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是战争胜败的重要砝码，我军革命战争的实践无不证明，正确而有效地施诡用诈，是弱军战胜强军、劣势战胜优势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刘邓大军在纵横千里，驰骋南北的征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皆因于善施诡道：“善制敌者，愚之使敌信之，诳之使敌疑之，韬其所长而使之元，暴其所短而使之惑。”即：善于克敌制胜的人，愚弄敌人，使其信以为真；欺骗敌人，使其产生怀疑；隐匿我军的长处，使敌人疏忽；暴露我军的短处，使敌迷惑。总是使敌人在“顺理成章”地按着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方向去分析战事，由此造成敌判断上的谬误，决策上的失误和行动上的错误，从而使我获得更多、更好、更大的战机，战而胜之。
第一节以弱示敌 骗敌就范
以弱示敌，是指用弱于敌人的兵力与敌周旋，使敌误以为我兵力弱小，好打易胜，或主动寻找交战，以求获胜；或对我掉以轻心，放松警惕，失之戒备；或对我轻举妄动，草率用兵，行动疏漏。我则可以在敌人受骗上当之中，预设战场、寻求战机，骗敌就范，围而全歼。邓小平在实施军事指挥时，总是能够根据敌情、地形、我情灵活创造战法，巧妙用谋用诡，使敌常常受骗上当，屡战屡败，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谋略水平。1947年夏，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进攻计划，以4个纵队在蒋介石“黄河防线”的中央突破，南渡黄河，并在鲁西南地区歼敌9个半旅，使蒋介石合击我军于鲁西南的企图完全破灭。继之，刘邓大军突然又实行了南下千里跃进的战略行动，直插蒋介石心腹之地大别山区，一下击中了敌人的要害，使蒋介石十分惊恐，慌忙调集了12个整编师兵力，由其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刘邓大军展开了跟踪“围剿”，企图乘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立足未稳之机，将其驱逐大别山区。
针对敌人的重兵合围，刘邓首长决定以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欠第五十九团）、第二纵第五旅留在商城、潢川地区，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来迷惑和牵制敌人，并坚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革命力量。而以野战军总部率第一、第二纵队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敌人兵力空虚的鄂东、皖南挺进，会同已在鄂东的第六纵队沿长江北岸展开，第三纵队在皖西展开。各纵队均以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以便寻机各个歼灭。对大别山合围之敌扑空以后，又回过头来，兵分多路，齐头并进，企图急于寻找我主力作战。10月25日，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奉命从上巴河、浠水出发，沿浠（水）广（济）公路向东南进犯，企图把刘邓大军主力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一举包围全歼。根据这一敌情，邓小平与刘伯承分析认为，鉴于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和该敌认为我军作战行动频繁、分散疲劳、装备较差、保障严重不足的轻视思想，正利于我采取以弱示敌，致敌麻痹，骄横冒进，骗敌就范，围而全歼的战法。
一、准确分析双方情况，定下诱敌而歼的决心
为了确有把握地歼灭来犯之敌，打好进入大别山后第一个歼灭战，促进部队官兵树立起在大别山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信心，刘邓首长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敌整编第四十师原系西北军，其部队全部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有一定的战斗力。1945年在邯郸战役中，其大部就是被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的，后来又以残存的教导团为基础，扩编恢复成整编师的建制。该敌一向自恃装备精良，受过蒋介石的嘉奖，居功自傲，在围剿大别山中，十分骄纵，进入鄂东后即孤军冒进，尾追我第一纵队不放，企图先拔头功，再受奖赏。而我军刚刚进人大别山区，主力部队正在战略展开，要打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确实面临较多困难：其一，我刚到大别山，群众对我们还不太了解，更没有发动起来，这样打起仗来，后方供应匮乏，伤病员无法安置；其二，我军在跃进大别山途中，因通过河流、沼泽地较多，为了轻装前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一些重武器装备均被丢弃了。一个纵队只留一个山炮连，一个旅只留两门山炮，一个团只留两门迫击炮，一个营只有一挺重机枪，弹药也严重不足，所以，部队的火力实在太弱；其三，部队的减员严重，步兵连由原来的二百人减少到百余人，有的连队只有七八十人；其四，部队刚经过长途跋涉，比较疲劳，刚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山区，生活不习惯，伤病员增多。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认为，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削弱，这是事实，但我们可以通过集中兵力，通过施谋用计创造战机来弥补，相反，这些情况倒可以助长敌人的轻敌麻痹思想，可以助长敌人骄横盲从心理，这给我施用以弱示敌，骗敌就范之计提供了必须而又难得的条件。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一部兵力前出，以弱示敌，钳制、袭扰和消耗敌人，迅速集中主力在敌人必经而又对我极为有利的高山铺地区预设战场，采取伏击手段，围歼敌人于运动之中。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主力于25日夜进至指定作战地区；第一旅由广济以东先敌进至蚂蚁山、子女山、供武垴、界岭地区，担任正面阻击及右翼攻击；第二旅以第四团钳制武穴之敌，主力进至伍家冲、高阳山地区，担任左翼阻击攻击；中原独立旅（配属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由蕲春进至茅庵山、大王寨山地区构筑工事，做好攻击准备，并以少数兵力于26日拂晓前进至大路铺南侧，沿公路进行运动防御，边打边撤，将敌诱至我预设的伏击战场；第十九旅进至黄花铺、管家湾地区，作为纵队的预备队。第六纵队于26日进至洗马畈以西地区，尾随敌人前进，并以一部兵力与敌人保持接触，待敌进至我预设战场之后，立即占领大路铺、十里铺一线，协同第一纵队合围歼灭敌人。第二纵队主力及第三纵队的四个团为野战军的预备队，牵制其它方向的敌人，阻敌增援。刘邓首长的作战方案形成后，马上进行了作战部署，各纵队迅速开始作战准备。
二、灵活示弱以诱，紧紧牵住敌人的“牛鼻子”
根据刘邓首长的部署和示敌以弱所要达到的作战要求，担任示弱任务的中原独立旅，于26日拂晓以一个连和旅侦察队，着便衣装扮成游击队，专门收罗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旧步枪，摆出吊儿郎当的架势，在蕲南便衣队的引导下，顺着公路向漕河镇方向运动。在漕河镇不远的地方，开始与敌接触，敌人的尖兵分队还没有来得及还手，就被我侦察分队一阵密集的射击打得狼狈逃窜了。此时，不明真相的敌军前卫部队被迫停止前进，仓皇应战，经仔细观察才发现，与他们对峙的总共才不过百十多个身穿便服、队形混乱的“杂牌军”，再仔细一听，使用的全是老套简、三八式步枪，由此他们断定这是“八路军的地方游击队专门来袭扰的”，于是，敌前卫部队一面把情况向师本队报告，一面以一个营的兵力扑了过来。敌师本队对其报告的情况信以为真，在前卫部队的掩护下仍继续开进了。
我侦察分队见敌人已经上钩，便沿公路边打边撤。但紧追不舍的敌人追了三四里路，不知什么原因又不追了。我侦察分队又回过头来，一阵猛烈地袭击，敌前卫部队又有伤亡，于是又继续向我侦察分队追来，就这样追一追，停一停，打一打，再追一追，一连反复了几次，扰得敌人恼羞成怒，非要追上消灭了这股游击队不可，于是督促部队加快了追赶的速度，就这样，敌人的牛鼻子被我示弱分队紧紧地牵着引向预设战场。此时，我第一纵队各旅主力尚未完全到达指定位置，敌先头的第八十二旅的前卫部队就已进到了高山铺，随即向我第一旅先到达分队第二团第一营占领的蚂蚁山西南无名高地阵地发起攻击，连攻数次均被我击退。当时，由于作战地区大雾弥漫，观察困难，所以，敌人一直误认为我是少量部队在阻击以掩护主力转移，因而始终以少数兵力侦察和控制公路两侧的小高地，其师本队则越过第八十二旅，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广济开进。当师前卫团先头部队进到洪武垴西山腰时，我第一纵队的后续部队分别先敌抢占了洪武垴山顶和界岭制高点，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我第五十九团也相继占领了茅庵山北侧和大王寨山北侧诸高地，居高临下，一阵猛击，击退了企图占领茅庵山之敌。洪武垴和界岭是敌通往广济的咽喉要道上的制高点，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阻击阵地，因此敌我争夺十分激烈。但敌人仍然没有摸清我兵力的底数，尤其是当敌人遭我顽强阻击难以前进时，其武汉行辕还发电报给整编第四十师说：“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可以放心大胆地前进，为党国再立功勋。”从武汉绕道先抵蕲春的敌第四十师师长李振清，也用报话机督使其部下要不顾干扰，加速前进。于是，敌人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以整连整营的兵力，连续向洪武垴我军阵地发起攻击。在这期间，由于我先头部队伤亡过大，主力又未及时赶到，阵地曾一度被敌占领。不久，随我主力部队赶到并先后投入战斗，与敌反复争夺，终于重新控制了制高点。战至黄昏，共打退敌人十三次进攻，我军又牢牢地控制了洪武垴、界岭以及公路两侧的制高点，完全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
但是，当敌人从正面攻击不能奏效时，又组织力量从洪武垴的北侧迂回攻击，也遭到我第一旅第七团的顽强抗击，敌又不得不被迫缩回。就在我南面诱敌阻敌的同时，北面我第六纵队以三个营组成的先遣支队，尾随敌人前进，于当日黄昏占领了马骑山、李家寨山，适时地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至此，敌整编第四十师及第八十二旅，已分别被我包围于清水河、高山铺地区。敌人虽然彻夜连续向我马骑山、李家寨山、大王寨山、洪武垴、蚂蚁山等诸多制高点进攻，企图挣扎而夺路向广济机动，但终未得逞，被我死死困在了我预设战场之内。
三、依托预设战场，快速分割全歼
高山铺位于浠（水）广（济）公路云山谷段，东临清水河，当面是这段山脉的最高峰洪武垴和界岭，背后是李家砦，一前一后紧锁着浠广公路两端；它的南北有绵延陡立的茅庵山、大寨山和蚂蚁山耸立，形成两道天然的屏障，牢牢箍住狭窄的公路。由东西南北七座山峰怀抱而形成了高山铺的狭长盆地地形。刘邓首长将歼敌的战场预设在高山铺至界岭之间，这里山高谷深，周围地形十分有利于我隐蔽集结兵力和突然发起攻击。位于公路两侧的洪武垴和界岭，是敌必经之路的要冲，地形险要，便于我布阵防守，只要我以部分兵力坚守，就可以扼住浠广公路的咽喉，堵住敌人的必经之路。高山铺以西的李家寨山、以北的马骑山，是断敌退路的有利地形，一经控制，就可以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蚂蚁山、茅庵山、大王寨山，山高地险，能瞰制整个作战地区。上述诸要点，居高临下，便于发扬火力和实施攻击，只要敌人被我诱骗至此，就会欲进无门，后退无路，可以被我压制在低洼狭窄的清水河与高山铺之间的狭长谷地而无法展开，更难施展优势，可见，这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形。所以，刘邓首长决定采取以弱示敌之计。使敌在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支配下，受骗至我预设战场，以利于全歼。按照刘邓首长的设计，敌整编第四十师及第八十二旅已经全部被诱骗进我预设战场，并被围困其中。这时的整编第四十师师长李振清才恍然大悟，解放军并不是只有一个旅的“弱敌”，而是刘邓大军的强大之旅，开始感到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而，敌人不顾一切地组织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向四周的子女山、洪武垴、蚂蚁山、大王寨山、马骑山等高地发动了一连串的拼命反扑，妄图乘黑夜从山沟或密林中打开一条可以逃跑的通道。但是，他们无法得逞，所有的反扑，都遭到了刘邓大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盲目地到处乱撞，均已无功而结束。
经过一番苦战，刘邓首长指示第一纵队，要迅速调整部署，坚决不能让敌人在我预设战场的任何一个位置打开一个缺口，否则，我们的作战就会前功尽弃。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第一纵队立即调整了部署：以第一、第二旅分别从清水河东、东北和东南向敌整编第四十师进攻；中原独立旅主力向清水河攻击，以一部兵力与第十九旅协同，向高山铺进攻，采取东西对进的打法，割断清水河与高山铺之间敌人的联系，并协同第一、第六纵队主力分割围歼敌人。
27日拂晓，我第一纵队第二、第十九旅及第六纵队主力按时占领了预定地区。敌发觉我正在巩固和紧缩包围圈，于是便组织就地抢修工事，并向洪武垴、蚂蚁山等高地又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但数次攻击非但没有奏效，反遭我猛烈的反击，不得不弃阵向清水河方向溃退，乘敌惊慌混乱之机，刘邓首长下达了乘势发起总攻的命令。第一纵队的第一旅由洪武垴、界岭，第二旅由高阳山经茅庵山、马骑山，第十八旅由十里铺，中原独立旅第一团由大王寨山，分别向高山铺方向攻击，形成了合围部署。各部队以迅猛的动作扑向敌人，敌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所有的挣扎、抵抗和反扑，均被我打垮。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敌大部被歼，残敌向高山铺西南溃逃，在我多路追击和预伏部队的阻击下，也被迫投降了。战至下午14时，战役结束，共歼敌一万两千六百多人，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人，缴获火炮三十三门，机枪三百七十五挺，子弹四十余万发和其它大批军用物资。中共中央致电刘邓大军在高山铺“歼灭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个奠基礼。正像刘伯承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挥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的是楚汉相争时，刘邦进军汉中（今陕西），为了防止雍王章邯的侵袭和麻痹项羽，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公元前206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将要出兵，为了迷惑敌人，一面派人佯装修复栈道，一面暗中从故道迂回到陈仓，出敌不意的击攻了章邯，消灭了关中的雍王、塞王、瞿王，占领了关中。可见，在争谋斗智的战场上，以明显的佯动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敌造成一种错觉和错误的判断，来掩护自己真实的作战意图，往往会收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效果。邓小平在指挥大军征战中，就多次运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常常使对手上当受骗而争得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敌军事斗争艺术的高超和精妙。
刘邓大军打过长江以后，在兄弟野战军配合下，以风扫残云之势，迅即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浙江全部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毛泽东又电示刘邓进军西南：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可占重庆一带。贺龙部经川北南下进占成都。陈赓部完成广西战役后前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刘、邓、贺等组成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明确了与白崇禧作战的基本方法：“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又分析判断了我人民解放军入川的可能方向。在他看来，川东地理环境复杂，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而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后方，因有湘桂白崇禧集团重兵把守，所以解放军也不会来“啃这个骨头”。而川北既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与陇海铁路接近，还与老解放区相连，便于大部队机动，也便于后方补给，尤其在历史上，确有魏国大将邓艾率精兵由川北渡险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蜀的先例。因此，蒋介石判断：解放军主力最大的可能是由川北方向入川。基于这种分析判断，蒋介石决定：“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的十四个军约十七万人，沿秦岭和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两道防线；以张群所辖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八个军约十万人位于鄂西地区会同巫山、万县地区的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屏障川东门户。罗广文的十五兵团配置在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外，还有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显然，蒋介石将防御的重点是放在了川北。如果上述计划一旦落空，便退往云贵，再不能存身时，则逃往国外。对此，蒋介石一再强调：“今日重庆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之使命。”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区，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要道，地形极为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的西部和南部，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的门户。西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公尺以上，系藏族聚集居住区。整个西南五省区，除四川盆地之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地，山陡路窄，崎岖弯曲，交通极为不便。云、贵、川三省，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特产丰富，人烟稠密，历来为我国兵、粮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西南地区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势特点和政治、经济等条件，蒋介石同其军政要人商讨，制定了把西南建成“反共复国”基地的战略决策。他们认为，依托西南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可以盘踞川蜀，开拓滇康，支撑一隅，以求时机，东山再起。于是，他提出了以四川为中心，建都重庆，背靠云贵两省，“割据西南”的行动计划。当时，退逃集聚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有：川陕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的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的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等六个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共计37个军约90余万人。蒋介石在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分析认为：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诸山脉是一道共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于封锁和坚守，可以割断川黔两省与内地的联系；西南地区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以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基础，也是共军不可忽视的牵制力量；西南地区人口众多，少数民族混杂，特产丰富，兵员和粮食都可以充分保障；西南地区地处边陲，与数国边境相接壤，便于取得外援，也便于向境外撤退。正是基于上述有利条件的综合分析，蒋介石决定，要大力开发和建设西南。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意图，蒋介石首先决定把退集到西北、西南的各路残部统统组织起来，沿川陕、川湘鄂边区层层设防，构成多道坚固的防线，以“固守西南”。紧接着，蒋介石及其同党为了做出一种姿态，蒋介石从台湾亲临重庆，并住进了抗日战争时期曾住过的山洞陵园，以示与我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负责坚守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到重庆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想把自己搭在事实上并不可能的胜利上。不得不以“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地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为由来推辞。虽然如此，他为了稳定军心，还是硬着头皮在重庆住了28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可是好多人从中感觉到蒋介石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威望了。宋希濂曾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也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可见，蒋介石的坚守西南的抵抗策略，连他的亲信都失去了信心。
其实，就在蒋介石筹划下一步作战方案时，“保卫西南的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曾与蒋介石彻夜深谈过一次，胡宗南和宋希濂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缅、泰边境。为了考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或敌对行动的可能，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因此，在部队转移时，要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重炮、山炮等。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同意胡、宋二将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西广势难保持，华南失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据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党政府将完全丧失国际地位。西南地区，不仅有坚守的必要，更有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所决定的坚守的可能。所以，蒋介石决意要经营西南，目的在于保持一个编安之局，以求构成有利于卷土重来的态势。他的兵力部署，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
高山铺战役是“示敌以弱，骗敌就范”的指挥谋略运用的胜利，是刘根据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分析认为，蒋介石兵力部署是以四川为整个“西南防线”防守重点的，而坚守泰岭阻我由此入川又是防守重点中的重点。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一、“明修栈道”，佯动欺敌
“明修栈道”，是一种佯动，目的在于欺骗敌人，使敌人误以为我要沿“栈道”方向攻击。所以，在实际作战中，这种“明修栈道”的佯动越逼真，欺骗敌人的效果会越好。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必须精心谋划运筹，为使大迂回、大包围行动更加有效，很必要以战役佯动相配合，利用蒋介石对我军作战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明修栈道”之计，将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为我创造更大的战机。为此，刘伯承、贺龙决定，在二野西进之前，首先以第三兵团主力等部围歼宋希濂部于彭水以东地区，第五兵团等部仍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夺取贵阳、遵义，进击宜宾、纳溪、泸州，断敌逃往云南退路。再以第十八兵团多次对秦岭之敌发起佯攻，不但吸引了胡宗南的兵力，而且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真的以为我第二野战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因而就造成了川南、滇、黔方向敌人兵力的相对空虚。刘邓认为，我军只有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我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为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道路为目的。尤其是以一野的部分兵力在秦岭实施的佯攻，能进而不进，能胜而不胜，特别是兵临陕南重镇汉中城下时，摆出了准备强攻城池，以为南下创造条件的态势，同时又以陕南军区部队和活动在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积极主动地向大巴山之敌实施佯攻。这些作战行动，既阻止了胡宗南集团向兰州马步芳部的增援，又给敌造成我军将从交通畅通、补给方便的陕南、甘南进军四川的错觉。另外，二野部队的巧妙机动给敌造成了更大的迷惑，他们命令二野指挥机关率领第三兵团由芜湖、南京等地公开乘火车西进，宣布大军即将经河南进入陕南，而更有明修栈道之意的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一系列活动后，于10月22日赶到徐州，登上了二野指挥部西进的列车。随后，他们俩又公开出现在郑州火车站，参加了群众欢迎第三兵团的活动，新华社还公开发布了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途径徐州、郑州西进，大举进发西川的新闻报道，佯示西进陇海路，然后由川北南下。上述这些活动，给敌人成功地制造了二野主力将由陕入川的“明修栈道”的错觉。
邓小平、刘伯承所采取的“明修栈道”作战行动，有效地隐匿了二野主力向湘西远距离机动集结的大迂回踪迹。直到10月下旬，蒋介石仍判断我刘邓大军主力将“由川北直趋成都；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门；一部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胡宗南还十分得意地吹嘘“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可见，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所精心筹划的明修栈道战役佯动行动，确实给敌人造成了分析判断上的错觉和决策上的失误，这对二野主力隐蔽迅速进军西南的暗度陈仓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为实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二、暗度陈仓，断敌退路
“明修栈道”与“暗度陈仓”是相辅相成的，“明修栈道”是手段，“暗度陈仓”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是通过手段来实现的。一般地说，手段运用得好，还不等于达成了作战目的，更不等于就是实现了作战意图。而要达成作战目的，实现作战意图，还必须充分利用好“明修栈道”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及时有效地组织好“暗度陈仓”的作战行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施用此计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们十分注意将“明修栈道”与“暗度陈仓”有机地结合起来。二野进军大西南作战，是在我军实施“明修栈道”，并达成战役欺骗效果，使胡宗南认为解放军由川北进入成都是不争的事实的背景下开始“暗度陈仓”的。那是在邓小平、刘伯承在郑州出席群众大会，宣布解放军二野将进军四川的消息报道之后，二野部队主力开始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的，其中的第五兵团是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乘四野发动衡宝、广东战役之机，就势隐蔽地在湘西集结的，而此时的二野主力也潜形匿迹，顺利迂回至西南了。
1949年11月1日，就在四野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利用敌人视线转移的战机，指挥二野发起了进军川黔作战。首先以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勇猛的作战行动，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到位，按预计要求完成了切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并与四野第四十二军、五十军相配合，迅速突破了宋希濂部两翼，向宋希濂的“川湘鄂防线”发起猛攻，解放了秀山、西阳、恩施等城。同时南路的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贺龙部又在川北发起猛烈攻势。正是由于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一线，宽约1000华里的正面上对敌展开了多路突然、迅速、勇猛的出击，使敌顿觉有“泰山压顶”之感。尤其这种大规模、宽正面的战役行动，完全出乎蒋介石对解放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判断，使其以此判断为据所实施的兵力防御部署顿时变得无济于事，南辕北辙了。坚守在泰岭防线的胡宗南集团鞭长莫及，设防在湘鄂西、川东和黔东的宋希濂、孙震及谷正伦部却猝不及防，乱不成军，无力抵抗，纷纷溃退。此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从我军的战役布势和作战行动中才开始觉察到邓小平、刘伯承是巧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其真正的意图是由鄂、湘西进川、黔，然后迂回至重庆、成都，以大兵团的大迂回形成大包围，这样既可围歼蒋介石“西南防线”的重兵集团，又可以形成对内对外正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正可谓一举两得，确保川黔战役的胜利。
三、敌变我变，协力歼敌
蒋介石如梦方醒之后，根据解放军所构成的作战态势，慌忙中立即调整作战部署，首先令罗广文部迅速向南川以东的涪陵白马山布防，以策应向西后撤的宋希濂集团，企图凭借乌江天险负隅顽抗，以致从外围来巩固重庆防守；令胡宗南的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南下至重庆，协同重庆的卫戍部队第十二军加强重庆的城防力量，确保重庆的稳固。同时又令贵州境内的守军迅速西撤至毕节、贞丰之线，构成新的防线，以阻止或迟滞解放军的西进。
战场上的两军对抗，常常是遵循着互相制约规律来展开的。我变敌变，敌变我也要变，以变应变，以变促变。“善变者谓之神”。邓小平和刘伯承鉴于蒋介石兵力部署的变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11月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指挥员：“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乃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州、宜宾，沿筠连、盐津、大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我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条，则整个川东、川南、黔东、黔西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被截断了。”
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示精神，各路大军不顾疲劳，急速奔袭。按时间向指定位置机动，不得有一点差错。根据这样一种态势，邓小平和刘伯承又电示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1）贵州敌人已决定放弃贵阳，何绍国已令四十九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待援。八十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退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西进。李弥第八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咸宁一个师。罗广文率一一〇军正向遵义前进，其一一一师9日在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16、17日达遵义。罗兵团之一〇八军、四十四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濂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十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2）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仍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超过3天，即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甲）留贵州的十七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位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月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乙）你们主力在阻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西及黔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断。（丙）杜义德第十军，计时应于17、18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兵团毕节一路，筠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丁）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调查。
（3）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沉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示，杨勇于11月14日令十六军占领贵阳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其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加快赶至贵阳，协同十六军入川作战；令十七军占领贵阳后，留驻贵阳。至11月15日，南路第五兵团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第十军同时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等于拦腰切断了蒋介石赖以负隅顽抗和东山再起的所谓“西南防线”，同时对于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敌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此时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在解放彭水、黔江之后，又一举截歼了逃跑之敌宋希濂部的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于咸丰东北地区，活捉了兵团司令钟彬。宋希濂部第十二兵团仓促渡过乌江西逃。这时，蒋介石见调整的兵力部署不仅没能扭转战场态势被动的局面，反而却越战越退，越退越败。所以，不得不急令胡宗南集团全线南撤，向成都地区猬集，组织防御，继续抵抗。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部赶紧收缩，扼守长江通道，加强白马山地区防御。
根据这一又变化了的敌情，11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指示各部：“加速前进，断敌退滇道路。”尤其是再次电示第五兵团：“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就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并具体明确了对各部队进至的位置和时间要求：“我五兵团十六、十七两军已集贵阳周围，十八军11月23日或24日可到贵阳。十六军决于24日继续向毕节前进，十八军跟进。我十军先头师19日占湄潭，主力23日前可集遵义，该军26日以后才能继续向茅台、土城前进。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照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第十六、十八、第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之。计算时间，十六军于28日可到毕节，12月2日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三天。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泸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人于11月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左右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十一、十二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人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第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精心计算及运筹下，各路大军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形成了追与堵、围与歼、阻与断相结合的作战布势。而事实上，果然不出刘邓所料：当北路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12月24日突破了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北路部队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以迅速勇猛的作战行动和多路迂回的截击，将宋、罗两部压迫于南川以北，涪陵以南的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展开激战，宋希濂部溃不成军，罗广文部的三个军被歼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了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之目的，并乘胜截歼了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集团第一军一部。与此同时，南路各军为了先敌抢占川南的泸州、宜宾、叙永等战略要点，在黔北山区日夜兼程，不顾泥深路滑，悬崖峭壁，指战员们毅然轻装前进，第十六军、十八军于11月24日全部渡过鸭池河，25日攻占黔西、大定，28日占领毕节，30日袭击占领了叙永，12月初进至纳溪、宜宾；第四军于29日强渡赤水河，12月初先后攻占了合江、泸州，如期到达了刘邓首长所要求的指定位置，从而切断了国民党军企图由川经黔人滇的最后一条通道。此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发起成都战役，以二野主力迅速西进，断胡宗南退往康滇道路，然后会同贺龙的十八兵团聚歼胡部等敌于成都盆地。第三、第五兵团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发展。12月20日攻占了浦江、邛崃、大邑等城，消灭了先我到达之敌。这样就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了袋形布势。21日，各路部队抵进合击位置，经收缩包围圈，全线发起攻击，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就这样，短短数月，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吹嘘为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媲美的“大西南防线”，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迅即土崩瓦解了。
第三节纵敌其骄 诱而歼之
纵敌其骄，诱而歼之，是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针对敌人的心理特点，根据敌人的心理需要，灵活采取或示之以败，或示之以惧，或示之以弱，或示之以乱之法，以纵敌其骄，利令智昏，麻痹大意，受骗上当，中我下怀，以利于我创造有利战机，最终歼而胜之。这也是邓小平与敌军事斗争中善于施用的指挥艺术，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兵家“纵敌其骄”的谋略思想。《百战奇法·利战》中讲道：“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而不知害，可设伏兵以破之。”这其中所说的“愚而不知变”，“贪利而不知害”，都是就敌人指挥官的心理特征而言的，或者说都是纵敌其骄，施之以诱的“心理之隙”。骄兵必败，可以说这是军事斗争中一条基本规律。一般来说，强兵易骄，胜兵易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将帅的头脑膨胀，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对方。在心理上表现为狂妄自大，轻视对方，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目无一切的骄横之态，因而在作战指导上，必然会求胜心切，好大喜功，孤军冒进，争抢头功，在作战行动上，必然会轻举妄动，草率用兵，漏洞百出，授人以机，被人所乘，战而败之。邓小平的军事指挥艺术，正是表现在他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影响作战胜负的诸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善于把握敌将帅心理特征以求施谋用计，纵敌其骄，乱敌之心，夺敌之谋，先算于敌，进而每战必胜的。194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然发起了陇海路战役和同蒲路战役，作战13天，共歼敌28000余人，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深感这支共军不可忽视，下决心要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加紧向冀鲁豫战场调兵遣将，很快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砀山、徐州等地集结了十四个整编师共30万人，企图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未及休整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兵分东、西两路，向冀鲁豫腹地的定陶、曹县地区合击，进而控制鲁西南。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亲自飞抵开封部署作战行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也亲自到考城、民权前线督战，摆开了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网打尽”的决战之势。
8月28日，西路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三、四十七、四十一、五十五、六十八师像张开的五个指头向东明、定陶、曹县伸了过来。与此同时，东路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八十师也从砀山、虞城一线向城武、单县、鱼台发起进攻。根据冀鲁豫战场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出现的新情况，中央军委于8月29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集中优势兵力，相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指出“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兵力只有四个纵队约五万人，再加上是刚刚打完陇海路战役，兵马疲惫，需要补充，亟待休整。如果再组织大规模作战，不仅存在不少困难，而且因准备不充分会造成被动或失败。然而，当刘伯承、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军委命令的作战方案。作战会议上，邓小平首先分析说：东路军敌人虽然仅有三个师，但其中有两个师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战斗力强，比较难对付。西路军敌人虽有五个师，但战斗力不强。针对这一情况，我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先在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尔后再南下寻机歼敌。这个方案对我们比较有利，但对全局不利，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部队的压力。第二个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负担虽然会重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种方案为好，这也符合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伯承接着说：我完全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个开饭馆的，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最后，会议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战机，集中主力歼灭敌西路军中的整编第三师。8月31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定陶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定采取“南北钳击以求各个消灭”的战法，集中第三、六、七纵队主力，合歼敌整编第三师于定陶以西的安陵集、韩集地区，尔后视情况再寻机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一部。为了确有把握实现这一作战意图，刘伯承、邓小平还特别命令第六纵队抽出两个团，对敌整编第三师实施运动防御，并以边打边撤、佯攻袭击、干扰破坏等战法，大量地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完成在预设战场的作战准备，最后将敌整编第三师诱骗进我预设战场，围而歼之。执行这一作战方案，邓小平最为强调的就是如何施用骄敌之法，诱敌就范的战术问题。因为要消灭这股强敌，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各种作战行动达到骄敌、耗敌、疲敌的效果，以至最后实现在我充分准备的预设战场上一举合歼敌人的作战目的。实战的结果证明，邓小平的决策是正确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他“纵敌其骄，诱而歼之”的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分析敌将心理，选择骄敌之策
在激烈角逐，谋争智斗的战场上要高敌一筹，胜算于敌，纵敌骄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透彻、全面地了解敌之情况，尤其是准确地把握敌将的心理特征、心理状态、心理需求，以及心理弱点，由此从中找出可资以“诱”之“饵”，投其所好，顺从其意，因势利导，纵敌其骄，诱之有效。面对气势汹汹的敌整编第三师，刘伯承和邓小平分析道：敌整编第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一色的美式装备，另外这个师的70%的士兵在缅甸参加过对日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师长赵锡田中将，不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与刘峙有师生情谊，而且还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所以，赵锡田一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当他率部攻占了定陶西南的白茅集后，蒋介石特地从庐山发来了嘉奖令，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和刘峙还专程从郑州赶到整编第三师所在地大加奖赏慰劳，这更加刺激了赵锡田所固有的那股狂傲和骄横。在他赵锡田来说，共产党的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也不过如此，他觉得他的整编第三师在冀鲁豫战场会势不可挡。已经沾沾自喜、利令智昏的赵锡田为抢头功，又立即率部孤军冒进了。邓小平认为：赵锡田这一心理弱点，正可以给我军施“饵”以诱，纵敌其骄，提供最为重要而难得的条件。所以，对于赵锡田，我只要以小股部队边打边撤，给其一点“甜头”，让其占点“地盘”，他就会被我牵着“牛鼻子”走，任我调动，就会在“节节胜利中”步入我预设战场。正因为如此，刘伯承、邓小平特别决定，令第六纵队以两个团的兵力担任“诱饵”部队，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法，佯装出溃退的样子，使赵锡田误以为解放军是畏惧他整编第三师，不得不在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从而更让其能够放心大胆地追击，由此达到诱敌至我预设战场的目的。邓小平精辟透彻的分析，准确地抓住了敌将的心理弱点，为定下正确的决心，采取有效的战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实施有效的骄敌之法，致敌顺我之意
把握敌人的心理状态，了解敌人的心理之需，是善施纵敌骄敌之法的基本前提。纵敌骄敌方法得当，则可以达到作战目的，反之则难以达到作战目的。古代《兵经百言·法部·顺》中就讲：“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敌欲进，赢柔示弱以致之进；敌欲退，解散开生以纵之退；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恭图实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纵而擒之，骄而乘之，惰而收之。”其意是说，要根据敌人的心理特点、心理状态、心理需求，采取灵活的方法以应之，善于顺佯敌意，诱其就范，正中下怀。邓小平在与敌争谋斗智中深谙此理。当东西两路敌人像一把巨大的钳子，企图夹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时，邓小平直接给担负“诱饵”部队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指示他：部队撤离时，老乡家的院子不要扫，缸也不要挑满水，“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要撤得仓促些！”不光要轻装物品，背包也可以扔它几个，撤得要慌忙一点，要立即出发！王近山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立即向全纵队下达了马上转移的命令，一些破旧的装具、背包可以放弃，轻装前进，而且是接到命令就出发，边走边组织，边走边整理行装。这样，部队是出发了，留下了一些东扔西散的装具，甚至把几匹伤老病马连鞍鞭都不解地散放在大路边上，一片狼籍，一看就会使人产生一种仓促撤离的分析判断结论。果然，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看到这一切，心中暗自得意，原来解放军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连我三师的影子还没见着就闻风而逃了。所以，赵锡田根本就没作任何分析，胸有成竹地咬住我六纵队的两个团紧追不舍，以求新功，再得奖赏。可赵锡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为自己的部队进展“神速”而洋洋得意时，殊不知他已经钻进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小杨湖、阎集、大黄集一带预设的“口袋”。至此，刘伯承、邓小平定陶战役的第一步，纵敌骄敌的作战计划已经顺利实现，为下一步达到中央军委提出的“如能歼灭影响必大”的要求奠定了基础。
三、把握有利战机，诱歼结合取胜
纵敌骄敌，只是实现作战目的的一个过程，因为纵敌骄敌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则靠卓有成效的战法和强有力的攻击。战法得当，攻击则胜，反之则败。所以，纵敌骄敌之后，关键就在于能否采取有效的战法，有力的攻击行动，在敌人还处于因受骗而懊恼或因不熟悉战场情况或不了解双方态势的时候就迅猛将其歼灭之。可见，此时作为部队的最高指挥员，能否把握最佳战机，能否采取最有效的战法和能否实施最有力的攻击，就成了指挥员指挥艺术高低的集中体现。
敌整编第三师在尾追我“诱饵”部队时，被我节节抗击之后伤亡达一千五百多人。但赵锡田对此并不吝惜，他只一个心思要找我主力决战。而此时的敌前线总指挥刘峙却又改变了作战部署，将原来以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合攻定陶的作战计划改为由整编第三师直攻菏泽，整编第四十七师直攻定陶，致使这两个师的配置间隔加大到10-12公里。同时，徐州进犯之敌被我钳制在单县以东地区，距整编第三师有100余公里；其它部队距整编第三师也分别达20多公里、40多公里和100多公里，这样一种战役布势，使整编第三师成了突出冒进，孤立无援之敌。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这一东西两敌钳形攻势尚未合拢，郑州各路敌军已经疏开分散的难逢战机，放手诱敌整编第三师冒进到我预设战场的当日深夜，便指挥由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组成的右翼集团和由第三纵队、第七纵队组成的左翼集团，以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钳形攻击的战役布势，同时向敌整编第三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的赵锡田才如梦初醒，识意到自己钻进了解放军的重围之中，但他还是凭借着优势装备，在飞机、坦克、火炮的掩护下，负隅顽抗，连续作战两天，战果不大。邓小平亲自给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全野战军中谁都知道，邓小平政委有句著名的战斗格言：“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所以，邓小平政委平时注重从严从难训练部队，掌握过硬本领，培养顽强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才能吃大苦，耐大劳，敢打敢拼，能打硬仗，敢打恶仗。此时的王近山，深知邓小平政委最讲究实事求是，但心里却掂量着邓小平政委的那一番话的分量：既然仗都打到了这份儿上了，已经胜利在望，就决不能功亏一篑。于是，他坚决表示：“报告首长，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王近山通完电话，他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调整了主攻部队的部署，根据前一阶段的作战情况又重新选择了突破口，用上了预备队，而且把身边的炊事员、饲养员及机关人员统统用来补充战斗连队，用他的话说，这是拿出了“烧床铺草”的精神，也就是拼老命的精神，要跟敌人决一死战了。在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时，王近山给部队增添了新的力量，赵锡田终于支持不住了。几经苦战，终于啃下了敌整编第三师第二旅这块“硬骨头”。赵锡田见大势已去，立即率师部及第三旅残部拼命向西南方向突围，企图与整编第四十七师会合。对此，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战场态势一经出现，野战军便乘敌刚脱离工事陷于混乱之机，就发起了全线出击，迅速将逃敌围歼于秦塞地区。战役至此，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中将被活捉。
敌整编第三师被歼以后，各路进犯之敌极度惊慌，纷纷掉头回撤。刘邓指挥部队乘胜追击，首先集中主力将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歼灭在退向兰封、考城的途中，尔后又歼灭逃敌一个团，并收复东明县城。郑州之敌全部退至兰封、考城一带转入防御，徐州之敌被阻于成武地区，定陶战役随之胜利结束。此役，刘邓大军共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多人，其中师长赵锡田中将以下一万二千人被俘，还缴获了大量的美式装备，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对此，毛泽东专门发来贺电：“鱼亥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总结定陶战役的伟大胜利，学习邓小平的指挥艺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施诱法，纵敌骄敌，寻机而歼”。
第四节避实击虚 乘敌不意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既生动形象而又具深刻哲理的名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其意是说，用兵的法则像流动的水一样，水流动起来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防守坚实的地方而攻击其空虚薄弱的部位。这是因为，避实而击虚，就可以使虚被消灭，实转变成虚；避强而击弱，就可以使弱被消灭，强转化成弱，最终变实为虚，变强为弱，进而可以达到将实打垮，将强消灭的作战目的。可见，避实击虚，这是战场态势利弊，作战力量消长的“转换法”。也是衡量指挥员指挥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中，不论形势发展是否顺利，战场态势是否有利，作战力量是否占优，都能做到统揽全局，从长计议，把握战机，避实击虚，巧妙用兵，战而胜之。1946年10月底，他与刘伯承共同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所实施的鄄南战役，就是避实击虚，乘敌不意，打敌作战部署的“软腹部”，进而取得胜利的成功战例。
一、全面分析态势，选择有利战机
1946年10月初，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总结》的精神，对已经结束的巨野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们认为：“在战役上，我主力宜大踏步的机动，才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容易各个消灭敌人。此次都陷于牛抵角僵特的笨拙状态，以致敌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实际上我反而陷于被动。我们陇海作战的胜利，就因为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打。”这一总结，对夺取鄄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巨野战役结束后，更加调起了蒋介石一心要与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战的“胃口”。于是，他再一次调兵遣将，组织了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进攻。10月下旬，调集整编第二十七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第八十八师，在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的统一指挥下，由沙窝、金乡之线继续北犯巨野、嘉祥、郓城；以第四绥靖区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各一部由菏泽北犯郓城；以第五绥靖区的整编第四十一师、第四十七师各一部由滑县东犯濮阳，企图围歼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控制鲁西南，进而打通平汉线。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在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多次打击之后，行动更加小心谨慎，在向巨野、嘉祥、鄄城进犯时，六七个旅前后紧靠，交替掩护，分段推进，稳扎稳进，步步为营。这种情况下，使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郓城、巨野和嘉祥之线以西难以寻找到有利战机。
根据这种态势，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反复分析了敌人的行动特点，认为针对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可以少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吸引、分散、疲惫敌人。为主力部队待机歼敌创造战机。正像他们所指出的那样：“机动是趋胜避败的行动。在遂行机动的时候，一定要派出小部队前出到距主力一日行程左右，迷惑敌人，保证大部队适时地消灭敌人。小部队在敌人的前后左右神出鬼没地独立活动，其作用很大，既可以帮助游击战争的开展，又可以迷惑敌人，掩蔽大部队的机动。”正是着眼于此，为了改变与王敬久集团的正面僵持状态，积极创造和寻找敌作战布势的弱点，捕捉有利战机，邓小平和刘伯承经反复研究决定：除留下第七纵队附地方武装一部在郓城西南牵制敌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等部，与敌保持接触，以游击战的形式与敌胶着袭扰，迷惑诱骗敌中我下怀之外，主力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撇开王敬久部，西进濮阳地区，寻歼向濮阳进攻的国民党第五绥靖部队。于10月27日夜，以大踏步的机动实施了秘密转移，从菏泽、巨野公路向北的安兴集、王老虎、皇姑庵地区撤至董口、鄄城、箕山集以及距郓城西北10多公里的潘溪渡之线以北地域隐蔽地休整待机，乘势歼敌。10月28日晨，主力部队刚刚到达指定地域，就探悉到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一一九旅及二十九旅一个团附炮兵第十团一个营和整编第六十八师炮兵营，由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统一指挥，从菏泽经白衣集进占鄄城，并企图与敌整编第十一师相协同共同占领鄄城。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判断了敌人的企图和所形成的态势后认为，刘广信部既是弱敌，而且又孤立无援，是极为难得的战机。于是便当机立断，决心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地抓住这一战机，杀他个“回马枪”，以主力部队在鄄城之南展开，消灭刘广信部，给敌以沉重打击。
二、实施避实击虚部署，隐蔽完成作战准备
根据战场情报，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认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撇开了与王敬久集团这一强敌的僵持“抵牛角”的局面，通过宽正面的机动，现抓住了较弱之敌刘广信部，且刘广信又是不明我军部署情况，将“实”误判为“虚”。因为他们27日在菏泽出发前，曾从联总那里获得信息，说鄄城一带没有水，也没有一个共军，第五军及整编第十一师又说他们已经占领了鄄城以东的红船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在美国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鄄城打共军又是乘虚而入，一定必胜无疑。用美国“黄河小组”的情报人员的话说：“鄄城以北十分空虚，没有一个共军。”由此，刘广信更加麻痹大意。敌指挥官的这种心理状态，也是我避实击虚，达成乘敌不意之效的有利条件。或者说，敌实力上的虚弱加上误判情况下的认实为虚，盲目大意，这更是弱上加弱，对我十分有利。另外，邓小平还分析到，在诸敌中，刘广信部属于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而邱清泉部、胡琏部则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刘广信部之间存有矛盾。所以，当刘广信部受到攻击和围歼时，其邱、胡两敌不会积极救援，致使刘广信部成了弱小而孤立无援之敌，更利于我将其迅速全歼。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应该立即集中主力部队，迅速完成作战部署，抓住战机，全歼刘广信部。为此，决心集中大于敌人四倍的优势兵力，形成钳形攻势的战斗部署，力求在敌人纵长的战斗队形上形成多处突破，并从各突破口实施贯穿突击，将敌战斗队形分割零碎，使之互不联系，然后再从敌侧背实施兜击，造成各个歼灭之态势，最终全歼该敌。具体部署是，以第二纵队出鄄城西及西南，由西南向东及东北实施兜击；以第三纵队出鄄城东南，由东南向西及西南实施兜击；以第六纵队为第二梯队，乘胜扩张战果。另外，为了有效地阻击邱清泉、胡琏两敌来援，以第七纵队前出至水堡集、红船口、皇如庵一线组织防御，掩护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歼灭刘广信部的作战行动。按照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的作战部署，各部队开始隐蔽机动，进入了指定作战地域。当时，敌六十八师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率其三五五团、三五六团、二十九旅的八十六团及伪国防部配属的十团一个营和六十师炮营，带榴弹炮八门、山炮七门已经进到了鄄城以南的苏屯、石庄、高魁庄、富春、苗庄、刘家庄、任庄和鄄城及其以北的崔庄、苏庄等村庄，没有遇到我军的抗击，也没有发现我军的行踪。刘广信对“鄄城方面十分空虚”的情报更是信以为真了。但他还是让侦察队借“黄河小组”勘察地形之名，乘吉普车对鄄城的地形、道路和我军的情况进行了现地侦察，但所到之处，确实没有发现我军的任何迹象，反倒发现了我牵制部队的行踪，所以，刘广信不得不相信，我军已由菏泽、巨野公路向濮阳、清丰北撤了，鄄城几乎没有共军防守了。于是他命令所部大胆地向鄄城进犯，也敢于无所顾忌地孤军深入了。这说明，邓小平和刘伯承所部署的小部队牵制或迷惑敌人，掩护主力机动至有利地形设置新的战场，避实择虚，创造战机，乘敌不意，突然攻击，战而胜之的谋略生效了。而刘广信所部，对他们已进入到我军的预设战场却索然不知，毫无戒备。
三、乘敌不意发起攻击，全歼孤军无援之敌
10月29日黄昏前，刘广信所部进至距鄄城5公里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后，安营扎寨了，在没有发现我军主力行动的情况下，放松了警惕。当晚9时30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根据刘邓首长的命令，首先以一部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消灭了驻守在高魁庄的敌八十六团主力第一营。同时，将其他各村落守敌全部分割包围起来了，打得刘广信措手不及。10月30日，如梦初醒的刘广信，深叹大上其当，急忙向上司呼救，第四绥靖区的刘汝明急派八十一旅的第四二一团由小留集前来增援，但被我阻止监视于白衣集以北的霍庄、李大常庄之线。当晚，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勇猛攻击，分别分割围歼，连克苏屯、迈庄、蜂窝、富春、任庄等敌占村落，敌三五五团、三五六团大部均被我军消灭。31日中午，石庄、崔庄之敌，乘大雾弥漫向刘庄突围，而突围出来的敌人又大部被我军歼灭于野外。晚17时，刘广信也率残部组织向南突围。当这股突围之敌大部分被歼之后，刘广信则率余部百余人逃到了白衣集附近，钻进了我预设的口袋阵，均被消灭。另外，在战役过程中，由东西策应的邱清泉部、胡琏部，在我第七纵队的顽强阻击下，只前进了二里路，根本没有起到策应的作用。鄄南战役至此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蒋军八十六团团长张文彬、三五六团团长以下官兵3000余人，生俘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及其官兵5500余人，缴获美造榴弹炮8门、山炮7门、迫击炮37门、小炮95门、重机枪65挺、轻机枪206挺、战防枪14挺、步枪3300余支、汽车22辆及其它军用品，使我军的装备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第五绥靖区部队对鄄城、濮阳的进攻，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线的战略企图，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军事指挥上善于谋划造势，避实击虚，把握战机，乘敌不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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