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旧院指的是我姥姥家的大院子。为什么叫旧院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过。当然，也许有一天，我想了，可是没有想明白。甚至，也可能问了大人，一定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我歪着头，发了一会呆，很快就忘记了。是啊，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爬树、掏蚂蚁窝、粘知了、逮喇叭虫。这些，是我童年岁月里的好光阴，明亮而跳跃，我忘不了。

    旧院是一座方正的院子，在村子的东头。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很老了，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房顶。春天，枣花开了，雪白的一树，很繁华了。到了秋天，累累的果实，在茂密的枝叶间，藏也藏不住。我们这些小孩子，简直馋得很，吮着指头，仰着脸，眼巴巴地看着表哥攀上树枝，摘了枣子往下扔。我们锐叫着，追着满院子乱跑的枣子，笑。每年秋天，姥姥总要做醉枣，装在陶罐里，拿黄泥把口封严。过年的时候，这是我们最爱的零嘴了。

    姥姥是一个很爽利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个美人。端庄的五官，神态安详。眼睛深处纯净、清澈，也有饱经世事的沧桑。头发向后面拢去，一丝不苟，在脑后绾成一只光滑的髻。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她一直就是这种发式。姥姥一生，共生养了九个儿女，其中，有三个夭折了，留下六个女儿。我的母亲，是老二。

    谁会相信呢，姥姥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嫁给姥爷，并且，一生为他吃苦。说起来，姥爷祖上原是有些根基的，在乡间，也算是大户人家。后来，到了姥爷的父亲这一辈就败落了。姥爷的母亲，我不大记得了，在姥姥的描述里，是一个刁钻的婆婆，专门同儿媳妇过不去。姥爷是家里的独子，幼年丧父，寡母把独子视为命，视为自己一世艰辛的见证。儿子是她的私有物，谁都不允许分享，即便是儿媳妇。有坚硬强势的母亲，往往有软弱温绵的儿子，在姥爷身上，有一种典型的纨绔气质。当然，我不是说姥爷是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以当时的家境，也当不起这个字眼了。我是说，气质，姥爷身上有一种气质，怎么说，闲散、落拓、乐天，也懦弱，却是温良的。在他母亲面前，永远是诺诺的。而对姥姥，却有一种近乎骄横的依赖。里里外外，全凭了姥姥的独力支撑。姥爷则从旁冷眼看着，袖着手，偶尔从衣兜里摸出一把炒南瓜子，或者是花生，嘎巴嘎巴剥着，悠闲自在。老一辈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姥姥生养了九个儿女，竟没有给翟家留下一点香火，真是大不孝了。只为这一条，姥姥在翟家就须做小伏低。作为一个女人，她欠他们。姥姥日夜辛劳，带着六个女儿，不，是五个——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姨，被寄养在姨姥姥家。姨姥姥是姥姥的姐姐，嫁给了一位军人，膝下荒凉，就把我大姨要了过去做女儿。姨姥姥家境殷实，把大姨爱如掌上明珠。虽如此，后来，大姨成人之后，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甚至，有一回，她来看望姥姥，言语间争执起来，大姨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喜欢我，那么多姊妹，单单把我送了人。姥姥一时气急，哭了。她再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女儿会这样指责自己。当然，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生产队，我一直对这个词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那一代，有谁不知道生产队呢？人们在一起劳动，男人和女人，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说笑。阳光照下来，田野上一片明亮，不知道谁说了什么，人们都笑起来。一个男人跑出人群，后面，一个女人在追，笑骂着，把一把青草掷过去，也不怎么认真。我坐在地头的树底下，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那时，我几岁？总之，那时，在我小小的心里，劳动这个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温暖、欢乐，有一种世俗的喜悦和欢腾。如果，劳动这个词有颜色的话，我想，它一定是金色的，明亮、坦荡、热烈，像田野上空的太阳，有时候，你不得不把眼睛微微眯起来。它的明亮里有一种甜蜜的东西，让人莫名地忧伤。

    我还记得，村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经了多年的风雨，很沧桑了。树上挂了一口钟，生满了暗红的铁锈。上工的时候，队长就把钟敲响了。当当的钟声，沉郁，苍凉，把小小的村庄都洞穿了。人们陆续从家里出来，聚到树下，听候队长派活。男人们吸着旱烟，女人们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子。若是夏天，也有人胳膊底下夹着一束麦秸秆，手里飞快地编小辫。水点子顺着麦秸淌下来，滴滴答答洒了一路。村子里骤然热闹起来，说话声、笑声、咳嗽声，乱哄哄的，半晌也静不下来。我姥姥带着女儿们，也在这里面。这些女儿当中，只有小姨上过学，念到了六年级，在当时很难得了。有人重重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人群渐渐安静下来。生产队长开始派活了。

    生产队是记工分的。姥姥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时时处处都不甘人后。多年以后，人们说起来，都唏嘘道，干起活来，不要命呢。我至今也不明白，姥姥那样一个秀气的身子，怎么能够扛起那么重的生活重担？姥爷呢，则永远是悠闲的，袖着手，置身事外。我姥爷最喜欢的事情，是扛上他那支心爱的猎枪，去打野物。我们这地方，没有山，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有河套，河套里面，又是另一番世界。成片的树林、沙滩，野草疯长。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绚烂极了。夏天的清晨，刚下过雨，我们相约着去河套里拾菌子。在我们的方言里，这菌子有一个很奇崛的名字，带着儿化音，很好听，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这种野菌子肥大、白嫩，采回来，仔细洗净沙子，清炒，有一种肉香，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河套里，还有荆条子，人们用锋利的刀割了，背回家，编筐。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也去河套里挖扫帚苗，摘蒺藜。村里的果园子也在河套，大片的苹果树、梨树，一眼望不到头。秋天，分果子的时候，通往河套的村路上，人欢马叫，一片欢腾。对于我姥爷来说，河套的魅力在于那片茂密的树林。常常，我姥爷背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里转悠，一待就是大半天。黄昏的天光从树叶深处漏下来，偶尔，有一只雀子叫起来，跟着一片喧嚣。忽然就静下来，四下里寂寂的，光阴仿佛停滞了。我姥爷抬头看一看树顶，眼神茫然。他在想什么？我说过，我姥爷的身上，有一种纨绔气质，这是真的。弯弯的村路上，一个男人慢慢走着，肩上扛着猎枪，枪的尾部，一只野兔晃来晃去，有时候，或者是一只野鸡。这是他的猎物。夕阳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虚，很长。

    通常情况下，我姥姥对我姥爷的猎物不表达态度。几个女儿倒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叫着，知道这两天的生活会有所改善。姥爷把东西往地下一扔，舀水洗手，矜持地沉默着。这沉默里有炫耀，也有示威，全是孩子气的。在这个家庭中，以姥姥为首，姥爷除外，全是女将。姥爷这个唯一的男人，在性别上就很有优越感。姥姥比姥爷大，姥爷的角色，倒更像一个孩子：懒散、顽劣，有时候也会使性子、耍赖皮。对此，姥姥总是十分地容让，当然，也生气。有一回，忘了因为什么，姥姥发了脾气，把一只瓦盆摔了个粉碎。姥爷呆在当地，觑着姥姥的脸色，终于没有发作。

    二

    在我的记忆里，旧院，总是喧哗的。我的几个姨，像一朵朵鲜花，有的正在盛期，有的含苞欲放，她们正处在一生中最有光华的岁月。她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家，凑在一处，在灯下绣鞋垫。谁不知道鞋垫呢？可是，你一定不知道，鞋垫这东西，在我们这个地方，被赋予了超越实用价值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姑娘们绣的鞋垫，尤其如此。我们这个地方，男女定亲以后，女方是要给男方绣鞋垫的。一则是表情达意的方式；二则呢，也有显示女红功夫的意思。为此，女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在姐姐们后面，细细揣摩鞋垫的事情了。花样、颜色、针法，她们从旁仔细观察着，暗暗记在心底——比如，是鸳鸯戏水呢，还是燕双飞？是纯色呢，还是杂色？是剪绒呢，还是十字绣？她们看着，比较着，一面在心里反复思量。这是天大的事。她们把一生的梦想和隐秘的心事，都托付给这小小的鞋垫了。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在旧院，一群姑娘坐在一处，绣鞋垫。阳光静静地照着，偶尔也有微风，一朵枣花落下来，沾在发梢，或者鬓角，悄无声息。也不知道谁说了什么，几个人就哧哧笑了。一院子的树影，两只麻雀在地上寻寻觅觅，母鸡红着一张脸，咕咕叫着，骄傲而慌乱。

    姥姥家女儿多，因此，旧院成了村子里姑娘们的根据地。她们喜欢扎在一堆，说悄悄话。谁刚刚相看了一个，谁定亲了，谁的婆家今年正月里要摆席，谁的女婿生得排场，出手也大方。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定了亲，就称女婿了。谁谁的女婿，说起来，比对象这个词更多了几分昵近和家常。女婿们，在没过事之前，总是遭打劫的目标。方言中，过事就是结婚的意思。这地方的人喜欢就近，再远，也出不了邻近的几个村子。有时候，在路上碰上一个小伙子，只要有人喊一声那姑娘的名字，小伙子就得乖乖地束手就擒。姑娘家，免了烟酒，左不过押着那个慌乱的女婿，去村子里的供销社买些零食，水果糖、花生米，也有黑枣——一种枣子，黑褐色，甜而黏，有极小的核，这东西我已经多年没吃到了。大家捧着缴获的战利品，跑进旧院，吃着、评判着。逢这个时候，我就格外高兴，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横竖不肯离开半步。

    我说过，旧院只有小姨上过学，在姑娘们当中，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小姨生得好看，为人也温厚，在村子里，很得人缘。那时候，村子里老是开会，各种各样的会，叫得上名目的，叫不上名目的，大的，小的。每次开会，总有我小姨。开会的时候，小姨总带上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大队部的一间屋子，墙上挂满了奖状和锦旗，让人眼花缭乱。木头的长椅，斑驳的绿漆，我依在小姨身旁，开会。讲话的人是大队干部，叫作老权的。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很用力，可是，我听不懂。我心想，他在说什么呢？忽然，从他嘴里蹦出一个词，他说，起码，我们要……我心里一闪，骑马！这回我听懂了，我一下子来了兴趣。骑马，这事情有趣。我等着他的下文，他却再也不提骑马的事了，可能是他忘了，我失望极了。下午的阳光从窗子里照过来，细细的飞尘，在明亮的光束里活泼泼地游动。我把头歪在小姨身上，我困了。后来，直到现在，一提起开会，我就会想到那间屋子，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木头的长椅，阳光里的飞尘，还有，骑马。真的，起码，我只要一看见这个词，就会想起另一个词：骑马。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乡下生活过的人，一定知道露天电影。那时候，公社里有放映队，农闲时节，就下来，挨着村子放。早在几天前，消息就已经传开了。放什么电影，好看不好看，有没有副片。副片的意思，就是在正式放电影之前的小片，比如，科教片、宣传片，总之，副片往往枯燥、无趣，远远不及正片的动人心魄。我们都憎恨副片。然而，憎恨里也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副片之后，正片就会如期而至。有时候，禁不住电影的吸引，我们也会跑到邻村，先睹为快。小姨抱着我，把我放在一段矮墙上，前面，是黑压压的人群，密密的脑袋，在遥远的银幕前晃来晃去。轮到在自己村子放的时候，就从容多了。然而也慌乱。早早地吃过饭，姑娘们呼朋引伴，去占地方。远远的，在村子的场地上，一面白的幕布已经悬挂起来了。正反两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板凳，高高低低。性急的孩子们坐在板凳上，维护着自己的地盘。小姨她们挤在一条长凳上，说着闲话，哧哧笑着，偶尔，你推我一下，我捶你一拳。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味弥漫开来，很好闻。后排，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一群小伙子。他们说话，哄笑，接人物的台词，怪声怪气，有时，吹一声口哨，响亮、佻，让人脸红心跳。姑娘群中，就有人轻轻骂一句，然而也就笑了。空气里有一种东西在慢慢发酵，变得黏稠，甜味中，带着微酸。我坐在小凳子上，第一次，我感觉到，男女之间，竟然有那样一种莫名的东西，微妙、紧缩、兴奋，不可言说，却有一种蚀骨的力量。其实，我全不懂。然而，当时，我以为，我是懂得了。

    有一个姑娘，同小姨极要好，叫作英罗的。英罗的父亲在县城的药厂上班，因此，英罗家里就常常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大众电影》。这真是一本漂亮的杂志，彩色的插页，那些演员，神仙一般的人物，他们的衣着、气质、神情，让人迷恋，让人神往。《大众电影》在姑娘们中间传来传去，她们争论着，赞叹着，那样子既艳羡，又虔诚。英罗到底是有见识的。对于那些电影演员，她顶熟悉。谁多大了，谁演了什么角色，谁和谁正在闹恋爱，这些，她都知道。英罗讲这些的时候，她平凡的脸上有一种动人的光芒。我喜欢这个时候的英罗。

    英罗很早就定了亲。婆家在旁边的村子，叫阎村。人们见了英罗，都开玩笑，叫她阎村的。有时候，小姨她们闹起来，就说，英罗，去你家阎村噢，赖在我们这里，算什么？英罗就恼了，把一张脸挂下来，谁都不理。英罗的女婿，我一直没有见过。只是听人说，家境很好，人却有那么一点呆。究竟怎么个呆法，我就不知道了。

    三

    我一直没有说我的四姨。怎么说呢，在姥姥家，四姨是一个伤疤，大家小心翼翼，轻易不去碰触。在旧院，四姨是一个忌讳。

    如果你对乡村还算熟悉，那一定知道乡村里的戏班子。在乡间，总有人迷恋唱戏，收几个徒弟，吹拉弹唱，排练一番，一个戏班子就诞生了。乡间的习俗，逢丧事，但凡家境过得去的人家，丧主总要请戏班子唱上几天。其间，酒饭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酬金。在当时，算是可观的收入了。然而，当四姨闹着要去学戏的时候，姥姥坚决不依。姥姥的看法，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戏子，更是为朴直本分的庄户人家所不齿。四姨一个好端端的闺女，怎么能够入了这一行？四姨哭、闹、撒泼、绝食，姥姥只是不理。小孩子，示一示威罢了。况且，在这几个女儿中，四姨的孝顺乖巧，一向是出了名的。按照姥姥的盘算，是想把这个四女儿留在身边，养老送终。可是，姥姥再想不到，四姨会喝了农药。当终于救过来的时候，四姨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我要唱戏。姥姥长叹一声，泪流满面。

    农闲的时候，晚上，村南老来祥家的矮墙里，就会传来咿咿呀呀的戏声，这是老来祥在教戏。据说，老来祥的父亲是地方上有名的旦角，人送绰号小梅兰芳，唱起梅兰芳的段子来，简直出神入化，名躁一时。后来，小梅兰芳因情自尽，身后，落下一片唏嘘，人们都说，这是颠倒了，错把戏台当作人生了。论起来，老来祥也算是有家世的了。自小，老来祥就迷恋唱戏。一个男孩子，说话、走路，却全是女儿态。人家的一句玩笑，就飞红了脸。就连笑，也是兰花手指掩了口，娇羞得很了。为此，村子里的人，尤其是男人们，常常拿他调笑。老来祥一直未娶，谁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呢？公正地讲，老来祥人生得周正，标致倒是标致的。穿了家常的衣服，举手投足，也自有一种倜傥的风姿。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因此，对于老来祥的态度，村人们是含糊的，感叹，也宽容。这样的一个人，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也跟着四姨去学戏。老来祥坐在太师椅上，怀里抱着胡琴，微闭着眼睛，唱一句，四姨学一句。四姨站在地下，拿着姿势，唱到委婉处，看不见的水袖就甩起来，眉目之间，顾盼生情。灯光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一招一式，生动得很。我看得呆了，眼前这个四姨，忽然就陌生了，这个唱戏的四姨，不是我平日里熟悉的四姨了。平日里，四姨是羞涩的，内向、寡言，近于木讷。而且，四姨也算不得好看。四姨的鼻子扁了一些，四姨的脸庞也宽了一些。女孩子，总是瓜子脸，才来得俊俏，我见犹怜。可是，唱戏的四姨，就不一样了，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光彩。真的，后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四姨唱戏的样子，痴迷、沉醉，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水波跳荡，流淌着金子。

    四姨天生是块唱戏的材料。扮相甜美，嗓子又好，在台上，只一个亮相，不待开口，台下就轰动了。老来祥微闭双眼，把胡琴拉得如行云流水。四姨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台下霎时风雷一片。我姥姥坐在家里，拣豆子。我姥姥拒绝去看四姨唱戏。可是，她却无法阻挡四姨的声音。四姨的声音像细细的游丝，一点点蜿蜒而来，飞进旧院，飞进姥姥的耳朵里，飞进姥姥的心里。姥姥拣豆子的动作明显慢下来，慢下来，凝住，嘴里骂一句，这死妮子……长长地叹一口气。

    流言是慢慢传开的。说是四姨跟老来祥。这怎么可能？！村里人都说，按辈分，老来祥当是叔叔辈，虽说早出了五服，可再怎么，人家是水滴滴的黄花闺女，嫩瓜秧一般，老来祥一个老光棍……也有人说，唱戏，能唱出什么好来？戏文里，才子佳人，演惯了，就弄假成真了。有人就唱道，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就笑起来。

    那些天，旧院出奇地安静。我姥姥照常下地，忙家务，脸上却是淡淡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自己养的闺女，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她早该想到的。自从唱戏之后，四姨就不一样了。原是说这四姑娘性子木一些，调教一下也好。可是，谁想得到这一层。其时，老来祥，总有五十岁了吧，或者，四十九，唱了一辈子戏，谙尽了风月，四姑娘又是这样的年纪，怎么就想不到呢？姥姥知道，一个女人，最不能在这上面有闲话。姥姥家里，旧院，出嫁的、待嫁的，全是女儿家。这种闲话，尤其具有杀伤力。我姥姥坐在院子里，手里的棒子一起一落，把豆秸砸得飒飒响。四姨躲在屋子里，只是沉默。

    这个冬天，四姨再没有去唱戏。腊月，四姨出嫁了，嫁到河对岸的一个村子。四姨父，我是见过一面的。个子矮一些，跟高挑的四姨站在一起，尤其显得矮小。人却老实。姥姥说，人老实，这是顶要紧的一条。出嫁那天，是腊月初九。雪后初晴，格外地冷。四姨穿着大红的喜袄，勾了头，坐在炕上。响器班子站在院子里，卖力地吹打。新女婿早被人涂了一脸的黑鞋油，像包公，嘿嘿笑着，只露出白的牙齿。陪送的人再三劝道，走吧，不早了，路远。四姨这才慢慢站起来。院子里，唢呐更热烈了。四姨推着披红挂绿的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出旧院。四姨化着浓妆，那一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四姨在想什么呢？戏里戏外，天上人间。四姨再不会想到，这一点小小的挫折，跟后来漫长的人生磨难相比，不值一提。真的，不值一提。

    后来，我总是想起四姨唱戏的样子。那是她生命中盛开的花朵，娇娆、芬芳、迷人，也危险。作为一个女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隐隐地认识到，美好的，总是短暂的。我开始害怕看姑娘们出嫁，而在此前，我是那么热衷于看热闹，挤在人群里，心神激荡。相比之下，我喜欢那些绣鞋垫的日子：描画着，憧憬着，然而，都在远处。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旧院又平静下来。我姥姥立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鞭炮的碎屑，空气里还有硫黄的刺鼻的味道。雪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一道道车辙，交错着、纠结着，终是出了旧院。姥姥把胸中的一口气慢慢吐出来，长长的，在眼前缠成一团白雾，也就一点一点散了。

    姥爷是照常地无所事事。田地里，难得见他的影子，他多是扛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子里消磨光阴。家里的事情，他懒得管。他只知道，即便天塌下来，有姥姥顶着，他放心得很。经了四姨的事，姥姥的脾气渐渐大了。这么多年，她是受够了。男人，都是遮风挡雨的大树，可是，在旧院，姥爷却先自缩起来，把她这柔软的性子，生生地百炼成钢。是谁说的，一个家里，如果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也就不是女人了。这是真的。先前，姥姥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女子，在娘家，虽小门小户，却也是娇养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了人，不待开口，先自飞红了脸。说起这些，谁会相信呢？四姑娘的事，姥姥大闹一场。她坐在炕上，哭，只觉得委屈得不行。要不是姥姥做事果决，怎么能够这么干净爽利。是她，把这杯苦酒，自斟自饮了，还不露一丝痕迹。她知道，这种事，在女方，最是张扬不得。尤其是，旧院一大群女儿家，人们的嘴巴不济，张口闭口，不经意间，就伤了这个，带了那个。她知道其中的厉害，她必得把这一口气，咽回肚子里。也有好事的人来探口气，既然事已至此，不如顺水推舟——老来祥人还不错。姥姥心里冷笑一声，怎么可能！不要说年纪辈分不对，把一对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皮子底下，这后半生，可怎么做人？姥姥脸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托了人，把男方家底都一一摸清，自忖闺女过去受不了委屈，就下了决心。这其中的坎坷煎熬，能跟谁讲？姥姥坐在炕上，哭道，聘了这几个闺女，哪一个不是我，一应的琐事揽下来，日夜撑着，要他这个男人做什么？

    后来，我常想，可能是从那一回，姥姥才铁了心要招一个上门女婿，以壮门户。

    四

    现在，我得说一说我的母亲。我说过，我母亲排行老二。可是，在旧院，母亲却是老大的角色。大姨被寄养在姨姥姥家，再没有回来。母亲人长得俊俏，在姐妹中，很是出类，又做得一手好针线，甚至，比姥姥的功夫还胜一筹。人也伶俐，很能替姥姥分忧。几个妹妹，都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母亲没念过书，对人情世故的判断，全凭了天生的悟性。起初，姥姥是立意要把母亲留在身边的。那时候，在乡下，上门女婿，是很丢脸的事情。想想看，有谁愿意把儿子养大，白白地送给别人呢？就只有找那些外路人。外路人，就是外地人的意思。山里人，娶不起亲，又向往平原上的好光景，做上门女婿，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也有本地人，兄弟多，家境窘迫，父母往往就把牙咬一咬，舍了脸面，把儿子送给人家做女婿。我父亲就是这样到了旧院。

    我父亲也是本村人。家里兄弟五个，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的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好吃懒做，没有什么心肝，不讨男人喜欢，在婆婆跟前受了一辈子的气，可是却会刁难媳妇。她漫长的一生，是一部丰富的婆媳战争史。其中，我的母亲，是最为曲折的一章。父亲到了旧院，自然是处处恭谨，这样的情势，他也不得不把自己刚烈的性子屈抑了。好在，父亲和母亲，相处还颇融洽。姥姥的意思，是想让父亲改姓，随着翟家。父亲哪里肯，我说过，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硬的男人。改姓，在他看来，简直是辱没门楣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是对宗族的叛逆和玷污。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是一个不能妥协的事情。可是，姥姥自有她的逻辑。既然是上门女婿，父亲就是翟家的人。翟家的人，自然要姓翟，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问题。矛盾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播下了种子。旧院，迎新的气氛尚未散去，一场战争已经风雷在耳了。双方僵持，对峙，在其间，最为犯难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五岁，新婚的喜悦还未及细细品味，漫长的煎熬就已经开始了。能怎么样呢，一面，是自己的男人，一面，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朵枣花慢慢落下来，落在印着红喜字的脸盆里，在水面上悠悠转着。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在旧院，姥姥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在女婿面前，竟是碰了壁。她恼火得很。然而，女婿毕竟是女婿，虽说是上门，终究不比儿子，可以当面锣对面鼓，直来直去。姥姥病了。姥姥的病是虚病，这地方，管莫名其妙的病叫虚病，据说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病人身不由己。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纺车。你见过纺车吗？在乡村，怎么能没有纺车呢？农闲的时候，或者晚上，女人们盘腿坐在草墩子上纺棉花。一只手摇着纺车的把手，另一只手捏着棉条子。纺车嗡嗡唱着，长长的棉线就从棉条子里慢慢扯出来，扯出来，缠绕在锭子上，半天工夫，就出落成一只丰满的线穗子。女人们拿这线穗子搓绳，织布，一家人的衣裳鞋袜，就从一架纺车上来。姥姥是纺线的高手，我母亲她们姊妹的纺艺，都是姥姥手把手教出来的。姥姥病了以后，不再下地，家务也不理，只是坐在纺车前，整日整夜地纺线。姥姥嘴上叼着烟袋，手摇纺车，唱戏。一家人都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我母亲跪在一旁，流泪。姥姥微闭着双目，不看母亲一眼。父亲在屋里坐着，对着墙，一脸的铁青。其他的人，谁敢劝？姥爷是这样一个人，醉心于河套里的树林子。家里的这场混战，他是懒得问。几个姨都年幼，只知道一味担心着姥姥，有谁懂得母亲的苦楚？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姥姥逼着母亲同父亲离婚，其时，母亲已经有了身孕。多年以后，母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不知为什么，总是提起这段旧事。母亲叹口气，说，你姥姥，可真会逼人，可真会……后来，我常常想，姥姥的强硬，父亲的固执，当年，十九岁的母亲，是怎样在这种处境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或许，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一生的病痛已然生成。这病痛，令母亲饱尝煎熬，最终让她撒手尘世。

    改姓的风暴还没有平息，母亲临产，大姐出世了。这对姥姥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姥姥一生养育了六个女儿，她绝不想看见下一代再有女婴降临旧院。姥姥招了上门女婿，原是想替翟家接续香火的。如今，改姓不成，又生了女孩，姥姥的病症越发重了。月子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她觉得欠了姥姥。在这个家，在旧院，她没有颜面。姥姥让大姐称她奶奶，她是把大姐当成了孙女。由于父亲的坚持，最终还是没有改姓。日子似乎就这样过下去了。然而，世间的事就是如此难料：母亲又生下了二姐。姥姥的病又犯了一回，比先前更甚。那时候，大姐不过两岁多，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姥姥在纺线，唱戏，不孝儿在眼前心肝欲碎……母亲躺在炕上，看着二姐皱巴巴的小脸，只有流泪。父亲也更加沉默了，在旧院，轻易不说一句。

    两年以后，当我出世的时候，姥姥已经彻底绝望。她决定让父亲和母亲走。或许，她早已经萌生了此意，只是碍于脸面，无法出口。父亲和母亲离开了旧院，带着三个女儿。也就是说，姥姥招了上门女婿，现在，又不要了。父亲和母亲一时找不到住处，就借了人家一间房，暂且栖身。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亲，两个年轻人，带着三个孩子，如何凭着一双手，白手起家。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和姥姥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说过，我的奶奶是这样一个人，懒惰、自私，少心没肺，面对自己儿子的困厄，非但没有慈母之心，竟是袖手旁观。兄弟们，也都担心父亲回来分割微薄的家产，齐了心要冷落他们。父亲和母亲，至此，尝尽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是真的。父亲和母亲之间，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常常是硝烟弥漫。有时候，从外面疯玩回来，看见家门口挤满了人，有的在看，有的在劝，知道是父母又吵了架。母亲的呜咽一阵阵传来，夹杂着父亲粗重的喘气声。一颗小小的心就立刻缩紧了。

    那时候，父亲是生产队长。我没有说，父亲读过高小，识文断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在乡间，算是知识分子了。父亲家是二队的，到了旧院，就跟了姥姥所在的一队。那时候，生产队长是有一定权力的。派活，是这种权力体现之一种。派什么样的活，轻与重，忙与闲，工分的多与少，这里面颇有说法。据说，父亲常常给姥姥她们派重活：拉粪车，砍秸子，钻高高的庄稼地薅草。姥姥和几个姨，就只有默默受了。母亲知道了，自然要跟父亲闹。经历了艰难岁月的碾磨，比起当年，父亲的脾气越发烈了。对母亲，他全忘了是年幼他五岁的妻子，一点都不懂得容让。多年以后，当母亲缠绵病榻，父亲常年细心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内心深处，是否有过深深的悔恨。那样健康活泼的一个女人，硬是生生落下了一身的病痛。也许是有过，可是，从来不曾听他说起。那时候，常常半夜里，被姐姐推醒，说是母亲不见了。母亲不见了？乡村的夜，寂静，深远。姐姐打着灯笼，我跟在后面，满村子找母亲。灯光一漾一漾，映出我们的影子。母亲，你在哪里？我的一颗小小的心充满了忧惧，竟然忘记了哭泣。母亲和父亲吵架，跑了。从一开始，母亲就夹在姥姥和父亲中间，历尽了煎熬。强硬的姥姥，暴烈的父亲，婆婆一家的歧视和轻侮，贫困的日子。母亲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只有逃离。有时候，我们会在深深的玉米地里找到母亲，她披散着头发，满脸泪痕，露水把她的鞋子打湿了，走起路来，吱吱地响。有时候，满村子找也找不着，母亲是去了几十里之外的大姨家。这个时候，我的四姨把我叫过去，让我去找父亲，央他去接母亲。至今，我还记得，黄昏，父亲在田野里放羊，我立在一旁，低声哀求，我想娘了。微凉的风从田野深处吹过，吹干了我脸上的泪痕，紧绷绷的，涩而疼。夕阳慢慢地从树梢上掉下去了，野地里渐渐升腾起薄薄的雾霭。父亲的脸一点一点模糊了，半晌，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现在想来，那时候，大姨家是母亲的一个避风港了。大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嘴巴向来不饶人。我母亲坐在灶边，只是低头垂泪。我大姨立在当地，冲着我说，小春子，你回吧。你娘就在这里，不回去了。早晚有一天，她得让你们气死。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我扭头看看父亲，他闷头吸烟，一张脸在烟雾中阴晴不定。

    直到现在，回到老家，看见父亲孤独的背影，在老屋的院子慢慢地踟蹰，我总是忍不住要流泪。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走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有淡淡的喜悦，更多的，是漫无边际的伤悲。而今，母亲去了，只留下父亲一人。所有的喜悦、怨恨，还有伤悲，都不算了，都不算了。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一定互相怨恨过。世事是如此艰难，他们有过抗争，也有过妥协，他们软弱无力，然而，终究是坚忍。他们一生，生养了三个女儿，无子。那时候，在乡村，叫作绝户。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字眼的含义。它后面包含的种种歧视、凌辱、哀伤、无奈，我全懂。为此，我的父亲和母亲，受够了煎熬。可是，他们爱过吗？我还记得，有时候，早晨醒来，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说话。我知道，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在灶边坐着，烧火，父亲吸着烟，他们说着闲话，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有点索然。我在枕上听着，半闭着眼睛，心里却荡起一种温情——我喜欢这样的早晨。也有时候，我歪在母亲身旁，睡午觉。父亲走过来，俯下身，看看我，转而逗母亲说话。母亲合着眼，只是不理，父亲把手指在母亲下颌上挑一下，母亲就恼了，佯骂一句，父亲觉出了无趣，微笑了。这个时候，我紧闭着眼睛，装睡，心里却是充满了喜悦。多么好，我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恩爱着。直到现在，我所理解的爱情，也不过如此了。

    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我们家最好的时光。那时候，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号称财神爷的，在当时的乡村，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而且实惠。新屋已经盖起来了，母亲素来喜欢干净，把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清爽。八仙桌子、靠背椅、大衣柜、带抽屉的梳妆台，都有了。我母亲坐在炕沿上和三婶子说着闲话。我父亲伏在桌上，噼里啪啦地拨算盘。我和小伙伴在院子里跳房子，笑着、叫着，鼻尖上都是汗，有些声嘶力竭了。姐姐们挤在里间咬耳朵，已经是有秘密的年龄了。阳光从窗子里照过来，慢慢爬上墙，把相框上的玻璃照得闪闪烁烁。相框里，都是我们一家的照片。大姐的最多，也有小姨的，还有表哥。那是他们的年代，就连在照片里，都是笑着的，一脸的意气风发。算起来，那时父亲不过三十多岁，掌握着一个队的财权，算是事业的巅峰了。平心而论，父亲是个美男子，剑眉朗目，周正而端方。到了这个年龄，更平添了成熟男性的风度。我猜想，村里的女人们，都暗暗喜欢他。就连三婶子，正和母亲说着话，看见父亲走过来，就有些言不及义了，讷讷的，有时候，像少女一般，竟然红了脸。那时候，我母亲也不过三十出头，正是好年华，穿着暗格的对襟布衫，一笑，露出一口耀眼的牙齿。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离开旧院之后，迎来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岁月。三个女儿尚未长成，他们自己呢，青枝碧叶的年华，在自己的屋檐下，过自己的小日子。从前的困厄，如同一场旧梦，都过去了，他们不愿意去想了。未来的日子，谁知道呢——终究还很遥远，遥不可及。他们来不及去想。他们再想不到，磨难，已经在未来的某处，静静地潜伏着，窥伺。仅仅在几年以后，母亲的病痛来袭，生活全然变了模样，全变了。

    在这段日子里，我依然常常往旧院去。我的父亲和姥姥，依然有龃龉，但是却好多了。怎么说，孩子们都渐渐大了。还有，我的父亲，那几年，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大姨家的表哥，是旧院的常客。表哥是大姨的儿子，人生得好，文秀、单薄、白皙，一点也没有乡下孩子的粗野和鲁莽。为此，表哥深得姥姥的疼爱，她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拾花生，摘棉花，起红薯。表哥和小姨同年，两个孩子在一起，常常是小姨处处让着表哥。表哥也确实招人疼爱。他总是安静地待在大人身边，从不惹祸生事。他也懂得体贴，对姥姥，对我的母亲，感情深厚。有一度，我的母亲差点就想把表哥收养过来，做儿子。我现在依然记得，在我们家最好的时候，表哥来了，我母亲给他做手擀面、烙饼。那时候，白面是很珍贵的稀罕物。表哥歪在炕上，我跪在一旁，把他的一头黑发揉来揉去，趁他不注意，我把它们编成小辫，一条一条。我咯咯地笑出声来了。后来，表哥去了部队，当兵、提干。常常有信来。我母亲坐在炕沿上，听父亲念信：大姨、姨父，你们好……这时候，我母亲的眼睛深处闪着泪光。我母亲，是把表哥当作儿子了。直到现在，隔壁的玉嫂，还老是提起来，新婚的时候，表哥常常到她的新房，也不闹，就坐着，安静地坐着，一坐就是半宿。这个孩子，就是不一般呢，看看，果然。玉嫂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柔软，她是想起了她的好年华：如花似锦。现在，都过去了。

    我一直不肯承认，在我的童年岁月，表哥的存在，对我，是一种安慰。真的，对表哥，我怀有一种静静的情感：美好，无邪。它在我的内心深处，珍藏着。我始终不肯相信，在我未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所喜欢的男人，竟或多或少有表哥的影子。在潜意识里，我是把表哥，这个我童年生活里唯一的异性，当作了理想男子的标杆。父亲不算，父亲是另外一回事。

    五

    那时候，五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姊妹中，五姨算不得最好看，却是最能吃苦的一个。五姨也是孝顺的，她顺从了姥姥的心意，招了上门女婿，留在了旧院。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们结婚时候的情景。五姨穿着枣红条绒布衫，海蓝色裤子，脖子上是一条粉底金点的纱巾。她半低着头，在人群里羞涩地笑着。新女婿是外路人，当年跟着母亲嫁过来，下面又有了众多的兄妹，自然是不一样的。如今，来到旧院，就是另一个家了。我在旁边看着他，他长得算高大，然而清瘦，眼睛不大，却很明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明的人。姥姥教着我，让我喊舅。这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从小到大，在旧院，我没有喊过。舅很爽快地应着，揽过我，摸摸我的小辫子。我高兴起来。从此，我有舅了。

    对这个舅，我姥姥显然汲取了我父亲的教训，凡事都觑一觑他的脸色，很小心了。她不再逼他改姓，由他姓刘，吃着翟家的饭。然而，孩子必得姓翟。同我父亲比起来，我舅，是一个通达的人物。在乡间，尤其是那时候的乡间，很难得了。我舅大概早已经把这些看破了，他微笑着，在旧院里出出进进，自如得很。我舅在人事上也圆通，家里家外，敷衍得风雨不透。甥男孙女的去了，总是笑着，热络地揽过来，让人说不出的温暖受用。在我的记忆里，我舅，真的同这旧院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他的家呢！街坊邻里，我舅更是打理得风调雨顺。村子里，翟家本就是个大姓，院房庞大，枝干错杂，其间的深与浅、薄与厚、近与疏，都容不得走错半步。在乡村，看似平和的外表，其内里错综复杂的脉系，委实是根深蒂固，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外来人，尤其如此。然而，这难不倒我舅。真的，现在想来，在这方面，我舅是有很高的禀赋的。自从我舅来了之后，旧院里，所有的内政外交，全是他了。我姥姥暗自松了一口长气，夜深人静的时候，竟悄悄流了眼泪。她是真的喜悦，这喜悦里，又有着难以言说的忧伤。这些年，她是受够了。如今好了。然而——然而什么呢，黑暗中，我姥姥不好意思地微笑了。还能怎样，如今，她该知足了。我姥爷也高兴，这一回，他是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安心把自己隐在河套的树林子里，不问世事，再不用听姥姥的唠叨和抱怨。在旧院，他是心宽体胖的老爷子，从容、笃定，闲适得很了。人们都说，什么人，什么命，看人家大井。大井是我姥爷的名字。

    五姨却不开心。怎么说呢，对男人，五姨是满意的。我舅是这样一个人，聪明、风趣，最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喜。五姨却烦恼得很。五姨的新房，在东屋。姥姥依然按照老派的规矩，住着北屋，正房。新婚，因为是上门女婿，自然人们的目标是新女婿。至于新娘，自家的闺女，总不至于放下脸来胡闹。因此，五姨的新房就清静多了。新婚宴尔，夜里，小两口关了门，自然少不得夫妇之礼。有一回，是个月夜，五姨灭了灯，却发现窗棂上映出姥姥的影子，她在往屋里看。五姨的一颗心乱跳起来，像惊了的马车。这怎么可能？一个母亲，在自己女儿的新房外偷窥。这怎么可能？她想干什么？五姨一夜未眠。自此，她就经了心。这是真的，她想，老天，这竟是真的。五姨同姥姥的芥蒂，大概就是从那个月夜开始埋下了种子。白天，她注意观察姥姥的言谈举止，却什么都看不出来。姥姥，还是那个爽利的老太太，在旧院，她温和、敏锐，也威严，她是一家之主。可是，她是为什么呢？有时候，五姨就想，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或者，只不过是一场梦？然而，那个月夜，窗棂上清晰的影子，至今想来，她还心有余悸。她忘不了。五姨把头埋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她是她的母亲，她怎么能够这样？这辈子，她都无法原谅她，她不原谅。很快，五姨临产，生下了一个男孩。我姥姥趴在炕上，看着这个降临在旧院的第一个男婴，翟家的后代，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这是翟家的香火啊！五姨躺在那里，耷着眼皮，待看不看的，脸上始终是淡淡的。姥姥问话，也有一句没一句。姥姥想，五丫头这是乏了——这么大一个胖小子。

    孩子满月的时候，照例要摆酒。孩子的亲奶奶，我舅的母亲，也过来看望。姥姥嘴上不说，内心里，对我舅的母亲，对刘家人，是很忌讳的。等客人散尽，我姥姥来到东屋，对五姨说，既然是进了翟家的门，刘家的人，红白喜事，就不往来了吧，这样清爽。五姨侧着身子，给孩子喂奶，半晌，扔了一句，这我管不了。姥姥再想不到，自己的闺女会这样同自己说话。她呆在那里，一时气结。刚要发作，觉得闺女刚出月子，弄不好伤了身子，回了奶，就不好了。

    孩子一日日长大了，五姨的脾气也一日日古怪了。有时候，看着女儿的背影，姥姥想，这是怎么了，简直莫名其妙！为了刘家的事，姥姥没少跟五姨闹。比如说，孩子回家来，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问谁给的，孩子说，奶奶给的，或者说，是叔叔。姥姥就颇不高兴，觉得自己的孙子，平白地吃刘家的东西，她委屈得不行。凭什么？这一来二去，怎么说得清。五姨却不做理会。她知道姥姥的心病，她偏要让她疼，她恨她。可是，她是她的母亲，能怎么样呢，她只能把这恨埋在心里，跟谁都不能提起。跟我舅，不能；跟姊妹，也不能——她跟姥姥，原是母女，可如今，却是婆媳；跟外人，更不能，这是家丑。夜里，五姨看着黑暗中的屋顶，把一腔怨恨紧紧咬住。孩子的脑袋拱在怀里，毛茸茸的。耳畔，是我舅的鼾声。

    偶尔，我的三姨和四姨回到旧院，凑在一处，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各自的婆婆。五姨从旁听着，心里是又羡又妒。多好。所有的女人，都能在人前说说婆婆的是非，唯独她不能。有些事情，她只能藏在心底，让它慢慢变得坚硬，像刀子，一点一点切割她的心。

    六

    那时候，小姨正在忙于相亲。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小姨活泼、美丽又有文化，是旧院最亮眼的一朵花。那时的乡村，风气已经渐渐开化。男女青年，经人介绍，也可以在一起说说话了。有一回，我记得，小姨带上了我。

    是个春天的夜晚，月亮在天边挂着，又大又白。小姨和那个青年，一前一后，在村路上慢慢走着。我跟在小姨身旁，心里充满了隐隐的激荡。两旁，是青青的麦田。夜风从村庄深处吹过来，带着庄稼微腥的涩味，夹杂着青草温凉的气息。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着，夜晚的乡村，寂静，清明。小姨和那个青年，就这样走着，几乎不说话。偶尔，青年问一句，小姨就低声答了，就又沉默。我走在旁边，却被这沉默深深感动了。我觉得，这沉默里面，所有的微妙的情感，喜欢、羞涩、紧张、不安，萌动的爱意，欲言又止的试探，小心翼翼的猜测——都在里面了。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庄稼的气息，虫鸣，月亮在天上，静静地走。一对男女青年，一前一后，甜蜜的沉默。一个孩子，她懵懂、迷茫，还来不及经历世事，然而，她却亲眼见证了一场爱情。那个青年，后来成了我的小姨父。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偶尔提起此事，小姨茫然地看着我，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其时，小姨已经儿女成行，成了一个地道的乡村妇人，正在为女儿的婚事操劳。年轻时代的那个春天的夜晚，她努力想了想，竟是真的记不起来了。

    在旧院，小姨是老闺女，仗着姥姥的疼爱，有时候，就难免有些任性。然而，小姨终归是个乖顺的姑娘，即便任性，也是女孩家的任性，带着一种孩子气。旧院里向来是女人的天下，小姨一向是惯了的，穿衣裳也少有避讳。可是，现在不同了，旧院里多了我舅，虽然叫舅，却是外人，而且，是一个年轻男人。这让小姨颇不习惯。有一回，是个夏天，小姨从地里回来，一身的汗，就把房门关了，冲凉。冲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院子里静悄悄的，小姨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端起一盆水就泼出去。只听哎呀一声，是我舅。门里门外，两个人都愣在那里。小姨只穿了一件花短裤，小小的胸衣，雪样的肌肤，在昏暗的屋子里，格外醒目。那个时候，即便聪敏如我舅，也呆了。小姨捂住脸，尖叫一声，把门咣当关上。

    那回以后，小姨和我舅，再不像从前那么自然了。从前，他们一起吃饭，下地干活，一起说笑，偶尔，我舅还开开小姨的玩笑，问她最近相亲的事，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赶紧嫁啊，我还等着吃你婆家的酒席呢。小姨就笑，说，怎么，多嫌我了？我就不嫁，这辈子都不离开旧院。这样的嘴仗，是常常有的。姥姥从旁听着，也只是笑。可是，那个黄昏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嘴仗了。小姨和我舅，忽然就变得客气起来，赔着小心，像陌生人。晚上，乘凉的时候，只要有我舅在院子里，小姨就搬个凳子，走到南墙根丝瓜架底下，抱着戏匣子听广播。或者，躲在屋子里，关了门，悄悄地，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也有时候，英罗她们来，几个姑娘挤在一处，叽叽咕咕地说着，说着说着就笑起来。小姨也跟着笑，只是，比先前安静多了。那时候，五姨正在怀孕，她腆着笨重的肚子，坐在藤椅上，慢慢摇着，冷眼观察着这一切。其实，从那个黄昏，那个黄昏的一声尖叫，她就留了意。她是过来人，也年轻过，她懂。更要紧的是，小姨是她的妹妹。她这个妹妹，年轻、美丽、活泼，惹人喜欢。没错，她是她的妹妹。然而，她也是女人。而她的丈夫，我舅，是男人。她怎么不知道自己的男人！五姨晃着躺椅，一只手在隆起的肚子上轻轻地抚摸着。院子里的苦瓜正在开花，香气浮动。夜晚的雾气一蓬一蓬的，直扑她的脸。在旧院，在这个家，她是一日日沉默下来。她在这沉默里慢慢思忖。她是后悔了，当初，悔不该答应留在旧院。她怨恨，她不怨恨别人，她怨恨姥姥，是姥姥一手定下了她的婚事。这么多年，在这个家里，在旧院，姥姥说一不二。可是，现在不同了。五姨一只手抚一抚自己的肚子，另一只手把嘴巴捂住，让一个长长的哈欠慢慢打出来，眼睛里就有了一层薄泪。一天的繁星，霎时模糊了。

    那一年，小姨出嫁了，小姨父就是那个月夜的青年。

    我是一直到后来才知道，此前，小姨其实已经心有所属。那个人家在邻村。对于小姨的这段爱情，我一直深感好奇。他们是如何认识的？是在深夜的电影幕布前，还是在春日赶集的村路上？平日里，小姨和他，如何见面，如何联系？或许，很多时候，小姨自告奋勇地去邻村赶集，私心里，其实是怀着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可以想象，走在青草蔓延的小路上，风吹过来，拂上一个姑娘发烫的脸庞，甜蜜、胆怯、慌乱，然而强自镇定。对面的村庄隐隐在望了，她的心跳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段爱情为什么无疾而终了。也许，是那个邻村的人薄情，或者怯懦——要想娶到旧院的老闺女，姥姥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也许，是姥姥。姥姥的意思，是要把小姨留在村子里，守着。总之，后来，有了那个月夜。后来，小姨嫁给了小姨父。

    你知道压车吗？我们这地方，办喜事的时候，女方的嫁妆车上，是要有小孩子押车的。这小孩子一般是娘家人，或者是至亲。嫁妆车在娶亲队伍前面，先到，男方须得给喜钱，压车的小孩子才肯下来。这个时候，往往是腊月的清晨，天边刚刚泛出一丝微明的曙光。如果时候还早，或许能够看到淡淡的月牙的影子。小孩子坐在车上，接过男方递过来的红包，摸一摸厚薄——这是行前大人们反复叮嘱过的，如果薄，就不下车。也有的孩子，又冷又困，只要有红包，外加一把糖果，就懵懵懂懂地被抱下来。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笑了。他们呵一呵手，开始卸嫁妆了。

    在我的童年岁月里，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押车的机会就格外多。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给小姨押车。这地方的风俗，姑娘出嫁前的晚上，村里同龄的姑娘们要来家里吃酒席，然后，留宿，陪伴新嫁娘度过姑娘时代的最后一个夜晚。其实，哪里睡得着！姑娘们挤在一处，对着满屋子的嫁妆，评头论足。那个时候，英罗还没有出嫁。她的婚期，也在那一年，比小姨稍晚。她们说着，笑着，偶尔就闹起来，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把。旧院里灯火通明，人们进进出出，忙碌，一脸喜色，有时候往这边的窗子望一望，并不轻易过来。这个夜晚，即便是做父母的，也不便过多打扰，这是姑娘们的夜晚。这个夜晚，是一个分界，一个里程的转折。此后，为人妇，为人母，人生的种种境遇，喜悦或者艰辛，幸或者不幸，都由它去了，由它去了。小姨坐在炕沿上，两条腿耷拉下来，把脚后跟轻轻地磕着，一下，又一下。她的半边脸隐在灯影里，有些看不真切。她在想什么？或许，她是想起了那条青草蔓延的村路。也或许，是那个月夜，到处都是虫鸣。她扭头望了望院子里的灯火，心里不知什么地方就细细地疼了一下。这些日子，她算是看出了，五姨的很多话锋、很多的脸色，竟都是为着她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家，这个旧院，就不一样了？二十多年了，她在这里出生，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的家。在这里，她自在、坦然，为所欲为。可是，事情忽然就不一样了。五姨对她，竟是很客气了，这客气里有疏远、陌生，也有暗暗的敌意——这是小姨不愿意承认的。我舅，也忽然间不肯说笑了，凝着一张脸，端着架子，即便说一句，也是讪讪的，很不自在了。就连我姥姥，也是小心觑着小姨的脸色，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有一回，小姨起夜，蹲了半晌，从茅房出来，听见门吱呀一响，一个人影一闪，进了北屋。小姨吓了一跳，正待回屋，听见北屋姥姥的咳嗽声，压抑的，然而却剧烈。小姨心里就一凛，呆在了当院。直到这一刻，她才算懂了。她想起了那个黄昏，那一声尖叫。原来如此。小姨把双臂抱在胸前，慢慢地摩挲着。夏夜的风，竟然很凉，她感觉一粒粒的小东西在裸露的皮肤上簌簌地生出来。她抚摸着它们，静静地打了个寒战。屋子里，有谁笑起来，她吃了一惊，方才回过神来。一屋子的嫁妆，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这才知道，自己与它们，是息息相关的。今晚，她是这场戏的主角。还有明天，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

    一大早，我就被哄起来，准备押车。大人们围过来，摸摸我的辫子，把我的围巾紧一紧，叮嘱着。左不过还是那些话：红包少了，别下来。吃饭的时候，看着旁人，该端碗的时候端碗，该撂箸的时候撂箸。要看人的脸色，要懂规矩。我母亲特意把我叫到一旁，嘱我把红包放进棉袄的内兜里。我舅站在车前，指挥着人们搬嫁妆，一面大声同人指点着，一一评说着。我舅的神色，全然是旧院的主人。如今，他把小姨嫁出去，他要让人知道，这些嫁妆的品质、价格，他托人去定做，也亲自去挑选。为了翟家聘姑娘，他费了很多心血。我的五姨，身子不便，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托着肚子，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淡淡的，始终看不出什么。

    那一天的事，现在想来，已经很模糊了。只是依稀记得，我被人抱下来，手里紧紧握着一个红包，立在晨风中，等小姨。天色渐渐明亮了，披红挂绿的队伍迤逦而来，和着高亢的唢呐声，在冬日的村路上格外鲜明。小姨在众人的簇拥下，推着车，慢慢走着，走着，一直走进她未来的悠长岁月。

    七

    旧院是真的安静下来了。阳光静静地晒着，把枣树的枯枝画在地上，一笔一笔，很分明的样子。西墙上挂着红薯的藤蔓，黑褐色，已经干透了。一只羊正在努力地拿嘴巴够着，却够不着。姥姥坐在门槛上，看了一会羊，又抬头看了一会天。太阳光照过来，像金子，有几粒溅进她的眼睛里了。她眯起眼，不知怎么，就渐渐有了泪光。她疑心是自己打了呵欠，拿手背擦一擦，自己倒先笑了。这回好了，六个女儿，全都嫁了。有时候，她自己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分明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一处，说着，笑着，闹着，也气恼，把牙恨得痒痒的。怎么这一眨眼，就全散了。只留下这个院子，这个旧院寂寂的，让人空落落地疼。村里的姑娘们也都不来了。英罗也出嫁了，嫁到了阎村。我蹲在地上，拿一根树枝，百无聊赖地画着，天知道我在画什么。

    门吱呀开了，我舅和五姨回来了。姥姥似乎吃了一惊，慢慢从门槛上立起来。她是忘记了，这个家，这个旧院，还有她的五姑娘，她的上门女婿，半个儿子——岂止是半个，她是要拿他做一个儿子呢。姥姥看了一眼五姨的肚子，已经很笨了。她掐着手指，暗暗算了一下日子，快了，也就是月底下月初的事了。

    五姨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以后，皆大欢喜，我的父亲却始终郁郁的。怎么说呢，其实，从一开始，对于我舅的入赘旧院，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当初，他也曾是旧院的东床。他本是立意要在旧院成家立业，终其一生的。然而，他还是走了，他不肯承认，其实是被逐出门，因为无子。父亲是一个极要脸面的人。这件事，一直是他心头的暗伤，是他人生的耻辱。他和我姥姥日后的一切恩怨纠葛，自此开始。多年以来，父亲和姥姥互不理睬。即便是当街碰上，走个面对面，也是视而不见。想来是多么令人难堪，我母亲夹在这样一种关系之间，左右为难。

    连襟之间，或者妯娌之间，往往是不动声色的对手，其间的较量，往往是从最初开始。这种较量微妙、隐蔽，却动人心魄。父亲同我舅，这两个男人，他们之间的较量，几乎贯穿了漫长的后半生。这两个旧院的女婿，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和旧院有关。连襟两个之中，相对我舅，父亲是显见的失败者。父亲恨我舅，恨我姥姥，恨那个哇哇哭叫的新生儿。总之，父亲恨旧院。当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的年轻人，一切才刚刚开始，是旧院，把他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揉碎了，父亲恨恨地想。可是，他的期待是什么？公正地讲，离开旧院之后，他的日子倒渐渐好了，苦倒也是吃了不少。想到这里，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然而，他还是怨恨。这些年，他和母亲，闹了多少回，他是记不清了。为了什么，左右离不开旧院。我说过，我舅这个人，聪敏，精明，处事圆通。他随母亲再嫁，很可能，小小年纪，就已经历了很多世事。他敏感，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往往能够一眼看破。父亲的心思，他怎么不懂！一进旧院，他看到的，都是笑脸、是欢喜，是对于未来顶门立户的男主人的暗暗的期盼。除了父亲。记得我舅和五姨成亲那天，父亲去得很迟。母亲几番延请，求他、逼他，软硬兼施，费尽了口舌。后来，父亲是去了，喝多了酒，把酒盅摔碎了，说了很多莫名的醉话。我母亲从旁急得直跺脚，只是哭。我舅把母亲劝开，自己在父亲身边坐下来，父亲满上一盅，他干一盅，也不说话，众人都看呆了。姥姥过来，正待开口劝阻，我舅仰头把一盅酒一饮而尽，说，兄弟给哥赔罪，赔罪了。

    自此，我舅同父亲很热络地来往，称兄道弟，闲来喝两盅小酒，叙叙家常，简直亲厚得很。我父亲就不好把脸挂下来，自己本又好酒，也就半推半就地敷衍着。村子里，谁不知道，我舅和父亲，旧院的这一对连襟，好得像兄弟。我姥姥看在眼里，嘴上不说，暗地里却更是佩服我舅的大度和通达。相比之下，父亲就显出那么一点狭隘、固执，不招人喜欢。其实，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心肠软，耳根子也软，见不得人家的一点好处，听不得一句好话，眼窝子又浅，一个大男人，常常是，心头一热，眼圈先湿了。我舅这样上赶着同他交好，尤其是，人前人后，给了他足够的面子，这让父亲安慰。有时候，接过我舅递过来的烟卷，刚叼在嘴上，一簇橘红的火苗就凑过来，替他点燃了。他慢慢吸上一口，长长地吐出来，看着淡蓝色的烟雾在面前徐徐升起，很惬意了。

    那时候，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我说过，那些年，是我们家的盛世。我至今还常常记起，父亲坐在八仙桌前，噼里啪啦拨算盘。太阳光从窗格子里照过来，父亲身上，有一层毛茸茸的金色的光晕。黑褐色的算盘珠子闪转腾挪，一线流光在上面闪闪烁烁。偶尔，父亲抬起头来，同旁边的母亲说上一句，就又埋下头去，继续算账。账本是一种很挺括的纸张，上面有红的蓝的格线，密密麻麻的，有很长一段时期，我的作业本就是这样的账本纸订成的，这让我在伙伴们中间很是骄傲。现在想来，这样的作业本并不好，主要是线条太乱，远不及白纸的干净清爽。可是，在当时，账本纸代表了一种特权。幼小的我，竟也知道特权带来的虚荣了。那时候，生产队里常常吃犒劳，吃犒劳的地点，就在我们家。所谓的吃犒劳，其实就是少数人的犒劳，生产队长、会计，有时候还有仓库保管员。我记得，生产队副队长是一位妇女，叫作然婶的。算起来，当时，然婶总也有三十出头了。三十多岁，在女人一生中，该是最好的年华，像初秋的庄稼，饱满、结实、丰饶，汁水充盈，浑身上下，洋溢着成熟女性的风韵。仔细想来，然婶算不得好看，但却是生动的，性格又活泼，人又能干，在生产队里，很惹男人们喜欢。我不知道，对于然婶，父亲心里有什么想法。可是，看得出来，然婶是很喜欢同父亲在一起的。往往只要有父亲在，然婶的笑声就格外清脆，神情也格外娇柔，不经意地就飞红了脸，很妩媚了。生产队长是魁叔，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喜欢喝酒、大声说话，走起路来，震得地面咚咚响。人们都说魁叔和然婶。男女共事，难免有闲话，在乡村，尤其如此。有人说，看见他们钻庄稼地了。也有人说，就在河套的树林子里，男人把女人抵在树上，把一树的雀子都惊飞了。说话的人眨一眨眼睛，坏坏地笑了。逢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很沉默，专心忙着手头的事，一言不发。我母亲却饶有兴致的样子，孜孜地追问着，发出一声声惊叹。这惊叹里有谴责、惋惜，但更多的，还有安慰和满足，甚至是薄薄的嫉妒和愤恨。

    吃犒劳的时候，我家的厨房就热闹起来。然婶拉风箱，我母亲在灶前弯着腰，照料着锅里的烙饼。两个人有说有笑，配合默契，简直是一对姐妹了。有时候，母亲就把声音低下来，附在然婶的耳朵边，悄悄地说些体己话，说着说着，就哧哧笑了。男人们在北屋，喝酒、吸烟、吹牛，偶尔也说一说队上的公务。说着说着就跑了题。不知说到什么，他们笑起来。那是男人的笑声，粗犷、爽朗，却又意味深长。我在地下把一只陀螺抽得团团转。陀螺是魁叔给我做的，染成鲜艳的红色。我的眼里只有陀螺，我还顾不上别的。饭菜端上来了。烙饼、烀茄子，全都是油汪汪的。生产队库房里，有的是成瓮的花生油。后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美味的饭菜。通常，第二天，我总是被母亲派往旧院，给姥姥送剩下的饭菜。姥姥把饭菜收下，把空碗递给我，一边叮嘱着，路上小心，别摔了。我也不知道，是别摔了我，还是别摔了碗。总之，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慈祥。后来，我常常想，也许是从那时候开始，姥姥把对父亲的芥蒂，慢慢消融了。她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被自己逐出门庭的女婿。姥姥看了一眼烀茄子，厚厚的一层油，已经凝住了。饼是千层饼，点着密密的芝麻粒。姥姥眯起眼睛看了一会，轻轻叹了一口气。当年，也是尝够了独力支撑的苦楚，一心要如何如何。仔细想来，当年，自己或许是过分了一些。

    五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我已经上了二年级。家丁兴旺，姥姥自然很高兴。就连母亲，也是兴高采烈的，同人闲聊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新生的婴儿。大胖小子，哭起来，嗓门响得很呢！那样子，仿佛是自己生了儿子。姥姥照例是忙里忙外，看着一院子的尿片子，花花绿绿的，晒满了铁丝、纺车架、柴火垛，甚至柳筐的弯背上，大模大样的，都是。姥姥就微笑了。谁想得到呢，自己竟是有孙子的命。两个孙子，生龙活虎的，把这旧院多年的阴气，全给冲散了。姥姥承认，她喜欢男孩。对这两个孙子，她真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喂给他们吃。生养了这么多女儿，她是真的麻木了。当然，跟表哥比起来，还是不一样的。怎么说，表哥也是外人。乡间有一句俗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现在想来，这话是真的。小时候，对这个大外孙，自己是多么疼爱。可是现在，人家当兵、提干，出息了，一年里，能回来几趟？孙子就不同。姓翟，走到天边，都是翟家的根苗。再远，也是走不出这旧院的。姥姥笑了。天是格外地好。姥姥抬起眼，看着旧院上方那一片湛蓝的天，有一缕云彩，拖着长长的尾巴，悠悠掠过。这辈子她最得意的事，就是把五丫头留在身边。起先，心里还有一点忐忑，生怕蹈了我母亲的旧辙。这回，姥姥是彻底放了心。她用手捏一捏尿片子，太阳真好，只这一会，差不多就要干了。

    阳光照过来，铺了半张炕。五姨倚在被垛上，喂奶。屋子里有一股暖烘烘的味道，奶香夹杂着尿腥，让人昏昏欲睡。墙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锁钱。这地方，生了孩子，大家都要送锁钱。用红绳系了钱，坠了各色各样的玩物，女孩子往往是花啊朵啊、小鹿啊、凤凰啊，男孩呢，则是老虎、狮子、马或者小熊。锁送过来，都要在孩子的脖子上戴一戴，吉祥，避邪。然后就挂在炕墙上。锁越多，孩子的命越好。五姨抬眼看了看锁钱，层层叠叠的，让人眼花缭乱。锁钱不少，这一回，比老大那时候更多。乡间的人，眼皮都活得很呢！两个儿子，就是旧院的两只胆，两条梁。我舅人缘又好，又有手艺——我舅是很好的厨子，不知道跟谁学的，也许是无师自通，做得一手好饭菜。乡间，婚丧嫁娶，过满月，待干亲，谁家置办酒席，都少不得请我舅帮忙。对于其间的繁规缛节，什么开席茶、安席饭、扫席面，七大碟子八大碗，几荤几素，几深几浅，我舅都懂。在乡村，手艺人受人敬重。可别小看了这手艺，大凡办酒席的，都是人生中的大事。一则是好坏，二则是奢俭。这其中的文章，就难念了。逢这个时候，就只有倚仗我舅。我舅这差事不错。好酒好菜侍候着，最后，还少不得两条好烟带回来。钱倒是不收的，可是，也承了不薄的人情。受惠的人家，总念着什么时候把欠下的这份情还上。比如说，有一回，我姥姥病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受了风寒。左邻右舍都来看望。拿不拿东西倒在其次，要的就是这份敬重。再比如说，我舅生了儿子，这送锁钱的，竟是络绎不绝。五姨看着满墙的锁，心里是百种滋味，有点甜，有点酸，又有点苦。说不清，真说不清。透过窗子，我姥姥的影子投过来，一伸一缩，正在晾尿片子。五姨闭了闭眼。怎么说呢，对我姥姥，自从那回事以后，五姨心里就有了结。这个结是个死结，一辈子，她都没有再打开。其间，她也努力过。怎么说也是自己的母亲，骨肉血亲，能怎样呢？可是，没用。她看着姥姥为两个孩子操劳，她也心疼，姥姥是一年一年老了。然而，也还是怨恨。姥姥是真心疼爱这两个孩子。她把老大尿尿，一只手端着，一只手拨弄着孩子的小雀子，嘴里嘘着哨子，孩子冷不防尿出来了，尿了她一手，她倒呵呵笑了。也有时候，她把孩子的小脚放在嘴里，含着，孩子怕痒，咯咯地笑。五姨冷眼看着这一切，不知怎么，心里却是恼得很。八辈子没见过儿子，五姨恨恨地想，心里有个地方就疼了一下。还有我舅，饭桌上，我舅坦然接过姥姥递过来的饭碗，对姥姥，竟是连让也不让一下。当初，我舅是多么恭顺有礼，说话、做事，全是晚辈的样子。这些年，谁把他惯成了这副德行！当真是没见过儿子。姥姥又给我舅添了一回饭，那神情，那殷勤，近乎谄媚了。五姨吃着吃着，当地把碗一放，回了东屋。

    院子里寂寂的。蝉声热烈，阳光爬上窗子，静静地盛开。五姨看了一眼怀里的孩子，毛茸茸的小脑袋，把她的胸脯扎得直痒痒。她觉出自己是出了汗。一生气就出汗，她知道自己的毛病。方才，也许自己是太不讲理了。一边是母亲，一边是丈夫，再怎么，都是至亲的人。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生了那么大的气？可是，她看不得这个。自小，姥姥在她的眼里，是多么威严的一个人物。在旧院，姥姥就是王。她敏锐，决断，果敢，在任何事上，都有一种慑人的气势。她是旧院的主心骨，是这女儿国里的男人。姥爷不算。从很小的时候，姥爷在这个家、在旧院，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他跟她们，是不相干的。相比之下，在女婿面前，姥爷倒是保持了一个长辈应有的威严。当然，姥爷向来是只顾自己的人，在他眼里，没有旁的人。五姨伸手把孩子鼻尖上的汗揩去，在衣襟上擦了，看着炕角的一个包袱发呆。那是我的几个姨送来的，孩子的棉袄。这地方有个风俗，姨的裤，姑的袄。新添了孩子，都得按这规矩，送裤或者送袄。我的几个姨，都送了袄，她们是把自己当作孩子的姑姑了，倒不全是一个称呼。姐妹们回到旧院，显得拘谨了。见了面，也没有了往日里的亲密无间，说话、做事，总是觑着五姨的脸色，很生分了。乡间有句话，媳妇越做越大，闺女越做越小。看来，大家是把她当作旧院的媳妇了。既是媳妇，就势必不那么同心同德。而且，姥姥的养老送终，也是五姨的事情。这样一来，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姐妹们回来，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各自的婆婆。在乡间，这是女人们永恒的话题。婆婆的刁蛮、昏聩，自己的隐忍或者机智。正说到有趣处，却忽然缄了口。五姨把孩子往怀里紧一紧，也沉默了。她怎么不知道，在众人眼里，自己的角色变了。她和姥姥，是母女，但更是婆媳。这很微妙，也很尴尬，她恨这种关系。有时候，她就想，她这一生，总也不会有津津有味向人宣讲婆婆不是的时候了。而且，在村子里，因为是本村的闺女，也几乎少有人同她开玩笑。再不像别的媳妇，孩子都老大了，还总是忆起当年的历险。大都是新婚的时候，被谁轻薄了去，被谁差点占了便宜，被谁熬了几个通宵，硬是把个铁打的汉子熬倒了。数说起这些的时候，她们的眼睛闪闪发亮，脸上却是红的，她们是想起了自己的好时候。人的一生，谁没有好时候？可是，五姨记起来的，却总是东屋里的压抑和拘谨，还有，夜晚窗子上那个模糊的影子。即便是现在，男人们，大都是本家，在她面前，总是一本正经，说话做事，深浅都不是。五姨叹一口气，她自问不是一个轻浮的人，然而，看见别的媳妇被男人们任意地玩笑着，脸上讪讪的，心里却觉出了无味。这算什么？闺女不是闺女，媳妇不是媳妇。当初，她可再也想不到，在自家门口做媳妇的难堪。相形之下，我舅倒是自在得很。我舅人灵活又风趣，村里的年轻媳妇们，少不得同他调笑起来，不觉就忘了形。逢这个时候，我舅总是涎着一张脸，很受用的样子。五姨心里就恨一声，几天都不给他好脸子。

    关于我舅和桂桂的事，我是后来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听来的。桂桂是本家的一个媳妇，女婿长年在外，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说起来，桂桂算不得漂亮，尤其是同五姨相比。可是，天下就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天生是男人身上的肋骨，她们迷人。我记得，当年的桂桂，穿着家常的小棉袄，胸脯鼓鼓的，腰是腰，屁股是屁股。她看人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眼风一飘，很有风情。村子里，有多少男人为她睡不着觉！他们有事没事就往桂桂院子钻，近不得身，哪怕看一眼也好。桂桂却向来是落落大方的，给男人们倒水、递烟，从来不厚此薄彼。女人们都恨得咬碎了牙，却又抓不到什么，也只好把这怨恨藏在心里。暗地里，却把自家的男人盯紧，把自家的篱笆扎牢。五姨是一个细心人，有一回夜里，看见我舅的身上有抓痕。一看就是女人的指甲，起着棱，鲜明得很。五姨看了一眼自己剪得秃秃的手指，心里咚地跳了一下。自此，她就留了意。对于我舅，五姨一向是放心的，在自家门口，谅他也不敢。可是，这一回，五姨再想不到，我舅就是在翟家的门口，在翟家院里，同翟家的媳妇勾搭上了。五姨看着枕边这个男人，他打着鼾，不疾不徐。月亮从窗格子里漫过来，照着五姨腮边的泪水。有好几回，她恨不能把这个男人撕碎了。她想把他揪起来，唾到他的脸上，质问他。她想站到房上，骂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让一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丑事。可是，她不能。五姨看了一眼两个儿子，他们睡得正熟。北屋里传来姥姥的咳嗽声，五姨心头涌起一重很深的怨恨。她不能。在别人，这正是女人撒泼的时候，也趁机把男人枝枝杈杈的歪心思整一整。可是，她不能。我舅是旧院的上门女婿，却在门外面偷了腥。只这一条，就会要了我姥姥的命。姥姥是一个极要脸面的人。还有我舅，很可能因为这个，他在旧院，在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五姨一夜辗转，早上起来的时候，脸上已是平静如水，心里却暗暗拿定了主意。她照常吃饭、干活、逗孩子。在人前，对我舅，只有比先前更体贴殷勤，背后，却不肯多看他一眼。村子里，多的是百无聊赖的闲人。他们原希望能看一场轰轰烈烈的好戏，可是，却失望了。五姨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闲话和流言，到旧院门前而止。我舅是个聪明人，什么看不出？对五姨，又愧疚，又感激，他知道，从此，他欠了她。好在来日方长，漫漫的一生，且容他慢慢来还吧。

    八

    那时候，村子里已经渐渐有了不一样的气息，新鲜，诱惑，蠢蠢欲动。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再也没有了生产队。生产队，或许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乡村长大的女孩子，对这个词怀有怎样的一种情感。直到现在，多年后的今天，在城市，在北京，某一个黄昏或者清晨，我会忽然想起这个词，想起这个词的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欢腾，明亮，喜悦，纯朴。总之，乡村生活的珍贵的记忆，都有了。而今，人们都忙忙碌碌，为了生活奔波。一切都是向前的，人们匆匆赶路，停不下来。再不像从前。从前，人们悠闲、从容，袖了手，在冬日的太阳底下，静静地晒着。或者是夏天，夜晚，搬了小凳，到村东的大树下纳凉。老人们摇着蒲扇，又讲起了古。戏匣子里，正在说评书。庄稼的气息在空气中流荡，让人沉醉。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人们躁动，不安，心里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用几个月，几年，甚至半生，去追逐。有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除了一日日地衰老。有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些，可是，依然不快乐。付出了那么多，得到的却永远是这么少。他们不满足，他们的不快乐源于他们的不满足，然而似乎，他们总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像从前，那时候，他们平和、简单，也快乐，也满足。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认真想一想。人世是变了，有一回，我父亲叹道。其时，我已经离开村子，在外地读书。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家里家外，全凭了父亲独力支撑。我记得，父亲在油榨坊做过，承包过面粉厂，干过皮革加工，总之，那些年，父亲勤勉、辛劳，为了这个家，他用尽了心力。其间，父亲辉煌过，也经历过很多艰难，可是从来不曾落魄。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他爱面子。有两年，刚兴起万元户的时候，他被人喊作老万。老万，父亲骂一句，也就笑了。有一回，整理旧书，发现了以前的账本作业，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父亲的算盘，也不知道丢在哪里了。那些流逝的岁月，父亲他，还记得么？

    旧院也不一样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我舅一直不大如意。仿佛是一夜之间，人们都自顾朝前冲去了，只留下他，在原地，怔怔的，半晌省不过来。人心也散了。对于他，对于他的手艺的敬重，越来越淡了。这是个什么时代，物质如此丰盛、繁华，到处是商场、超市，什么买不到？只要你有钱。天气晴好的日子，我舅立在院子里，看着头顶树叶缝隙里的天空发呆。他是这样一个人，聪明，灵活，擅长处理各种关系，人与人的，事务的。他还识文断字，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来得及说。早在来旧院之前，我舅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做民办教师，很多村里的子弟都曾是他的学生。后来，到了旧院以后，就不教了。有人说，是学校里裁人，裁下去了。也有人说，民办教师也得考试。我舅的说法是，没意思——钱又不多又操心。现在想来，可能我舅的话是真的——没意思。在我舅眼里，什么是有意思？我舅喜欢侃。我至今仍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穿着假军装，口若悬河，那神态，那语气，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在村子里，他有着别的男人少有的见识和风度。我想，大概当初五姨就是看上了他的这种少有。还有桂桂。可是，这一生，我舅似乎总是耽于想象和清谈。他从来都懒于实践，或者是怯于。当村子里的人都如火如荼地赚钱的时候，他照常守着旧院，守着旧院的寂寞和清贫。孩子们渐渐大了，姥姥姥爷也老了。家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五姨也发愁，更多的是埋怨。我舅，眼见得一日日消沉了。几个姨父，当初都被他贬损过的，如今都过得比他好了。尤其是小姨父，那个月夜的青年，一直被认为配不上小姨，老实，木讷，几锥子扎不出一个屁，用我舅的话说，这两个人，一辈子怕都翻不了身了。现在，竟也做起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直至后来，自己开起了工厂，方圆几十里村子的人，都在他的手下谋生活，也包括我舅一家。甚至，帮旧院的两个孩子盖房娶亲。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现在，我舅立在院子里，一只黄蜂环在他身畔，嗡嗡地飞，他也不去管它。阳光静静地绽放，院子里寂寂的，微风把树影摇碎，零乱了一地。一朵枣花落下来，栽在他的肩上，只一会，就又掉下来，掉在水瓮里，悠悠地打着旋。我舅盯着那朵枣花，失神了很久。当初，来到旧院的时候，他也许没想到，怎样一种命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旧院的娇客，会经历怎样的生活的碾磨？其间，虽有不甘、挣扎，却也渐渐学会了隐忍和屈从。在时代的风潮中，他渐渐被湮没了。

    姥爷去世以后，旧院愈发寂静了。姥姥坐在枣树底下，看着地下白金般的影子，煌煌地晒着，仿佛整个院子，都是阳光的荒漠了。孩子们去上学了，五姨，给人家钉皮子。这地方的人，这些年，几乎家家户户做皮革加工。算起来，还是我父亲开的风气之先。之后，渐渐普及了。村子里，到处弥漫着一股皮革的臭味。从家家院子的水道里，流出一股股的污水，汇在一起，在街上肆意淌着。然而，人们久在其中，不闻其秽，相反，倒是情不自禁地喜悦。弄皮革和弄地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机器轰隆响着，巨大的转鼓隆隆滚动，难闻的气味中，人们分明辨出了硬扎扎的钞票的气息。只有旧院，一如既往的安静。钉皮子是一桩苦差。烈日下、旷野里，蹲在地上，不停地钉啊钉，猛然站起来的时候，脑子轰的一声，太阳都是黑的了，眼前却是金灯银灯乱走。想来，五丫头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这份苦，怎么受得了。可是，又能怎样呢？原指望，招个女婿，顶门立户，遮风避雨，谁想到，竟是这样一种性子。世事难料啊。

    如今，姥姥是老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想起这么多年，种种艰辛、磨难、不堪，像一场乱梦，她都不愿去想了。早在五姨生老大的时候，她就知道，她的时代，是过去了。自此，旧院是年轻一代的天下。女儿女婿，也变了。人前倒不怎么样，没人的时候，对她却是淡淡的，有时候搭讪一句，也待理不理的，自己的一张脸倒先自涨红了。这么些年，她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样一种光景？没有理由，他们没有理由。尤其是，姥爷去世以后，她更孤单了。这一辈子，她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了姥爷。这个男人，她恨他，怨他，轻视他，简直咬碎了牙。可是，如今他去了，她整个人就迅速枯萎下来。自此，再没有人让她这样切齿地伤心了。然而，终究还是恨。姥爷安闲了一生，到最后，自顾拂袖而去了，带走了大半生的岁月，独把她留在这个世上，继续煎熬。姥爷的丧事，是姥姥一手操办的。她坚持要我舅作为孝子，披麻戴孝。这是当初入赘的条件。管事的人磨破了嘴，僵持了几日，终于没能如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我舅的大儿子亮子，也有十岁了，个头也高，替父亲给爷爷送终，总算没有特别难看。在乡村，儿子这个角色，在这种时候，在父母百年之后的丧事上，格外触目。那些日子，姥姥一直沉默。她是一个老派的人，她看重这些。然而，她还是妥协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看着黑暗中的屋顶，为自己的妥协感到羞耻。然而，终究是无奈。有时候，她也会想起姥爷，这个狠心人，他的种种好处，想起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青草碧树一般的年华，想着想着，就恍惚了。怎么一下子，还来不及怎样，就都过去了。她叹一声，翻个身，骨骼在身体里嘎吱响着。

    直到如今，姥姥才明白，她可以任意地对待姥爷，但是，她不能任意地对待儿女。比如，我舅和五姨，比如我父亲和母亲。父亲和母亲是极孝顺的，可是，她却无法坦然接受他们的孝心。她总觉得，当年亏待了他们。

    孩子们倒是对她很亲厚。他们是她抱大的，在她身上尿过、拉过，吸过她干瘪的奶头。现在他们长大了，像小鸟扑棱棱飞出旧院。在他们面前，她再也不提起儿时的趣事。她怕他们难为情，怕他们烦。都是陈年旧事了。满堂儿孙，她还是感到孤单了。她这是怎么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我的姨们也回来。都是匆匆的，带着各自琐碎的烦愁和伤悲。她们陪她坐着，说说家常，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早些年，过年的时候，旧院里最是热闹。女儿们都回来了，拖家带口的。男人们在屋子里喝酒，女人们在院子里，坐着凳子说话。姥姥穿着大襟的布衫，梳着髻，抱着个坛子，给人们分醉枣。孩子们跑着，锐叫着，一院子的欢声笑语。我姥姥看看这个，瞅瞅那个，脸上是藏不住的心满意足。她喜欢这种气息，太平，安稳，欢乐，这是旧院的盛世。人这一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可是，后来，都不同了。她老了，耳朵也背了。她盘腿坐在炕上，看着孩子们兴头头说得热烈，却是听不真切了。偶尔，插一句嘴，也全是错，倒把人家的兴致扰了。姥姥望望地下的儿孙，又望一望墙上的相框，那是她坚持留下来的。玻璃已经很模糊了，不是不擦，是擦不出来。里面，全是孩子们的照片，影影绰绰的，看不真切了。这一晃，多少年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很远的城里读书了。寒假回来，少不得要到旧院看姥姥。我和几个姨说话，讲起城里的趣事，都笑了。姥姥很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很快就释然了。孩子们在笑。她张开没牙的嘴，也笑了。我心里一酸。我们都以姥姥的名义，聚到旧院，可是，我们却把姥姥忽略了。我们明知道姥姥耳背，她听不见，我们还是照常说笑。下午的阳光照过来，温暖，悠长，让人昏昏欲睡。无数的飞尘在光线里活泼地游动着。姥姥坐在炕上，沉默地看着我们。我们这些儿孙，冷酷，自私，竟舍不得放弃一时口舌之快，走过去，坐在姥姥身旁，摸一摸她老树般的手，她苍老的面容，她的白发，附在她的耳朵边，说一句她能够听清的话。我们把年迈的姥姥，排除在外了。

    多年以后，我从京城回到村子，回到旧院，姥姥是越发苍老了。我舅一家，早已离开了旧院，他们到新房安居了。旧院，在儿时的记忆里，宽阔、轩敞，青砖瓦房，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派。可是，如今，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却显得那么矮小、逼仄。这是当年那个旧院么？在这里，有我的迷茫的童年岁月，我的姨们盛开的青春。我父亲和母亲，我舅和五姨，这两对年轻人，携着手，在旧院走过了他们的苦乐年华。当然，还有我的姥姥姥爷，他们一生的艰辛、困顿，微茫的喜悦，漫无边际的伤悲，都在这里了。

    那棵枣树还在。据说，有好几回，我舅要刨掉它——遮了半间房子，粮食都不好晒，都被姥姥劝阻了。枣树更茂盛了。开花的时候，如雪，如霞，繁华一片，引得蜜蜂在院子里飞来飞去，一不小心，把我舅的孙子蜇哭了。姥姥茫然地看着他，这是谁家的孩子？秋天，枣子挂了一树，风一吹，熟透的枣子落下来，啪嗒一声闷响，倒把昏睡的老猫吓了一跳。醉枣，姥姥早已不做了。那个坛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的路，我再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醉枣。香醇，甘甜，那真是旧院的醉枣。而今，都远去了，再也寻觅不到了。

    发表于《十月》2010年第1期

    获第九届十月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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