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都曾经说过了，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因为这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我们现在受一种主流思想的影响，常常希望把中西方的文化打通，这种想法是对的，但问题是怎么打通？是不是把我的东西改造成跟别人的一样，或者把别人的东西改造得跟我的一样，这就算打通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自己的经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兴起了中外文化、艺术比较的热潮，当时我也比较热衷这块研究，主要的想法就是找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共同点。后来，有一次参加了中美宗教哲学的讨论会，我听了一些美国学者的发言，我觉得他们一两个小时的发言只要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怎么还能那么啰嗦地讲那么多呢？我就琢磨这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美国学者是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习惯来发言的，就是要说得明明白白才罢休。他们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认为语言清晰、符合逻辑的道理才是真理的东西，所以必须要非常严谨，说得十分透彻。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却是喜欢“大概”、“差不多”等问题，要是把“差不多”的东西说明白了就不是“差不多”了，而如果把美国人的一套理论说成一句话，也失去了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基础。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强调比较研究不是要注重两者“同”的一面，而是“异”的一面，正是因为存在不同我们才能比较。另外，我还认为，要把“求同存异”改成“求异存同”，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为前提来求异。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来相互吸收合理、可用的东西。80年代以后，我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在谈到佛教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佛教中国化”，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因为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禅宗被儒家化了，也有人说是禅宗道家化了。我却对这些论断有质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我就反复说，不主张提“佛教中国化”。因为一提到中国化，大家普遍认为，不是佛教被儒家化了，就是道家化了。我提倡的说法是“佛教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就不一定要改变根本的理念和教义，但是又可以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这样的说法可让大家理解得更清楚。因为禅宗不是中国的东西，禅宗的教义、理论是印度佛教的教义和理论。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就有学生做“看禅宗教义的本来依据”问题的论文，得出的结论都证明了禅宗的教义来源于印度佛教。但是传到中国之后，在表达的形式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们理解别人的东西，不是说要将其改成我们的东西，而恰恰是要从它的精神中吸取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足的方面。就比如说宗教，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也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和印度的“因果报应”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因果报应”是宗族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因果报应，就是说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父母子女负责；而印度的“因果报应”则是指个体的轮回，是自作自受，即自己种下的因果报应要自己承受，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在中国，“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在印度就是天方夜谭了。

    我们要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有了主体意识才能拥有跟别的文化对话的资格，才有可能辨别自己文化和别人文化相同和不同之处的能力，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吸收营养填补自己的不足而发展自己。因此，失去了主体意识就只能被别的文化牵着鼻子走了。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主体意识丢掉了，还认为这样一套理论是愚昧的，不科学的。其实“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很多原本被人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东西后来都成为了科学，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打成“伪科学”。中医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它的科学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是现代的人们在被西方文化改变了思维方式之后，变得无法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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