她居然忘了,就像她忘带钥匙。”
“你自己也忘了件事情,伯尼。我的车停在私人车道,所以她知道我在——或者有人在——在她抬手按门铃之前。”
他咧嘴笑了笑。“我忘了,是吗?好吧,情况现在是这样的。你走到了湖边,快艇发出轰鸣巨响——碰巧有几个从箭头湖来耍玩的家伙,用车拖来了他们的船——韦德正在他的书房,可能熟睡,也可能昏了过去,有人已经从他的书桌里拿走了手枪,她知道你把枪放在了哪里,因为你上次已经告诉她。现在假设她没有忘带钥匙,她走进屋子,环顾周围,看见你在湖边,再往书房里看,发现韦德睡着了,于是取走枪,等待时机到来,一枪崩了他,把枪丢回原处,回到屋外,等快艇离开,然后按了门铃,等你开门。有什么异议吗?”
“那动机呢?”
“是,”他愤懑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她想摆脱那家伙,易如反掌。他完全在她的手掌心中:习惯性酗酒,又有对她施暴的记录。她会得到一大笔赡养费,可观的财产分割,所以她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只不过时机实在是太精妙了。就是早五分钟她也办不到,除非你是帮凶。”
我刚想开口说话,他举手阻拦。“放心,我不会指控谁,只是推测。如果晚五分钟,答案也同样。她只有十分钟的成功机会。”
“十分钟,”我生气地说,“这没法预知,更没法计划。”
他向后仰靠在椅子里叹气。“我知道,你有你的解释,我也有我的。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而且你到底在和这帮家伙做什么?这家伙给你开了一千块的支票,转身就撕得粉碎。你说是因你生气了。你说你反正也不想要,也不会收。他是不是觉得你和他老婆上床了?”
“别胡扯,伯尼。”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我是问你他是不是认为你有。”
“答案一样。”
“好吧,那这么问吧,那墨佬抓住了他什么把柄?”
“据我所知没有。”
“那个墨佬也太有钱了,银行账户有超过一千五百美元,各式各样的衣服,一辆全新的雪佛兰。”
“也许他贩毒。”我说。
奥尔斯从座位里把自己撑起来,低头怒视我。
“你太走运了,马洛。两次你都从重案之下脱身,你是不是有点过于自信了。你帮了这帮家伙大忙,但你一个子儿都没赚到。你也帮了那个叫伦诺克斯的家伙的大忙,我听说。然后你也分文未进。你到底用什么过活,伙计?你是存了一大笔钱,不用再工作了吗?”
我站起身,走到桌子对面看着他。“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伯尼。我听见夜半有人高喊,我就回去一探究竟。这样你是赚不了钱的。你很明智,你关上窗户,把电视音量调高。或者你一脚油门,逃之夭夭。别掺和别人的烂摊子,你只会沾上一身泥。最后一次我看见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我们一起喝我在家煮的咖啡,我们抽了一根烟。所以我听说他死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又煮了点咖啡,给他倒一杯,再点上一根烟。等咖啡凉了,烟也灭了,我和他说晚安,这样你是赚不到钱的。你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个精明的警察,而我只是个私家侦探。艾琳·韦德担心她的丈夫,所以我四处去找他,我到外面把他从草坪上扛进屋,放上床,我一分钱也没赚到,一点分成都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偶尔我的脸被揍扁,扔进牢房,被像门迪·门涅德斯这样发了大财的小子威胁。但是没钱赚,一分钱也没有。我的保险柜里有五千美金,但是我永远不会花它。因为得到的方式有问题。我起初还摆弄摆弄,现在我仍然偶尔会拿出来欣赏。但仅限于此,一分能花的钱都没赚到。”
“估计是假钞,”奥尔斯干巴巴地说,“只是假钞贩子不会做那么大的面值。你瞎扯了这么久,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说过,我是个浪漫主义者。”
“我听见了,而且你一个子儿没赚。我也听见了。”
“但我随时可以叫一个警察滚下地狱。滚你的,伯尼。”
“伙计,如果我让你待在密室里的强光下,你就不会叫我滚下地狱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他走到门口,猛的一下把门拉开。“知道吗,小子?你自以为机灵,其实你只是蠢。你不过是墙上的一道影。我当了二十年警察,履历清白。人家耍了我,我一定会知道。有人瞒我,我也知道。聪明人愚弄的永远只是自己。记住我的话,伙计,我知道。”
他把脑袋从门口缩回去,让门关上。他的鞋跟像锤子一样击打着过道。当我桌上的电话开始响的时候,我还能听见它们的声音。电话里传来清晰的职业语调:
“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找菲利普·马洛先生。”
“我是菲利普·马洛。”
“谢谢你。请等一下,马洛先生。现在接通呼叫方。”
接下来的声音我熟悉。“霍华德·斯潘塞,马洛先生。我们听说了罗杰·韦德的事情,真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还不知道细节,不过你似乎被牵涉进来了。”
“事发的时候我在现场。他喝醉并自杀。韦德夫人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用人们都不在——周四是休息日。”
“你和他单独在一起?”
“我没和他在一起。我在房子外面,四处逛逛等他妻子回家。”
“我明白了,好吧,我猜会有庭审。”
“已经结束了,斯潘塞先生。是自杀。而且关注度奇低。”
“真的吗?那就奇怪了。”他听起来并不是真的很失望——更像是迷惑和吃惊。“他这么有名。我本以为——好吧,别管我怎么以为。我猜我会飞过来,但是下周末之前我都没空。我会给韦德夫人发封电报。我应该能为她料理些事情——还有书的事情。我是说应该写出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找人收尾。我猜你终究没有接受那份工作。”
“没有。尽管他亲自邀请我,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没法阻止他喝酒。”
“显然你试都没试。”
“听着,斯潘塞先生,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为什么不等你弄清楚再下结论?我不是一点不自责,发生了这种事情,自责在所难免,更何况你是唯一一个在场的人。”
“当然,”他说,“我对刚才说的话很抱歉,很不合适。艾琳·韦德现在会在家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斯潘塞先生。你为什么不打给她?”
“我猜她还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慢慢地说。
“为什么不?她和验尸官说话,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清了清嗓子,说:“你听起来不怎么同情。”
“罗杰·韦德已经死了,斯潘塞。他有点混蛋,或许还有几分天资,但这我不能断定。他是个自我任性的酒鬼,深恨自己胆小如鼠。他纵然惹来好多麻烦,最后还引来不少悲伤。我他妈的为什么要同情?”
“我说的是同情韦德夫人。”他简短地说。
“我也是。”
“我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他突然说,“再见。”
他挂断了,我也挂断了。我盯着电话看了几分钟,一动也不动。然后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电话本,找了一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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