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和波兰的界河——奥得河不远处，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小岛，叫乌泽多姆岛。在这个小岛的北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当地的德国居民称它为“佩内明德”。
佩内明德，是世界现代火箭的摇篮。
或许是长期以来，火箭在战争中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太重，当历史跨进20世纪20年代后，西欧几个先进国家的一批科学家，把兴趣转到了宇宙航行上，开始了对液体火箭——现代火箭的研制。于是1926年，美国的戈达德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
但真正的现代火箭，起步于德国。
早在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着饿着肚子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时，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却领导着一批科学家成立了德国宇宙航行协会，并开始了对宇宙航行的探讨和现代火箭的研究。
众所周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对德国的军备必须进行限制，不准它发展重炮和坦克等常规兵器。但国际组织的首脑们却偏偏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限制德国武器发展的项目中，没有火箭。于是1930年，狡猾的德国陆军便奉命接受了研究液体火箭的秘密任务。
1942年10月3日，一枚火箭从波罗的海之滨冉冉升起。火箭垂直飞行四点五秒以后，再拐弯沿着东北方向飞去。第五十八秒时，发动机关机。第二百九十六秒时，火箭在海上溅起了欢腾的浪花。几小时后，德国海上保安部收到渔民的报告：发现一架奇怪的“飞机”跌入大海，地点在乌泽多姆岛东北一百八十公里处。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现代火箭。它用酒精和液氧做推进剂，起飞重量为十三吨，发动机推力为二十六吨，能将一吨重的弹头送到二百六十公里远。
这枚火箭发射成功后，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还特意替它取了个名字：“V-2”火箭。“V”在英语中是胜利的意思，在德语中则是“复仇”的第一个字母。
德国的“V-2”火箭的成功，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它的设计者，便是二十七岁就给希特勒上过火箭课、后来被称为“现代航天之父”的布劳恩！
1945年5月5日，苏军攻占了佩内明德，将留下来的德国技术人员和图纸资料以及机器设备，全部运回了莫斯科。同时，美军也占领了德国的诺德豪森地下工厂，将布劳恩等一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三百节车皮的资料设备，全部带回了美国。于是，德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火箭，被苏美两国连人带物，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两国在德国人火箭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现代火箭，并将现代火箭推向了一个高峰。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从此，人类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落在了火箭的肩上。
火箭从战争的血野，跨进航天的大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然而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近百年来，几乎没人见过火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但那无数珍贵的战利品，比如德国的火箭专家和火箭的资料设备，中国只能望洋兴叹，连一份皱皱巴巴的草图也没捞着。
结果，本是最先发明了火箭的中国，只因长期闭关锁国，加上百年苦不堪言的外来侵略，最终落得个火箭断子绝孙的下场！
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疾驶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装，脖系花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迎风伫立，目视东方。
中年男子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直到一轮太阳跃过海面，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中年男子这才轻声叫道：“瞧，那是中国的太阳！”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赴美求学。第二年投师当代力学大师卡门的门下，参加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开始了对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的研究。后来，他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并被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公认为力学界、应用数学界和火箭技术的权威学者之一。
1955年秋，钱学森回国，第二年年初，便向周恩来呈上一份报告——《建立国防工业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最早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
据说，周恩来接到这份意见书后，连续看了两遍。不久，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两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做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第二天，钱学森给全院讲的第一课是关于导弹、火箭的一般常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访问，专门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以别尔乌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历时三十五天的谈判，并于10月15日签订了著名的中苏“双十协定”——《新技术协定》。
“双十协定”规定，1957年至1961年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帮助中国培养火箭专业技术人员。
同年12月24日，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一百〇二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枚P-2近程地地导弹！
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两百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两百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
然而，由于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原因，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刚刚站起的中国，还要起飞吗？
离开了“老大哥”的中国，还能起飞吗？
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
邓小平表示：国家困难，其他工程项目可以适当下马，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不能下马，砸锅卖铁也要搞下去。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你们只要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部长的腰杆就硬了。
聂荣臻说：我们不仅要仿制导弹，还要自己设计自己的导弹。
而几乎所有的火箭专家也在心里呼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出中国的火箭！
三十年后，当我在航天部采访时，不少专家都这样说道：其实，中国的火箭是被逼出来的。本来，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明确了中国火箭发展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但后来，我们却硬是被逼着走上了一条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是的，那是一个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年代；那是一个令人惊叹、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是一个让人容易冲动、变得崇高的年代——民族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将无敌于天下！
1960年9月10日，即苏联撤走专家十七天后，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自己生产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接着，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又一举发射成功！紧接着，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饥饿，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转入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跋涉。
为进一步扩建导弹研制基地，国防部五院在北京的南苑、长辛店和永定路成立了三个分院，并从全国大专院校优选了四千名大学毕业生，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以及大批高素质的复转军人选调到各厂当工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刘传诗和吴之真两位副院长，就是当年选调去的军政干部。三十年后，两位老人向我谈起那段历史时，你一句，我一段，显得特别激动——
刘传诗：我开始去南苑时，连一个窝都没有，就住在原来日本鬼子修的一个破飞机库里。冬天冷，夏天热，一下雨还漏。几百人全挤在一块，臭烘烘的，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吴之真：1960年生活非常困难，聂老总动员各大军区支援这支火箭部队。沈阳军区的陈锡联派人送来了黄豆、苹果等食品，虽然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但为保证技术人员的身体，早点搞出火箭，政工干部都让给技术人员吃。那时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三十八斤，为了省点给家中孩子吃，我有时饿着肚子不在食堂吃饭。不过那时的人也真怪，啃白菜帮子，吃麦糊糊，肚子虽然空空的，但精神却很饱满。
刘传诗：那时候，从上到下，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非常关心。听说有一位政治部主任，还亲自给知识分子端洗脚水。办公室的电灯要保证多少瓦，都是有规定的，并且还要派人专门检查。有一次，聂老总听说知识分子的暖气不热了，就派办公室主任安东来检查。聂老总说：“你去告诉他们的领导，知识分子的手要是被冻坏了，我就找他们赔！”
吴之真：还有，对知识分子的时间，也给予了特别的保证。当时有不少社会义务劳动，但聂老总指示，知识分子不要去参加劳动。有一个研究所组织专家去搞秋收割麦子，回来还受到了批评。
刘传诗：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想多学点业务，但又怕说是“白专”。后来聂老总有个规定：一个星期只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工作，其他时间不得侵犯！记得有一次陈毅老总在一次报告大会上说：“什么是政治挂帅？你打球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球上；你搞导弹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弹上！”
…………
著名火箭控制专家、梁启超之子梁思礼回忆起那段岁月时，同样情真意切。他说：
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航天部，那时叫国防部五院，各院科研办公楼每晚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都自动加班或学习到深夜。那时候是没有加班费和夜餐的。政委等政工干部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大家早些回去休息，不要干得太晚。但是往往赶也赶不回去。这就是我们科技人员对航天事业的责任感，这就是为了冲破技术封锁而奋起的精神在鞭策着我们。当时同志们有一个口号，叫“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意思是说，要立志为航天事业贡献一生。在老专家中，有不少是在5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我1941年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升学，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开美国回来的。现在还有同学在美国。有一位同学在波音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待遇很高，有高级别墅。回中国访问时，国家领导人还要接见。可能有人问我，对比这些情况，有什么想法？我可以真诚地告诉大家，对当年回国，我一点也不后悔。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出来的火箭终于高高竖在了发射架上。从古代火箭到近代火箭，中国走过了千年的历史。能否从近代火箭一步跨入现代火箭的行列，关键就看这一步了。
非常遗憾的是，火箭升空刚十余秒，便一个跟头从空中栽落下来。
此次发射，彻底失败！
但失败的痛苦，变成了强大的推进剂。两年后，即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终于发射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了独立研制火箭的历史。
1966年，一场空前未有的“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
于是，中国的火箭和整个民族一起，被迫穿行在“革命”加愚昧的“枪林弹雨”之中。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也要逆风发射！
1966年深秋，一枚头顶着真正的原子弹头的火箭在西北戈壁滩发射成功！此次成功，震惊了世界，也鼓舞了中国航天人。
但，中国能造出发射核弹头的导弹，有没有本事造出发射卫星的火箭呢？
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先必须要有强大推力的火箭。而中国之前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虽然飞出了稠密的大气层，但还未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无法成为卫星的运载工具。这就需要多级火箭——每级各飞一程，逐渐加速，最后才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对中国的火箭专家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更何况，那是一个政治取代一切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那是一个抓革命、刷标语、喊口号、唱高调的年代！
然而，不管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火箭的子孙，就是火箭的子孙。
火箭专家梁思礼老人的回忆，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研制工作也没停顿。一边打派仗，一边搞科研，试验、生产，干干停停，困难很多，很不顺利。
有一次，需要进行发动机试车，因为打派仗，试验无法正常进行，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周总理甚至要求列出与任务有关的人员名单，命令不许揪斗我们，保证我们的工作条件。
那时，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从西德回来的七〇三所所长、材料专家姚桐斌就被活活打死了。周总理立即对我们六级以上的科技骨干采取了保护措施：集中住在一栋办公楼内，每天参加科研生产后，就直接回到这个集体住处休息，不能外出不能回家，连吃饭都由家里人送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火箭研制成功了。当然，那是很不容易的。
1970年4月24日，一枚三级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
这枚火箭，便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于是，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从此，中国火箭开始踏上了通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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