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乃是“八股文”。八股文也叫做“时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得做这种文章。它有一套极僵硬刻板的程式，从“破题”“起讲”到“后股”一段（也就是一股）一段地下来，不可稍有差池。题目都是从“四书”上出的，这也就是考生们的考试范围，必要背得滚瓜烂熟，不然试题看不懂，“破”不了，“起讲”也就无从讲起。“四书”上的话都是“圣人”的话，天经地义，容不得半点怀疑，做文是“代圣人立言”，就是顺了题目的意思往下发挥，你若不顺着说，那是找死。多少年下来，“四书”上的题目已出得差不多了，考官当然不能犯重，又要将大部分考生考倒，便要挖空心思想出些偏题怪题，于是有了所谓“截搭题”，就是不用完整的句子，只截取一半来做题目，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是孔子原话，题目出的却是“有事弟子”。这是光“截”的，有些“截”以外还要“搭”，就是取上句的后半句与下句的前半句凑在一起。观察、体验、思考一样都用不上，比现今的中小学生厌烦的命题作文又无聊得多了。
周作人既然已会做八股文，有了应试的资格，家里当然要让他去考场上历练历练。1898年12月18日，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参加了县考。次年1月发榜，鲁迅考了第37名，周作人则是484名。随后的府试鲁迅没有参加，周作人考了第197名。以后他又参加过一次院试，考了第53名，那一次，会稽县应取40名，这样他就“名落孙山”了。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做官的必由之路，不过周作人对自己的落榜也并不觉得很沮丧。让他最受不了的倒是考试这种形式，这以后他一再说到他对八股文的憎恶。
至少同考试一样烦人的，是家里的情形。杭州的一年多时间他初尝寂寞、忧郁的滋味，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无法恢复以往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了。在家里，鲁迅是最能理解他的，谈话投机，有事可以商量，可这时鲁迅却已到南京读书去了，他更感到孤单与无聊。一度他有了一个新的玩伴，是叫做“阿九”的，长他几岁，同他一起读书。阿九显然不是好好读书的人，比他大却还在读《幼学琼林》，所谓读书也是虚应事故，更多的时间还是游玩，在街上闲荡。周作人那时心情郁闷，又且读书已生厌倦，倒很愿意与他在一起。阿九身上颇有点江湖气，喜欢惹是生非，周作人那时正对《三侠五义》一类小说入迷，就觉阿九与书中那一流的人物有些仿佛。他跟着阿九在绍兴城里四处游玩，吃吃喝喝，有时也见识见识阿九如何同店家无理取闹，没事找茬。晚年的回忆录中，他称自己从阿九的种种言行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并戏言自己那段时间“差点成了小流氓”。那些“手法”何处施展过，他没说，他也并没有闯出什么祸来（阿九倒是真有些流氓气，也真闹出事来的，后来就是他把潘姨太拐跑了），不过那时与阿九在一起，他感到真是一种新鲜的经验。
但这段游荡的经历在他注定了只是一段插曲，他的性情与阿九毕竟两样，他也不能像阿九那样心安理得。一面终日游荡着，一面又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安，有天在日记里他自责道：“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终于他觉得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甚至想到要重回杭州祖父身边去读书。杭州那段生活留给他的印象如此糟糕，现在他居然动了此念，也就可以想见他对自己的现状是怎样不满了。
没想到他这边还未成行，那边祖父已奉旨准其释放，从杭州回到家里了。更没想到，将祖父接回家中，原是天大喜事，家里却从此不得安宁。在杭州伴读的那段时间，他已然部分地修正了对祖父的印象，觉得他并不怎样严厉，否则他也不会有再赴杭州的打算了，现在祖父却是故态复萌，原本性情乖张，脾气暴躁，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现在经了一场祸事，更是变本加厉了，他见了谁都不顺眼，动辄破口大骂，骂的话又极是难听，到激愤处，照例将拇指伸进嘴里，咬得指甲嘎嘎作响。周作人这时已没有了幼时的惊恐，有的只是鄙夷了。但这鄙夷却不是超然的，年轻人对丢人现眼的事往往容易作夸张的反应，祖父的詈骂虽不是冲着他来，他却真觉着羞愤难当。
比这更难堪的，是他每天得上街去买菜。虽然他后来说与小贩讨价还价之类，对他并不算什么难事，当时他却大约多少有点公子落难的感觉。要命的是，他得穿着长衫上街，大清早，上街买菜的人都是短衣，独他一人一袭长衫，挎着装菜的篮子，穿行于鱼摊菜担之间，众目睽睽之下，简直就是在向众人也向他自己提示他的寒酸落魄。他想脱下长衫，祖父却还不许，以祖父乖戾的脾性，他是拗不过的。在他看来，这真是无形的虐待了。
——也许都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可是有些时候，一些琐屑小事却比“大事”更是促使人们做出某种选择（事后看看，说不定还是重大的人生抉择）的迫切原因。“大事”往往是抽象含混的，小事却是具体的，时时逼上身来，要躲也躲不过去。眼下这些须每天要面对的琐屑的难堪让周作人实在无法忍受，他觉得这个家再也待不下去了。
鲁迅离开绍兴赴南京求学的最直接原因，便是不愿再与“衍太太”之流周旋下去。在鲁迅，“衍太太”似乎是庸俗的乡人的一个代表，《琐记》里写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S城人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周作人不像鲁迅那样愤世嫉俗，他回忆中的故乡并不那样丑陋，晚年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一篇谈《琐记》的就说道：“学堂诚然为S城人所诟病，可是这里边的人和他们究竟相去有多远，那也就很难确说吧。”显然他以为人是一样的庸俗，“天下乌鸦一般黑”，别地的人也不过如此。不过那是后来，当时他那样年轻，处在最敏感、最容不得沉闷无聊的时期，对周围的环境不可能有时过境迁后的那份心平气和。于是，他也想着“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生活了。
当然，他的逃离家乡与当时中国发生的“大事”也不是全无关系。民变，荒灾，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一系列的“大事”对台门内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与他的个人生活一时似乎也还看不出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它们已经侵入到他的意识中来。他的日记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方面的内容。虽然对外面的世界并无清楚的了解，不知这社会将向哪一个方向变化，但他已经感觉到大变动来临的气氛，生活也许将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
这时的周作人已不是过去那个“浑浑噩噩”的少年，他不得不想想未来，想想个人的前途。若是株守家中，其前景此刻似乎也就可以分明地看到了：既然科举已经废止，他在家读书已经失去了意义，经书文章，不能给他以出路。就在台门里做少爷，守着新台门的家业吗？从杭州回来后的这段时间里已经领略了那是怎么回事了。父亲早死，长兄在外求学，他若待在家里就要主事了，收租完粮之类，都成了他的分内事。他一直是在别人的照顾之下，这样的当家角色他只觉厌烦，难于应付，同时那些俗务，也与他的兴趣太不相合。何况这是怎样一份家业？
不管怎么说，他是决意要离开这个家了。往哪里去？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南京。鲁迅去南京后一直同他书信不断，祖父回家两个月后，他即给大哥写信，托寻找机会，也进学堂念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已经不单是过去在一起说笑淘气的玩伴，而更进一层，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了。他在信中道出心中的苦恼，鲁迅则不时地劝勉，激励他的志气。鲁迅曾寄诗给他，有一首写道：“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有一首和诗则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君问昊天。”鲁迅的诗里有股自强不息的豪气，周作人的诗里则有自怨自艾的味道，流露出对自己的不满，对大哥的羡慕。这首诗是1901年年初写的，这年冬天鲁迅回绍兴度寒假，其间二人自然有一番倾谈，周作人走出家庭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加坚定。鲁迅显然是周作人了解外面世界的最可靠的渠道，他又是最能了解二弟郁闷心情的人。回南京后他便积极进行，数月之后，周作人接到大哥来信，告知到南京读书的事已经办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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