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善谋全局 争取主动
中国有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意思是说，不善于考虑长远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眼前的利益；不懂得谋划全局利益的人，就不会谋划好局部的利益。尤其在充满慨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战场上，谋万事、谋全局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战争是由一个一个战役、战斗组成的，只有从战略利益的高度着眼，才能谋划好每一次战役、每一场战斗。反之，谋划好每一次战役、每一场战斗，必须着眼于战略利益，着眼于战略全局，非此则难以制胜。
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总是善于站在斗争的全局上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筹划问题，善于围绕着全局的需要和可能出主意、想办法、定计划，积极完成好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任务。可谓是善谋全局的大师，这也是他与敌军事斗争艺术中的精彩之笔。
一、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坚持从大局需要出发
江泽民同志在论述邓小平鲜明的革命斗争风格时曾高度评价说：“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邓小平这一风格，早在战争年代的对敌斗争中，从理论到实践，就为全党同志树立了关注大局、洞悉大局、驾驭大局、推进大局的光辉典范，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确告诫部队：“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他还针对一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不强，思想方法不对头的问题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所作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可见，大局意识，不仅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观念问题。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尤其是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这不仅关系到军事斗争的胜败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斗争全局的发展问题。所以，邓小平在与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更加强调要有强烈的大局意识，要坚持从大局需要出发，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以从斗争的总体和全局上，谋求军事斗争的主动。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对此，蒋介石一面借助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从大西南、大西北等大后方向华北、华东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的军事力量，并迅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以及战略要地，积极争取形成实施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另一面又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已心中有数。蒋的用意无非是“一举三得”：如果不去重庆谈判，蒋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顾大局”、“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如果去重庆谈判，蒋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另外，也还可以利用谈判交涉争取一些时间加紧进行内战准备。对此，毛泽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首先是接连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时间早晚的事，要求全党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己作战的准备；其次，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分析毛泽东去还是不去重庆谈判的利弊关系，最后决定还是去重庆谈判，以实际行动做出希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姿态。
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党中央的意料：此时的国民党各路军队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方向，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下旬出动了7个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以其主力进占了同蒲路沿线，并以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5个师16000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企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的让步。面对这一事关党和人民前途命运的严重形势，具有强烈大局意识的邓小平已经预感到自己率领的部队所应承担和可能承担的责任的重大。首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锡山所部进入长治部队”的指示，召开了研究部署上党战役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在如何反击来犯之敌，如何处理好打好上党战役与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强调部队必须从大局出发，站在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上党战役的重要，他告诫所属部队的官兵：“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刘伯承、邓小平从大局出发，为了确保打好上党战役，争取战略主动权，他们亲自到部队、到解放区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的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对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各部队接到这一重要指示后，纷纷照此要求加紧战前练兵，提前做好战役准备，为最后赢得解放战争第一仗的胜利，争取了主动，奠定了基础。可见，邓小平同志的大局意识是很强的，所以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做到了遇事先想大局，谋事先为大局，处事先顾大局，从而增强了斗争的预见性，争取了斗争的主动性，达到了斗争的有效性。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忍苦负重，宁肯牺牲自己，坚决顾全大局的精神，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鼓舞。陈锡联回忆邓小平曾告诉他：“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就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有利。”
二、科学分析战争局势，对大局作出准确判断
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重要，但能否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对大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认识到什么是大局，才能更好地从大局出发，服从它，服务它。邓小平同志总是善于从敌我双方斗争的战略高度上、总体态势上、发展趋势上、宏观利益上来洞悉大局，关注大局，进而从中对大局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针对部分指挥员不理解军委战略意图的问题就明确指出：“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事实说明，……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邓小平的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入情入理，精辟有加。一是在纷繁复杂的战局中准确地分析判断出了什么是大局，找准了大局的焦点就是大别山，控制了大别山就等于控制了战局中的大局。因为这一战略要地，从地理位置看，似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的心腹，所以是牵动战局转变的“枢纽”；二是为实现控制战略要地、把握大局的目的，采取了坚决、勇猛、迅速的作战行动；虽然局部放弃了一些地盘，虽然自己的部队吃了不少苦头，担负着沉重的压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最终毕竟是以局部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为取得大局上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正确处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以局部利益去保全大局利益
所谓战争大局，是指战争的总态势、总形势，或是整体利益，全局利益，或者是总目标、总要求。所以，大局决定局部，大局好了，局部最终必然会好。反之，大局不好，局部最终也不会好。可见，能不能正确处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往往是指挥员指挥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对敌斗争中，曾反复告诫指挥员：“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还以解放战争的上党战役为例：在决定打不打上党战役问题上，从部队的实际看，当时的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灵活机动作战，曾将主力化整为零，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集中起来打一些大规模的战役，由于部队打大规模战役的经验不足，再加上此时我军的编制也不充实，多数作战团编制都在千人以下。部队装备更差，刘邓所部的晋冀鲁豫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追击炮2-4门、重机枪3-4挺，弹药极缺，不少步枪仅有几发子弹，甚至刚参军的新战士还在用刀、矛作战。这样的装备和部队，要与飞机、坦克、火炮一应俱全的国民党军队打大规模的战役，的确需要信心和勇气，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但是，作为据守晋冀鲁豫战略要地的刘邓部队，为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初战获胜，为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主动，为了增强全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这个大局，毅然承担起打响解放战争第一役的重担。邓小平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充满深情地说：“在解放战争中，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大门，预计敌人首先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签订双十协定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阎锡山，打了个上党战役；一路马法五、高树勋，打了个平汉战役。”所以邓小平说：“打摩擦仗，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进攻的大门是这个区，是二野所处的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毛泽东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仗争得了胜利，对毛主席重庆谈判争得了主动，对解放战争的开局创造了一个好头。可见，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甚至为了大局，可以牺牲一些局部利益，关键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服从大局，怎样才能服从大局，很重要的一条是看能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局需要，局部利益必须作出牺牲的时候，局部利益为了保全大局利益能不能毫无保留地作出牺牲。战争与其它事物一样，也有大局与局部之分，也有这一部队与那一部队，这一战役与那一战役，这一地域与那一地域的关系，其中包括配合、协同、支援、掩护等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能处理得好，就能取得整体上、全局上的主动，就能积小胜为大胜。否则，就难以取胜，或仅仅是小胜。所以说，在军事斗争中，正确处理局部与大局的关系，为了大局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利益而谋大局、谋大胜，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回顾解放战争中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特别是高度评价了刘伯承的高风亮节：“中央决定晋冀鲁豫10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上述这段文字虽然是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评价，但同时也反映了邓小平的大局观念和善谋大局的优秀素质，以及保证实现大局的艺术。正是由于刘邓首长在作战决策中事事从大局出发，处处善谋大局，所以才使刘邓大军步步主动，战战为胜。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似乎是永远的不解之谜。
第二节发展壮大 而后求胜
战争，既是军力、军心的对抗，也是与战争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对抗。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在与敌人对抗时，尤其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背景条件下，更加注重充分发挥诸如战争性质、作战指导、作战环境、作战资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弥补兵力数量、装备质量上的差距，由此谋求战争的胜利。先发展壮大自己，使之具备各种因素综合利用的优势，而后求胜。这也是《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谋略的应有之意。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实施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前进根据地这一大胆的战略之举，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马上调集重兵阻挠，使刘邓大军在敌重兵围剿，无后方支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展开了苦斗。但刘邓大军并没有被敌人和困难所压垮，而是从全局着眼，从局部着手，充分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从多方面努力，去改变所处的劣势和不利，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通过战术谋划来弥补；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援来弥补；作战态势上的劣势，通过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来弥补；后勤保障不济的劣势，通过缴获敌人的装备给养来弥补；从而使自己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最后争得了胜利，实现了战略目的。
一、权衡局势，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早在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时，即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就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后，毛泽东又致电刘邓，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的困难和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对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战略意义深刻领会，对执行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所面对的困难也有充分的估计。他们认为，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考虑任何问题必须服从这一大局。邓小平还指出：“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可见，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而争夺大别山的斗争一定会经过一个十分艰苦、长期的过程。刘伯承、邓小平从全局上分析了坚持在大别山所存在困难的程度，所以，就在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便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下发到所有部队，明确规定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办法和要求。“（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斗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可以说，邓小平的指示，充分地估计到了部队初到大别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必须克服困难、站稳脚跟的有利条件。同时对部队作战、开展群众工作、打开工作局面、严守群众纪律等与站稳脚跟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从而，为部队在大别山开展新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创造“先为不可胜”的条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发展基础。
二、坚持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条件异常艰苦。正如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极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月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面对上述困难，刘邓大军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具备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关键是要站稳脚跟。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首先从统一干部、部队的思想，明确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树立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抓起。邓小平在分析部队思想形势时认为：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未能适当休整和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所以，一些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仍然认识不够，再加上群众还未发动，政权尚未建立，人生地不熟，筹粮、担架又都要自己来搞，所以，部队中出现了纪律松弛、不愿艰苦斗争，不愿积极打硬仗、苦仗的消极情绪，甚至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所以，根据邓小平提议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至今，我们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起路来像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讲到此，邓小平有些激动，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更加严肃地说：“现在，有的领导不敢对战士们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要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讲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同志们，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随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邓小平还亲自下到部队去搞教育，在给第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作报告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邓小平的报告，从上到下引起共鸣，提高了认识，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为创造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次，积极建立地方政权，创建稳固的根据地，争取群众支持。帮助建立政权，这是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内容，也是站稳脚跟的基本条件。所以，早在跃进大别山途中，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怎样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并组织召开了进人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的专题研究会议。在会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四个工作区，并成立了工作委员会。进入大别山后，又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一千八百五十多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土顽和地方民团，建立政权。作为中共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还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邓小平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由于邓小平主张迅速建立了地方政权，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加强部队纪律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等一系列决策的正确，使初到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很快摆脱了困境，打开了局面，使根据地不断得到扩大，政权不断得到巩固，部队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具备了“先为不可胜”的条件，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三、积小胜为大胜，实现不被敌人战胜的战略目标
由于刘邓大军在中原大别山的迅速崛起，使蒋介石不得不把战场的重心由陕北和山东设置于中原，实行“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方针。欲倾合力与解放军争夺大别山这一危及国民党政权巩固与否的战略要地。蒋介石在国民党“国务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刘匪现已据有大别山区，如今冬以前不予歼灭，容其生根，则湘鄂皖赣心脏地区以及大江南北，备受威胁，实为心腹大患。”为此，蒋介石不仅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五省军政大权，同时，从山东、陇海线和豫西还调来了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九师、第十一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加上原大别山地区的整编第七师、第十师、第四十师、第四十八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六师、第五十八师、第八十五师、第八十八师等十五个整编师，共三十三个旅的兵力，计划从11月底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进攻。蒋介石认为，通过这次“总力战”，肯定会肃清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以消除他的“心腹大患”。然而，在“先为不可胜”战略指导下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面对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大围剿”，仅以十个旅的悬殊兵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作战。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邓小平与刘伯承研究确定了《敌我作战要领》：“（一）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二）以二纵主力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和分区一部适时转移至外线，积极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同时，留一部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和侦破敌情。（四）各部队各分区要深入动员，敌人是垂死挣扎，并不可怕，反对右倾，坚决打敌，在决战时，不怕伤亡，认清只有粉碎敌人的进攻，才有巩固的根据地。”敌人大举“围剿”后，刘邓大军忽而内线，忽而外线，灵活机动，搞得敌人精疲力竭。邓小平和刘伯承又随时总结出对敌斗争方针策略，即：“（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二）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也好）。（三）虚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的退却。不厌转移，加强开展情报通讯，确实掌握情况，争取出敌不意，抓空开展工作。（四）发扬高度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匪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在邓小平、刘伯承这一作战方针指导下，部队主动分遣，寻机歼敌，采取多种形式拉敌、疲敌，打击敌人弱点，决不与敌胶着打消耗，不断积小胜成大胜。据此，邓小平、刘伯承又明确规定：“（一）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二）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远离敌主力；（三）不打消耗战；（四）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应取进攻姿态，组织有力的对敌伏击。”比如，当时的六纵，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疲惫敌人，袭击敌人，打了无数次小仗，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大别山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收复了十多座县城，取得了内线作战的重大胜利，而到4个月时，刘邓大军和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战场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五千多人，攻克县城近百座，建立了以大别山为基础的拥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三路大军的南进行动，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多个旅到中原战场。有利地配合了全国其它各个战场，邓小平曾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原因就是刘邓大军已经具有了不可战胜的条件，做到了“先为不可胜”。而蒋介石对大别山实施的重兵“围剿”却以失败而告结束，使蒋介石于1948年1月开始不得不实行“分区防御”，建立起所谓的“中原防御体系”，但这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偿地阻止刘邓大军以大别山为“跳板”向中原的进军。
第三节争得地利 建好根据地
根据地是战争中谋求“地利”的重要内容。有了根据地，战争就有了依托，积蓄力量就有了根本，作战保障就有了来源。一般地说，根据地越巩固，对战争的支援效果越好，根据地的力量越雄厚，战争的潜力也就越大。所以，邓小平在参加和领导革命战争中，深谙此理，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始终把根据地看作是革命的摇篮，战争的本钱，并灵活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根据军事斗争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条件，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各种办法，筹划和创建了规模不一、形式不一、作用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赴广西南宁领导兵运和统战工作期间，就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雷经天等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领导开创了左右江根据地，这是当时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红七军向中央苏区进军途中，又帮助江西崇义县建立了县级、区级红色政权，同时注重组建地方武装，发展各级党组织，开办党员培训班，播下了十分宝贵的革命火种，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客观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最为困难、最为艰苦的抗日战争的岁月里，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指挥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始终把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共同领导开创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与冀豫晋省委负责人共同研究了根据地建设中的武装、政权和群众工作三大问题。同年7月赴冀南指导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工作，根据当地形势，提出依靠农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用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击败敌之进攻”。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阵地的方针，取得了开辟、巩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他南下中条山区，指示当地党政军要大胆地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邓小平担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之后，就如何巩固抗日根据地，努力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为准备战略反攻，奠定胜利的条件。
一、确定了巩固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为不被敌战胜创造条件，为战略反攻做好准备的谋略思想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地处华北根据地南面，是对敌斗争的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由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导致了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针对这种局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应在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日军，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对敌抗日根据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坚持政权建设。”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北方局确定了根据地建设要“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的发展战略。1943年1月至2月，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涉县温村主持召开了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的报告。两个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1937年至1942年以来，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内容包括：一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二是“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三是“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四是“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矛盾的原则。这正是打到敌人的痛处”。五是“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六是“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七是“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是“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九是“我们的责任，虽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十是“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可见，邓小平把根据地建设不仅放在了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而且也充分地反映出邓小平谋划全局上的高瞻远瞩和根据地建设上的深谋远虑。可以说，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最为富有创造性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中，即根据地建设，除了具备一定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等4个条件；这4个条件是互为依托、互为配合、互为作用，缺一不可的。邓小平认为，这4个条件中，党的领导是巩固抗日根据地一切工作的“核心”。所以，党要善于掌握几种条件的密切联系和紧密配合，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条件来决定自己的中心任务，把握好工作的重点。同时，其它方面的工作要搞好协同和配合。其次，“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邓小平归纳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的主要内容，充分反映出邓小平将“先为不可胜”谋略思想在根据地建设上的成功运用，也只有这样去创建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发展根据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才有基础、才有支持、才有资本。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稳定，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也正是在邓小平根据地建设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使得他和刘伯承共同创建并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更加兴旺发达，起到了“示范全国，影响全国”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了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为不被敌战胜创造条件而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
根据地存在的基础在于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地存在的价值也在于经济实力的大小。经济实力越大，越有利于积蓄力量，越能够满足于支援军队的需要，越能够保证连续作战的消耗，反之，根据地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可见，建设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就必须“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
当然，“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敌人的“围剿”、“蚕食”、进攻，通常也都是综合性的，既有军事打击，也有经济掠夺，还有经济的破坏，其目的就在于能通过军事打击消灭的力量就全力打击，能通过经济封锁削弱的力量，就疯狂地封锁，以达“困死、饿死，冻死”的企图。“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可见，根据地的建设如果不从发展经济抓起，如果不首先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起，结果必然是生无保障、战无给养、不打自倒、不攻自破。所以，邓小平十分注重把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在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需要周密筹划，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重要方面：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所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一切工作的筹划、安排和落实，都要从这样的实际出发，都要依据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来考虑。从1943年春开始，晋冀鲁豫区虽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形势，冀南区有二十万人死于灾害，从国统区、敌占区奔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灾民就有二十五万人，而这两个地区原有急需救济的灾民又达到五十万人，但刘伯承、邓小平没有因此而畏惧，更没有对此惊慌失措，而是紧密团结党、军队和人民共同开展了一场重要性和艰苦性都不亚于军事斗争的抗灾救灾、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积蓄财力的伟大斗争。同年4月，邓小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谈话，动员一二九师全体官兵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助民春耕、节省粮食、救济灾民同胞的伟大斗争中去。在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针对这样一条基本规律，6月份邓小平又主持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题就抓好粮食生产，开展粮食斗争，扩大根据地对外贸易，组织货币斗争，平稳根据地物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随后，又同刘伯承一起签发了《一二九师关于生产粮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这篇文章，还根据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概括出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壮大经济的理论、思想和号召，不仅有效地指导了经济工作和生产运动的展开，而且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积极性。他亲自带领党政军干部和驻地群众一起挖渠筑堤，兴修水利，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增产增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军民发展生产的热情，推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邓小平还决定举行太行区大生产展览会和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会前，邓小平急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太行区生产展览会的内容。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认为“很好”，遂将报告批转在延安的中央各位领导人传阅，并转发到了各战略区。通过大会的展览和表彰，全面检阅了太行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宣传了生产战线上的英模人物，使大生产运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正是在邓小平以发展生产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的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太行区根据地建设才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不断地兴旺发达起来。
三、实行了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而采取“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方针。
敌人进入到我根据地来“清剿”、“蚕食”，我有两种办法来对付：一种是采取正面抵抗，阻敌入侵，在根据地内与敌死打硬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直接破坏了我根据地的建设，而且还要增大我根据地的消耗，保卫根据地的效果也不会好。另一种办法则是在敌人入侵我根据地的同时，我也派出精干部队深入到敌后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乱敌部署，破敌目标，打敌要害，釜底抽薪，断敌补给，以此来密切配合根据地的正面抵抗，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卫根据地，还可以减少根据地的损失。两者相权，后者为利。所以，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的内容中，提出了“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方针。邓小平认为：“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因为这是多种作战形式密切配合的结果。我一面与敌作战，敌可集中精力于一个方面，这就等于“硬碰硬”，在敌优我劣的条件下，我肯定会吃大亏；而我若多面作战，多个方向牵制敌人的精力，使其应顾不暇，各种作战部署也不能顺畅协调地相互支援，从而大大降低其作战功能，削弱其作战优势，更有利和有效地打败敌人的进攻。正如邓小平所说：“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1944年4月中旬，日军在河南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行动。当时驻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就节节溃退，致使豫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5月以后，日军又开始向湘桂发起进攻，在豫西只留有一个师团，仅能控制陇海铁路的某些交通要点及其附近的县城。7月，邓小平专门组织作战会议详细研究向敌后发展游击作战问题。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进攻的指示，并命令由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迅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7月3日，邓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队领导人的任命会上，就开辟豫西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困难、条件和政策等问题作了许多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不战自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就侵占了三十八座县城。但是由于日伪军兵力有限，敌人只能控制住交通要道及其附近的城镇，而不可能控制广大的乡村，这种态势就为我们深入到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和可能。这一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不去创造，不去开辟，就会丧失争取胜利的机会，就等于坐以待毙。豫西地处中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北与太行、太岳两区紧密相连，南与豫鄂根据地相沟通，东与豫皖苏根据地相结合，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于创建和扩大晋冀鲁豫根据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我们必须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随后，邓小平对部队的行动又作了具体指示：部队到了豫西后，要尽快地与那里的党组织，与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尽快地同民众打成一片，力戒孤军奋战，只要你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建立起巩固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使命。
8月中旬，邓小平在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听取了豫西抗日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渡河准备等情况的汇报。当郭林祥把支队组建情况，日伪军河防部署情况和渡河准备情况向邓小平作以详细汇报以后，邓小平亲自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与郭林祥一起进一步分析了黄河两岸的地形特点，对渡河作战可能产生的影响，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等，并认真研究了渡河方案，最后选定了渡河地点。一切研究确定之后，又坐下来对郭林祥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在今年4至5月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战自溃，一部分部队逃进了深山，一部分被老百姓缴了械，豫西现在的情况非常混乱。你们过了河怎么站住脚，靠什么开辟根据地呢？光靠打仗是不行的。你们必须依靠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开辟工作。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大，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决定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9月21日，预西抗日独立第一支队两个团一千多人，在皮定均、郭林祥等率领下，从豫北的济源县西南蓼坞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时隔不久，邓小平又派了两个支队挺进豫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斗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搞得日伪军大有锋芒在背之感，后顾之忧甚大，很难再大摇大摆地到我根据地来清剿、扫荡了，从此打开了豫西前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至1944年底，我晋冀鲁豫军民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共拔除敌据点千余个，歼敌七万六千余人，收复县城十一座，光复土地六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把许多被日伪军分割的小块游击区扩大成了大块的根据地。圆满地实现了“敌进我进”战略方针的作战意图，充分证明了“敌进我进”伟大战略方针的正确。
四、建立了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所需要的前进阵地
针对豫西时局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又及时作出了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决策，并指示邻接河南的我八路军、新四军，派遣有力支队向河南各地挺进，为全面反攻准备奠定了基础。为更好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进军河南的决策，邓小平等在本区主力部队缺少的情况下，又准备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南渡黄河，加强豫西。党中央、毛泽东仔细考虑了太岳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求在不妨碍太岳区后方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只派一个团南进就可以，加强豫西的作战力量，开创豫西根据地的任务，主要可以交给从陕甘宁边区抽调的两个团来完成。邓小平深刻理解党中央、毛泽东的这种关怀，在适当调整了本区部队防御部署后，还是从太岳军区抽调了第十八团、第五十九团主力等组成了豫西第二抗日支队。1945年1月1日，邓小平等任命刘聚奎为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率第二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四个月后，邓小平等又从太行区抽调主力部队组成了第六支队，挺进豫西，以抓紧进一步扩大豫西反攻前进基地。
另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邓小平等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采取了守势，做法是有拉有打，先打后拉。要求部队只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慎重地自卫。对此，邓小平认为，这种斗争，主要是用以反对那些大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我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既是和平的，也是政治的。只是对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实践证明，这些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才更有利于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创建和巩固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
总之，从1943年开始，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对敌人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尤其是邓小平等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斗争形势，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正确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调动和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公开和隐蔽、合法与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全面反攻，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这一点，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一九四二年底以后，中共方面挽回了过去两年的颓势，逐渐增强了力量”。“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现运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从敌人的哀叹中也充分证明，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创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卓有成效的。
正是在邓小平“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这一谋略思想的指导下，才使我一二九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日伪军丧心病狂的“围剿”和封锁下，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的猛烈攻击下，非但没有被赶尽杀绝，反而是越战越强大，越战越发展，越战越胜利。战争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的谋略思想的正确，也证明了对于弱军战胜强军、劣势战胜优势的重要。
正是在邓小平“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这一谋略思想的指导下，才使我一二九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日伪军丧心病狂的“围剿”和封锁下，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的猛烈攻击下，非但没有被赶尽杀绝，反而是越战越强大，越战越发展，越战越胜利。战争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争得地利，建好根据地”的谋略思想的正确，以及对于弱军战胜强军，劣势战胜优势的重要。
第四节教育为先 民与上同意
邓小平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指挥员，在与敌军事斗争中，他不仅能谋善断，施计用术，而且还善于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紧紧围绕着战局的转换，任务的变化，部队的思想情绪等实际情况，以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宣传大局形势，了解作战的目的和意义，统一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鼓舞部队士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懂得从大局出发，自觉服从和服务大局，从而使部队上下高度统一，众志成城，焕发出高昂的斗志，聚集起极大的战斗力，以配合军事斗争，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这就是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所善于使用的“教育为先，民与上同意”的斗争艺术。
“令民与上同意也”。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其意是说，要争取民心，取得民众的支持，在军事斗争中，也可以理解为部队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可以说，“民与上同意”之策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生长点。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军事斗争中，仍然需要政治工作的支持，尤其是在最为复杂、紧张、激烈、残酷、危险、困难的军事斗争中，就更需要政治工作的紧密配合和卓有成效的保障。即通过政治工作帮助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懂得为何而战，取胜的作用以及此战的意义等。并由此激发出积极踊跃请战、求战、参战的热情，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坚强的战斗决心和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正像一位军事理论家所说：精神是战斗力的支点，支点的位置不同，决定战斗力的顶点也不同，只要有那种勇敢、坚毅、求胜的精神，就会有超强的战斗力，反之，再精良的武器装备，再训练有素的部队，其战斗力也会一落千丈。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任务中，都十分重视部队的精神状态怎么样，部队的情绪反应怎么样，并坚持做到教育为先，以求得“令民与上同意也”。所以，他指挥的部队，不论打什么样的硬仗，恶仗、险仗，都是攻无不克，守无不固，战无不胜。
一、战局转换时，注重教育部队了解形势，增强部队争取胜利的信心
了解战局形势和作战发展趋势，是增强部队争取胜利信心的重要因素。邓小平与刘伯承在指挥作战中，尤为注重教育部队经常了解战局发展的形势，特别是当战局转换时，更强调要抓紧对部队的形势教育，而且是从上到下的一以贯之，使部队的所有指挥员、战斗员都能增强争取胜利的信心，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由此激发出更强的战斗力。1947年1月2日、1月24日，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电示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准备5月开始向中原进军出击，解放战争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因为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从战争全局来考察，认为全国的战争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作战，共歼灭蒋介石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地方民团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人。虽然蒋军也在不断地补充兵员，但其总数已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了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且多陷于对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的防守，能够作为战略机动的兵力已为数不多。与蒋介石相反，我人民解放军的人力、物力得到了较大的补充和发展，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由六十一万发展到一百万人。更重要的是，除陕北战场尚处于防御地位外，其它战场均已先后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所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以及蒋介石南线的不利态势，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势头被全部抑制或彻底粉碎和解放军的总兵力完全超过敌人时，就立即决定组织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实施外线作战，兵跃中原的伟大战略计划，而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则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为起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刘邓大军兵出中原，置敌腹地，以调动山东和陕北的敌人回援，由此瓦解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尽而推动全国各个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根据全国战局发展趋势和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豫北反攻作战还未结束时，便披着战火硝烟，从豫北前线匆匆赶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着手进行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距毛泽东要求的渡过黄河南进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工作繁重，事务繁多，内容繁杂，但在督促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时，邓小平首先抓住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他认为，在战局发生转换时，必须向全体干部、战士讲清形势，使人人都能理解上级意图，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从而与上级、与中央军委保持高度的一致，增强执行任务的自觉性。为此，邓小平指示野战军政治部，要组织全军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实施战略进攻的指示，学习5月1日新华社《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和毛泽东5月3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6月3日，邓小平又指示政治部专门编发了《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的报告大纲》，为在全体干部、战士中普遍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提供了基本依据，以此动员各级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战略进攻是战争发展到至今的必然趋势和本部队的任务及作战意义，进而提高部队争取战略进攻胜利的信心。6月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又作了《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深刻阐述了反攻的必要性。邓小平在讲到反攻的时机时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的时机到了。为什么？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个旅，后备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军逐步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我们歼灭蒋军九十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变化了……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的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邓小平的报告，精辟练达，深入浅出，论理充分，画龙点睛，使全体干部、战士都从全局的高度看到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客观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清了适时进行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自己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伟大使命，从而激发了部队上下迅速做好战略进攻准备的积极性。
二、任务变化时，教育部队认清完成任务的意义，增强部队完成任务的决心
只有了解了所担负任务的战略意义，了解了所担负任务完成后对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的真正价值，才能够增强完成任务的决心，才对完成任务产生促进作用。所以，邓小平在指挥部队作战时，十分重视要把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向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讲清楚，尤其是当任务发生变化并在部队中产生一些影响时，更是注重从思想教育人手，讲清意义，明确作用，以此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后，要在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关键是发动广大群众。党中央、中央军委也曾经明确电示刘邓，能够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为此，刘邓大军一进大别山，就把争取群众的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作为地方工作的主要内容来做。应该说，从打仗到做群众工作，从战胜敌人到争取群众，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任务，而当这种任务变化时，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中出现了许多的不理解，甚至认为是“不务正业”，特别是当做群众工作时不被群众理解，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一些埋怨情绪尤为严重。
大别山区是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虽然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由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曾先后四次撤出这一地区，群众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迫害，有些村庄因为群众多是红军和解放军家属，几乎被斩尽杀绝。所以，有的群众说：“你们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得箩里精光，最后还要到剥皮才走，鬼才相信你们不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群众虽然心里欢迎，但由于解放军刚到，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当地的反动政权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中威胁和控制群众。因此，群众对解放军究竟能否站住脚还有不小的疑虑，表面上还不敢过分地接近解放军，更不敢为解放军带路，提供情报、粮食和其它帮助。好多地方，部队还未进村，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有的在山上一连躲避好几天，直到部队离开才下山。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到大别山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常常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抬担架，行军打仗时，指战员们不得不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抬着山炮翻山越岭，有的指挥员不得不将自己骑的马匹用来运粮、驮伤员。部队在极度疲劳的行军、打仗之后，还要自己推谷子、春米、做饭、打草鞋、钉马掌。部队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援，给养不能及时补充，有的部队一连二十多天不见油盐，只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对此，严重地影响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有的同志认为，我们辛辛苦苦，出生入死，转战南北，还不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是反倒不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抱怨大别山的人民群众太落后。还有的认为，为了保持战斗力，为了在大别山能站住脚，个别不开窍的人民群众，也应该采取点特殊办法，强行征用。对此，政治敏感性极高的邓小平十分重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对有关人员讲，我们进到大别山，目的在于控制战略要地，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这是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其第一步不是看消灭了多少敌人，也不是看缴获了多少武器，更不是看占据了多少地盘，而是看做通多少人民群众工作，争取了多少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样才能保证站稳脚跟，站稳了脚跟才能控制战略要地，实现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的战略目的。所以，眼下我们的任务变化了，但其意义更加重大了，也更加深远了。不首先完成争取人民群众的任务，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道理给部队讲清楚，让他们真正懂得做好人民群众工作的深远意义，由此启发、教育他们要克服各种困难，甚至要承受各种委屈地去做好人民群众工作。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都能这样做了，局面很快就会打开。正是因为各级领导都按邓小平所要求的这样做了，使大家的认识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很快就转变了，达到了“民与上同意”的程度，人民群众工作也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道：“看见了群众，全军情绪大变。”这充分反映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虽然任务内容有所变化，但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艰辛的努力和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有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部队的作战就不再是孤立无援了，从而这更有利于站稳脚跟，实施战略进攻了。
三、作战艰苦时，教育部队要看到光明，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作战情况的紧张、作战程度的激烈、作战环境的艰苦，往往会给部队造成一些畏难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甚至是退却心理。对此如果不及时加以教育引导，就会使战斗力锐减，甚至会丧失。所以，作为优秀的指挥员，越是在艰难困苦、紧张激烈、险象环生的条件下，越应该关注部队的思想情绪，越要注意加强思想教育，越需要搞好宣传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队始终保持高度的统一。才能做到“民与上同意”，形成同心同德，万众一心的高昂斗志，从而激发出更强的战斗力。刘邓大军征战中，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尤其是深入敌战略腹地大别山之后，在没有后方支援保障的情况下，作战、生存、工作的环境恶劣、条件极差，对此在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中引起了一些不良影响，有的情绪低落，有的避而不战，有的作战消极，还有的侵害群众利益，违犯群众纪律，不仅不利于自身建设，而且影响了“站稳脚跟”的战略任务的完成。邓小平对此曾严厉指出：“部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对于部队的畏难情绪，邓小平更是强调对部队实施反复教育，给人以信心。不仅指示部队政治部门大搞宣传教育，而且还亲自给高级干部，给基层干部，甚至直接给战士作教育报告。利用他那有理有据、形象生动、精辟透彻、论述辩证、疏导有加的报告，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邓小平在一次给部队作报告中讲：有些同志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只看到我们目前有很多困难，而没有看到全国其它战场的胜利。我们进军大别山后，把敌人大多吸引到这里来，我们的压力大，而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它战场上轻松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这就好比“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到我们到大别山“投篮”来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主力都调来盯着我们，这样，他们战线就拉长了，顾了南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其它战场的兄弟部队却开始“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越大。而各战场上的胜利反过来也会是对我们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援，从而会大大地减轻我们的压力。所以，眼下我们的困难是多一点，付出的代价是大了些，但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在鼓舞部队的士气方面，邓小平还讲到了我们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首先，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并不孤立，现在，陈谢兵团在豫陕鄂地区胜利展开，陈粟大军也进入了豫皖苏地区，我们三路大军相互配合，机动作战，一定能够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解放区。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大别山区有我们长期的革命影响，有许多地方干部、红军、新四军、八路军都曾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群众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只要我们的战略方针正确，就一定能够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解除人民群众的顾虑，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再说，我们还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中原局、野战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在大别山立足生根。邓小平的报告，紧紧扣住每一个指战员的心，使他们全面地了解了全国的斗争形势和党中央，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思想和战略步骤，了解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辩证关系，认识到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分散作战并不是逃跑，而是战略展开，从而振奋了所有指战员的精神，增强了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最终保证了部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创建革命根据地，相机发起战略进攻的战略目的的实现。
由此可见，邓小平正是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时时洞察着形势、战局、任务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部队思想带来的影响，进而及时有效地加以教育、引导，使部队官兵做到“民与上同意”，并始终能以坚定的信念、统一的意志、高昂的斗志去迎接各种大仗、硬仗、险仗、恶仗的考验。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能，超常发挥战斗力的结果，这也是与敌军事斗争艺术的重要内容。
第五节严明纪律 铸就铁军
纪律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所以，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律。”又说“军队中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见，纪律对军队夺取胜利的重要。邓小平在革命战争中，尤其是率领部队渡过最艰难困苦的岁月的时候，把纪律作为实现“稳固其本，先为不可胜”的基本要素来抓，对此他辩证地认为：连纪律都建设不好的军队，是无法战胜困难的，更是无法战胜比我们还强大的敌人的。因此，要战胜各种艰难困苦，要战胜比我们还强大的敌人，要求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必须首先把纪律建设好，有铁的纪律作保证，使军队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使军队在民众中展现出文明之师，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这样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1947年，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初期，部队面对生疏的情况，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无后方作战的重重困难，邓小平将部队的作风纪律建设摆到了关系到在大别山能否站稳脚跟，完成战略任务的位置上，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严肃执纪，从而使部队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创造了不被敌人战胜，不被困难压倒的条件，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一、认识纪律，要从战略高度着眼
邓小平认为，纪律是军队性质的反映，好的军队，必然有好的纪律作保证，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这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的无价之宝。所以，邓小平在组织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时，始终注重对部队的纪律建设，放在战略的高度来加强教育。早在鲁西南战役结束，准备向大别山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告诫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在部队进入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在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中又明确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部队在大别山展开工作之后，邓小平又深刻地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不能看成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一切行动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尤其是在部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时，出现了一些违犯群众纪律，侵占群众利益，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管理松懈，政令不畅等问题之后，邓小平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亲自组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利于及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求迅速、有效地克服部队中出现的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管理松懈等不良现象。会上，邓小平首先分析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反映出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与完成艰巨的战略任务不相适应等问题之后，对部队的纪律松弛问题也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就要发动群众；而要发动群众，就要必须严肃纪律。纪律与完成战略任务密切相关，与部队的生存密切相关，与根据地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战胜敌人有关。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对部队的纪律问题万勿忽视。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强调道：所有高级指挥员都必须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的问题，必须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不得有丝毫的松动，更不得有丁点的变通。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邓小平的讲话，在部队上下引起了震动，使各级干部对纪律的作用、意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特定环境中，纪律至关部队的生存、壮大、发展，因此更带有战略意义。正由于这次会议及时而有效地解决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情绪和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管理松懈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就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对于统一和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认识，增强纪律观念，激发战斗热情，鼓舞斗志，促进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遵守纪律，要从细微处入手
自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之后，部队普遍开展了纪律教育整顿。邓小平更是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一环，不仅要求各级领导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执行，而且还要求各级领导在执行中要根据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补充和完善纪律规定。他自己更是严格自律，毫不含糊。在率领部队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天亮，也决不在深更半夜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干脆就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与刘伯承一起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这些行动在部队传为佳话。有一次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一个村里开展工作，当他听说村里有个老红军家属，家里只有3升米，而部队征粮的同志却硬要他拿出两升米时，十分生气，他焦急地对刘伯承说：“如果照此下去，老百姓不是更不敢接近我们吗？”于是，他与刘伯承连夜商量马上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其内容是：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如数付清。《粮草通知》立即下发到各部队，邓小平反复强调，执行《粮草通知》，就是具体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是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我军声誉的大问题，一定要严格执行。当在执行中出现一些问题时，邓小平又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在会上，邓小平指出：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作风不好，到处去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只有通过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亲自为所有到达大别山的部队规定了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所有的干部、战士要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务必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李先念到皖西视察工作，有的群众反映，土匪小保队抢走了他的一头牛，解放军赶跑了小保队，但牛没退还给他，让解放军牵走了。邓小平立即让部队查清此事，迅速将牛送还给老乡。邓小平批评说：怎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老乡丢了牛，他能不急？这就是群众观点问题，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重视遵守群众纪律。后来当邓小平得知工作组已经把牛送还给老乡，并向老乡赔礼道歉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这样做就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严守纪律，执行政策，关心群众，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立足的大事。记住，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由于部队各级都抓紧了纪律教育，加强了执行纪律情况的查检和讲评，使部队出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典型事迹。一支部队刚进大别山时，一天夜里遇上了滂沱大雨，有一个班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房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透了，冷得发抖也不惊动老乡。某部重机枪连过旧历年时住在老乡家，为了尊重老乡过年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部队每到一处都要组织另挖厕所，邓小平还亲自检查此事，再三提醒大家要尊重群众的生活习俗。这些问题乍看起来都是生活小事，但却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映，老乡们高兴地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正是因为邓小平始终把部队的纪律作风建设作为实现战略意图、完成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常抓不懈，使部队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很快扭转了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管理松懈的问题，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创造了不被敌人战胜，不被困难压倒的条件。
三、执行纪律，要从严从快处理
邓小平常讲：战争中，慈不能掌兵；执行纪律中，慈亦不能掌兵。有令不行，有纪不执，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等于一纸空文。所以，要把纪律落实好，要使纪律真正有效地约束部队，促进部队的建设，就必须从执行上严格起来，一次不严，有百次再犯。在邓小平约法三章刚刚公布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位副连长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货物，正好被执法小组碰上了。这件事立即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了汇报，略加思索，当即下令按约法三章办事，决定枪毙这个副连长。公审大会就要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庄严寂静，秩序井然。由于这位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突出，立过战功，所以，许多人为他求情，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说情，那个店主闻讯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会跑上山了。如果不上山，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请部队首长刀下留情吧！当时，负责督办此事的副政委张际春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邓小平听了这些劝说之后，仍严肃地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邓小平讲得铿锵有力，不容动摇，可见他执行纪律的决心的坚定程度。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枪决了。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的震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枪毙了一个副连长，避免了十个、百个像副连长这样的干部和战士重犯这样的错误，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教训，认识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从中真正认识到，人民解放军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秋毫无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言而有信，执纪如山。这样才能铸就铁军。由此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为之在大别山顺利地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宝贵的条件。
大别山根据地创建之初，条件异常艰苦，各种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就是民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不信任，当然暂时还得不到民众的支援和帮助。因此又导致了部队中违犯群众纪律问题的出现，如果这些问题任其蔓延，将直接影响到部队能否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完成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邓小平正是敏锐地洞察到了纪律将影响战略，将影响部队生存和任务的完成，所以，决心坚，力度大，标准高地进行整顿管理，整饰军纪，整治作风，铸就铁军。从而使部队具备了不被困难压倒，不被敌人战胜，牢牢站稳脚跟，胜利完成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第六节建立政权 筑牢根据地
邓小平认为，根据地建设得好不好，关键看政权领导。因为政权领导，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指示通过组织系统逐级贯注于实际工作之中的一种行政机构，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参与战争，实施革命的指挥机构，也是拥护军队、支援军队、建设军队和发展军队的组织机构，还是加强党与军队，党与群众，党与拥护革命的各派力量相联系的纽带。可见，政权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是进行革命战争，是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重要内容，也是根据地建设是否稳固、是否可靠、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所以，邓小平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权建设上，特别在越是复杂、越是艰苦、越是困难、越是恶劣的情况下，越是注重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甚至抓紧作战间隙来加强和巩固政权建设，使政权建设与军队作战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稳固其本，先为不可胜”的军事指挥谋略思想。
一、把政权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邓小平根据地建设理论认为，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健全，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政权机构、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其中“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在强调这4种因素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同时他又指出：“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锄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因此，邓小平创建每一块革命根据地时，都十分注重其中的政权建设。总是把根据地建设的重点放在政权建设上，甚至对政权机构的设立和人选上都亲自来定，以保证顺利地组织起来和有效地开展工作。
早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的时候，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怎样展开创建工作，怎样展开地方工作和怎样尽早建立党组织及地方民主政权问题。在部队渡过淮河之前，路过息县的彭店时，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进人大别山后展开地方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并分别成立了行政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这四个行政工作区是：豫东南行政工作区；包括尖山、礼山（现今大悟）、潢川、商城、经扶、罗山等县；鄂东行政工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黄陂、蕲春、罗田、浠水等县；鄂皖行政工作区：包括立煌、广济、英山、黄梅、桐柏、太湖、潜山等县；皖西行政工作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邱等县。部队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立即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1850多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深入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土顽和地方团队，建立地方政权的运动。为了保障建立地方政权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邓小平和刘伯承还决定，根据各行政工作区的社情状况，从各纵队抽调一个团，作为各行政工作区的基干武装，以掩护建立政权工作的开展。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邓小平在考察各县区根据地建设情况时指出：开辟根据地要靠军队，靠军事占领，而巩固根据地则必须靠地方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各级政权中，县委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是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从事各项建设的战斗堡垒，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
县委的工作做好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能通过他们顺利地、迅速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就有了保证。而根据地巩固了，主力部队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心地调出去打大仗。可见，邓小平不仅阐明了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阐明了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即政权建设越完善、越巩固，对军事斗争的配合、支援越有利、越有效，反过来，军事斗争越有利、越有效，政权建设也才能越完善、越巩固。所以，邓小平从来都是把政权建设作为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把军事斗争作为政权建设的必要前提来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政权建设越来越巩固，越完善，使军事斗争越来越主动、越有效，从而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军事斗争同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在邓小平政权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野战军进人大别山虽然只有一个半月，不仅早已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很快地建立了十七个县政权，为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二、亲自主持政权建设工作
正因为邓小平注重把政权建设作为创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来抓，并亲自领导和主持政权建设工作，所以，使得大别山的根据地建设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政权建设工作也在大别山地区大面积展开。到1947年的10月底，民主县政府已由9月底的17个增加到33个，凡是建立县政权的地方，还普遍建立了乡、区政府和村农会，发展了地方武装。就在地方政权建设发展很快，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邓小平又根据野战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开展地方工作的实际，认为原来划分的四个行政工作区已经不能适应根据地创建发展的需要了。所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又研究决定，取消现在的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4个行政工作区委员会，重新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由这些机构统一领导大别山区各县委、县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工作。邓小平对这种改组，重新建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工作极为重视，并亲自领导和参与各项筹建工作，尤其在确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人人选时，他都主张一定要选拔政治坚定可靠，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富有地方政权建设经验，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去担任这些极为重要的职务，经过反复推荐、考核及慎重的研究，最后才确定了两个班子的领导人选。皖西区的党委书记由彭涛担任，行署主任由罗士高担任，军区司令员由曾绍山担任；而鄂豫区党委书记则由段君毅担任，行署主任由刘子厚担任，军区司令员由王树声担任。
这一年的11月中旬，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安徽省的岳西县成立，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湖北省的黄冈县成立。皖西区划分为三个地委：第一地委辖太湖、宿松、潜山、安庆、岳西等县；第二地委辖相城、芦江、无为、巢县、舒城等县；第三地委辖六安、合肥、霍山、寿春等县。鄂豫区则划分了五个地委：第一地委辖立煌、商城、固始、霍丘等县；第二地委辖潢川、光山、经扶、罗山、信（阳）东等县；第三地委辖礼山、黄安、黄陂、孝感等县；第四地委辖麻城、黄冈、罗田、浠水等县；第五地委辖蕲春、广济、黄梅、英山等县。根据地政权格局的重新构建，为从宏观上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及顺畅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另外，邓小平在主持地方政权建设中，除了宏观筹划，把握方向，制定政策之外，对于一些重点区、重点县的政权建设，还给予了重点领导和直接主持。比如，对于地理位置重要的新县，邓小平不仅一直很关心，而且还倾注了不少心血。第一次到新县，邓小平帮助组建了新县县委和县政府，使新县的工作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那是新县刚解放不长时间的事情。当时，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一切尚无基础。
邓小平率部到新县后，根据当地情况，立即任命了野战军民运部部长穰明德为新县县委书记，任命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县委书记刘名榜为新县县长。又派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加强了领导力量，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开新县的局面，并通过新县工作的开展，给其他县做出了一个榜样，使群众对解放军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新政权有一个新的认识。当然，新县的政权果然不负野战军首长和邓小平的重托，他们一组建成新政权，马上深入群众，积极宣传解放军的斗争目的是为解放群众，为群众利益而战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护群众的利益；培养积极骨干分子，很快使新县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政权得到了巩固，新县也由此成了大别山根据地的中心区之一。第二次到新县，是邓小平帮助组建鄂豫区第二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领导班子，他与大家面对面地研究，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亲自任命穰明德为第二地委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名榜为专署专员，熊作芳为军分区司令员，詹七山为副司令员，彭晓林为副专员，马一鸣为组织部长，王黎之为宣传部长，此外，还任命王光力为新县县委书记，邱进敏为县长。这样，第二地委，第二专署，第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就算正式成立了，机关就设在新县，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马上开展了工作。
正是由于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和各县、乡、区、村民主政权的成立，宣告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重新创立起来了。这块新创立起来的根据地，北起淮河，南到长江，东抵前淮南路，西到平汉铁路，拥有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全控制在了人民的手中，使刘邓大军得以牢牢地扎根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上，成为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和南京、武汉的战略基地，为实现中央军委、毛泽东所设计的战略反攻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极其宝贵的基础。
三、深入指导政权建设工作
政权建立以后，不等于完善和巩固了。尤其在大别山这样环境比较复杂，条件极为艰苦的地区完善政权和巩固政权，还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所以，邓小平在创建地方政权过程中，把“创”和“建”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一个地区，创立一个政权，随后再指导建设和巩固一个政权。甚至是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指导政权建设，利用战斗间隙深入工作实际，了解情况，分析原因，研究办法，然后上升到宏观指导，有效地促进了政权建设和巩固。金寨县，位于大别山的腹心位置，山高林密，地域辽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解放了县城，并成立了中共金寨县委和县政府。作为鄂豫区第一地委的重点县，邓小平给予高度重视，专门带人到县里来考察工作，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促膝谈心，进行面对面的领导。当邓小平问到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怎样时，县委的领导汇报说，干部情绪很高，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很有信心，除工作外，他们还帮助老乡搞生产，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群众很拥护我们，他们称赞县政权的同志们就像当年的老红军一样，逐渐地了解了我们，认识了我们，所以，对政权建设工作很支持，也很积极。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十分满意，也十分高兴，指示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要充分地利用好这里的有利条件，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要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在外线消灭更多的敌人，迫使蒋介石带着后顾之忧去进攻我们的解放区，这样我们就有了战略主动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每一个指战员和干部，都要认清这一形势，认清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光荣使命。当邓小平听到反围剿战斗中，县委的几名同志被敌人包围后，是群众集体掩护脱险的情况时，十分兴奋地说，看来你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就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深入不深入。你们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党、我们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你们要时时刻刻联系群众。当邓小平还了解到金寨县的干部是来自各个方面，认识上还不尽一致，组织上还不太统一，工作上还不太顺畅这一情况后，邓小平又严肃地指出：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应当有魄力统一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工作，坚决不允许有各自为是，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当前斗争比较艰苦，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同志们务必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你们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问题。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金寨县委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这一重要指示为准则，把来自各个方面，各个方向的干部都紧紧地凝聚到一起，真正发挥了县委在巩固、建设根据地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邓小平对政权建设的指导，还在于他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各级领导适时进行形势、政策教育，促进各级领导进一步在思想上树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对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创造条件。在新县，他亲自召集鄂豫区第二地委全体干部会议，亲自给全体干部作关于全国形势和大别山形势的报告。邓小平在宏观上介绍了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大好的基础上，又重点分析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所创建的三大解放区，现在都已开展工作了，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及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虽然最为严重，但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不仅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而且还完成了战术展开任务，到处都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我们不会走，是早已明确了的，这就是敌人也是看得清楚的。随后，邓小平又分别对全国各大战场的形势作了简捷的分析介绍，从东北战场讲到晋察冀战场，从山东战场讲到苏北战场，从陕北战场又讲到大别山战场。最后，邓小平的报告，揭示了敌人战略上的弱点：蒋介石最怕“线线切断，点点包围”。我们打下石家庄、运城这两个战略据点，给敌人震动很大，使敌人看到点的防御也发生恐慌了。在东北已经不敢以一个师防御一座城，我们一个攻势，敌人要以20个师来应付。敌人本来可以放弃一些点，但破了产的地主，放不下架子，这对我们很有利。蒋介石过去是黄河战略，企图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而现在只能是长江——汉水战略了。要把战争扭到长江、汉水以北打。如果说过去蒋介石还有战略进攻能力的话，那么现在则丝毫没有这种能力了。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也只是战役性的。去年上半年，蒋介石向我山东、陕北实施重点进攻，调集了一百个旅，这一次只有对我们大别山来一次进攻，而且只有33个旅，但二陈（陈毅、陈赓）一打，又不得不从大别山抽走了十几个旅去应付，现在我们区只有20个旅的敌人，这比我们刚到大别山没有站住脚时还少3个旅，由此可见，敌人总体实力大衰。根据这种形势，邓小平要求大家思想上要坚持两点：第一，敌人是防御，这是基本的；第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掌握这两点的目的在于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的战略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我们实施战略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方面，不看到这一点，就会松懈、麻痹，丧失应有的斗志，保持必须的警惕。邓小平那分析透彻，论理精辟的报告，深深地教育了地委的全体干部，排除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和片面认识。过去，他们只看到敌人33旅对大别山的猖狂进攻，只看到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所以，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实施战略展开总是信心不足，将信将疑，困难太多。但听了邓小平的报告，他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从全国的形势上看，从各个战场的态势上看，从总体力量削长的对比上看，从双方的军事战略上看，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是从大别山的局部看，与初创时期相比，也取得了宝贵的胜利，所以，我们更应该树立起必胜的信心。邓小平的报告进一步统一了地委全体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深入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中，十分关注土改这一敏感性很强的工作做得怎样。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邓小平主张从主力部队抽出一部分武装，作为地方武装的基础，其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歼灭小规模的正规军，掩护土改工作。邓小平还建议从每个纵队抽出1000到2000名干部和老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战士，训练5至7天，组成若干个工作组，直接参加和领导土改，以解决地方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当土改运动在根据地各县、区全面开展起来以后，邓小平还及时总结了英山、经扶等县的经验，认为一面剿匪，一面土改的方法成绩颇好，很值得推广。根据英山、经扶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只要满足贫雇农要求，树立贫雇农骨干，那么群众就会很迅速地起来加入与地主的面对面斗争之中，根据地的政权就会随之得到巩固，形势就会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另外，邓小平在深入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中，还针对一些县、区在开展工作中掌握党的政策不当、方法偏激、效果不佳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集中解决。土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能尽快地在大别山站住脚跟，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与原来的想法却恰恰相反，越是土改，群众越少。邓小平在指挥反“围剿”间隙，对大别山区的土改等工作也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他来到鄂豫区，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到新县、商城、金寨、麻城等县。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在土改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都落到了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中了，还有少数干部存在着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土改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除了斗争环境复杂，群众觉悟不到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要是干部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主要反映出，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情绪，认为“左”比右好，快比慢好，所以，工作中犯急躁病，搞一刀切，形成主义，只求快，不注意实际效果。这种“左”的思想情绪在土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它是促成急性土改，导致各种偏差和错误的主要“病根”。另外，也有一些干部机械地搬用华北老区的土改经验，用老解放区的一套办法来发动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搞土改，忽略了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再者，还有些干部自身的思想素质较差，觉悟低，在土改中不是为广大的贫苦群众谋利益，而是假公济私，贪污浪费收缴的果实，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对于这些问题，邓小平一方面着手解决干部的问题，把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通报全区，以引起各区严重注意，先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继之以党纪，采取严肃立场，坚决按照中央整党方针，克服这个严重现象，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中央的方针，制定出更加符合大别山斗争特点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以保证中央的土地政策真正地在大别山地区得以正确地贯彻。邓小平采取这两项措施后，在短时间内使所发现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抑制，保证了土改运动健康顺利地发展。
正是在邓小平关于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策略的指导及亲自实践的推动下，使得大别山根据地建设的形势发展很快，不仅在短时间内就克服了各种困难和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创建了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足以导致革命战争产生实质性转折的战略前进的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壮大了一支后来具有实施战略进攻能力的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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