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关系之密切，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关系远非一般的兄弟情谊可以形容，就以自家兄弟而论罢，他们两人由于年龄相近，学养相当，其关系就要比同老三周建人之间亲密得多。在外人眼中，周氏兄弟简直就是二位一体。两人学问上互相砥砺，译书做文的不分彼此，生活上的相互帮衬（更多的是鲁迅对他的提携照顾），前面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们对兄弟间的这份情感显然都很珍重，甚至将这情感涂染上了梦的色彩，希望她永久地延续下去。兄弟俩都是有些怀疑主义而不容易乐观的，可在兄弟之间的关系上，两个又都很理想主义。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们在八道湾买下很大的宅院，把母亲、周建人的一家都接来同住，加上各自的家眷，构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家庭，生活在一处，经济上也不分你我，钱都交在一处，大家一处吃饭，有钱大家花，——似乎是把他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投射到整个家里了。鲁迅对周作人鼓吹的“新村”一开始就不赞成，周作人自己很快也不起劲了，那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群的怀疑，这怀疑不包括他们自己，不管他们是否想到过，事实上对于他们，八道湾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新村”，——八道湾的大家庭生活不正是有点“空想”“共产”的色彩吗？不管社会上怎样乌烟瘴气，令人不快，他们总相信，八道湾有一小块明净的天空，在这里他们还可以找到人生的一点温馨慰藉，他们的梦也至少有那么一点寄托。
八道湾的生活确乎有一种和睦安谧、其乐融融的况味。自他们出生以后，周家一直在走下坡路，祖父入狱、父亲早夭，不住地卖地、典房，终至家产荡尽；鲁迅与周作人起先是为求学，后来是为谋生，一直四处飘荡，一家人总是天各一方。现在二人在社会上有了身份地位，阖家住到了八道湾，三代人生活在一起，虽谈不上什么“家道复初”之类的话头，但照旧的眼光，周家也确是有那么点“中兴”之象了。
八道湾的生活自有她令人愉悦的性质。书房里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有一种适于读书做文的静谧氛围；时或有同事朋友、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作座上客，清茶一盏，相对娓娓而谈。窗外则时有小孩的嬉戏声，给偌大的院子带来生气。到吃饭时，一大家子聚到一起围桌而坐，真也其乐融融。周作人素来是讲究“生活的艺术”的，他曾亲手在院中挖了一个三尺长、两尺宽的荷池，虽说从未长出半朵荷花，且此事成了全家人的笑柄，但他劳作之时，想必有类于他在日本“新村”田间掘地拔草时那样轻松愉快的心境，而八道湾在他的意识里也隐然是他的桃花源了。那时节这里的生活情调他虽没有向读者铺陈渲染过，我们于鲁迅小说《鸭的喜剧》的描述中倒也能感得几分。
《鸭的喜剧》虽是小说，其实记的倒都是实情，故事的地点，就在八道湾周宅里，文中提到的“仲密”是周作人的一个笔名，“仲密夫人”自然也就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故事的主人公则是照用原名的——便是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爱罗先珂是个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四处漂泊，到过许多国家，过着近乎流浪的生活，因为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在各国当局的眼中皆属不安定因素之类。1921年他因参加“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辗转来到中国，先在哈尔滨，后又到上海。鲁迅、周作人早知爱罗先珂其人，对他的遭际不用说是极同情的。1922年，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蔡元培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爱罗先珂主要是以世界语从事写作的）。他在北大教书时，就住在八道湾，确切地说，是和周作人一家一块住，一来他是盲人，生活需要照顾，二来他与周作人是北大同事，而周作人正好又刚刚自学了世界语。爱罗先珂初到的一段时间，许多地方请他以世界语做演讲，通常都是周作人作翻译兼向导。
最初热闹了一阵之后，爱罗先珂很快被冷落了，再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北大听他讲世界语的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学生。他是个很爱热闹、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在习惯于死水般平静的生活的中国社会里，不由感到一种身在沙漠一般的寂寞了。《鸭的喜剧》里就写到他对鲁迅抱怨在中国生活的寂寞。有一天晚上鲁迅去看他，他回忆起旧游之地缅甸，说那里夏夜的蛙声虫鸣如何的美妙，结末则抱怨北京连蛙声也听不到。鲁迅当然为言宽解，并说这时蛙声是有的，待到雨后更可听到蛙声响成片。想不到爱罗先珂很顶真地听了鲁迅的话，几天后还买了十几个蝌蚪回来养了。周作人原打算养荷的那个废池现在派上用场，成了蝌蚪们的新家。蝌蚪在池里游来游去，八道湾平添了几分热闹，爱罗先珂常踱到池边来访它们，盲人自然是看不见的，于是孩子们不时来向他报告“他们长了脚了！”一类的消息，他总是高兴地微笑道：“哦！”
爱罗先珂向来主张自食其力，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则应该种田。说起来这同周作人鼓吹的“新村”也是相通的。他屡次劝羽太信子养蜂，养鸡，养牛，养猪，乃至养骆驼。后来周作人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当然是羽太听了他的劝告，周作人想必也很觉有趣吧？后来爱罗先珂又买了四只小鸭，看着遍身松花黄的小鸭在地上蹒跚地走，互相招呼，院里老老少少都很开心，商量着买泥鳅回来喂他们：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它们时，在远处已听到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塘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它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生了脚的蝌蚪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的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唉，唉！……”他说。
——这是小说里的一个片段，里面有那位童心未泯的盲诗人的生动素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八道湾愉快和睦的生活的一斑了。周作人也写过记爱罗先珂的文章，其中写诗人住在他家的情形道：“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作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的兄弟（按指周建人）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能够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常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气道：‘唉，唉，真窘极了！’”
爱罗先珂在八道湾生活得很自在，当然是周家原本就有一种自在轻松的气氛，如果客人到的是一个气氛紧张、家人彼此戒备的家庭，也就自在不起来了。
爱罗先珂受不了中国生活的寂寞，待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便回国了，再也没有回来。但在寂寞之中，八道湾的那段温馨生活想必还是会给他干涸的心田一些润泽的。周作人其实也有类于爱罗先珂的寂寞之感：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始退潮，《新青年》同人都走散了，他深感在这无声的中国的寂寞，——“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在这样的心境里，八道湾的生活对于他多少有一点沙漠绿洲的意义吧？至少相对于他在社会上感到的那种疲惫、压抑之感，家庭的温馨可以给他某种慰藉。
当然八道湾这个大家庭里也不是每个成员都那么自在。老三周建人就有某种程度的压抑感。这压抑感是来北京后产生的，不过追根溯源，又得从很早以前说起。当年鲁迅、周作人都出去求学，先是南京，后到日本，周建人却一直留在家里，一方面经济上窘迫，要供三人在外读书实在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若三兄弟都离开，家中即无人支撑门面，祖父年高，父亲早夭，家中没有一个男丁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加以周建人自小生得瘦弱，母亲自是“最小偏怜”，于是他就留在了家中。鲁迅、周作人回国后在家乡待了几年，又先后去了北京，此时母亲、朱安、周作人的家小都在绍兴，他本人又与羽太信子的妹妹结婚，绍兴的一大家子还是他照应。为这个家他是做出了个人的牺牲的：到他长成的时代，社会上变化的情形已很明显，株守家中，个人不大可能有好的发展，他自己当初也想出去求学，不过后来听从兄长之劝，还是留在家里承担责任了。一样的三兄弟，两个出去了唯他在家自学，从某种角度说，是有点不公平，两个哥哥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鲁迅回来度假完婚，周作人准备赴日留学的那一次，鲁迅曾郑重地向他保证，将来他和周作人学成回国，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将来兄弟几个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
待到时机成熟，两位兄长果然兑现了过去的诺言，1919年全家迁到北京，一起住在八道湾，而且确实经济上不分彼此。周建人在家乡一直在教育界做事，若继续教书，也可养家糊口，到了北京则意味着失去工作。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一直在绍兴那样闭塞的小城，他的见识、学养自然无法与哥哥相比，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两个哥哥自然要为他设法，到北京的第二年就让他进了北大攻读哲学。上学不仅意味着没有收入，还需他人的资助，若是只他一人也就罢了，他还有妻子儿女，都只能指望他的。这一切都由大哥二哥毫无怨尤地承担了。既然他以往为家做出了很大牺牲，现在这样，倒也合情合理，可周建人自感现在是哥哥养活他们一家，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他的北来因此更有“投奔”的味道，他也就越发有寄人篱下之感了。
大家庭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琐事构成，整日生活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一碗水要端平实在是难。虽说是有钱大家花，可八道湾是信子掌家，钱都交在她手里，两个哥哥待他不薄，不会拒绝他的要求固是一方面，但他既是没有收入的人，又有那样一种心理，当然不愿随意开口，相形之下，周作人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他这一家则要拮据多了。糟糕的是芳子因此心理极不平衡，深怨丈夫无能，让她在家里抬不起头来。芳子在绍兴同周建人结婚后，两人感情还算不错，但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给芳子很大刺激，从此她就常发癔症，脾气也大坏。她和信子是姐妹，原是亲密的，现在看到信子掌家，阔绰花钱，未免眼热，自己似乎就低了一等。这样的处境，她都归罪于丈夫的无能，初时是冷眼冷语，后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有一次周作人周建人两家准备出门游玩，周建人想他自己当然也要跟了去的，不想走到车子门口，芳子冷了脸对他说：“你也想去吗？钱呢？”
他和芳子的感情越来越坏，芳子的奚落加重了他在这个家里原本就有的压抑感，而他有苦难言——他的委屈，他的苦衷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向兄长启齿。他感到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太难受了，于是请求大哥二哥赶快给他找工作。1921年10月，经人介绍，鲁迅为他找了份商务印书馆的校对工作，几天后他即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启程赴上海了。
两个哥哥不愿看到这局面，他们当然知道小弟想离开家的原因，但对家中的矛盾，他们也是束手无策。鲁迅当年说过要兄弟在一起永不分离的，这决非虚词，可现在相聚才两年多的时间，三兄弟当中倒有一个离开大家庭了，这一去就跑到上海，还会不会回来，也就难说得很了。
周建人的离家是个不祥的征兆，不过八道湾的大家庭并没有因此陷入危机：毕竟，这个家里最重要的角色是鲁迅与周作人，在某种程度上，周建人只是二人亲密关系的陪衬，他的走开并不意味着大家庭的解体，也不会在两个哥哥的关系中投下阴影。他出走以后，八道湾很快恢复了它的平静，一年多以后，这个大家庭才无可挽回地解体了。
鲁迅与周作人何以又反目成仇了呢？事情来得很突然。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中很突兀地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何以“可记”呢？没有交待。不过既然鲁迅那晚不像往常一样与周作人在一处吃饭，那意味着二人有隔膜了。7月18日，周作人当面交给鲁迅一封信。二人住在一起，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说，似乎没有必要写信，鲁迅感到此举大不寻常。果然，那是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作人对大哥突然疏远冷淡地称起“先生”来了，这是从何说起？“蔷薇的梦”指的是他对兄弟情谊所抱的幻想，现在这幻想破灭了，信中的语气似乎传达的是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真的人生”则显然是指生活中令人不快的、阴暗的一面，而正是鲁迅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让他看见了他不希望看到的人生的这一面，说“不想责难”，当然是他认为他完全有理由责难鲁迅。鲁迅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呢？信中只字未提，也不想让鲁迅提起或是解释，大有“你做的事你自己清楚”的意思。但鲁迅读了信如堕五里雾中，一点也不明白。他想找周作人问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周作人没来，显然，周作人写信时已经打定主意要同鲁迅决裂了。
接下来是沉默的一周。真不知道这兄弟二人这一周是怎么过的，可以想见八道湾的大院落那一阵子笼罩在一种异样的空气之中，表面上仍是平静的，却又紧张压抑，令人不安。就这样在一个院子里形同陌路地过下去吗？鲁迅忍受不了了。7月26日上午，他到砖塔胡同去看房，下午就开始在家中收拾书籍，8月2日，他就带着朱安搬走了。
两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分手了。鲁迅后来又回过一次八道湾，那一次还同周作人在他一手缔造的那个家里碰了面，结果却是大打出手，且在外人面前破了脸。那是鲁迅迁出八道湾十个月以后。1924年6月11日的下午，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留在那里的书籍什物，刚进得西厢房，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即出来阻止，不单恶言相向，而且动粗打他，其后又打电话招来信子的哥哥重久及二人都熟识的张凤举、徐耀辰，羽太信子向他们大吐苦水，诉说鲁迅的罪状，而周作人也在一边帮腔。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扔去，幸得别人接住才未打中。又一说是周作人用一本书远远朝鲁迅扔去，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捡书。而对那些赶到想开头调解的人鲁迅则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来者无话可说，鲁迅默然取出书籍物件，也就离去。
周作人向来给人谦谦君子的印象，都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要说写那封绝交信时的周作人还与他一贯的作风相符，那么此番不单出恶声，而且还动粗，与他平素的作为竟是判若两人了。周作人何以如此失态？谁都不知道。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么要好的兄弟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而且她也看不出有任何先兆，知道同住一院的兄弟二人不说话以后，她对一位同乡说：“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鲁迅、周作人显然都没有对家里人细说此事的原委，对外人则更是闭口不谈了。于是失和事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周氏兄弟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一向又是那样亲密，此事也就特别引起了人们探究的兴趣。
一种经常被提及的说法是，二人的失和是由经济问题而起。八道湾大家庭是羽太信子主持家政，鲁迅的钱也都交到她手里。信子不知节俭，花钱阔绰，许多东西都要买日本货，不论大病小病，又都要请日本医生，所以虽然鲁迅、周作人的薪水加起来有六百多元，家里还是常常入不敷出（据说按当时的情形，三四十元钱即可维持一个三四口之家中等水平的生活，六百多元养八道湾十几口人，应是绰绰有余了）。八道湾大家庭里，周作人、周建人都有孩子，鲁迅则只有朱安一人，不用说他在经济上做出了牺牲，而且身为大哥，他很爱护两个弟弟，逢到家里钱不敷用，都是他出面举债，而这样的四处借钱，在他是经常的事，实在是不堪重负。他当然有理由对信子的持家方式表示不满，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隐忍不发，想自己不去计较总可保住家庭的和睦了。有时他也劝周作人说说信子，花钱得有点计划性，不能有一个花一个。周作人想必也向信子提起过，但结果也许往往是引来信子的大吵大闹。
这里有必要说说信子这个人了，因为她在兄弟失和事件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鲁迅和周作人后来都隐隐地流露过这层意思。鲁迅曾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题记后用“宴之敖者”作为笔名，又曾用以命名《铸剑》中的复仇者黑的人，他曾向许广平解释，这里面包含了“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赶出去”的意思（“宴”字可拆解为“宀”“日”和“女”，“宀”为家，“宴”即寓“家里的日本女人”之意了）。周作人虽没有明确说兄弟反目是由信子而起，然晚年却也大体认可一位学者的说法，那位学者引证的是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很熟识的许寿裳的判断：“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前一句话是有根据的，她和妹妹都患有某种说不清楚的癔病，也不知是否家族里有这样的病史，总之是一生气就发病，一发病就吵吵闹闹，弄得家里不得安宁。自嫁到周家之后，周作人待她很好，一来二人不是包办婚姻，自有感情基础，二来周作人一向对女性的处境怀有深切的同情，信子来到异国他乡，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更需照顾，三则他生性谦和，遇事总是容让的。知道信子有病后就更是事事迁就她了。信子是下女出身，没什么教养，与周作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碰到夫妻间有摩擦，周作人想来多有对方不可理喻之感，照他的为人，肯定是敷衍过去算数。鲁迅对信子持家的不满信子当然是知道的，她也就因此对大伯子怀恨在心了。正像鲁迅不便当面说弟媳羽太信子的不是一样，羽太信子即使对鲁迅“内怀忮忌”，也不敢坏了长幼之序，将她的不满对鲁迅表示出来，只好暗地里发泄。鲁迅的发妻朱安曾向人说过：“她（指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既然都不便当面说，当然就只有对周作人说，于是周作人无形当中处在了兄长与妻子的夹缝里，要扮演居间调停的角色。他是个不理俗务的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即使孩子在身旁哭闹，他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看他的书。像信子乱花钱之类，即使他自己有不满，恐怕也懒得计较，何况他自己于物质生活上也是很讲究的。但是鲁迅既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他就不能不过问，过问的结果是信子对鲁迅的敌意日甚一日，同他吵闹时，也许还伴随着对他在鲁迅面前显得“怯懦”的不满，于是他越发觉得他的日子不得安宁了。据许广平称，鲁迅对她说过，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然而果真如此，周作人在失和事件中又何以显得那样冲动，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呢？有一种说法是，信子曾向周作人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她又对周氏兄弟的朋友章川岛说过，鲁迅在他们卧室的窗下听窗，但章称那根本不可能，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另有一些材料说，鲁迅与信子的关系原本就非比寻常，二人曾经相好过，周作人一直蒙在鼓里，在同信子的一次口角中，信子将此事抖落出来，于是才有了周作人绝交信中“我昨日才知道”式的恍然大悟。
最后一种说法用来解释周作人的一反常态似乎是最说得通的，可是谁也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也许事情的真相永远也无法弄清，因为据说知道内情的徐耀辰、张凤举对此事一直三缄其口，而周作人（为什么要同鲁迅闹翻只有他心知肚明）将他日记中涉及此事最要紧的十余字剜去了，晚年写回忆录，他还是避实就虚，抄了一段旧文说明他的态度，其中说道：“……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面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话说得很费解，是循“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还是决意要“免俗”，保持住他的矜持的姿态？
我们千真万确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自从那封绝交信以后，周作人与鲁迅就彻底决裂了，而自那一次鲁迅回去取书发生争执以后，二人就再没有见过面。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长庚”，二人的字分别是两个星宿，过去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的迷信说法，谁知在周氏兄弟身上却成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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