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在军事斗争领域是指根据军事斗争的意图和目的，综合利用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有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方式、方法和手段，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终达到实现斗争意图、达成斗争目的的斗争艺术。而这一斗争艺术，正是孙子“全胜策”的谋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孙子兵法，谋攻》中讲：凡用兵之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可见，纵横捭阖，军政全胜，也是军事斗争所竭尽全力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最佳效果。
克劳塞维茨有句著名的论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评价。其意是说：军事斗争的实质属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军事斗争只属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要实现战争的目的，既可以使用军事斗争手段，条件允许时，也可以使用政治斗争手段。这种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为了达成斗争的意图和斗争的目的，有时可以采用军事斗争手段，有时也可以采取其它斗争手段，关键取决于斗争条件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目的的要求，所以，斗争的艺术也正表现于创造和利用条件的程度。邓小平在指导革命战争中，经常是十分精妙地把握着这一关键，越是在复杂的斗争背景下，越善于权衡各种斗争因素，越注重充分利用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从而收到单纯军事斗争所收不到的效果，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益，这无疑是斗争艺术所发挥的“杠杆”作用，也是统帅聪明才智和奇韬雄略的重要体现。
一、注重对交战双方各种因素的科学分析，准确地把握可资利用的条件
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为我所用，是每一位指挥员都会遵循或努力争取的一条法则。但是，那些可资利用的有利因素却常常会因其混淆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之中，而使之成了让指挥员难以把握的“不速之客”。然而，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对这种“不速之客”的创造、把握和驾驭却游刃有余。1945年9月，刘邓大军刚刚夺取了拉开解放战争序幕的第一仗——上党战役的重大胜利之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又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三十、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八个师四万五千多人沿平汉路北犯，侵入冀南、豫北解放区。军情十万火急，毛泽东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立即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立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平汉战役的准备工作。调整部署，控制了一些要点，而且决定把战场选择在邯郸以南的平汉路东侧滏河和漳河两水之间的河套地带，并组织战场附近的军民大举破路设障，在敌人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10月16日，刘邓发布了《组织平汉战役的作战字第8号基本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关平汉路两侧，分为路东军和路西军，对沿平汉路北上的敌第一梯队三个军实施东西钳击；以太行区独立支队结合地方武装，在平汉路新乡至安阳段两侧骚扰和迟滞敌军行动，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并将此计划上报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平汉战役极为重视，在接到刘邓作战计划的第二天，便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晋鲁冀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反映了平汉战役的重要意义，所以，刘邓首长在大兵压境面前，权衡敌我双方态势，分析利弊，认为要打好平汉战役，除了实施强有利的军事打击之外，还要借助可资利用的政治攻势去瓦解敌军，以破坏其军事攻击部署。刘邓首长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虽来势凶猛，但其中的一部高树勋的新八军则因为长期受国民党军中央系的歧视、排挤，所以，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派他充当新的内战的急先锋更为不满。早在上党战役时，就暗中派好友王定南与我军进行联系，并给刘邓首长写了亲笔信，表明了对国民党腐败没落失去信心，而只有靠近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的态度。刘邓首长认为：高树勋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平汉战役的主要力量。此次战役，如果利用高树勋决心弃暗投明的态度，加紧政治攻势，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分化瓦解敌军，就可以更有把握地赢得平汉战役的胜利，完成好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所以，邓小平对此明确指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从而，使我军及时而有效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政治攻势的条件，为确保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促成有利条件的实现
刘邓首长确定了采取“军政攻势，务求军政双胜”的战略决策之后，重要的是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促成有利条件的实现。他们分析认为：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直接以军事力量的威慑去争取不行，靠战场宣传瓦解也不易奏效，而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利用高树勋身边的关系做深入细致的引导和疏通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明大义，早从正道的教育，达到使之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率部起义的目的。为此，刘邓首长指示我党早期以高树勋好友的身份派到新八军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并联名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不断进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在乎汉战役总攻开始之际，王定南匆匆回到刘邓首长身边，首先把高树勋亲自写给彭德怀副司令员希望友好合作的信交给了刘邓首长，并介绍了高树勋反对内战，主张合作的态度。邓小平就此明确地指出：“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我们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在这项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接着，邓小平又对王定南说：“你要赶快回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此时，平汉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刘邓各路开始出击，但收效甚微。即使再次组织出击也难以达到作战目的，这主要是敌人依托村落构筑的工事比较完备，收缩阵地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了减少部队损失，加快战役进程，完成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给的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的任务，邓小平又将正在返回新八军途中的王定南召回来，再次指示王定南：“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经离开新乡，到达了磁县的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三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又吩咐王定南说：“现在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的战略任务。”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又补充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对于高树勋提出其妻子和本军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新八军马上就地起义，担心国民党肯定会迫害她们的后顾之忧之时，刘邓首长马上电请中央设法护送高部家眷脱离险境，解除了高树勋的后顾之忧，使之毅然决然地宦布起义。正是由于刘邓首长准确地把握了政治攻势的战机，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治攻势的途径和方法，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派李达参谋长通过火线到高树勋的指挥部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所以，使得高树勋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宣布起义。由此导致了固守马头镇的国民党四十军和三十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平汉战役也随告胜利结束。对此，正像邓小平评价的那样：“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后来邓小平又评价说：“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就是说服高树勋起义，如果硬碰硬地打，他不可能取胜，通不过去，但我们伤亡很大。”“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是很大的”。
三、适时使用军事打击相策应，确保军政全胜
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军事打击如果有政治攻势相配合，则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军事上的一些损失而取得更大的作战效益；反之，政治攻势通常都是在军事上强有力的打击的作用下才能产生效果的。这也是谋求军政全胜的一条基本规律。刘伯承、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甚至是创造条件去争取军政全胜，这就是军事斗争高超艺术的重要体现。平汉战役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当时邓小平在谋求政治攻势的同时，并没有放松以军事打击对敌施加心理压力相策应，而是加大加快了军事攻击的力度，主要表现在战役的总攻阶段。当刘邓的各路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对敌形成合围部署，各项作战准备就绪后，此时被包围的高树勋部更为动摇，战斗不积极。我军在待机总攻时对新八军也是实施详攻，又打又拉促使其进一步动摇。尔后再立即决定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总攻发起后，刘邓的第一纵队当夜即突人崔曲，第二纵队突人阎家线。战至第二天，崔曲守敌第一〇六师即被歼灭一个多团，阎家线守敌第三十九师亦被歼一部，各处残敌在向南北左良逃窜时，又被我截歼一部，我军即乘胜向南北左良及其以东地区之敌展开了强劲的攻击，战至第三天，我军先后攻克村镇二十余处，敌四十军第一〇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九师和第三十军也遭到沉重打击，使敌各部均自顾不暇，无心再战。再唯独高树勋部只受到了详攻。由此使高树勋更深切地感受到“四面楚歌”的危机和率部起义的出路所在。这种态势的设计以及构成正是体现了刘邓首长纵横捭阖，军政全胜的斗争艺术。战役至此，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约1万人宣布阵前起义，这一突然之举，使敌军的作战部署出现了缺口，兵力骤减，顿时军心动摇。刘邓首长又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内部一片恐慌，无心应战，必定会以全力向南突围。这正是创造“围师必阙”，网开一面，诱而歼之的好时机。于是，便令主力先敌隐蔽地南移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待机。第二天，敌主力果然脱离既设阵地向南突围，刘邓首长指挥主力采取多路出击、兜击战术，将溃逃之敌围歼在南北旗杆樟地域，战役宣告结束，实现了军政全胜的作战意图。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誉，他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热情贺电高树勋：“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最后，还号召各野战军开展高树勋运动，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主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可见，刘伯承、邓小平所创造的纵横捭阖，军政全胜的斗争方式，为我军在解放战争更有效地歼灭敌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节政治攻势 敦促起义
兵法有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说的是举兵打仗，实施“心战”为上策。因为兵之心为主，首先夺其心，亦为抓住了要害，是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的作战目的的关键。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中，十分注重“心战”与“兵战”的结合，即以“心战”减轻“兵战”的难度，以“兵战”增强“心战”的效果，由此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快、最多、最大的胜利。解放战争末期，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歼灭胡宗南集团时，就成功地运用了“心战”之法。即在军事斗争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对敌又施以“攻心”之策，结果有效地瓦解了胡宗南集团的军事力量，从而加快了大西南解放的步伐。正如邓小平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起义40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我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大西北，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分裂，人心涣散，战斗力大衰，在西南地区已再难组织力量形成有效的抵抗了。针对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这既是我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意志，提供任其选择退路的有利条件，也是配合军事斗争，增大斗争效果，加快胜利进程，减少军事斗争消耗和破坏的有利时机。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向西南大进军，消灭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中，首先开展的是政治攻势。
一、利用有利形势，阐明斗争政策
1949年11月初，我第二野战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挥下，按预定计划开始向川南实施大迂回进军之后，发展极为顺利，胡宗南集团所设防线弱得不堪一击，许多部队或望风而逃，或就地投降，国民党军大势已去。蒋介石的残部在已无力阻止失败命运的趋势下，众将领无心再战，都在为自己谋求后路。邓小平认为，面对这样的斗争形势，敌人这样的心态，无疑给我军开展政治攻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只要在敌人穷途末路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新生的路、光明的路、解放的路，只要宣传我军对敌斗争的政策，使之深入人心，国民党的许多官兵，甚至将领，就会弃暗投明，或放下武装，或站到人民军队的行列里。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部队刚进川南不久，就于11月21日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4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说：“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以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歼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招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终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第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7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泽东、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你们不应再作无所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我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忠告公布以后，在西南国民党军队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极大的震动。一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按照忠告明确的政策条款，开始寻求个人出路问题或退路问题。一些中级、低级军官也在盘算着还能不能再给国民党买命了，既然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宽大，出路光明，许多将领是愿意接受改编，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的。可见，正是邓小平和刘伯承所拟制和发布的忠告，在敌人左右为难，进退犹豫不决的时候，及时给其明确了政策，指明了出路，从而瓦解了其抵抗意志和顽抗的决心。
二、利用有利关系，加紧疏导工作
第二野战军的忠告公布以后，瓦解敌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给国民党军上层将领指出了一条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的出路，给国民党军的下层官兵提供了一个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机会。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注重利用有利关系，紧锣密鼓的加紧疏导工作。通过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政治倾向性的了解，确定疏导工作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卢汉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他也觉得与蒋介石的交往甚密，于是暗中曾与我党秘密接触，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此时身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却成了“光杆司令”，对于蒋介石的用心，卢汉是看得一清二楚，但又敢怒不敢言，这样就渐渐地形成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卢汉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个人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于是，早在1949年的2月底，卢汉对自己的后路就作出了周密安排。他通过早期共产党员、曾为其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转交给毛泽东、朱德一份信函，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交往，并接受必要的指示。后来卢汉又通过其内弟龙泽汇派代表找到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再表示愿意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随时举行起义。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卢汉的政治态度，于5月11日专门指示华南分局和滇桂黔边纵队：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能受各种约束，对于云南省的局部和平问题，应该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去谈判。在此基础上，中共军委还指示解放军，从东北解放区派遣了国民党起义的原滇军军官相继返回昆明，利用老关系去作卢汉的起义工作，使卢汉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看到了起义所受到的宽大处理和优厚的待遇。从而推动卢汉定下了起义决心，并直接派出了他的全权代表宋一痕经香港前往北平，与周恩来及有关的中共中央领导面议起义问题。谈判结束后，党中央又派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北平警备司令、云南籍将领周体仁利用与卢汉的老关系返回云南去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后来中央根据卢汉的态度和战局发展的需要，明确指示卢汉要把握起义时机，在人民解放大军“南下迫境时方可行动”，以利于配合解放军一举解放云南。
应该说，邓小平和刘伯承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是有较好的政治基础的。因为中央及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滇桂黔边纵队早就加强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纵队曾在1949年的5月和8月，先后两次由纵队的副司令，原卢汉手下特务团团长朱家璧与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路南石林进行协商，并建立了秘密联系的道渠，确定了合作的方法。卢汉承诺，其部队不向滇桂黔边纵队提供武器装备的支持。事后，卢汉曾向纵队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这说明，卢汉确实有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之意，而且有了立功赎罪的行动，深受党和政府的欢迎。这也说明，我们党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开展政治瓦解工作，是十分有效的。
三、利用有利时机，敦促尽早起义
卢汉在接受共产党中央的正义主张，相机举行起义方面，积极地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就在1949年的8月下旬，蒋介石又在重庆召开了有川、黔、滇、康各省主席及高级军事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直接电召卢汉务必赴渝。卢汉本不想前往，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不得不于9月6日赶到重庆。没曾想，蒋介石为了拉拢卢汉，迎合卢汉的本意，并为了拼凑大西南防线，竟允许卢汉将其云南的保安部队改编为第七十四、第九十三军，并同意将驻云南的国民党军的第六编司令部所辖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付给卢汉控制。卢汉觉得自己又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了，因此他又同意国民党军的第八十九军也进驻云南，会合云南的其他部队“清剿”我滇桂黔边纵队，而且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保防处处长徐远举与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联手在昆明组织了“整肃”，大规模地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在9月9日，卢汉还发动了“九九整肃”，宣布昆明戒严，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了进步报馆和广播电台，封闭了全部大专院校，逮捕了杨青田等社会进步人士、职工、学生400余人。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公署参谋长萧毅肃到昆明开始筹划和部署对滇桂黔边纵队发动“清剿”。
对于卢汉背弃承诺，再起反共，与人民为敌的行为，党中央及云南省工委对卢汉明确指示，进行“整肃”，参与“清剿”是十分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反动活动，保证全部被捕人员的安全，到适当时机要全部释放，要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行动。党要加大争取卢汉的力度，中央又指示滇桂黔边纵队，蒋介石为达到其完全控制云南的目的还会加紧对卢汉的拉拢，但蒋卢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消除的。所以，在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并形成大兵压境之势时，卢汉仍有起义的可能。因此，我们党对卢汉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要加紧对卢汉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我第二野战军主力连克贵阳、重庆，直逼云南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提出并公布了四项忠告，给卢汉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也给卢汉指明了一条退路。
在这种军政并举的攻势下，卢汉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立场上，首先下令全部释放了在“九九整肃”中被捕的人员，并通过杨青田找到昆明中共地下党，表示决心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能够给予配合。尔后，11月下旬，卢汉又令其所属的第九十三军集结昆明，第七十四军由滇西撤至楚雄、禄丰一带，基本完成了准备起义的军事部署。紧接着，卢汉又下令昆明戒严，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整个昆明的形势。正在这时，蒋介石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赴昆明部署将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迁入昆明事宜，因为情况紧急，卢汉决定立即起义。将张群软禁起来，并借张群召开军政首脑会议的名义，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区指挥官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站站长沈醉、副站长徐远举、周浩等数十人，召到卢公馆扣押，迫令他们追随起义。12月11日，《云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而且在当日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云南广播电台并反复播送李弥、余程万等人的讲话，他们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紧接着，又命令其部队迅速占领了蒋系控制的据点、机场和交通要道。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云南宪兵、警察及地方团队共4万余人宣布起义。然而，起义的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的。那些被卢汉拘禁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是追随蒋介石多年的死党，顽固得很，也狡猾得很。张群被拘禁后，卢汉也想让他在拥护起义的通电上签名。但他对卢汉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从心里表示支持。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甚不满意。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便与你们一起行动，望请卢汉将军原谅！你们如果要把我也当作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放我走，我将会感激余生。我出去以后，今后也决不再问政事，要到海外做寓公去。由于张群的花言巧语，卢汉将其释放了。而被拘禁的人中，由李弥牵动，有余程万、李树藩、沈延进、石补天、童鹤莲、沈醉等7人结拜了“患难兄弟”。他们一面表态拥护起义，一面则在策划着与起义相抵抗。12月13日下午，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在副军长彭佐熙的指挥下，从昆明市的东南方向向卢汉的守城部队发起了猛攻。李弥的第八军驻在大板的一个团，也与卢汉的部队发生了战斗。此时，李弥的夫人要求看望李弥，得到了卢汉的批准，并要求她做李弥拥护起义的转化工作，希望李弥通知部下停止进攻，听候改编。李弥按照这一要求给其部下写了一封信，命令其部下放下武器停止进攻。此后，李弥夫人又一次来探望，带来了部下的一封信，表示接受李弥的命令，停止军事进攻。但信上也表示希望李弥能早日返回部队，统领全军进行改编。李弥看了信后，立即将此信交给了卢汉，以求得卢汉的信任。而事实上，李弥夫人又给李弥一封密信，告知李弥所部正在加紧准备，将尽全力进攻昆明卢汉所部。另外，余程万也向卢汉“建议”，请允许其师长石补天放出去传达其命令，要求部队停止进攻，实则是让他们加紧进攻。这样，余程万、李弥先后被卢汉释放，返回部队后，二人一反愿态，立即指挥部队向卢汉守军发动了更具规模的进攻。蒋介石也派出空军，对昆明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连续轰炸。卢汉的守军虽顽强战斗，但昆明仍是危在旦夕。卢汉火速派人送信，向解放军紧急求援。邓小平和刘伯承接到卢汉的求援信后，深觉形势严峻。卢汉的起义虽然成功了，但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有使起义前功尽弃的可能。所以必须马上增援卢汉，不仅要保住起义的胜利成果，而且要保住起义的部队。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派出第四兵团为援兵增援昆明。第四兵团的部署是，以第四十九师为先遣部队，实施摩托化开进，火速向昆明急进。另以百色地区的第三十八军主力，经剥益、富宁、砚山，直插金平、马关、河口地区，断敌退路；以桂滇黔边纵队主力，配合卢汉所部坚守昆明，并配合我军主力围歼作战，同时以一部兵力由平彝向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侧后进击；以十三军主力经南宁、百色、富宁、文山、向开远、蒙自地区兼程急进，首先控制蒙自机场，断敌退路，配合四野部队全歼残匪；兵团主力十四、十五军分别进驻昆明、滇西及滇北地区，接收及解放云南。
在我军各路大军紧急驰援昆明的同时，卢汉将军率领所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当时昆明内外的敌我力量对此来看，敌人处于明显的优势。因此，李弥、余程万等异常猖狂，认为在他们陆、空军合击之下，昆明必定被攻破。12月18日，敌人向昆明发动总攻。在敌人的总攻之下，卢汉将防守云南的部队缩短战线，加强纵深配备，以昆明为中心，英勇抗击敌人，始终未让敌人攻占昆明的企图得逞。
在保卫昆明的战斗中，卢汉调动了昆明所有的战斗力量，除了部队参加作战外，所有的警察也参加了战斗。面对敌人向昆明的猛烈进攻，昆明的地下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组织各界群众建立了“义勇自卫大队”，积极参加了保卫昆明的战斗。他们除担任护厂、护校工作之外，尚有数万人直接参加到城防保卫战之中。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夜以继日，不眠不休，装沙包、挖堑壕、筑碉堡、修理枪支装备，清查匪特，维护城市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城外的农民还冒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向城内的起义部队报告敌情，还有人将敌机空投下来的反动传单装送到城内来，交给起义部队。城内城外的军民形成了万众抗击敌军进攻的合力，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攻城行动。战至19日，敌人对城防核心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成百上千的敌人实施了波浪式的连续冲击，到晚21时，丧心病狂的敌人又组成了敢死队，企图打开几个缺口，突入城内。装备很差的起义部队，在地下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支援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增强了战斗意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对敌人的连续多次攻击实施了顽强抗击。20日，敌人攻势更加猛烈，第八军攻击重点部位是县华寺、大树营地区，二十六军攻击的重点部位是五里多、吴井桥一带，企图合力攻入塘子巷小火车站，但在我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此时，我增援昆明的各路解放军急驰而来，敌人感到攻城无望，又怕受到我解放军与起义部队形成前后夹击，于是被迫向滇南的蒙自、开远方向逃跑。至此，卢汉的起义在经受了与敌人顽强战斗的考验和顶住了蒋介石巨大的压力后胜利结束。卢汉亲自致电给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专门复电给卢汉：“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
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四项忠告发表之后，早在抗战期间就与我党建立了密切关系，并没有因为内战而中断关系的西康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三星上将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也觉得弃暗投明的时机已到，他们在分别回绝了蒋介石封官加爵的诱惑之后，秘密研究了响应刘、邓号召，实施起义的计划。其实，早在1949年的9月份，刘文辉就曾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电表明：“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周恩来立即给其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眼下，正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商量举行起义之机，党中央又给予了具体指示：一是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二是起义时及时通知；三是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接此指示之后，刘文辉立即找来了邓锡侯、潘文华和中共特派员胡克林研究了具体的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3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点。起义方案确定之后，他们将方案通过电台秘密地发给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第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隆兴寺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其电文是：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20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夭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民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化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雏垂。
随后，刘、邓、潘三人很快就收到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复电：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
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本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随后，早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槐，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文义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至此，在我党中央统战工作的基础上，在邓小平和刘伯承所发布的4项忠告的敦促和强大的军事攻势的压力下，有效地推进了卢汉等大批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从而实现了加快解放大西南的战略目的。
第三节内线工作 寻机起义
内线工作，寻机起义，就是以敌人的身份，打人敌人内部，在长时间的潜伏中，秘密地进行策反工作，使敌内容的一些人员，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认识到敌人的反动本质以及必然失败的命运，深入了解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人民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转化成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调转枪口，加入革命队伍，参加革命战争的行动。应该说，内线工作，寻机起义，也是实施心战的重要战法，而且是更为有效、更为稳妥的战法。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指挥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举行了战场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的突围计划，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内线工作的成功。
一、打入内线，发展力量
争取一一〇师起义，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壮大进步力量，开展瓦解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一一〇师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二师，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基本主力之一。抗日战场上，曾在台儿庄、瑞武路、鄂北、豫南中原各战役中屡建战功，因此，这支部队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特别是廖运周担任该师的副师长、师长之后，其进步力量与日俱增。廖运周，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争形势下，都直接得到党的领导，并在他的接应下，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打入了一一〇师的内部。1946年春，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的邓小平和刘伯承又选派了李俊成、徐仁、刘扬、刘浩等同志利用有利时机打入到一一〇师内部，加强了我们党在一一〇师的地下活动力量。1947年夏，华东局又批准成了中共第一一〇师党组织，使该师基本上置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地下组织把打人敌人内部的同志都安排在师副官处，广泛地接触广大官兵，利用副官的“合法”身份掩护，和官兵们谈心叙家常，为他们照相、代买手表、钢笔等，交了很多朋友，就连很难接近的政训处和参谋处，他们都可以随便出入，甚至可以翻阅参谋处密藏的军官登记表，了解每个军官的出身经历等情况。为瓦解敌军、发展力量，顺利地举行起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外，为了顺利而有效地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地下组织还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把有碍于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副师长李达、王昌藩向胡宗南、王仲廉“推荐”，让他们“升”了官，还有的调离了师司令部的岗位。有的还利用矛盾进行疏导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大批进步力量。比如，把与第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有矛盾、思想比较进步的团长刘协侯和师政训处主任汪月涛等争取到了革命的一边，并通过他们又团结了一批军官。这样，使一一〇师内部的革命力量不断得到了壮大。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逐渐流露出了急躁情绪，对长期在敌人内部工作缺乏耐心，急于回到革命队伍之中。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天天失败的战争形势下，同志们盼望尽早起义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为防出现意外，地下组织只好派李俊成同志到中原局去汇报一一〇师的情况，并请求能否尽早起义。不久，李俊成同志从邯郸返回部队，传达了邓小平政委对一一〇师党组织的指示，小平同志要求一一〇师的同志们要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要大胆发展组织，不要依赖上级派人；对军纪不要要求得太严，不要用解放军管理部队的办法去管理国民党的队伍。邓小平的指示，起初一些同志还不理解，认为等待什么最有利的时机？我们整天在跟我们自己的同志打仗，我们到底算什么人？还有的认为，对于军纪问题，一方面觉得如果放松了对部队的要求和管理，对党和人民不利；另一方面也担心把军纪搞坏了将来没法向人民交待。对此，一一〇师党组织不得不派李俊成同志再次去向邓小平政委请示，这样才真正理解了邓小平政委的战略意图。邓小平指示说，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们，人民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不到时机，不能起义。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千把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的得失。邓小平同志对军纪问题的指示也作了解释说，我们天天宣传国民党坏，你们却要把军纪搞好，那不是为国民党争了光，打了我们自己的嘴巴吗？这是个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经过邓小平政委这样一解释，得到了邓小平政委的再次指示，使一一〇师党组织的同志们顿开茅塞，同时也使同志们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要求，增强了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从而，大大推动了有关起义的准备工作。
二、加紧工作，积极准备
1948年7月，一一〇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汉口的璇官饭店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一方面李俊成同志传达了他刚带回来的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的指示：要求部队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迎接更为紧要的战斗。尤其是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深刻领会精神实质，部分同志破除了各种模糊认识和急躁情绪，树立了大局观念，强化了整体意识。另一方面，党委又深入分析了战局的发展趋势。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在全国的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中原野战军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犹如一把利剑插进了蒋介石的胸膛。而蒋介石却是由全面进攻带来的全线失败，迫使其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战略，尽管如此，军事力量也觉得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党委扩大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可能正在酝酿和筹划着一场大仗，或者是长驱江汉，或者是截断大别山直捣汉口，或者是实施徐州会战，但不论采取哪种行动，我们肩上的担子都很重，任务都很紧迫，就是要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到了党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把队伍拉出去，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通过这次会议，党委的同志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之后，又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着手进行三项工作：第一，进一步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两年来，中原局派来的徐仁同志对刘协侯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在政治上有了很大进步，能够积极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被党组织吸取为中共候补党员。并设法把他由师代理参谋长调整为三二九团团长。从此他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坚持暗地收听解放军的广播，并在官兵中秘密传播进步思想。副团长金汉章贫农成分，对日作战时表现得非常勇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消极抗战和国民党的现政都颇有微词，敬佩解放军，拥护共产党，所以，地下党也把他列为发展对象，并提升他为第三三〇团团长的职务。另外，地下党组织还培养了不少党外积极分子，这些同志在后来一一〇师举行起义时，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二，坚决贯彻团结进步力量，孤立和排挤顽固分子的工作指导。刘协侯同志入党之后，工作一直很积极，师里决定将思想顽固、不易争取的第三二九团团长唐奎甫“推荐”到八十二师去当了师长，将刘协侯同志调至该团任团长，而且在这个团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力量。考虑到三三〇团的营连长多是刘协侯的老部下，很多人都对吴绍周有不满情绪，基础不错，于是师党委又指示刘协侯同志协助金汉章做好这个团的教育转化工作，使这个团的官兵更加靠近党组织了。对于那些反动本性难改，思想顽固不化的人物，像三二九团团长唐奎甫、三三〇团团长陈振威，都被“推荐”到其他师或军里去了。对于一些难以争取的，又妨碍起义工作的势力，都想方设法将其调离或临时指派到外地执行其他任务去了，这样既利于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又利于隐蔽行动企图。第三，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把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派到侦察分队，随时侦察敌人的行动企图，及时掌握动向，并向上级报告，以便于通报给解放军。利用汉口留守处的“合法”工作，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做到了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另外，还由李俊成同志与邓小平和刘伯承保持联系，随时听从刘邓首长的指示，使整个的起义准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三、创造条件，相机起义
1948年11月上旬，一一〇师随八十五军编在第十二兵团系列增援徐州。当十二兵团准备向宿县攻击时，其部队已经自动地进入了解放军既设的袋形阵地，后方补给线也被切断，整个战局对十二兵团很不利。但黄维看出了这种不利态势，决定立即向固镇方向转移。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目前，解放军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如果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向南逃跑，就会打乱刘邓首长的作战部署，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发展。于是他决定立即派人将这一情报送给刘邓首长。接到这一情报后，刘邓首长决定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全面出击，一下把黄维的部队打得焦头烂额，黄维转移的部署也全部乱套了。只好原地固守，重新部署，以待时机，再作打算。当夜，黄维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乘我军包围圈尚不巩固，立足未稳之即，打一个措手不及。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的作战决心。以求彻底摆脱被围被歼的困境。黄维所挑选的四个师中，就包括一一〇师。廖运周认为：此时正是可以利用举行起义的难得战机，而且还可以直接支援解放军作战。想到邓小平要求他们要在最有利的时机发挥最大作用的指示，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一战机，立即举行战场起义，以突然的行动打乱黄维的突围作战部署。
为了请示邓小平和刘伯承，求得解放军的配合，廖运周派人秘密潜入前线，去面见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把黄维准备在27日上午实施突围的作战计划和一一〇师准备乘机起义的计划一并上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亲自部署了迎接起义的作战行动。并将黄维企图突围和一一〇师举行起义的重要情报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为了与其接应工作的顺利，王近山司令员为起义部队规定了行军路线，设置路标，起义部队的官兵左臂一律扎白布条或白毛巾，与解放军取得联系时，以三发枪榴弹为信号，一切都明确好以后，王近山司令员又亲自为起义部队画了一份行军路线图。
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按时完成，起义部队的官兵个个摩拳擦掌，部队临突围前，廖运周觉得时机已到，该是向官兵讲明真相的时候了。于是在一些可靠的营连长中，进行了起义动员。他十分激昂地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包围，蚌埠的李延年、孙元良的援兵打不过来，徐州被围，黄伯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粮弹即尽，而解放军却在不断地得到增援。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我们为什么非要给蒋介石卖命呢？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欢迎我们起义，大家赞不赞成？在场的军官异口同声地回答赞成！紧接着，廖运周又向大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一）行军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行进，解放军保证不开枪射击，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射击。（二）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就用车拉。（三）严守秘密。（四）不愿意跟着起义的可以提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拥护廖师长的决定，遵守各项要求，投奔人民解放军。
27日早6时，一一〇师准时从驻地出发，走上了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并顺利地举行了战场起义。正是由于一一〇师在黄维兵团被围的关键时刻举行了起义，从而从根本上打乱了黄维企图突然组织突围的作战部署，使之重新被置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加快了淮海战役胜利的进程。正如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的刘峙所说：“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这也是邓小平在军事斗争中，大智大计，深谋远虑，善施心战的胜利。
第四节军事压力 迫其投降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败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因此，军事实力不仅成了人们进行战争决策和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是实施心理作战的重要条件。比如，两军交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占据有利的战场态势，实施有效的军事行动，往往会使对方失去抵抗信心，瓦解作战意志，由此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邓小平及其总前委在指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时，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合围部署，施加军事压力的作战指导，使敌人感到顽抗不但毫无意义，结果只能被消灭的心理负担，从而抵抗的信心没有了，战斗的意志被瓦解了，许多部队纷纷起义、投降，最后取得了全歼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精锐师团”的重大胜利。
一、集中军事力量，形成压倒优势
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伯韬兵团开始，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就在反复研究选择下一个作战目标。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从敌我双方力量、态势、战场等客观实际出发，执意主张应把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选定为围歼黄维兵团，他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恳切陈述道：“现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最少以四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的作战意图，就是选敌要害目标，集中军事力量，对敌形成压倒优势，歼其一部，瓦解其他，争取战略主动。就在当夜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发出之后的七小时，毛泽东即复电：“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的复电说明了两个问题：即邓小平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批准；另，淮海战役中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要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中原野战军为主，以华东野战军相配合，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决策就算完全定了下来。同时也说明，在选择黄维兵团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善于纵观全局，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又能够从淮海战场的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充分显示了邓小平虚怀若谷，胸怀全局，审时度势，灵活应变，足智多谋，善施心战的战略指挥艺术。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总前委认为，打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中的“啃硬骨头”，而“啃”的方法，就是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与其他敌人割离开，并包围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啃”，由强“啃”弱，由弱“啃”垮。为达此目的，总前委决定：以两个纵队及一个独立旅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诱敌至不利地形，以六个纵队及特纵炮兵占领预设战场，准备以向心突击将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另以五个纵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保证围歼黄维兵团部队的侧背安全；再以八个纵队及两个旅阻击徐州之敌南援，将黄维兵团隔成孤立之旅。这样，在淮海战场上，就形成了我以二十一个纵队又三个旅的兵力来围歼黄维兵团和保障围歼行动的绝对优势的作战布势。面对我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态势，黄维曾急于要与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会合，以尽快摆脱孤军冒进的态势。但黄维的行动，在我“保持接触”部队的诱骗下，“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黄维发现进攻方向两翼都有解放军的重兵隐蔽集结，自知中计，遂急令部队迅速回撤。而此时的邓小平见敌正于运动之中，均未形成防御，是歼敌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于是，指挥围歼部队立即发起了全线猛攻，各路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实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向心突击。打得黄维兵团猝不及防，顷刻大乱，且战且退，最后被紧紧包围在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
二、增大军事压力，致敌心理恐慌
黄维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怎么也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十二万人马这么快、这么容易就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为了避免黄维兵团重蹈黄伯韬兵团的覆辙，遂即命令黄维组织力量向东攻击，乘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尚未巩固之机，突破包围圈，靠拢津浦线上的李延年兵团。然后又命令徐州“剿总”的主力部队沿津浦路两侧南下，向褚兰、符离进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向北进攻，企图以南北对进的战法，打通徐蚌路，以解黄维兵团被围之危。
为粉碎蒋介石的南北对攻计划，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华野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分别对沿津浦路南北对攻之敌实施阻击作战，以掩护中野的围歼作战。中野则集中全力，在华野部分兵力配合下围歼黄维兵团。为了配合围歼作战，邓小平又提出了瓦解黄维兵团官兵斗志，加快围歼进程的作战要求。为此，总前委在命令“各纵逐步紧缩，达成全歼此敌”的同时，又致电中央军委：“令新华社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中央军委、毛泽东随即复电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另外，为了保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给敌施加更大的压力，确保全歼黄维兵团，军委还指示总前委除使用华野第二、中野第十一队外，华野的第十纵队也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总之，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为宜。同时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11月27日，毛泽东以解放军总部及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的名义，为新华社写了两篇广播稿，规劝黄维依照长春郑洞国的榜样，为爱惜官兵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并且明确指出：凡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意留下的可以就地当解放军，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宽大处理，允许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包括对黄维也是这样。就在当天，黄维组织兵团向东南方向突围，其中第十四军遭到我人民解放军的猛攻而节节溃退，一片混战，败下阵来。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在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举行了战场起义，其余部队的突围未果，被迫停顿下来，突围已告失败，窜逃无望，只好稳定下来，固守待援。然而，在双堆集这样的一个狭小地域内，“是秋收后毫无隐蔽场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已逃跑光了，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为了作最后的挣扎，黄维在最初的几天里不断地组织一至三个团的兵力小范围突围，但几经消耗，行动无效，反倒使我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阵地越打越坚固，作战准备越来越充分。
为了不断给敌人施加心理压力，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又采取了紧缩包围圈，加大作战行动力度的战法。依次选择守敌的薄弱部位，逐点蚕食，有如对要塞防御的作战方法，先用近迫作业，接近敌人阵地，并用各种火炮于黄昏实施猛烈的袭击，其炮火的集中和猛烈，使守军的野战工事和防御设施基本上都被摧毁了，人员也受到到了较大的杀伤，然后攻击分队再以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攻击部队一举发起攻击，最后夺取阵地，全歼守军。就是这样，使国民党军的阵地一块一块地被突破、被占领，力量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逐次由各个边缘据点，伸展到核心据点。如第一一四师之第三四一团被全歼，该师其余部队被打残了；又如，第十八师在王庄争夺数次，屡被攻歼；再如，第十八军在双堆集以北之野战阵地被歼，又该军在双堆集东侧之大土堆制高点阵地及其邻接几个小村子阵地被歼，团长陆志家阵亡等等。在这样零敲碎打之下，迫使第十二兵团残部仅保有愈为狭小地区的核心阵地，以致无法挣扎下去”。就在黄维越打士气越低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则越打士气越高。正如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经几天作战，已将黄维兵团压缩至东西15华里，南北4.5华里的窄小地区。黄维突围不成，死守待援。我们准备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现中野部队，士气高昂，全歼黄维确有把握。军委考虑给黄维再增加一些军事压力，确保全歼，对兵力又作了一些调整。致电刘陈邓指出：歼击黄维兵团时间还可以打宽裕些，攻歼时必须掌握强大预备队。你们从黄维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灭，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把自己手里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为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后，华野二、六、十、十二、十三等五个纵队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以确保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作战。随后军委又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等四个纵队应以两个纵队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作为解决黄维兵团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队及渤海纵队可开至双沟、大王庄一线，以配合第一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主力向两淮逃跑。除华野第七纵队炮兵已加入打黄维外，“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不断地对黄维兵团施加军事力量和打击强度，使得黄维所部的官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士气越打越低落。
三、政治瓦解配合，促其选择投降
邓小平在指挥一线部队坚决压缩，逐步围歼守敌的同时，又加紧了总攻黄维兵团的准备。除了广泛的思想动员，整顿编制之外，还推广了两项技术战术。一是大力推广炸药抛掷筒，射程可达150米，杀伤威力很大，黄维兵团的官兵称其为“特大威力炮”。二是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土工作业，逐步向敌阵地前延伸的工事。完成了纵横交织、四面八方伸向敌前沿阵地的交通壕、散兵坑，构成了“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攻防阵势。三是部队的战斗士气高昂，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打好这一仗。相比之下，黄维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整个部队猬集在狭小地区，粮弹俱缺，大量的伤员只好收容于地下坑道或隐蔽部。加上昼夜作战，部队的伤亡枕藉。每当空投补给时，一部分补给品落于解放军的阵地上，眼看着拿不到；另一部分就是落在了国民党军阵地上，也难以满足需要，各军自行抢收，甚至因争抢而互相开枪威吓。由电兵站分监部收集到的补给品，分配时则又争多争少，吵闹不休，陷于一片混乱，维持正常秩序已感到万分困难，这样的部队，哪里还有战斗力可言。黄维在致蒋介石的求援电报中说：“黄维5日以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十分之一，弹不足三分之一，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此后，黄维的部队更是饥不得食，寒冻难熬，其狼狈之状不问可知。就在敌人在我强大的军事攻势和严密的军事封锁下，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又展开了政治攻势：我两大野战军发表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其中严正指出：黄维兵团全部被歼灭，只是几天之内的事。而期待的援军杜聿明集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解放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刘、陈规劝黄维：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唯一的选择，是立即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的发布，沉重地打击了黄维兵团官兵的抵抗信心，破灭了一息尚存的逃生希望。尤其是野战军各部队在前线还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瓦解攻心工作，其前线广播在劝告国民党军官兵缴械投降时指出：“只要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装备，我们保证你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有些部队还贴出了标语和布撒了传单：“内不粮、外无援、为谁打仗，缴枪不杀。”还有的部队优待偷跑过来的士兵，尔后再派回去作宣传，甚至带一些食品回去，产生了极好的瓦解效果。双方对峙的战场上，黄维兵团出现了整班整排，或整连整营的携枪械来投降的场面，“二十三师三千余人在师长黄子华率领下的投降，十一师三十三团残部在副团长率领下向我接洽投降，尤为显著的例子”。由此，黄维兵团所固守的防御阵地开始土崩瓦解，顽抗之敌在我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的全线总攻之下被彻底消灭。这不仅是军事攻势的胜利，也是政治攻势的胜利，更是邓小平从淮海战役战场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中央军委关于“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作战指导的成功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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