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就知道蔡元培其人。蔡是绍兴人，长他十几岁，应算同乡前辈，既然蔡是清光绪年的进士，在家乡当然是大名鼎鼎。周作人幼年读书时就翻看过蔡元培准备科考的朱卷，也就类于今天读作文的范文罢，当时虽看不懂，却留下了“奇特”的印象。在南京上学的那段时间，蔡正计划在家乡办学务公所，托人请他帮忙，他因不想休学而谢绝了。1916年蔡元培回绍兴，曾到新台门访其时正做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周作人第二天又去回访，还两次去听蔡的演说。
周作人对蔡元培的道德文章都是佩服的。蔡民国元年在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停止了祭孔，出掌北京大学后又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都是非有过人的胆识不办的事：孔夫子千百年来一直被尊为“至圣先师”，要拆了他的香火，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经科，那是将四书五经当作宗教的教义来读，向来被视为最高的学问，现在改为文科，那就不是读经，而是文史知识的学习了。单凭这两样举措，像周作人这样受过新思想洗礼的人也就感到由衷地佩服。事实上若不是他废了经科，改为文科，也就没有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的机会。至于蔡元培待人的恳挚，礼贤下士、虚怀若谷，则从他这样做过总长的人登门拜访区区县教育会长的周作人，也就见出一斑了。蔡元培既对周作人有所了解，与鲁迅、许寿裳又关系不错，不管是论公事还是论私谊，周作人一定会想，同他共事，在北大教书，当是愉快的。
不想那一天适值蔡元培不在学校，也不在家里，周作人跑了许多路，在两处都扑了空。好在回到住所蔡已有来信，约好第二天在家相候。糟糕的是他首先让周作人领略的不是愉快，而是不快：因为是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新课，只好委屈他先上一点预科国文作文之类的课。周作人一听之下大为丧气，他以为事情已是板上钉钉了，不料却生出枝节，他是预备来做大学教授的，教预科则差不多是在教中学，更糟的是他对教国文作文既无兴趣也无把握。总之一切与他的预想相差太远了。虽然蔡元培极力劝他屈就，他见蔡那样诚恳也不好一口回绝，答应再加考虑，可是回来的路上他已打定主意，准备在北京游玩几天就回绍兴。
那几天心情郁闷，游玩也无很高的兴致，挨了六七天，便去北大向蔡元培请辞，顺便告知不久南归。之所以要等上几天，想来也是表示做了慎重考虑的意思。在校园里，他遇到了这时被蔡校长请来，已在学校里任教的陈独秀和沈尹默，二人都是初见，也都劝他留下，但他太失望了，去意已决，遂婉言谢绝了。
十几天前，就要从家里起程的前两天，绍兴的十四位同事在快阁给他饯行，现在没隔多久，他又要回去了，回到家乡，是否又得给他接风？这算什么事？可周作人并未去意徘徊。事情仿佛已成定局，他在北京的事业还没开始就要收场了。他还要在绍兴长久地等待新的机会吗？人到中年，又经历了这一次的打击，下一次他怕是不会“轻举妄动”了，那么，有可能就此株守家中，过一辈子退隐的学者生活？世事难料，人生难料，真还说不定。
幸而去北大请辞的第二天，他收到了蔡元培的信，信中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请他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月薪一百二十元。国史编纂处的前身是国史馆，乃是修国史的机构，现在因政府紧缩开支被裁撤，改归北大接办，请了几位历史家做研究，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周作人的职责便是搜集英文资料。显然，在这里编纂员是次要的角色，做的是辅助的工作，不论是地位还是收入，与周作人原先的期望仍有不小的距离。但蔡校长情辞恳切，而且图书馆里没有多少东西，这个位置可说是专门为他而设，如此挽留，再推辞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何况大老远跑到京城，一事无成地回去，又做什么呢？于是他答应了。
蔡元培一再挽留周作人，里面多少有些歉疚的意思，更因为他要将北大办成现代化的大学，实行“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方针，需用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是最难得的，而他知道周作人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一定庆幸自己为北大留住了一个人才，只是他恐怕不会想到，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了一位健将。这一点，周作人自己也未必料想得到，——假如真的打道回府，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将写下的，几乎注定将是别样的人生。
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国史编纂处的位置既是因人而设，工作自然并不繁重，他每天到图书馆四小时，也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须完成，办公室是间小屋子，四处堆满了旧杂志，让人觉着气闷。几个月的时间，他真正觉得有趣的时光只是在杂志里发现了几篇有意思的论文，后来他将其翻译出来发表了。实在说，那段时间他还处在等待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心境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来加重他的烦闷的则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两桩事。一桩是个人的：5月初他生了一场大病——好像有些规律性了，初到异地，他总是水土不服，到南京念书、到杭州做视学，都是与病为伍——头疼发热，高烧不退，起先以为是猩红热，弄得鲁迅忙着延医问药之余，心下很是惊慌，因为教育部里就有同事患了此病而至于不治。好在后来确诊是麻疹，鲁迅这才放了心，事后老是将人这么大没出过麻疹当笑话说起，很是释然的样子。若干年后鲁迅将这场病作素材写入了小说《弟兄》，寄托他的伤往之情，那时兄弟俩已经反目成仇了。
另一桩事是“国事”：周作人病愈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张勋复辟事件。北京是首善之区，政治中心地带，周作人没想到初来北京即遇上政治风暴，目睹了这一幕丑剧。张勋复辟时间虽然不长，却给了周作人很深的刺激。此前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但身在绍兴这样的小地方，并无多少切身之感，这一次却是大大小小的事都活生生在眼前上演了。出门见到到处飘着象征清廷的龙旗，街上张勋的辫子兵在抢掠，天上则是飞机的轰鸣，城里不时落下炸弹。他在辛亥革命时即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敢对民国的前途轻易乐观，经历了这一次的事变，他越发相信，“水过地皮湿”的革命是不足恃的，没有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国社会的病症绝然好不了，复辟事件不过是过场的闹剧，可“城头变幻大王旗”之事随时都会发生。那段时间，因担心受辫子兵侵扰，鲁迅和周作人避到了城东。鲁迅为示抗议，已辞去教育部的职务，弟兄俩除了偶或上街察看形势，便是在屋里喝闷酒，发牢骚，常喝得酩酊大醉。
好在很快地雨过天晴，很快地城中又遍插民国的五色旗了。周作人个人的前程也有了转机。外出避难的蔡元培回来主持校政，周作人教书事提上议事日程了，七月底他去找校长接洽，九月初，他接到了大学聘书，上写“敬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以下记着月薪二百四十元，以后可加至二百八十元等项。至此，他的北来才算上了原先预定的轨道。虽经了一番波折，结果总算不错，周作人心里很高兴，下面就要看他自己的了。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他没有拿过任何像样的文凭，就在这中国的最高学府里做了教授，但他也深知，在这样人才汇聚的环境里，不拿出点真本事是站不稳脚跟的，所以他工作得很卖力。大学与中学不同，要自己编讲义，他开的课是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这在国内是毫无依傍的，他也没有系统地学过，现在只好赶着看各种英文参考书。每星期的讲义要写满二十页稿纸，很是累人，没有经验，时间又紧迫，只有请鲁迅也来帮忙。通常白天他写好草稿，晚上交下班回来的鲁迅修改，斟酌字句并抄写出来。于是一周的稿子顺利完成，拿给学校油印。就这样一边编讲义一边授课，一年过去，讲稿集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这书后来作为北大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应说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西方文学史。
教着欧洲文学史，他更关注的则是中国的问题，还在日本从事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时候，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就是同如何让它们对国人的思想、文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他参加了“小说研究”小组，这是北大于系科之外设立的文科研究所下面的兴趣共同体之一，除了他之外还有刘半农、胡适。三人商定每月第二周、第四周的周五开会，会上请一个人做演讲。周作人做过的一次演讲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虽然说的是日本文学，他的目的却不是单纯的介绍——他希望通过日本的经验给中国的新兴文学指出一条路来。他认定近年日本文学取得长足进步皆因对西方文学的模仿，正因肯于虚心学习又善于模仿，日本文学才于彻底的模仿之后蜕化出了自己的东西。中国二十年来的文学毫无成绩可言，根子就在不肯真心地模仿别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是打定了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此他强调“模仿”二字的用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模仿”即是做到我像人家，而不是相反，要以人家为主，以我为宾，像描红一般不走样地学习。周作人当然明白“独创”的可贵，但他深知中国文学的积习太深了，稍不留神就滑入了“以夏变夷”的故辙，顽症须用猛药，而在他看来，“模仿”正是一剂猛药。这是第一步，走出第一步，中国文学才能走上新的方向。
要有不走样模仿，自然先要有靠得住的范本，所以他的结论是“目下切要的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翻译和翻译也大不一样，若是用林琴南的法子，把外国小说译得像中国的《聊斋》《子不语》，那么再加模仿实际上倒是转过头来模仿自己了。如果说严复、林琴南们在翻译的“信、达、雅”三者上特别强调“雅”，那周作人则以为最最切要的乃是“信”。他在一本译作的题记中正式提出了他的翻译主张，以为翻译肯定不及原本，也不像汉文，如果弄成像汉文一般有声调好读的文章，那就算不得“真翻译”，换句话说，他的主张是宁可不“雅”，不可不“信”，也可以说，“雅”了肯定就不“信”，难免成为“随意乱改的胡涂文”。
周作人是“真翻译”的身体力行者。他的翻译最与时人不同处便是“直译的文体”。此外，他在选什么来翻译也有独到的眼光，他翻译的作品多取自俄国和东欧弱小民族，因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东欧相通处却很多，因此他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较多，而这些作品通常都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像那一辈的许多人一样，有着多元的开放眼光，以为理想的文学应是百花齐放的，所以其他国家的作家，有着别样精神的作品他也译。一边译，一边他也在研究，不用说一些长篇的论文了，即使每篇译作后面的译者附记，也写得很认真，而且往往议论精当。
我们不难发现，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当年在日本的工作的继续，他的主张实际上早就由鲁迅和他提出并且实践了，而从选择的眼光到“直译的文体”，与那时都是一脉相承，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现在用的是白话，那时则还用着古文，“信”之外还讲究“雅”。那时他们的工作根本无人喝彩，眼下情形已大不相同，周围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北京大学里有一种浓烈的新文化的氛围，他的工作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同事钱玄同就在一篇文章里称他的译介“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胡适后来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至此，他的翻译主张已被许多人接受，而他也成了公认的翻译家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