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护送升降平台

    西昌机场。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机场。倘若你身临其境，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机场，还是机场。实在太大了，只是因为被闲置在了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它才缺了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氛围。

    西昌机场位于离西昌城约六公里的天王山下的小庙乡，故俗称“小庙机场”。小庙机场始建于1932年，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修建的军用简易机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征调西昌、冕宁、普格、德昌等地一万多名民工，将机场改建成七百米乘五十米的泥结砾石跑道，开辟了飞机疏散道，还利用天王山的地形挖掘了几十个飞机掩体战壕。1940年，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一条重庆—成都—西昌—昆明—重庆的环形航线，同时也作为国民党空军的疏散机场。1958年，正式开辟了西昌—成都的航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备战备荒，小庙机场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地，又有了一番重大的扩建。据说，小庙机场的扩建计划，还是当年的“林副统帅”林彪亲自审核批准的。

    一位曾经参加过机场勘测工作的参谋告诉我说，西昌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降落一百八十吨至二百四十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

    西南民航局的局长说，西昌降落波音747飞机，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此时此刻，在西昌机场恭候飞机驾到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问题：这架第一次降落西昌机场的波音747，今天能安全着陆吗。

    为了保证机场的绝对安全，四川省公安厅和卫星中心保卫处的保安人员以及凉山州、西昌市的数百名公安干警，在这天早上7点之前，便全部进入各自的岗位。机场的四周，上百名武警战士早已筑起一道威严的绿色人墙。

    而中美双方的指挥官和工作人员，是早上8点前到达机场的；担任“亚洲一号”卫星装卸、运输的专业操作人员，则是在卫星中心计划部于泽荣主任的亲自指挥下，于昨天下午5点，就提前进入了机场。

    此刻，减震平板运输车、卫星密封运输车、大型平板拖车以及十五吨大叉车等十八辆各种运输车，已按规定位置一字摆开，等待波音747的降临。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的右侧，一个长十一点六米、宽四点一米、高三点九米、重二十四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小楼阁。

    这座“小楼阁”，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

    升降平台，是机场专门用来装卸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

    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飞机上卸放到地面，就必须要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

    但是，当时的西昌机场，没有这种大型升降平台。

    怎么办？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首要而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星”就不能起运。

    成都没有，重庆没有，云南也没有。

    “找，全国找！哪怕大海捞针，也要找到它！”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指示说。

    于是，涉外运输协调组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寻访和调查。最后得知，广州有一个。民航局当即决定，从广州调用。

    但有关人员赶到广州一看，这个升降平台按运输标准，既超宽，又超长，还超重。无论用汽车还是火车，都无法从广州运到西昌。

    后民航局提供信息，说北京首都机场也有一个。但如何从北京运到西昌，也是一个大难题。

    如果用火车运输，正值春节前夕，春运本来就十分紧张；加之设备超限，运输过程肯定相当艰难，万一运输途中有个闪失，怎么办？

    此事很快惊动了铁道部，也惊动了交通部。

    后来，涉外运输协调小组与铁道部紧急协调后，果断决策：特批一辆专列，将升降平台从北京护送到成都。

    于是，1月16日晚，载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了。在北京、西安、成都三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单机牵引，经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但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

    飞机空运，肯定不行；继续动用专列，也不可能。因为从成都到西昌，沿途山高路险，隧洞甚多。仅凉山境内，就有隧洞一百五十七个，共长一百三十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洞，竟长达六千三百七十九米！几经计算，火车路经隧洞时，即便将隧洞两边的路灯等物体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遭刮碰，根本过不去。

    怎么办？升降平台必须及时送到西昌，因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迫在眉睫：倘若升降平台不能如期送到，“亚星”便不能按时起运，从而将影响整个“亚星”发射的进程。

    后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输。

    汽车运输，并非上策；但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能运载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

    找，全国找！

    目标总算发现：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大拖车。

    于是，大拖车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

    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

    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三个自治州和八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做好沿路护送准备工作；

    于是，1990年春节前三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由三十一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

    十二辆摩托车兵分两路，率先开道；后面紧跟的是开道警车、清道车和指挥车；接下来是载有升降平台的大拖车；最后压阵的是十几辆工具车。风雪中，队伍小心翼翼，浩浩荡荡，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概。

    成都至西昌，全程五百多公里。一路山势险峻，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公路；且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闪失，必将车毁人亡。

    尤其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故山高谷深，水急路险，历史上曾被称为旅行的“禁区”。1943年夏，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来凉山时，在《考察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手脚爬行，好像四脚的动物。每举一步，都要花上几分钟。出行三日，还不到七千米……

    路之艰险，可想而知。

    及至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修通了川滇公路，但后因公路长期失养，到1949年，车辆已无法通行。

    因此，凉山地区的运输后来只好完全依赖驿道和人背马驮，而渡江过河则全靠原始的索桥。当地山民因行路艰难，掉下悬崖、跌进河谷而断送性命者，不计其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据可查的，仅一个县的某一个路段，因行路难而惨遭身亡者，便有三十八人！

    不难想象，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异于在走钢丝。

    驾驶载有升降平台大拖车的司机，叫许士龙。

    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也是一位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相当出色的年轻人。一米七五的个子，穿一件黑色夹克衫，留一个短平头，稳重而精悍；特别是走起路来，给人一种踏实而可靠的力量感。

    许士龙从昆明开着大拖车到成都的路途上，同他一起出来执行任务的一辆工具车不幸翻车，给他心灵造成极大震动；而他带的三条防滑铁链，也在途中全部折断。所以车队从成都出发时，他一家伙就带了八条防滑链。而就在车队出发后的第二天，他在路上还亲眼看到一辆解放牌汽车跌下悬崖，当场造成三人死亡！

    令人欣慰的是，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县长、公安局局长、武装部部长，全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接着再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衔接，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局长亲自交班。

    为了保证车队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至西昌，沿途都有众多公安和交警；所有南来北往的各种大小车辆，一律禁止超车、会车。而且，沿途的筑路队和抢险队时刻待命，一旦遇上险情，立即实施抢修，抢修一段，车队前进一段。

    四川的乡区，都有赶场（赶集）的习惯。由于担心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人多而使车队受阻，于是当地政府下令：车队通过场镇这天，附近老百姓一律停止赶场！

    问题是，年关就在眼前，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想利用节前唯一赶场的机会，去卖点大米、白菜、柴棒什么的，然后换回点过年钱。现在当地政府下令不让赶场，老百姓愿意吗？

    没想到，当老百姓得知西昌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有一个“洋机器”要路过当地场镇后，到了赶场这天，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连原本要去赶场的人也放下了菜篮和背篓，拿起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架桥，确保车辆顺利通过。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天听说车队要路过场镇，一大早就煮了一篮子本要去赶场卖掉的鸡蛋，然后背着小孙女守在路旁。当车队来到时，她用一双长满冻疮的手，把一个个热鸡蛋硬是塞到车队每个人的手上。

    而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的老大爷，这天也捧着一瓦罐茶水早早就蹲在路口。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唠叨：“咳！活了八十二岁，还从没听说过不准赶场。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把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

    这就是西昌的老百姓。当年，在长征途中，他们护送红军安全脱险；今天，在进军太空的路上，他们又护送航天大军平安闯关。他们的日子尽管至今依然贫困，可当国家一旦需要时，捧出的总是一颗热乎乎的心。

    然而，大年三十这天，当车队在饥寒交迫中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地方时，却被挡住了去路。

    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腰处。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路的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横贯脚下的，则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而地面的路宽仅有二点二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便只剩下四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比大拖车要宽得多，一旦经过，不是刮着岩石，就是跌进河谷，根本无法通过。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恰恰就在这里。旁边的一块野地，便是当年石达开的娃娃兵安营扎寨的地盘。

    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还要再度重演？

    车队总指挥袁广泉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上，双手抱着脑袋，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急得直落泪。

    后来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炸山！

    于是，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公里之外弄来炸药，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

    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

    车队行至西昌冕宁泸沽镇，正值大年初一中午，当地老百姓正各自忙着准备年饭。听说发射卫星的车队人员还没吃饭，老百姓马上把自家的香肠、腊肉和鸡鸭鱼等纷纷送到食堂；开饭馆的个体户厨师，也主动跑到食堂做饭炒菜。当车队人员提出要给做饭的师傅们钱时，师傅们说：“要给钱，我们就不干了！”有的老百姓还说：“这个年头，钱顶个屁用，良心比啥都值钱！”

    车队全体人员，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乎乎的“百家饭”。

    1990年1月27日即大年初一下午5点，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十个系统、二十二个部门和数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安全到达西昌！

    当历经坎坷与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时，护送升降平台的车队全体成员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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