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研究战役计划时明确指出，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固派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兵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地争取他们采取中立的立场。石友三流氓成性，反复无常，坚决反共，甚至勾结日寇，是我们目前主要打击的对象，我们不打则已，打就必须打胜。应该说，这次作战的胜败，关系到整个华北抗战的局面。因此，这是一次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作战，目的是争取时局的根本性好转。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非常周密细致地制定了作战计划。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意见，由邓小平统一指挥第一二九师主力，并分成三个纵队围歼朱怀冰部。3月5日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磁武涉林战役打响了。各路部队接到作战计划分别向东南方向实施了勇猛的突击，坚决消灭朱怀冰部主力。3月6日，根据各部的报告，邓小平又签发了第二号作战命令，要求部队坚决追歼顽军于林县以北地区，要不惜一切疲劳完成作战任务。并提醒各部注意：突击的重点仍然是对朱怀冰的军直及九十四师，对二十四师及其他中间部队仍然采取争取的方针。非到敌向我攻击，或阻我必须经过的前进道路时，不得轻易采取军事行动，以致违犯我党的斗争政策。3月7日，邓小平又电令各部：你们战果及追击情形，敌军的状况如何立即报告，应猛追。3月8日，邓小平再次电令，注意侦察，坚决截堵敌援其它战场的作战行动，为推动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进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集中兵力 优势歼敌
谋势造势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优势，其中包括争取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尤其是在整体上、全局上处于劣势、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敌，更需要通过主观的谋划和运筹去争取局部作战上的优势，即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以保证战而胜之，这也是毛泽东谋势造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后来在总结我军十大军事原则时又说：“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可见，集中优势兵力既是一条基本的作战原则，也是谋势造势的主要内容。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中，我军基本上是以手榴弹加步枪的六十万对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坦克加大炮及美式摩托化装备的八十万，总兵力处于弱势，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邓小平为书记，另加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正确运用毛泽东关于谋势造势的军事谋略思想，集中兵力于每一个局部战场，灵活施用迂回、穿插、分割、阻援、断退、牵制、钳击、围歼、围攻、围困等战法，一个一个地歼灭蒋介石的重兵集团，最终在65天内，歼敌五个兵团和一个绥靖区，共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包括四个半师的起义），总计五十五万五千余人。淮海战役，和与其前后进行的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我人民解放军后来的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同时，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也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善于谋势造势，精于集中兵力，优势歼敌的军事指挥谋略水平。
一、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
194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为主进行淮海战役。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战役的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即将自徐州调返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和海州、连云港之敌，歼其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以利于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根据中原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又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明确规定了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要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站、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地区作战。毛泽东同时指出：歼灭黄伯韬兵团作战最关键、最紧要的问题是阻击徐州主力东援，所以，华野要用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阻击、钳制任务。从南、北、西三面直通徐州，使敌开始不能准确判断我军的作战意图和主攻目标，等其判明我真实作战企图后，又必须先解除对徐州构成的南、北、西三面威胁才能得手东援，这样就可以为我华野主力攻歼黄伯韬兵团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为配合淮海战役，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夺取了郑州战役的胜利。邓小平在郑州绥靖公署礼堂主持召开了参加郑州战役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着重讲了部队东进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他以战略家的敏锐强调指出，我们很快就要东进了，任务是同华野部队一起，集中力量准备进行徐州会战，以围歼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这是一次最大的决战，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决战，我们要全力争取这次决战的胜利。目前，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孙元良四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的两个绥靖区部队，对于这样庞大的重兵集团，我们只能集中力量有计划的分批歼灭，绝不能让敌人主力退踞江南。这样不仅需要我们的宽大机动，频繁转移以寻找战机，以求兵力集中，而且需要我们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邓小平看了一下会场的各级指挥员接着说，我们很快要东进了，这次东进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同志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把蒋介石的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否则，敌人主力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对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干部都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充分的估计。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向干部讲清了形势和任务，而且还讲清了意义和要求，使广大干部树立了信心，提高了士气，鼓舞了斗志，为全力参加淮海战役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正当华东野战军经过紧张的筹划，已经完成了发动淮海战役的一切作战准备之时，中央军委、毛泽东根据粟裕的建议，同意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邓小平、陈毅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确定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是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方案，对华东、中原野战军分别制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为了淮海战役的首战制胜，两大野战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围歼作战，即以华东野战军的八个纵队担任围歼位于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兵团的任务，另以三个纵队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之敌，以控制运河以东地区，阻击李弥兵团东援，再以三个纵队出临城、台儿庄、贾汪地区，从徐州的北面、东面逼近徐州，构成对徐州的威胁，切断陇海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中原野战军以积极的行动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首先歼灭位于商丘地区的第四绥靖区部队，钳制邱清泉兵团，然后直出徐蚌线，控制徐蚌线，对徐州构成威胁，使之不敢轻举东援，也可以对蚌埠之敌形成防御正面，阻敌北援徐州。另外，要以刘伯承指挥的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部队侧击和尾击由确山东进的黄维兵团，阻敌向徐州靠拢。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后，围绕围歼黄伯韬兵团十二万人这一作战意图，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动用了二十多个纵队又五个旅及地方武装，于11月6日在淮海地区展开了围追、围割、围插、围歼作战，黄伯韬兵团不得不开始向徐州方向撤退，当于9日撤到运河西岸时，黄伯韬认为已经靠近徐州，暂无被包围的危险了，于是决定在碾庄圩地区休整一下。而此时，我各路追堵大军也已神速秘密地赶到，山东兵团在敌第三绥靖区起义后，迅速通过该部驻地，越过不老河南下，进逼东贺家，占领了大许家、曹八集，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先头一百军之第四十四师，封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并继续扩大突破地段，于11日在徐州东郊大庙附近占领了阻止阵地，形成了对内外防御正面。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于歼灭敌掩护部队后，渡过运河，乘敌混乱之机，向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也由南向北攻击，战至11日，将黄伯韬兵团主力合围于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然而，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淮海战场的局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攻取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已被我军提前占领，刘伯承指挥的尾击、侧击东援徐州的黄维兵团的第二、第六纵队，第一纵队一个旅以及豫西、陕南、豫皖苏军区各部也来到了淮海战场，与邓小平、陈毅的中野主力会合，中野主力攻占了宿县，迅速切断了徐州敌人的南退之路，由此对徐州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这样，随着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加入淮海作战，使参战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战区范围越来越广，后勤保障任务越来越重，使由原计划以华东野战军为主作战，以中原野战军一部相配合，发展成了两大野战军的共同作战，由原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分发展成了全歼刘峙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一部的规模宏大的战役。针对这一发展变化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协调两大野战军的共同协作作战，统筹淮海战役全局，中央军委、毛泽东于11月16日18时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电报指出：淮海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为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前线总前委成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承担起了全面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的重任。他们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把淮海战场敌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意图，决定要在中野的配合下，由华野迅速围歼黄伯韬兵团，首先实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
黄伯韬兵团被围于碾庄圩狭小地区后，刘峙、杜聿明在蒋介石的多次督责下，以邱清泉兵团三个军、李弥兵团两个军共十二个师，从12日开始东援，敌人虽然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向我阻援各纵队发起了猛攻，但我担任阻击的各纵队顽强抗击，我苏北兵团也从其侧翼和侧后进行了积极的攻击和袭扰，使增援之敌也陷于被围击的泥潭之中，前进迟缓，增援不济。而这时，担任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各纵队，自12日开始，从四面八方对敌展开猛攻。由于敌逐村顽抗，我又是由运动中仓促转入对村落防御之敌实施攻坚作战，准备也不够充分，开始进展不大。随即各纵队及时改变战术，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轮番连续攻击，保持了持续的突击能力。各纵队首先集中力量协同歼灭了较弱的第四十四军、第一百军。各攻击部队也是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对壕作业，逐点分割，逐点攻击，逐点歼灭的战法，战至18日，敌第四十四军、第一百军被歼灭，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四军遭到严重打击，黄伯韬兵团部所在碾庄圩已暴露于我攻击矛头之下。19日晚，总前委根据此时敌我双方态势和战局进程，决定各纵队从各方向向碾庄圩发起总攻。战至20日拂晓，我即攻占了碾庄圩敌全部阵地，黄伯韬逃至大院上，继续组织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四军残部负隅顽抗，我各纵队乘胜攻击，战至22日黄昏，将黄伯韬兵团全部歼灭，黄伯韬被击毙。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我合歼黄伯韬兵团等部共十八个师（其中三个半师起义），斩掉了刘峙集团的一只臂膀，切断了徐蚌线，将敌分割成互不联系的几块，也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争取了下一步作战的主动。
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将黄伯韬兵团歼灭后，淮海战役的第二步怎么打？歼灭的主要目标是谁？由哪些部队来打？这是邓小平和总前委很早就开始酝酿的一系列问题。这期间，曾先后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位于徐州地区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二是先打位于蚌埠、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三是先打被阻在宿县以西地区的黄维兵团。但综合分析淮海战场的形势，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根据黄维兵团孤军突进这一情况，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机甚好。于是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先打黄维兵团的方案。电文说：“如敌（指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六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兵团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于运动中，只先来三个军七个师，其强师只有三个，中野能适时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尤其是11月23日当奉命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而黄维兵团则不顾兵惫粮缺，强渡淮河，突出冒进，在南坪集地区与中原野战军接战时，邓小平和总前委认为：“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即日12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和固镇地区敌之增援部队，并争取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各一部。24日15时，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样，经过中央军委、毛泽东及邓小平和总前委的反复权衡，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是歼灭黄维兵团。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为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决定以中原野战军的第四、第九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前出至南坪集地区，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并将该敌诱至泠河以北，利用泠河隔断敌人。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刚归建的第十一纵队，隐蔽集结在泠河以南的曹市集、五沟集、孙田童集、胡沟集一线，待黄维兵团在泠河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攻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将敌包围分割，各个歼灭。华野的第七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归中野指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另外，为了保障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总前委还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的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三纵队，进至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北援，力求残其一部，以保障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侧背安全。以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进至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跨津浦路两侧，构筑多道阵地，阻击徐州之敌南援。从上述的作战部署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实际上是动用了二十一个纵又三个旅的兵力来围歼黄维兵团，构成了中野部队在内圈，华野部队在外圈的双层包围圈，从而对拥有十二万兵力的黄维兵团形成了绝对优势（纵队约两万人）。这对确有把握地实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奠定了力量基础。
黄维兵团为了尽快渡过泠河迅速向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靠拢，以摆脱孤军冒进突出的险境，于11月23日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榴弹炮，兵分三路向南坪集地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担任坚守南坪集的第四纵队，从早晨8时打到黄昏日落，敌始终未能接近阵地。此时，邓小平认为我中野各纵队已按预先部署全部占领了指定位置，基本形成了“口袋”阵地，于是与刘伯承、陈毅研究决定放弃南坪集，诱敌进入我预设“口袋”以围而歼之。于是，于当日夜，担任正面阻击的中野第四纵队一部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夜暗撤离南坪集，转至徐家桥、朱口、伍家湖、半埠店一线，此时中野的第三纵队占领了孙町集，第一纵队占领了郭家集、界沟集，第二纵队占领了白沙集，第六纵队及陕南军区第二十旅占领了曹市集，第十一纵队占领了胡淘集，由此形成了严密的“袋形”阵地，只待黄维兵团在泠河处于半渡状态时，采取四面包围，向心突出的战法，将该兵团分割围歼于泠河南、北地区。
中野第四、第九纵队撤出南坪集，黄维果真不知有诈，以为是先头的第十八军突出成功，随即命令该军主力经南坪集迅速北渡泠河，其他各军陆续跟进。11月24日中午，黄维兵团前出到忠义集、东平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对泠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继续攻击，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当黄维兵团十几万人马处在潢河、北淝河和泠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背后的北淝河和潢河已成为行动障碍时，发现两翼有解放军的强大兵力隐蔽集结，自知中计，“整个战役中先后发现中原解放军七个纵队和华东解放军两个纵队的番号，当时认为解放军是以几倍的兵力”。形成了围攻布势，遂下令已过泠河的部队迅速回撤。邓小平发现敌人要回缩，当即以总前委的名义命令各纵队乘敌人战斗队形混乱之际展开猛烈的攻击，中野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西向东攻击，控制了芦沟集及附近地区；在蕲县集以西的第十一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位于泠河以北的中野第四、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对敌实施追击，将敌过河部队全部赶到泠河以南；中野第四、第九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由南向北压缩；华野第三、第七、第十三纵队兼程南下，进占宿县、桃园集、蕲县集地区，由此，我两大野战军共集中了十一个纵队迅速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四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东西不到十公里，南北不到五公里的狭长地域之内。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估计：“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尽管黄维兵团无数次的组织突围，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包围圈越打越小，兵力越打越少。与此同时，我军又展开了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军纷纷投降，战斗力大衰。正如兵团司令黄维回忆所说：“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主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出，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但是，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这样几天之后，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逐渐完成。”
12月5日11时5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布《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总攻部队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中野的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第四纵队指挥员统一指挥，担任主要突击，歼灭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中野第一、第三纵队、华野第十三纵队组成两集团，由中野第三纵队指挥员统一指挥，歼灭三官庙、马围子、玉王庙、许庄地区之敌；中野第六纵队、华野第七纵队及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中野第六纵队指挥员统一指挥，歼灭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其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尔后，三个突击集团合力总攻双堆集。6日下午4时30分总攻开始。三个突击集团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各部队虽受到一些阻击，伤亡较大，但士气越打越高，战术技术越打越精通，战斗作风越打越顽强，攻击效果越来越明显。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伤亡后，战士、班长，甚至司号员、卫生员都自动代理指挥。就这样，三个突出集团不分昼夜地连续突击，大量地消耗了黄维兵团的实力，敌虽然也多次组织突围，均以失败而告终。战至15日晚，黄维兵团的四个军十一个整师共十二万人余部被消灭。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胜利而告结束。总前委成员之一的刘伯承专题总结双堆集歼灭战斗经验时说：“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为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两侧从黄维军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歼灭战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邓小平在写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歼灭黄维时，各部均下了最大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消灭黄维的意志一直贯彻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整编，没有叫苦的。”
三、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杜聿明集团
在我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连续作战，将黄维兵团死死围困在双堆集地区行将歼灭的形势下，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被阻于徐州以南的孤山集、四堡、楮兰及以北一线无法南下，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退守集淝河以南及怀远等地区，这使蒋介石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的作战计划无法实现，固守徐州也更加困难，为此，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由杜聿明统一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出徐州。企图第一步沿徐州至永城公路经萧县撤至永城附近；第二步撤至蒙城、涡阳地区，然后再向北攻击，解救黄维兵团。
对蒋介石放弃徐州南逃的企图，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早有预见，在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时，中央军委就致电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的可能。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及总前委一面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一面又指示华东野战军调整部署：第二、第十、第十一等纵队停止向南追歼李延年兵团，而是向北转移至宿县、灵璧、固镇及宿县东北地区，转为预备队，准备支援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或准备协同徐南各纵队，诱歼邱、李、孙三个兵团于徐州，夹沟两侧地区。如邱、李、孙三兵团向东南突围时，适时机动截击。
11月30日拂晓，杜聿明集团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在徐州以南对华东野战军阵地实施佯攻之外，其主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徐州地区国民党机关等30余万人撤离徐州。12月1日，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向总前委邓小平报告并确定了追堵杜聿明集团的部署：渤海纵队由大许家、宿羊山地区立即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占领徐州，尔后除以一个师控制徐州市外，主力继续向萧县跟踪追击前进。第十二、第一、第四纵队分别由潘塘、张棋杆、褚兰、双沟、朝阳集地区经徐南四堡之间并列平行向徐南间兼程疾进，尾敌侧击追歼。第九、第八、第三、鲁中纵队经由城阳、桃山集、永固砦、杨庄、栏杆集、路町、夹沟地区，向瓦子口、濉溪口、五户张集、祖老娄、张寿娄疾进，截歼逃敌。第十纵队由蒿沟、卢庄镇之间经宿县向永城疾进。苏北兵团率第二纵由固镇地区经宿县向永城急进，为第二线截击部队。第十一纵队由固镇西南地区向涡阳、亳州急进，为第三线迂回部队。冀鲁豫军区两个旅及两广纵队在原阵地待命出击。特纵坦克二十辆即刻参加追击。邓小平及总前委批准这一追击作战方案后，对尾追部队和平行追击部队提出要求，务必沿徐敌向西的退路跟踪猛追（并防敌在无法西窜时再回窜徐州），以勇猛动作，由敌侧后插入敌人行军队形，将其截成数段，使敌无法站稳阵势。迂回拦击部队尽最大努力以强行军速度，务必尽力赶到敌人先头，而截住其退路，并迅速分割敌人。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同时指出：截住敌人后将敌行军队形截成若干段，这是最便于歼灭敌人的办法，而乘敌于夜间行军中，以勇猛动作截击，又是最易达成截断敌人的办法，望各部集中兵力，果敢行动，特别是跟在敌人侧后的各纵队，应注意采用此手段。
按照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十一个纵队又两个旅展开了淮海战役中最大规模的追击、堵截作战。各纵队不顾国民党军的飞机拦击、轰炸，不顾天寒地冻，不顾粮食及弹药供给不及等困难，奋力追击，于4日拂晓前在永城西南地区完全堵住了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并形成了战役合围。杜聿明集团被围于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之后，尽管多次组织各兵团突围，甚至企求以“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跟进，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解放军把部队冲乱的战法，向东南作楔形突击以与黄维会师，但在我华东野战军的各围歼部队的阻击下均未能得逞。战至12月10日，华东野战军在堵击和粉碎杜聿明集团突围的作战中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孙元良部）、两个军部、约二十七个团，共八万余人。所剩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八个军约二十万人，被压缩在陈官庄为中心南北约五公里，东西约十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追堵合围杜聿明集团时，中央军委、毛泽东曾先后三次致电邓小平及总前委和华野指挥员，要求各部队在追堵合围杜聿明集团作战中，要采取大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法，分离敌各军部署，以利于各个歼灭，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电报中说：“对于歼灭邱李孙之作战，目前最重要的是乘其运动之际，我各纵队大胆插入敌人各军（共九个军）之间，务必不使敌人结成一团，然后各个歼灭之。”但由于杜聿明集团深知解放军大胆穿插分割战术的厉害，所以在撤退的运动中，采取了“滚筒战术”，逐次掩护，集团式撤退，难以把握穿插分割的战机，致使围歼带来一定难度。
黄维兵团被歼，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撤至淮河以南布防，杜聿明集团组织多次突围未果，孙元良兵团被歼，眼下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并给杜聿明集团造成更大困难以利于歼灭，为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得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全军转入战场休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及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明确：“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等总前委决定：华野以八个纵队采取纵深配置，边围困敌人，边轮番休整；以七个纵队部署于夏邑、永城、濉溪口一线进行战备休整，随时准备击退与歼灭可能突围之敌。中原野战军全军配置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进行战备休整，准备截击可能突围之敌或可能来自南面的增援之敌。豫皖苏军区五个团配置在北淝河沿岸，向蚌埠方向侦察警戒。至此，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又形成了由两大野战军全部参加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部署。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要求各纵队，在从12月16日开始的二十天休整中，要恢复、调整战斗组织，补充兵员，进行任务教育，提高士气，开展战前练兵，进行总动员、总准备，以对敌不仅形成数量优势，更要形成质量优势。另外，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亲自为两大野战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二十天中，敌陆续投降投诚者达一万四千余人。被围之敌，在连日大雪、气温降低、空中补给不济、兵力增援无望、深陷弹尽粮绝之境中，大批士兵在大风雪中冻饿而死。正如杜聿明在回忆中所写的：“到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战斗力急剧下降，达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围困杜集团以削减其战斗力的目的，我方战斗力的增值和敌方战斗力的减值，又进一步地扩大了我敌之间的优劣差，为我最后全歼被围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增大了胜利的把握。
我部队休整和围困敌人二十天后，邓小平和总前委鉴于杜聿明拒绝投降及平津战役的发展，决定于1949年1月6日发起总攻。攻击部署是：华野第三、第四、第十、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为东集团，由第十纵队指挥员指挥；第一、第十二纵队为北集团，由山东兵团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为南集团，由苏北兵团指挥。对敌形成包围之态势，各纵队都广泛采取了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再歼邱清泉兵团，务求全歼。中原野战军仍置于原地休整，准备支援华东野战军歼灭被围之敌，从南面保障华野的作战行动，阻击可能由蚌埠来援之敌。
1月6日16时30分，我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总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泰山压顶的气势，当夜即攻克敌村落据点十三个，歼敌万余人。7日，李弥兵团惧遭割歼，弃阵逃跑，我乘机发起进攻，又连克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等二十三处村落据点，李弥兵团大部被歼，残部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至此，敌整个防御体系已被打破。之后，敌组织力量企图突围，并以二十架飞机和施放毒剂掩护，被我坚决的抗击所粉碎。并当即多路突入敌阵，敌在我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击下，混乱不堪，战至10日10时，敌全部被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逃跑，伟大的淮海战争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将领124人，击毙6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为向江南进军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中央军委、毛泽东英明决策的胜利，是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坚决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导的胜利。毛泽东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的卓越指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几十年后，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回忆说：“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第二节攻其必救 歼其救者
滑县战役以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告结束之后，蒋介石并不甘心，于是又在11月底命令他的嫡系干将顾祝同要继续坚持其打通平汉线并寻找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战的计划。为此，经悉心策划，又调集整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及第四、第五绥靖区各一部共九个旅，由滑县地区向北推进；另外，还以整编第四十师一个旅及暂编第三纵队作为左路，由安阳向临漳、大名进犯，以整编第八十八师两个旅，整编第七十五师一个旅及刘汝明一部留守黄河以南的金乡、鱼台、郓城、菏泽等地。实施这样的兵力部署，蒋介石还有一个更为阴险毒辣的目的，就是为配合其军事行动，决定将在河南境内引部分黄河水归故，水淹解放区。
针对敌人的进攻布势和险恶用心，中央军委于12月1日电示刘伯承、邓小平：“你们过去两仗已使顾祝同处于被动地位，我则夺取了主动。现敌五军、八十五师、七十五师向北进攻是从报复观点出发，仍是被迫的”，“望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整，到有利时机、地点歼击其一部，最好先打较弱部分，准备在一两个月内先后打几仗，歼灭该军则全局好转。”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反复分析了战场态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等情况。邓小平认为，野战军可以选择的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打击当面进攻之敌主力第五军，积极歼灭其一部，可以迅速转变战局，并有效地抑留该敌不能东进鲁南战场；另一个是乘敌后方空虚，向徐州西北地区出击，直逼陇海线，威胁徐州，以调动进攻之敌回援，即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通过综合分析，邓小平和刘伯承还是决定寻求战机，歼敌第五军一部。但是，在后来与敌第五军周旋的二十多天里，我军先后在濮县、清丰、南乐等地设置战场准备与敌作战，都因敌第五军或兵力过于集中，或态势不利而没有找到更为有利的战机，所以，未能达成歼敌一部的作战目的。12月18日，军委和毛泽东再一次电示刘伯承和邓小平：“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成、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
邓小平和刘伯承接到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后，反复理解其作战意图。邓小平认为，我陈粟兵团在宿近地区获得了歼敌二万一千人的重大胜利，并准备渡过运河西进，在淮北打开局面；军委和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求我们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策应陈粟兵团。为实现这一作战意图，刘伯承和邓小平分析道：郑州绥署集中主力北犯之后，仅留整编第六十八师、五十五师守备菏泽、东明、考城及其以南地区；徐州绥署整编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旅据守金乡地区，而徐州西北广大地区均由伪军张岚峰部改编的暂编第四纵队及地方部队守备，这一地区又是老解放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加上又属于徐州、郑州敌两大集团的接合部，有隙可乘。如果集中兵力远距离奔袭，向敌后这一薄弱地区出击，一方面可以与华东野战军形成夹击徐州之势，另一方面还可以威胁陇海路，这样必然会调动北犯之敌第五军回援，以利于我歼击回援之敌，即“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
“攻其所必救”，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其意是说，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要害之处，从而调动敌人来援救，以求歼其救者。《孙膑兵法》中也曾讲道：“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从揆其虑，旋伏设援，击其移庶。”其意是说，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方，使敌人离开险要地形和工事，以揣度其行动意图，设伏诱敌，乘敌人正处于移动时予以打击。一般地说，攻其必救是手段，歼其救者是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出敌救与被救之间的关系，使被救者一遭攻击，救者马上“作出反应”来救，由此创造出歼其救者的条件，以利于以预有准备的作战行动和选择在有利的地形上歼其救者。所以，攻其必救，歼其救者，是战场上调动敌人，予以歼之的有效之法。攻其必救，要求所攻击的敌目标必须是敌必救的重要或要害目标，由此置敌于两难的“境地”，若敌之不救，目标一旦被攻破，就要影响到作战的全局或战场的主动，若敌之不救，其救者就将被歼。可见“攻其必救，歼其救者”不乏为胜战之计。而邓小平在与敌斗智斗法的战场上，不仅深谙此理，而且能够妙笔生花地加以运用，所以为其军事指挥艺术又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一、精辟分析，正确选择“攻”与“歼”的作战目标
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认为：军委首长的作战意图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迅速扭转战局，抑留敌人于豫北地区，使之不能东调华东战场以控制平汉路。而要实现这一作战意图，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进犯之敌的作战态势分析清楚，从中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利弊关系，准确地选择我“攻”与“歼”的作战目标，然后以此为据，定下正确的决心。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在鲁西南战场上，敌郑州绥署的主力正在向北进犯，后方比较空虚；而徐州绥署守敌主力则是有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收缩致徐州。徐州西北的广大地区只有伪军张岚峰部改编的第四纵队及地方部队守备，加上郑州与徐州两敌早有矛盾，互不支援，其结合部更为薄弱。我军如果迅速攻占了鲁西南，即可以切断郑州与徐州之敌相互的联系，改变敌我双方的战场布势，又可以与其他战场的我军形成合围态势，由此直接威胁到两个绥署。所以，鲁西南地区可以说是敌最敏感、最要害的地区，也是我易攻，敌必救的地区，如果我军立即出击鲁西南，蒋介石必然会将向北进犯之敌回调增援，以救鲁西南失控之急。这样我军则可以乘势而作，抓住战机，在敌回援途中预先准备，力求全歼，由此粉碎敌北进和东调企图。鉴于上述分析，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以第七纵队（欠二十旅）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协同下，以积极的行动首先攻歼聊城守敌，保障一旦敌向黄河故道放水时我军仍有安全通道，并在攻占该城后继续南下作战；第三纵队首先攻歼巨野、嘉祥守敌，尔后视情况继续南下发展作战；第六纵队及第七纵队二十旅攻歼成武守敌；第二纵队及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在濮县、观城、清丰等地，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积极袭扰和迷惑敌人，给敌造成我野战军正多路向鲁西南攻击，目标直指徐州和陇海路的心理压力及错觉，使之不得不火速调动北犯之敌回援，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待机，聚歼回援之敌。由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形成了一个“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作战部署，12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的基本命令。
二、主动攻击，诱其救者来援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所形成的作战决心，12月22日，我第七纵队首先发起了对聊城的攻击，我野战军主力都由观城、朝城地区隐蔽地、大踏步地向东南机动，经100公里的急行军，秘密进入了攻击地域，并于30日晚突然向巨野、金乡地区发起猛烈的攻击。其中担任进攻巨野的第三纵队第八旅自31日夜开始攻城，由于参战的步、炮、工兵配合密切，炮兵分队在步兵发起冲击前即摧毁了守敌各主要方向上的碉堡，工兵分队迅速排除了攻击路线上的5道鹿砦及暗堡，而步兵攻击分队则以迅速、勇猛和熟练的协同战斗动作，向敌前沿实施了连续而迅猛的攻击，仅5个小时就突破城池，全歼守军2个保安团。担负进攻成武的第六纵队在开进途中即获悉金乡之整编第八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一旅主力已被我野战军独立旅吸引离城至金乡以南地区，仅以一个团守备金乡，第六纵队首长随即决定改变决心，转兵攻取金乡，以调动敌人来援，为消灭援敌创造条件。12月30日黄昏，第六纵队向金乡守敌发起了勇猛攻击。但当我发起攻击以后，敌新编第二十一旅发觉受骗，其旅部及其所率领的一个团立即收缩回城固守，战至当晚，我仅攻克了敌四个据点，残敌两个多营。1947年1月4日，野战军又集中第三、六两个纵队再次向金乡发起继续强攻，扫清了外围据点，并一度攻占了城关，但是终因敌人工事坚固，凭坚固守，火力密集，我强攻部队因缺乏充足的炸药和炮火支援，强攻未能奏效，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这一强攻行动却极大的震撼了敌人。这不仅是因为金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还因为敌八十八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八十八师遭到攻击，犹如在蒋介石身上割肉。所以，战略要地被占，嫡系部队被攻，蒋介石非要派援兵解围不可，而这一情况一旦出现，就是我歼敌的最好战机。
果然如同刘伯承、邓小平战前所设计的，一旦敌巨野、嘉祥、金乡受到威胁，蒋介石肯定会派兵增援，事实正是如此。就在我第三、第六纵队合力围攻金乡守敌时，蒋介石严令督促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迅速抽调兵力自东西两面向金乡增援。其中，以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第六十二旅及则从台湾调来的整编第七十师第一四〇旅自徐州，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长刘汝珍率第八十一旅、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及第七十四旅各一个团自菏泽，整编第四纵队司令官张岚峰率第一支队（编三个团）自定陶，分三路向金乡急速增援。刘汝珍这一路援敌的建制为什么这么零乱呢？原来，国民党军统帅部有一个规定，成建制的整师、整旅如果被歼，则要取消其番号；而师、旅如果部分被歼，则可以保留番号，并得到补充。可见，蒋介石这次增派援兵的办法，是做好了被歼的准备的。
针对敌人增援的态势，邓小平认为：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机已经形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抓住战机，在金乡周围的广大地区设置战场，歼其救者，实现作战意图。但面对三路“救者”，先打哪一路呢？刘伯承、邓小平两首长分析：从菏泽、定陶来援的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六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五师及暂编第四纵队均为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所以，增援行动不会很积极，对我威胁不是很大；而从徐州来援的整编第八十八师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解金乡之围行动积极，因此，对我威胁很大，首先歼灭该敌，即可以瓦解增援之敌的优势攻势，又可以对敌徐州构成威胁。通过反复分析比较，权衡利弊，刘邓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敌第八十八师方先觉所部。1月4日，毛泽东又来电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如你们能集中兵力用迂回方法歼灭八十八师主力，一可给薛岳重大打击，援助陈粟，二可给你们自己开辟东南战场。八十八师歼灭后，如刘汝珍东进，则歼灭刘汝珍，如刘不进，则应乘胜攻占金乡、鱼台、成武、单县诸城，以利尔后作战……你们应为开辟东南战场并在该在长期作战作出计划。”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和原来的决心，刘伯承、邓小平遂即定下决心，先打东路增援之敌，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增援之敌。
三、把握战机，依次歼其救者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总的作战意图，确定了除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金乡，吸引援敌外，又确定集中第三纵队主力，第六纵队以及第七纵队第二十旅，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共七个旅的兵力，分别向进至金乡东南胡海子、崔庄地区之第一四〇旅及第六十二旅发起了突然猛烈的攻击，其先头的一个营被我歼灭后，敌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见我攻势很猛，判断出一定是中了我“攻其必救，歼其救者”之计，深感情况不妙，遂即下令主力掉头回窜。此时蒋介石见增援不济，金乡就有可能失守，这样不仅对鲁西南战场的控制不利，而且也使向北发展之势受到牵制，为此，他严令督促方先觉，要不惜任何代价增援金乡，确保城池不失。在蒋介石的责令之下，方先觉率部又只好硬着头皮增援，随即被我军包围在西鱼台西北之崔庄、杨庄、胡海子地区。“歼其救者”的有利态势一经形成，刘邓首长决心把握战机，乘敌立足未稳之机，于当晚冒着狂风大雪迅即向敌发起猛攻，经两天一夜激战，歼敌第六十二旅之第一八六团全部，第一八四团大部，第一四〇旅旅直属部队及其第二十九团全部，第二八〇团一部，共两千余人，俘敌旅长以下七千余人。方先觉部大部被歼之后，已无力再援。而此时由定陶来援之敌暂编第四纵队张岚峰部共三个团已进抵金乡以西之南鲁集地区；整编第六十八师刘汝珍所部三个团进至金乡西北之汶上集地区；同时，清丰、南京、观城地区之整编第二十七、第二十六军则以一部攻占了范县，企图威逼晋冀鲁豫野战军回顾。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由濮阳向鲁西南增援。
又是一次敌重兵压境，又是一次“歼其救者”的有利战机。邓小平与刘伯承细心分析了敌展开的态势，在诸路援敌之中，突击冒进、且战斗力较弱的当数郑州绥靖公署张岚峰的暂编第四纵队，我若集中兵力首先将其歼灭，再及其余，则可以大大改善当面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对其他各路之敌也可以构成威慑，并给其心理上以极大的震撼。于是，刘邓首长将第二个歼击目标选择了“救者”张岚峰部，决心乘势扩张战果，首先以第三、第六纵队转兵向西，迂回包围了暂编第四纵队三个团于金乡西南的白浮图地区，实施多路向心攻击，首先攻击其指挥部。果然，其余敌人惊慌失措，无力抵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在逃窜途中也大部被歼，我军乘势收复了成武城，张岚峰也被我生俘。另外，由菏泽来援的第四绥靖区的刘汝珍在获悉两路援军均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的消息后，也觉得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慌忙率部向西逃窜。此时，我第七纵队早已接刘邓首长的指示，兼程开抵定陶地区，彻底切断了刘汝珍部的退路。奉刘邓之命从阳谷附近南下参战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经四天的急行军，也按时赶到了定陶以东，实际上又在定陶地区设好了全歼刘汝珍部的战场，三个纵队将刘汝珍部包围在了定陶以东的西台集地区，遂即发起攻击，经两天的激战，除刘汝珍率数百人钻隙逃脱外，其所部的三个团均在突围中被歼。至此，3路来援之敌，先后被我歼灭于运动之中，巨、金、鱼战役以歼敌两万八千余人的战果而告结束。战役胜利的经验证明：“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这其中，也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善于创造战场态势，准确寻找敌所必救的目标，积极争取攻其必救的战机，果断实施歼其救者的作战行动等一系列运筹指挥谋略的非凡。
第三节势如彍弩 节如发机
《孙子兵法》势篇中讲：“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其意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态势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猛烈，猝不及防。这种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这种节奏，犹如触发弩机。可见，两军交战，创造这种强大而有利的作战态势，采取快速而有力的作战行动，对于夺取作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而能否创造出这种态势并有效地加以利用，能否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取得应有的效果，又是评价指挥员指挥谋略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邓小平在与敌争谋斗法的战场上，总是注意综合利用各种因素创造“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的有利态势，尤其是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时，更是善于从整体和全局上谋划、创造、控制这种态势，为夺取战役的主动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谋略水平的高超。
一、精心筹划，蓄势以备
当淮海战役还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12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中央军委要求总前委要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渡江作战计划。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小平决定召开一次研究渡江作战计划的会议，并形成了初步方案报中央军委。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进一步明朗，中央军委又指示邓小平及总前委：“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指挥，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由此，邓小平又担起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的渡江战役的重担。
邓小平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新作战任务，也是粉碎蒋介石政府“划江而治”反动阴谋的重要一仗，更是能否实现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役方针的关键一仗。所以，总前委及两大野战军必须充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权衡利弊，精心筹划，乘我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之威，充分准备，积力蓄势，给长江守敌以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击。为此，邓小平多次主持召开渡江作战会议，反复研究渡江作战计划，为积力蓄势，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击奠定必需的基础，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总前委会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一个新课题，参加作战的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习水性，对长江情况了解不多，存有各种思想顾虑；各级指挥员也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的经验，而且又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用具和器材，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运载工具。面对这种实际条件，要突破国民党军以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的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邓小平及总前委经过综合分析也认为：总的形势对我人民解放军也十分有利：一是防守长江下游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不强，缺乏精锐部队，而且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长江防线漏洞较多；二是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稳，利于航渡；三是南京以西江面较窄，国民党军防守薄弱，更有利于我人民解放军组织渡江。另外，芜湖、江阴段江道逐步向北突出，沪宁、宁芜铁路与江道平行，利于我解放军对南岸的国民党实施钳形攻击，迅速形成对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包围的态势，并在渡江后可立即占领控制铁路线，使国民党军无法利用铁路进行机动。还有，我人民解放军刚刚夺取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军心振奋，士气高涨，势不可挡，而国民党军则恰恰相反，兵败如山倒，连连败退，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元气大伤，战斗力更是一落千丈。鉴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和总前委的首长对夺取渡江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
在邓小平主持下，三月下旬，总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连续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和华东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随后，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进行逐段反复研究讨论，随即上报给中央军委并下发给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这一《纲要》精确地计算了敌方的兵力及可能使用情况，准确估计了战役中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及战场态势发生的变化，明确地提出了根据敌人的行动我军所采取的作战方案。应该说，这一《纲要》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宏观控制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邓小平要求，我以两大野战军全部兵力，歼灭“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为此，在作战部署上，总前委决定：将已经在安庆至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第三野战军部队，以适应南京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别编组成东、中、西突击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南京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的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鉴于镇江、江阴段敌防御部署兵力较强，为保证东集团的渡江突击，除加配炮兵支援作战外，还决定东集团比中、西集团晚一天发起渡江作战，以减轻敌人对东集团的压力。为保证第三野战军中、东集团的渡江突击，第二野战军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总前委对西、中、东各集团的具体作战行动作了明确的部署。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35万人，分布于湖口与枞阳镇之间实行渡江作战。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后，第三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以保证截断敌人之退路。第四兵团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中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第一团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30万人，分布在长江裕溪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县地段进行详攻，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第八、十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备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35万人。东集团的渡江段为黄港至三江营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做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截断宁杭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芜湖和镇江的敌人。
为了保证西集团渡江后右翼的安全，军委还指示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约20万人分别以一部兵力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以另一部兵力进占武汉外围的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进。完成兵力部署之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分析判断了我渡江成功之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他指出：一是“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二是“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区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三是“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路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四是“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邓小平认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鉴于上述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分析，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整个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但是，“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二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的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在战役的具体行动上，邓小平明确：“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四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合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放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为实现这样几种方案，邓小平在《纲要》中对作战部署作了明确的规定：“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救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最后，邓小平在《纲要》中还明确：“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部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邓小平亲自精心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全面透辟，部署精练明确，态势设计巧妙，战法得当可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战筹划水平的高超，创造战场艺术的卓越，为渡江战役的准备，为渡江战役形成强劲攻势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参战的各部队在总前委的统一部署领导下，根据《纲要》的要求，认真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准备，由此对敌形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的作战态势。
围绕《纲要》的贯彻，两大野战军展开了充分的渡江作战准备：一是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教育广大指战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和总前委要求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及各兵团党委相继下发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针对干部、战士中存在的“和平渡江”的盲目乐观思想、麻痹松懈情绪、畏难情绪、缺乏信心等实际，对部队的思想教育进行了部署。教育中，各部队将中央军委、邓小平和总前委的决心意图传达到每一个干部战士，明确告诉大家，如果能用和平的方式渡江，解放江南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都是有利的，不仅可以减少渡江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但是，全体指战员们不能对和谈抱有任何幻想，要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利用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阻止向全国的进军。为此，国民党军肯定要作垂死挣扎，解放军的渡江肯定会遇到猛烈的阻击，战斗一定会很激烈。总前委要求全体指战员的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这一点上，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围绕着“打过去”展开，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坚定的战斗意志和充分的战斗准备，克服任何轻敌的侥幸心理，克服任何恐敌的畏惧心理。正是在这些强大的、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下，使广大指战员丢掉了幻想，提高了觉悟，激发了高昂的战斗热情和坚定的战斗决心。邓小平认为，这正是构成部队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也是蓄势以备的关键。
二是实施了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这是蓄势以备的前提。只有及时、准确、全面地侦察、了解、掌握了敌人的江岸设防，兵力部署以及作战企图，才能有针对性地构成对敌优势，才能形成对敌的强大压力。为此，总前委要求各野战军组成侦察分队，开赴长江北岸实施抵近侦察。地形方面，主要是察明两岸地形特点，对部队登陆作战及运动的影响，河床河幅宽度，水的流速，船只往返速度及所需时间，岸边水的深度，土质状况，两岸上下船的码头位置及容量，两岸的道路、状况及纵深的地形状况等。另外，对敌人的布防情况也进行了详尽的侦察。主要察明了敌人的江防体系、兵力部署、纵深配置、预备队配置位置、火力配系、炮兵阵地位置、火力封锁地带、部署的结合部、薄弱部位、作战编成、指挥系统和指挥位置，敌舰艇的数量，名称、吨位、武器装备及分布情况；敌空军活动的区域以及活动规律，南北岸桥头堡的位置，坚固程度，要塞位置及设备，江心洲的设防及控制程度，阵地编成及工事设备构筑情况等。经过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和调查研究，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体系、兵力部署、指挥系统、指挥位置、火力配置、工事构筑，舰艇活动规律，如宋时轮兵团派干部偷渡到江南繁昌山区侦察，得知江南敌军防务空隙甚大，火力有强有弱，防不胜防，一处强渡成功，其他各处即可奏效。还查明了沿江两岸地形，长江水情，潮汐规律，天气变化以及起渡点和登陆场等，为部队拟定具体的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是开展了以强渡江河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邓小平对部队强调指出，要对敌形成强大的优势，要争得渡江作战的主动，除了有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之外，还要有质量上的优势。而要争取质量上的优势，就要充分利用战前的有限时间，搞好临战训练，特别是要针对北方部队不熟水性，不善水战的弱点加强强渡江河作战所需的技术战术训练。为此，两大野战军进入渡江准备位置后，利用驻地附近的湖泊、河流和我方控制的江面北侧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前练兵。第一步，进行了基本的技术训练。在早春的寒冷的江水中，为熟悉水性，练习游泳，一泡就是几个小时。船上训练时，战士们克服了晕船、呕吐、船舶颠簸等困难，日夜苦练上船、下船、乘船、划船、船只操纵、堵漏、水上射击、水上救护等基本动作，直到掌握规律，行动自如为止。其中兵种也都根据各自的任务和渡江作战的特点，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基础上，各部队又开始组织战术演练。主要是按照船只的大小、性能进行编队，保持航渡队形，航渡中的指挥，通讯联络，步炮协同及抢滩登陆等训练，并在与预定登陆地段相似的地形上进行各分队、各兵种之间的综合模拟演练。第一线部队还利用已控制的江面，利用夜暗隐蔽地在长江中组织夜航。另外，各级司令部还组织干部进行沙盘作业，不断修改作战方案，熟悉战法，并设置各种复杂情况，拟制处置措施。各专业技术分队，也根据各自的任务，拟制协同计划，演练作战行动，总之，各野战军经过勤学苦练，广大指战员学会了水上作战本领，解决了渡江作战和技术，战术问题，消除了对渡江作战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形成了对敌的绝对优势，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军事基础。另外，除了充分的渡江训练准备外，部队还筹集了大量的渡江船只，选调和教育了大批的船工，筹措了作战物资，具备了较强的后勤保障能力。使得渡江作战“箭在弦上”，势如彍弩。
二、相机而发，把握主动
邓小平深深懂得，渡江作战准备在形成了似如彍弩之势的基础上，更要节如发机，实施短促而猛烈的作战行动，给敌以强烈的心理震撼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谋求对敌作战的绝对优势。为此，邓小平和总前委对作战开始时间进行了精心选择。
2月9日，邓小平主持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在时间的选择上，邓小平认为，时间选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然在政治上、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须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难以形成对敌的绝对优势。于是，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建议：“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举棋不定，这时渡江较为有利。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选择。但3月中旬，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日期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有无“和平渡江”的希望。于是渡江日期又确定为4月10日，即“开始谈判10天或5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谈判，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但总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后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的战斗，需四至五天才能完成任务，然后还需要一周的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再拖到长江出口处，这样推算，渡江作战的时间大约要在4月中旬。总前委考虑到：为了使战前准备更加充分、确实，所以又向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可否延至16日为宜。军委鉴于对谈判有利，将渡江作战时间又定于13或14日。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则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行动无法隐蔽，难以达成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渡江作战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因这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然而，由于我党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进展不顺，有可能使渡江作战继续拖延下去。对此，邓小平及总前委甚为忧虑，于是又给军委发表电报，分析说：“每年阴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够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拖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其重要。接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对此，毛泽东从更高、更远的视角认为“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后来又根据谈判情况，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到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一面向上级提出解决渡江作战的粮食保障方法的建议，一面组织向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要求部队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战斗渡江上。他在给二野、三野前委及各兵团党委的电报中指出：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的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甚斟酌决定。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不仅将军委的指示精神融于其中，贯彻落实，而且还结合本部队的实际，明确了要求，这对于部队继续做好渡江工作战斗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需要出发，教育引导全军将士正确理解军委指示，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思想教育，做好思想准备，等方面，更有其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风尘仆仆、冒雨赶赴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保证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更好地落实。
然而，就在两大野战军全力以赴地进行渡江作战准备的时候，4月17日，总前委办公室的一台从淮海战场缴获的“克劳特”无线电接收机收到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了由汤恩伯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邓小平敏锐地分析到，蒋介石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了，渡江作战已成定局。于是，他与陈毅联名电告中央军委，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我们渡江成功后才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根据邓、陈二人的建议，中央军委第二天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复电：“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复电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正是由于邓小平注重从战局的发展变化和渡江作战准备的实际出发，灵活地确定了渡江作战的最佳时间，为部队充分做好作战准备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形成了对敌绝对优势，也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雄师越江，势如破竹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党中央一声令下，飞舟越江，直捣南岸江防，横扫守敌。4月20日下午3点，局势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意料，传来了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并在杭州积极策划“坚决作战”、“奋战到底”的顽抗行动方案。当晚18时，我中集团首先开始渡江，数千只木船在裕溪口至枞阳镇100余公里的正面上，趁夜幕劈波斩浪，直扑南岸，当先头船距南岸只有300米时，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几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敌军才发觉我军的渡江行动，慌忙开炮拦截。掀起冲天水柱，此时，我人民解放军的炮阵地立即还击，万炮齐鸣，将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大部摧毁。整个江面硝烟弥漫，不计其数的大小战船啧吐着火舌，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飞速疾进。这时，国民党海军太原、安东、楚同、美孚等4艘军舰及巡防炮艇多艘，分别从芜湖、铜陵等江面向我军船队进行攻击拦截。而我军将士发扬近战歼敌传统，将木船驶近敌舰，用机枪扫射、投手榴弹炸、以炮轰，使敌舰“均负伤，弹痕累累”，“被迫驶向芜湖下游”。经三个多小时激战，我中集团渡江部队的先头已陆续在江南岸的诸点登陆。战至21日晨，中集团已有10个师28个团攻占了江南岸，并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击，建立了东西120余公里、纵深20余公里的岸头阵地，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拦腰截断。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员遂即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一声令下，东集团和西集团也在各自的正面上发起了强劲的渡江攻势，又时逢天降大雨，刮着东北风，在这十分有利的天气掩护下，船借风势，风助船威，数千只木船直逼南岸，国民党守军在海、空军配合下，集中火力向突击船队疯狂射击。但突击船队在我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前赴后继，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力争成为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直冲对岸，很快就夺取了滩头阵地。先头突击连仅用了15分钟即强行突破登陆成功。20时许东集团在诸点登陆成功，西集团全线登陆成功，随即向纵深发展进攻。由此，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在长江的千里沿岸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开始了向江南的进军。纵观渡江战役，从精心筹划到具体实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军事指挥上的卓越，尤其是在谋势、造势和用势方面的精妙。
第四节宽大机动 寻机歼敌
战场上，有计划地实施宽大机动，是创造和寻找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抓住敌人弱点，并集中兵力给敌弱点以突然坚决、勇猛的攻击，这是弱军战胜强军，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最好的办法。所以，刘伯承同志指出：“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二）集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邓小平同志对此更是深有见地。把战场上部队的机动看作是指挥艺术，十分重视对战场机动的运用，十分重视通过战场机动来创造战机，更善于从战场机动中赢得胜利。解放战争的1947年3月至5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所指挥的豫北攻势，就是实施宽大机动，寻机歼敌的成功范例。
一、深刻理解战略意图，确立正确的作战指导
1946年6月至1947年的2、3月间，我人民解放军虽然暂时放弃了一些城镇和地方，却通过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诸多战机，歼灭了国民党军的65个旅，连同地方兵团共约71万人，有效地制止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迫其将军事上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以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为其攻势的重点，分别集中了六十个旅45万人于山东，三十四个旅23万人于陕北。与此同时，为了控制陕北与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在此也部署了较多的防御兵力，并修筑了大量的坚固工事，其防御的重点放在了平汉路和道清路交叉点的新乡及其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是：以王仲廉的四个整编师和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等地方团队共7万余人守备平汉路、道清路及沁阳、济源、孟县等地区；以孙震的二个整编师和王三祝部等地方团队约25万人守备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北之浚县、滑县、濮阳、长垣地区。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和战场态势，1947年3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创造战机，集中兵力，向蒋介石的敏感之地平汉路实施连续进攻，专打王仲廉集团，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收复一切可能收复的失地，以更大更狠的打击来回击敌人的重点进攻，从而和晋南攻势一起，给陕北、山东解放军的作战以有力配合，并要求他们于3月下旬开始行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豫北的敌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深刻地理解军委意图，就是要通过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大规模作战，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切断敌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区的联系，分割其战略布势，以此来牵制蒋介石不得不回顾，从而达到支援陕北和山东解放军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略企图。怎样实现军委的作战意图，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针对豫北之敌的部署，最有效、最把握的办法，就是实施机动作战。在豫北地区，广泛实施宽大机动，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专打敌人的疼处，以求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迫敌回援，以实现军委的战略意图。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于3月19日决定，3月下旬举行豫北战役，大量歼灭王仲廉部有生力量，打乱国民党军联系东西两个战场的枢纽地带的部署，吸引国民党军增援豫北，策应陕北、山东解放军作战。至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正确理解军委战略意图的基础上，确定了豫北战役的作战指导。邓小平认为，王仲廉部在新乡以北构筑了坚固工事，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阵地，肯定会力求回避野战，更惧怕黄河南北交通被我切断。有鉴于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心，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在新乡与黄河铁桥之间打开缺口，消灭中间地带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国民党军的纵深实施机动，力求肢解敌防御体系，调动敌人脱离阵地，在野战中歼灭王仲廉部的有生力量，并相机夺取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尽而控制蒋介石密切关注的平汉线，改变中原战场的战略格局。
二、机动优势兵力，迫敌两师回调
根据确定的作战指导和作战决心，邓小平和刘伯承又确定了作战部署。野战军的第一步作战任务是，机动优势兵力，攻克黄河铁桥，摧毁平汉、道清铁路，支解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迫近新乡，调动王仲廉部增援，歼灭其有生力量。为了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集中四个野战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独立旅、基干团共60团10余万人的兵力，在10余万民兵、20万民工的配合支援下实施作战。为了便于作战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将部队编成四个野战集团：以第一纵队四个旅及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武装一部兵力为第一集团；以第二纵队及冀南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冀鲁豫第八军分区武装一部为第二集团；以第三、第六纵队为第三集团；以太行军区两个独立旅及太行军区第三、第四分区武装为第四集团。其作战任务的区分是：以第一集团攻歼黄河铁桥守军，炸毁黄河大河，割裂黄河南北之敌的联系，破坏亢村驿以南铁路，消灭原武、阳武两地的守军，并准备在亢村驿以西地区协同第三集团机动作战；第三集团攻取小冀和获嘉，相机威胁新乡，并准备协同第一、第二集团，在小冀、获嘉间歼灭可能由新乡和修武方面出援之敌；第四集团切断新（乡）汲（县）段铁路，围困潞王坟附近之敌，集中主力打击可能由辉县或可能由北向新乡增援之敌，另以有力一部辗转破击道清路上修武至获嘉段及平汉路上汤阴至汲县段，配合主力作战；第二集团除以二个独立旅及军分区武装占领滑县、道口以西地区，监视滑县守军外，以主力进至新乡东南、小冀以东张店地区，靠近第三集团，作为野战军的战役预备队，待机以动。
3月22日，各集团开始隐蔽机动，23日发起攻击，至29日，各集团分别解放了延津、阳武、原武三座城镇以及濮阳、滑县、新乡、长垣间广大乡村，歼灭了国民党军一部，并进至新乡、汲县地区，使守敌极为震惊。3月26日，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根据其各部的报告分析判断认为：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似以有力一部袭扰黄河铁桥守敌（军），以主力由东西夹击我新、汲之企图”。遂即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五绥靖区各部任务不变，并令整二十六军之三二师开汲县控制，归孙司令官指挥。二六军各部之任务不变，但四〇师须抽一个团开新乡，另令第九师（欠第九旅）开新乡归王军长指挥，担任新乡及黄河桥头堡之守备。六六师（欠一五八旅）即车运郑州集结，二〇六师之第一旅之第二团，即开花园口至回回砦间，及交警十六总队之一大队开花园口至黄河桥南岸间，分别担任黄河南岸之守备。”
3月29日夜，我野战军第一集团以一部袭击黄河铁桥，当时因风沙太大，使攻击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加之守军防守比较严密，所以，攻击未能奏效。但这一行动，暴露了我军行动企图。次日夜，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旅由驻马店乘火车直接抵达黄河铁桥进行增援，致使我第一集团攻击又未获成功。然而，就在此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却包围了汲县地区之整编第三十二师、孙震总部及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〇四旅残部。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将第一集团调至新乡西南之小冀地区为总预备队，集中第二、第三、第四集团主力，对汲县实施合力攻击。4月1日夜，攻击发起，至4月2日夜，我野战军攻占了汲县城外据点多处，并攻占了东关。但是，就在战斗向县城发展时，王仲廉将黄河南岸的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三个旅、整编第九师的第二旅和汲县地区的整编第四十一师的一个旅调至新乡附近，焦作地区的整编第三师的两个旅也已向新乡地区集结。这样，国民党军在新乡地区的总兵力一下就增至为五个整编师10个旅（含在新乡的第二快速纵队），并有向汲县机动增援的迹象。此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觉得汲县暂时还攻不下来，等到敌援兵赶到，易于造成我腹背受敌的被动态势。为了防止这种态势的出现，果断决定结束汲县作战，迅速转移。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解放了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东西100余公里、南北70余公里的地区，摧毁并控制了平汉路、道清路50余公里，打乱了国民党军在豫北的部署，迫使蒋介石将原拟调山东战场的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九师转调到了豫北战场，从而，为山东战场的我军作战减轻了压力。
三、再度机动兵力，歼敌于运动之中
鉴于第一步作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认为，敌人向新乡地区的增兵，使我已经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但为了避开这股优势之敌，继续调动敌人，使其脱离坚固阵地，以利于我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我军还应该挥师北上，再度机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来援，以创造野战歼敌的战机。基于这样一种分析，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拟定第二步作战方案：首先扫清平汉路两侧据点，消灭分散零落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彻底破坏平汉路上的安阳至汲县段，并相机夺取汤阴、淇县两城，控制卫河以北、西北及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以积极勇猛的作战行动，诱调王仲廉部北进，寻机在运动中将其歼灭。根据这一作战计划，邓小平和刘伯承确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即以第二集团的五个旅主力于3日乘夜隐蔽渡过卫河，以一个旅先奔袭王陵集的国民党守军，5日夜主力赶至窦公集西南地区，尔后以突然袭击的方法分别消灭太保、楚旺、回隆集的国民党守军，另留下独立旅等部队于沙店、湛门地区分别向滑县、道口、汲县方向担任警戒，并保护淇门附近的浮桥，待第一集团接续渡河后再归队；以第一集团（欠骑兵团）于3日夜至5日夜，经李沅屯以南地区、魏贤集和新镇地区、冷湖寨以北地区快速北进，6日夜与太行军区部队密切配合相机围攻汤阴；以第三集团于3日夜分由汲县东南渡河到汲县、淇县之间地区，于5日夜以主力结合太行军区部队相机围攻淇县，并以一部兵力围攻宜沟；以第四集团除以一部兵力向汲县和新乡敌人实施佯攻侦察外，主力部队分别配合第一、第三集团围攻汤阴、淇县两城，并封锁鹤壁的国民党守军，使其不能窜回到汤阴，以利于最后全歼。此外，野战军指挥部还要求各集团都要组织参战民兵、民工彻底破坏安阳至新乡段的铁路。这一次的作战行动，一定要以勇猛、快速、突然的打击，给敌人以看到，使其受到更大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调兵增援，这样就达到我们歼敌于运动之中的作战意图了。
从4月3日开始，各集团按作战部署隐蔽地机动，急速北进，至10日，各集团先后攻克了庞村、鹤壁、鹿楼、水冶、观台、淇县城、菜园、太保、五陵集、回隆、城镇、楚旺等据点数十处，歼灭了敌整编第三纵队、第五总队、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三专署第四总部及自卫纵队第一总部等部共9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彻底破坏了安阳至汲县段铁路，解放了卫河以西、平汉路两侧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新的战场，主力也逼近了安阳、围攻汤阴。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果然生效。认为我军主力集结此城，是其彻底解决豫北的难得机会，所以，企图在豫北地区与我主力决战。4月6日，由王仲廉亲自出马，率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四十一师一个旅、整编第四十师一个团及第二快速纵队，组成作战本队，整编第三十二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由新乡地区沿平汉路东侧开始北进寻找我军主力。4月10日，当王仲廉部进至宜沟附近地区，遭到我野战军的正面抵抗，同时发现两侧设有伏兵的态势下，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收缩兵力后撤。
据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与刘伯承分析，如果我以一部兵力再继续围攻汤阴，威胁安阳的话，北进之敌肯定会以一部兵力回援和以其他兵力进行增援，这样便于我在预定地区歼敌一部。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以第六纵队的一个旅和冀南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向汤阴和崔桥两地发起攻击，他们要求部队打得越坚决、越猛烈、越积极越好。尔后集中主力快速机动到大赍店、汤阴之间地区，形成夹击部署，待机歼灭增援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组成路东集团，依托冷湖寨山地的有利地形向西突击；以第三、第四集团组成路西集团，作战中由大赍店及淇河以北的山地向东突击。作战部署完成后，首先是第六纵队一部和冀南军区部队对汤阴防守之敌发起了积极的围攻。这一行动一下子打在了敌人的痛处，敌为解汤阴之围，立即命令整编第二十六军急速北援。邓小平和刘伯承见我调动敌人的作战意图已初步实现，遂令野战军以小部兵力为诱饵，采取运动防御的办法，与敌保持接触，诱其进至我预设战场。4月15日，敌第一梯队进至宜沟以东的屯子山地区。16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战机已经形成，决定对敌发起攻击，集中主力从敌整编第二十六军等部的两侧实施兜击，将敌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割裂开来，然后将第一梯队包围于卫河以北、淇河以东的河套地区。17日夜，我野战军主力发起攻击，战至18日，将敌人的第二快速纵队全歼于大小湖营地区，其余敌人纷纷溃逃，我野战军乘胜追击，在追击中又歼灭了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旅及整编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各一部，同时也解放了淇县、滑县、浚县等三座县城。王仲廉见援兵遭到重大打击，且我军正在形成合围态势之后，马上决定收缩兵力于新乡，暂时不敢北上增援。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豫北战役的第二步作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通过广泛的战场机动，达成了调动敌人于运动之中，歼灭其有生力量的目的。
随后，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又乘胜实施了第三步、第四步作战，攻克了汤阴，进行了安阳外围作战，共歼敌4.5万余人，解放了豫北长150公里，宽100公里的广大地区，控制了平汉路150余公里的路段。可以说，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完全掌握了豫北战场的作战主动权，赢得了战局的转换，破坏了国民党联系东西两个战场之枢纽地带的防御部署，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和山东解放军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作战行动，也为下一步我军的战略反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五节两翼合击 聚而全歼
“凡与敌战，如五倍于敌，则以三分之正，而以二分出奇；三倍于敌，则以二分为正，一分为奇，所谓一当其前，一攻其后，法日：‘分不分为縻军’”。其意思说，与敌人作战的时候，如果兵力是敌人的五倍，我可用五分之三的兵力担任正面进攻，以五分二的兵力担任迂回包围；如果兵力是敌人的三倍，可用三分之二的兵力担任正面进攻，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迂回包围。这就是所说的以一部抵挡正面，以一部攻击敌后。正如兵法所说，兵力应当分开使用而不分开的，就是自己束缚自己的部队。可见，在两军交战的战场上，如果我势力大大优于敌人时，就应该结合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力求形成多路部署，实施多方面的合击，以使敌人多方向应战，顾此失彼，逃无出路，易被全歼。邓小平和刘伯承挥师解放大西南的作战中，在正确贯彻执行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歼敌于国内的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也都体现了这一战略方针的要求。先实施迂回、分割、包围、穿插的作战行动，造成或钳形攻击，或两翼合击，或侧后卷击，或先围后击等作战布势，最后达成无一漏网，聚而全歼的战役目的。
西昌战役，是解放大西南的最后一次战役。主要是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少数残余部队。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的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砻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敌人外逃的理想通道。所以，胡宗南早在成都战役之前，就将西昌作为一个战略后方而作了一些准备。当胡宗南退逃到西昌后，蒋介石就在台湾发给胡宗南一份“十分火急”的电令，主要是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卷土重来的变化；二是收集川西突围的零散部队，加以整编，组成新的作战部队，以利于保卫西南大陆。胡宗南接此电令后，立即召集有关官员进行紧急商议。包括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他们在反复分析商议后认为：第一，从目前的局势看，还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开到了台湾，但这只是为了“保卫”台湾，要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三个月内世界大战是不会打起来的，国际局势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第二，现在的“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消灭了，就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逃到了台湾，就是滞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除了胡宗南部下这点非常有限的力量之外，只有云南境内的李弥、余程万等两个军。这些力量别说是分散在不同的省份，就是联合起来也难成气候，无法阻止解放军的攻势。第三，解放军占领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宗南的部队作长时间的喘息，更不会允许其作充分的准备，甚至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向西昌发动进攻，这也是邓小平、刘伯承指挥作战的一大特点。第四，胡宗南认为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关键在于固守西昌能有多少力量。他们计算了一下现有力量。在西昌，归胡宗南掌握的，只有第一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加起来不到2000人；蒋介石的亲信，西昌警备区司令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2000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参战，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还不能直接指挥：西昌“绥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指挥，可能还有问题；由川南逃往西昌的刘孟濂的第二十七军残部有1000多人，但还没有到达西昌。胡宗南心里清楚，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没能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就凭这么一点兵力，怎么能固守西昌三个月呢？只要刘邓大军一发威，西昌恐怕会顷刻易手。经过详细分析之后，胡宗南认为，如果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就应该在云南以西地区想办法，把西昌、泸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以利于进可攻，退可守。另外，胡宗南也认识到，西昌是个素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军覆灭，石达开即是先例。针对敌人的这种处境，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立即发起西昌战役。
一、全面分析敌之企图
胡宗南逃致西昌后，已觉穷途末路，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又不得不负隅抵抗，以寥寥残兵败将，去实现事实上根本不可的“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军令。为此，胡宗南让他的副参谋长沈策拟制一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不久，“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大陆方案”出笼，分上、中、下三策可供胡宗南选择，其主要内容是：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存在大陆上仅有的反共力量，散播反共的种子，再图反攻大业。这种决策的理由是：其一，西昌的彝族区，是死地，毫无可以动员的力量，更无后方支援可言，因此无法固守，否则必遭覆灭；其二，凡撤到西昌的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骨干，应抢救并保留下来去台湾，不应任其被消灭在西昌；其三，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所以，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多的抢运到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其四，以西昌为据点，在没有撤至台湾之前，要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为了实现上策的目的，其采取的办法是：第一，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慰问，陆续输送到台湾；第二，普遍收容从各个地方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并陆续转送到台湾；第三，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绅士，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第四，愿意留在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发展，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中策：是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其目的是保卫西南大陆。这样决策的理由是：其一，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其二，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其三，滇西民族虽然比较复杂，但性格淳朴，易于驱使和对其灌输反共思想；其四，滇西地形险峻，共军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御；其五，利于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的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其六，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为方便；其七，也利于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为了实现保卫西南大陆的目的，采取的办法是：第一，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的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第二，积极收容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的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的指挥中心；第三，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第四，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第五，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第六，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为反共力量；第七，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第八，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第九，积极训练党政干部；第十，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建立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第十一，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第十二，以川南的番、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第十三，以川西的松潘、事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第十四，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第十五，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等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第十六，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其目的是以正国内、国际视听……当沈策将这一方案送给胡宗南审示后，胡宗南看到把“放弃西昌、撤退台湾”列为上策，顿时大发雷霆。正如邓小平和刘伯承对胡宗南所分析认为的那样，胡宗南的力量已十分薄弱，战无实力，守无固地，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的信心和实力了。但胡宗南念于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局势变化，配合国军反攻大陆”的军令，又不敢违抗，所以，胡宗南肯定会想方设法固守西昌。
事实上果然如此。胡宗南抓紧进行了一系列固守西昌的准备：一是整顿残部，将其嫡系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命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二是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三是重新打出了“西康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网络反共力量。但是这些准备，丝毫也挽救不了胡宗南失败的命运。
二、确定了两翼合击的作战部署
为了尽快消灭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在周密侦察和正确分析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心采取南北合击，不使漏网，聚而全歼的战法，彻底歼灭胡宗南残部，完成解放大西南的历史使命。为此，决定集中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一部兵力，分为南北各一部，分进合击，实施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北线以第六十二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石棉、冕守南下，达到西昌，从西昌北面发起攻击；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路进军，右路以第十五军一部由曲靖经会理、巧家北上；左路以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经盐源、盐边北上。同时，以第六十二军的另一部由雅安经天全西进，进军康定、泸定等地区，实际上，这种兵力部署已经对敌形成了迂回、包围的战场态势。为彻底消灭胡宗南残部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遵照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命令，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于3月12日由云南曲靖地区开，19日进抵金沙江南岸的战役集结地隆街，巧家地区，第六十二军一部于3月12日由温江地区分路开进，经夹江、峨眉，于23日连续攻克了富林、汉源等地，沿途歼灭了王伯华残部一部，继而又神速地渡过了大渡河，抢占大树堡，跟踪追击南窜的王伯华残部，直指越西、冕宁地区。第十五军一部，隐蔽开进，急速直指西昌。而此时的胡宗南及其同伙，察觉到了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从不同方向直逼西昌，残部所设防线根本弱得不堪一击，由此感到失败的命运已无法挽救，蒋介石的“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军令也难以实现，与其战死，不如逃跑不死，于是，就在我人民解放军直逼距西昌只有30华里的时候，胡宗南，贺国光等分别乘两架飞机向海南岛的海口逃窜，此时的西昌城内已经一片混乱。
三、实施了迅速而有力的合击作战
根据作战部署所形成的态势，各路大军本着边打边追，边追边打的原则，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3月21日，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分由隆街、巧家地区渡过了金沙江，歼灭了江岸守敌第二十七第一部。23日，我一三〇团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了马越山、马头山，钻进了茂密的大森林，秘密突然地抢占了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乘势突人会理城内，首先解放了会理城，歼灭了苏少章师部及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近千人。就在当日，我一三一团翻越了60里的黄土岭，虽然是山陡坡滑，但战士们不畏艰险，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尽快追上敌人，人与人相互拉着皮带一齐向下滑，有的战士帽子被大风刮丢了，有的背包被树枝刮住了，但部队仍然是奋勇前进。他们高喊着“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战胜了各种困难，抢占了宁南县城。28日上午，我军又在会理城郊实施伏击。歼灭了从巧家撤退下来的敌军一个团。同时，我一三二团等部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在凤山歼敌第七十六师一个团的大部。29日我一三一团由宁南前进，抵达西昌以东的七里坝。此时，西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惊恐万状，纷纷开始各自逃命。特别是胡宗南率先逃走之后，城内更是军无主帅，混乱不堪，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率刚刚逃到西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眷属等约千余人，于当日夜逃走，企图经木里逃到西藏，再逃往国外。
27日晨，我第十五军的一三二团抢占了西昌飞机场，歼灭了机场守军，缴获飞机三架，很快就占领了西昌城。我六十二军一部也接连解放了越西、冕宁，并疾速向南进军。逃敌罗列见逃往木里的道路被解放军截断，随即改变主意，向越西、昭觉之间的小相岭、甘相营一举逃跑，企图窜向川南山区开展游击活动。30日至4月5日，我南北两路解放军在小相岭、甘相营一带相继截住了罗列残部和先期逃跑的唐式遵一伙及由汉源南逃的胡长春残部等数千人，在我解放军的南北合击之下，敌大部被歼，只有少数逃散。
另外，我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也于3月20日分两路自禄丰、宾川出发，北渡金沙江，至4月1日，相继解放了盐边、盐源。此时，残余逃敌一部乘我军包围的间隙南渡金沙江，企图向滇西逃窜，被我解放军发现，随即以轻装分队跟踪追击，穷追不舍八昼夜，终于在盐丰西北将其余部包围全歼。其他割据各地的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没有再抵抗的意义了，于是便纷纷投降，少数残敌也都遣散逃跑了。此至，西昌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消灭了。这一胜利，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大迂回，大包围部署中，巧妙地实施局部上的小迂回，小包围，进而实现分进合击，聚而全歼的军事指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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