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猛虎掏心 击敌要害
1946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军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但蒋介石仍然要坚持实现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寻找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黄河以北进行决战的计划。为了真正实现这一计划，挽回在鲁西南战场上的败局，于11月初，蒋介石再次调整了鲁西南战场上的战役布势。以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各部（五个旅）分别守备东明、菏泽及其以南地区；以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孙震各部（五个旅）分别守备浚县、滑县、封丘、长垣地区；以整编第二十七军王敬久部集结在鄄城、郓城及其以南地区担任机动作战，随时准备经濮县、濮阳、清丰向大名机动；以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部率其主力整编第八十五师准备配合整编第二十七军由安阳经大名直取邢台，尔后会同第十一战区所部南下攻取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并尽快实现打通平汉线的作战企图。
根据蒋介石的作战企图和作战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1月2日、3日接连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人转变战局。”“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孤立邱、胡，以便下月集中兵力解决邱、胡，转变战局。”“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同邓小平等认真分析了当面的敌情，认为当面刘汝明、孙震和王敬久这三个集团中，刘汝明虽是弱敌，但屡遭我军打击，曾被我军歼灭过几个旅，已成惊弓之鸟，警惕性很高，且与王敬久集团毗邻，所以战机难以捕捉；王敬久集团是强敌，不易首先攻取；而孙震集团不仅战斗力较弱，而且兵力配置比较分散，又麻痹大意，是好打之敌。所以刘伯承、邓小平当即决定发起滑县战役，集中主力进攻孙震集团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歼灭该敌既可孤立和抑留王敬久集团，又可威胁开封、新乡之敌，调动王敬久和王仲廉部增援，或增加其北上顾虑，从而打破敌企图打通平汉线中段的作战计划，坚决完成军委和毛泽东交给的作战任务。
一、大胆决策，采取猛虎掏心战法
刘伯承、邓小平定下歼灭孙震集团的作战决心以后，又仔细分析了孙震集团的兵力部署情况：其一二四旅驻守在浚县、滑县、白道口地区；一〇四旅驻守在滑县以南的上官村、尼马庙、留固集地区；一二五旅驻守在滑县东南的邵平寨、黄庄、老岸镇地区；一二二旅驻守在封丘、牛市屯地区；一二七旅驻守在长坦、丁栾集地区；在一二五旅东面的朱楼、山渠，还驻有相当于一个旅兵力的河北保安十二纵队。另外，各据点的敌人，还均以其驻地为依托，向濮阳方向前出了十多公里，建立了许多小据点，就像种出来的“触角”一样，形成了以驻地为核心的疏散配置。根据孙震集团这种兵力分配，防守间隙较大，相互联系、支援不便，利于我穿插分割，各个围歼守敌。刘伯承与邓小平经慎重研究，大胆决策，决定采取“猛虎掏心”战法，置敌前出警戒和外围阵地于不顾，以突然、迅速、勇猛的动作，从敌防御的间隙地或防御的结合部直插敌防御纵深，首先攻歼指挥据点之敌，摧毁其指挥系统，吸引其所属部队来援，使其脱离阵地，力求在运动中予以歼灭。邓小平认为，能否实现这一作战意图，关键在于部队的行动要隐蔽、突然、迅速，从敌人的“鼻子”底下穿插成功了，我们的战斗就能胜利，不成功就会被敌人“包饺子”，所以，各部队应在隐蔽、突然、迅速上多下些功夫准备。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所确定的“猛虎掏心”的打法，又确定了各纵队的任务：以第三纵队主力攻歼敌一二五旅。三纵于15日夜，秘密进至清河头、柳下屯地区，16日夜秘密进至五星镇附近地区，17日夜秘密进至两门镇以东地区，18日夜对一二五旅旅部所在地邵耳寨发起攻击。三纵主力由该寨西南向东北布阵，首先歼灭其旅部，调动其所属部队来援或逃跑而歼之于运动之中；并派出小部队秘密控制邵耳寨东南及南西村落，准备歼灭退逃东南之敌。以第六纵队攻歼敌一〇四旅，六纵于18日夜对敌一〇四旅旅部所在地上官村发起攻击，主力由该村西南向东北布阵，首先歼灭旅部，调动其所属部队来援或退逃而歼之于运动之中；另以一部兵力准备兜击退回滑县之敌，或以主力消灭可能由滑县方向的来援之敌。以第二纵队主力为第二梯队，于19日拂晓前集结于瓣庄集以东地区，紧靠三、六纵队监视老岸镇以北之敌，主要协同三纵队钳击一二五旅之敌，或协同六纵钳击可能由滑县来增援之敌。另外，以第七纵队一个旅活动于巨（野）、郓（城）、鄄（城）、菏（泽）地区，以独立旅活动于金（乡）、巨（野）、成（武）地区，大范围地辗转机动，袭击、劫夺、摧毁敌人辎重运输，寻机歼灭机动流窜之敌，阻击、侧击或截击敌后续梯队、增援之敌，迷惑、吸引邱（清泉）、胡（琏）两部，并监视和侦察敌人的动静，以滞留该敌。第六纵队以小部兵力在董口、临濮集及其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动寻机袭扰敌人。鄄城附近之敌西犯，则以游击战术逐次抵抗，拖住敌人，阻击其西犯。第二纵队以一个团进入菏（泽）、东（明）、考（城）地区，与第五分区配合，破坏菏、考交通，截断线路，袭扰敌人。晋鲁豫军区其他敌后部队，也要同时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有效行动袭扰、歼灭敌人，通报敌情，以有力的作战行动吸引各地敌人的注意力，以掩护主攻部队的秘密接敌和发起攻击。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一番精心部署，使野战军和军区各部队，主攻和助攻部队，歼击和游击部队的各种作战行动，都很密切地协同起来了。当我声东击西，袭扰破坏，吸引各地敌人注意力时，我主力部队正可以长途奔袭，隐蔽接敌，进入作战地区；当我主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打敌措手不及时，我游击部队又可以监视、侦察外围之敌，形成对内对外正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掩护主力分割包围，全歼守敌。这种大胆而精密的部署，不仅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高超的军事指挥谋略水平，也为夺取滑县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战方案确定之后，野战军在白衣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刘伯承、邓小平就关于如何打好滑县战役问题作了详细的部署，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他们强调部队指挥员，在多路并进，穿插分割敌防御阵地时，要注意和保护相应的战斗队形，尤其是在夜晴的条件下进行钳击或合围攻击，更要搞好相互的协同。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战术是以大打小，以多打少，以动打静，吃敌人一块，而且是要害的一块，各种作战队形都用，各种作战手段都使，有突破、有包围、有迂回、有合击，对敌形成一种真正的大合击——钳形攻势，这一点，各级指挥员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严密掌握和控制本部队的行动，密切注视与友邻部队的协同。此次战役，因为是采取“猛虎掏心”战法，与以往的作战不同，与以往的打法也不同。战斗没有打响前，就要在敌人的阵地内隐蔽机动，就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展开战斗队形，作好攻击准备和发起攻击。对此，各部队都要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多开几个突破口，当开始突破的时候，各路的第一梯队，不要被敌人的战斗警戒所迷惑，不要受小股敌人的干扰，主要是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心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使其互不联系，断绝生命。以使猛虎掏心战术奏效。刘伯承司令员对部队的战斗作风又提出了要求：“战斗作风要猛，也要顽强。过去的经验证明，哪个部队猛，哪个部队就能胜利。但是，在猛然一击不能解决战斗的时候，就需要仔细的侦察，周密的部署，顽强的战斗。我们的部队有的很猛，有的则很顽强，都应当互相学习，使本部队既猛又顽强。”这次战役，需要的就是既猛又顽强的战斗作风，各部队都要力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克敌人的永久筑城的坚固据点，不等附近的敌人来增援，就迅速完成任务。随后，邓小平又强调了战役的保密问题，并要求各部队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调动战士的战斗热情，开展杀敌立功活动。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要求，各部队都做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召开了打好战役的誓师大会和英模大会，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打好这一仗。还有的部队交流了歼敌经验，发扬军事民主，并针对孙震集团的守备特点和防御部署，结合本部队的作战任务，研究了多种打法，进行了夜间隐蔽行军，秘密接敌的演练，也进行了夜间对据守村落筑城阵地之敌进攻的演习，使各部队基本做到了情况明、任务明、打法明、要求明，整个作战准备万无一失。
二、昼伏夜行，秘密神速接敌
经过周密而细致的战斗准备之后，野战军各主攻纵队主力于11月15日开始，由濮县附近及鄄城以北地区星夜秘密向西机动。这是大兵团长途奔袭，为了确保迅速、隐蔽地接敌，所有进攻部队一律轻装前进，并将容易碰撞发出声响的器具，如饭桶、饭盒、茶缸等全部寄放在集结地域，就连马蹄子也都用棉花、碎布包扎起来，马鞍、炮鞍下面都垫上棉絮。为了防敌侦察，防敌耳目，各纵队全都是昼伏夜行，迅疾无声，有如古人所讲：“赴敌之兵，合极疾走。”经三个夜间的奔袭，各纵队均顺利地走完了一百多公里的路程，18日夜各纵队都按时到达了进攻出发位置，各部队稍作休息检查调整行装后，就开始秘密穿插。各部队严格遵守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在一切行动中讲求秘密”的要求，静肃行进在松软的麦田或耕地上，并紧紧地拴住骡马的嚼口，严防骡马嘶叫，就连随身携带的少数必需用品，都紧紧地捆扎起来了。路上任何人都不准讲话，不准抽烟，当部队进入敌前沿警戒线后，则以精干的搜索部队为先导，遇到敌人哨兵一律捕俘活捉，严禁射击，严禁发出响声，严禁惊动敌人。就这样，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的主攻部队分别秘密摸索着透过第一二五旅、第一〇四旅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的接合部，撇开敌军的外围据点于不顾，渗透到敌防御纵深达40公里，直扑各部敌军的指挥部。正是由于各主攻纵队严格贯彻刘邓首长指示，严格执行穿插渗透纪律，严格管制各种声、光、形，因此，各主攻纵队均按时顺利到达了指定位置，各处守敌却毫无察觉，胜利地完成了大兵团长途奔袭，为隐蔽突然地实施猛虎掏心战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三、猛虎掏心，捣毁敌指挥中心
19日凌晨，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做好了一切攻击准备后，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全线发起攻击的命令，随即三个纵队分别向敌第一二五旅旅部所在地邵耳塞、敌第一〇四旅旅部所在地上官村和敌河北保安十二纵队队部所在地朱楼发起了突然勇猛的攻击，三处之敌随即被分割包围，三处之敌都是在毫无发觉，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应战的，简直是无法控制惊慌失措所带来的混乱，指挥机构顿时瘫痪。战至黄昏，我第七纵队就将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全部歼灭，并俘虏了队长何冠三；连夜钳形攻击邵耳寨和上官村的战斗仍在激烈地继续，战至20日拂晓，我第三纵队攻克邵耳寨，歼灭一二五旅大部；中午，我第六纵队攻克上官村，歼敌一〇四旅全部，生擒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元并将向北突围之敌千余人歼于野外。与此同时，分散驻守在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获悉其指挥部被袭，除有小部分赶赴增援外，大多都突围溃逃或闭关固守。其中，留固集之敌第312团先向上官村增援，后又向滑县方向逃退，亦被我截歼。20日晚，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如能扩张战果，再歼孙震一部，并准备歼灭王仲廉之可能的增援队则最好。总之，你们在西边胜利愈大，不但抑留了第五军，且有可能抑留整十一师（该师正向徐州调动），对鲁南、苏北之帮助甚大。”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乘势扩张战果，不仅要大量地歼灭敌有生力量，而且要大量地吸引和抑留敌人。于是，21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又以第二纵队一部对黄庄之敌第一二五旅第三七四团发起攻击，以第三纵队、第七纵队主力对老岸镇之敌第一二五旅第三七五团发起攻击。
进攻黄庄之敌的第二纵队，集中六倍于敌的兵力，第一线突击部队在不到二百米的正面上，即以十二个连队作纵深梯次配置。由于兵力、火力集中于一点，组织严密，协调顺畅，所以，发起攻击仅两个小时就连续突破了敌人的护村壕、鹿砦、围寨、碉堡群等层层障碍，合歼守军三七四团。进攻老岸镇的第三纵队、第七纵队在扫清敌外围据点，突破防御前沿后，获悉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六军已分别由东、西两面来援，仅需半日行程，为避免被动，即于22日撤出战斗，主力向观城地区转移，这次战役遂告结束。这一战役虽只战四天，但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决策正确，以奇制胜，采取的猛虎掏心战法较为有效，先后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〇四旅全部、一二五旅大部以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全部，共约一万二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给养。通过这一战役，完成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抑留郑州绥靖公署精锐主力整编第二十七军，粉碎国民党军打通平汉线作战计划的战略任务，并积累了向平原村落坚固筑城之敌进行强攻的作战经验，也创造了“猛虎掏心”的新战法，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军事指挥谋略的精妙。
第二节乘隙捣虚 勇猛歼敌
1948年6月初，中央军委、毛泽东分析了中原地区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指示中原野战军夏季作战的重点是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寻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毛泽东估计，只要歼灭敌第五军，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敌第十八军的条件。而只要这两个军被歼，中原战局就可以顺利发展。毛泽东还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面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商议，中原野战军为吸引敌张轸兵团和胡琏兵团向西、向南分散，以孤立敌整编第五军，决定积极发动老（河口）襄（樊）战役。邓小平对当时中原战场的这一形势作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概括：“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乘敌不备，出‘边车’袭取襄阳！”
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预料，当华东野战军攻打开封后，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急令张轸临时统一指挥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分由汝南、驻马店地区北进，并把杨干才兵团由南阳东调确山为后援。这样，汉水中游地区守敌即陷入孤立状态，在老河口至襄阳、樊城段仅有三个旅及保安团共二万多兵力，由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指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把握战机，实为首要。于是刘伯承、邓小平以乘隙捣虚，优势歼敌为作战指导，决定立即发起襄樊战役。
一、正确分析判断敌人作战布势中的隙和虚
襄阳位于中原汉水流域中段，北通关（中）洛（阳），南接沙（市）宜（昌），东连随（县）枣（阳）走廊，直通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鄂北驻守的重镇之一。蒋介石对此地区极为重视。1948年春在此设立了第十五绥靖区，指派其亲信、特务头子康泽为绥靖区司令、郭勋祺为副司令，率三个川军旅驻守；其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和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以及特务营、教导队、化学臼炮连守备襄阳及其以南山地，分派一个营驻守东津湾；第一六三旅旅部率第四八八团驻守谷城，并派出一个营驻守南漳，第四八七团驻守老河口。从敌人的防御部署看，基本是依城布防，没有纵深，缺少弹性。当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为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乘势袭取信阳，发起豫东战役之时，蒋介石急忙调动整编第十八军经周家口（今商水）北上增援开封，为了有效地配合豫东战场歼敌，我中原野战军主动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平汉线以东地区，坚决阻击驰援开封的敌十八军，同时将第六纵队隐蔽留置唐河、新野地区，准备乘敌之虚发起襄樊战役。当我军达到了调动敌人之目的，第十五绥靖区守敌孤立无援的态势形成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下决心乘隙捣虚，优势歼敌。即以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和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在江汉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发起襄樊战役。并对战役做了精心部署：战役的第一阶段首先以第十二旅主力利用夜暗突然包围谷城之敌，截断敌人向襄阳的退路，并以一部兵力控制老河口对岸，掩护第六纵队渡江；以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利用夜暗由太平店偷渡汉水，尔后以一部兵力对襄阳方向实施游击侦察，待主力逼近谷城后，协同陕南第十二旅歼灭谷城之敌，以第六纵队利用拂晓，袭歼老河口之敌，尔后渡江协同陕南第十二旅、第三军分区部队歼灭谷城之敌；以桐柏第二十八旅进至张家集一带，钳制监视襄樊之敌，并准备下一阶段作战。战役的第二阶段，集中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由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攻歼襄阳之敌；以第二十八旅攻歼樊城之敌。另以江汉军区部队袭占宜城、东津湾等地，阻击可能由云梦、信阳方向来援之敌；以桐柏军区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监视南阳之敌。作战方案形成后，邓小平对担任主攻襄樊任务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说：“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言中之意，就是要求王近山要审时度势，善识强弱，善辩隙虚，乘敌之隙，打敌之虚。刘伯承也嘱咐王近山要更多地动脑筋，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拿下这一点，全盘就好解决了。选择何处下手，要靠自己动脑筋来判断了。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王近山周密地分析研究了襄阳的敌情、地形以及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定了“撇山打城，主攻西门，乘隙而攻，寻虚而战”的作战方案。具体战法是，首先攻取城南的万山、真武山、瑟琶山、凤凰山、铁帽山、扁山等诸高地，突破襄阳城这一天然屏障后，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而是以一部兵力牵制南山之敌，避敌主力于不顾，利用敌防御之隙，直逼防守之虚的襄阳城，从城东、城西突然攻城，全歼守敌。这一作战方案，充分贯彻了野战军首长意图，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隐蔽组织乘隙捣虚的作战行动
战场上的隙和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防守一方会随着进攻一方作战企图的越来越明朗而通过调整得到改善，使原来的隙变成合，原来的虚变成实。所以，战场上为达成乘隙捣虚之目的，进攻一方必然要注意隐蔽作战企图，防止敌人有变。刘伯承、邓小平在确定了襄樊战役取乘隙捣虚，优势歼敌的作战方案之后，十分强调部队作战行动的隐蔽，为此，部队的机动、集结等一切的作战准备以及作战，都是利用夜暗和拂晓来实施的。7月2日凌晨，王近山司令员率领第六纵队冒雨从新野地区出发，为隐蔽战役企图，一昼夜行军约八十公里，当我先头部队于晚二十三时抵进老河口时，守敌第四八七团已于当日下午向谷城撤退，第六纵队又随即渡汉水追击，于3日夜进至谷城以北地区，敌第一六三旅又弃谷城南逃，第六纵队在陕南第十二旅的配合下，在谷城以东追歼南逃之敌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又一个营，接着又星夜兼程，沿汉水逼近襄阳，并于7月6日对襄阳形成了合围。正是由于第六纵队的机动、集结动作迅速隐蔽，多在夜间实施，使敌人在尚未察觉我军的作战行动时，就已被动作迅速的第六纵队及其友邻部队置于包围之中了。
襄阳城东、北两面为汉水环抱，北隔汉水与樊城相望，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凤凰山等高地为屏障，可瞰制全域，仅西门外瑟琶山、真武山下沿江岸有一条狭窄走廊可入城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在城内、外构筑有各种工事，紧靠城墙有外壕两道，深三米，宽约六至八米，壕内、外沿密布铁丝网和鹿砦等障碍物，城周和南山筑有碉堡，周围道路、死角、开阔地遍布地雷。康泽以第一〇四旅主力守南门，以一个团守城南山地，以第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西门，以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守西门外各要点，以第一六四旅旅部率两个团守樊城，康泽自吹“襄阳防御，固若金汤”。
7月7日，我军对襄阳发起攻击，第十七旅攻占了万山，并继续协同陕南第十二旅攻击虎头山，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攻击铁冒山，守敌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顽抗，并施放毒气，我伤亡百余人，攻击失利。随后，第六纵队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作战会议，又重新研究了地形、敌情。鉴于敌核心阵地羊祜山、虎头山不能直接控制西门外沿江岸的狭窄走廊，城内守敌缺乏重火器，亦难以有效封锁这一地区，我若将攻城重点放在西面，既可以避开设防坚固的城南高地，又可以直接戳敌要害。因此，六纵首长决心以一部兵力先开辟城西走廊，集中主力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另以一部兵力插向关东，与主突方向配合，钳制襄阳，以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南山，钳制与迷惑敌人。8日、9日，我各部队以强攻和夜袭方法，第十七旅攻占了瑟琶山，陕南第十二旅攻占了凤凰山，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攻占了铁帽山，从而形成了马蹄形的攻城态势。康泽闻报后，不禁大吃一惊，如梦方醒，急令第一六四旅主力放弃樊城，退守襄阳，企图全力固守待援。蒋介石、白崇禧起初认为，襄阳被围，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并给康泽打气说：“依山固守，耗其兵力，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待到襄阳城门频频告急时，他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见，蒋介石、白崇禧对我军作战行动的错觉，完全取决于我军作战行动的迅速和隐蔽，使其始终认为我军主力不在襄阳地区，因而导致了其对襄阳城孤立无援的态势及所面对的危机还掉以轻心。这也正是我第六纵队隐蔽作战行动所谋求的应有效果。
三、集中兵力，优势歼敌
乘隙捣虚，是为了创造更有利于歼敌的战机，而当这一战机出现之后，就应该及时把握战机，集中兵力速战速决。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是这样要求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的。7月15日晚二十时二十分，我主攻部队对襄阳发起总攻。第六纵队采取高度集中兵力的作战部署，以一个营为突击队，另一个营在西北角佯攻，其余十七个营作纵深梯次配置，目的在于造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形成具有很强后劲的突击拳头，使攻击部队能很快突破城墙，一俟打开缺口，使敌人还来不及调机动兵力封堵突破口，后续梯队则又以强大的连续突击鱼贯而入，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还集中了全纵队的炮兵，对西门附近的所有火力点进行了破坏和压制，将敌大部分工事摧毁，并有效地掩护了工兵分队连续爆破，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突击营乘烟幕发起冲击，顺利地通过百米长的大石桥，登上城墙，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随后，第十七旅及时将主力投入战斗，第十六、第十八旅亦按计划陆续加入战斗，突入城内。城东之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亦相继登城突入。攻城的三支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以迫击炮平射，以工兵爆破等手段摧毁敌据点，以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各个围歼顽抗之敌，战至16日六时，守敌大部被歼，只剩下杨家祠堂的敌司令部和钟鼓楼两处据点之敌仍负隅顽抗，攻击部队以四面围攻并结合火线喊话，军政攻势双管齐下，十时，钟鼓楼守敌缴械投降，十六时，我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在炮兵、工兵的协同支援下，向杨家祠堂敌司令部发起最后猛攻，经30分钟战斗，将敌全歼，活捉敌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等，共歼敌二万多人。我中原野战军的襄樊战役即告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特地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了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则把襄樊战役赞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第三节兵贵神速 先机制敌
军队的行动速度，历来被作为战场上两军交战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兵贵神速”之说，而这里的“神速”，一方面是指军队在单位时间内机动的绝对速度，另一方面，是指在指挥员敏锐的洞察力与高超的运筹力相结合中，把握机动时机、利用机动条件、巧施机动谋略，所实施的神奇和快速的行动，以争取到先敌之机和先战之利。因此，历来的军事家都把军队的行动速度与行动的时机、条件、谋略、效果等综合起来一并运筹。如“攻敌欲疾”，“兵者，机以行之者也”。其意是说，攻击敌人要迅速，用兵在于抓住时机来行动。《淮南子·兵略训》中讲：“善于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身，疾霆不暇掩目。”其意是说，善于作战的人，发现敌人弱点，就抓住不放，穷追不停，紧跟不舍，趁敌人动摇不安的时候打击它，在敌人进退不定的时候进攻它，行动快得像迅雷一样，来不及塞耳，像闪电一样来不及掩目。邓小平在革命战争中，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善于详尽地考究战场，敏锐地分析态势，准确地判断趋势，巧妙地创造战机，果断地指挥行动，牢牢地把握主动，由此做到了“兵贵神速，先机制敌”，战而胜之。1949年12月，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指挥的成都战役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及早预测战场发展趋势，先动于敌
兵贵神速，一是靠行动隐蔽突然，出敌不意；二是靠行动迅速快捷，先敌一步。而做到这两点的前提，就是要及早预测战场态势的发展趋势，超前筹划，先动于敌，把握主动。早在成都战役之前，我军就已经取得了解放重庆和川南广大地区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分析战场态势及发展趋势之后，决定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蒋介石最后的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上。在具体战场态势上，邓小平和刘伯承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认为：胡宗南集团辖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约20万人，其退往云南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一条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反复分析认为，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首先要做到“我军渡江（指北渡长江），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一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确有把握地全部聚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提前部署，先动于敌，控制敌逃脱的必经之路。于是，从12月1日至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相继作出部署，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和第五兵团的第十六军，自富顺、纳溪地区略事休息即向西疾进，昼夜兼程，迅速而隐蔽地占领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以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为两个军的第二梯队，在十六军后跟进，占领犍为；以第三兵团的第十一军、第十二军，自内江、铜梁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铺等地，尔后以第十二军主力占领邛崃、大邑，第十一军主力占领新津及其以东各要点；以四野的第五十军进至遂宁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兵力部署完后，刘邓首长强调，各部队在占领各自指定地区以后，要迅速加强伪装，构筑工事，做好阻止准备，会同自川陕边入川的华北第十八兵团及一野第七军等部，共同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的决心部署，部队开始了长距离的隐蔽迅速大奔袭。为了鼓舞士气，增强信心，激励斗志，前方指挥部向部队提出了“抓住敌人就是胜利”、“争速度抢时间”、“决不让敌人逃跑”等口号，邓小平与刘伯承再度分析战场发展态势，认为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兵贵神速，一定要打赢与胡宗南的这场速度战。于是，他们要求第十六军、第十军务必于12月15日或16日占领乐山、眉山之线，尔后迅速向蒲江、洪雅、夹江地区疾进，切断胡宗南南撤云南之路。并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最多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根据野司首长意图，兵团首长认为当前的关键是攻占乐山。为尽快实现此目的，对十六军作了如下部署：四十七师沿白花场、观音场、乐山方向，首先强渡岷江，攻歼乐山地区之敌，尔后进占峨眉。四十八师沿邓井关、贡井、荣县、竹园铺，在板桥溪偷渡岷江，插至乐山侧后，协同四十七师歼灭乐山之敌，占领夹江，再向雅安前进。军指挥所率四十六师，沿王宝镇、乐山方向前进。按照这种部署，各师直扑攻击目标。遵照刘邓首长指示，部队不顾一个多月以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就是一个念头，“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正像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后来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11月初由湘西开始出动，以后即遭连续半月甚至一月的淫雨，加之公路很少且多被敌破坏，前进道上横亘着连绵不绝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所过之处又人少粮缺，增加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我们物质、准备尚好（特别是每人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所有部队都以高度的努力与坚强的信念，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一致向指定目标迈进。干部战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日浑身都是泥巴，自军长以下的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月时间内，都因小路崎岖而掉了乘马和铺盖，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日行60公里至90公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连续几个昼夜施行急行军；过贵州的部队，尚以为贵州并不如过去所说的那样苦以自慰，因之，都顺利地战胜了当前的困难。”正是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先见之明，先动于敌，先机占领，谋划和指挥部队做到了兵贵神速，才为成都地区围歼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二、快速突然地形成围歼部署，先制于敌
战场上的兵贵神速，不仅仅是机动行动的快速，也包括形成作战态势的快速，在敌人还不察我之意图，不明我之动向，不辨我之态势之时，就以快速而突然的行动形成作战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指挥成都战役时就是这样，部队的长途奔袭，胡宗南始终不明我真正的作战意图，只是盲目的阻击和撤退，直到合围态势的形成已经明朗，胡宗南才如梦方醒。正如邓小平和刘伯承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战胜了上述的困难，进军得非常神速，到处出敌意外，故敌人处处被动，一切部署都落在我军之后，所有企图抵抗之敌人，都在其尚未到达预定地点时，即被我军击溃或消灭，因之一般地未遇到较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之伤亡不大（连最后歼灭李文兵团在内，共计伤亡不到五十人），敌人的破坏企图均未得逞，重庆、成都、贵阳诸城市均较完整地获得解放。”事实正是如此，我各路解放军根据刘邓首长的作战部署，夺关越险，势如破竹，横扫西南。第十六军按预定时间攻占了乐山，尔后控制了乐山、夹江、峨眉三角地带，同时抢占了洪雅，19日在沙坪追击并歼灭了宋希濂残部3400余人，并在蛾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获了宋希濂。第十军14日解放了井研，15日攻占青神并强渡岷江向西北发展，17日即解放丹陵、眉山，逼迫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第一三五师投降，19日占领了蒲江。第十二军15日攻占了仁寿，17日夜强渡岷江，次日攻占彭山，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三五师一部。此时，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已到达了新津，我第十二军遂以第三十五师之一部控制要点，监视敌第五兵团的行动，主力于19日袭占了邛崃，在王泗营、苏场追歼了国民党军7000余入，20日攻占大邑。第十一军于15日攻占了简阳，随后进至新津东西两面的借田、普兴场、太平场地区。第十八军13日到达宜宾，接收了郭汝瑰部的起义，尔后继续西进，15日又在犍为的清水溪地区歼灭了宋希濂的残部4000余人，随后又向东山、眉山方向疾进。至此，我各路大军都按邓小平、刘伯承所指定的时间、地点准确到位，胡宗南集团能够退往康滇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
另外，就在我第二野战军主力急速向成都以南地区奔袭的同时，我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第十九师也在加速向南追击。中路第六十军于13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的防线，攻克广元北面的要塞朝天驿（关），14日攻占川北门户元城，紧接着不给守敌以喘息之机，又攻占了蜀道咽喉剑门关，18日解放了剑阁。随后又乘胜直追，加日占领了梓潼，21日解放绵阳，右路第六十二军于15日攻占碧口后，迅速突破摩天岭，18日占领青川，22日攻占了江油、中坝，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三旅。左路第六十一军15日由汉中出发，翻越大巴山后，19日在南江地区歼灭国民党3000余人，21日进占巴中，接着沿成（都）巴（中）公路向西疾进。正是在我各路解放军穷追不舍的歼击下，国民党军的防线弱得不堪一击，各路部队节节败退，争相逃命，又无路可逃，只好猬集到成都周围地区。到12月21日止，我解放军将川境内的国民党军“水到渠成”地包围于成都地区，完全被控制。就此，解放战争中，我军最大的一次追击战胜利结束，这也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兵贵神速”谋略的一次成功的运用。
三、实施“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先胜于敌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向康滇退逃的后路被切断并被包围于成都地区之后，胡宗南深感我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之神速是他和同僚们所始料不及的，同时也预感到形势的严重，为了保存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胡宗南只好收缩兵力，组织防御。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五兵团固守新津；以第十八兵团控制新津、成都之间地段，构筑工事；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第七兵团南撤德阳、三台地区；第十六兵团坚守什邡、广汉地区；第三兵团（由湖北绥靖总部改称），配置在金堂地区；第十五兵团、第二十兵团残部配置在彭县地区，也向主力靠拢。为保证合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到，胡宗南集团凭其30万军队，肯定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最可能的是，首先集中力量实施突围，一旦突围不成，有可能在成都地区来一个困兽之斗，作重死挣扎。于是，12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给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发出重要指示：“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两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我第三兵团、第五兵团利用战斗间隙，调整部署，整顿组织，临战动员，调集炮兵，研究战法，加强侦察，组织开展战前训练，积极做好战前准备。并广泛运用战场喊话、广播、发送传单信件等各种形式，对国民党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在我军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有力的政治攻势之下，敌4万余人在什邡宣布起义。
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向南突围问题。胡宗南首先讲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我们不能做领袖的逆臣，而是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紧接着，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对突围西退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即第五兵团指挥第一、第三、第三十六军及第二十四师向西昌、第十八兵团指挥第九十、第六十五军向云南昭通；第七兵团指挥第七十六、第十七军向贵州威宁；第十五兵团统一指挥第二十兵团，第七十九、第一二七、第二十军残部先由成都向东，尔后转向贵州毕节；各部统一于23日22时开始行动。突围部署完毕后，各部着手突围准备。23日深夜，国民党军各部按照突围计划开始行动，但是，在邓小平、刘伯承指挥下的我人民解放军各部早已做好了反敌突围的作战准备，正严密包围和监视着被围之敌的动静，所以，突围之敌刚一行动便遭到了猛烈的抗击，一些觉得突围无望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我政治攻势的感召下宣布起义或投降。如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率部分别在郫县、安德宣布起义，而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及成都防卫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盛文，害怕突围意图被暴露，遂命令各部停止行动，并于24日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五兵团组成中央兵团，率第六十九、第二十七军沿新（泽）邛（崃）公路向邛崃突围；以第十八兵团为右路兵团，率第六十五、第九十军、第三十六军的第四十八师，由双流向邛崃突围，在邛崍与第五兵团会合，尔后向雅安方向发展；第一军为左路兵团，沿新邛公路以南向蒲江突围，到达蒲江后，以一部进占丹棱，掩护左侧兵团的突围行动；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率第三军及第三十六军第一六五师为左侧兵团，在第一军后向蒲江以北突围，另留第二十四师于新津担任掩护；其余原西安绥署之特务团、炮兵团、辎汽团等部5000余人也随同第三军一起突围。其实，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大军包围成都之时，胡宗南曾多次向蒋介石表态要“要守成都”。而真到兵临城下，又向蒋介石发出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面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和雷波。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不得不批准，要胡宗南率部突围，而胡宗南却深知“率部突围”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于是就在召开完军事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对部属连招呼也不打，便率先退逃了。24日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分路向西突围。其先头部队突围到邛崃以东的高山镇、固驿镇一带时，与我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接火，遭到我军顽强阻击。正值此时，敌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1.8万人于25日在德阳宣布起义，其它归胡宗南指挥的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也都接踵起义，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率第六十五军按兵不动，李文只好以其所能指挥的七个军继续向西突围。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又命令第三、第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日（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年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年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于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
根据敌主帅胡宗南已南逃到海南，几个兵团的部分部队又临阵起义这样一种战场态势，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判断道：“胡匪所部有于日内即行突围逃窜或解体之可能。”有鉴于此，他们马上又指示道：各部队应即多方迅速切实查明当前敌人之动态，如其突围时，则应适时适地于野战中捕歼之，如其仍固守顽抗时，则应以各种方法争取瓦解，并速作有效之组织的进攻准备，以便适时受降和诱导起义与多方捕歼可能溃窜之散匪。部队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立即调整了部署，扼守大邑的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向邛崃与主力靠拢坚守桑园镇、童桥、高山镇、固驿镇及邛崃东南一带高地，坚决阻止国民党军南逃；第十六军由蒲江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之线，第十八军的第五十三师赶至寿安场；第十军占领新津后，以主力出大邑，第十一军向双流出击，以做好围歼逃跑之敌于新邛公路南北地区的准备。各部队按调整的部署开始行动，第十二军在邛崃地区顽强抗击了国民党第三个军的连续进攻，粉碎了其突围企图；与此同时，第十六军于25日在吴山镇截住了国民党军三个军；第十军向新邛公路疾进，第十一军由东向西直趋双流、新津，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也以勇猛的行动直插新邛公路。26日早，一切准备就绪的解放军各部全线发起攻击，经两天激战，至27日即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等部七个军。俘兵团司令官李文以下5万余人。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的30万人被彻底歼灭。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出敌不意地以大包围、大迂回，突然俯击敌之侧背，断其退路的战略方针的结果，也是正确运用兵贵神速，先机制敌的作战指挥谋略的结果。
第四节审时度势 各个击破
审视和把握有利时机，预测和创造有利的态势，这是战场上准确把握战机，全力争取主动，以求战而胜之的基本要素，也是指挥员作战指挥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与敌斗智斗法的战场上，常常是游刃有余地驾驶局势，机智敏锐地审时度势，适时稳妥地把握态势，从而在两军对垒的战争舞台上，导演了一个个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其间的指挥艺术，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蒋介石看到了自己“黄河战略”的结局，“哑铃布势”式的重点进攻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是他急忙乘飞机到郑州前线，亲自调兵遣将，他一面命令刘汝明部死守郓城、菏泽两城，并从砀山调来整编第六十五师和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共四个旅组成西集团，以吸引到刘邓野战军屯兵城下。一面从豫皖苏、豫北等地抽调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五十八师，连同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十个旅组成东集团。两个集团由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企图以主力齐头并进，沿金乡至郓城公路北上增援，以整编第七十师向六营集推进，逼刘邓野战军于郓城、菏泽狭小地区背水作战，或逼使刘邓再返回黄河北岸去。从蒋介石兵力部署的态势上，刘伯承、邓小平一看地图就知道蒋介石要搞什么鬼把戏了。邓小平分析认为：鲁西南地区恰好是一个被黄河、运河和陇海铁路线切成的三角形地区。而郓城则位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是国民党军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以增援鲁西南，企图就是控制郓城，瞰制鲁西南。鉴于上述态势，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认为，敌人兵分两路，西弱东强，且西路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如果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乘敌东路援兵尚未到来之机，集中兵力首先攻歼西路诸点弱敌，孤立王敬久集团，使强敌变为弱敌，尔后再转兵消灭王敬久集团主力，就可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作战企图。于是邓小平、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攻敌一点（郓城），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战法。为实现这一决心，决定以第一纵队等部积极攻取郓城，吸引敌军增援，以第二、第六纵队迅速从敌东路、西路敌人之间疾进百余里，直插敌人纵深的定陶、曹县两城，乘敌第一五三旅立足未稳和尚未与菏泽之敌靠拢之际予以歼灭，并消除盘踞在曹县的一千余土顽。另外，又以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之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以便在攻歼郓城、定陶之敌后，及时投入割歼敌东路军的作战。
作战部署明确后，各纵队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分头行动。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一纵队以强行军的速度直奔郓城，首先驱逐了郓城外围各据点之敌，并于7月7日晚发起总攻，由于他们选择了敌人防御部署的薄弱而地形又对我有利的西门作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因而仅经一夜激战，就将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旅全歼，连同地方部队共一万五千多人，活捉中将副师长理明来。7月6日至9日，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第六纵队肃清了定陶城外围之敌，10日晚发起总攻，经五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与此同时，陈再道、王维纲指挥第二纵队进占曹县，陈锡联、彭涛指挥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郓城、巨野之间待命，刘邓大军摆开了北起黄河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至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粉碎了蒋介石置我于背水作战的被动境地的企图，长驱直进至敌军主力的侧背后而完全占据了战略主动的地位，为我审时度势，寻找和创造战机，各个击破东路之敌创造了条件。
一、敏锐度势，果断决策
古人说：“见利宜疾，未利则止；取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太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其意是说，战机捕捉之重要，把握态势之不易，因为乘势行动是分秒不能差的，稍早一点，态势尚不成熟，稍迟一点，态势就会消失。所以孙子讲：“善战者，求之于势。”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与敌军事斗争中运用这一谋略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郓城、定陶之敌被我全歼之后，东路援敌果然不敢贸然行动了。在巨野至金乡的百余里的地段上，由南向北摆成了一字长蛇阵。整编第七十师（第一三九旅（欠一个团）、第一四〇旅）在最北面进至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一四一旅，第一四九旅）在中间进至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第一五八旅、第一九九旅）在最南面进至羊山集，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位于金乡，各敌彼此间隔十至十五公里左右，企图静观态势，稳扎稳走。
7月10日，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及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进一步分析了敌人摆开的态势，刘伯承形象地比喻敌人“不是什么常山之蛇，名日率然，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击其腰则首尾并至”。邓小平却从中抓其弱点，认为“敌人这是一字死蛇阵”，实际上它首尾难顾，各部自顾不暇，这正是利于我各个击破的态势，“此时不打，还待何时！”依据这种分析，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乘胜扩大成果，乘敌各部尚立足未稳，且布势分散的弱点，立即发起攻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于是研究制定了具体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于13日进至巨野东南，由敌侧后发起攻击，切断敌三个师之间的联系，重点割裂、歼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尔后再攻歼敌整编第七十师。以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以一部兵力切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于14日进至薛扶集地区，协同第一纵队歼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以第三纵队由汶上集地区向东，插至羊山集以南、以东、割歼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以第二纵队由曹县地区向东北，首先歼灭谢家集地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尔后协同第三纵队割歼羊山集之敌。另外，还以冀鲁豫军区的第一、第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准备阻击可能由金乡来援之敌。抓住敌人“一字长蛇阵”这一有利于我围歼的态势，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部署。7月13日拂晓，各纵队以长途奔袭的动作，迅速隐蔽地到达各自指定位置，在敌人还未及作出反应之时，就将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切成了“蛇头”、“蛇腰”和“蛇尾”三个部分，并对其分别形成了合围态势。这是刘伯承、邓小平以敏锐度势，果断决策才争取到的极为有利的歼敌态势。
二、捕捉战机，主动歼敌
当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将国民党军东路各师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之后，王敬久顿时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知何去何从。先是急令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七十师南北对进，向中间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靠拢，随后又急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接应整编第七十师，然后再一起向南与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靠拢，这样的指挥调动，将分散三个据点的敌人搞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无所适从，不战自乱。邓小平认为，此时正是我应该捕捉的有利战机，抓住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六营集运动，失去依托阵地的好打之机，务求首先将其歼灭于六营集地区。
六营集是一个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镇，缺粮少水。国民党军两个半旅蜂拥而至，一时间混乱不堪。占领村镇的敌人一面组织抢修工事，调整兵力，加强防守，一面又判明态势，寻找战机，准备突围。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敌整编第三十二师的行动，为了更有效地消灭被围之敌，而不使敌人作困兽之斗，决定改变原来四面围攻的部署，而调整为“围三阙一”的战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纵敌突围，歼敌于逃路之中。7月13日拂晓，第一纵队隐蔽进至六营集、独山集以东狼山屯地区展开战斗行动：第一旅进占六营集以北陶官屯之线，向六营集逼近；第二纵进至六营集、独山集之间地区，切断了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六十六师的联系；第二十旅进至嘉祥以西之马官屯地区，切断敌之退路，并准备阻止沿济宁方向可能的增援之敌。第二纵队于当日中午歼灭谢家集之敌一个团以后，即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完成了对羊山集之敌的包围。当敌人企图向七十师靠拢时，我第一纵队当即捕捉住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于运动之中的有利战机，采取截击和兜击等手段割歼敌人。敌师部还是硬着头皮率部分残敌逃入六营集与整编第七十师会合了。敌第一三九旅企图在青纱帐掩护下改道经薛扶集东北向嘉祥逃窜，在我第十九旅的追击与第二旅、第二十旅和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的侧击下，于14日晨被我军全歼于嘉祥以西地区。14日中午，嘉祥守敌第九十三旅惧怕被歼，其旅部率第二七八团向济宁逃窜，我随即收复嘉祥，此时，我第六纵队主力已赶到薛扶集地区，随即开始收缩对六营集之敌的包围，决心利用夜暗，乘敌立足未稳等战机发起总攻。
被围于六营集之敌，两个师猬集在仅有二百户人家的沙土村庄，既不能就地固定，又不能向南突围与整编第六十六师会合，唯有向济宁方向突围。针对这样一种态势，我又以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纸纺以西的开阔地布设成袋形阵地，口向六营集方向“张开”，专用于网歼突围之敌。14日晚，我第六纵队从六营集西面发起猛烈攻击，敌几乎未形成抵抗，就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整编第七十师为右翼，合力向东南方向突围。当敌逃出六营集夺路奔逃时，随即遭我第一纵队的四面围攻，顿时大乱，溃不成军，被我军全歼于六营集东南方向10公里的大洼地内。至此，六营集战斗胜利结束，敌一字长蛇阵的“蛇头”、“蛇腰”两个整编师师部及三个半旅被我相继各个歼灭。
三、乘势而战，务求全歼
战场上的造势，常常会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使敌方产生紧张、恐惧、惊慌、疑虑、厌战、胆怯情绪和心理，引发其惶恐不安、心智不清、不知所措、犹豫不决等心理反应，导致指挥决策上的失时、失势、失理、失智、失误；从而乱其心，破其谋、泄其气，夺其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以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连续的斩“蛇头”、断“蛇腰”之役的胜利，使“蛇尾”之敌如惊弓之鸟，猬于羊山集避而不战。此时，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连续的胜利，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敌人，收复了失地，而且对相关之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只有利用敌畏惧不安，胆怯厌战这一战机，乘势而战，才能更有利于全歼残敌。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即令第二、第三纵队对羊山集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发起攻击，务求全歼东路之敌。羊山集位于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的低洼地带，村内有千余户人家，村北为长约2公里的羊山，可瞰制羊山集。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的重要据点，修筑有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敌占领了羊山集之后，利用险峻地形又构筑了大量工事，当时因连日降雨，村镇三面环水，很难接近，加之战前我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准，致使从南面、东面攻击未能奏效。这时，蒋介石慑于鲁西南的接连失败和羊山集的不断告急，于19日飞往开封亲自指挥，并从其它战场急于调兵遣将，以求挽回败局。同时，蒋介石又严令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整编第六十六师及第一九九旅由金乡北援，解羊山集之围。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乘敌各路援军尚未到达之前，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务求全歼敌人。首先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和第七军分区部队阻击北援之敌，力争给敌以大量杀伤后，诱敌先头部队第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然后切断其与整编第五十八师的联系，于运动中歼灭该敌。20日，果然不出刘邓所料，敌第一九九旅急于渡过万福河北援，羊山集守敌见援兵将到，即以一个团前出接应。此时，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冒着倾盆大雨向敌发起攻击，突然将敌四面包围在旷野泥泞的道路上，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敌第一九九旅及从羊山集前来接应的一个团全部歼灭。这时，毛泽东又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应经过短期休整，立即向大别山行动。羊山集之敌如能迅速攻歼，则攻歼之，否则立即转入休整。刘伯承、邓小平经过对敌我态势的综合分析认为：敌各路援兵还奔于途中，对羊山集守敌是鞭长莫及；就近的金乡之敌再无力北援。羊山集之敌已经被我削弱，且畏战、厌战心理严重。我主力部队对敌防守情况已经了解清楚，只要主力全部集中，部署得当，完全可以迅速攻歼羊山集守敌。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又调整了部署，集中四个纵队实施合围攻击，以第二纵队一部由西向东攻击，以第三纵队第七旅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由北向南攻击，以第三纵队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并集中野战军榴炮营、第一纵队炮兵团以加强火力支援，重点是压制羊山各制高点，经一夜激战，合歼守敌一万四千人，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由此也证明了邓小平、刘伯承审时度势，各个击破的指挥艺术之精妙！
第五节退避三舍 后发制人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语出异处。其中，退避三舍，见于《左传》。舍，是古时行军路程单位，相当于现在的30华里。退避三舍，相当于退让90华里。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对人让步，不欲与之相争。而后发制人，则见于《汉书·项籍传》，原说为“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即战争的双方，先发动的处于主动地位，可以制对方，后动手就会被别人所控制。后来又有了“后发制人”之说，指先让人一步，等对方暴露出弱点，使自己找准战机，再一举迎战，战而胜之。由于两语相互联系，含意递进，所以，在军事斗争中常常被连起来使用，并成为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的谋略。尤其是弱军要战胜强军，就不得不施用此法。从军事上讲，“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有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之意，待其兵力分散，弱点暴露，出现过失，流离转徙，劳顿疲惫之时，再发制敌，由此战而胜之。“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从政略上讲，“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可以通过我有礼有利的退避，使敌人的反动本质或侵略本性，更加充分的暴露，从而使其失之道义，失之多助，失之民意，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从心理上讲，“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可以通过我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退避，使敌误认为我是败退，从而滋生麻痹大意、狂妄自大、骄横轻敌的心理，从而更易于被我调动，更利于我创造战机，战而胜之。邓小平在他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总是善于把握大局，洞察形势，从政治和军事的结合上施谋展略，指挥决策。
一、掌握斗争策略，求同存异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第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竟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全国各地蓄意制造了各种军事摩擦，致使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鹿钟麟、石友三和朱怀冰等人就组成了进攻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反动阵营。但是，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毛泽东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从巩固发展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军队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心对非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将领开诚相见，并在不放弃斗争原则和党及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交往上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争取石友三，邓小平和刘伯承商议，决定派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在南宫县的乔村与石友三进行会谈。随后，邓小平又亲自出面同石友三进一步深谈。在会谈中，邓小平向石友三反复宣传我党申明大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御侮、一致抗日的主张。也一再说明，我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正是为了团结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需要，从而使其打消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疑虑及戒备。邓小平在向国民党将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同时，他还针对部队中部分同志对我党我军对国民党制造摩擦和纠纷的行为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不甚理解，甚至产生埋怨的情绪，向广大指战员作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工作方针之一就是要巩固与友军友党及各阶层的团结，以利于更多地减少摩擦，化解纠纷。对待友军要有诚恳的态度，帮助其解决困难，配合友军作战，对友军的胜利要宣传。经过邓小平的教育，有效地消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时过不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指示电，也提出了多培养同情者，扩大我们的外围力量，培植可靠的同情我们的武装力量。
然而，蒋介石却出于其反动阶级本性，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总是在策划其反共阴谋。他在给石友三的密件中说，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遗患未来，要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这一密令，促使石友三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策划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计划。尔后，就派军队袭击了冀南、冀中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使当地的军民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尤其是我青年抗日纵队的一营损失更大。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顽固派残杀抗日军民的事件，制造各种摩擦也是有增无减。
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行径，邓小平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敌后方的两个路线》的文章。在此文中，他深刻分析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经常发生摩擦的原因。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在敌后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共产党所主张和坚持的统一战线，民主同盟。另一种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坚持的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反动路线。邓小平在文章中谴责了一些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与人民、与进步摩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把抗日第一的原则抛开，以“防共”为第一要义。另外，他还诚恳指出，巩固团结和统一，要有互助互让合作精神，不是搞摩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要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一致对敌。应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确定是否让步及让步程度为标准。最后，邓小平也郑重地声明，顽固守旧，自起摩擦，逼翻民众，那就是无异在帮助敌人自取灭亡。邓小平的文章，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惜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团结合作的诚意，反映了我党相忍为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采取了有条件的克制和忍让的斗争策略，而且也表明了我们党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一贯与人民为敌的顽固派的克制和忍让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的摩擦，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的态度。
二、坚持有限退让，有理有利
虽然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摩擦和进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蒋介石对此却误认为共产党是软弱可欺，甚至把共产党为维护团结和统一，共同抗战的斗争策略当成了委屈求全。于是，他更加猖狂地实施了反共、反人民的步骤。6月下旬，蒋介石又授意其部属秘密制订了《共产问题处置办法》，企图以“统一”、“集中”和“服从”之名，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紧接着，顽固派张荫梧部出兵包围了我赞皇工作组，危害了我党工作人员10余人，后来又以3000余人再次实施了围攻。对于顽固派的罪行，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邓小平说，张荫梧、石友三等摩擦专家欺人太甚，应该教训他们，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对搞我们的积极的张荫梧等，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一下，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被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石友三等目前应以争取为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的中下旬，我军组织力量对张荫梧部给予了反击，狠狠地教训了张荫梧，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
党中央对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斗争策略和处理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和行动表示赞同，同时又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不让其取得攻击我方的口实，影响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求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忍让和克制是有限度的，要坚决打击与教训敢于向我进攻的顽固派。根据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结合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指示冀南根据地的领导，我们的一切应站稳抗日而不是对内的立场，对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也仅是自卫的立场，这样可以会更好地孤立对方，以便于在有利的时机求得适当的解决。另外，邓小平还指出，要积极与顽军的军官多取得一些联系，诚恳地谈一谈目前的形势，搞摩擦是错误的，人民是反对摩擦的，通过宣传，争取好的分子。但是蒋介石一直视我党的以抗日大局为重的一贯主张和一再忍让为软弱可欺。于1939年11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陕甘宁边区和晋西、晋东南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骨干分子朱怀冰率部很快就攻占了晋西。在晋西地区到处派兵，抢占八路军的要点，包围或围攻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等抗日力量，破坏我抗日政权，抢劫民众财产和物资，公然叫嚣要彻底“驱逐八路军”。石友三也渐渐暴露了其坚决反共的真实面目。他指使部下活埋了我东进抗日纵队的一个排，到处捕杀抗日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蒋介石这种猖狂的倒行逆施，于1940年1月15日，邓小平和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致电蒋介石，说明了当我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时，国民党的顽固派却在不断地制造大规模的摩擦，不仅破坏了抗战行动，而且消耗了抗战力量，扰乱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此，应该予以坚决杜绝。必须坚持反对摩擦、巩固团结，实现统一，坚持抗日的方针。但蒋介石还是置若罔闻，一面电令八路军撤出太南、太岳，一面令国民党军队继续向我根据地进攻。从上述的局势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既坚持了以抗日大局和民族利益为重，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侵犯和故意制造摩擦，做到了仁至义尽，一忍再忍，成功地运用了“退避三舍”的谋略。又做到了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由此激发广大民众和八路军指战员坚持抗战，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形成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从而达到了为奋起自卫，后发制人创造有利条件的客观效果。
三、实施后发制人，战而胜之
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后发制人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之时，国民党顽固派仍在一意孤行地制造着摩擦，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对那些国民党顽固派给予坚决的、有限度的反击。刘伯承曾当面告诉顽固派的反共急先锋朱怀冰：我们已经是退避三舍，实在无处可退了，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吧。要是逼我们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部署了对朱怀冰、石友三的有限度的反击行动。
朱怀冰、石友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再一次侵犯了我太行、冀南根据地。尤其是朱怀冰指挥所部制造了极为严重的“贾壁事件”，在磁县、武安西县猖狂地围攻我军，使我军受到了重大伤亡和损失。石友三甚至还直接与日军勾结，公开配合日军实施“扫荡”，其反动本质和顽固程度暴露得淋漓尽致。从我党我军对国民党军斗争的原则出发，石友三已属难以争取和团人，配合主力消灭之。3月9日，邓小平进一步电令各部，鉴于朱怀冰部已被各部击散，朱怀冰一人南逃，其他南逃之敌大小股甚多，你们应即取平汉路向南及东南清扫残敌，肃清各路散部，收散兵散枪，灭地方团队。
经数日激战，邓小平指挥三路八路军，歼灭了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由朱德代表八路军同意这一要求，双方经过谈判，划定了两军的边界，商定彼此之间不得越界侵犯。随后，邓小平奉命率追击部队后撤，并全部释放了战俘。
3月4日至4月5日的卫东战役，最后消灭石友三部6000余人，巩固了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此役和西线的磁武涉林战役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联结太行、直南、鲁西反动势力，隔断八路军南北联系的阴谋。周恩来后来讲：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们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由此不能看出，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正是成功地运用了“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的军事指挥谋略，才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我党对蒋介石既斗争，又联合，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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