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其意是：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攻敌人，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袭击敌人，出奇制胜。可以这样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因为一切的诡诈，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乱而取之”等“诡道十二法”，归根结蒂是要给敌人造成判断上的失误，准备上的失时，行动上的失控，指挥上的失理，进而创造出“无备”和“不意”的战机，一举攻之，战而致胜。
“无备”和“不意”何以致胜，主要是因为在敌“无备”和“不意”的状况下突然发起攻击，可以打敌措手不及，使其因失于准备而导致各种技术、战术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造成敌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乱其方寸，不知所为，甚至会造成指挥上的失当、失误，由此可以成倍地扩大攻击效果。古罗马共和国领袖和军事统帅尤利乌斯·凯撒认为：“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其不意。”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成倍地扩大胜利。”所以，大凡两军对抗的将帅，无不重视并力求创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有利态势。邓小平同志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场上，可谓是创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态势的高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他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南部战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战场，而在晋冀鲁豫等战场上转取守势，妄图首先消灭两翼的解放军，然后再转用主力于其他战场。蒋介石为了保障其重点进攻，不使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山东战场，于3月9日全部堵死花园口，将黄河水引入故道，构成了从晋南风陵渡到鲁中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所谓的可以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
刘伯承、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并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主动出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准备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主力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地区组织战略性反攻，以便策应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同时也为本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为此，首先进行了豫北战役，经过休整，刘伯承、邓小平又下达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作战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300多里长的地段上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歼灭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然后寻歼援敌于运动中，进而逐步向豫皖苏，大别山区挺进。为了顺利达成这一作战目的，刘邓首长精妙地采取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斗争艺术。
一、选择在敌不意的地点采取行动，收到攻其不备的作战效果
所谓敌人不意的地点，就是指敌人因判断上的错误失之防守或因地形险峻而防守太弱的地点，往往也是不被敌人关注的地点，由此使之更加成为“地因兵而弱”的地点，从而更易于收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在鲁西南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深知，能否顺利突破黄河天险是实施战略出击的首要环节。但究竟从哪里突破更为有利？经过全面地分析战场态势可知，蒋介石自恃黄河天险可以抵得上“四十万大军”，所以，在黄河南岸东阿到开封200多公里的防线上，只以少数兵力设防，加上这一段河面宽，水位深，水急浪大，说得上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因此，国民党军只在黄河南岸构筑了简单的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这样，所谓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便成了防守十分脆弱的防线。邓小平分析：突破黄河天险虽有一定困难，但古兵法讲：“地无兵不固，兵无地不强”，敌人因自恃黄河天险易守难攻而对此不预重防，在黄河南岸东阿到开封200多公里的防线上，只布防少数兵力，加之认为我不可能突破黄河天险的错误判断，思想麻痹，准备不足，这本身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机，往往更易于奏效。邓小平当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这就是所谓的“哑铃战略”。针对这一战略，我们应该把突破黄河防线的渡河地点选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计划在张秋镇到临濮集的150公里间分八个地段突破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邓小平同志认为：在这一河段突破，虽然河宽水深，但正因如此，刘汝明才自恃天险，布兵设防和准备相对薄弱，从而便于我迅速突破。另外，由此突破，东有华东野战军配合，南有豫皖苏军区部队接应，还有较为广阔的战场，更利于我大兵团实施广泛机动作战。
定下决心以后，刘伯承、邓小平正式向部队下达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按着总的作战意图规定了各纵队的第一步作战任务。随后，又发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对鲁西南作战各部渡河及作战任务进行了重新调整。渡河时间统一定为6月30日，各渡口要同时行动。命令还规定了各纵队渡河的具体地点：第一纵队分经位山、张堂、林楼（张秋以南20公里）诸渡口实施宽正面渡河；第二纵队分经林楼（旧范县西南）、孙口（寿张以南）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第六纵队分经濮县以东南之李桥、于庄、大张村之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担任预备队的第三纵队于30日夜进至白衣阁及其东西地区，尔后视渡河情况在第六纵队或第二纵队之后渡河，适时扩张战果。从刘邓首长这一作战命令中不难看出，晋冀鲁豫野战军所选择的渡河位置，基本上都是敌沿岸布防较弱的地点，从布防的态势看，也是敌“不意”之处。
二、选择误导敌不意的佯动，收到攻其不备的作战效果
在战场上的活力对抗中，敌人的“不意”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战机，更大的主动。但敌人的“不意”并不是随时都有、随处都在的，而更多的情况下则需要指挥员凭借奇谋良计来造成敌人的“不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谋划鲁西南战役的作战方案时，为了使敌人疏于黄河沿岸防守，产生更大的“不意”，就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的前夕，巧妙地采取了“声东击西”、“暗渡陈小仓”以及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作战行动。主要是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在豫北积极出击，频繁活动，大造声势，给敌人造成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并没有做强渡黄河准备的错觉。与此同时，我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又向开封以南地区积极发起佯攻，造成我欲攻城的假象，用以转移敌人视线。上述积极的佯动行动，更使黄河沿岸守敌掉以轻心，从而造成了更大的“不意”。而也就是在此时，野战军的主力还在汤阴、安阳一带按兵未动，以逸待劳，冀鲁豫军区的独立第一旅却先期秘密地渡过黄河，目的是会同已在鲁西南的独立第二旅及地方武装一起，负责接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并创造其向纵深扩大战果的条件。我野战军这些渡河的准备，都是秘密进行，按时顺利完成的。相反，我豫北军区、豫皖苏军区各部队积极、主动、坚决、猛烈的佯攻，倒使敌军信以为真。敌郑州前线指挥部就误以为我刘邓大军是溃不成军，这样坚决地实施攻势行动，有可能是为其主力的退却扫清道路，或者是向西退却，而不是进攻，更不是突破黄河天险。至此，可以说我刘邓大军的各种佯动行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使黄河沿岸守敌“不意”的效果，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成功地突破黄河天险创造了条件。
三、选择敌不意的时间采取行动，收到攻其不备的作战效果
时间，是给敌造成“不意”时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因为作战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展开和实施的。所以，作战什么时间开始，往往是作战双方进行作战准备的重要依据。而当进攻一方将作战开始时间选择在防御一方“不意”的时候，使其失之于应战的警惕和作战准备，往往会收到攻其不备的效果，争取更多的主动。因此，作战时将作战开始时间选择在敌“不意”的时候，就成了一条重要的作战原则，也是进攻一方所努力争取的有利条件。在鲁西南战役中，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在作战地点和作战行动上给敌造成“不意”的基础上，又在作战时间上给敌造成了“不意”。6月30日夜，正当豫北军区、豫皖苏军区各部队的佯动积极猛烈，大有攻城拨点之势，将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却突然下达了突破黄河防御的作战命令。午夜零时，也就是黄河沿岸守敌完全熟睡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大炮开火了，惊雷般的巨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河对岸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此时，早已在芦苇丛中隐藏的几百只帆船，载着野战军的第一梯队犹如脱弦的利箭，分别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张秋镇南20公里）、孙口、林楼（旧范县西南）、李桥、于庄、大张庄等八个渡口同时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在强大炮火的直接支援和南岸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的配合接应下，野战军第一梯队的先头突击队仅用了五分钟就顺利地抵达了黄河对岸，并迅速抢占了岸头阵地。而此时的沿岸守敌则刚从隆隆的炮声中惊醒，还未来得及占领阵地去组织有效的抵抗，我突击队就逼近阵前，短兵相接了。突击队突人敌岸头阵地后，一方面组织力量迅速筑固岸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一方面又不给敌以喘吸之机，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争取在敌人还来不及组织抵抗的时间内给敌以重创，从而扩大战果。紧接着，刘邓首长又指挥10万余人的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为足以抵挡“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这从全国整个战场态势看，这一作战行动等于把国民党中央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鲁西南之敌直接暴露在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强大突击之下，尽而严重威胁到华东战场几十万敌军左翼及后方的安全，也使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作战布势失衡。这一消息传到南京，美军顾问团和蒋介石无不大为震惊。美国驻蒋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惊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惊人的事件！有重兵驻守，不亚于当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你们（指国民党）花着平均每月三千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共军竟然一枪未发，突破足抵‘四十万大军’的国军防线，国军力量，日见式微。”司徒雷登的惊叹，不仅反映出对国民党的失望，也流露出对刘邓大军作战神奇勇猛的赞叹。而这种神奇勇猛，正是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巧妙地施谋用计，选择了敌人“不意”的地点，“不意”的时间，采用了造成敌人“不意”的佯动所带来的奇效。
第二节围师不阙 关门打狗
战而有法，但无定法。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十分强调的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施计，多变用谋，而决不能死抱兵书，套用战法。否则，无以取胜，反会必败无疑。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作为前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指挥攻取宿县和抢占永城的作战中，巧施围师不阙，反常用兵之法，收到了打破敌人战役态势，推进淮海战役进程的重大效果。
“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军争篇》里论及的用兵之法。其意思是说，围攻敌军时，必须网开一面，留为退路，以示其生，使敌人存有去留之心，这样其作战就会犹豫、动摇、战守不固。如果要是构成四面包围之势，敌人必然会据险坚守，抱死一拼，鸟穷则搏，困兽犹斗，反而会使仗更难打。然而，战场上的两军交战，是活力对抗，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所以，兵法战策的运用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被围之师觉得大势已去，无心再战的时候；从战场态势上看，必须对被围之师速歼，以争取战场主动的时候；被围之师战斗力不强，无险可守的时候等等，这些情况下如果再去据守“围师不阙”的兵法，恐怕就是不知变通的愚举了，而必须是情变我变，“围师不阙”，速战速决。邓小平在指挥所部攻取宿县，抢占永城的作战中，就是采用了对敌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法，这对“围师必阚”之兵法也是一种创造和发展。
一、权衡态势，选准目标
我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毛泽东根据中原局势的变化及徐州之敌有总退却的企图，随即指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实行“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根据军委指示，邓小平、陈毅开始率领中原野战军主力东进至商丘东南地区，正向亳州、涡阳、永城地区集结，华东野战军经过紧张的筹划，正在完成发动淮海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而刘伯承则率一部正在钳制黄维集团。此时，邓小平、陈毅却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始向宿县收缩，根据这一变化，邓小平、陈毅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要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缩回徐州，似有转入支援黄伯韬的迹象。所以，邓、陈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上述敌情，同时还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其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作战方案报军委后，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陈毅：你们应集中合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截断徐州敌人的退路。这一天，刘伯承也由豫西赶到河南柘城，与邓小平、陈毅会合，共同研究和部署贯彻军委作战方针，隔断徐蚌，攻打宿县，孤立徐州的作战方案。
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分析认为：宿县古城，地处中原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也是国民党军队徐州重兵集团的要塞。该地存放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军需物资，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同时也是该集团通经南京大本营的必经之路。从整个战场态势上分析看，徐州以北已被我华东野战军占领，以西郑州、开封、商丘刚刚被我中原野战军解放，徐州以东地区也被华东野战军所控制，唯有徐州以南尚被敌人控制。蒋介石以重兵固守徐州，他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就是津浦路。可见，如果我军攻克了宿县，控制了徐蚌段，那就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阻绝了徐州之敌的退路，更重要的是，对徐州之敌形成了四面包围、关门打狗的战役态势，这对实现中央军委淮海战役总方针实在是一着举足轻重的妙棋。刘伯承认为：敌人重兵守徐州，其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津浦路害怕被我截断，所以要孙元良兵团到宿县，要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南下。因此，我如果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的态势，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而且邱会团也可能被迫南顾，以减轻东面华东野战军的压力。经过全面而透彻的分析，权衡了淮海战场的各部态势，找出了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最后确定了“一攻宿县，二占永城，孤立徐州，断敌退路，围师不阙，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为此，决定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进攻宿县；以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路徐宿段向东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伯韬；以第九纵队主力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路的固镇至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以第一纵队为预备队，同时要求第二、第六纵队坚决阻击东进之敌黄维兵团，保证主力在徐蚌铁路线上顺利作战。为了统一作战行动，野战军又具体下达了作战计划。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又召集了作战会议。会上，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明确了作战意图：“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支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伯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铁路，就要被切断了！”刘伯承又补充说：“斩断徐蚌线，是我们‘关门打狗’的要着。当前的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支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的目标是隔断徐州战场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的联系，彻底孤立敌人，以便各个歼灭。”作战会议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确定了正确的作战目标，攻歼宿县要点之敌，抢占永城要地，创造孤立徐州、合围守敌、聚而歼之的战役态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争取战役的主动权。
二、迅速勇猛，大胆攻歼
邓小平组织部队进入作战准备之后，又从敌俘虏处得知敌有南逃企图。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等，充分肯定了他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此后毛泽东又三令五申，“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击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至宿县附近寻歼孙元良，“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根据毛泽东的电令，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指挥参战部队连夜向宿县开进，第二天就包围了宿县县城。邓小平要求部队，此役甚为关键，各部一定要充分准备，迅速勇猛，大胆攻歼。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在扫清了宿县外围据点后，利用夜暗向宿县县城发起了总攻击。由于护城河宽3丈有余，水深没人，守敌将城门外的桥梁破坏，并以严密的火力封锁，给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主攻东门的第三纵队第七旅及第八旅一部，在炮火掩护下，从一丈宽的城墙缺口处突入城内。第三纵队第九旅在西门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多次架桥，连续爆破，也深入了城内。第三纵队突破城垣后，便按计划迅速勇猛地向敌纵深发展，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先后攻占了天主教堂、电报局、医院等要点，很快攻占敌指挥所。激战至第二天凌晨，宿县县城全部被我占领，聚歼守敌一万二千余人，缴获了大批的军需物资。就在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宿县县城的同时，中原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也迅速出击占领了蚌埠以北宿县以南的固镇，并破击了徐州以南曹村至固镇间200多里的铁路。至此，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指挥下，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广大地区，切断了徐蚌间敌人的联系，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为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准备了战场。此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人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的作用：“你们消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十八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三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毛泽东的评价，正好说明了邓小平的谋划艺术的确高超，把中央军委没敢作估计的战略步骤直接实现了，为我军在淮海战役中争取了极大的主动。就连国民党内部对此也为之一震。其报纸评论说：“共军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共军。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国民党军内的评论，恰恰反映了邓小平的决策制敌要害，打敌关节了。“釜底抽薪”，一举而多得，一步赢得几步，这正是邓小平指挥艺术的高超所在。
三、死守硬拼，关门打狗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吾将趋其后。”其意思是说：我军占领有利，敌军占领也有利的地域叫做争地。面临争地要趋赶后续部队快速进军。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攻克宿县后，永城这个位于徐州西南90公里处的县城，就成了敌我双方拼力相争之地。
蒋介石在宿县失守之后，即派黄维兵团支援徐州，但也被中原野战军主力包围在了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等地。蒋介石又急令徐州守敌杜聿明集团和蚌埠之敌李延年兵团，取南北对进之势增援，以解救黄维兵团之围。由于黄维兵团强行突围不成，南北两路对进增援解围也未见效。这样，蒋介石下定决心，令杜聿明指挥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约30万人放弃徐州，沿徐州至永城公路向西南撤退，拊我外翼，与李延年兵团协力救出黄维，再猥集南逃，退守长江。多谋深算的邓小平早就知道，蒋介石这一决策，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态势。实际上这正是加速徐州集团覆灭进程的有利战机。因为从攻占宿县决策之日起，军委和毛泽东就把徐州之敌视为囊中之物，准备在消灭黄伯韬兵团后再组织江淮战役消灭该敌。如果该敌依托徐州工事固守，可能会使我全歼该敌有些难度，而现在徐州杜聿明集团主动脱离了徐州工事，处于运动之中，毫无依托，这样，难打之敌反而变成了好打之敌，这就为我军迅速在运动中全歼杜聿明集团提供了难得的战机。
邓小平对此精确地分析到：南撤的杜聿明集团继续向西南进占永城，顺涡阳、蒙城、阜阳一线继续南下，不仅该敌将逃脱我精心运筹设下的战略包围圈，而且对我军还会构成从侧后兜击的威胁，并可以会同南面李延年等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黄维再遥相呼应，这样，敌6个兵团里应外合，陷我中原野战军于腹背受敌的险境。此时，军委也来急电指示，务必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坚决不能让其西进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坚决阻击蚌埠方向之敌，加速歼灭黄维兵团。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和军委指示，作为前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及时作出堵截、阻击、围歼的具体方案。首先，当务之急是堵截杜聿明集团，紧锁敌南逃之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而堵截作战唯一能够利用的有利地形就是永城县城及附近地域，但当时永城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邓小平在情急之中，直接给军分区司令员打电话，在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之后，邓小平明确地告诉司令员：杜聿明集团正在逃往永城的情况及其企图，以及堵截杜聿明集团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地赶往永城去支援堵截作战。邓小平严令司令员，在大部队到达永城之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先到达永城，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接着，邓小平又加重了语气对军分区司令员提出了要求，就是打到只剩下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再重复一次，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向你们那里赶去。司令员也坚决地表示，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决不让一个敌人通过。的确，这支部队没有辜负邓小平的信任和重托，终于顶住了敌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一直坚持到我增援大部队赶到，迎头拦住了杜聿明集团西逃的去路，把紧了永城大门，陷敌于插翅难飞的困境。随后邓小平主持总前委又指挥华东野战军向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敌人，生俘了杜聿明，从而实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和邓小平所精心设计的“围师不阙”、“关门打狗”的战略意图。
第三节围师必阙 虚留生路
古兵法有云：“大抵围师必阙，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其意是说，实行包围的军队要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而缺口的前面常常要设有伏兵。这一用兵谋略的精神实质是，首先要从心理上给敌人造成败势，以防止困兽犹斗的局面发生。通过优势兵力的包围或围攻，给敌人造成心理恐慌，由此产生寻机突围之意。而突围就使其必然失去原有的完善的防御设施等有利条件，变成了在运动中，在我预有准备的、设伏的战场上将其全歼。可见，围师是虚，设伏是实。围师是为设伏创造条件的，设伏必须是通过围师来实现的。这就是围师必阙，虚留生路与多有设伏，尽而全歼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互为条件，密切衔接，方可战而胜之。可见，围师必阙，虚留生路，不失为以奇制胜之计。邓小平在实施军事指挥中，熟谙此理，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上党战役就是这一谋略运用的成功战例。
一、攻克外围据点，形成围师部署
1945年8月11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派第四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暂编第三十七师、暂编第三十八师、第六十八师、附第六十九师、第二挺进纵队以及第五行政区所属保安第五、第九团等部，共1.7万人，由浮山县东张一带出发，至8月23日，占领了上党地区的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六城。占领后，为了控制各城，抓紧增修工事，加强守备。以暂编第三十七师、第六十八师（欠1个营）、第六十九师（欠1个营）约1.1万人守备长治；以暂编第三十八师第一团及地方团队一部守备襄垣；以暂编第三十八师（欠第一团）附保安第五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五团1个营守备壶关；以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三团1个营守备潞城。企图巩固在上党地区的控制，尽而相机向北扩张，打通白晋线，以实现占领整个晋东南的意图。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就识破了。8月26日，毛泽东在到重庆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并亲自对刘伯承、邓小平指示说：“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8月28日，也就是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指示，组织军区召开了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会。在会上，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与蒋介石斗争的焦点在于，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现在，蒋介石、阀锡山派兵伸手来抢了，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抢走这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刘伯承又接着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会上，又详细研究了作战方案。29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行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主要内容是：集中太行主力、太岳部队及冀南部队共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进犯上党之敌。冀鲁豫部队留一部继续在延泽、封丘地区活动，威胁开封，破坏陇海铁路，以主力部队转向平汉线，扫清新乡以北平汉线两侧的国民党军。8月31日，军委又指示刘、邓首长：“阎部一万六千兵力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9月4日再次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根据军委的指示，9月初，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又一次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上党战役作了具体部署。鉴于阎锡山第19军等部孤军深入，分散守备，“重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的弱点，确定了围城打援、夺城打援和消灭突围逃窜之敌的作战指导。在具体实施上，首先采取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援兵，力求在运动中歼其主力，尔后围攻长治这座孤城，再施虚留生路之计，逼敌弃城突围逃跑，最后予以全歼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使用上，确定在逐个夺取外围各城时，轮流以主力兵团一部担任攻城任务，以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许外围各城守军向长治集中，而以其余主力兵团集结于便于机动的位置，做好歼灭长治援兵的准备，力求将围城打援，攻城打援，围师必阙、虚留生路，歼其逃敌等兵法战策融为一体，结合并用，以夺取上党战役的最后胜利。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作战字第一号命令》，第一步计划先夺取位于长治西北面的屯留，吸引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公路上，消灭运动之中的援敌。具体部署是：以太行部队攻击屯留及上村据点，吸引长治之敌来援；以太岳纵队进至屯留以南的李坊村、北常村，准备在此伏击援敌。以冀南纵队进至长治西北的南岗上，协同太岳纵队攻歼援敌。另外，以太行、太岳的部分兵力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适时投入歼击长治援敌的作战，以地方部队和民兵监视和围困潞城、壶关守敌。9月10日凌晨2时，我太行纵队首先对屯留、上村之敌发起攻击。同时，太岳、冀南两纵队也都隐蔽地进入了伏击位置，准备歼击长治出援之敌。当太行纵队向屯留、上村发起攻击时，长治守敌派出了6000余人先后两次向屯留方向增援，但由于我个别部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与我略经接触即缩回了长治。12日，我攻克屯留，合歼了守敌。继之，于13日凌晨2时半，我又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以太行、冀南两个纵队准备再次打援，但长治守敌再也不敢贸然出援了，我又于16日以冀南纵队攻击潞城，18日以太行纵队攻击壶关，战至19日，长子、潞城、壶关诸点相继解放，我军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胜利，20日，我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又乘胜扩大战果，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从长治的城东、城南、城西三个方向，完成了先夺关、后攻城，虚留北关的部署。
二、聚歼来援之敌，确保围师态势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连续攻克长治外围各城后，决心集中兵力乘胜夺取长治城。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个重点设防的城市，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国民党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主力三个师据守。9月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又发出了《作战字第五号命令》。命令指出：我决以勇猛速决的动作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敌。决定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放开北关至城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歼灭之。攻城的具体部署是：以冀南部队及潞城独立团进攻东关至南关段，入城后则消灭沿东城墙长方形内之敌军；太行部队（欠第二支队，另附石志本、于一川支队），进攻长治南关，入城后则消灭西南隅方形内之敌军；太岳部队进攻长子门至北关段，入城后则消灭西北隅方形内之敌军。命令还规定，各部队于9月23日前，首先消灭长治城外围各据点之敌，24日22时正式攻城。
9月20日，军区各参战部队开始了合围长治城的作战行动。各部队克服了连日阴雨的困难，连续不断地向长治外围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战至9月24日，我解放军占领城关据点多处。中央军委又电示刘伯承、邓小平：“（一）阎顽之四十九师、六六师、五十师于二十二日由子洪镇南进，计二十四日可抵沁县城。该顽增援上党固守，或是救出十九军、六十一军残部出险，其企图尚不明。（二）提议仍以一部积极围攻长治，主力部署于虒亭、夏店、屯留地区，乘其在运动中首先消灭阎之增援部队，被困于长治之敌亦可消灭。”根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命令各部队继续攻城，并不断扩大攻城的声势，给敌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逼迫长治守军加紧的呼救，促其催援军迅速南下，从而创造在途经之地歼灭援军的有利条件。果然，9月27日，阎锡山部队的第八十三军的三个师约7000余人到达沁县，其先头四个团于28日进至沁县以南、虒亭以北的新店地区，并有继续南下增援长治被围之敌的征候。针对这一新的情况，为了更有把握地诱歼增援之敌和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突围出来之敌，邓小平和刘伯承又反复研究，决定改变原来攻城的决心，将“攻城”为主改变为“打援”为主。具体部署是，以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以积极的行动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第八十三军继续向长治增援；以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兵力迅速北上，加上原来就留在该地区的第十七师，预伏虒亭以南的常隆、上村地段的公路两侧地区，用于歼击增援之敌。另以第三十团为独立支队，隐蔽集结于襄垣以西的南田章、北田章地域，当援敌队尾超过夏店时，迅速由北面尾击增援之敌。任务明确以后，担任打援任务的各部队，立即冒着滂沱大雨，兼程北进，按时到达了指定地域集结待命。9月30日，敌人的援兵没有走常隆，而是沿虒亭至屯留的公路继续南下。邓小平和刘伯承得知敌援兵改变了南下路线后，也随即改变了部署，将打援部队的主力向虒屯公路两侧转移，改以第十七师及独立支队尾击敌增援部队。10月2日，增援之敌进入我预定作战地区，我各部队随即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逐步将敌合围于榆林、老爷岭、关上村、磨盘脑地区，并切断了敌人的通信指挥联系，控制了水源、使敌人顿时处于缺粮断水、失去指挥控制的混乱困境之中。几经激战，敌被迫步步收缩，最后猬集在磨盘脑、老爷岭及关上村地区。而此时，邓小平和刘伯承查明，被围的援敌并非是三个师7000人，而是由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二军、第八十三军和省防军等八个师和两个炮兵团，共2万余人。鉴于这种情况，为了确有把握地全歼增援之敌，邓小平和刘伯承又从围困长治的部队中调冀南纵队作为后续力量，投入了打援战斗。而长治方向只有地方部队来担任围困城内之敌的任务。为了防止被围的增援之敌作困兽之斗，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增援之敌还是采取了“围师必阙，虚留生路”的部署，在北面故意敞开了一个口子，诱骗敌人脱离阵地，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增援之敌。10月5日，我左翼部队攻克了老爷岭主峰，守敌于夜间向北突围，但被我军已设伏在此的部队堵住了北逃之敌。我主力部队则沿虒屯公路及两侧进行了跟踪追击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增援之敌溃不成军，各不相顾，夺路奔逃。战至6时，除2000余人逃跑，其余全部被歼。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而此时的长治，仍在我严密的包围之中。
三、围师网开一面，运动中全歼逃敌
增援之敌被歼之后，长治守敌史泽波深觉待援无望，固守孤城同样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他曾组织了“敢死队”，拼命突围达17次之多，均未奏效。但我攻城部队要想顺利突破敌人坚固的城池，也不是一件易事，而且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攻城部队从城东、城南、城北三面继续以积极的攻城行动给守敌施加压力，网开一面，虚留生路，诱敌突围，争取在运动中务求全歼。这一作战布势和打法果然灵验，史泽波也是急不择路，10月8日黄昏，乘着滂沱大雨，偷偷地弃城向西逃窜，企图奔回临汾。为合歼最后一股敌人，刘邓首长命令除以围城部队进行截击和跟踪追击之外，又以太岳纵队从虒亭地区向南直出马壁村、古堆村，以控制沁河，进行兜击。太岳区的人民武装也沿途进行截击和袭扰。10月10日，各追击部队先后与敌接触，至11日，敌人大部被我包围压缩于沁河以东的桃川村、董家山、将军岭地区。12日下午3时，我军发起总攻，经6个小时激战，除少数敌人漏网逃脱之外，歼敌一万余人，军长史泽波被我生俘。此时，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我军解放了除沁县以外的全部晋东南地区，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除掉心腹之患”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有效地配合了党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
第四节奇正相生 以奇制胜
古今战争的经验证明，战场上的争势求胜，无疑都得益于奇正变化，相互作用。所谓正，就是以常规常法之“合战”，所谓奇，就是以出敌不意之“变战”，所以，《阵记（卷二）：奇正虚实》中说：“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御也。”孙子在其兵法中也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可见，战场上的兵戎相对，必须巧妙地运用奇正之变，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邓小平作为伟大的军事家，也表现在他精于谋划奇正之变，因此，在他与刘伯承元帅所共同指挥的作战中，或者是奇正互合，相得益彰；或者是以正掩奇，创造战机；或者是以奇衬正，争取主动；或者是奇正分用，构成态势，从而使其奇正之变，变幻莫测，游刃自如，战而必胜。
1948年下半年的解放战争，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南线战场上，蒋介石仍以75万的重兵集团，据守着平汉线南段以及汉口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妄图以此为依托，再作挣扎。在此期间，为挽救其被动局面，抽调其所谓的精锐部队，配合以地方武装，妄图趁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寻机歼灭我主力部队，以达到其政治蛊惑人心，振奋精神，激励士气；军事上改变态势，稳定战局，屏障南京、武汉及江南之目的。针对蒋介石这一战略企图，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决定在中原的广大地区，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这其中，分兵以南是为了拖住敌人，以阻敌机动力量向北靠拢；分兵以北，是将主力开赴北线战场，以部署具有决战意义的作战行动。邓小平对这一作战方针作了精辟的诠释，从全局来说，南线拖的敌人越多，拖的时间越长，拖的效果越好，就越有利于北线主力的作战，越有利于实现我们的作战方针，完成好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为了达成这一作战目的和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强调了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具体地说，就是斗力与斗智，重在斗智；斗志与斗法，贵在结合；用正与用奇、妙在灵活；奇正相生，以奇制胜。
一、奇正互合，至敌上当
确定了作战指导方针之后，对于怎样实现这一方针，邓小平与刘伯承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何才能拖散敌人呢？以少部兵力出击，小打小闹，不痛不痒，敌人显然不会上钩受骗；所以，必须放手大干，以必要的兵力、隐蔽突然的出击，击敌要害，打敌痛处，并利用敌欲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以积极的行动吸引敌人，创造更多的歼敌战机，诱敌就范，骗敌上当，中我下怀。这样既可以拖住敌人，又可以有效歼敌。为更好地创造有利的态势和达成这样的作战效果，刘邓首长决定采取大胆机动，灵活用兵，奇正相生，以奇制胜之计。为此，刘邓首长指示，以中原野战军的第二、第六纵队和江汉军区、桐柏军区主力，迅速隐蔽地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地区集结，大部主力休整待机，以少数部队佯装主力，以示“正兵”，频繁活动，积极出击，影响甚大，威震武汉。此时，白崇禧对我这支佯动部队误认为是中原野战军之主力部队在活动，意在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尽而直接威胁武汉。为了保持中原的稳定，10月中下旬，白崇禧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在上述地区寻找我主力决战，遂令张淦的第三兵团五十二师率两个团，18日从安陆渡府河；四十八军19日进至大邦店、双河寺一带；一一〇旅进驻历山、净明铺一带；27日，第七军进至历山、高城、江家河地区，并令第三兵团迅速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限其22日进至苍苔、程家河、随阳店等地，第十二兵团位于唐河、泌阳一线（原驻扎在遂平、驻马店一线），第十三绥靖区编成内的第二军、第十五军前出新野、邓县，向南阳方向推进。从这一部署上不难看出，白崇禧是做好了四面压进，对我构成合围的态势，企图与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一以决战。然而，白崇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作战部署，正是我“正兵”佯动所需要的结果。因为在我佯动部队四处打击敌人，以“正兵”吸引敌人注意力的同时，我野战军主力早已以出敌意料的行动完成了秘密转移，长驱北上的作战部署，使敌重兵集团的四面包围不仅扑了一个空，而且也失去了有利的战机和战场态势。刘邓首长的“奇正相生，以奇制胜”这一着，初步实现了抑留黄维兵团于桐柏山，将张淦兵团拉人大淇山的战略意图。紧接着，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又摆下了一条由北向南的一字长蛇阵，以对付我中原野战军，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部分主力及地方武装。敌部署的头部在大洪山、小洪山、桐柏山之间，腰部在云梦、安陆、应城一带，尾部在襄河南岸。白崇禧的这一手，貌似攻势，实际上却是为了稳定其在华中地区的战略防御态势。针对敌人的这一部署，邓小平与刘伯承商量，敌人以守待攻，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因其已构成了完备的防御部署而不会来攻。从“虚则实之”的兵法上说，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我利用其思维定势，采取将计就计之策，以小部兵力继续从正面牵制敌人，以主力奇兵向敌最敏感、最薄弱、最空虚的地区实施广泛的迂回机动，敌进我进，以奇制胜。由于刘邓首长的决策正确，“奇兵”正好打敌措施不及，由此又取得了“奇正相生，以奇制胜”的战果，使敌大上其当。然而，刘邓首长为了进一步寻机歼敌，实现拖散敌人的作战意图，又利用“小诸葛”白崇禧得意地集中兵力于桐柏、唐河地区，而对其“长蛇阵”的腰部——云梦、安陆、应城一带已丧失警惕，且突出地暴露在我野战军的正面的难得战机，决心集中兵力对其腰部——应城狠狠地再刺一刀，力求给敌以重创，以勇夺三军之气，并就此震动武汉，拖回敌张淦的三兵团，更有利地支援和配合转移北上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华东野战军第十四纵队所进行的郑州战役。
二、连施正法，再造奇势
为了达成应城攻坚战的突然性，以达到以奇制胜的目的，邓小平与刘伯承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一连串的施佯用诈的“正法”，造成敌人分析判断情况的错误，为以奇攻取应城创造条件。攻城前夕，邓小平和刘伯承对部队提出，要广泛地运用“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的办法，以造成敌人对我意图和行动分析的失真、判断的失准、决策的失误。为此，我军采取了一系列的示假隐真的佯动欺骗行动：即以第三分区的第十团、第十一团向荆门以南地区进击，以牵制敌人东进；以第四分区部队攻袭宜城；以第二分区的第六团破袭花园、孝感之间的铁路；以第一分区的第九团穿上新棉衣，到随县、安陆一带，变换着番号、易地号房，大摇大摆地佯装军区主力部队进行各种袭扰活动。我军这一系列的佯动活动，造成了敌人的误判和错觉，使敌迷离奠测，疲于应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果然受骗上当了，他匆匆忙忙、慌里慌张地将主力缩回到平汉铁路南段和襄阳、花园公路两侧，以防不测。也正是在我军各部队以各种佯动的“正法”吸引敌注意力，并收到理想效果时，我军的侦察分队却在采取各种侦察手段对应城守敌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工事构筑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而周密的侦察，以对应城的奇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争取了宝贵的战机。
敌之兵力部署、阵地编成和城镇防守，是根据应城的地形，按照大小三角的形式配置的。东北的古城台，在大小富水的分岔三角地带拔地而起，高达60余米，是敌城北区的主要支撑点，它与北城门、魏开记旅社形成了一个三角防御地带。东南面之寿宁寺，是敌东、南两个方向的主要支撑点。其背靠城墙，东、南两面都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便于相互火力支援。其左侧是东门，右侧是小南门，构成了第二个三角防御地带。城内的公立医院、县立中学和长途电讯局楼房，是其防御的“核心阵地”，也是成三角形配置。而古城台、寿宁寺、公立医院是应城防御的第三个三角防御，它们形成了犄用，由此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火力配系，战斗中，可以向任何方向实施互相的火力策应。
另外，应城还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外有一道护城壕，最宽地带有30公尺。窄处也有十五六公尺，水壕外面敷设了一道鹿砦和一道铁丝网，城墙内还有一道水壕，宽处达四五十公尺，窄处也有十几公尺。北大街、南大街、府后街、十字街、小北街等主要街道，都设有麻袋装沙的机枪掩体和步兵掩体。十字路口还筑有砖木结构的地堡，其兵力容量大的可放一个排，小的也可容纳五六个人。可见，应城的城防工事是较为完备和坚固的，为坚守城区奠定了基础。其中，几个重要支撑点更是坚固有佳。如：古城台是应城最大的制高点。日军盘踞时，曾在这里修筑七个钢筋混凝土的半隐蔽式的永备性碉堡，当中还修了一个三层楼高的砖木结构的地堡，并筑有坚实的交通壕与地堡群相通。西北面紧靠古城台，横着一个“冬瓜式”的大水塘，部队无法涉越，只有南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部队虽然中可以接敌，但还会受到两侧火力的交叉拦阻，威胁较大。
通过侦察，对应城的防御准备情况，可以得出一个易守难攻的结论。但邓小平与刘伯承对此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从敌情上看，守敌不是散兵游勇、乡保土顽之辈，而是以正规军为骨干，聚集4000余众的奸诈狡猾之徒，我军与敌正规军作战中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进行如此规模的攻坚战尚属首次。从地形上看，应城是武汉西北的门户，它上接郧襄，下连江汉，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然而，敌人越是占据有利的防御条件，就越是易于放松警惕，越要疏于防守，尤其是在我军积极佯动行动的欺骗下，敌对我军行动的注意力早已转到了桐柏、唐河地区，这种判断上的失误所导致的麻痹轻敌的思想，正是我对应城实施以奇制胜的有利战机。战机有利，战机宝贵，战机难得，必须抓住。
三、以正克强，以奇制胜
根据敌应城的设防情况，前线指挥员决心利用好以奇制胜的战机，为此，以独立旅和第二分区第四、五、六三个团全部投入战斗。其中，独立旅第一团从北门攻城，第二团从东门攻城，第三团作预备队；第二分区的第四团配置在城东南的五里墩、十里埔一带丘陵地，准备阻击可能从长江埠方向的来援之敌；第六团配置在城东北方向的万家棚子、伍家山一带的有利地形上，准备阻击可能从云梦方向的来援之敌，第五团直接由独立旅指挥。另外，第二纵队配置在王家店以北地区，桐柏军区部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相机行动，以防不测。在攻坚战法上，确定了“欲攻其内，必先破其外”的常规“正法”。
1948年10月23日下午2时，部队从仁和店一带出发，黄昏到达作战地域，并按作战预案全面展开，两个方向上的打援部队，也在选好的有利地形上开始构筑野战工事，攻城部队于24日晚同时发起了扫清外围防御的攻击，但都因工事坚固或地势和气候不利而屡攻未克。根据这一情况，前线指挥员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反复研究认为：按常规战法，攻城战都是先攻其外，打破其坚硬的外壳，再攻其内，捣毁其防御体系。而应城防御，是敌人的防御设施坚固完备，在阵前与敌死打硬拼，不仅消耗大，而且不易奏效。所以，应城攻坚战，应打破常规，从敌防御的弱处突然突破，迅速向纵深发展，两面卷击，从内向外攻，这一奇法，不仅可以有效制敌，也能置敌坚固工事和完备防御体系于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可以减少消耗，速战速决，以奇制胜。刘伯承对此强调说：寻找敌防御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袭击，是把握主动权的最好方法。要“善于抓住敌人阵势的弱点，选择容易割裂而又能相互策应的突破口”。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前线指挥员经过一天的抵近侦察，发现大南门敌守备薄弱，大南门正面地形凹凸不平，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沟壑，便于我攻击分队隐蔽接敌；在离城门六七十米处还有一道面对城门的横向土堤，是极为理想的冲击出发阵地，有了这样的依托，只要城门一破，攻击部队即可鱼贯而入，直捣纵深，尽而实施由内向外的攻击和两翼卷击，用此出奇战法，战而胜之。
战法重新确定后，部队集中了所有的炮兵火力于南大门，在较窄的正面上，形成了绝对的炮兵火力优势，同时采取将发射阵地靠前配置的办法，以求提高命中率和增大炮火威力。战斗一经打响，我军重炮齐轰，很快就把南大门上的碉堡打去了半截，密集的炮火和震耳欲聋的炮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15分钟内没有还手之力。我工兵分队5分钟通过70余米的平坦地，涉过水壕，越过地堡，用炸药包炸开了南门，部队迅速冲入城内，很快就控制了南大街和两条小巷，占领了街两边的楼房。敌虽组织了多次疯狂的反击，但在我第二梯队及时投入战斗后的顽强抗击下，均遭失败。而我后续梯队，就像插入敌“软腹部”的锋利尖刀，不断地向两翼卷击发展，不断地扩大突破口，这种从里向外、从后向前勇猛突击的战法，打乱了敌防御部署，割裂了敌防御体系，尤其是使敌人完备的防御工事、设施完全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由此给防御之敌以极大的威慑和震撼，兵力不知其所动，火力不知其所用，应城防御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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