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下午4时，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代表中方，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代表用户，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国务委员邹家华和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负责人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三百余名中外来宾和记者，济济一堂，频频举杯。
迷人的灯光，成功的笑脸，舒心的乐曲，飘香的茅台。整个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
乌可力端着酒杯，穿梭于各个座席之间，与外宾们频频碰杯。乌可力不仅在外交场上是一位谈判能人，在酒席上也是一位常常压倒对手的强者。年轻时，他一仰脖子，能灌下两斤白干；现在，斤把白酒，依然不在话下。
据说，有一次在联邦德国谈判时，一位联邦德国卫星专家听说乌可力是位蒙古族汉子，特能喝酒，便拿出几瓶八十四度的酒，要与他豪饮一番。乌可力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与他连连对碰。结果，这位号称“海量”的联邦德国专家刚喝下三杯，便放下酒杯，拱手道：“乌先生不仅谈判是这个（竖大拇指），喝酒也是这个（竖大拇指），佩服，佩服！”
可今天，乌可力刚喝下第八杯茅台，便有些醉眼蒙眬，一种疲劳之感频频袭来。
他，实在太累了……
从提议发射外国卫星，到今天正式签订发射合同，整整五年。
五年来，为了把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乌可力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从亚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他跑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乘坐飞机的时间就多达四千两百多个小时，共计行程九十多万公里！
去年（1988年），为了卫星等谈判之事，有一次他从中国飞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飞到巴西；从巴西飞到联邦德国，再从联邦德国飞到伊拉克；从伊拉克飞到巴西，再从巴西飞回中国。连续一个星期，几乎全是在上万米的高空度过的。
当然，还有比累更令他难受的事情。
1986年，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去加拿大考察，与某卫星公司洽谈有关发射的问题。按国家规定，出国考察人员每人每天费用只有五十二美元，显然不可能去住四星级、五星级的宾馆。因为这样的宾馆，一晚上就是二百五十美元。他和代表团成员只好住进了加拿大最普通、最便宜的旅店——“大马店”。
有一天，乌可力打电话向那家卫星公司联系，希望能派车接他们去公司洽谈。那家卫星公司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乌可力把住址告诉对方后，那家公司并没有来人，而是只派了两辆出租车过来。
更气人的是，他们到了公司后，别说公司董事长出面接待，就连一个副经理也没露面，只派了一个科员出来应付了几句，便起身“送客”。
在回来的路上，乌可力一言不发，心里生着闷气。出租车司机是位侨民，见乌可力愁眉苦脸，便问了一句：“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
乌可力一听司机会说中国话，一下多了几分亲近，说：“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这次来加拿大，是来谈发射卫星业务的。”
“什么？！你们是卫星代表团？”出租车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脸上露出惊讶与疑惑。
“怎么啦？”乌可力说。
出租车司机说：“坏了，这家公司把你们当成骗子了！”
乌可力愣了：“什么，骗子？不可能，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怎么会呢？”
出租车司机这才说道：“你知道你们住的大马店，是咋回事吗？”
乌可力说：“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便宜。”
出租车司机说：“加拿大的大马店，是过去赶大车的马夫住的地方。你们想想，哪有堂堂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住这种地方的？瞧你们这副寒酸样，他们能不把你们当骗子吗？”
听罢出租车司机的分析，乌可力恍然大悟。本想发泄一通，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乌可力跑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找到大使说：“由你们大使馆出面发请帖，明天我要请客！”
大使见乌可力脸色不对，忙问：“怎么了？请什么客？”
乌可力说：“我要把加拿大所有大的卫星公司的总裁全部请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到底是地道的正牌货，还是江湖骗子！”
第二天，加拿大各大卫星公司的总裁准时来到大使馆。中国驻加大使和乌可力等，依次站在大使馆的门前，同前来赴宴的大老板们一一握手。
席间，乌可力端着酒杯，故意走到冷落他的那家公司总裁的面前。翻译忙向那位总裁介绍：“这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副团长乌可力先生！”乌可力举起酒杯，理了理贺龙式小胡子，说：“总裁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幸会，来，喝上几杯！”乌可力说罢，一仰脖子，咕咚咕咚，一连灌下三大杯。
后来有人说，单凭乌可力那喝酒的气势，便把对方震得目瞪口呆！
第二天，那家公司的总裁给乌可力打来电话，要回请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并在电话里简单表示说，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
是的，五年奋斗，五年辛酸，五年风风雨雨，五年坡坡坎坎。今天，中国终于签订了第一个正式发射合同，乌可力当然欣慰不已。
于是，乌可力又端起酒杯，走到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先生跟前，十分感叹地说：“来，薛先生，为了今天的合同，为了下一步合作成功，我俩再干一杯！”
“好！”薛栋先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薛栋先生斟满一杯茅台，高高举起，乘兴向在场的各位嘉宾和新闻记者宣布：“各位女士、先生，中国是火箭的故乡，‘长征号’系列火箭可靠性强，有很高的信誉。我愿意在此宣布，我们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亚洲一号’卫星，将在明年初由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到预定轨道！”
薛栋先生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
然而，正当“亚星”的发射工作逐步往前推进时，1989年那个火热的夏天，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
于是，本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发放的卫星出境许可证，立即遭到冻结。
没有许可证，美国的卫星不能插翅飞到中国，无疑等于取消这次发射。
而就在这时，国外有的卫星商乘虚而入，想从中挖走“亚洲一号”卫星；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也再次忍痛割爱，降低发射价格；甚至有的客商还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从中国手上夺走这颗卫星，另找发射的主人！
这对中国无疑又是沉重一击！
几年来，为了拿到“亚星”的发射许可证，中国外交部、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航空航天部以及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等，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和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做了大量难以描述的工作。
几年来，为了拿到“亚星”的发射许可证，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远渡重洋，找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大使，让他们向本国政府反映中国的情况，然后该国政府再向巴黎统筹委员会反映中国的情况，最后好不容易才形成国际舆论，促使美国政府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同意发放“亚星”的许可证。
可万万没想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看就要进嘴的一块“肥肉”，又化作了梦中的泡影。
13，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1989年的12月13日，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可喜的日子。
这一天，经中国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有关当局联系后，孙家栋副部长就“亚星”的许可证一事，专程赶往美国，同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以及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克里斯托弗·C.汉金先生进行会谈。
1989年10月5日，林宗棠部长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号楼，同美国大使和美国科技参赞就卫星许可证一事，进行过一次专门的会谈。美方当时表示，对中国的心情表示理解，愿意及时地将中国的意愿转告美国政府。
但是，由于离合同所签订的发射日期越来越近，而且“亚星”许可证又是有期限的，所以为防止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孙家栋副部长决定再次亲赴美国，促使“亚星”许可证尽快得以落实。
孙家栋同美方的这次会谈，是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双方都显得真挚而坦率。
会议一开始，罗伯特·罗埃先生便坦诚地说：“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不能只与行政当局打交道，还要和议会打交道。美国期待中国采取步骤的信号，这将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愈早发生愈好。人民之间误解的消除，将有助于政府、议会间了解的增进。”
片刻，罗伯特·罗埃先生继续说道：“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人们在旧的一年快结束时都愿意进行反思，愿意做出妥协。如果采取某种步骤，对于中美之间的友谊的恢复是太重要了。我们期待着能到中国去访问。”
接下来，国务院代理助理汉金先生说：“我们非常清楚‘亚星’许可证的期限，目前高层正在做决断。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但具体发放许可证的日期还不太清楚。本月15日发放‘亚星’许可证的时限，是一个大约的时限。我们正在考虑，最高层也在积极考虑，在此特提请中国政府予以注意。”
孙家栋听了美方的发言，首先表示感谢，然后强调说：“‘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的发放，牵涉发射场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的安排与实施。为了确保明年4月能够发射，卫星必须在2月运往西昌发射场，现在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孙家栋说完，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最近美国已派特使对中国做了访问，会晤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这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我希望能按他们商量的意见，一步一步地去做。”
最后，罗伯特·罗埃先生表示，“亚星”许可证一事，一定尽快予以答复。
会谈结束后，罗伯特·罗埃先生当即向美国国会做了报告。
据说，当美国政府最后商定是否给中国发放“亚星”许可证时，会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值此关键时刻，布什总统起身走到窗前，沉思片刻，而后望了望东方，转身轻轻说了一句：“我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于是，1989年12月16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正式宣布：
布什总统今天批准了“亚洲一号”卫星（及其他两颗卫星）的出口许可证。这项决定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的，因为它将为美国公司赢得三亿美元的生意！
kfYV3CVOqu5RygoNDVhFXYgR7MVO7+MK1n+KdMT6Vtc9XpQgYuCWHP5REKg40ddUbIZxKO3XZlXwIziPYIz09g==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