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兵不顿 利可全
《孙子兵法》的《谋攻》篇中讲：“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其意思是说，军队不受挫折就可以取得全面的胜利，这是用谋略取胜的方法。这一谋略方法如果引申到和平时期，也有通过各种谋略措施，延缓战争爆发，达到军队不受损失仍可以维护和平的目的之意。邓小平在对待和平时期的国防问题上，正是在精辟地分析并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军事斗争的战略格局和发展走势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作出了“推迟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科学论断，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谋略思想。
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可延缓战争的爆发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大战的判断是经过几番演变的，而每一次的演变都直接左右着我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邓小平以其战略家、军事家的胆略和敏锐，重新审视了国际形势，作出英明地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可能推迟”。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深刻地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抢时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对我们的备战工作都是有利的。”邓小平分析，即坚持了我党以往对战争判断的合理成分，又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强调了通过我们搞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通过我们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联合遏制，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推迟或延缓战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正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谋略思想的真谛。
当然，邓小平的这种分析和判断结论不是主观臆断的，这种有所发展也不是求新猎奇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对此，邓小平在分析判断上主要是抓住了三点：
第一，美苏两家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但谁也不敢首先动手挑起战争。邓小平从各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分析人手，认为打世界大战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得到的，真正有资格的并不多，或者说只有美苏两家。1984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战后几十年，美苏两国为了争霸世界，大搞军备竞赛，到70年代末，双方的军事实力大体上是处于均衡状态。两个大国拥有全世界核武器的95%以上，彼此都有毁灭对方多次的能力。这样，有打世界大战资格的美苏两家，在军事势力上的均衡，谁对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这就决定了双方谁都不敢首先动手，谁也不敢轻易动手。所以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这是邓小平作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一个依据。
第二，美苏双方的战略部署都没有完成，打世界大战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家为了争霸全球，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加紧了在全球的战略部署，极力瓜分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此期间，他们到处扩张，挑起了一些局部战争，但其战略企图却始终未能完全实现。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分析美苏战略部署的情况时指出，美苏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因此也就都没有完成其部署。拿苏联来说，它的南下政策有三着。一着是占领控制阿富汗，但是苏联并没有能够消灭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反而变成了一个负担，而这个负担还是长期的，这就使它继续南下的战略部署的形成产生了困难，发生了障碍。另一着是中东，它没有得手，还是一种僵持局面。美国得手不多，苏联得手也不多，吃亏的当然是阿拉伯人民，阿拉伯国家。那里的情况复杂得很。总之，双方争夺是僵持的局面，都没有得手，有时候一方占一点上风，马上又被对方压下去了。第三着就是越南，它在这里的布局并没有完成，柬埔寨抵抗运动依然存在。但是它也得到了一点便宜，就是金兰湾。美国也没有完成它的布局，它在中东，非洲没有得手，别的地方有得有失。在欧洲，它的盟友唱反调的越来越多。东欧对苏联也一样。东西欧都跟他们唱反调。所以，苏美全球战略布局双方都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都没有完成他们的战略部署。战略布局没有完成，他们就不敢动。事实正如邓小平所判断的那样，时过5年之后，美苏的全球战略部署已经不是能不能完成的问题了，而是在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浪潮中被彻底打乱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战略格局相比，不是增加了，而是更进一步降低了。这是邓小平得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二个依据。
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是世界大战得以延缓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站在国际斗争风云中考察战争与和平时，从力量格局和力量消长的角度分析认为，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是也应该看到，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一天天在增长，发动战争的力量一天一天在下降，这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在一天一天地减小。对此，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
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邓小平这些对世界力量分析的思想，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得更加系统、完善。他认为，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变化的第三个依据，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他提出，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肯定存在的。由于苏美之间的激烈争夺，必然会导致苏美的军备竞赛加快发展，还是我们原来估计的，叫水涨船高。所以说，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却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种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算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分子。第三世界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四分之一还不足。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日本、东欧，西欧，尽管他们是苏美的同盟国，是两个条约的成员国。欧洲人怕打仗啊。不管是东欧也好，西欧也好，你真正要打，一下决心打，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如果想打，西欧各国是要唱反调的呀！苏联要动手，东欧是要造反的，它是得不到同意的，得不到支持的。从东、西欧来说，是战争还是和平，涉及到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他们不会自觉自愿地站在战争方面。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你一分析起来，真正支持战争的能有多少。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所以，战争的危险虽然是存在的，两霸争夺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也还会加剧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紧迫的看法。应该说，力量是考察战争是否能够爆发的重要因素，当双方的力量不成比例，和平的力量处于优势的时候，战争的危险也就会随之降低。随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整个第三世界都是和平力量，是最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就是和平的保障。邓小平的“力量分析说”，就是他得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三个依据。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团结、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推迟和延缓，甚至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还是有的，进而可以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的。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对战争因素的分析，是作出战略决策和斗争策略的依据，也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目的的前提。邓小平在对战争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要推迟或延缓战争爆发，除了加强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促进和平力量的增长外，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策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也是“工作做得好”的主要内容。为此，邓小平为我党确立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期对外战略基点。这也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基本策略。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此创造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十分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主要因为霸权主义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霸权主义推行的战争政策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要推迟或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要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及繁荣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同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毫不退让的斗争。如果我们失之于此，对霸权主义警惕、不斗争、不遏制，世界的和平就会遭到破坏，人民就会不得安宁，人民就会遭殃，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邓小平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要求。
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反对霸权主义是手段，维护世界和平是目的；而维护了世界和平，更有利于促进反对霸权主义。这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缺一不可的斗争策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正因为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有邓小平这一系列的斗争谋略思想作指导，才使我们卓有成效地延缓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达到了“兵不顿而利于全”的全胜效果。
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目标的有效谋略。邓小平在解决这一重大课题时，以他创造性的思维，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出了适应“兵不顿而利可全”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还明确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这个新办法的谋略基础或者说本质特征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谋略思想。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思路是，力求找到一条能为争端各方所接受，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维护，从而使争端得到化解，达到稳定局势，保持和平共处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用非对抗性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相互争端，消除战争威胁的思想，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学说的一种发展，一种丰富，是对“兵不顿而利可全”谋略在现代条件下解决战争问题的一种创造性应用，也是对国际形势向着和平与稳定，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演进的一大贡献。
依据这一基本思路，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原则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合力。他常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往往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等等，都会带来或产生各种矛盾，从而激化两国关系，影响国际形势。因此，他在与各国朋友交往中曾多次讲到，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还应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以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而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他特别强调我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后可以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准则。同时，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在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策略，并在具体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实行“一国两制”，这是用来解决一个国家自己内政问题的重要策略，也是防止国家自己内政问题演变成地区争端的重大措施，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同时也为世界各个国家、国与国之间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如中国与英国之间对于香港问题，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对于澳门问题的解决，都是邓小平“一国两制”谋略思想的实践成果。进行“共同开发”，以解决国际上的领土争端。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议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以采取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说，对于领土上有争议的地区，双方可以先搁置主权，本着共同投资，利益共享的原则，先进行开发建设，用经济手段把两国人民的利益先联系起来，从而可以先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为以后解决领土主权创造良好的氛围，奠定一个思想基础。利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双方在尊重本国人民感情和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本着合情合理的原则，在双方互相沟通、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前提下，可以先寻求一个令双方都能满意，又容易接受的比较好的方案。“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这样做，可以避免武装冲突，从长计议，从大处着眼以解决好此类问题。另外，在解决争端问题的策略上，邓小平还一贯主张加强对话，反对对抗。这也是实现维护和平之目的的有效办法。邓小平认为，通过谈判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甚至他明确提出哪里有矛盾，有争端，有对抗，大家就去哪里做工作，帮助疏通关系，协调相互对话，以防止矛盾激化，争端演变，对抗升级。通过“南北对话”以缓解南北矛盾，通过“南北合作”，甚至“南南合作”，以减少对抗因素，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总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较之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加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人类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解决战争问题的方法不只一种，在帝国主义已经爆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开创并实践了以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的“以战止战”、求得和平的正确道路；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发展大势，用卓越的军事谋略思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实践了以和平方式抑制战争因素增长的“以和抑战”、维护和平的新思想、新途径、新办法，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兵不顿而利可全”这一军事谋略思想的新创造、新实践。
第二节兵不在多 而在于精
兵贵精而不贵多，这是古已有之的治军之鉴。于是就有兵多而不治，“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之说；也有“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之说，更有“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之说。所以，毛泽东将此鉴作为我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之一，早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提出了“兵贵精而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的要求。军队重在精干、精锐而不重在数量多。我军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冷静观察，科学分析了国际斗争风云变化的趋势，准确把握了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走向，进而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时期的英明判断。根据这一英明判断，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从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建设的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这一战略性转变的基本内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军队建设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把军队建设的基点，从随时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的状态中，转移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建设上来，建精锐之师，走精兵之路。
一、走精兵之路的前提是“消肿”
在新的历史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通过积极稳妥的调整改革，建立合理的编制体制，使军队数量精当——保持适度规模；结构精干——实现合成、高效；质量精锐——达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时代要求。而要实现上述精当、精干、精锐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消肿”。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施战略性转变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军队的编制体制及规模很臃肿。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讲到军队必须“消肿”的问题。1975年1月25日，肩负领导整顿军队使命的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军队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把我们军队好多优良传统都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肯定不行。所以，为改变这种臃肿状况，邓小平不仅逢会必讲“消肿”，而且还年年都在亲自抓军队的精简。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的全体会议上曾严肃地批评道：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78年5月，他在同总参谋部领导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要解决一个‘肿’。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过去各总部工作都很灵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文件，搞得这么繁琐。”1980年3月，邓小平又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为此，必须下工夫来解决军队的臃肿问题。于是，邓小平决心全军一定要通过精简整编“消肿”，彻底根治臃肿顽症。邓小平甚至下此决心：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钟。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要，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我们从邓小平关于“消肿”的一系列论述中不难看出：军队“消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军队改善结构、力建精兵的重要前提，也是适应战争需要，做到反应灵便的基础条件。所以，遵照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决策，我军从八十年代的初期到中期共进行了3次大的精简整编，终于较圆满地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任务。
邓小平如此狠抓“消肿”，力建精兵，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才作出果断决策的。这一决策，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曾经指出：“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他还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规模与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军队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从中也不难理解，如果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模过大，这必然要使国家拿出更多的财力去投入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也就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而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将影响军队的发展建设，也就要影响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曾辩证地指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要，没有十分想要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可见，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既要着眼于能够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又要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以间接地推动军队建设，也就是必须走一条精兵之路。这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对此，邓小平也曾经讲道，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国防经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军队的规模急剧膨胀，总员额一度超过了美苏两家常备军的总和，致使我国年平均支出的军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以上，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军队员额虽有所压缩，但规模仍然偏大，国家还是不堪重负。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军队非大刀阔斧地“消肿”不可。另外，从国防建设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强不强，从一定意义上说，除了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以外，主要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则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战争潜力等。所以，和平时期，只能是把军队搞精干了，保持很强的战斗力，担负起和平时期国家安全的防卫任务。而国家则应以更多的财力、物力去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也是和平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从军队建设本身看，只有把军队搞精干了，才能够使有限的经费不至于全部“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而用于培养高质量人才，用于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由此来提高战斗力。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其经济投入就越大。这其中有一道很简单的“加减法”，即如果通过“消肿”，减少兵员数额，将其本来用在“穿衣吃饭”上的开支，转账用在人才培养上，用在搞武器装备上，不仅可以提高部队各级指挥人才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数量减下来了，质量加上去了的道理。另一方面，军队人员过多，必然是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层次过多，处事繁冗，必然导致指挥不灵，力量内耗，效率低下。用邓小平的比喻，好比是一个“虚胖子”，貌似强大，但内部循环不畅，实际战斗力不强。干部多了，机关太大了，打仗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军队的一种病态，很不好，人越多越不好办事。他还强调：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从“消肿”开始动手。因此，军队必须大力“消肿”，以有利于建设一支数量精当、结构精干、质量精锐的威武之师。
二、走精兵之路的关键是改革编制体制
军队“消肿”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下来，但怎样“消肿”呢？邓小平认为，“消肿”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改革编制体制问题。因为军队的编制体制问题是关系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科学的编制体制是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基本保证。因为编制体制科学，军队的员额设置才能合理，指挥关系才能理顺，作战行动才能协调，作战保障才能有效。所以，军队能不能“消肿”，消得合不合理，消得是否有效，关键是改革编制体制。使编制更加科学，体制更加合理。对此，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指出：这一次一定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他针对林彪等人鼓吹“需要就是编制”，肆意突破编制，随心设置机构，从而造成部队组织编制混乱、机构庞杂、比例失调、规模膨胀的实际，组织军委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任务没有完成，被迫停了下来。可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和措施，对加强我军的组织建设和以后的编制体制的调整，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1977年又一次的军委会议，充分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基本精神与各项决策，并要求全军要继续完成会议所确定的精简整编的任务。邓小平对此分析军队当前的状况时认为，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新的编制也没有很好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因此，在具体落实精简整编方案时，必须按军委所确定的员额精简。1980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体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结构，领导、指挥关系，各级的职权划分等。如果体制不当，则必然会造成军队的总体结构不合理，领导关系不顺畅，职权划分不明确，使军队难以形成应有的战斗力。
可见，邓小平反复强调编制体制调整，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军队战斗力提高的问题。时间进行到1984年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的11月1日，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来到会场同大家打过招呼之后，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策。“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但是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高龄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直接触及到了对在座人来说最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军队高层领导老化的问题。他由此讲到了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打不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据此，邓小平宣布中国军队要裁减员额100万。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军队的“精简整编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海军和二炮都做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撤并了部分军队院校，同时还将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改编成了武装警察部队；县、市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可以说，这次编制体制改革，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施了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对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三、走精兵之路的核心是改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因此，是走精兵之路的核心内容。只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上去了，军队的战斗力才能有实质性的飞跃，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所以，邓小平十分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并将其作为实现走精兵之路的重要步骤。他说，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要从战略着眼，提出对装备的要求是什么，从而指导我们的科研和生产，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他还指示有关部门，要把军队定额压下来后节省的军费用于加强军工生产，以改善武器装备。武器要更新，方针是少而精。少是数量不一定搞得很多，精是一代代提高。量不要求大，但要有吓人的力量，要有自己的“杀手锏”。
邓小平抓武器装备的改善，始终将其与军队的质量建设和走精兵之路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基本的思想包括：一是从战略着眼统一规划。他要求军事方面要有一个规划，一定要从战略上来确定战略要求。没有确定的要确定，确定了以后就不要动摇。按照战略要求指导科研和生产。也就是说，改进武器装备要有规划，既要有一个近期要求，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要从战略着眼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并做到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实施。科委、工办，所有的科研单位和工厂统统要搞一个规划。遵循邓小平的指示，总参谋部相继制定了《198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装备体制》规划和全军武器装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及第七个五年规划的设想。从而为我军武器装备有计划、按步骤地发展，拿出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方案。如，中央军委颁发的《关于军队建设的三年规划》中就明确指出：武器装备建设，在1980年至1982年间，主要是改进现有装备，加强现役部队的齐装配套，增加部队储备，并以防空、反坦克武器为重点，抓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究和生产。这些规划措施，可以说为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部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依据。二是要充分考虑经济承受能力。邓小平在抓武器装备改善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他告诫军委领导，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只要我们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他还明确指出：“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但这里有个条件，请大家注意，就是要根据可能。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要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军队要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就必须以现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为前提，走一条投资少、效益高，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路子。三是把引进国外的新技术作为起点。为了迅速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精兵的步伐，邓小平十分重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指示有关部门，国防工业引进什么，引进多少，占多大比重，要分轻重缓急，也要有所区别。有的可以买产品，有的可以引进技术，要平衡一下。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自己的制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求我们，武器装备的引进和生产都要通盘筹划，精心选择，形式多样，消化吸收，从而搞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为走精兵之路提供强大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四是坚持新旧并存，梯次更新。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以及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出发，邓小平为军队确定了武器装备建设坚持多研制，多搞技术储备；少生产，有重点，装备少量部队，现有装备新旧并存，全军梯次更新的发展道路。新旧并存，梯次更新，是指新一代武器研制成功后，即批量生产一部分，装备部分部队，一方面通过训练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通过使用发现问题，以利于改进并研制更新一代武器。这样，一代武器装备部分部队，下一代武器又装备另一部分部队，从而形成若干代武器在全军同时并存的局面。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能力较差和落后的武器装备过多的现状，不允许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研制并生产出大量的新武器装备，一下子把所有的老式武器全部淘汰。因此，在我军建设走上精兵之路的过程中，武器装备新旧并存，梯次更新不乏是一种有效而可行的选择。五是注重武器装备的质量。武器装备的质量很重要，不仅涉及到减少浪费问题；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建设精兵的问题，也关系到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邓小平在领导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过程中，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他反复强调说：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所以说，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产品质量必须合格，百分之九十九不行，必须百分之百。一定要讲质量，讲质量就是讲真正的战斗力，讲质量就是讲精兵。搞少而精的，搞真正顶用的。邓小平的这些坚持质量第一，坚持战斗力标准的思想，正是走精兵之路，建精锐之师思想在武器装备改善和发展工作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节精兵之策 训练为先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中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是军队不断适应作战需要，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所以，古今中外军事家，无不重视军事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孙子兵法》计篇把“士卒孰练”视为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六韬·军略》中说：“教不精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戚继光有一句名言：“不练何以议兵，无兵何以议战。”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争是一种特殊事业，它所赋予人们的各种客观要求，必须通过训练来达成。我们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则更加明确的提出，“缺乏训练而仅凭热情，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列宁也指出：“红军自然是顶好的战斗材料，但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要使红军战胜敌人，就必须加以训练，提高它的战斗力。”可见，军事训练对于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履行职责和完成使命，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在和平时期，军事训练对于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战争年代，军队可以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官兵可以从实际作战中提高指挥能力和战斗技能，可以在战争环境中摔打和磨练战斗作风。而在和平时期，没有这种实践环境和实践条件的情况下，军队要全面提高战斗力，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履行自己职责的使命，就只有靠教育训练来实现，舍此别无他途。这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走精兵之路的重要途径。所以，深谙此理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素质的提高靠训练，因此，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后来他又讲道，从1975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应该说，邓小平所以反复强调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既是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也是走精兵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确立了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指从总体上、全局上、发展上确立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发展的工作。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根本的职能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如果更确切地说，军队的根本职能就是凭借实力，“打赢”战争和有效威慑，制止战争。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这两项职责呢？归根到底，是依靠军队所具有的战斗力。靠战斗力去威慑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靠战斗力去消灭敌人，完成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使命。相反，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无法承担起所应履行的职责，必然是国家受欺，民族遭劫。这是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所证明的一条真理。可见军队的战斗力，与国家安危相系，与民族兴亡相关。所谓战斗力，是一种精神和物质密切结合、人与武器有机结合起来的作战能力。武器是战斗力构成中的重要因素。人对武器运用的方式、方法，人对武器操作的技术水平，是战斗力构成中的主要因素。而要具备和提高战斗力，要做到人对武器的最佳运用，人对武器效能的最好发挥，就只能通过教育训练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必须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
一是确定了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基本途径。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是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战略选择。所谓精兵之路，就是指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要走武器装备精良，指挥体制精当、部队编成精密、作战部队精干的道路。而在实现精良、精当、精密和精干这几个要素的过程中，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人的素质决定着其它要素的质量程度，所以，人的素质最为重要。而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提高人操作武器装备的素质，提高人实施指挥的素质，提高人的作战协调合成素质的途径，则主要靠教育训练。即通过对人的严格的、科学的、正规的教育训练，促进人的综合素质的生成，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使军队更加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通过教育训练的落实来实现走精兵之路的目标，无疑是一种战略上的英明谋划。
二是抓住了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的主要矛盾。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有两个标准要求，一个是总体数量要减下来；另一个是整体质量要加上去。而整体质量加上去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如军队的战斗力水平、教育训练状况与高技术战争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军队的武器装备现状与打赢高技术战争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军队的经常性思想和管理工作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和管理工作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军队的后勤保障体制、方式、能力与现代战争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军队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与新技术革命作用下的军事变革不相适应的矛盾等等。但是在诸多的矛盾中，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我军战斗力水平和教育训练状况与高技术战争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因为这一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军队职能的发挥以及发挥的程度，或者说，这直接关系到军队存在的价值。所以，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通过教育训练来解决提高军队战斗力水平的问题，真正走上精兵之路，从而解决与高技术战争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
三是反映了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不仅取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仅取决于国家军事战略的要求和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而且还取决于军队发展目标。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搞好教育训练。严训出强将，苦练出精兵。因为精锐之师，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力看，军队的武器装备在短期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更不可能赶上和超过那些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所以，从我军的实际出发，建精锐之师，走精兵之路，有所作为的选择，就是抓好教育训练，通过苦练精兵，严训强将来弥补、武器装备上的不足。这是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
二、明确了教育训练的基本方针
教育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随时准备应付明天的，可能是任何对手、任何规模的战争。从这个意义E说，军事教育训练的目标、内容、形式及方法等均带有时代的、开放的和未来的属性。因此，邓小平所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军队应将“三个面向”作为教育训练的基本方针，并以此来统领和规范教育训练工作。
“三个面向”从目标、空间和时间上，反映了对教育训练的总体要求。即，从目标上，“要面向现代化”；从空间上“要面向世界”；从时间上，“要面向未来”。但从具体的内容构成上，三者又是一个紧密相连、互为渗透的有机整体。“面向现代化”是核心，是涵盖面较宽的目标要求。即只有通过“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来确定内容体系和组织实施教育训练，才能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这其中，“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分别从横向的世界和纵向的未来两个方面为军队建设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参照。只有打破封闭的训练思路，跳出故步自封的训练模式，及时了解外军的军事发展状况，善于吸取外军的先进经验并以此为借鉴来指导和完善自己的教育训练，才能更有益于加速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只有坚持预测世界军事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给军事带来的重大变革，并按照这种变革来设计和改进自身教育训练的内容、形式及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引导教育训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确实“三个面向”作为教育训练的基本方针，是由“面向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决定的。“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从所体现的深刻内涵看，一是反映了教育训练的本质特征。教育训练的实质，是为明天的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培养人才。如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描述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样：今天的教育，明天的人才，后天的效益。可见这种特征，要求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适应军事实践的需要；这种特征，还要求教育训练必须带有未来的性质，面向未来，反映出未来军事发展的总趋势，使所培养的人才具有发展潜力，具有长效作用。“三个面向”正是从这些本质特征上对教育训练提出了总要求，所以，教育训练只有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确定教育训练的基本思路，并以此来筹划和组织军事教育训练，才能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和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二是揭示了教育训练在当代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坚持“三个面向”的教育训练。即从训练起点的确定，内容的选择，方式、方法的运用，到所要达到的训练目标，都要着眼于“三个面向”。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克服训练内容陈旧、方法落后、目标太近等弊病，促进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因为现代化人才的培养，现代化技术装备转化成战斗力，现代化作战的协同等，都离不开以“三个面向”为总要求的教育训练。只有了解和掌握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训练状况，善于把我军的教育训练状况放在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教育训练水平的大环境内，放在未来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去比较，去衡量，才能找准差距，取长补短，吸取和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训练来促进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才能准确预测未来，把握改革方向，以增强教育训练发展的方向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好地实现教育训练的总目标。
三、规定了军事教育训练的主要内容
即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教育训练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民用技术训练、科学文化教育等诸项内容中，军事训练是重点。因为军事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而在军事训练中，合成协同作战训练又是重点。这是由现代条件下主要是合成军队作战的战争新特点所决定的，是教育训练的内容必须适应战争发展趋势这条基本规律的反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照实战需要进行训练，军队才能具有战斗力”的军事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随着各种现代技术兵器应用于战场，使交战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参战的军（兵）种越来越多，协同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分析和研究了现代战争特点，指出：“现代战争将是由诸军（兵）种合成的协同作战，包括现代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一个连作战，配属你几辆坦克、几门火炮，你怎么指挥？你连长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所以非学习不行。”为了彻底扭转习惯性的单一步兵或单一兵种训练，邓小平强调指出：“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为了理顺合成作战编成，邓小平还要求，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军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从范围、重点、方法、要求等方面，构成了现代条件下教育训练的主要内容，在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揭示了教育训练必须与战争发展需要相一致的辩证关系。教育训练主要是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赢得战争胜利而存在的。战争的样式、特点、方法等的发展变化决定了教育训练内容的发展变化。即教育训练的内容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切与战争特点相背离、与战争需要相脱节的教育训练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邓小平针对现代战争的发展变化提出了“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要学会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以使教育训练的内容适应现代战争发展的需要。二是揭示了教育训练应把握的关键环节。由于新技术兵器的不断出现，使军（兵）种越来越多，作战分工也越来越细，现代作战中能否把具有不同作战功能，发挥不同作战效用的诸军（兵）种部队有机地协调起来，形成整体作战的合力，获得最大作战效益，关键取决于军队合成的程度和协同的水平。从整体作战的意义上说，合成及协同的程度和水平决定着交战的胜负。所以，在教育训练内容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要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正是把握了教育训练的关键环节。突出合成训练，就等于抓住了达成教育训练目的的关键。三是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合成作战能力是军队综合素质的反映，不仅是指挥人才协调指挥能力的标志，也是诸军（兵）种部队技术、战术水平的体现。所以，军队合成的程度和协同作战的水平，集中到一点，代表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程度，由此可以反证，抓住合成训练这个重点内容，又可以直接促进指挥人才协调指挥能力的提高，促进军（兵）种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
四、明确了军事教育训练的优良传统
即要从勤学苦练中学本领。在邓小平教育训练思想体系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勤学苦练。他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
邓小平关于勤学苦练的论述，不只是个一般性的训练要求，也不只是个训练作风问题，而是教育训练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贯彻总要求，实现总目标，落实主要内容的根本保证，也揭示了教育训练的内在规律以及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一是反映了提高战斗力的内在规律。作战技能，作战协同，作战指挥，作战保障等内容是构成战斗力的基本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具备以及具备的程度，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勤学苦练，通过训练量的积累，达到训练质的飞跃，通过强度的加大，达到运用自如。这就是战斗力提高的内在规律，尤其是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的训练，更是如此。二是体现了现代作战的客观要求。现代作战，武器杀伤破坏威力的增大，使战场环境更加恶劣，伤亡概率、紧张激烈程度都是以往作战所不能比拟的；战斗转换频繁，对人员的体力、精力消耗大；保障更加困难，经常会在给养不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遂行作战任务。这在客观上对作战人员的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作战人员不具备首先足以克服上述艰难困苦的意志品质、心理承受力和身体素质，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而培养和造就这样的品质和素质的基本途径，在和平时期，就是靠训练中坚持勤学苦练，创设近似战场的环境，经常组织在严寒、炎热、缺水、少粮等条件下的适应性训练，练就克服各种困难的意志和本领等，以适应现代作战的客观要求。三是提出了新时期加强管理，培养作风的基本方法。勤学苦练，虽然是针对教育训练提出来的，但其效益却大大超出训练的本身。干部通过勤学苦练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战士通过勤学苦练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勇敢顽强精神和各种战斗技能。部队通过勤学苦练锻炼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坚忍不拔、善打硬仗恶仗的作风，也可以避免训练和行政事故。四是继承了我军练兵的光荣传统。我军历来以勤学苦练著称。涌现出一大批技术战术精湛、作风顽强、指挥艺术高超的将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的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战士入伍前大多数人没有遇到过艰苦条件的摔打，更没有经受过恶劣环境的磨练。所以，对艰苦、劳累、困难都不适应，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加以磨练，平时会影响训练任务的完成，影响训练质量；战时就会影响战斗任务的完成。因此，面对新时期新的训练对象，就更需要进一步发扬勤学苦练的传统，通过勤学苦练造就一大批吃大苦、耐大劳的将士，以利于锤炼出精锐之师。
第四节三军之众 人才为本
走精兵之路，建精锐之师，关键靠人才。人才是建军之基，治军之本，精兵之魂。因为在走精兵之路的过程中，任何一项任务，任何一方面建设，任何一种目标，都是靠人才来推动完成和实现的。发展军事理论、变革军事观念，靠人才来探索和研究；现代化武器，高技术装备，靠人才来掌握和运用；军队的基础建设，经常性管理，靠人才来组织和实施；军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靠人才来领导和落实；军队的改革和发展，靠人才来筹划和驾驭。所以，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对于人才的重要性，他还强调道：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将这一思想引入军队建设，也可以这样说，走精兵之路，建精锐之师，最重要的更是人才。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建精锐之师，如果没有大批具有很强的政治素质，懂得现代军事理论原则，具备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现代化军事人才，就没有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兴旺发达，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就难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一、确定了与走精兵之路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对人才培养活动具有直接的牵引和导向作用。因此，要保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和较高质量，要使所培养的人才顶岗管用，与走精兵之路实际需要相适应，就要首先确立一个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着眼于现代战争和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作了大量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为我军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首先，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素质。在现代军事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中，政治素质是第一位的。只有政治上的坚定可靠，才能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斗，才能充分发挥军事素质和物质因素的作用。如果政治上不合格，即使军事素质再高，物质因素再好，也难有作为。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军事人才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搞得很强。“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听党的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年代曾告诫全军，我们这个军队到任何时候都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此后不久，他又针对军队现状深刻指出：“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可见，军队听党的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时期我军实现政治合格，提高我军政治素质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我们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必须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跟党走，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现代化军事人才具有很强的政治素质，还应当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这里讲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这里讲的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就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的信念。有了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会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就能够自觉地为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际战争中，有了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能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就能够面对千难万险而不溃散。邓小平对此曾分析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今的高技术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将更加危险、残酷和困难，对人的理想、信念、意志、精神有着更多更大的考验。因此，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要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就要努力坚定现代化军事人才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就要严格强化现代化军事人才的政治素质，这是保证“打得赢”，“不变质”的前提和关键。
其次，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具备现代化军事知识和“打赢”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对军事人才的军事专业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指挥员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对军事专业水平的认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跟上这种发展，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另外，军事人才的科学文化素质也要相应的提高，要懂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怎么回事。不能只满足于现有的初中、高中文化程度，这种文化程度怎么能具有更好的思维素质，怎么能掌握科技含量很高的武器装备，怎么能组织指挥合成作战。因此，我们所培养的军事人才，要适应走精兵之路的需要，要满足精干、精当、精锐的现代军队建设的需要。要把军队建成能够实现“打赢”目标的现代化军队，就必须从培养这样的军事人才做起，就必须使军事人才首先具备这样的素质，具有这样的能力。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是指通过学习现代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懂得和掌握现代战争规律，把握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此，邓小平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要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他还非常明确地说过：“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上，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军官的晋升，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可见，邓小平要求我们所培养的军事人才，必须具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这是现代化军事人才军事素质高不高的重要标志，也是走精兵之路的客观要求。如果军事人才的军事素质不高，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就是一句空话。反之，我们所培养的军事人才如果都能够掌握丰富的现代军事知识，就能够充分认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就能够熟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性能及相关知识，并能够熟练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掌握现代作战指挥艺术，从而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建设一支精锐之师，完成“打赢”使命，发挥出应用的作用。
再次，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具有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和能力。军队和平时期的建设，最主要、最经常、最大量的是管理工作，管理是建设的基础，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保障。而管理工作，在军队基层，又主要靠军事人才来组织和实施。所以，军事人才的科学管理知识和能力，对加强军队的基础建设，生成和提高战斗力，建设精锐之师，走精兵之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了。因此，邓小平在筹划走精兵之路时，非常重视提高现代化军事人才的管理能力，他多次指出，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他反复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管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军事人才的管理能力，就要从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人手，分析原因，找出办法，制定措施，管理能力的提高也就自在其中了。但是，邓小平也有针对性地指出，从军队管理工作的实际状况看，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与新时期管理工作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懂得现代管理知识，不知道如何管理部队，这给部队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实践告诉我们，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必须从管理抓起，而抓管理的关键又是首先从丰富军事人才的科学管理理论知识和提高实际管理能力的培养抓起。通过加强对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理论、方法的学习，通过加强对我军管理传统和经验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对部队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的研究和管理实践锻炼来提高军事人才的管理能力，使其在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明确了与走精兵之路相适应的人才培养途径
认清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意义，明确了培养目标，还必须解决培养途径和方法问题，否则，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任务就无法完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我们要培养现代化军事指挥人才，就必须解决正确可行的“过河”的途径和方法问题，如果培养军事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不正确或不适当，必将直接影响到我军建设走精兵之路的程度和质量。应该说，我们党和军队在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上，还是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的，甚至有的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好传统，这些成功的做法和好的传统，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及要有新的创造。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条件，也赋予了人才培养上的一些新内容、新要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在战争时候，也是很注意经过教导队学习来提拔干部的。再就是，战争时期还是很讲究经过战争的考验的。现在是要经过院校的学习，也包括教导队的学习才能提干。为此邓小平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才培养一靠院校教学，二靠部队训练，三靠岗位成才。
一是认真办好军队院校，使我军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培养走上正规化的轨道。战争固然是锻炼人才，造就人才的场所，对军事人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和平时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不多了，军事人才所应具备的系统的军事知识、专业知识以及政治素质和心理品德的形成，主要靠系统规范的教育训练来获得，其中最主要的是靠院校的专门培养。在科学技术日益高度发达，各学科门类起来越趋于分化和整合，使原有专业不断深化和新的专业层出不穷的时代，院校教育就越发显现出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和所应担负的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责任。所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定要把院校办好，并赋予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责任。其一，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好的办法。其二，为了保证院校具有所需要的数量、规模和种类，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现在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要增加。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还是不够，可以增加，有些可以合并。学校还应该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都要有，要形成培训的体系。其三，为了加强院校的建设，满足办学的需要，他要求要选好办学校的干部，包括教师，这个很重要。这些干部比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干部。总之，办学校的干部要精选，凡是适合办学校的干部，宁肯从现有工作岗位上调出来。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其四，在院校教育方面，要从体制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相应院校的培训。学校应做到：第一是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是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第三是要恢复我军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邓小平对于加强院校建设，办好院校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院校建设和院校教育的基本规律，阐明了院校在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院校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一是明确了院校教育在军队建设中走精兵之路的主导地位。院校是人才、知识、技术聚集的地方，担负着为军队建设输送人才、提供成果、指导训练的责任。而这其中，输送人才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可以说，院校所培养人才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部队建设的质量，走精兵之路的质量，关系到能否完成“打赢”的历史使命。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军队建设的诸项工作中，把院校建设摆在主导地位，优先发展的地位。其二是抓住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军队现代化建设走精兵之路的长远大计，人才是根本，基础在教育。所以，邓小平强调道，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呢？可见，走精兵之路，搞质量建军，关键是要有人才。要人才，就必须首先把院校教育搞上去，以人才的质量促进部队建设的质量。可见，抓院校建设，正是抓住了军队现代化建设走精兵之路这个根本。
二是加强部队训练，使广大官兵在严格的教育训练中成才。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实践，认为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经验，实践出才干。因此，要使广大官兵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有用的人才，就必须严格教育训练。在教育训练这一军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严格摔打，努力成才。在如何搞好军队训练问题上，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分析和研究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加强教育训练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教育训练指导上，他强调要立足现代战争，加强现代条件下的合同训练，努力增强部队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他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训练要注意合成，要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在教材建设上，邓小平强调道：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教材的内容要体现现代战争，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使训练按照这种变革来设计和改进自身教育训练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以能更有效地引导教育训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利于更好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更多的官兵成为治军、建军的人才。
三是立足本职岗位，坚持走自学成才的道路。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水平的不断发展，对官兵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军队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校，使全体官兵都能够在这所大学校里学习锻炼，都能够在这所大学校里成才。成才的办法，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增长知识，培养技能，磨练思想，养成作风，自学成才。在职自学，是一条十分广阔的成才之路。邓小平在谈到干部的岗位成才问题时，他要求大家，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要下苦工夫学，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更新很快，即使是进过院校的干部，也还需要坚持岗位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新理论，接受新思想，转变观念，使其岗位成才。我们说，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其中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技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的素质就可以在岗位上得到真正提高，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也能发挥作用。邓小平不仅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自学成才，也强调战士在岗位上成才。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求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总之，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岗位训练，经过勤奋自学，都能成为人才。这样，军队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官兵的综合素质都能得到全面提高，部队都是精兵强将，走精兵之路就有了本钱，有了资格，有了条件。
三、创造了与走精兵之路相适应的人才成长环境
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与客观环境密切相关。无论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也好，还是某个地区、某个单位也好，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人才培养和成长环境，创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就必然会使人才脱颖而出。所以，我们要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要使人才迅速地成长起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创造一种有益于人才成长的环境。邓小平对于创造人才成长环境问题非常重视，他多次告诫全党，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错误思想。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邓小平关于给人才成长创造环境的思想，对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军事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军事领域，往往是科学技术应用最早、使用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领域，同时也是变革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领域，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有经验、有成果、有作为的人才，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需要军队的领导要善于敏锐地发现人才，精心地选拔人才，热忱地扶植人才和大胆地使用人才。邓小平认为，作为领导者，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就军队而言，也是对军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领导者应尽的重要责任。所以，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要善于从军队建设的大局，从走精兵之路的长远发展上来认识爱护人才，选拔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的战略意义，要从对党、对军队、对国家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高度来认识创造人才成长环境的战略意义，力争为质量建军，为走精兵之路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节统兵之要 依法治军
严法纪，明号令，是建精锐之师，走精兵之路的重要保证。古代大军事家孙子将“法”与“道、天、地、将”一起，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吴子兵法》也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更有将帅这样界定“法”的重要。“一支军队是一个通过纪律保持其活力的精巧的活体。‘纪律就是军队的力量’。但还不只这一点，这还是军队赖以生存的第一条件。”革命导师对纪律、法令也有“铁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经典论述。这足以见之法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我军建设跨进和平时期以后，尤其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军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之后，对依法治军、强化纪律、严格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邓小平对此洞察秋毫，见微知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我军质量建军、依法治军的基本遵循。
一、加强整顿，以严军纪
应该承认，我们军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及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下，在管理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优良传统失传，组织机构涣散，作风纪律较差，一度影响了军队的全面建设和原有形象。对此，邓小平将其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为了改变军队建设的这种状况，邓小平本着对党和军队质量建设及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勇气和胆略，作出了军队要整顿的英明决策。通过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以使军队建设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要求，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全面走上正规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一是明确了整顿的内容。面对十年动乱给军队建设造成的破坏，针对军队各级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制度废弛、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现实状况，主持军委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抓管理首先要抓住根本性问题，从体制编制整顿做起。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对此，邓小平还非常尖锐地指出，真正说到底，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最根本的。除此之外，还要整顿纪律。整顿必须要严格整顿纪律。不整顿纪律，照此发展下去，我党亲手创建的这支有着优良传统的军队就会不成样子。对于部队中有的单位闹派性、搞山头问题，对于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的问题，对于有些部队组织纪律差的问题，邓小平忧心忡忡，他反复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军队没有纪律不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无法执行各种任务，就难以形成战斗力，就谈不上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所以，整顿的内容，一要整顿编制体制，二要整顿组织纪律，这个重点要突出出来。
二是明确了整顿的要求。邓小平在组织实施军队的整顿中，他一再强调整顿一定要严。“这次编制要严格搞，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整顿编制要严，落实编制也要严。看来要用一点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编制体制调整和整顿当作一场革命来搞。不采取革命的行动，总是怕得罪人，就什么都搞不好。整顿纪律，严明军纪也是如此。要下这样的决心，要有这样的勇气，把纪律整顿好，把作风培养好。正像他深刻分析时所指出的，面对新的形势，对于军队来说，是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转到和平环境的，这是军队面临的最大的不同。要从严格的组织纪律人手，提高官兵素质，提高军队的正规化程度。在军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严肃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结合回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遵守组织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吗？所以，要经常不断地教育我们的同志，我军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军队必然就体现了本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纪律严明，在思想政治、作战、训练等一切工作、一切军事活动中都坚持从严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才做到了任何艰难困苦而不溃散，步调一致走向胜利。这个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下去。怎样发扬，怎样做到严格呢？就是严在坚持标准上，严在贯彻落不走样上。
三是明确了整顿的重点。整顿的重点在干部，做到严军先严官。我军各级指挥官，不仅是各种纪律落实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者，而且还是以身作则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各级指挥官在执行纪律方面做不出榜样，坚持不到标准，那么他所实施的领导管理，就没有感召力，更投有说服力，也就必然没有效果。所以，从执行纪律，加强管理的基本规律看，严军必须先严官，让官做出表率，让官在严格执纪中知道怎样严部属，严部队，军才能严起来，才会严起来。在严军先严官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更要严。高级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傲实事求是的榜样。他针对我军有的领导和机关中存在着严重松散的问题深刻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所以，军队整顿纪律，首先要从整顿干部抓起，从整顿班子抓起，这样，整顿才有说服力，管理才有基础，带兵才有权威，建设才能出质量。四是明确了整顿的方法。在纪律整顿方面，首先要从建章立制开始，把体制搞得更加合理，管理关系更加顺畅，管理责任更加落实，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好的管理环境，形成更好的守纪氛围。在严守纪律上，要坚持两点：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对不执行命令的，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邓小平讲得严厉深刻，足以看出他整顿军纪的决心和勇气。
二、建章立制，以定军规
完善各项军事法规，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法规、章程和制度，既是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的遵循，也是对建设水平和工作效果检查评价的依据。所以，邓小平从客观和全局的需要出发，多次强调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没有法规，就谈不上治军，可见法规、章程和制度问题是管理能否落实和落实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恢复完善了各项法规制度。为了保证军队整顿后，在各方面有所遵循，立见成效，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各项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完善，要求应在军队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章程，建立和完善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仅1977年12月的军委会议上，就制定并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邓小平对此还强调说：“这次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次把他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后来他又多次指出：制度要建立，要非常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点差错不能有，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职责。从而，使军队的各项工作，各种建设，各种行动，都得到了全面的规范，完全走上了正规化、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都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强调法规制度的落实要按级负责。建立了法规制度，就要有人抓落实，就要有各负其责，责任到人，否则，再好的法规制度就形同一纸空文，就等于束之高阁。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承担，都要明确。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缺少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很多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很好地承担起所分管的工作，很多责任都没有落实，这样的管理肯定要出事。为了杜绝此类问题继续发生，一定要按级负责，责任到人，确保法规制度的很好落实。三是要求落实法规制度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必依、必严的要求。邓小平多次告诫军队，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有的要依法处置，有的要执行纪律。否则，就失去了法规、纪律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在军队中，尤为如此，不应有半点的松动和犹豫。这关系到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建军质量的高低。所以，军队落实法规制度，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维护法规、纪律和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利于以法治军。
三、严格管理，以树军威
严格管理，是指军队的一切工作都要按照法规、章程、制度，严格组织、协调、规范、控制，以保证建设和工作质量。管理是军队实现正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质量建军，走精兵之路的基本途径。所以，管理必须要严，管理必须依法，管理必须遵章。对此，古人认为：“兵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在后”。“令严方可以肃军威，命重始足以整纲纪。”兵书《吴子·治兵第三》中也说：“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尽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意思是说，军队要善于以严格管理而取胜。所谓严格管理，就是平时要有纪律，战时要有威风，前进不可阻挡，后退不可追击。可见严格管理对于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邓小平在他建军治军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管理工作。他多次明确的指出，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部队建设质量高不高，战斗力强不强，职能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你管理搞得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正因为如此，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军队管理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百事待举的局面，邓小平果断决策，从整顿纪律，严抓管理人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鼎力改革，消除时弊，系统地解决了军队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的问题。
一是严格管理强调要注意研究新情况。严格管理的前提是要管在“理”上，而要管在“理”上，关键是要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讨新变化，采取新方法。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部队所处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官兵的思想观念在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对于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管理中，不能靠老经验、老办法、老套路去工作，“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对待”。“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所以，要使军队的管理能落实，见成效，就需要管理者去研究管理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子，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严格管理，严格也才能严在点子上。
二是严格管理要在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上下工夫。管理的目标、思路和标准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为干部既是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控制者，又是管理的示范者、带头者，部队的管理工作严不严，管理方法对不对，管理力度大不大，管理效果好不好，关键取决于管理干部的素质高不高，能力强不强。但是，由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军队建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干部对管理的新形势产生了较大的不适应，导致了管理的不严格，不得法，不落实。正如邓小平对此分析的那样，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讲过，团的干部，师的干部怎么样？不少人也不大会管理部队。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他在讲到干部管理能力不强的同时，也讲到了军队的班子管理能力不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这样的班子，对部队不可能去严格管理，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管理。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对部队实施严格管理的同时，首先要求要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通过干部管理能力的提高，来实现对部队的严格管理。
三是提出了严格管理的新要求。严格管理，就是严格地按照条令、条例、法规、制度实施管理，不放松要求，不降低标准，不随意变通，不忽冷忽热。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对于违犯纪律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
可见，邓小平对于严格管理，主要是强调要敢于碰硬，敢于解决棘手问题，敢于对部队建设中存在的训练不严，纪律松弛，作风松散，制度不落实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整顿，敢于对歪风邪气打击而不手软，对一切违反条令条例的做法不姑息、不迁就，不照顾。做到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办事，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以条令条例为准绳，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为标准。当然，严格管理并不是说越严越好，而是要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严而有理，严而可行。将严格的行政手段、严格的规范要求和严格的行为约束与耐心细致的、经常性的思想工作相结合。做到管理先管人，管人先管心。这样，才能使部队逐步建立起正规有序、严格有度、生动活泼的管理环境。四是明确了严格管理的保障。严格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赏罚严明。只有赏罚严明，军队的各项法令法规、纪律制度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军纪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指令性，也才能有利于加大严格管理的力度，更好地做到严格管理。怎样做到赏罚严明，邓小平明确指出：赏罚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对于管理工作敢抓敢管，善抓善管，成绩突出的人，该赏的不赏，对于畏首畏尾，责任心不强，办法不多，工作管理出现失误的人，该罚不罚，就会是非不分，好坏不明，管理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失去了必须的力度。所以，要实施严格管理，要使严格的要求得到很好的落实，就必须做到赏罚严明，以此来调动广大干部严格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加强教育，以正军风
我军管理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就是管理与教育紧密结合。于是就有了“管理教育”之称。因为管理对象的主体，管理内容的核心，管理项目的重点，都是指人。可以说，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生动、最活跃、最重要、最有效的主导因素。管理好人，就等于抓住了管理的重点，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管好人的关键又在于管好思想，管理的重中之重在于思想教育。邓小平深谙此理，反复强调部队的严格管理要从思想教育人手。他曾明确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并要求战士从一入伍开始，就要学习和服从所必须遵守的纪律。要严格地贯彻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还要加强教育训练。这样才能出纪律，才能出战斗力。人所共知，我军严格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而这种遵守制度，维护纪律的自觉性则始于学习，源于教育。
一是进行思想教育，认清重要意义。法规意识、纪律观念，实质是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严格管理的基础。因此，都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纪律、法规，对走精兵之路，对建精锐之师，对提高打赢能力的重要，通过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通过强化法规意识，通过树立纪律观念，以从思想观念上解决遵章守纪的自觉性问题，从而为实现严格管理的要求奠定思想基础。
二是进行条令法规教育，明确内容标准。进行条令法规教育，是贯彻执行和严格管理得以落实的前提。因此，要认真组织进行条令法规教育，主要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与应用结合，注重在对条令法规的理解、落实上下工夫。使广大指战员做到知道条令法规的内容，懂得条令法规的标准要求，自觉按照条令法规的要求落实。
三是进行言传身教，树立示范形象。管理者的形象至关重要，不仅直接关系到严格管理能否落实和落实的质量，也可以自身形象的表率作用去影响士兵。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干部在管理中的形象问题，对于条令、法规，大家举手赞成容易，可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的事情原则上赞成，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对于法规、制度，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高级干部办到了，全军就容易办到。高级干部办不到，就会一风吹，一切照旧。可见，干部在严格管理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作用的重要。这也是邓小平一贯运用的“抓头头”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干部本身不仅负有管兵的责任，更有带兵的义务，所以，在实施严格管理和实现严格管理中，既需要言传，更需要身教，既需要示范，更需要表率。而身教更加重于言教，表率更加重于示范。身教和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就是严格的榜样。这既是邓小平严格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严格管理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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