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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有东西轻轻一闪，坎迪已经站在沙发的一端看着我了。他手中拿着折叠刀，按了一下弹簧，刀刃弹出。再按一下，刀刃收回。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万分抱歉，先生，”他说，“我误会你了。她杀了老板。我以为我——”他停下来，刀刃又弹了出来。

    “不。”我站起身，伸出手来说，“坎迪，把刀给我。你只是一个善良的墨西哥家仆。他们会赖在你身上，而且一定会很满意这个结论。你就是他们需要的烟幕弹，这会让他们乐得合不拢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搞砸了一切，即使想亡羊补牢，也没可能了，况且他们不想。在还没等你报出全名之前，他们就会逼出一份口供。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星期二，你就会在圣昆丁监狱里蹲上一辈子。”

    “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是智利人，来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比尼亚德尔马

    。”

    “刀，坎迪。我都知道，你现在自由了。你存了一笔钱，大概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聪明点，回到你来的地方去，这份工作结束了。”

    “还有很多工作。”他平静地说，然后伸出手，把刀放进我的手里。“为了你，我才这么做。”

    我把刀放进口袋。他朝上看着阳台。“那位女士——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不怎么做，我们什么也不做。那位女士非常疲惫，她最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不想被打扰。”

    “我们得报警。”斯潘塞坚定地说。

    “为什么？”

    “老天爷，马洛——我们必须得这样做。”

    “明天再说，拿好文稿我们走。”

    “我们得报警，这世上还有法律。”

    “我们不一定得这么做。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拍死一只苍蝇。让执法人员负责自己的脏活吧，让律师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写法律，就是让其他律师在另一群被称为法官的律师面前剖析，这样其他法官就可以说第一级法官错判了，最高法院又可以修改第二级法官的判罚。确实有个东西叫法律。我们简直快被它埋起来了。法律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让律师有碗饭吃。要不是有律师指导他们，那些犯罪团伙怎么为所欲为？”

    斯潘塞生气地说道：“和这些都没关系，有个男人在这栋屋子里被杀，他碰巧是一个作家，一个非常成功且重要的作家，虽然这也没什么关系。他是个人，而你我都知道是谁杀了他，这世上还有正义。”

    “明天。”

    “如果你就让她那样逃掉的话，你简直和她一样坏。我开始有点怀疑你了，马洛。如果你保持警惕，你本来可以救他的。某种程度来说，你让她逃脱惩罚。就我所知，今天下午的这一整场表演仅仅是——表演。”

    “没错。实际上是伪装好的爱情戏，你能看出来艾琳爱我如痴。等事态平静之后，我们可能会结婚。她应该家底不薄，从韦德家我还一分钱都没捞到呢，我有点等不及了。”

    他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他又擦了擦眼睛下方凹陷处渗出的汗珠，重新架好眼镜，盯着地板。

    “我错了，”他说，“我今天下午受到的打击有点大，光是知道罗杰自杀已经够糟糕了，这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让我感觉耻辱——光是知道就觉得耻辱。”他抬起头看看我。“我能相信你吗？”

    “做什么？”

    “正确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他躬身拾起那沓黄色的稿纸，塞在胳膊底下。“不，忘了吧，我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是一个挺好的出版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猜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妄自尊大的人。”

    他经过我身边，坎迪把路让开，然后快速走到前门替他开门。斯潘塞跨出门的时候朝他快速点了点头，我停在坎迪身旁，望着他深黑色发亮的眼睛。

    “别耍把戏，朋友。”我说。

    “那位女士累了，”他平静地说，“她回到了她的房间，没人打扰她。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我什么都不记得……一切如你所说，先生。”

    我把兜里的刀拿出来递给他，他笑了笑。

    “没人相信我，但是我相信你，坎迪。”

    “我也是，先生，非常感谢。”

    斯潘塞已经在车里等我，我钻了进去，启动引擎，倒出车道，载他回到比弗利山庄。我让他在宾馆的侧门下了车。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走出车门时说，“她肯定是有点疯了，我猜他们绝对不会给她定罪。”

    “他们连试都懒得试，”我说，“但是她不知道。”

    他胳膊下面夹着黄色的稿纸，费了很大力气才从车里下去，整理好之后朝我点点头。我看着他离开，打开门走了进去。我松开老奥兹的刹车，驶离白色的路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霍华德·斯潘塞。

    我很晚才到家，疲惫又沮丧。这就是那种连空气都略显沉重的晚上，夜间的噪音好像含糊而遥远。月亮高悬，蒙着一层不近人情的薄雾。我在地板上踱步，放了几张唱片，几乎什么也没听到，只听见好像哪里传来持续的滴答声，但是房间里没有滴答的东西，一定是从我脑中传来的，我是一对一的死亡看守。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艾琳时的情景，接着想起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但是在那之后，她的轮廓就渐渐不清晰了，也显得不怎么真实。一旦你知道某人是凶手，他就会变得不真实起来。有人杀人是因为仇恨，有人是因为惧怕或者贪婪。有些狡猾的凶手事先计划，指望逍遥法外，愤怒的凶手毫不思考，还有那种爱上死亡的凶手，对他们来说谋杀类似自杀。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都疯了，但不是斯潘塞说的那种。

    当我最终上床休息时，天快要亮了。

    刺耳的电话铃把我从睡眠那口黑漆漆的井中拽起来。我在床上滚了一圈，胡乱摸索着拖鞋，意识到自己不过睡了几个钟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苍蝇馆子里吃的一顿没消化好的饭。我的眼皮粘在一起，嘴巴里满是沙子。我勉强站起来，慢慢走进客厅，拿起听筒，说：“别挂。”

    我把听筒放下，走进盥洗室，用凉水拍了拍脸。窗户外面有修剪东西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我心不在焉地向外望，看见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棕色脸庞。原来是一周来一次的日本园丁，那个“冷酷哈利”。他正在修剪黄钟花——用日本园丁修剪黄钟花的方式。你请他四次，他每次都说，“下周。”然后他早上六点出现在你卧室外面修剪花木。

    我把脸擦干，回去继续听电话。

    “怎么了？”

    “我是坎迪，先生。”

    “早上好，坎迪。”

    “La señora es muerta。”

    死。多么冰冷、绝望、无声的词汇，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是。那位女士死了。

    “希望不是你干的。”

    “我想是药物，叫杜冷丁。估计瓶子里有四十到五十颗。现在瓶子空了，前一晚她什么也没吃。今天早上我上楼，从窗户往里看，她身上穿着和昨天下午一样的衣服。我撬开纱窗，发现夫人已经死了。冷得就像冰水。”

    冷得就像冰水。“你喊人了吗？”

    “是的，洛林医生。他喊了警察，还没有到。”

    “哈，洛林医生。总是晚一步的家伙。”

    “我没给他看那封信。”坎迪说。

    “给谁的信？”

    “斯潘塞先生。”

    “把它给警察，坎迪，别让洛林医生拿到信。给警察。还有一件事，坎迪。别躲起来，别说任何谎话。我们昨天都在，说出实情。这次说出真相，全部真相。”

    中间有一阵停顿，然后他说：“是的，我明白了，后会有期，朋友。”他挂了电话。

    我拨通了丽兹-比弗利的电话，找霍华德·斯潘塞。

    “请稍等。我给你转接前台。”

    一个男声说：“这里是前台，我能效劳吗？”

    “我想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有点早，但是事出紧急。”

    “斯潘塞先生昨晚就结账离开了。他今早八点飞纽约的航班。”

    “噢，抱歉，我不知道。”

    我走到厨房煮了点咖啡——一杯又一杯。浓重、苦涩、滚烫、无情、腐朽，累极之人的生命源泉。

    几个小时之后，伯尼·奥尔斯给我打电话。

    “好吧，聪明人，”他说，“来这里受受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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